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励精图治
传说远古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天崩地裂。那时候，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地势高的地方烈火燃烧不灭，地势低的地方洪水浩荡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女娲的努力，终于使得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百姓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女娲补天只是个神话传说，但夷陵失败后，蜀汉出现的天崩地裂的局面却是事实。
隆中对是蜀汉立国的指导纲领，可以说它是蜀国的天。
隆中对政略方针和战略方针的自相矛盾，使得蜀汉与孙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结果打了一场惨遭失败的战争，从而使蜀汉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面临着天崩地裂的危机。
刘备已经病逝，这补天平地的任务全都落在了诸葛亮的肩上。
刘备的丧事办得比较简单：百官哭祭，满三天后立即脱掉丧服，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遗体下葬时，再依礼举行哀悼活动，朝廷各部门长官、地方郡守、国相、都督、县令、县长，发哀三日，此后即脱掉丧服正常工作。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按照西汉文帝刘恒的榜样办理的。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按照刘备的临终嘱托办理的。
这种规模的丧葬，是根据蜀国内忧外患，不宜耗费过多时间、财力的实情办理的。
该办的事办完了，现在，诸葛亮有时间仔细想想今后的事了。
诸葛亮最关心的问题，还是与孙吴的关系。这几天，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与孙吴的关系闹到了这种地步呢？难道是孙权反复无常，寡信少义，不该与他联合吗？诸葛亮与孙权打过交道，他觉得孙权不是那样的人。在赤壁之战中，孙吴的联合诚意是经过事实检验的。况且，只有两家联合，才能与强敌曹魏鼎足峙立，才有可能战胜强曹，这是刘孙双方都很明白的道理。
然而，为什么在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设想之后，两国的关系就破裂了呢？是孙权改变了方针，要联曹灭蜀吗？孙吴联曹是事实，灭蜀却未必。因为夷陵得胜后，吴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都主张一鼓作气，攻打白帝城，擒拿刘备，但孙权、陆逊等却下令撤兵，回防曹魏。
看来，孙吴只想得到荆州，并不想灭掉蜀汉。
诸葛亮怎么也想不明白，孙吴为什么紧紧咬住荆州不放。难道他害怕蜀汉会利用荆州威胁他下游的安全？孙吴怎么就不理解蜀汉占有荆州的意图呢？蜀汉占有荆州，完全是为了对付曹魏，如果是为了对付孙吴，蜀汉为什么对孙吴一让再让，为什么派关羽荆州军北征而不东向？这意图表示的还不够明白吗？
每当情绪不宁或思考问题时，诸葛亮总爱拿过一卷书来翻阅。几个月前，他还在永安陪伴刘备时，曾为太子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但抄好之后，在送往成都的路上丢失了。刘备临死前，遗诏刘禅让他再求诸葛亮抄一份。恰巧，诸葛亮刚把《韩非子》抄完。他从案头上拿起《韩非子》翻阅着，一来看看有没有漏抄、错抄的地方，二来借翻书以帮助思考。突然，《韩非子》中的一篇寓言引起了他的沉思：
宋国有个卖酒的人，卖酒的时候从不缺斤短两，对待买酒的顾客非常热情。他的酒质量也很好，味道醇美。酒店的幌子也挂得很高，人们老远就能看见。但是，酒就是卖不出去，以致使美酒都变酸了。卖酒的感到很奇怪，就去请教闾里的智者杨倩。杨倩问卖酒者：你的狗厉害吗？卖酒者还是不明白：我的狗确实厉害。但这和卖不出酒有什么关系呢？杨倩说：人们不买你的酒，是因为怕你的狗啊。你想想，有人叫孩子拿着钱提着壶到你店里买酒，老远就见你的狗龇牙咧嘴，站在门前，还不吓得掉头就走，谁还敢进去！
寓言的道理再明白不过了，买酒者从心眼里想把酒卖出去，但他养恶狗的行为又与他卖酒的愿望不能两全。看来，这个卖酒者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把狗处理掉，或者酒店关门歇业。
蜀汉与孙吴的关系太像卖酒者与顾客了。
蜀国立国纲领隆中对中，丝毫没有与孙权敌对的意思，并两次提到要与他联合，以湘水为界与吴平分荆州，以示不想独占荆州；跨有荆、益后立即北上襄樊，以示占有荆州的进军目标不是东向孙吴，而是北向曹魏。
蜀汉联合孙吴的心迹不可谓不明，不可谓不诚。
但是孙吴仍感到害怕。可以说，只要蜀汉据有荆州，哪怕是荆州的一部分，孙吴就会忧虑自身的安全，就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就不会真正与蜀汉结盟。诸葛亮意识到：蜀汉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继续同孙吴争夺荆州，不要同他的联盟；或者放弃对荆州的要求，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
