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 > 第二章 兵荒马乱
“煐”与“Eileen”
是个大路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 有各种各样的“Eileen”。她可以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青葱可爱的少女，或者牙牙学语的小丫头。也许她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读着一份报纸，也许她在盛开花朵的阿尔卑斯山下吹风笛，也许她在香港铜锣湾购物，穿着十公分的高跟鞋走得噔噔地响……也许，她生在20 世纪初的上海，是一个原本叫作张煐的女孩子。
张煐九岁那年，父亲与母亲离了婚。身为新女性的母亲，坚持要将女儿送入新式的学堂。这便是她易名的最初缘由。
这一天，黄氏小学来了一对母女。母亲已三十来岁了，却扮得十分摩登。烫了头发，身上是掐身的旗袍，窄窄地将身段勾出来；走起路时，也是袅袅婷婷的。女儿虽稚嫩，但神色间已有几分成人的意思。她跟在母亲身后，看起来有些拘谨，但偶尔抬头时，目光移动，又令人感到淡漠而傲气。
母亲去为女儿做登记，打算让她在四年级插班。
“名字？”
母亲皱着眉头。“张煐”两个字到了嘴边，却吐不出来。怎样？念起来嗡嗡的，似蚊子叫一般，太不响亮。叫这样的名字，仿佛在气势上都输了一截，叫人觉得小家小气。那叫什么好？母亲略一思忖，道：
“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样，张爱玲的新名字便被定下了。Eileen，张爱玲。
实际上，Eileen 也算是个讨喜的名字。译过来，意思是“讨人喜欢的、光亮的”。与寓意为“美玉”的煐相较，并不差太多。但似乎是它太讨喜，或者说有太多父母单为省事，竟让张爱玲有了两个名字也叫Eileen 的同学。
与人重名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好比一个女人，刚刚打扮停当，去外头闲逛，却发现迎面走来与自己穿着一样衣裳的人。两人面面相觑，自然都不会有好脸色。不过，衣裳好歹还可以换，但定了的学名，就不大方便再去改了。
张爱玲自己是很不喜欢这个“大俗”的名字的。与张爱玲本身的苍凉冷淡相比，Eileen 显得有些轻飘飘的。甜蜜，却毫无心机，太单纯，好似街头穿着蓬蓬裙、舔着雪糕走过来的女孩子。固然是可爱的，却涉世未深，里子太空。
多年以后，张爱玲提起这个名字时，还是耿耿于怀。她认为：“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可惜她自己的学名，这样草率地被定下，又俗气，未免留下遗憾。
名字是美好的期望，故而人们都爱用好的字眼，讨个彩头。然而，Eileen 的简单与欢快色调，与张爱玲一生的辗转与凄楚相衬，却让人感到无奈。
在她的名字从“张煐”改为“张爱玲”之后，命运的天平仍然没有对她有丝毫的倾斜。进入西式的黄氏小学之后，母亲黄逸梵就与姑姑张茂渊一起，搬离了张家。在黄逸梵看来，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不必再待在那个令她感到难堪而痛苦的家中了。张爱玲的家里，“家”的氛围又降到低谷。
张爱玲感到，自己居住的地方，仅仅是一座房子，而不是“家”。
当然，房子是登样的，一看就知不是普通人家住的地方。花园里的植物也都侍弄得生机勃勃；上上下下，都有大帮佣人打点。吃穿住行，主人家丝毫不需要花心思。
然而，到底缺了些什么？
每每张爱玲从学堂回来后，都觉得“家”中的时光难挨。在父亲的坚持下，仍然在家听私塾先生讲课的弟弟，没精打采的，对学问不大上心。而固执的父亲，在毒瘾中越陷越深。
在这段日子里，张爱玲感到，这座宅子，从来没有这样阴森过。
屋子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显出陈旧的疲惫了。有时她站在窗前，看向自家的花园。玉兰花开得很盛，本应是欣欣向荣的景色，但那满树的花，看起来却似脏了的白手绢。无处发泄的抑郁，让眼中的一切都显得颓唐。
家中的气氛无比压抑，这压抑似乎缺乏一个宣泄的口子。直到这一天的到来。
在弟弟张子静的记忆里，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天气很热。有一天我父亲只穿了一件汗衫和短裤，仍然嫌热，就把一块冷毛巾覆盖在头上，两只脚浸在盛满冷水的脚盆里。那时正放暑假，姐姐在家。父亲看到我和姐姐，眼光呆滞，嘴里不知咕哝些什么。家里的佣人看他那样子都很害怕，担心他会发生什么事。我看了也很害怕，以为他快死了。”（摘自文汇出版社。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见到这样的情形，年幼的姐弟到底还是慌了手脚。亏得佣人见情形不对，给姑姑张茂渊去了电话。对方匆匆赶来，将张廷重送入了医院，进行戒毒治疗，治疗的日子长达三个月。那是一段因绝望而显得愈发绵长的时光，张爱玲是怎样挨过去的，已无从得知。然而，那个夏天，必定成为她心头的一个结。解不开，碰不得。
这个夏天之后，张爱玲升入圣玛利亚中学。而戒掉吗啡的父亲，变得易亲近了些。这个意志消沉的男主人，在“重生”之后，似乎是良心发现般地与女儿之间更亲近了。
说起来，张爱玲对父亲的感情，其实是很复杂的。张廷重虽然有些遗少的恶习，早年间对待张爱玲还是宠爱的---她毕竟是个聪明的女儿。而且，在张爱玲的眼中，父亲虽也曾迷失本性，但她记得，他曾风度翩翩，是那样一个温文尔雅，生活得小有趣味的男子。
父女间的关系升温。张爱玲其实也明白，他只是个寂寞而无所适从的父亲和失去所爱的丈夫。他不明白自己的路应当怎样走，他其实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但她义无反顾地要离开他。他仅是太痛苦了。他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能任她去了。
