首页 > 传记文学 > 胜利象征：朱可夫 > 第三章崭露才华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位于梁赞省的斯塔罗日洛沃的第1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遴选出的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由于朱可夫在旧军队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队列指挥课程主要由旧军事专家、旧军官担任，学员
的思想教育由政工部门负责。学员们学习十分努力，因为他们都懂得，学习的时间很短，而要成为称职的指挥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们以惊人的毅力用半年时间学习了正规军校两年的课程。到了8月份，各地的学员混编为学员旅，集中到克拉斯达尔，开始与弗兰格尔匪军作战，以提高实战能力。指挥部给学员们配发了崭新的装备和马具，朱可夫和同学们感到很帅气，一心想到血与火的战场上去表现一番。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期间，训练班开到了莫斯科。在这里，朱可夫有不少朋友和熟人， 还有他的女友玛丽亚。朱可夫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毕竟很久没有与女友相会了。朱可夫在 日记中写道："真想在开赴前线以前去看看他们，特别是我日夜想念的女友。"但由于连首长经常外出，朱可夫作为司务长总是被点名留下来负责，结果，一个朋友也没看成。他只好给他们各自写信说明理由。因为这件事，朱可夫与玛丽亚之间出现了不和，几经通信，未能协调。不久，玛丽亚就嫁给别人了，从此后，朱可夫再也没有见过她。在这件事上，朱可夫的表现算得上是像样的军人，却不是称职的情人。他对失去玛丽亚很难过，但他深知，爱情 是理解的产物，来不得半点勉强。失恋尽管对朱可夫是沉重的打击，但并未影响到他的工作。几年以后，他又遇到一位温柔的姑娘，名叫亚历山德拉，终于结为眷属。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名叫埃拉和耶拉。这是后话。
对弗兰格尔的战斗不是很艰巨。弗兰格尔是克里木地区的一个男爵。他在协约国的支持下，组成了一支拥有13万步兵和4500名骑兵的部队。弗兰格尔也清楚，想依靠这样一支力量重新展开反苏维埃的大规模行动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大量地补充军队。弗兰格尔认为，补充军队的唯一来源是哥萨克居住的地带，因为邓尼金的部队被红军击溃以后，几万名哥萨克军队带着马匹、装备流散回家。因此，他决定把斗争转移到哥萨克人的地域。红军看透了弗兰格尔的用心，下令尽一切努力做好哥萨克人的思想工作，帮助贫穷的哥萨克人渡过困难。学员旅也抽出大部分时间做当地哥萨克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修理房舍和农具，还给他们一些粮食和衣物。效果是很明显的。全部工作结束后，哥萨克人邀请他们参加欢宴，对他们说了许多知心话，并对他们的大力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学员们情绪十分高昂，对哥萨克的老百姓更加尊重爱护。朱可夫明显地感到老百姓对红军与沙俄军队态度的不同，深深体会到军民关系对作战的巨大影响。8月份，学员混成团被派去攻打弗兰格尔的乌拉卡伊将军的登陆队。不久又去攻打弗斯基科夫和克雷扎诺夫匪徒，在当地人民的大力配合下，很快就消灭了这股匪徒，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由于在与弗兰格尔部队的战斗中红军骑兵部队指挥员伤亡较大，亟待补充，上级指示从学员旅中挑选一批优秀学员提前毕业，迅速到部队任职，朱可夫也是其中之一。9月上旬，提前毕业的学员的毕业典礼在第9集团军野战司令部所在地阿尔马维尔城举行。自此，朱可夫成了一名红军正式军官。随后，朱可夫和其他毕业学员一起开赴部队，学员旅剩下的学员则受命追剿高加索山里的匪徒。
后来，朱可夫才得知，就在他走后不久，学员旅遭受到敌人的伏击，损失很大，很多战友还受到敌人非人的折磨。特别令朱可夫难过的是，深受他爱戴的团政委克雷洛夫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在朱可夫眼里，团政委是个十分优秀的干部。在帮助哥萨克的劳动中，团政委主动承担了最困难、最危险的工作：清理公用井。俄罗斯山区的井都相当深，团政委下到井底，憋得透不过气来，但他咬紧牙关，一点一点地清理。当把他拉上来时，差一点快憋死了。但他休息一会儿后，命令再把他放下井底。过一段时间，又把他拉上来。这样几下几上，一直坚持到把井清理干净为止。第二天，全团及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谈论着政委的英勇行为。什么是一名军官的权威?爱护士兵、身先士卒就是权威，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榜样。这个团政委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朱可夫的脑海里。