诸葛亮忽然又想起哥哥诸葛瑾在夷陵大战前写给蜀国的那封信，信中让刘备比较荆州与天下哪个大哪个小。很可惜，刘备、诸葛亮那时正处在夺回荆州的冲动之中，没有能认真体会诸葛瑾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看来，哥哥这句话是很可琢磨的。这句话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蜀国争夺荆州的战略与打败曹魏进而统一天下是矛盾的。因为蜀国要争夺荆州，吴国便只好奉陪到底，在无止境的荆州争夺战中，蜀国就会把吴国作为主要敌人，从而无力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掉打败曹魏的机会。
如果放弃荆州，对蜀汉争夺天下是否有利呢？当然，对蜀汉来说，对争夺天下最有利的形势是跨有荆、益，夹击曹魏。但事实证明，要跨有荆、益，就得对付孙吴，并不能真正夹击曹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放弃荆州，才能集中兵力对付曹魏这个主要敌人。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领益州后，孙吴就要求刘备让出荆州。那时候，曹操还未彻底把马超、韩遂等势力消灭，在关中雍、凉等地区立足未稳，更未占领汉中。如果那时候答应孙吴的要求，让出荆州，而率主力北上，肯定会比曹操先据有汉中。然后再以甚得羌、胡之心。的马超为先锋，刘备率主力随后，并联合孙权在襄樊或合肥方面出击，这样，蜀汉的主力始终集中，又有孙吴为援，使曹操在关中立足未稳的情况下两面受敌，夺得关中雍、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真是那样，三国的局面将会改观。但刘备集团并未如此，而是与孙吴在荆州反复纠缠，先是在汉中被曹操抢了先，好不容易夺得汉中，荆州又遭孙权偷袭。从建安十九年到章武二年（222），八年的时间，蜀汉并未向关中雍、凉方向跨出一步，而在这八年里，曹魏不但在关中立脚已稳，而且据有了雍、凉二州。
八年过去了，蜀国仅仅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原来的起点，甚至不如原来的起点，因为他既失去占领关中的机会，又失去了荆州地盘。
这就是争夺荆州所付出的代价。
诸葛亮感到，为了抗衡强魏，为了将来的大业，不能再与孙吴纠缠于荆州了，不能再与孙吴敌对下去了。
放弃荆州，意味着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方针的失误。
放弃荆州，意味着将对蜀国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
修改后的战略计划，史书上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根据诸葛亮的一系列实践活动，可以发现大致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闭关息民，恢复元气，治理蜀汉，寻求自强，为北进打好物质基础。
第二，解决南中问题，开发南中，解除北进的后顾之忧。
第三，集中兵力进军雍、凉及关中地区，挽回以前错误方针所造成的损失，为将来出关平定中原准备条件。
第四，放弃荆州，以最大的诚意与吴国重建联盟，以寻求孙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
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钳形夹攻中原的战略计划，钳形的一臂是自己，另一臂是孙吴。这只钳子虽然不如以前设计的运用自如，但在此时却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孙吴这只手臂是否配合得好，取决于自己与孙吴联盟的巩固程度，取决于自己壮大的程度，也取决于自己对曹操势力抗衡的力度。
诸葛亮决心在这三方面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孙吴最好的配合。
夷陵之战以后到刘备逝世以前的八个月间，为了与孙吴改善关系，摆脱外交方面的被动，蜀汉方面曾先后派宗玮、丁厷、阴化、费祎等人出使孙吴，但蜀吴关系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孙吴在与蜀汉通使的同时，仍没有断绝同曹魏的往来。蜀汉章武三年，刘备病逝，孙权派立信都尉冯熙出使蜀汉，吊唁刘备。回孙吴后，又被派往曹魏。魏文帝曹丕问冯熙：吴国若想与我和好，就应该厉兵江关，进军巴蜀，然而我却听说你们又派使节前往巴蜀。你们的主意一定变了。冯熙说：我们往蜀汉派使节，是由于蜀汉派使节来我国，吴国不过是应付而已。并且，我们的使节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观察他们的虚实，哪里会改变主意！《冯熙的上述回答，固然是外交使命使其这样说，但同时也说明吴、蜀之间虽有往来，并无信任。
蜀、吴和好进展不大，可能与蜀国派出的外交使节人选不宜有关。比如说丁厷，此人专会夸夸其谈，善于辞令，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再比如说阴化，又过于实在，不善词令，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思。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此。费祎是蜀国的一流人才，即使在三国中，费祎的才干也属上乘，他出使孙吴为什么也成效不大呢？关键的原因在于，刘备、诸葛亮还处于思考和摸索中，蜀国的战略方针还没有重大改变。
现在好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诸葛亮认识到了以前战略方针的缺陷，做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弥补了以前的缺陷。现在应以新人、新战略，开辟蜀、吴关系的新局面。