似乎“Eileen”带来的好运气，开始向张爱玲招手。张廷重会偶尔带着女儿出去看电影，或是进西餐厅，或是看戏。电影里演的故事虽然俗气，却好在热闹，让人感到这世界到底有火一般的热力，让心不那么寒冷。西餐厅里的异国美味，则能够让胃满足，不会空落落的。戏台子上的生旦净末丑更了不得，艳丽夺目的衣衫，用尽一切能够想到的颜色，水袖与袍角翻飞，赤橙黄绿青蓝紫，和着铿锵的唱词，令人似观一场盛大的烟火。这些趣味，让张爱玲于无形的重压里抬起头来，稍稍喘了一口气。
若说家里的氛围渐渐让张爱玲感到惬意，那么偶尔去看望母亲与姑姑，就是她的灰色少年时代中，带着阳光气息，闪亮的日子了。
母亲黄逸梵与姑姑张茂渊租赁了一处宽阔敞亮的房子。两人眼光不俗，房内布置得干净清新。钢琴、浅色家具、新鲜插花、播放舒缓音乐的唱片机，让一切显得轻松而又自在。她们还聘请了白俄厨子与司机，生活真是有声有色。
在这座充满阳光的房子里，张爱玲看到了母亲的宾客。她们谈论文学，她们一起唱歌、弹钢琴。一切显得闲适而优雅，富足、甜美得如同一个梦。这样的生活，才是一个“Eileen”应当拥有的。
然而，去看望母亲时，敏感的张爱玲心情到底还是有些忐忑。在母亲的家里，她是类似于“客人”的存在。
成长起来的张爱玲，面对母亲时，有着复杂的情感。她看到，这个女子是这样的璀璨夺目。渐渐增加的年龄，不能让她的艳丽减少分毫，反倒是这岁月在她身上添了些令人难以言喻的吸引力。举手投足之间，她都无比优雅，这让她的女儿感到自惭形秽。
黄逸梵是个让张爱玲仰望，却又不敢亲近的母亲。她是随时都能吹走的一阵风，带着植物的香气与海风的咸腥。她是张爱玲生命中的一轮明月，看起来皎洁，如梦似幻，但又太远，不可触摸，只能瞻仰，不能传递温暖。
果然，不久之后，这阵风再次吹走了。黄逸梵不安的内心，还是渴望着国外自由放纵的生活。于是， 她再一次挥别了这个暂时的“家”，远渡重洋，去寻求自己的爱与快乐。这个离经叛道的女人，几乎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但也许她想不到的是，张爱玲---这个她仅倾注了少量感情的女儿，竟然为她深深地影响。她的个人主义，她对各式衣衫的狂热，还有她骨子里不安定的因子，都在张爱玲内心深处扎根。
母亲离开后，张爱玲仍然会经常去她与姑姑合租的地方。虽然母亲已不在了，但那屋子里，满满的都是她遗留下来的气息。这一切都让张爱玲怀念，却又痛苦。圣诞节时，张爱玲会画许多贺卡，从中仔细挑出最好看的一张，让姑姑代她为母亲寄去。
小小的一张纸片，画满的都是张爱玲的困惑。她崇拜母亲，却无法从母亲那里获得足够多的爱。实际上，这个“母亲”，对张爱玲的沉默与木讷很不喜欢。她觉得，这个女儿并没有继承到自己的优点。不够淑女，不够讨人喜欢。甚至有一次与她一同上街时，带着嫌恶的神色。
在这之后的许多年中，张廷重再娶，张爱玲与继母产生矛盾，被父亲软禁。在她十六岁时，从家里逃出来，投奔再次回国的母亲。在这以后，张爱玲与母亲的相处，更类似于两个成年女人的相处方式。
公平，又怀着小心机。
生活给予张爱玲痛苦，这痛苦被无限的想象煅烧，最后铸成能够刺伤人心的冷硬文字，让无数人喟叹、流泪。人们记得张爱玲穿着旗袍的身影，但不知他们的眼能否看到，那个名叫黄逸梵的女子，是她旗袍上最艳丽的一朵花。冶艳，有着招摇的姿态，如同罂粟。
张爱玲曾说，在长大之后，她有许多次机会，能够将“Eileen”这个俗气的名字改掉。但她终究没有这样做。因为她不愿意忘了那个叫作黄逸梵的女子。这个名字，是黄逸梵赐予的。不改变，是眷恋、是纪念。她也曾埋怨过，为何她不能得到温暖而丰厚的母爱，但她不能停止对这自由之风一般的女子的仰视。
她不是“煐”，她不是一粒莹润内敛的美玉，她只能是拥有无数闪光棱角， 诡谲冷艳的暗红水晶， 让人不由自主地迷恋。她让“Eileen”这个俗气的名字有了不一样的韵味，有了遗世独立的苍凉。
她是张爱玲。
在这一刻重生阳光会普照每一个平凡或不平凡的下午。在这个像是死了的豪宅里，暗处是古墓般幽暗，光亮处是昏沉沉的烟雾，看着看着人便是要沉下去，陷进去了。
争吵声，又是争吵。每次父母吵架，佣人就会把张爱玲和弟弟领到阳台上来，她就和弟弟在阳台上安安静静地骑自行车。似乎这样就不会让孩子受伤害。但这一次，她想捂住耳朵，她敏锐的触觉感觉到这一次的不一样。有一些东西好像已经支离破碎覆水难收。
吸毒、嫖妓、养姨太太、颓废堕落，不理财、不养家、没有责任感，张爱玲的父亲具备了所有旧时代玩乐公子的资质。张爱玲的母亲来自于一个门庭显赫的大家庭，这个富贵的妻子带来了无比丰厚的嫁妆，张爱玲的父亲便是要榨干这个女人所有的钱。而这个独立意识十分强的名门女子怎么能忍受这样的男人的压迫呢？于是她离去了，离去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很快，一个陌生的女子便住进了这个死了一般的豪宅。这人便是张爱玲的后母孙用蕃。
一想到后母，常人脑海里出现的，无非是那些细微的磕磕绊绊和各人眼中的不友善。儿时缺失母爱的张爱玲，父亲就等于是她爱的所有寄托。张爱玲有严重的恋父情结，后母的存在怎会不令张爱玲感到威胁？她在《私语》里面提到过是姑姑把父亲要再娶的消息告诉她的，当时张爱玲在一个小阳台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张爱玲就觉得如果她的这个继母就在她的眼前，她就会把她从这个阳台上推下去，让后母摔死掉。可是，张爱玲又怎么能阻止得了这个后母的到来呢？
张爱玲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后母。但初时，两人却保持着相安无恙的关系。张爱玲的高中是寄宿学校，很少在家里。即使在家，和后母也是谈论一些生活日常、天气等不痛不痒的问题。可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始终是要爆发的。
自从张爱玲的这个抽大烟的后母来到这个家，对家庭的管理有些改变，各种开支变得很拮据。张爱玲曾经久久地站在烟铺门口等她的父亲给钢琴老师的学费，她的父亲却没有给这个心情越发落寞的孩子任何回应。那时的张爱玲十足地像个被丢弃的孩子。
张爱玲的后母曾经努力地想要处好与张爱玲的关系，她带来自己的旧衣服给张爱玲穿。烟瘾十足的孙用蕃，可不愿意用自己的烟钱来给这个冷漠的继女买新衣服。当然，事实也证明，张爱玲可没有领后母这个勉为其难的情。她把穿后母的旧衣服，当成了耻辱并铭记一生。后来当张爱玲去舅母家，舅母把表姐的衣服给张爱玲穿，张爱玲有些委屈，落下泪来说：“我何时需要人来周济了。”
