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升迁就学曾国藩 > 第四章 从文臣到武将
1．扯淡的“团练”
经过一轮疯狂杀人，湖南的局面总算控制住了。可另一个“要命”的问题却又立刻摆在了面前——强大的太平军随时可能杀回湖南。
上一次太平军只是从湖南“路过”，可就那一下，已经在湖南杀出一条血路来。当时湖南省内的各路官兵在太平军面前一个个像龟孙子一样，缩着头不敢打硬仗，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头，太平军杀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战场上见了对手，也只敢远远地开枪放炮，不敢面对面地肉搏。说是拼死保住长沙，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其实是拱手“送”出省境去了。
现在太平军已经夺了武昌，占了金陵，拥兵数十万，控制了广大富庶的地区，实力远胜当年。如果这个凶悍的对手再杀回湖南，以眼前这帮官兵的本事，根本就指望不上他们。
这个问题曾国藩心里一清二楚，所以他并不只是想办“团练”，而是急着想组织起一支真正能用的军队，跟官军一起实打实地与太平军对抗。
但问题是清朝廷和咸丰皇帝的想法，跟老曾完全不一样。
这里要先说说，什么是团练？
团练，从字面上讲就是“让老乡们抱成一个团儿，然后练一练”，大概就这么回事。也就是说它纯粹是一种“业余”地方武装，人数要少，势力要小，地区要分散，打仗的本事也不必很强，它的首要任务，只是保证这支民团所在的这一地区比较安定，别有人出来造反就行了。
对，这就是“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当初接下的主要任务。两字形容它：凑合。
这就有问题了：既然朝廷让地方上办团练，那就好好办呗，干吗凑合？
在中国的官场上有一条金科玉律：任何时候，摆平自己人比收拾敌人更要紧（又称“攘外必先安内”）。自大清立国以来，“聪明无比”的满洲王公权贵们又从这句话引申出另一条被他们世代相传的金科玉律，那就是：千万不能让汉人得到兵权。
所以呢，清朝廷宁可让这些团练全都成为废物点心，在战场上一点忙也帮不上，也不愿意看到汉人从编练“团练”起家，一点点控制兵权。
所以咸丰皇帝就“团练问题”专门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命各地官员分头管理自己的所属地区，各自根据当地情况妥善办理，并出示明确的命令，各团练或者筑寨挖壕，联村为堡，或者严守险要关口，捉拿奸人，没有事的时候就各回各家，各吃各拉；有事就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一切经费由当地乡绅自己筹措管理，官府不管。所有团练壮丁，也不准调到远处执行任务。”这哪是办“团练”？纯粹是瞎扯淡！
对这种玩意儿，曾国藩非常不满，也毫无兴趣。他这一辈子有个习惯，凡事不做便罢，做就要做好。既然自己现在当了团练大臣，就应该认真训练出一支强有力的部队，如果太平军真的杀回湖南，这支队伍要有力量和太平军正面抗衡，就算太平军没有杀回湖南，将来自己把部队练得人强马壮，也可以冲出湖南主动去找太平军较量。
有了这个想法，曾国藩就去找湖南巡抚张亮基商量，具体提出可以在自己的老家湘乡招集一支上万人的乡勇，好好训练一番，使之成为精兵。有了这支精锐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湖南的局势就安全多了。张亮基这人也真干脆，当场就答应了。
张亮基当然愿意。
皇上已经说了，办团练的经费官府不管。而现在“组织一支精兵”的想法又是曾国藩提出的，此人挂着帮办湖南团练的头衔，团练的事儿正该他管。也就是说，张亮基自己一不用费心思招兵，二不用负责训练，三不用花一文钱，就能得到一支队伍，这么好的事儿他要是不愿意，那准是脑袋让门给挤了。
见张亮基点头了，曾国藩立刻开始忙活。这时他手里已经有了一支队伍，虽然人数不算多，只有三营兵，一千多人。
这支团练全是湘乡人，是曾国藩的铁哥们儿罗泽南和他的学生王珍一起组建的。早先罗泽南一直劝曾国藩出山，就是想让他挑头，给自己的队伍找个靠山。后来曾国藩终于出山了，罗泽南立刻带着自己的一千乡勇跟着曾国藩到了长沙，现在曾国藩就准备以这三营人马为基础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团练。