毕业后的朱可夫被派往独立骑兵第14旅第1团。这个团当时驻在诺沃热列利耶夫斯卡亚镇附近，负责肃清芦苇地带的乌拉卡伊匪徒的残部。团长是一名顿河哥萨克老战士，叫安德列耶夫，人称勇士和侠客。俗，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绰号。从安德列耶夫的绰号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豪爽的人。
朱可夫到团里报到时，安德列耶夫接见了他们。他看了看朱可夫的红裤子 (当时学 员的着装)，很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战士可不喜欢穿红裤子的指挥员。"接着 ，他更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战士多是过去的老兵，我们可不赏识没经过炮火考验的家伙。 "当他得知朱可夫不仅经过战火考验，而且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算放了心。
但是，"红裤子"的事还没有结束。朱可夫到了他的排后，命令全排成乘马队形集合。朱可夫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我被任命为你们的排长。我是好排长还是赖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赖战士，咱们将来走着瞧吧，而现在我想看看你们的马、战斗装具，和每个人认识一下 。"
战士们没有什么反应，有几个战士还故意盯着朱可夫的红裤子看。朱可夫明白他们的用意，立即说："团长已给我打过招呼了，说你们不喜欢红裤子，可你们知道，我没有其他裤子，苏维埃政府发什么，我就穿什么。你们应该喜欢红颜色，这是革命的颜色，它象征着劳动人民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代理排长阿加波夫是个善良的老实人。在会后他拿个花名册，给朱可夫逐个介绍全排30个战士各自的情况，特别是特点、脾气等，介绍得很详细、很诚恳。比如，戈尔什科夫游击习气很重，但很勇敢，冲锋陷阵总跑在前头，对他不能提高嗓门，要常给予表扬，可以同志式地指出他不正确的行为，但必须个别说，不能当众批。卡扎克维奇、科瓦廖夫、萨普雷金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三人都是能干的好战士，但比较调皮，而且贪玩，对他们可以而且有必要在队列前加以训斥，偶尔还可以吓唬他们一下，说把他们交给团政委。
对这些战士各自特点的介绍，使朱可夫受益不浅。他和战士个别谈话中，特别是与几个脾气古怪的战士谈话中，善于把握特点，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逐步消除战士们的戒备心态。到排里后的第5天，朱可夫率领全排参加肃清滨河地域残匪的战役。战斗中，朱可夫身先士卒，英勇果断，指挥有力。最后，匪徒全部被歼或被俘，而朱可夫全排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次战斗后，战士中再没人讨论朱可夫的红裤子了。不久，朱可夫即被任命为该团二连连长。
1920年12月底，第14旅被调往沃罗涅日省，镇压当地富农的暴动和科列斯尼科夫匪徒。这股匪徒很快就被打垮了，其残余分子逃到了坦博夫省，和以安东诺夫为头子的富农及社会革命党匪徒会合在一起。
安东诺夫青年时就曾因刑事罪流放西伯利亚，在1917年2月革命期间，他混上了一个县的警察局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到处安插亲信，培植个人势力。十月革命后，他对苏维埃政权十分仇视。1920年8月，他纠集一大帮匪徒，组成"安东诺夫集团军"，主要目的是破坏苏维埃政府规定的余粮征集制；杀害俄共 (布)代表和苏维埃政权的代表； 袭击小股红军部队；破坏铁道、仓库和基地，等等。由于安东诺夫的部队不与红军大部队作战，常常化整为零进行破坏，所以，红军部队几经围剿都未取得明显的成果。
1920年12月，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坦波夫省清匪司令部，下辖的兵力有32500步兵，近8000名骑兵，还装备有60多门大炮和400多挺机枪。在清匪司令部成立初期，敌人仍很疯狂。1921 年4月初，安东诺夫亲率5000人，歼灭了红军腊斯卡左沃的守备部队，其中有整整一个营红军被俘。考虑到形势的严重，5月初，苏维埃政府任命图哈切夫斯基将军为清匪司令部司令 。朱可夫和其他下层军官都听到过许多赞扬他的话，特别是赞扬他的战略才能。大家都为有这样一位有才干的统帅来领导而感到非常高兴。
朱可夫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将军，是在坦波夫的热尔迭夫卡火车上。当时，图哈切夫斯基正在与14旅旅长谈话，朱可夫也在场。在讨论了14旅当前的行动后，图哈切夫斯基又和指战员们谈话，他对于谁在哪儿打过仗，部队和居民的情绪如何，红军在当地居民中做过哪些有益的工作等情况，都十分关心。从他的谈话中，朱可夫看出他具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丰富知识和经验。对他很佩服，认为高不可攀。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讲述当时的情景时感慨道："当时我哪能想到，几年以后我会在国防人民委员部里讨论苏军战术理论原则时见到图哈切夫斯基!"