张爱玲有一次回到家，看到饭桌上父亲因为一件小事给了弟弟一巴掌，她就难过得用碗把脸挡住哭了起来。后母孙用蕃倒是笑了起来：“他挨打，你哭个什么？”张爱玲的心里便有了恨，发誓要报仇。
可是一看弟弟，却是没事人般在阳台上踢足球去了。从这个早已麻木的身影中，张爱玲似乎看到了自己以后生活的片影。此时的悲哀为张爱玲坚定地离开这个家埋下了伏笔。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远渡重洋的母亲回到了上海。在母亲的鼓励和自己对新生活的向往下， 张爱玲升起了去英国留学的想法。
可是等她结结巴巴地把这个事情给父亲说了后，却没有得到理想的回应。
当年张爱玲的母亲也是因为留学的事离开了张爱玲的父亲，此刻父亲认为张爱玲是受了母亲的挑拨，心中只有极度的反感。后母更是添油加醋地奚落张爱玲：“你母亲离了婚还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流言》）
后来张爱玲的弟弟回忆那段往事说：“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摘自文汇出版社。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为了自己的私利，便成了父母与孩子隔阂的开端。对父亲的爱，必然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陷落。
年日本人打进上海， 张爱玲的留学事宜也是耽搁无期了。张爱玲的家离苏州河很近。炸弹的声音吵得张爱玲睡不着觉，好像随时在等炸弹飞到头顶。此时，张爱玲离家出走的母亲住在霞飞路，这条路是上海最为繁华的地方。即便是演变到现在的淮海路，它依旧是最为高尚的商业街。混乱中，母亲想念起张爱玲，便叫张爱玲到她那儿去住几天。于是张爱玲就去了母亲家，住了两个星期才回家。
这天，张爱玲吃过晚饭回到家中，继母孙用蕃就从楼上下来，问道：“你到哪里去了，走了那么多天。”张爱玲知道，这是继母在明知故问了。她面不改色地回答：“我到妈妈那里去了。”“你住到你妈妈那里去，应该给我说一声。”张爱玲觑了她一眼：“我跟爸爸说过了。”
孙用蕃生气道：“噢，对父亲说了！ 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话音刚落，“啪” 地就是一巴掌， 张爱玲白皙的脸上红色的印记立即显现。（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流言》）
张爱玲毫不示弱准备要还她一个，却被两个赶过来的老妈子拉住了。她没有想过要考虑后果，这一耳光要还的并不只是脸上的印记，还有某处看不见的郁结。后母没命了冲上楼去，大喊：“她打我，她打我！”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一刻来得太突然，但她似乎也明白总该会有这一刻。
张爱玲的父亲刚抽过大烟，穿着拖鞋便从楼上冲下来。他不问青红皂白，就开始毒打张爱玲。张爱玲坐在地上被父亲猛踢，父亲边打边说：“你还会打人了，我打死你！”张爱玲耳朵都要被震聋了。家里的佣人看不下去，上来劝，生生地拉开了两人。
父亲气哼哼地上楼去，张爱玲自个儿走到浴室镜前，看自己身上的伤、脸上的指印，这些都是她心里的伤痛。自己对父亲的爱从此刻起就要流离失所，无处投递了。张爱玲不服，冲出家门要出去报巡捕房。门锁着张爱玲就试着撒泼、叫闹，要引起门外岗警的注意。
张爱玲的行为惊动了父亲，他更是无比震怒。父亲怎会让这样的事情给外人看了去，家丑是一定不能外扬的。等张爱玲一回来，迎接她的，就是父亲手里的一只大花瓶。张爱玲歪了歪身子，掉落的大花瓶就飞了一房的碎片。父亲愤恨地下命令，将无力挣扎的张爱玲关起来。
张爱玲的父亲走后，一直在一旁紧张着急的老佣人何干便是上来责问道：你怎么弄到这样的呢？ 张爱玲知道何干爱惜自己，顿觉满腔冤屈，抱着何干号啕大哭。哭得无力了，空洞的眼眸深不见底。此时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孩儿，正在经受一次历练。那些照片里、文字里的孤傲冷漠，正是在此次的劫难中，益发成型。
第二天，张爱玲的姑姑过来替张爱玲说情，并提说让张爱玲去英国留学的事情。后母的冷一句热一句惹得姑姑很是不平，便和张爱玲的父亲吵了起来。最后兄妹俩竟然动起手来。受了伤的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不知是这个家庭本来冷漠， 还是后母的离间隔离了亲情的输送，父亲在张爱玲的姑姑走后，将张爱玲关到了楼下的一间空房间里，气势汹汹地扬言要用枪打死她，还吩咐门卫看好她，不让她与任何人见面。她现在是真正的孤立无援了，这个年少的弱女子被生拉硬拽地推上了残忍现实的高台。
张爱玲在很小的时候，这个家就只剩下死寂的院落，抽鸦片的父亲和不懂事的弟弟。对这里的牵挂经不起任何轻微的拉扯。现在这个从小长大的家，在张爱玲的眼中也变得陌生起来。她看着这屋子，感觉它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而癫狂。楼板上的蓝色月光，似乎有着静静的杀机。她心中的恨增加起来，她甚至想天上的飞机能直接丢个炸弹在自己家，一起同归于尽了吧。
何干怕张爱玲想逃走， 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流言》）张爱玲此时挖空心思地正要得到这个结果。出去了就再也不回来在张爱玲的心中，从那个时候就生了根。事实证明，张爱玲在离开家以后，也再没有和父亲有过任何的来往。
