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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五任“财爷”

  自九五年接任财政司以来,曾荫权一直以担任“五任财爷”为目标,他也曾多次声言做过五份预算案已很足够。二千年财政预算案公布后不久,他在电台节目中表示能够在任内做到五份预算案,业已心满意足,流露离任之意。至于被问到完成财政司司长工作后会何去何从,他重申自己始终是公务员,去留与否应徵询他的“老板”——特首董建华的决定。

  事实上,曾荫权在港府服务多年,一直平步青云,在金融风暴时更带领香港走出经济低谷,令香港在两年问迅速恢复元气,其财政司的功绩,已超越港英政府时期的彭励治(任期由一九八一至八六年)及其恩师夏鼎基,实在很有机会再上层楼,成为下届政务司司长的“热门人马”。

  1.辛勤忙碌地工作

  九五年十一月初,获港府颁发长期服务奖,表扬他在政府工作二十八年来的贡献。

  从布政司陈方安生手上接过奖状,标志著曾荫权为官多年的重要成绩。自担任财政司后,他每天过的都是忙碌无比的生活,不足为外人道。

  曾荫权接受香港电台电视节目《飞越工作问》专访时,指自己习惯每天清晨六点便起床,梳洗过后,七点会出发到附近圣堂做早祷,半小时后就上班去。返到布政司署后,他总爱步行上五楼办公室,一来可以做运动,二来可与信差或清洁工人打招呼。

  打开办公室大门,繁忙的工作正式揭开序幕,他要开始忙于应付各类型会议,接见不同重要人物,包括外国财长、使节、银行家及商人等,更要定期与财政科同事商量各种政府决策,几乎占去一天大部份时间。会议完毕后,他还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至黄昏,整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到了周末,曾荫权能腾出的时问比较多,有时却免不了务必出席的应酬;至于星期天,他通常会清早起床,看罢一份《明报》及《南华早报》后,再吃早餐,然后钻回被窝多睡两小时,醒来顿觉精神奕奕,这是他独特的减压妙方。

  虽然当过代理财政司,但曾荫权坦言,正式上任后有不同感受,例如他要独力思考和面对不少政治、财政、经济转型、过渡期及中国政府等问题,直至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才与其他同事讨论,付出比以往多几倍的精神和时间,解决困难时也要特别下一番苦功。尽管压力非轻,曾荫权仍十分享受目前的工作,觉得既富意义又具挑战性,即使牺牲更多私人时间也是值得。

  2.“三元及第”

  九六年六月,刚率领一个六十二人代表团前往东南亚国家访问的曾荫权回港,便要接受两项重要任命,就是同时担任代理港督及代理布政司之职,暂代返英述职的港督及放暑假的布政司,处理本港事务至八月中,被誉为本港过去一百五十年来首位“三元及第”的政府高官。

  然而,为免自己分身不暇,曾荫权还是选择暂时让出“财爷”的位子,交予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在此期间,他每月可多获四万一千六百元额外薪金。

  七月六日清早,身穿黑色整齐西装外套及深灰色西裤的曾荫权,乘坐港督专用坐驾返回中环布政司署上班,开始“兼职”生涯。面对此番“双喜临门”,他一直面带笑容,直言觉得“好开心”。

  曾荫权能够成功取得这两份“兼职”,或多或少也是天时地利的美妙安排。若论高官的资历,政务司孙明扬的年资仅次于陈方安生,理应由他接手代理布政司之职,不过,由于孙明扬与另一位资历次于他的文康广播司周德熙,不约而同在这段时间离港度假去,才给曾荫权造就此难得的机会,为后来“上位”铺路。

  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距离本港主权回归还剩下一天时间,英国皇储查理斯到港,在主持将举行的主权交接仪式前,代表英女皇在港督府主持最后一次授勋仪式,向二百五十名政府官员及社会人士颁授勋章,财政司曾荫权当然榜上有名,获颁授KRE爵级司令勋章,较布政司陈方安生的CBE司令勋衔高一级。其弟曾荫培也不逊色,在同一天获颁OBE官佐勋章。

  从皇储手上接过勋章,曾荫权表示还未肯定是否采用“爵士”的称呼,声言它只是一种外国装饰,日后会否佩戴还得看特区行政长官的决定。“我是忠于香港人,这也是我获授勋的原因。”他谦恭地说,充份表明了他不求虚衔,只求竭力为港人服务、做好公务员本份的实干性格。

  3.白玉微瑕

  在财政司长曾荫权公布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之后,我们这个时候去评价这位香港第一个华人财政司长,可以认为他是白玉微瑕,对其广开言路,深入民间,听取不同意见的作风尤其欣赏,并寄望他出任政务司长后,将之发扬光大。