1921年5月底，歼灭安东诺夫匪军最激烈的战斗在沃罗纳河地域众多的居民点里打响了。清匪司令部副司令乌鲍列维奇，负责指挥混成骑兵群的行动。他亲自带领部队在谢尔多勃斯克、巴库拉、耶蓝地域，给敌人以重创。朱可夫所在的14旅打得也不错。这次清匪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有不少令人难忘的苦战。朱可夫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距热尔迭夫卡车站不远的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的一次战斗。
那是一个薄雾萦绕的清晨。根据侦察兵的报告，距村10～15公里地方发现敌人3000名骑兵。按照作战部署，朱可夫所在的第1团离开村子在左侧成纵队前进，2团在右面相距4～5 公里向前并进。朱可夫受命带领全连作为前队沿大路前进。
走了不到5公里，朱可夫连就与200多名安东诺夫骑兵相遇。在白刃格斗时，一个匪徒从侧面射倒了朱可夫的马，马压在朱可夫的身上，敌人乘机过来砍朱可夫的脑袋。指导员诺切夫卡及时赶来拼死相救，一刀劈死了那名匪徒，把朱可夫拖了出来。刚缓了口气，又发现敌人一队骑兵企图迂回到连翼侧，朱可夫下令展开全部火力阻止敌人，同时派人向团长报告。大约20分钟后，第1团奋力赶到并投入战斗。
令人意外的是，第2团遇到优势的敌人被迫后退，敌人利用这一机会，进攻第1团翼侧，第1 团处在了腹背受敌的困难境地。团长当即决定撤回维亚佐瓦亚?波奇塔村，将敌人诱至对其不利的地形，再展开攻击。朱可夫受命掩护全团退出战斗。敌人很快发现了红军的意图，便竭尽全力向朱可夫连猛扑。敌人原认为朱可夫连人很少，很快就会解决战斗，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朱可夫连配了4挺重机枪和1门76毫米的火炮，他们不断地变换机枪和火炮的位置，对敌人平射或抵近射击，把武器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敌人尸横遍野，朱可夫连也有较大的伤亡。
在后撤时，朱可夫亲眼看到他手下一名精干的排长重伤后从马上跌落下来。他强忍悲痛把连里所有伤亡人员装在拖机枪的爬犁和炮架上，带着一起后撤，以免战友的遗体被匪徒们糟踏。敌人咬得很紧，朱可夫连一直退到村里，还是撤不出去。朱可夫抱着一挺机枪向一股匪徒冲去，不巧的是，一发子弹又打死了他的马，成群的匪徒涌过来企图活捉朱可夫，朱可夫只能用手枪自卫。在这危急时刻，又是指导员诺切夫卡带着几名战士硬冲过来拼死把他救了出去。在这次战斗中，全连牺牲13人，受伤12人。
1921年夏季，安东诺夫的军队被彻底歼灭。这标志着敌人对苏维埃政权大规模有组织抵抗的终结。这场战争的胜利，对苏维埃政权来说，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胜利，苏维埃政府已深得人心。英国的霍克斯将军曾在当时写给英国政府的信中说到，打垮布尔什维克的百万大军是可能的，但是，当15亿俄国人不要白军而欢迎红军时，则对白军的援助是徒劳的。事实证实了霍克斯将军的观点。
胜利是来之不易的。苏共领导层及红军指战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时也在战火中更加成熟。后据历史学家查证，从1918年12月1日至1920年2月27日，苏维埃国防委员会召开了101次 会议，讨论了2300个有关组织国防及保障红军和海军的技术兵器、武器和给养等问题。所有 这些问题，除2次外，都是列宁主持的。此外，列宁与总指挥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亲自联系，在此期间，列宁起草的信就有600多封。但列宁和苏共中央又不包办下面的行动，给各方面军充分的自主权。
朱可夫印象较深的就有两件事。一是当列宁得知，某些军事工作人员对总司令加米涅夫所拟订的与邓尼金作斗争的计划有疑问时，他便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给红军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说："政治局完全承认总司令在作战方面的权威，请你对所有负责人员作适当的解释。"二是当总司令加米涅夫向列宁要求，事先能让总指挥部看到政府关于军事作战问题的一切训令草案时，列宁在报告上批道："我认为可以同意这一要求，并确定或者请总司令个人来，或者将训令草案交给他，以便迅速得出结论。"
国内战争结束后，苏共和苏维埃政府即着手和平建设。战后，苏联国内经济处于瘫痪状态，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处于极端衰落的境地。为此，苏共中央决定，减少军费开支，裁减军队员额，支援国家建设，并专门成立了委员会，由加里宁和捷尔任斯基负责这项工作。截至1924 年底，整个武装部队数量将由550万人急剧缩减到56万人。
苏共中央意识到如此大规模的裁军可能会"冲掉"军队中的精髓，于是，在1921年2月，苏共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中的**员停止复员。这样，就在军队中基本保留了一大批有能力、有决心献身军队建设的骨干。在大裁军中，朱可夫毫不动摇地留在了军队，他认为军队需要他，他也更适合在部队工作。
1922年6月，朱可夫担任骑兵第38团一个连的连长，不久就提升为萨马骑兵第7师第40团的副团长。这时，多数红军部队的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没有专门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也没有俱乐部、训练场等活动场地。部队都分散在村里，住在农民的家里，做饭用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但朱可夫和其他年轻干部一样，不在乎这些物质条件，他们基本都是单身汉，年轻力壮，精力充沛，干起工作来充满朝气，"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每天都工作15～16 个小时。
