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梦断夷陵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二十三日，曹操在洛阳王宫中病逝。
诸葛亮听到这个消息，凭着他政治家的敏锐，感到天下将有大事变发生，应付这个带全局性的政治形势，比夺回荆州更重要。刘备、诸葛亮只好把夺回荆州的事暂缓一缓，以便集中精力应付可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变。
诸葛亮所预料的重大政治事变，就是曹魏将要正式取代汉朝。
诸葛亮的预料绝不是凭空猜测。
自从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县，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起，汉献帝就成为曹操手中的玩偶。二十多年来，曹操打着汉廷旗号，东征西伐，建立了卓著的文治武功，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凭他的权力，他的地位，登上皇帝宝座不成问题，但曹操没有这么做。他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是说，他要为儿孙们做好一切取代汉朝的准备，至于真正实施，那是后代们的事了。
曹操临死前，确实为后代们建魏代汉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政治上的、舆论上的、人事安排上的。
曹操任丞相时，就受着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殊待遇，以后又任魏公、魏王，享受着皇帝所受的一切待遇。这种地位和待遇，还可以传给他的儿子，这就为他的后人取代汉朝创造了政治上的条件。
为了让后代实现代汉的目的，曹操在世时又在选定继承人上下了一番功夫。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曹操最喜欢的有三个：一个是曹冲，一个是曹植，一个是曹丕。
曹冲是曹操的第七子，为环夫人所生。史载他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曹冲十三岁时得了重病，曹操亲自为他向神灵祈祷，请求延长他的寿命。曹冲因无法医治而死后，曹操非常伤心。曹丕劝慰曹操时，曹操说：这是我的不幸，却是你们的幸事。可见曹操曾打算把王位传给曹冲。
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与哥哥曹丕一样，同为卞皇后所生。曹植自幼聪明，文学天赋极高。十多岁时，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而且能写出极漂亮的文章。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很聪明，每次受到曹操的问难，都能应声而对，因此很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说：始者谓子建（曹植字），儿中最可定大事。由于曹植受到宠爱，再加上杨修、丁仪、丁廙等大臣对他的支持，曹操有几次都要决定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
然而，曹操最终还是选择了长子曹丕做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是因为曹冲死得很早，来不及与曹丕、曹植兄弟比谁优谁劣，而曹植与曹丕比起来，暴露出许多弱点。曹植诗人气质太浓，他任性而行，不刻意美化自己的外部形象，饮酒不加节度。而曹丕不但擅长诗文，也长于骑马射箭、击剑格杀，可谓文武双全。更重要的是曹丕懂政治，有手段，御己有术，矫情自饰，会笼络人心。当曹操选定曹丕以后，为了巩固他的地位，不但疏远了曹植，还找借口杀了曹植的智囊人物杨修，削弱了曹丕竞争对手的力量。
经过曹操政治上、舆论上、人事上等一系列努力，取代汉朝的形势已经铸成，不可逆转。
曹氏即将代汉，刘备集团应该怎么办？
对此毫无反应，显然是不明智的。
毫无反应，意味着对曹氏帝位的默认；毫无反应，意味着对曹氏代汉的容忍；毫无反应，意味着放弃了兴复汉室的旗帜。
然而要做什么反应呢？怎样表明自己态度呢？
兴兵讨伐最实际有效，但刘备集团远不具备推翻曹魏的实力。对曹魏政权檄文声讨，指出他是僭伪政权，但汉朝廷已不存在，正统政权已荡然无存，由谁来指出、来证明曹魏政权的僭伪呢？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与曹氏针锋相对：你若称天子，我就当皇帝。
我们不能不佩服诸葛亮在政治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因为他对曹氏代汉是有预见的，并事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
