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胜利象征：朱可夫 > 第四章热爱坦克
在军事上，也许只有对手才会准确地了解对手。这份文件的评价基本是准确的，特别是关于朱可夫应用坦克的论断。让我们回顾一下朱可夫指挥机械化部队的最初经历。
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指出：由于装甲武器是一种新式武器，我们对它无论在战术运用上 (单独使用或与步兵、骑兵协同使用)或是最有利的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在1929～1930年组成常备试验机械化部队。
按照这一决议，在1929年首先就从白俄罗斯军区的骑兵军开始，每个师配置一个试验机械化团。朱可夫任团长的第39团被选中改为机械化团，他本人也成为第一批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官 。
担任这样一个团长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机械化部队的一切都是新事物。组织指挥、开展训练、处理问题，不能求助于军事手册，更多要依靠自己的直觉。朱可夫完全理解这一岗位对他的要求，他以极大的热情和上进心投入了这项创造性的工作。
他认为，坦克是复杂的机器，在使用坦克的部队，对后勤、维修、操纵等细节要特别地注意。他下决心要培养一种严谨细致、工作力求尽善尽美的坦克兵作风。他要求，除了在车间、汽车房或是坦克停放场外，禁止任何人穿工装，在任何时候都始终要穿规定的制服。作战车辆演习回来后必须立即擦洗得干干净净，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他还要求全团每个成员都必须把皮鞋擦得雪亮。
提了要求之后，朱可夫就狠抓落实。但抓落实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下细功夫、深功夫、苦功夫，朱可夫以罕见的耐心和克制态度来做到这些。他既坚定不移，又很讲究方式。他从不对谁大吵大嚷，从不斥责任何人，没人见过他发脾气或是勃然大怒，他靠得是以理服人、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别人。但如果认为朱可夫心慈手软，那就大错特错了。传记作家鲁斯兰诺夫说："如果规劝无效，为了维护部队的利益，必要时朱可夫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个人交给军事法庭。"朱可夫采取的原则很简单又很坚决，就是 ："如果你不会干，我们可以教给你；如果你不想干，我们就要迫使你干。"朱可夫的这种带兵之道，使他赢得了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指挥员的名声。有几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一天夜里，一个坦克连演习回来，大家都疲劳不堪，于是，连长请值日军官高抬贵手，允许将简单擦洗过的坦克停入场内，并保证第二天早晨一定彻底擦洗。值日军官经不起"蘑菇"，只好同意了。一个钟头之后，朱可夫来检查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值日军官竭力辩解说，战士们都已精疲力尽了。朱可夫气愤地训斥他，并说了一段很精采的话："愿意帮助同志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品质，但是，你知道，你并没有帮助他们，相反，你违抗了指示，还让他们违反军纪和命令。我和你一样清楚，他们确实很疲乏，擦洗有困难。但你知道，他们应征入伍正是为了经受训练，为未来经受严酷的战争作准备。演习之后的疲乏，和我们每个人在战时将要经受的体验比起来，简直是儿戏。你应当受到撤职和军法制裁，但我今天破例不这样做 。党组织将审查你的行为并作出裁决。那样可能对你有好处，然后再看还应给你什么处分。 "
朱可夫把连长叫来，让他负责要大家把坦克擦好报告他。两小时以后，坦克擦好了，朱可夫经检查认为合格后才让战士回去休息。他把连长留下，很严肃地指出他还不够成熟，不足以担任连长。并警告说，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绝不这样轻易放过他。
朱可夫提醒士兵擦皮鞋的招数更是新奇、有效。有一次，朱可夫在路上遇到一队哨兵，值日官向他报告后，他决定检查一下值勤哨兵们的军容。经检查他对大家的军容基本满意，但发现有一人皮鞋擦得不亮。他问带队的值日官认为那位哨兵的皮鞋行不行，值日官便命令这个士兵解释他的皮鞋为什么没有擦。
朱可夫打断他的："我问的是你，而不是他，我感兴趣的不是你的反应，而是你的意见 。光让战士解释一下，鞋也不会干净起来!"