为什么要派个新人？诸葛亮认为，此次去孙吴，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这是确定新战略后的第一次，老的使臣丁厷、阴化显然不行，费祎当然可以，但与孙吴打交道是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个人一次就能大功告成。费祎身为黄门侍郎，任务是辅佐皇帝，给皇帝出主意，新帝刚即位，正值用人之际，此时去不太合适。再说，为完成结好孙吴这件大事，蜀汉应有更多的出色的外交使臣。
派谁去合适呢？诸葛亮忽然想到了邓芝。
邓芝字伯苗，是义阳新野人，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新野时，邓芝早已入蜀，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羲手下做事。刘备据益州以后，邓芝被任为郫县邸阁督，管理一县的粮食物资。邓芝与刘备毕竟有缘，虽然在新野二人未见，但刘备有一次到郫县发现了这个人才，与语，大奇之，立即提他为郫县令，以后，又任他为广汉太守。邓芝果然是个人才，治理广汉期间，政绩突出，被召入朝中任尚书。
远古时候，虞舜与大禹、伯夷、皋陶一起讨论治国大事。舜对大禹说：你尽管畅所欲言。禹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是思日孳孳。皋陶问：什么叫孳孳？禹答：滔天的洪水，浩浩荡荡淹没了山陵，百姓苦于水深之中。我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与益一起给百姓以稻粮。挖九条大河把洪水引向大海，又疏通沟渠将洪水引入大河。然后和稷一起供给百姓难以得到的食物。食物少了，将其他地方的多余部分调来，或把缺少食物地方的居民迁走。这样，百姓就安定下来，天下大治。
孳孳即孜孜，意思就是不懈地追求社会的安定与繁荣。
诸葛亮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任务，与大禹显然不同，但他们的孜孜精神是一致的。
白帝城诸葛亮接受刘备的托付，他深感任重道远，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在对外联合孙吴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理。
西汉武帝以前，儒、法、道三家都曾作过帝王君主治理天下的指导思想。春秋时，齐鲁等国用以治国的主要是儒家理论；秦朝所尊崇的主要是法家理论；西汉初，文帝、景帝则用道家理论支撑着文景之治。
诸葛亮用以治理蜀国的理论属于哪一家呢？
诸葛亮对治国之道曾发了很长一段议论，他说：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具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为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看完这段议论，人们可以认为诸葛亮是以儒治国的。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诸葛亮又说：
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公。赏赐不避怨仇，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
诸葛亮这段议论，似乎又给人一个印象，他是个法家人物。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耳聪目明是说他生理器官健康。
对一个执政者而言，耳聪目明则有新的含义：
耳聪，就是纳言，就是听得进各种人、各方面的意见。
目明，就是任才，就是能慧眼发现人才，任用人才。
只要是个健全、健康的人，差不多都能达到耳聪目明；但是，并不是每个执政者都能做到政治意义上的耳聪目明。
如果说耳聪目明是政治家的一种可贵品质，那么这种品质在诸葛亮身上就越发显得珍贵。因为夷陵之战后的蜀汉，在三国中国土最小，受战争创伤最重，国力虚弱，人才奇缺。要想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就得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大家的智慧。三国抗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才的抗衡，国土最小，就使人才的数量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如果执政者不具备发现人才的慧眼，那么蜀国就会丧失与其他两国的竞争力。
作为蜀汉的执政者，诸葛亮不但耳聪目明，而且在十多年的治蜀实践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集思广益，发现并重用人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品质的完善，也是蜀汉政权的幸运。诸葛亮对纳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
一个国家的执政者，能不能行纳言之政，有没有鲠骨诤臣，是关系到能否使国家兴利除害的大事，是关系到社稷安危存亡的大事。
怎样才能行纳言之政呢？诸葛亮认为要做到两点。
第一要做到视微形，听细声。所谓微形细声，就是指那些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事情和意见。而视微听细，不专心是万万不能做到的。他引用一句话，叫做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如果把所有精力全都专注于百姓这个心上，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就能够视微之几，听细之大。