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逼汉献帝封自己为魏王。魏王与魏帝，仅一字之差，一步之遥。
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诸葛亮尊刘备为汉中王，汉王与汉帝，也只差一个等级。只要曹氏代汉称帝，诸葛亮就拥立刘备即汉帝帝位。
刘备称帝，有很多有利条件。西汉的开国始祖就是从汉中王起家，如今刘备又一次从汉中王起步；刘备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代；刘备的政治纲领一直是兴复汉室。所有这些，都是号召人们拥戴其即帝位的优势。
但是，刘备称帝也不是一件很顺利的事，也存在着种种阻力。
最大的阻力是当时的天命舆论。
早在东汉初年，蜀地就流行着一句令人莫名其妙的谶语：代汉者当塗高。割据蜀地的公孙述以为自己的名字述字有路途之意，与谶言中的塗字相应，以为天命在己，便建号称帝。为此，东汉光武帝还专门给公孙述写了封信，信中说谶语中所说的当塗高，是指一个姓当塗名叫高的人。
公孙述手下有一个叫杨春卿的，是广汉新都（治今四川新都西）人，善图谶学。公孙述被刘秀所灭，杨春卿自杀。临死前他对儿子杨统说：在我的书箱中，有先祖传下来的秘籍，你要好好学。杨统牢记父言，为父治丧守孝毕，离开家乡到犍为郡（治今四川彭山东）周循处学习图谶之法，又向同郡人郑伯山学《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杨统死后，又将此术传给儿子杨厚。杨厚少习父业，精通图谶，多次为朝廷预言灾异，献消灾之法。晚年回到家中，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在杨厚的学生中，周舒、董扶、任安三人最为知名。周舒字叔布，是巴西阆中（治今四川阆中）人，善图谶，朝廷多次征召他，他都不应。当时有人问他：《春秋谶》中说，代汉者当塗高，是什么意思？周舒说：你们知道皇宫门口两边的平台吧？它们高大巍峨，又正当大路，它们名叫象魏、魏阙。当塗高者，魏也。周舒对当塗高的解释，很快便在当地传开了。杨厚是汉桓帝时人，他生活的时代，远远早于曹操的崛起，更早于刘备集团的入蜀。可见在刘备入蜀以前，魏将取代汉朝的说法就已流传了很久。
蜀郡成都人杜琼，是任安的学生，比周舒晚一辈。他在刘璋时任益州从事，刘备据益州后，又任议曹从事，他与刘备是同时代人。他精通观象谶纬，但从不谈天象。后辈学生谯周曾问他为什么这样，杜琼说：用观天象来预言吉凶，这很不容易。必须亲自观察，分辨天象的形状颜色，日夜辛苦劳累。这还不说，还日夜提心吊胆，担心不慎将天机泄露出去招灾惹祸，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就不去观天象了。
中国封建皇帝登位，大多都要行燔瘗之礼。
把祭品放到木柴堆上燃烧，使烟气升上天空，就是燔礼；把祭品埋入土中，就是瘗礼。燔瘗之礼，是人祭告天地神祇的一种仪式，但实质上是要昭告天下，让世间的人知道。当刘备行完燔瘗之礼后，蜀汉建国的消息就被天下人知道了。
刘备称帝以后，第一件大事该做什么？这是当时许多人都关心、猜测的问题。
魏文帝曹丕把众臣召集起来，让他们讨论一个问题：刘备称帝以后，还会出兵攻打孙吴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不过是个弹丸小国，名将只有关羽。荆州之失，关羽身死军灭，蜀国一片忧惧，绝无再次对吴用兵之理。侍中刘晔却与众不同，他认为蜀国一定要出兵攻打吴国，理由是：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无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事实的发展证实了曹魏大部分臣子的猜测是错误的。
但是，假如我们不知道以后的事实，我们在思考刘备是否应该伐吴这个问题上，可能也会同意曹魏群臣的意见。因为刘备伐吴，存在着许多有利于吴而不利于蜀的条件。
孙吴新得荆州，据有荆、扬、交三州，地广兵众。
孙吴全歼荆州关羽军队，得胜之兵，士气正盛，斗志正旺。
孙吴向曹魏称臣，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迁都武昌（治今湖北鄂州），孙权亲自坐镇荆州，显然作出尽全力保卫荆州的架式。
孙吴人才济济，文武满朝。都尉赵咨出使曹魏，魏文帝问他：像你这样的人吴国有多少？赵咨答：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这虽是外交辞令，但却反映了吴国不乏人才的事实。
蜀汉方面则不然。
荆州关羽军的失败，不仅使刘备失去了一名匹敌万人的勇将和数万军队，而且也失去了跨有荆、益的大好局面，只剩下益州一地了。