值日官不知所措。朱可夫耐心地解释说："在这件事情上，重要的不是鞋没有擦，而是你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他可能由于疏忽没擦鞋，但你应当要求战士在值勤巡逻之前一律把鞋擦干净。问题是，看来团里除了团长就没有别人去帮助他擦鞋了。"
然后，朱可夫拿来一张小凳和擦鞋的东西，让这位战士把一只脚放在凳子上，十分认真地擦了起来，不一会儿，这只鞋就擦得锃亮了。朱可夫把刷子递给那位士兵，要他照这个样擦好，请值日官检查合格后，再向他报告。值日官这次认真极了，把两只鞋反复比较，认为确实合格了，才把鞋拿到团部请朱可夫看。这件事在全团传为佳话。此后，士兵们擦皮鞋就更卖劲了。
朱可夫这么严厉地要求部属，会不会造成官兵不团结呢?不会的。鲁斯兰诺夫写道："这样管理，朱可夫逐渐在团里造成了一种有秩序的气氛。团里的士兵并不害怕他，但大家都感到他有威信。他们常常不自觉地依靠他。"他这样做，使全团的凝聚力反而增强了。"大多数人都不愿离开这个团 。因为和朱可夫在一起比和别人在一起工作好干。他们可以向他学习，同时，他是有名的公正的指挥员，他对自己和对部下的要求一样严格。"
朱可夫的才能加上努力，使这个机械化团训练有素，作风优良，出现了勃勃生机，也为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建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他的师长、也是他的好友罗科索夫斯基专门写了一篇赞扬他的报告说："他是一名意志坚强行动果断的指挥员。他有充沛的创造精神，并很好地倾注于工作之中。他重视纪律，对部下要求严格，始终如一。在军事方面他有良好的训练。他热爱军事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由于他在作战训练方面的得力领导，整个部队在操练和战术射击及在全面进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再从朱可夫接到命令任骑兵第4师师长说起。对于担任第4师师长，朱可夫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他和妻子女儿坐上火车，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白俄罗斯。白俄罗斯有优美的自然景色，有奇异的森林，有湖泊、河流。朱可夫喜欢打猎、钓鱼，他们十分乐意回到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路途中，正是春季泥泞季节，妻子的套鞋不断地陷入泥中。女儿说不喜欢这里，这里没有人行道。朱可夫很动感情地说，这里多好啊，人行道和漂亮的广场只是暂时没有，将来会有更好的。
4师所在的白俄罗斯军区是苏联责任最重的军区之一，也是将来许多战时领导人的培养场所。它的花名册上有许多军官成为二战中最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如：铁木辛哥担任过军长；朱可夫、科涅夫、索科罗夫斯基都曾担任过师长；巴格拉米扬、马林诺夫斯基、库拉索夫都在 这个军区担任过职务。
担任一段时间的师长后，朱可夫更加认识到建立大规模坦克部队的重要性，认为应独立发挥坦克部队的作用。这时，苏军已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批机械化军。每个军编成内有2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机枪旅和1个独立高炮营。一个军当时大约有500辆坦克、200辆汽车。
尽管组建了机械化军，但苏军内仍有一种意见，反对建立专门的装甲部队，认为装甲部队只有分散在步兵及其他部队中才能发挥作用。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少是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因此，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影响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朱可夫通过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领导层反映。他反复阐明，在现代战场上坦克可以起独立的作用，这个新的强有力的武器不应和行动缓慢的步兵部队一道展开，这样会降低它的威力。朱可夫在坦克部队管理上是有一套的。埃里克森曾这样说："在早期的试验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快速的坦克部队和速度较慢的步兵在时间上协调起来的难题。朱可夫对机械化部队的处理对他的成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在一起配合作战的坦克和炮兵之外，第三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就是摩托化的步兵，没有它，就不能利用在远距离作战的机械化部队所取得的成果。"朱可夫对坦克部队的战术使用及管理的深层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的意见很有说服力，曾一度说服了最高领导层，占了上风。后来，斯大林又被另一种意见说服，解散了大的坦克部队，把坦克部队以团或营的规模编到了步兵师或 骑兵师里。对此朱可夫也无可奈何。只有到了1941年苏军大规模溃败时，朱可夫的正确意见 才得到证明。