当然，在正式练兵之前，曾国藩得给咸丰皇帝写个奏折，把自己练兵的想法跟皇上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折子曾国藩早在来长沙之前就写好了，只是现在才拿出来，递了上去。折子的篇幅很长，词句很绕，一会儿可怜巴巴地说自己去长沙办团练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忧”，一会儿又骂官兵“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而官兵之所以这么废物，是因为他们“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转了好几个弯子之后，这才切入正题，“现在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后面还有好些话，因为没什么用，就不引述了。
这道奏折说复杂，非常复杂，因为绕了好几个弯子，一会儿扮可怜，一会儿扮激昂，一会儿扮精细，一会儿扮迟钝，其表情之丰富热闹，简直赶上一位话剧演员了。可要说这道奏折简单，也确实简单至极，其核心不过就那么两句话，十六个字：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皇上您看看，我组织的这支部队不管到什么时候人数也不会很多，而且就我这点儿本事也训练不出什么像样的队伍来，最多就是对全局有点儿帮助罢了。
这不是客气话，而是一种暗示：我老曾人又忠诚，拉起来的部队人数又不多，训练也不会太好，所以皇上您真的别多心，更不用担心我会那啥——谋反……什么呀，不就训练一支团练乡勇嘛，至于把个曾老先生吓成这样？
当然至于！在曾国藩的年代，从满人手里要军权，基本等同于从老虎的牙缝儿里往外剔肉丝儿。
功夫不负有心人。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上下了这么大的工夫，总算从咸丰皇帝手里拿到了八个字的批示：悉以办理，以资防剿（相当于“知道了，照你说的办”）。
有了这道批示，曾国藩手里最初的湘军算是“合法化”了。
此时的“湘军”仅有三营兵，每营三百六十人，分别由罗泽南、王珍、罗信南统领。后来这支队伍就成了拥兵三十余万、震撼了整个中国最终取代了绿营兵的“湘军”的开山鼻祖。
当然，光有这千把号人远远不够，曾国藩立刻开始着手扩建湘军。扩建的方法可谓三管齐下。一是“混淆视听”；二是“高薪招聘”；三是“死活都管”。
首先，老曾在团练两个字上下工夫，硬把原先的一个词儿分拆成了两个字，团是团，练是练，完全两码事儿。
团是干吗的呢？“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团”就干这个。
练是干吗的呢？“简兵请师，制械造旗”，就是说“练勇”是一支简化了的正规军，有整齐划一的器械，有自己相应的旗号。
然后曾国藩又接着解释，说搞“团”不用花钱，而“练勇”又发武器又造旗帜，是要花钱的。花钱的事儿乡下老百姓肯定不愿意搞，那当然就只好由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亲自”来抓了。所以曾国藩认为，乡下的民团只要“团”到一块儿就行，操练不操练没什么关系，而城里的“练勇”则应该认真操练，不能像民团那样懒散。
说这套话，当然是给老曾自己训练精锐之师做铺垫。有了这些借口，他才能把乡勇们从乡下提到城里来，面对面认真地训练他们。
铺垫做完了，曾国藩开始筹划湘军的基本编制。以营为单位，一营的指挥官称为管带；每营五百人，下设四哨（连），一哨一百六十人，哨官有正副两位，正的是哨官，副的叫哨长；每哨设八队（班），一队十人，队长称为什长。
有了基本编制，就可以放手招兵了。但在招兵之前，他先到四乡去张贴告示，把自己给湘军部队定的工资水平向大家“公示”一下。
说起湘军官兵的工资待遇，着实让人大吃一惊！营官的月薪高达二百两，下面的人则按天算银子，哨官每人每天三钱银子，哨长每天二钱，什长每天一钱六分，正勇每天每人一钱四分……也就是说，在湘军里，一个普通的大头兵每月能挣四两多银子！
除了这惊人的高工资之外，打仗受了伤还有补助，严重的给三十两，中等的二十两，轻伤也给十两，如果战死，则给家里抚恤银六十两。
那时候的湖南农民，全家劳作一年能挣几两银子？要是在湘军里当了兵，吃饭穿衣全不要钱，还能往家寄银子，一个人的饷银是全家收入的好几倍！也就是说一人当兵，挣的饷银能养活一大家子。万一打仗打死了，也不错，一次就发六十两！
估计当时有好多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看到招兵的告示，都一边摸着自己的脖子一边想：乖乖，这个兵应该当！等将来上了战场，老子一定得想个办法让“长毛”把咱打成重伤，要不干脆直接打死也行！我要是一死，家里可就发财了！
所以说“二十三史”这套书真有用，曾国藩从这套书里学来的东西马上就能用，而且一用效果还特别好。但他是怎么把这些有用的资料汇总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的呢？