荆州的丢失，又引起了孟达叛变、汉水复塞等连锁反应。关羽攻不下襄樊，又得知江陵失守，急忙丢下襄樊，回军援救，他不但自己回军，还招呼刘封、孟达等人同往。刘封、孟达对收复荆州已经失去信心，又担心离开房陵、上庸、西城，会使三地得而复失，因此没有出兵援助关羽。刘封、孟达的行为，并不是违背刘备调度的大罪，所以刘备对他们只是心中不满，并未对他们采取惩治措施。但孟达深知关羽与刘备的关系，当他知道关羽兵败身死后，总担心刘备会怪罪自己。恰在这时，身为副军将军的刘封又与孟达起了矛盾，二人忿争不和，刘封甚至将孟达的仪仗鼓吹夺走。孟达既怨刘备委屈了自己，又恨刘封欺凌自己，一气之下，便投降了曹操。临走之前，孟达还给刘备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趋。臣委质以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已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亡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不同的理论。
治国家，理境内，行仁义，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这是从政治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地广民众，主贤将忠，国富兵强，约束信，号令明，两军相当，鼓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敌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这是从军事力量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是从经济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这是从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论说战争胜负的理论。
孙、刘夷陵之战，双方都是为了巩固与扩大封建割据地域和进一步实现统一，因而从战争性质考察双方的胜负意义不大。对双方胜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外交政策等因素，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对双方情况做一考察。
先看政治方面。
夷陵之战时，孙氏在江东的统治已经经历了三世，如果从孙坚任长沙太守时算起，已有三十二年的历史；从孙策夺取会稽等五郡时算，有二十五年；从孙权开始执政时算也有二十二年了。早在黄巾起义时，孙坚就在淮水、泗水一带招募精兵，合千许人，乘镇压黄巾起义之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以后又被任为长沙太守，为孙氏割据江南奠定了基础。
孙坚死后，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其父的事业。孙策童年时，便与庐江舒县（治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周瑜有总角之好，与周瑜同年，独相友善，升堂拜母，有无相通。孙策进兵江东，周瑜带兵加入孙策的队伍。后来，两个人分别娶了乔公两个漂亮女儿，孙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成了连襟。彭城人张昭，自幼好学，少年时便在当地出名。汉末大乱，张昭避乱渡江，来到江东。当时正值孙策创业，便任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并升堂拜张昭母，与张昭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全部交给他办。张昭常常接到北方士大夫写来的书信，信中把治理江东的成绩归于张昭身上，对他大加赞美。这使张昭感到很为难：如果保持沉默，不把书信内容报告给孙策，则害怕别人误认为自己与北方有暗中来往；报告给孙策吧，又怕信中内容不合时宜。孙策知道后，笑着说：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齐国官员请示事情时，齐桓公总是说去问仲父，去问仲父。如此，齐桓公不但威信未减，反而受到霸主们的尊崇。如今张昭贤能，我能使用他，他所建立的功名岂不归我了吗？东莱黄县（治今山东龙口东南）人太史慈，在扬州刺史刘繇手下为将。孙策进击刘繇，太史慈曾在神亭（今江苏金坛西北）与孙策对战。孙策一枪刺中太史慈坐骑，又顺手摘下他脖子后面的手戟，太史慈也摘下了孙策的头盔。后来，刘繇战败，太史慈被孙策活捉。孙策亲自为他解缚，拉着他的手说：还记得神亭我俩恶斗之事吗？那时候你捉到我会怎样呢？太史慈说：那很难说呀！孙策哈哈大笑，深爱太史慈的直率，说：今天我当请你共成大事。后来，刘繇逃往豫章，他手下还有万余人未有所附，太史慈便要求前去招抚。孙策手下人都认为，太史慈是刘繇旧部，此去一定不会再回来了。孙策却对太史慈深表信任，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拉着他的手腕问道：何时能还？太史慈说：不过六十日。后来，太史慈果如期而返。