4师是王牌师。盛名之下，压力日甚。在4师工作时期，朱可夫是极其努力，也是极其谨慎的，他知道，这是对他的严峻考验。在军事训练方面，他集中主要力量对各级指挥干部进行教学法训练。从每个团里挑出一项最强的项目进行示范，以先进促后进，以点带面，提高全师的整体水平。在训练的内容上，他把主要力量放到对中上级指挥人员进行战术训练上。他认为，战术训练是全部军事训练的最重要部分，只有在战术上很有修养的指挥员在平时才能训练出过硬的部队，在战时才能以最少的牺牲获取胜利。后来，他总结一生经验时也说："在我整个43年的军队生活中，从普通士兵到国防部长，始终都在不倦地学习战术。"
为了接近实战，他在大部分训练日程里把全师拉到野外，仔细研究在复杂条件下作战的组织和实施。他还有意识地培养全师上下学习军事技术的浓厚气氛。全师成立了几十个军事技术小组，听军事报告，参加各种技术和武器知识竞赛。
在战术训练中，朱可夫处处按实战进行要求。他通常对演习企图严格保密，对参加演习的团发出战斗警报，指定集合区域，在集合区域向团领导说明战术情况，发出战斗命令，规定他们实施机动，通过难以通过的地域，包括沼泽或森林地带。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不给这些部队加强任何工程器材，以便训练各级指挥员善于靠自己的力量，利用就便器材脱离困难的能力。
演习中，朱可夫极力培养指挥人员善于隐蔽部队和分队行动的能力，以保障对敌人进行突击时的突然性，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朱可夫曾组织了一次有趣的对抗演习。
演习的双方分别是20团和21团。其中21团担任防御，20团担任进攻。演习开始后，21团提前两天进入阵地，在整个战术纵深内组织防御。20团对21团的行动不知道，而且对即将进行的演习也一无所知，在接到战斗警报后，才进行紧急集合，进入演习。他们的任务是担任师的先遣队，立即进行46公里的急行军夺取登陆场。
黄昏时分，20团的先头部队与21团的警戒分队发生接触，双方各显各的神通。20团团长克留科夫定下决心，要在夜里对"敌人"进行侦察，拂晓开始进攻。有经验的指挥员都明白，敌人很容易在夜色的掩护下变更战斗队形。所以，对有经验的敌人进行夜间侦察，必须特别的仔细。20团的克留科夫尽管在理论上知道这点，但在具体行动上却疏忽大意，他忘记了"敌人"也在尽一切办法阻止他、"消灭"他。
天黑之后，克留科夫向"敌方"前沿派出侦察群，侦察群一遇到防御一方的"射击"，就卧倒在铁丝网前开始侦察，不断向团长报告敌人仍呆在第一道堑壕的情报。于是克留科夫确信，"敌人"在工事内。实际上，21团团长穆济琴科的决策是：
1．天黑之前，用火力阻止"敌人"突破防御的第一道阵地；
2．天黑之后，借枪声掩护并采取严格的伪装隐蔽措施，将全团撤至预先构筑好的第二防 御阵地；
3．为使"敌人"不识别自己一方的机动，直至拂晓前才撤出团防御前沿第一道堑壕的部队 。这样，双方的胜败已成定局。
拂晓，20团炮火准备后发起攻击，结果"敌人"一个也看不到，连"敌人"到哪里去了都搞不清楚。这时，21团的炮兵对20团停止不前的战斗队形进行了炮击。结果，20团惨败。这次演习后，朱可夫把21团的行动树为进行欺骗性行动的范例。后来，朱可夫调离骑兵第4师时，就是21团团长穆济琴科接任了师长。
朱可夫经受住了考验。骑兵第4师在朱可夫领导下得到了全面进步。1935年，是第4师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当年的军区大检阅中，全师各部队在作战训练和政治训练中都表现出色，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令全军注目。为此，第4师获得了政府的最高奖励--列宁勋章。朱可夫本人也获得了这一象征极大荣誉的勋章。
1935年，苏共中央为提高军官的威信，决定在军队实行军衔制。第一批荣获苏联元帅称号的有：布留赫尔、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果罗夫、图哈切夫斯基。过了不久，刚刚荣获苏联元帅称号的布琼尼，亲自到4师授勋。布琼尼非常激动。自然，他培养的师获得了最高的奖励，他感到十分光荣。在主席台上，他紧紧拥抱朱可夫，宽阔的手掌重重地拍打着朱可夫的脊背，然后，他把列宁勋章别在军旗上。朱可夫举着军旗，全师中层以上军官排成整齐的方队护卫着他，在队伍前跑步经过。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隆隆的礼炮声震耳欲聋。
1936年4月，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视察了骑兵第4师。这位第一任师长重回英雄的部队，心情很激动，第4师的全体官兵也都很激动。
在朱可夫冷静的指挥下，所有的检阅动作都进行得很出色。检阅完毕后，伏罗希洛夫和陪同他的高级将领们进行了一番关于骑兵与坦克的对话，充分表明了上层对发展坦克部队的意见，当时，朱可夫也在场。
伏罗希洛夫说：骑兵的变化是巨大的，在国内战争中，他和布琼尼在整个骑兵集团军中只有几辆原始的装甲车，而现在每一个骑兵师就有一个出色的坦克团。他问军长科斯坚科："你对坦克持什么看法?坦克不会无用吧?"