张爱玲的心情糟糕透了，看什么都失去了该有的色彩，就连院里的白玉兰，也被她说成污秽的白手帕，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曾经读过的小说涌进张爱玲的心中，她一遍一遍地计划逃跑的线路，又是一遍一遍地否决。她记起《九尾鱼》中有一个片段就是把被单结成绳子，从窗户里爬了出去。可是院子里的大白鹅让她烦心死了，要知道夜里惊动了大白鹅的后果很难想象。她只能否决掉这个计划，去寻找更好的逃跑机会。为此，她时时刻刻都竖着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通往大门煤屑路走起来吱吱的声音。就连患上痢疾的时候，也没有放松过要逃出去的想法。
可是她的病情越来越重，长时间的浑身发烫，精神越发的萎靡，让张爱玲有了轻生的想法。但父亲却不给她吃药，不给请医生看病。
在常人听来，这样的事不过是深夜的梦魇，虽然陷进去拔不出来，可害怕、痛苦却也只是一时的，醒来便能重获新生。可是在张爱玲这儿，这样的折磨却长达半年。亲历这样的悲苦，如何让一个女子再有阳光的笑容？
幸好，何干看着奄奄一息的张爱玲心中生出了不忍，就趁张爱玲后母不在的时候警告张爱玲的父亲：孩子的病情非常严重，再这么下去怕是要出了事故，要是真有这么一天他是要负责任的。父亲大约是怕传了出去坏了名声，便也开始关注张爱玲的病情。他选择给张爱玲使用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注射几次以后，张爱玲的病情是稳住了，保住了性命。
保住了命的张爱玲，对曾经深爱的父亲，却只剩下了恨。她感到自己的爱，被这个把她毒打、禁足的人深深地背叛了。她积蓄着力量，等待着去实施她的计划。离开这里是这一时期张爱玲所有的期望。
终于有一天，张爱玲从何干口中得知了大门口两个巡警的换班时间，是在晚上。张爱玲一遍一遍地想好走出去的路，久久死沉的心竟有了新的激跳。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张爱玲拿出望远镜看屋外，此时黑路上没有路人，巡警正在换班。张爱玲摸着墙一步步靠近铁门，捏住门把时，内心无比地坚定。她开了门，闪身出去，比任何时候都要灵活。她大步跨着，她的前方就是自由。这一刻，是她的时刻！
“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 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啊！ 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流言》）不知道这样的残酷是毁了张爱玲还是造就了张爱玲。不过，逃到母亲家的张爱玲解脱了最大的桎梏，自由的手笔便要画写出惊人的美艳。
去香港张爱玲的作品从来都是娓娓道来，耐心感受便明白，它们都源于她的生活。那一些小小的事，淡淡的心情，都是构造她作品的一勾一画。每一抹忧伤都是她曾经的伤，悠悠荡荡，只等你在她字里行间寻摸。
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间中国大陆动荡不已， 同样颠簸不断的还有张爱玲的生活， 她很多的观点和感受也是在这一时期有些凝聚。
离开父亲家的张爱玲一个猛子扎进了新的生活。这让她如获新生，所有的压抑，风般飘逝。可那么弱小的肩膀要怎么扛起这个拙钝的生活？常年缺失的母爱，在最为孤立的时刻出现，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去抱个满怀。有了母亲的生活，让她再次找回了家庭的温暖，她毕竟算是有依靠的孩子了。
张爱玲在归属感的港湾里，开始舔舐自己的伤口。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父亲。对于父亲，她更多的便是恨了。不然张爱玲怎么会在父亲每天都看的《大美晚报》上，用英文发表题目是《What a life's life》的文章，讲述她被软禁虐待的经过。她还略去了父亲给她打针的细节。六年后，即是一九四四年，张爱玲已经成为当时上海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她又在《天地》月号第十期发表《私语》，把这件事又细说了一遍。
张爱玲的父亲看了很是愤怒，但是，文章已经发表，于事无补了。想想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相继都离开了自己，在愤怒的同时，更多的，恐怕还是伤感罢了。
张爱玲离开不久，何干还将张爱玲小时候的小玩具偷偷地带出家，拿给张爱玲。后来，张爱玲的后母将张爱玲的逃走迁怒于何干。
何干被张爱玲的父亲大骂了一顿，也离开了家，回到了养老院。张爱玲的物品被后母分发了出去，他们只当是她死了。从此，这个家，成为了别人的家，呼地就像从来没有来过。
张爱玲的母亲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她从小就受富贵家庭的高等教育，20 年代出国留洋，善于交际，举止优雅，相貌端庄。张爱玲小的时候看见母亲的穿着就非常羡慕：“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母亲回国时，时常会给张爱玲讲国外的事情，张爱玲总是听得异常认真。想必那蓝天下的红房子在张爱玲心中无数次地浮现。母亲潇洒的生活方式恐怕是张爱玲在潜移默化的学习方向。
扑入母亲怀抱的张爱玲，迫不及待地要以她想象的温馨和谐的母女相处方式，去和母亲相处。想和母亲说说笑笑，唠叨唠叨。可是母亲那时候可能心境不怎么平和，没有精神接张爱玲的话茬。很多时候只是张爱玲在一旁自说自话。这样的事情在敏感的张爱玲心里，无疑是根扎入心底的尖锐银针。看不见伤痕，却异常地刺痛。张爱玲对自说自话便是有了禁忌。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方面是有得天独厚的天才，在生活上却是白痴得很。她自己在散文《天才梦》中便是提到过：“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样的张爱玲和这样的母亲在一起生活， 难免会有一些矛盾。