孙策对周瑜、张昭、太史慈等人的做法，反映了他在团结士人、取得他们的支持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在他身边聚集了周瑜、张昭、太史慈、程普、韩当、黄盖、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凌操等一大批江南江北士人。史载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
孙权继承兄孙策之业，在团结士人方面更超过了他的父兄。
首先，孙权爱才爱得深切，爱得感人。最突出的就是他对待吕蒙的事例。当吕蒙病重时，孙权派人把他接入自己宫中住下，采用一切方法为他治疗救护。又向全国通告，有能治愈吕蒙之病者，赏金一千。每当医生在吕蒙身上针刺治疗时，孙权便为之惨戚。他想常常看看吕蒙的病情，又怕过多地打扰他使其劳累，便在墙上挖个小洞，从洞中偷偷观看。当他看到吕蒙稍微能吃东西时就感到欢喜，如果看到吕蒙病重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的病情曾一度好转，孙权为此专门发布大赦令，当吕蒙病情加重时，孙权亲自到病床前探视，还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吕蒙祈祷。当吕蒙病故时，孙权特别悲伤，为之削减膳食，停止音乐。当然，吕蒙受此待遇，与他所立功劳有关，但孙权的表现，也不能不使其他人感动，从而激励他们为孙吴政权尽忠竭诚。
第二，孙权在团结士人方面，范围也比其父兄广。孙坚起家长沙，在北方征战，他所依仗者，多为淮、泗地区的人士。孙策依靠淮、泗人士进兵江东，还没来得及对江东人士进行笼络便死去了。孙权即位后，除了一方面坚决依靠父兄所留下的淮、泗人士外，还对江东士人进行了广泛的团结。吴郡吴县（治今江苏苏州）人顾雍，被孙权任为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孙权又派人把他的母亲接来，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并把孙策的女儿嫁给顾雍的儿子。吴县陆氏也是江东大族，陆逊年轻时就受孙权重用，并娶孙策的女儿为妻。陆逊有大功于孙吴，孙权对他也非常信任。史书记载，蜀汉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政，与孙吴连合，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陆氏一族，在孙权时有二人为相，五人封侯，十余人为将军，可见他们在孙吴政权中的位置。吴县人朱桓，在任前将军时，因与督将发生矛盾，滥杀部下，又假托是因狂病发作。孙权明知是假，却以假作真，让其子朱异领其部曲，令医生对他看护诊治，用这种方法让他摆脱罪责。顾、陆、朱、张是江东的著名姓族，孙权对他们的信任和依靠当时人是有目共睹的。孙吴后期，陆凯上书给孙晧说：先帝（指孙权）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熙，邦内清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第三，孙权为了进一步获得淮、泗集团和江东大族的支持，还实行世袭领兵制和给客制。简单地说，领兵制度就是将领对自己的士兵可以世代领有。如陆抗从父亲陆逊那里继承了统帅其数千部曲的权力，陆抗死后，他的数万部曲又由其五个儿子分领。给客制就是把大批佃客分赐给军队将领。例如，孙权赐给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官属三十人。又如陈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关于孙吴的领兵制和给客制，著名史学家唐长孺先生写过一篇专门研究的论文《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文中说：孙氏建立了宗族间分配利益的领兵与复客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分封制度。孙氏统治集团以若干大族与将领为代表拥有世袭的军队，占有巨大数字的田客与土地，有的还享有食邑与委任食邑长官的权力；这样就构成南方大族的经济基础及其政治特权。
投桃报李。孙吴政权对南北士族中出类拔萃者所给予的种种恩赏和实惠，自然得到了回报。考察《三国志吴书》，除孙氏宗室以外，立有专传的共五十九人，其中北方籍二十五人，南方籍三十四人，可见孙吴政权是得到南北大地主阶级的拥护的。孙权手下，异人辐辏，猛士如林，这是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团结的时期，是孙吴政治稳定的时期。