第二要多闻，即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多闻，即听取各种意见，既包括进善之忠言，也包括吁嗟之怨言。诸葛亮认为，个人的见识总是有限的，只有集众思，广忠益，依靠众人的智慧，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要避嫌疑，或者怕得罪人，不敢提出不同意见来商讨，就会给国家政事造成缺欠和损失；反之，如果经过大家反复商讨，就能像弃弊而获珠玉一样，获得有益的意见和办法。诸葛亮还特别重视下面的怨声、危言，即批评的、不满的、反面的意见。他说：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逊。上无所闻，下无所说。又说：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他把能否听取反面意见，提高到一个国家政权有道或无道、兴旺或衰落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很有政治见地的。他深知一旦没有了谏诤，群臣们不敢讲真话，国家政治就会被欺骗和假话所淹没，被阿谀逢迎歌功颂德之声所包围和侵蚀。如果没有反面意见的警戒和促进，就有可能无法进步，甚至停滞倒退而走向反面。这就是他所说的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的道理。
更可贵者，诸葛亮不是空发议论，而是言行一致，付诸实践。早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率兵同曹操在汉中展开争夺战时，诸葛亮就采纳了部属杨洪的意见，急速派兵增援汉中，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建兴三年（225），诸葛亮率大军南征，临行前曾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向他提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也被诸葛亮所采纳。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兵北伐，需要留一个有才能的人留下任丞相府长史，以代理丞相管理蜀汉日常军国事务。他想把此任交给张裔，但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还应听听别人的意见。一征求别人意见，果然有不同看法，蜀郡太守杨洪就认为：张裔天生具有明察事物的能力，他能够担负起丞相府长史的公务，但他处事不太公平，恐怕不能单独担此重任。后来，诸葛亮虽然任张裔为丞相府长史，但又派了方整有威重的蒋琬协助他，显然是吸取了杨洪的意见。
对于不同意见，诸葛亮是持欢迎态度的。还在隆中隐居时，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徐庶等人就常和他一起探讨问题，在探讨中经常各抒己见，争论不休，正是这种争论，使诸葛亮觉得获益匪浅。自从占领益州，初建霸业之后，诸葛亮又实行参署制度，即让一些有识之士参与机要事务的议论与处理。在参署人员中，比较突出的是董和和胡济。董和字幼宰，刘备入蜀后被任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经常提一些好的建议。在他参署的时候，有时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双方的争辩讨论竟达十次之多。胡济字伟度，任诸葛亮的主簿，也常提出不同意见。为了鼓励大家都能像董幼宰、胡伟度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诸葛亮曾一再发布《与群下教》。第一个教令说：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返，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以后，又发了第二个教令：
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街亭之役失败，诸葛亮退回汉中。在对这次战役中有过者处罚，有功者奖励之后，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诸葛亮又下了《劝将士勤攻已阙教》：
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足而待矣。
从以上三个教令中，我们可以看到诸葛亮对不同意见的真诚欢迎态度。
富饶美丽的成都平原，自古就被称为天府之国。
赋贡所出，略侔三蜀。三蜀，指广汉、犍为、蜀郡三郡。的汉中盆地，地形平坦，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雨量充沛，物产富饶，是益州北部的一颗明珠。
自先秦至蜀汉，益州地区历经数代，几易其主，然而土地依旧肥沃，江河依旧流淌，阳光雨露依旧滋润万物，山川大地依旧物产丰饶。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虽然如此，但良好的自然环境在治世良才手中会更大地发挥其效益。诸葛亮治蜀期间，益州地区经济的发展，说明他就是这样的治世良才。
同其他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一样，诸葛亮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