十分在乎母亲对自己看法的张爱玲很是受挫。“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直到我十六岁时，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暌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 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 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于是母亲开始用两年的时间让张爱玲适应生活。教她走路，教她做饭，教她用肥皂粉洗衣服，教她笑的样子，教她走的姿势。在生活中一贯愚钝的张爱玲，在母亲眼中看到的，无疑是一次比一次更深的失望。
张爱玲本以为离开了使她痛苦的父亲，投奔了母亲这里，一切将会好很多。可是在这个过惯了富贵日子，却吃遗产过活的母亲这里，日渐拮据的经济条件在琐碎的事情中，磨砺着母亲的爱和张爱玲自己的爱。
张爱玲父亲的家虽然有些没落，可是张爱玲也从来没有吃过钱的苦。从来都是富贵生活的母亲当然也是这样，就算拮据也一直保持着保养和交际的各种稳固开销。可是母亲的钱是有限的。“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就在张爱玲从父亲家逃来母亲家的那年夏天，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抱着一双用报纸包着的篮球鞋来到母亲家， 要和她们一起住。张爱玲惊讶于这个日渐沉默的弟弟已经长得如此之高了。但母亲拒绝了弟弟，因为她只能支付一个人的学业开销。张爱玲伤心地哭了一场，弟弟也是哭了。最后，他拿着那包篮球鞋默默地离开。张爱玲感到很深的悲哀，同时也更加明白母亲的生活有多么吃紧。
果然，母亲不久后就对张爱玲提出了警告。“我母亲提出了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最爱穿着的张爱玲当然想把自己打扮得如心所想的，可是她深知：“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完全能够构想到嫁人后的悲哀结局。况且张爱玲从最开始对自己就有一些未来的打算：“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前途才应该是这个不愿将命运交与别人手中的女子这个时期最为重要的。于是，张爱玲开始补习，预备考伦敦大学。
张爱玲明白，母亲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她的学业，母亲在外国也是有一个男朋友的。冥冥中，张爱玲感到母亲的责任和关爱也是很有限、很无力的。张爱玲的数学比较差，虽然母亲生活拮据，却没有放弃为她以每小时五美元的代价，请一个犹太裔的英国教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这让张爱玲尤其感动。可是她总感觉，母亲不是自己的了。那是一种疏离感、一种失落感。
此刻的张爱玲像极了沙漠中的孤树。所有的生机都在于用根牢牢地抓住地面，深入、深入再深入地汲取唯一的水源。这份水源就是出国留学。此时的上海在张爱玲的心中，已经成了一个牢笼，将她和各种难堪、悲伤、纠结的事情都关在一起，挣脱不掉。上海之外的广阔天空，对她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她已经开始构想到留学生活的新鲜与自由。新生活在对她招手，在旧生活中，她便是要拼了命地努力。
不久，张爱玲便参加了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在上海举行的招生考试。她一鸣惊人，日本、中国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考生，都没有考过这个势在必得的女子。她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名，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资格。
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这个女孩的英格兰梦瞬间落空了。英国是无法去了， 幸而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对香港大学同样有效，张爱玲便只得改为去香港大学就读。
毕竟是离开了，毕竟新的生活是开始了。自己在香港生活，自由的心、自由的手脚。那种把自己把握在手中的感觉怕是这个女子一生都在追求的。
当轮船靠近香港的码头时，她看见了一片喧闹。她后来在《倾城之恋》中，记下了那时的纷繁：“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蹿上落下，在水面上厮杀得异常热闹。”（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香港的日子在张爱玲的人生中，将扮演至关重要的一节。她在这里将开出一朵朵绚烂的花。
港大打开的那扇窗初到香港，张爱玲有种难言的阴郁，如同她第一次见到香港的大海所描述的“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
那时的香港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都市， 繁华不及她的故乡上海。这个全新的城市，在她眼中，一切都显得那么怪异。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风俗人情上， 仿佛都刺激着她感悟到一种不中不西的、半土半洋的，不和谐的、犯冲的色彩和情调。
她的同学几乎都来自英、法殖民地国家，有印度的、马来西亚的、南洋华侨子弟、欧亚混血儿等，不同的民族，迥异的文化背景、心理、行为举止乃至穿衣打扮，一切都令张爱玲产生谜一样的好奇。