  曾荫权一九九五年开始出任财爷,经历了历任财政司所未曾遇过的转折——香港回归的重大政治变化:令他百上加斤的是亚洲金融风暴接踵而至,香港经济泡沫破灭,这六年是风云激荡、历尽艰辛和考验。曾荫权任内下断要在市民、政党、财团、各种下同的利益集团,以及香港整体利益之间谋求平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可以取悦所有人,但证诸市民给他打出高分,民望名列前茅,以及他两位上司——董建华及陈方安生,均对他推崇备至,足以说明曾荫权是一位普遍受到好评的财政司长。

  九七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十级风力正面袭港,由地产疯狂上涨而形成的经济泡沫,应声破灭。曾荫权虽说自己下是摩西,无法带领羣众到乐土;但却实实在在沉着应战,并于九八年入市成功击退国际炒家。这场风暴,不少市民都直接或间接受害,纷纷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负责;曾荫权的响应是,“一定要把香港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将纳税人的血汗钱拿来换取一时的掌声,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政府的所为,更是危险的动作。”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九九年财政预算案中,曾荫权宣布支持本港的高科技发展振兴经济,将在港岛薄扶林钢线湾兴建数码港,并在未经公开投标的情况下,将发展权授予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次子李泽楷的盈科集团,因而惹来地产商不满,掀起连串风波。

  九九年三月十五日,本港各大报社都收到一封署名“关注此事的市民”的匿名函件,指数码港是一项地产项目,政府私下将之批给一间私人公司,有违本港以往重视公平的原则。

  信中又分析,数码港内的住宅部分,可建成的楼面面积为三十八万八千平方米,占整个数码港面积的七成二。若以现价计算,除减去二亿港元作储备基金,作为发展商的盈科可稳赚三十五亿港元的利润,甚为可观。

  与此同时,传媒收到另一项消息,指本港多家大地产商如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及新世界发展等负责人,已计划约见曾荫权,准备当面提出对数码港的意见。

  为释除地产商们的疑虑,政府自有“解划”的必要,重任自然落在曾荫权身上。

  三月十七日,他偕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约见本港九大地产商代表,包括鹰君集团董事总经理罗嘉瑞、新世界集团董事总经理梁志坚及太古地产执行董事简基富等,举行会议。会议举行前,曾荫权曾公开发表讲话,明确表示香港的字典不存在偏袒主义,港府更是一直保持高透明度,维持公平竞争。

  至于政府批出数码港予盈科惹来外界不满,他就认为此乃误会一场,因为有人不了解数码港必须由一家拥有专才、良好商业联系和能承受风险的科技公司负责,盈科正是理想公司之选。

  经过一小时的会议,曾荫权与各地产商均三缄其口,不肯透露详情。代表太古的简基富只形容会议是实用及具建设性,惟尚有具体细节安排需要落实,看来经政府解释过后,地产商又一次认同政府的做法。

  4.调查首次榜上有名

  特区政府成立后,特首董建华即提出政府自九九年度起,以后每年稳定供应超过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曾荫权被委以重任,成为这项重点房屋政策的首席执行者。九七年七月十六日,他以财政司司长身份率领五局四署,组成“房屋用地供应督导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表示会在九九年后每年可落成超过十万个公私营单位,来源包括房屋委员会提供的五万个公屋及居屋单位,以及房屋协会和私人参建居屋的五千个单位。

  另一方面,政府批地予私人发展商,每年落成共有单位三万个,重建与改契可提供一万六千个单位,而夹心阶层住屋计划每年又可供应二千个单位等。由于未来房屋供应将供过于求,楼价预计会有缓和情况,能遏止炒卖风气。

  曾荫权又表示,由他作“总舵手”的委员会,将密切监察土地供应进度,规定每个地盘均需有一名首长级官员出任监督主任,采取微观管理方法,严格遵行特首倡导的“每年八万五”时间表。

  因新一届领导一心为民,辛苦工作,市民们对特首董建华及特区政府高官的支持度,都有激升迹象。根据亚洲商业调查中心的调查,在六百一十二名介乎十八至六十四岁受访者中,董建华的受欢迎程度由百分之五十七,跃升至百分之七十八。稳坐特区政府“第三把交椅”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更是首次列入调查中,虽然满意程度仍次于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能稳守第三名,得到八成二支持率,显见港人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不但没有减少,更进一步肯定了他执行政府政策的表现。

  诚然,曾荫权没有因此自满,仍默默地恪守身为公务员的本份,服务香港。踏入九七年下旬,更大的考验终于来临,也令曾荫权向来只经历过小风小浪的仕途,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那就是令泰国及印尼货币相继失守、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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