科斯坚科说："不，马匹、马刀和长矛我们目前还不能抛弃，但我们应对坦克给予充分注意，它是新型的快速机动兵种。"
伏罗希洛夫又拿这个问题问政委津琴科，津琴科回答说："我认为军长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我对装甲坦克兵器的前途表示怀疑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可怜的、不合格的机械化兵团的政治委员。我认为，应尽快发展机械化部队，特别是坦克兵团，目前我们还太少。"伏罗希洛夫连连点头。
朱可夫看到这种情况很高兴，他为上司的看法与他相同而振奋。他知道，他多次给军里提重视坦克部队建设的建议，多次不露声色的宣传攻势，终于在军长、政委身上起作用了。
任4师师长后，朱可夫的名字在报刊上出现得越来越频繁。1936年，他还被指定为参加起草新宪法草案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更是如此。朱可夫在第4师的成功，除了个人努力外，与他上下左右聚集着一批素质优秀的军官也是密不可分的。这些优秀的军人或给 他以教益，或给他以支持，或把他的命令完整准确地贯彻实施。
朱可夫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工作时说：在两个杰出的苏军将领叶果罗夫 (当时任总参 谋长)和乌鲍列维奇(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的领导下，白俄罗斯军区经常 进行战争演习，组织指挥员和参谋进行训练。参加这类大的活动，大大开阔了他的军事眼界 ，帮助他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指挥特色。当时由于新的技术装备和军事理论不断运用 ，各种演习显得十分重要。直到许多年后，朱可夫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强渡别津河、步兵 师与骑兵师遭遇战等大的演习。
朱可夫对自己在第4师的工作是这么评价的。他说："这些年我只有一个信念：使我所指挥的师成为红军部队中最好的师、最先进的师。我对师的训练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精力和心血，使它摆脱了落后状态，教会指挥干部和司令部掌握现代战术、组织，以及指挥分队、部队和师的方法。""我并不是说，我们当时一切都做好了。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师的训练方面，我们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当时已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贡献了全部力量 。"
在此期间，国防形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1936年春，西班牙内战爆发了。此时，正是德、意法西斯势力急剧膨胀的时期，他们叫嚷要对西班牙内战进行武装干涉，支持叛乱分子推翻新生的民主政权。局势对叛乱分子很有利。如果叛乱分子得胜，就意味着法国将处于法西斯分子的包围之下，这样，西方对德国的抵抗能力就进一步削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西方各大国既害怕西班牙民主力量的胜利，又害怕严厉的制裁会引来德国发动更大战争，于是，以所谓"公正"的态度，于1936年9月同德、意签订了不干涉协定。名义上对作战双方实施军火禁运，事实上只是使西班牙民主政权得不到武器供应，而叛乱分子则能得到德、意的支持。西班牙民主政权即将被颠覆。面对危急的形势，斯大林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对西班牙内战进行干预。
苏联全国上下立即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以飞机、坦克、粮食及军事人员等全力支援西班牙民主政权。其中，有飞机800多架，坦克362辆，军事专家339名。当时的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承认，如果不是苏联的大力支援，西班牙**武装几乎可以肯定在1936年底就大获全胜了。
1936年秋，由伏罗希洛夫举荐，并经斯大林同意，朱可夫离开骑兵4师，参加了苏联派往西班牙的军事观察员团。这次选派的军事观察员都是杰出的将领，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后任苏联国防部长)、炮兵元帅沃罗诺夫、著名坦克战专家帕夫洛夫将军等。团长是扬?别尔津将军。聚集这样一批精英，不仅对西班牙民主政权是个很大的帮助，同时，对苏军建设也有较大的推动。因为在西班牙内战中，朱可夫和其他军事专家一起利用这一机会检验了苏军关于装甲车战的理论，考验了苏制各型坦克的性能。可以说是对现代军事理论和现代装备的一场实验，是苏军未来进行现代化战争的一次实弹演习。
关于苏联派军队直接参加西班牙内战一事，苏联官方一直否认，并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说 "这些报道纯属虚构"。但从当时的外电报道及后来苏军退役人员所著的回忆录看，苏军很可能派部队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只是派的不是按照标准编成的正规战斗部队。一位参加者回忆说：在当时情况下，"一个中尉或少尉只是充当地位很低的装炮弹手，来试验装备的性能，并取得实战经验。实际上坦克部队里的俄国人全是军官，或是正在培养作军官的高级士官学校学生。"
苏军这些小规模的坦克部队到达西班牙后，在军事观察员团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几次激烈的战斗。有的打得很出色，但也有好几次失利，比较典型的是丰特?德?爱布罗之战。当时军事观察员团命令40辆苏制新式坦克投入战斗，并通过泥泞地带向敌人发起攻击。结果，由于地面滑，坦克行动迟缓，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战斗结束后，只剩下了12辆坦克。