大学生活虽然单调，但也不乏自由。这种顺意而行的滋味，是她从小在清规戒律的成长中所未能体会过的。然而，张爱玲从小就对英格兰明丽的色彩充满着渴望， 她一心想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而在香港大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强烈的上进心以及梦想，坚决地抑制了她的自由与好奇心。她心甘情愿地摒弃了到手的自由，把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教室、图书馆、宿舍。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探寻那些奇闻异事，唯有好好念书，才能实现其梦想。尽管她刻意地束缚自己的天性，甚至连喜爱的写作也放弃了。
而有意无意、耳濡目染间，她的意识里已不经意地捕捉到了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传奇”。正如她说：“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意无意中的。”热带的地理环境，蓝的海、红的土、滴绿而妖异的植物，以及殖民地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都给这位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留下了鲜活而又深刻的印象。
一旦她离开那个氛围，那些所见所闻就会栩栩如生地蠢动于眼前，迅即变成丰富的想象力，融入到创作里，粉饰、夸张、提炼……凝成张爱玲式的香港“传奇”。《沉香屑第一香炉》、《沉香屑第二香炉》、《茉莉香片》，她最早发表的这三篇小说，都是以香港为背景营造出的特异气氛。她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原型迁移到香港的舞台，演绎他们的悲欢人生。
张爱玲天资聪慧，但却非常敏捷伶俐，她的才华来自她从小家庭的熏陶，大量书籍的阅读，以及她的勤奋好学。在大学期间，有的课程也并非她喜欢或者擅长的，而她又特别看重考试分数，她把它看作是应该赢得的名誉。因此，为了获得高分，她除了“真的发奋用功了”， 还颇费心机地揣测钻研，“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使“每一样”功课都是名列第一，并连续获得了两个奖学金。
当时，她的一位英国历史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却从来没给过别的学生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于张爱玲的优异表现，佛朗士还以个人的名义，私自给了她一笔“奖学金”。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就描述了这件事：“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沓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张爱玲心高气傲，孤芳自赏。从中学到大学，几乎没有哪个教过她的老师能够唤起她的敬佩之心。佛朗士却是个例外，他是唯一一个能对张爱玲的人生产生影响的老师。佛朗士性格豁达开朗，略有几分玩世不恭。从他身上看不到英国人的绅士气，却多了几分中国的文人气。他不屑于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官样文章被他耍着官腔念，便显得十分滑稽”，张爱玲更从他的戏谑中，听出了他对历史的“独到的见地”。所以她的见解也独特起来：“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因此她总希望历史评论家“多说点不相干的话”，正如佛朗士。
受佛朗士的影响，张爱玲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她从佛朗士那儿“得到了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她觉得“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摘自南京大学出版社。余斌。《张爱玲传》）。张爱玲对佛朗士表示的敬意，对于傲气的她来说是少有的。无论张爱玲从佛朗士那里到底学到些什么，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恰好令张爱玲悟到了认识世界的不失感性生命的人生观。
生性孤僻清高的张爱玲，总是拒人于千里，难以接近。她做人行事从来都以自我为中心，不在乎旁人的眼光。她善于观察、挖掘人生百相，却没有与人礼尚往来的欲望。“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还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定要和别人一样。”（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但在香港大学的一群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充满异域风情的同学中，张爱玲偶尔也会感受到些许青春涌动的激情与欢悦。不过真正能与她志趣相投、朝夕相处的，大概就只有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炎樱了。
炎樱本名Fatima，中文名字音译为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炎樱活泼、娇憨、聪明、风趣。张爱玲回忆说：“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