封建社会里主要的产生部门是农业，只有农业生产繁荣，农民安居乐业，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国家才会出现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同时，只有农业生产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巩固，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才能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以及进行统一战争。因此，诸葛亮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簿赋敛，无尽民财。只有这样，才能富国安家，他觉得理想的社会经济，应该是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预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他反对那种利与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的现象。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诸葛亮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在霸业初步建成以后，一直重视农业生产。这在前面《五载经营》和《优势的天平倾向谁》两节中已有叙述，兹不再赘。
诸葛亮受遗诏辅佐刘禅以后，仍把农业生产放在重要位置。建兴二年（224）春，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又提出劝分务穑，以阜民财。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益州境内虽水利资源丰富，但在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的古代，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还是显得软弱无力。一遇天灾，人们的生活依然要受很大影响。有件事使诸葛亮终生难忘。那是他们入益州后不久，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地里粮食颗粒无收，为了节约粮食，刘备下令在民间禁止酿酒。当时禁酒命令非常严厉，发现有酿酒者都要处以刑罚。有一次，官吏在一家人的住宅里搜查出一套酿酒器具，有人认为，既有酿酒的器具，就有酿酒的可能，就应该和酿酒者一样治罪。刘备为了禁酒，居然同意了这种主张。老臣简雍不同意这样做，但一时又无好办法说服刘备。有一次，简雍与刘备外出，路见一男一女走在路上。简雍灵机一动，立刻有了主意。他对刘备说：你看那个男子，他要行淫乱，怎么不把他绑起来？刘备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简雍答道：他具备行淫乱的条件，其性质与那个家中藏酿酒器具的罪犯一样啊！刘备不禁笑起来，明白简雍在批评自己制裁藏酿酒酒器者不妥，便把那个人放了。诸葛亮却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另一种启示，他觉得禁酒之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酒难禁，制裁有酿酒具者更是过分。而这知其难为而为之，甚至做出过分之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天旱缺粮。他深深体会到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
诸葛亮重视农业水利建设，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保护和利用都江堰。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是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史书记载都江堰说：
县有桃关，汉武帝祠，李冰作大堰于此，堰于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湔塴.江入郫江，捡江以行舟。《益州记》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捡其左，其正流遂东。郫江之右也，因山颓水，坐致竹木，以溉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于玉女房下作三石人于白沙邮，邮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腰，是以蜀人旱则藉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俗谓之都安堰。
都安堰就是都江堰，从上述记载中，可见都江堰工程规模之大，效益之高。诸葛亮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专设堰官对此堰进行管理。堰官统率一千二百名兵士驻守在那里，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疏浚。
另一件事是修筑九里堤。《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成都府志》记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啮。