曾国藩用的办法是记日记。
早年他在北京当翰林的时候曾给自己订过一个课程表，其中就规定每天看多少书，读书感悟全都记录在《茶余偶谈》这本读书笔记里，这种极其有效的读书习惯，就是曾国藩一生办事效率奇高、办法奇多而且往往行之有效的原因所在。
记日记，不只是为了老了以后拿出来看着玩儿的，应该把自己平时读书、做人、办事的心得体会一一整理记录，作为借鉴，以资反省。这样，我们才能跟着自己的日记一起长大，逐渐进步和成熟起来。
2．一支畸形部队
随着团练大臣老曾高薪招聘乡勇的告示贴遍四乡，数不清的地痞流氓、无业闲汉、城市混混、农村泥腿子蜂拥而来，在团练大臣公馆门口排起了长龙，来报名的人远远超出了估计，比招兵名额多出十倍还不止。
当时的大清国太穷了，老百姓日子过得太苦了，所以拿自己的脑袋不当回事的恶汉子也太多了。
面对这样的场面，曾国藩这位老夫子又动起了心思。
招兵这种事，人跟人的想法可不一样。有些人就专门喜欢招那些胆壮心黑拳大臂粗的无赖泼皮，认为这些人性子狠，上了战场肯定够生猛。但曾国藩对招兵的事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那些泼皮无赖虽然性子狠，但心眼儿坏，人也不可靠，打硬仗肯定顶不住，抢劫的事儿却一定少不了他们，如果招收这样的人，湘军的纪律难以保证，战斗力也不会很强。与其招些心黑手狠却不听话的家伙，不如招收那些身体素质好，没读过书没见过世面脑子单纯迟钝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肯听命令，好管，好带。
至于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上了战场能不能做到勇猛顽强，杀人不眨眼，在这方面曾国藩有个相当“幼稚”的想法：他认为，自己和这支湘军是“儒家思想”的代表，是朝廷的忠臣，是正义之师，所以可以用正义之言感动部下，使他们像老曾自己一样，为了儒家思想，为了伦理纲常，为了忠君，而不惜效死！
这是个傻想法。
曾国藩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天真，中年的时候相当天真，到老了才慢慢不再天真。现在他正当中年，处在“相当天真”的年龄段，有时候想事情未免太理想化了。
但曾国藩不仅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个实干家，在他身上有一股子特殊的钻劲儿，就像个木螺丝，看准了目标之后，不是猛一使劲钻进去，而是咬着牙一圈一圈往里“拧”，所以进去得虽然比较慢，却特别结实，有个成语形容他这种性格，叫做坚韧不“拔”（进去就拔不出来）。这样的人天生有一种本事，那就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实干来填充理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幻想”。
拿定主意后，曾国藩就开始正式招兵。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他经常找时间到“征兵办公室”来坐着，只要看见来的是个皮肤黝黑满手老茧的乡下人，呆头呆脑的，问他几句话，吭哧半天答不上来，曾国藩就高兴，马上叫人把他收下。如果进来的小子皮肤挺白，俩眼挺贼，一说话唾沫星子乱飞，特能白话，曾国藩马上摇头，让这小子滚蛋。
不久，负责招兵的人都把曾国藩挑乡勇的一套准则吃透了，自然而然按他的要求挑选那些木讷厚道的乡下人，曾国藩这才放下心，不再管招兵的事儿。继而去抓下一件事：思想教育。
令人惊讶的是，曾国藩这个从未带过兵的老夫子靠着熟读史书，借鉴古人的智慧，放在自己那个书呆子脑袋里消化吸收，竟然整理出一套极度现代化、完全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治军理论。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
首先，曾国藩抢占了“道德制高点”，把太平军贬为败坏伦理纲常的“禽兽”，把自己和湘军捧成维护儒家思想的战士。然后把这些大道理讲给当兵的听。而且绝不是讲一回就算了，而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但给当兵的讲，他还给军官们讲，给自己手下的将领们讲，又要求部将们、营官哨官们回到军营也和他一样不停地讲下去，直讲到当兵的心坎儿里去为止。
可惜，曾国藩这个“老天真”把事情想简单了。