朱可夫的责任心和军事才能逐步为红军领导层所注意。1923年4月的一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朱可夫不明其中原因，他甚至有些紧张，怀疑自己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寒暄之后他突然问朱可夫，对未来战争怎么看，骑兵部队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
朱可夫有点脸红地回答说："如果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在旧军队所学的东西来教导部属的。为了能更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
师长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在房间里激动地走了几步后，很庄严地宣布，任命朱可夫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此时朱可夫年仅26岁。
同师长分手后，朱可夫很激动。因为这个岗位很重要，责任也很重大，特别是对立志从戎的人来说，团长岗位是取得成就必经的一个台阶。在苏军中，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艺术的最重要环节。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战斗需要各兵种协同动作。团长必须熟悉下属各个分队，必须着手在战斗中选择主攻方向，必须善于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方向。朱可夫认为，一个团长，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使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无论平时或战时，他在以后的各级指挥岗位上都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且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事实证明，朱可夫抓住了要害。5月底，营地基本建成了，全团有了一座构筑良好的帐篷营房区，特别是进行射击训练的场地堪称一流水平。由于设备齐全，经过紧张的战斗训练，全团战斗力有了明显增强。
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英雄盖伊这时已担任朱可夫的师长，他在上任后不久，就提出观摩朱可夫团的乘马队列训练和战术训练。对此，朱可夫"十分荣幸"，感到他们团"受到了重视 "。
校阅那天，盖伊骑着一匹全身乌黑四蹄皆白的马登上山岗。马的性子很烈，但盖伊用手和小腿不动声色地控制着马，很平静地观看团的演习，样子十分潇洒。朱可夫亲自指挥部队，起初用口令，随后用马刀，后来用号音。全团动作准确整齐，流动着一种铿锵有力的节奏。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进行冲锋包围，朝师长所在的小山岗冲去。盖伊十分满意 ， 还没等朱可夫报告演习结束，就高举双手哈哈大笑："我投降、投降。"他认为朱可夫团尽 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对演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朱可夫是个比较谦虚的人，面对师长的赞扬，他考虑的是应该怎么做才能防止由于获得成功而头脑发胀；如何才能学会师长对普通红军战士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同志式的态度，等等。别人是"吃一堑长一智"，朱可夫不仅如此，而且成功一次也"长一智"。在9月的军区演习 中，朱可夫带领全团及时准确捕捉战机，迅速猛烈地展开攻击，表现十分出色，受到了总指 挥图哈切夫斯基的高度评价。
随着红军建设正规化的深入，一大批红军指挥员的现有素质与军队建设需要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就拿朱可夫来说，26岁就当了团长，学历上只是上过沙皇军队的士官教导队和红军的骑兵指挥员训练班。朱可夫和一批从普通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指挥员，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理论上的不足。朱可夫压力很大，决心更大，他每天在团里的工作要用12个小时，此外，他又在 每天的日程上再加上3～4个小时自学理论，常常顾不上休息。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指挥员现代 素质，已是军队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广大指挥员的强烈要求了。