尽管有过失败，但这次内战给朱可夫和其他军事专家带来许多宝贵的经验及教训。事隔30年之后，苏联军方创办的《武装力量**人》杂志载文说："在战前(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几年中，坦克部队，和整个苏联军队一起，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作了更 好的作战准备。在那几年中，他们得到相当多的实战经验：在西班牙战场上，在哈散湖周围，在哈勒欣河畔，在芬兰的森林里……这些都是严肃地考验我们坦克部队的里程碑。"
美国作家奥?普?钱尼则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西班牙提供了一个试验场，新式武器得到试用，一些有争论的现代战术概念，也可以在这里进行研究，看效果究竟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初露头角，虽然被誉为未来的武器，却基本上没有在高速推进的战斗中试验过。西班牙战争提供了这个机会，让朱可夫、帕夫洛夫、罗特米斯罗夫、科涅夫和其 他人加以利用。"可以说，西班牙内战加速了朱可夫坦克战理论的成熟。
就在西班牙内战进行当中，苏联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肃反运动，重点是对军事机构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行大规模清洗。这次清洗是斯大林一个时期内实行极左路线的表现，对红军建设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惨遭杀害。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叶果罗夫元帅、布留赫尔元帅都先后被捕并被处决。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创建人，他在安全部人员逮捕他的时候开枪自杀。《铁流》一书中著名的科茹赫师长的原型科夫丘赫，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军团司令，于1938年7月被枪决。朱可夫所热爱的上级雅基尔 (当时 任基辅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和老军长塞尔基奇都 先后被枪决。就连在西班牙任军事观察团团长的扬?别尔津将军也被押回国内执行枪决。
红军损失之惨重，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数字略知一二。从1937年5月至1938年11月期间，5名元帅中被清洗掉3名，仅剩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2名；15名集团军司令被清洗掉13名，仅剩2 名；85名军长中被清洗掉57名，剩28名；195名师长中被清洗掉110名，剩85名；406名旅长 中被清洗掉220名，剩186名。苏联《在国外》周刊1988年第22期透露："根据可靠材料，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35000名红军指挥员。"
杀害这些红军指挥员的理论是什么呢?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苏共22大闭幕词中透露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一次在国外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奇异的消息，说什么希特勒在准备进攻我国时，通过自己的谍报机关假意遗落了一份假文件，说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这"机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斯手中，看来他是出自良好的愿望把文件转交给了斯大林。因此，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便被逮捕，然后就被杀害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还讲到，这些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是没有丝毫罪过的。所谓轰动一时的"军官反党事件"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这场大清洗产生的后果在后来关键性的几年中逐步表现了出来。在芬兰战役中的惨败，在1941年6月遭到德国进攻时一触即溃就是证明。权威的《苏联**和苏联武装部队 的建设(1918~1941年6月)》一书写道：
"红军准备不足，不能打退这个强大而又狡猾的敌人(德国法西斯)的突然进攻，原因之一就是叶若夫和贝利亚这帮罪犯给我们的军事干部特别是高级指挥员造成了巨大损失。由于战前几年毫无根据的镇压，苏联武装部队失掉了很大一批有经验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在大战开始时，军队中许多职务都由年轻干部担任，他们缺乏在复杂环境中统率军队的充分知识和经验。而且无故镇压造成的局面也不利于培养干部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
埃里克森对清洗后的红军统帅机关评论说："除了沙波什尼可夫，最高统帅部的人不是平平庸庸就是缺乏经验。"也正是由于这种平庸和缺乏经验占了主导地位，朱可夫和沙波什尼可夫关于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建议未被采纳，而且连现有的机械化部队也化整为零改组掉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次大清洗中有几位有才能的将领得以保留，比如：沙波什尼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等，这些将领的起用，使红军在大战初期遭受挫折时能够 重新振作起来，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7年秋，朱可夫从西班牙回国任骑兵第3军军长，7个月后，又调任骑兵第6军军长。1938 年夏，朱可夫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同年冬，朱可夫被召回国，委以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副司令员的重任。