我们再来看看蜀国的情况。
刘备进入成都后，法正曾对诸葛亮说：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法正在这里，提出一个客主概念。刘备是被刘璋请入益州，后来反客为主的。刘备占领益州前，刘璋及其旧属是益州的主人，刘备占领益州，反客为主，但由于刘璋属下大部分人的加入，刘备集团的主客区分依然存在。为了使两部分人团结协调起来，刘备、诸葛亮做了许多工作。在《互相关联的三步棋》一节中，我们曾讲过诸葛亮在马超、刘巴、董和等人的问题上所做的努力，除此三人外，还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刘备集团为协调客主关系所做的努力。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既是名言，也是真理。
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到其政治进程受到阻碍时，是不会轻易使用战争手段的。
占有荆州，确保国家的安全与发展，是孙吴的政治任务。为此，孙吴在用其他方法达不到目的时，不惜采用战争手段。
据有荆州，确保对中原进行两路夹击的钳形态势，是蜀汉的政治任务。只要能保留荆州这个战略据点，刘备可以向孙吴做出必要的妥协。
现在，孙吴已全据荆州，蜀汉钳形夹击中原的政治任务已经无法完成，为了将政治任务贯彻到底，刘备最终选择了战争。
蜀汉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统水陆大军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杀向荆州。
这支庞大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人们有理由猜想，此次出兵在数量上要大大超过孙吴：刘备这次出兵，志在必夺荆州，因此必然要尽其全力。既然尽其全力，其兵众能少吗？刘备此次征吴，把孙吴吓得够呛。孙权先派人给蜀国送信求和，又令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致笺劝刘备息兵罢战，刘备一概予以拒绝。如果不是蜀强吴弱，孙权会有这种表现吗？
于是，有人就猜想，刘备的征东大军没有数十万人也有十数万。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
事实上并非如此。
刘备东征，的确是志在夺回荆州，他动员很大力量不假，倾全国之力却未必。上一节我们曾经说过，由于外交上的被动，刘备需要分出一部分力量防御北方的曹魏，吴蜀夷陵之战，是一场孙吴倾全力来守，蜀汉不能倾全力来攻的战争。退一步讲，即使蜀汉能倾全力来攻，其国力与孙吴相比不能算是强者。
孙权求和并不是害怕。当时孙吴已经得到荆州，上游的威胁已经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自然想避免战争，希望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与蜀汉的关系。因为战争要死人伤人，要消耗物资，即使是打赢了，也会使实力受到损失。但孙权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两封求和信上，他是认真做好了战争准备的。他把国都从建邺迁到武昌，以便指挥将要发生的战争。他接受了陆逊对荆州人士普加覆载抽拔之恩的建议，对荆州士人普加笼络。武陵人潘濬，被刘备任命为管理荆州事的官员。荆州失守后，潘濬不愿投降，称疾不见孙权。孙权派人用床把他抬进宫，呼着他的字说：承明，昔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帅；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此二人，卿荆国之先贤也，初虽见囚，后皆擢用，为楚名臣。卿独不然，未肯降意，将以孤异古人之量邪？感动得潘濬涕泣交横，呜咽不止。孙权见状，又让亲近用手巾为他擦脸，潘濬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从孙权对待潘濬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为争取荆州人心所做的努力。为了对付蜀汉的兴兵讨伐，孙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大都督、假节陆逊负责，统率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此为前线部队。第二线由诸葛瑾率众屯驻公安，此为第二梯队。第三线是孙权统兵驻守的武昌，此为总指挥部。第二、第三线是一线的后援，总兵力估计也不会少于第一线。这样看来，孙吴所动员的兵力当在十万以上。