192年，苏共开始改组红军。主要目标是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并把军事科学的新发展吸收进去。在军事改革过程中，还改组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关，以伏龙芝为首的红军总参谋部真正成了红军的首脑机关。1925年1月，伏龙芝担任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军事改革的关键人物。他开始分步骤地起用内战时期作战积极的青年指挥员 以代替一些保守的旧军官。他十分重视院校教育，并将其看成造就指挥员的主要摇篮。
朱可夫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了自己。1924年7月底，盖伊师长建议朱可夫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朱可夫很轻松地通过了考试，并且名列前茅。和他同时入学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和叶廖缅科，这些人都在二战时期成为著名将领。这次上学，使朱可夫第一次来到列宁格勒。他怀着浓厚的兴趣走遍了十月革命战斗过的地方，看遍了全城的名胜古迹。当时，他绝不会想到，17年后他会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强大的德军，保卫了这座伟大的城市。
在一年的学习时间里，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张，大家都拼着命学。这些战场上过来的人知道，多学一分，部队就会少一分损失，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写着，"现在，当上了年纪的时候，回想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忍不拔、狂热执著的劲头，真是有些吃惊。"学习期间，军事科学学会让朱可夫做一个《影响军事学术理论的基本因素》的报告，这件事使他很为难。他没有干过这方面的事，不知如何论述。后来，在教员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朱可夫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军事学术报告。这篇报告登载在学校的刊物上。在这里，朱可夫不仅学习了军事理论，还通过沙盘作业、野外战术训练等活动把理论学以致用。
学习之余，朱可夫和同学们经常进行骑马竞赛。这些骑兵部队指挥官的精彩表演引来了众多的列宁格勒人前来观看，朱可夫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动作特别受大家欢迎，赢得了围观群众的阵阵喝彩。为此朱可夫十分得意。
朱可夫不爱循规蹈矩，总爱出些新花样。学习毕业时，他和其他三名同学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份报告，要求不乘火车而是骑马从列宁格勒返回明斯克。这之间的路程为963公里，计划走7 昼夜，这么远路程的集体乘马行军当时在世界上还没有过。朱可夫说他们准备创造一次集体乘马远行的世界纪录，主要目的就是检验一下自己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领导批准了他们的要求，但说明不能提供沿途的保养和食宿。但他们还是克服困难出发了
路途中，他们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特别是朱可夫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他只得骑一段马，再步行一段。第七天，他们终于到达了明斯克附近。当地的群众和朱可夫的战友举着红旗、打着标语，热情地迎接了他们。这次行动他们吃了不少苦，马匹减重8至12公斤，人员减重5至6公斤。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肯定，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 并准许短期休假。利用这一机会，朱可夫回乡看望了妈妈和姐姐，他的父亲这时已去世了。
回到师里后，部队的编制有所变化。师下辖的团由6个改为4个，其中朱可夫的39团已合并到第40团，而原41团和42团则合编为新的美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39团。这样一来，朱可夫和第42团团长萨维利耶夫两人中只能有一个留下任新编39团团长，另一个需调其他师。当时两人都希望留在本师，这一方面也是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上下都比较熟，便于开展工作。最后师长决定让朱可夫留了下来，他舍不得这个精干的团长走。朱可夫没有辜负师长的厚望，到了团里，和全团人员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朱可夫明显地感觉到，从骑兵学校学习归来后，能应付自如地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工作胜任多了，感到更有信心了。事实也是如此，朱可夫这一段的工作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
1926年初，骑兵第3军军长铁木辛哥和政委克罗赫马尔召见了朱可夫。朱可夫的师长、政委和政治处主任都在场，场面很严肃。铁木辛哥说，他们想让他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委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问朱可夫有没有意见。