很明显，在大清洗的几年中，朱可夫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在军内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这中间的原因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骑兵第4师的团长安东诺夫上校对朱可夫何以能逃脱大清洗的厄运作了这样的分析，他说，这是出于斯大林对骑兵领导人的特别态度，早在斯大林担任西南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时已和他们有了个人联系，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布琼尼的部队就属于这个战线。斯大林对骑兵领导人的信任，使骑兵部队高级指挥员受镇压的人数比其他部队少得多。5名元帅中剩下的2名都是骑兵部队出身，就是一个例证。朱可夫没有受害，反而得到提升，恐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任军长期间，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朱可夫相对地沉默了。关于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他只有默默地记在本子上，但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改变。直到这时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朱可夫是一个具有坚定理想的人，他不仅对理想极具热情，而且，他十分注意科学性。他利用当军长的时机，非常注意骑兵与坦克部队的协同问题及战斗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并结合部队演习加以检验和完善。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我亲自制定战役战术计划，这使我得益很大。"
到了军长岗位之后，朱可夫感到自己对战略问题研究不够，处理具体问题的层次还不够高。同时，他也开始体会到了大清洗带来的后果，即新提上来的干部知识能力不够，实践经验不足。因此，朱可夫开始下功夫研究战略、战役问题。他阅读了大量的战史材料、经典军事学术著作和各种回忆录。过去他对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任军长以后，他时常感到在把握国家大政方针、外交政策方面不敏感，对许多政策理解的不透。他认识到，高级指挥员必须要熟知政治，具有政治头脑，否则，他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具有很强的决策能力。于是，他先后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哲学著作，尽管很吃 力，但他硬着头皮攻了下来。
与此同时，朱可夫十分重视培养属下的年轻干部。他说，对他组织的每次作业或演习，若是司令部和年轻军官们感到有明显的收获，他就非常愉快，因为这是对他所付出劳动的最大奖励。如果他们没学到任何新东西，这便是对指挥员良心的直接责备，说明他很不称职。这就是朱可夫，一个天生的将军。这并不是说他天生具备当将军的知识，而是说把他放在什么岗位，他就能很快弥补自身不足，发挥自身长处，适应职务的要求。
1938年夏，经斯大林亲自批准，朱可夫随同一个苏联军事使团前往中国，了解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朱可夫同行的有21名高级军官，包括崔可夫、巴蒂茨基(后成为苏联元帅)等重要人物。苏联派军事人员支援中国是在"七?七" 事变后开始的。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苏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武汉失陷后，苏联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如果中国在境内全部失利，苏联就会处于腹背受敌、两面夹击的险恶境地。因此，到1937年底，苏联大大加强了对中国的物质援助，并派了首批苏联飞行员到中国。紧接着，又派出了军事教官、空军技术人员、炮兵和坦克专家等。据担任过蒋介石军事顾问的鲍罗廷说，当时苏联在中国的军事人员有1000多人。这些人员在不同的岗位上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有不少飞行员直接参加过空战，有的牺牲在战场上；军事技术专家到军校讲课，或到特种兵训练中心当教练；军事将领则到全**事委员会当顾问，在作战上提供咨询，有的还直接参与了作战计划的制定。崔可夫还担任了苏联驻华使馆陆军武官和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
至于苏联军事使团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各方面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关材料表明，他们一般都没有参与中心工作，一些军事专家的才干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这中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有关评论家说，苏军军事使团负有考察学习的任务，要使学到的东西不少于教出去的东西。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偏颇，但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当时苏联已把日本当作是潜在敌人，朱可夫等军事将领在中国战场上对日本人的战略战术进行的了解和分析，对今后苏军的远东战役是十分有益的。
1938年冬，由于苏联国内军事领导力量的薄弱和日军对苏联远东地区压力的增加，朱可夫被调回国，升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开始指挥一个大战役军团的作战。一场新的战斗已拉开了序幕。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