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从拓片看，碑高五十三厘米，宽三十八厘米。碑面受风雨侵蚀有些斑驳，但碑文仍清晰可见：
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文物》1983年第5期。按：章武三年五月后主改年号为建兴。此碑书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或因古代改年号时，当年两种年号常并存，这反而证明其真实性，因为如为伪造，必书建兴元年九月十五日。
这张碑文拓片，弥补了志书记载的不足，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诸葛亮修筑九里堤，不但有书可查，有碑可考，还有实物可证。据说，现在经成都西北桥，出城行数里，还可望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二百米、高七八米的土埂，那就是古老的九里堤残存部分。
书籍、碑刻、遗迹，三者互相印证，共同述说着诸葛亮当年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功绩。
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人人都从事各类政治斗争，因而人人都在政坛上据有一席。但他们并非人人都是政治家。从政之人，或有深刻的政治思想，或有进步的政治主张，或有成功的政治实践，方无愧于政治家的称号。上述三方面条件具备，方可称为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可称为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体现了其政治思想的深邃，这在《孜孜求治》一节中已经讲述。
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实质上是对统一、强盛、兴旺国家的追求。他所要兴复的是光武中兴式的汉，而不是桓、灵、献帝式的政治昏暗、四分五裂之汉。这在《待时高歌〈梁父吟〉》一节中也曾谈到。
这里只说诸葛亮在政治实践上的成功。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说：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的一个。一个治国者，他所治理的国家与他同时期的其他政权相比，成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政治实践上最成功的吗？
诸葛亮治理国家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条：
第一，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这在前面已经讲述，此不再赘。
第二，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鞠躬尽瘁，笃志躬行，在所有封建政治家中，具有最崇高的品质和最完美的人格。这种品质和人格的魅力，对蜀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详述。
不见高山不显平地，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把三国的政治比较一下。
先看曹魏。
曹操也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但由于他在立太子问题上处理得不好，致使当时政局出现了一次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犹豫不定。结果，曹丕、曹植各树其党，展开了对继承权的明争暗斗。杨修、丁仪、丁廙是曹植一党。丁廙甚至直接找到曹操，说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由于丁廙等人的鼓吹，曹操狐疑，有好几次都差点立曹植为太子。
曹丕也不甘示弱，忙找自己的党羽吴质商量对策。吴质当时任朝歌（治今河南淇县）县长，按当时法令，与外臣交结要受到制裁。曹丕便让吴质躲在箱子里，用车拉进府中。不料被杨修知道，杨修便将此事报告给曹操。曹丕非常害怕，忙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不要紧，明天你仍用这只箱子装一箱绢拉进府来，杨修必定再报告。主上这次必当面验问，到时候箱内无人，杨修必吃欺上之罪。曹丕照计行事，果然一切如吴质所说。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曹丕、曹植的太子之争多么激烈。
后来，曹丕取胜，登上太子之位。当他即帝位之后，立即诛杀了丁仪、丁廙及其全家，不久又指使人弹劾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将其贬爵为安乡侯。
曹丕继承了曹操之位，也继承了曹操的许多长处，如文才武略、政治经验及其手腕等，都颇有其父的风范。但作为一国君主，曹丕在政治上也暴露出严重的弱点。他游猎无度，大造台榭苑囿，行不急之务。最为严重的是，他喜欢奉迎，听不进直言，刚愎自用。侍中鲍勋常常劝诫他：今之所急，唯在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宜以为后。从鲍勋的劝诫中，可见曹丕不是以军、农为先，不是对百姓宽惠为务，而是以个人享乐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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