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他希望能胜任这个职务。
几天后，朱可夫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单一首长制在苏军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这里有必要介绍几句。1918年红军创建时，实行政委和司令员的双重领导，一切指挥及作战命令都要由指挥员和政委两人签署。这称为"双长制"。1925年，伏龙芝主张军事改革，提出废除双长制，建立一长制，得到了军事委员会的认可，并下令执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项新制度并未全面实行，下面的抵触很大。因此，一长制只在指挥员为党员的部队实行，即：如果指挥员是党员，那么他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此外再给他配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如果指挥员不是党员，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仍由政委领导，政委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情况负责。朱可夫就属于第一种情况，而且这也是骑兵第7师的第一次尝试，可见苏军对单一制是很慎重的。从整个苏军历史看，苏军共采用过3次双长制，分别是1918年、1937年、1941年；采用一长制也是3次，分别是1925年、1940年、1942年。双长制与一长制的争论一直存在。
朱可夫担任团的单一首长后，滋味并不好受。他过去没有搞过政治工作，政治教养也距工作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但朱可夫十分信任党组织书记和政治副团长，善于推动他们去做工 作，而且他本人也抓紧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政治修养，这使得他的素质更加全面。苏联传记 作家斯维特里辛在说到朱可夫的成长过程时写道："朱可夫杰出的指挥才能，不断刻苦地提 高自己的修养，和经常关心提高他部队的战斗和政治准备，不能不受到注意。"
1927年春天的一天早上，朱可夫被告知布琼尼要到他们团来。朱可夫听后很高兴，也有些紧张。虽然朱可夫在布琼尼手下干了许多年，对这位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员的事迹很熟悉，但一直没有见过布琼尼本人。朱可夫问师长，他们应当怎样欢迎。师长让朱可夫自己定。朱可夫马上领会了师长的意思，即不搞什么隆重的仪式，按条令规定的仪式来迎接。
布琼尼来的时候，朱可夫和其他团领导都等候在司令部门口。朱可夫向布琼尼报告后，又介绍他的助手，然后问布琼尼，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布琼尼反问朱可夫道："你说呢?"
朱可夫立即领他看了战士的生活和工作。布琼尼表扬了朱可夫便离开了。
重要人物接踵而至。不久，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叶果罗夫也来到朱可夫团。他对朱可夫的带兵方式及团队的状况很满意，他还向朱可夫提了一些高层次的问题，朱可夫的回答也很令他满意。临别时，他对朱可夫提了希望，他告诉朱可夫，仅仅让指挥员学习战术是很不够的，他们必须学习战役学，必须考虑到，敌人一旦挑起战争，就要求许多指挥员有战役学方面的知识。叶果罗夫的话是有深意的，可以说是一种暗示。不久，朱可夫就提升了。这是后话。
作为团长的朱可夫，素质不仅全面，而且是有特点的。在所有军事课目中，他最喜欢战术，并"常常怀着特别喜爱的心情钻研它"。他带领全团军官多次进行示范作业和示教作业，提高军官的战术素养。朱可夫还特别重视在士兵中开展体育和锻炼。他从残酷的战争中深深地感受到，只有经过锻炼的体格健壮的战士才能承受战争的艰苦，整个部队的胜利取决于对每个战士的训练。朱可夫本人就十分注意参加体育锻炼，直至晚年，他都保持着健壮的体魄。这些特点使朱可夫更加引人注意。
1928年4月，塞尔基奇担任了骑兵第7师师长，这是一个很能干的指挥员。他接任后，立即全面展开工作，各方面都很有起色，赢得了全师上下的一致拥护。朱可夫感到，参加塞尔基奇领导的各次演习都使他深受教育，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在战役战术方面有很大提高，应归功于师长。朱可夫特别欣赏塞尔基奇对部队严格要求、对部队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深切关注的做法。他称塞尔基奇是"一个称职的教员，一个杰出的教师"。
塞尔基奇对朱可夫怎么评价呢?他在关于朱可夫能力的报告中写道："朱可夫同志是一个精力充沛的、果断的指挥员。由于他在教育和作战训练方面的工作，该团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要求的水平……作为一个团长和单一首长，他有良好的训练，应提前晋升为旅长。"
1930年5月，朱可夫被任命为萨马骑兵第7师骑兵第2旅旅长。他的好友、在列宁格勒学习时的同学罗科索夫斯基在此之前已被任命为7师师长。他们之间很了解，关系也不错。朱可夫任旅长的第2旅由39团和40团两个团组成。朱可夫一上任就对两个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意识到，39团是自己的老团队，自然比较熟悉、亲近，优点了解得多一些，但如果把39团作为40团学习的榜样，40团的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会不高兴的。于是，他努力去发现骑兵第40团的一切优点，即使是很微小的地方，也作为其他部队学习的榜样。他常常组织这两个团一起进行战术、射击及政治教育等活动，交流两个团的工作经验。