蜀汉方面所动员的兵力有多少？史书上虽无明文记载，但我们仍可以根据有关记载做一较可靠的估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自正月至闰月，大破亡，临阵所斩及投兵降首数万人。刘备奔走，仅以身免。同书《陆逊传》也记载，陆逊率兵攻击刘备军，破其四十余营，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这两个记载告诉我们，夷陵之战，刘备全军覆没，数万人全部战死或投降。
这两个记载虽告诉我们刘备的东征军的大概数字，但仍不能使我们满意：数万究竟是几万？
《资治通鉴魏纪文帝黄初元年》记载：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这个数字又令人怀疑。刘备志欲夺回荆州，用四万人去攻打陆逊五万守军，是不是少了点？我们知道，《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史实是以当时所能见到的史书为根据的，那么，四万人的数字是根据什么得来的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记载，刘备伐吴，孙权给曹丕上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资治通鉴》所说四万，当根据《魏书》而来。但这四万人只是刘备支党，即前锋部队，并不是刘备东征军的全部。
《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这里说刘备的东征军有八万余人，这个数字比较可信。在建安二十年刘备取得益州后不久，孙权出兵袭取荆州南三郡。那时刘备尚未取得汉中，还能率五万人东下，再加上关羽的荆州军至少也有七八万人。此次东征，刘备虽丧失荆州军，却得到了汉中，因此再拿出七八万人与孙权争夺荆州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吴蜀双方总的军事实力看，是吴强蜀弱，但就双方投入一线的兵力看，蜀军的八万对吴军的五万，不能不说蜀军占有局部优势。
蜀军旗开得胜。前锋将军吴班、冯习率军沿江东下，进入三峡，在巫县（治今重庆巫山北）大破吴将李异、刘阿。接着，又占领了陆逊防守的秭归，节节取得胜利。
孙吴占领荆州后，一直把边界向西推到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整个长江三峡地区都在孙吴境内。长江三峡，自西向东，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构成，长约数百里，是世界上有名的大峡谷。长江自峡中由西向东贯过，江面最窄处约一百米，两岸高山耸峙，道路崎岖难行。蜀军兵至秭归，在此地临江筑城，深入吴境五六百里。
章武二年正月，刘备对孙吴发动了总进攻，其部署是：以多路军队置于江北，保护三峡后路，以防受到魏军的攻击。以将军冯习为大督，统率主力大军。以张南为前部，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为别督，将军吴班、陈式率水军，水陆并进，浩浩荡荡东下。
此时，蜀军正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刘备富有智谋，作战经验丰富，又连战连胜，深入吴境，并将陆逊别军孙桓围困在夷道。
刘备称帝，封赏将士，又带兵亲征，将士皆思立功报效，加之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士气正在高涨之时。
蜀军顺流向东，水陆并进，居高临下，利于进攻。
与蜀军相比，吴军显得有些被动。
主帅陆逊，是个年仅三十九岁的书生，而他下面的将领，或是孙策时旧将，或是公室贵戚。他们开始时对陆逊并不服气，各自矜持，不相听从。
吴军一退再退，将士们对主帅的战略意图很不理解，士气低落，一些将领甚至公开反对退却，主张趁蜀军立足未稳，迅速反攻。
然而，蜀军的有利形势中隐含着不利因素；吴军的被动状态中隐含着向主动状态转化的条件。
蜀军进展顺利，接连获胜，容易产生骄傲情绪，骄兵必败，这是军事斗争中被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顺流而下也有对蜀军不利的一面。大将黄权就看出了这点，他对刘备说：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三国志》卷43《蜀书黄权传》。但刘备没有接受黄权的建议，他并没有把陆逊放在眼里，他认为吴军的退却是一种胆怯的表现。
事实并不像刘备想的那样简单。陆逊虽年轻文弱，但却是一位称职的统帅，具有驾驭战争的非凡能力。他在战争开始时坚决主张退却，因为他知道三峡不宜据守，那里陆路鸟道崎岖；水路流急滩险，守御无险可据，且使后勤补给战线拉长，给后勤供应造成困难。而把山地峡谷让给刘备，就会使他陷入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舳舻千里，前驱不过百舰的被动境地。