一开始他这样天天讲大道理还有效，因为这时候当兵的人少，而军官里头书生的比例很高，曾国藩在上头讲，下边至少有一帮人不管听懂听不懂，一律跟着点头。可到后来湘军的人数越来越多，部将又各成羽翼，自领一军到处驻扎，天各一方，渐渐就把“讲道理”做思想工作这一套东西全扔到脑后了。加上湘军后期随着不断攻克被太平军长期占据的大城市，这支队伍也在急速变质，越变越邪恶，“思想政治工作”也就全盘失败了。
比如，在曾国藩的“天天大讲堂”里讲得最多的就是要求乡勇们不要扰民，可这些湘勇们扰不扰民呢？在长沙集训的时候还行，可后来就越来越扰，直至公然屠城，烧杀抢劫，掳掠妇女，无所不为。
说“扰民”已经是抬举湘军了，这帮人简直是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
为什么“思想政治工作”在曾国藩时代就会彻底失败了呢？
这就要从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建军思想上的一对矛盾说起了。
曾国藩推崇知识分子型将领，却又喜欢文盲型士兵。
在湘军中，儒生做大将蔚然成风。最早的老湘营各级指挥官罗泽南、王珍、罗信南、刘莹、谢邦翰、潘鸿焘、易良干、易良翰、杨昌濬、杨虎臣、罗信东、康祖成……全是书生，后来不管湘军如何扩建，其各军将帅也大多是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可以这样说，在曾大帅手下，文化程度低的人基本混不下去。
拥有一群思想统一、信念坚定的知识分子型将领，是湘军的一大特色。这些领军的儒生虽然来自五湖四海，脾气秉性各异，互相之间也难免有个成见，但有一点和曾国藩非常相似，那就是毕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儒学信仰走到一起来的，所以他们个个都特别天真，相信书本，凡事喜欢想当然，这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幻想），使湘军拥有了强大的凝聚力。
可在招兵的时候，曾国藩的态度却和前面截然相反，他只招那些满手老茧性格木讷的“山民”，皮肤不够黑、老茧不够多、爱动脑子爱说话的一律不收。
士兵性格朴实，听话，容易训练和指挥，曾国藩挑这样的人当兵也没错呀。
可这些人却没有信仰，没有是非观，说难听点，很多人根本没有“灵魂”。
他们为什么跑来当兵？为了皇上？为了儒家思想？为了曾国藩？显然都不是，他们是冲着银子来的。
为了银子连命都卖的人，杀进城池，见了成箱的金子银子他能不抢吗？
当兵的素质低，可当官的素质高呀！部下胡作非为的时候，这些有文化的书生们难道不能出来制止？
人生在世，想学坏很容易，想学好比较难。
攻破一座城市，城里那么多大宅子，里面有的是金子、银子、漂亮女人，你不抢，就让别人给抢走了，当官的不抢，就让当兵的给抢走了。
大家都一样吃粮当兵，为了银子卖命，到发财的时候当官的不抢，光看着这帮当兵的抢？凭什么！
于是当兵的抢，当官的也抢——或者说当官的更抢。到最后官兵同流合污，一起入城抢劫。
现在就要问问这些读书人出身的大将了——兵也抢，官也抢，那你们抢不抢？
抢？孔孟的书白读了！
不抢？
那就让底下人全抢光了……最后，多数湘军大将没能顶住银子的诱惑，一个个变成了不可救药的“强盗头子”。
在征兵的时候，湘军还有一套和八旗、绿营完全不同的建军原则：老曾挑统领，统领挑营官，营官挑哨官，哨官挑什长，什长挑兵勇。这么做的好处是：从金字塔顶端的曾国藩到金字塔最底部的大头兵，每个人都是被自己的顶头上司直接挑出来的，大官和小官之间、小官和乡勇之间不是铁哥们儿就是亲戚朋友同村人，在战场上，这些亲戚、朋友、同乡、铁哥们儿自然会互相照应，互相掩护，整个湘军体系就像一根绳子，绞结得异常紧密。
能够为了进一步强调湘军这种特殊的“绳子体系”，曾国藩又补了一条规矩：一军的管理权尽归统领，大帅不掺和；一营的管理权尽归管带，统领不掺和；这么一来，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紧凑更团结了。
在那个年代，湘军这种组建方式无疑是非常先进非常超前的。
但这种特殊的“绳子体系”使得一营士兵只认识管带，一哨士兵只认识哨官，上战场时可以抱成团儿地拼命，下了战场之后，也会抱成团儿地抢劫，成为一个个拆不开的“犯罪团伙”，为湘军的最终变质又埋下了一个伏笔。
当然，湘军最终的失败并不能全怪曾国藩。因为曾国藩是受制于那个时代的。
在封建时代，朝廷总是有意识地把读书人和老百姓分割开来，结果是：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无知无识的文盲，少数读书人则把读书当成一种“特权”，挤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不肯和老百姓接触，而湘军正好是由“读书人”和“文盲”两种极端力量组成，所以将领和士卒间无法做到真正的沟通和互信。