比如，有一次，两个团的党组织联席全会决定，通过进行训练法指导课，示范如何帮助落后战士转变思想。第一课由39团一个政治副连长主讲，他示范了与战士谈心等问题。然后，40 团的政工人员把一群最不守纪律的战士召集在一起，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了解这些战士不守纪律的原因。结果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战士不守纪律不是自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不了解战士的性格和特点，不能公正合理地对待这些战士的行为而造成的。朱可夫运用这种示范作业的方法，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朱可夫旅成了先进旅。
1929年底，朱可夫被派往著名的伏龙芝学院的高级干部深造班学习，这是朱可夫第二次入正规院校学习。这次学习朱可夫受益颇大，令他终生难忘。当时高级干部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教员们都是战术、战役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这时，正是苏联军事学科的形成时期。在这里，朱可夫得以读到了大量的军事著作，如刚刚出版的伏龙芝遗作《伏龙芝选集》( 伏龙芝已于1925年去世，年仅40岁)，沙波什尼科夫的巨著《军队的头脑》、《骑兵》，叶果罗夫的《消灭邓尼金》，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及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特别是《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一书中对坦克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描绘，引起了朱可夫 浓厚的兴趣。
在学校里，朱可夫仿佛掉到了一个广阔无垠的知识海洋之中，在兴奋之余又感到精力的不足，他描绘说，精神粮食已足够了，只是来不及消化。除了谈书外，高干班课堂还经常组织旨在培养创造精神的讨论，讨论会上常常爆发激烈的争论。同朱可夫争论最多的是戈尔巴托夫，他是骑兵第2军的一个旅长，是一个知识渊博、思维敏锐、富有辩才的指挥员。同他辩论，使朱可夫获益匪浅。在高干班里，朱可夫和同学们一起深入地研究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战役战术题目，进一步熟悉了现代武器及技术。
1930年春，朱可夫从高干班回到了自己的部队。他把所学到的理论用于实践，不断验证，不断溶进自己的创造，军事素养更趋成熟。1930年底，朱可夫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的助理，他得以从更高层次认识战役战术问题。但朱可夫得到通知时并不高兴，尽管骑兵监察部在红军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朱可夫认为他和第7师太有感情了，他已是这个和睦的萨马人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一员。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朱可夫最后还是服从了上级的安排。临行时，39团、40团的全体军官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师首长也应邀参加。会上，大家说了许多赞扬、肯定的话，令朱可夫深受感动。之后，朱可夫把全部家当装进一个手提箱，带上妻子和两岁的女儿前往莫斯科。
这时的骑兵监察部由布琼尼领导。朱可夫被指令分管骑兵战斗训练，主要是考虑到他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1937年3月，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下辖的各监察部和军训部共同召开了党员大会，朱可夫当选为党组织书记。
当时骑兵监察部除进行日常工作的检查外，还组织首长-司令部演习、野外演习以及交流军事训练先进经验的各种集训和作业。在监察部，朱可夫参加了制定各兵种和勤务部门的条令和教令的工作。这些条令属于红军的第二代条令，它们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要求把战斗看成是诸兵种协同战斗，认为战斗的胜利取决于诸兵种协同作战。同时，还规定了使用坦克、组织对坦克防御、对空防御和对化学武器防御，以及使用航空兵和工程兵的方法。这些条令反映了苏联军事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现代技术发展水平。