失败对于智者来说，也许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失败可以使他们深刻反思，使他们总结经验，使他们汲取教训。
刘备、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
夷陵惨败，刘备退到永安（治今重庆奉节东），他没有继续后退，而是在此地驻下来，作出一副随时再次东出的架式。但刘备自己也清楚，损失这样惨重，再次大规模东征，决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经历的最严重的失败。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一个身经百战老谋深算的人，却败在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后生手中。虽然想不通，但他确实在想。虽然想不通，但他却未失大将风度。有一点他非常明白，此次失败，责任全在自己。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被任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率众投降了曹操。按照法律，叛逃者家属要连坐。执法官员问刘备：是否将黄权的妻子儿女逮捕法办？刘备摇了摇头，他知道，在夷陵之战中，是自己让黄权率军在江北防御曹军的。如今打了败仗，自己撤回来了，而黄权的退路已被吴军阻断，后退无路，不降曹魏怎么办呢？想到这里，刘备说：是我的失败导致黄将军至此，是我对不起他，他没有对不起朝廷的地方。对于失败，刘备不归咎于别人，不迁怒于部下，不掩饰自己的过错，确实具有一代雄主的风度。与刘备同一个时代的袁绍，气量与刘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袁绍在同曹操官渡决战前，手下的谋士田丰劝他根据自己的长处，采取分为奇兵，乘虚迭出的战术，曹操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曹操疲于奔命，不要马上与他决战。袁绍不但不听，反而认为田丰动摇军心，将他关押起来。后来，袁绍果然打了败仗，有人对田丰说：事实证明您的意见是对的，袁将军回来一定会重用您。田丰却说：如果袁将军得胜而归，我定能活命，现在他是败军而还，我恐怕活不成了。果然，袁绍回来之后，对左右说：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便把田丰杀掉了。
刘备敢于面对失败，不敷衍战败之责，说明他在认认真真地想，认认真真地寻找打败仗的原因。
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刘备以前也打过不少败仗，他都以豁达的态度待之，确实把它们视为常事。而今，他豁达不起来了。数万军队没了，无数军资器械丢失了，马良、张南、冯习、傅肜、程畿、黄权等将领或者战死，或者离开蜀汉，这样重大的损失，他怎能以常事视之呢？
他冥思苦想：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呢？
巍巍白帝城，座落于三峡西端、夔门之外的高山上。由于驻足高山，人们的视野可以东西眺望，可以仰望无尽的苍穹。望着圆圆苍穹，刘备忽然想到了家乡，想到了起居坐卧的茅舍，想到了茅舍东南角篱笆边上的那棵大桑树。那棵树高高的，在幼年刘备的眼中，它简直要钻到天上去了。那树冠圆圆的，在它的底下，就如同顶着圆圆的绿色苍穹。乡里人都说，这棵大树底下当出贵人。幼年的刘备曾在树下同群童玩戏，并说：我将坐在这皇帝的宝盖车里。如今，刘备真的当了皇帝，这是天意呀！天的力量是那么大，天意难违呀！
想到天意，刘备又想起那惨败的夷陵之战，这恐怕也是天意。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猛地，刘备想起来了，自己当皇帝以来，只顾得与孙吴争夺荆州，竟然没有拜祭过一次天地，难怪天不佑己。于是，刘备立即给留在成都的诸葛亮下了一道诏旨，要他在都城南郊修筑圜丘，在北郊修筑方泽，刘备要依礼进行天地祭祀。
诸葛亮接到刘备的诏旨，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他知道，刘备在寻找夷陵失败的原因，但找来找去，竟找到天的头上。
对夷陵战役的失败，诸葛亮也感到很震惊，也在思考着失败的原因。他想到了法正。