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炎樱很淘气，做事干脆利落，生活习惯较常人有相悖之处。张爱玲欣赏她的聪明伶俐、细腻巧妙，而炎樱，也惊讶于这位纤瘦的中国女孩，心里竟藏着那么多细微且深奥、玄妙的东西，尤其是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修养，简直出奇地好。
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有一次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了上海，张爱玲落了单，躺在床上大哭大叫。她自己也说，生平只大哭过两回，这算是一回，可见张爱玲与炎樱的情谊之深厚。
因为有炎樱，张爱玲的大学生活才有了明媚与快乐。张爱玲孤僻安静，却奈何不了炎樱四溢的热情与阳光般的欢乐。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颇多朋友，张爱玲时常被她拉着到处走动，使她有机会洞察香港生活的丰富与繁杂，也促使她思考这乱世的人生，对她后来的创作倒是裨益匪浅。
炎樱算得上是张爱玲难得的闺蜜了。她们之间的友谊，从青葱水月到年老华发，从同窗求学到浮沉人世，辗转中国上海和香港、日本、美国，历经战争、和平、聚散、别离，始终连绵不断，贯穿始终。
然而，战争似乎特别眷顾这个怀揣梦想的女孩。它先是阻挡了她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眼看着快毕业，她将有希望去英国深造，战争却又降临了。
年12 月，日本进攻香港，对驻守香港的英国殖民地军队发起了强攻。张爱玲在《小团圆》里记载了主人翁九莉初闻港战时的心情：“‘嬷嬷嬷嬷，是不是从九龙攻来的？ '’嬷嬷嬷嬷，还说了些什么？ ‘七八张嘴，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人生的无可预料的感觉，在此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得几乎令她’欣喜‘。乱世之人，对于时代几乎失去了抱怨的激情，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强行地推入了她的几近封闭的生活。诚如她后来所言，港战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一向抱有一种荒乱的身世之感，现在’香港经验‘又为她的这种’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开始把它与一种更广大的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体验连接起来。”（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小团圆》）当时，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当地人看来，抗战是英国人的抗战，所以开战的消息并不像在内地一样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以张爱玲一向对任何事冷眼旁观的作风，她对战争，自然抱着一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张爱玲的同学们因战争无端免去一次考试而高兴得活蹦乱跳；女生们倒因战时没有相应的时装而犯愁；炎樱冒死去看电影；一个年轻人因受伤暂时受到众人的关注而洋洋得意；空袭之后，人们又“不顾命地轧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影票”（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在她眼里战争没有什么政治、民族色彩，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一样。人们一边本能地惊慌着、恐惧着，一边对严峻的形势毫无意识，在战争中继续扮演这素日里原有的虚荣、自我、自私。
港大挨着英军的一座要塞，引来日军飞机的轰炸。张爱玲和同学们只好躲到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藏身。外面延续不断的轰炸声和“忒啦啦拍拍”如雨打荷叶般的枪声，听得人惶恐而又刺心。禁闭了几天后，张爱玲随部分同学去防空总部领了证章，参加守城工作。
以张爱玲的性格，这么做纯属情非得已，并非真的想做一个守城的自愿者。学校停课，离开学校，她没有任何去处，吃住堪忧。只有领了证章，才可以解决迫在眼前的膳宿问题。然而，战乱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无保障的，饥饿、恐惧、流血、死亡随时接踵而至，人生的安稳变得脆弱渺茫。她曾连续两天没吃任何东西，“飘飘然去上工”，“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夕……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战乱中的生死，不过是一线之差。在一次飞机轰炸中，张爱玲切身感悟了生死边缘的隐痛。当时，一架轰炸机俯冲而来，张爱玲和同学们慌忙躲闪，缩在门洞子里面。她虽是防空员，但那身份此刻与她已不相干，她是“不尽职的人”。
张爱玲用防空员帽子罩着脸，黑了好一阵，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这一次，她被莫名地送到了死亡面前。“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吗？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尽管眼前的一切令张爱玲触目惊心，她居然仍能淡定地做一个局外人。她在防空员驻扎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醒世姻缘》和《官场现形记》，马上自得其乐，埋头阅读，如痴如醉，浑然忘记窗外如火如荼的战乱。在此起彼伏的轰炸声中，她一边读还一边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由于屋里光线暗淡，几天下来，她的眼睛已患深度近视，她倒也不担心眼睛，“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可是她却不想，一个炸弹下来，读书又有何用呢？其实读书于她，已是一种本能，她后来去做护士也是躲在一旁看书。