在监察部工作期间，朱可夫进一步接触到了当时任第一副人民委员的著名军事家图哈切夫斯基。1921年他见到过图哈切夫斯基，但那次没有交谈。经过几次接触，朱可夫对图哈切夫斯基十分敬佩。他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对军事科学的广泛知识是常人无法比拟的，他尤其对战术和战略问题有十分深刻的见解。比如：在1930年初，他就提出，苏联的头号敌人是德国，它正在准备大规模战争，矛头首先是针对苏联的。他之所以看问题入木三分、符合实际、富有远见，一是他对苏联武装力量各个不同的军兵种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十分了解，实践经验非常丰富；二是他在战略和战术方面得出的一切原则性结论，都是以国内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依据的。他始终认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武装力量的组织和未来的作战方法有决定性影响。
在1931年的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朱可夫听了图哈切夫斯基作的国防形势报告。在报告中，图哈切夫斯基把他正在写作的论文的一些观点提了出来，朱可夫听得如痴如醉，他称图哈切夫斯基是"伟大的军事思想库"，是"军事界杰出人物中的一颗灿烂的明星"。
朱可夫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有一次，他把拟制好的《骑兵战斗条令草案》提交图哈切夫斯基审查。图哈切夫斯基提了不少意见，朱可夫不止一次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最后，朱可夫不得不举手"投降"，因为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太有份量、太有说服力，让人口服心服。经 过图哈切夫斯基修改的这个草案，下发后受到部队的赞扬。
骑兵监察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决定将骑兵编制进行变动。新的编制是：骑兵师下辖4个骑兵团、1个机械化团和1个炮兵团。骑兵团下辖4个骑兵连、1个机枪连、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防空排、1个独立通信排、1个工兵排、1个防化排和有关后勤机构。机械化团配有BT-5式坦克。这样，骑兵部队的技术兵器和火器大大增强，已能用自己编成内的火器和用坦克突 击的方法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
这一时期，苏联军事学术取得了一项重要成就，即纵深进攻理论的诞生。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对敌人的整个战术纵深同时实施突击，以突破敌人正面；然后，立即将机械化部队投入突破口，并在空军协同下向敌整个战役防御纵深进攻，直至全部消灭敌军集团为止。这一理论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坦克、航空兵、炮兵、空降兵实施全空间、多方位的立体战争。这一理论在当时世界军事领域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朱可夫熟练地掌握了这一理论，并把它体现在新的战斗条令之中。
朱可夫在监察部的这几年，正是骑兵受到高度重视的时期。因为当时骑兵部队机动性好，军事素质高，战斗力强，大多数骑兵部队都驻在极为重要的战略方向上，责任十分重大。这样，朱可夫得以较快地掌握到现代战争的理论及技术，取得总部工作的丰富经验。
对朱可夫来说，又一个重要的时刻降临了。1933年3月的一天，监察部副部长科索果夫告诉朱可夫，已向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推荐，准备任命朱可夫为骑兵第4师师长，问朱可夫意见如何。朱可夫十分兴奋，他说担任这一著名的骑兵师师长职务，他感到非常荣幸。他内心知道，这个任命意味着领导层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骑兵第4师的情况。这个师的首任师长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该师是著名的骑兵第1集团军的核心，并且以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命名，所以，伏罗希洛夫对该师的声誉备加珍惜。伏罗希洛夫在该师的继任就是布琼尼，布琼尼曾率领此师出生入死，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曾写了一本名为《光辉的路程》的书，详尽描述了骑兵第4师取得的辉煌胜利。这个师还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有才干的指挥员和政工干部。
更换4师现任师长是有一定原因的。1931年以前，该师在列宁格勒军区。1932年，该师匆忙被调往白俄罗斯军区。由于换防仓促，各方面的设施都没建立，对全师的总体状况和战备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因此出了若干次事故。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没有好好分析原因，就把此事报告了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很不高兴，把这一情况转告了布琼尼，要他物色一个新师长。布琼尼对朱可夫十分赏识，力荐朱可夫，得到了伏罗希洛夫的认可。任职仪式是布琼尼主持的。临结束时，布琼尼激动地对朱可夫说："第4师过去一直是最优秀的骑兵师，它将来也应当是最优秀的骑兵师!"
于是，朱可夫又带上全家，在阳春三月里，走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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