法正这个人，固然有一些毛病，如心胸不宽广，品德上也不大追求清白高尚，诸葛亮在这些方面与他有些不同看法，但在报效蜀汉、兴复汉室的大义方面，他们还是志同道合的。在规划国家大政方针上，诸葛亮常感到法正有奇谋妙策，与自己合作的非常默契。唯独在对待荆州问题上，诸葛亮每每感到法正与自己意见相左。不但法正，再早些时候，庞统也对自己重视荆州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奥妙诸葛亮还没有来得及细琢磨，但他感到，庞统、法正等人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而今夷陵之战的结果证明了他们主张的合理性。诸葛亮深深感到，如果法正他们还活着就好了，他定能劝阻主上东征，避免这场失败。
尽管诸葛亮在思考夷陵之战的失败原因方面与刘备不同，但他还是立即组织施工，在成都的南郊和北郊分别营建祭祀天地的圜丘和方泽。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下了御旨；另一方面，修建南北郊是一个国家的礼仪制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此，在国家制度上是个严重残缺。
营建南北郊并未使诸葛亮劳太大的神，最使诸葛亮劳神的事，是与孙吴的关系问题。早在夷陵之战前夕，哥哥诸葛瑾就写信致刘备，让他考虑关羽与被曹丕害死的汉帝谁更亲近？荆州与天下相比谁大谁小？曹丕和吴王谁最可仇恨？可惜蜀汉急于东征，根本不予考虑。孙吴曾写信给刘备求和，可惜刘备欲夺回荆州，坚决予以拒绝。如今，蜀、吴两国已反目成仇，战争虽然结束，敌对关系仍存。长期敌对下去，蜀汉就多了一个敌人，兴复汉室的目标就更难实现。
改变这种状态，应该从何下手？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诸葛亮心中也没底。
就在这个时候，孙吴和曹魏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变化，这个变化为刘备、诸葛亮缓和蜀、吴敌对气氛提供了契机。
孙吴袭杀关羽取得荆州后，为了对付蜀汉可能进行的大举反攻，便卑词厚礼，向曹魏称臣，欲借魏国的力量牵制蜀汉。不料曹魏也不好利用，乘此机会向孙权提出种种要求。对于其他要求，孙权都能忍气吞声接受，唯独向曹魏朝廷送子为质一条，使孙权感到万万难以接受。他知道，一旦将儿子送进洛阳，就等于用一根绳子套住了自己，而将另一端交给曹丕，到那时候，只能由他任意摆布了。所以，孙权对于曹魏的这个要求，只是口头上给予答应，而实际上想尽种种办法，找出种种理由将送儿子入质的事无限期地向后拖延。就在蜀汉大举东征的时刻，孙权为了专力对付蜀国，求得外援，终于答应在这年十二月把太子送到曹魏。但当夷陵之战孙吴取得大胜后，孙权的态度立刻起了变化。
曹丕得知孙权的态度变化后，勃然大怒，他感到自己受了孙权的愚弄，决心给他点颜色看看。黄初三年（222）九月，曹魏发三路大军伐吴。一路由曹休、张辽、臧霸率领，出洞口（今安徽和县南）；一路由曹仁率领，出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南）；一路由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率领，围南郡。孙权则针锋相对，派吕范等督五军，以水军抵御曹休一路；命濡须督朱桓整军抵御曹仁；派诸葛瑾、潘璋、杨粲率军救援南郡。曹丕见孙权态度如此强硬，也不愿轻启衅端，便写信向孙权表示，要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如果孙权真的效忠朝廷，早晨送太子入朝，曹魏晚上便撤兵回去。不料孙权不但不应，反而派兵临江拒守。这年冬天十一月，江风大作，孙吴军队船翻，吕范兵士溺水而死者数千。曹休乘机派臧霸出动轻舟五百只，敢死队万人袭攻徐陵（今安徽当涂西南），烧攻城车，杀略吴军数千人。吴将全琮、徐盛反击，追斩魏尹卢，杀获曹兵数百人。
曹、吴战端又起，对蜀汉与孙吴缓和关系是一个机会。刘备在苦思征吴失败原因时，似乎对征吴之失有所反省，他主动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以示和好之意。
同年十二月，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泉到白帝城见刘备，正式表示向蜀国请和。刘备问郑泉：吴王为什么不给我回信？难道他认为我称帝不合适吗？郑泉说：曹操父子凌驾于汉室之上，最终取代了它。您既为汉室后裔，就应担负起藩卫汉室的责任。而您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却先自称帝，这不合天下人之议，所以我们君主没回信。
其实，郑泉这番话是出于外交需要而寻找的理由。孙权不回信，决非不满刘备称帝，因为此时他也已经建年立号。孙权在与刘备通使后，仍与曹魏往来不绝，可见他不给刘备回信的真正原因，是对孙、刘联盟的前景仍有疑虑。尽管如此，孙权派人出使蜀汉，毕竟使蜀、吴重归旧好伸出了一只脚，只要这步迈出去，蜀、吴联盟就有可能重新恢复。刘备也遣太中大夫使吴，表示赞同蜀吴两国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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