十八天的攻城，香港沦陷了。战事的平息，好比灾难离去，人们立刻沉浸在一种莫名的亢奋中。“我们暂时还可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狂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和同学一起，满街找冰淇淋和唇膏，带着久违的兴奋到城里逛街。她在这段时间“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如此。”（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用独到的视角，看透世人原始的本相，令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可笑、可怜。战争、死亡、对生命的不可知，使很多人害怕了无牵挂的空虚与绝望，仓皇中想抓住点什么。于是人们貌似懂得了怜惜眼前人，没结婚的都赶着去结婚。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为白流苏和范柳原设计的结局，脑子里浮现的一定是这些匆匆结婚的人。“她（流苏）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战争停息后，张爱玲和她的同学又去“大学堂临时医院”当看护。当然，这也和她当防空员一样，情非得已。
这里的病人主要是中了流弹的苦力和打劫的时候被击伤逮捕的人，也有别的大医院转来的普通病人。空气中满是污浊，视线中充斥着流血、流脓、腐烂、奇臭、残损的肢体，麻木扭曲的表情，耳边更多的是痛苦的呻吟……张爱玲憎恶、恶心这一切，称自己是“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屏风后面是她的世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看书，用书遮挡外面发生的一切。张爱玲具有与人无害的自私和坦率的冷漠，唯美至上，缺乏常人应有的同情心。病痛哀叫，对于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生命如此脆弱，谁能来得及同情这个世界？
面对死亡，她倒有如释重负的感受：“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柳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嘲讽着自己和同伴的态度，但并无自责和道德上的批判。在她看来这就是人的真相，自责和批判又有何用？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 苍白、渺小； 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在港战中的感受，全都浓缩在这段文字里。
随着日军占领香港，英国政府撤出了香港，香港大学也随后停办。1942 年夏天，张爱玲和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只读了三年，还未毕业就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命运无情地把她的梦想彻底变为了泡沫。
“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个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别的学生像我那样高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切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张爱玲定是在心底叹息着那个岁月，她的艰辛被付之东流，她的人生也被改写。
但是香港大学三年的求学生涯，却使她的个性趋于完整。这里的世事百态，让她头脑里装满了人物、环境、心理的丰满素材和无尽的想象力。香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特殊背景，更使她对西方文化有了领悟，让她的小说，有了完美的中西合璧。她最优秀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香港为背景。
于是，香港大学仿佛成了张爱玲看世界的一扇窗，让她窥看了世界的精彩与落寞，让她感受了人生的张扬与低落。她体验着、感受着，把这些融到她的骨肉里，淡然地完成了惊世的转身。
《紫罗兰》上的盛开传说希腊女神维纳斯，与情人依依惜别，晶莹的泪珠坠入泥尘，来年春天，竟绽放出一朵朵艳丽香艳的花儿---紫罗兰。维纳斯是驾驭爱和美的女神，她忧伤的泪，凝结了爱恋、缠绵、悱恻、凄美、苍凉、寂寞……化着一袭馥郁的芬芳，以紫罗兰的风姿傲然于世。
中国现代着名作家周瘦鹃先生，他深爱的一名女子，英文名叫（紫罗兰）。因对她刻骨倾心，便情寄于花，一生低首紫罗兰。他案头摆放的鲜花是紫罗兰，香炉袅绕的熏香是紫罗兰，笔墨溅出的颜色是紫罗兰，宅院名号为紫罗兰庵， 笔名叫“紫罗兰庵主人”，就连他创办的刊物也取名《紫罗兰》。而最令世人惊讶的是，从他《紫罗兰》的“花丛”里盛开的一朵炫丽奇葩，便是亦如紫罗兰般冷艳孤清、苍凉绝美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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