另外，在数量本就不多的知识分子中，统治者又有意识地把勇气和学识分割开来，使得有学问的人不勇猛，勇猛的人没学问。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他们的统治。可正是这个原因，造成曾国藩不可能找到一大批既有学识有信仰，同时还非常勇猛顽强的将领。为了满足战争的残酷需要，“勇猛”逐渐成了选择和提拔将领的唯一标准，信仰和道德则成了次要的东西。随着湘军扩编，官兵素质就不可避免地迅速下滑，恶劣的兽性污染了整支军队。
随着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战争不断向“太平军控制地区”发展，湘军从下层开始逐渐腐化，并迅速向中层、上层将领漫延。整支部队就像个大馅饼，刚烤出来时又香又热，等十几年后打败了太平天国，湘军这个“大馅饼”却已经彻底烂透，又酸又臭长满了黑毛，只能捏着鼻子把它扔进垃圾堆里去了。
3．新兵蛋子上战场
不管湘军日后沦落到什么地步，可今天它确实是新鲜出炉，火暴异常。在征兵、建制、训练各个方面，曾国藩不断拿出一套又一套超越时代的新理论新办法，使这支新式军队从一开始就显得极不平凡。
就在湘军刚刚有了点儿模样的时候，前线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太平军准备集中兵力攻打江西南昌。
按说江西那边打仗，跟在湖南练兵的曾国藩没什么关系。可问题是这一仗却把曾国藩最喜欢的学生江忠源卷了进去。
江忠源，就是那个在蓑衣渡第一个大破太平军的家伙，也是他第一个写信劝曾国藩出山。此人实为湘军早期的第一名将，自从出战以来屡立战功，三年工夫从七品知县直升到湖北按察使，这一次又得了个“帮办江南军务”的头衔儿，正准备去江苏赴任，刚走到九江，听说南昌吃紧，江忠源这人出了名的“仗义”，二话不说，立刻带着自己手下的千把号人跑到南昌去协助防守。
可是就凭这么点儿人马，哪里守得住南昌？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学生，和老曾一样，他也是办团练出身，八旗、绿营全都不买他的账，拿他不当回事，想跟这帮人借兵，那是一个兵也借不来，只好派人到长沙来向老师求救。曾国藩对这个学生也是异常重视，立刻命令部将罗泽南率兵一千驰援南昌。
于是刚刚成型的湘军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了战场。
说这帮湘军“稀里糊涂”，这话是有所指的。
这时候的太平军已经成了气候，号称拥有百万大军，每次打仗随便就动用几万十几万人马。而曾国藩眼下总共才拉起来八个营，两千七百人，这次拉出来的才一千人。这一千人里又只有三百六十人（一个营）受过训练，其他全是新兵蛋子。就这么一支破队伍就敢出发，他们真的是去解南昌之围吗？怎么给人感觉好像是去“填坑”呢？
有这么句话叫“小马乍行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罗泽南和他这支小小的湘军就是这么一伙“小马儿”，别看从没上过战场，可一个个觉得自己相当不错，气昂昂牛哄哄。到了南昌，江忠源命他们进攻七里街一带的太平军，这一千新兵蛋子二话不说，立刻出发，远远见了太平军就咋咋呼呼地往上冲，上来就动家伙，一个个还真是挺不怕死的。
说实话，从江忠源部队的身上太平军已经初步领教过“湘军”的厉害，现在一看杀来的又是一帮子湖南兵，他们心里也有点儿犯嘀咕，打了没几个回合忽然扭头就跑，罗泽南想都没想，随后就追。
那就追吧……太平军越跑越快，湖南兵越追越紧，不看前不管后，千把号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往前猛冲，眼看追出足有十几里地了，忽然身边一声号炮，杀声震天，伏兵四起，一家伙把湘军包了“饺子”！
没辙，书呆子上战场，一开始基本也就这水平了……到这时候也没别的办法可想，大家一起玩儿命吧！
好在湘军已经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训练，加上这帮湖南“山民”脾气狠性子野，身体素质好，而且他们队伍里的规矩是伤了给三十两，死了给六十两，所以这帮湘军个个真不要命！玩儿了命地往前冲杀，结果硬是给他们杀出重围，逃了出来。
可逃出来之后回头一找，发现几个军官谢邦翰、易良干、罗镇南、罗信东全没影儿了，包括统兵的罗泽南也不见了。这帮当兵的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退回营地傻等，直到天黑，罗泽南才一瘸一拐地回来了。
原来老罗虽然跟着当兵的冲了出来，可他是个读书人，身体素质不行，跑起来跟不上当兵的，结果掉了队。眼瞅着太平军追了上来，罗泽南灵机一动，跑到路边一间没人的破屋子，弄了块烂门板往身上一盖，躺着不动，结果还真把太平军给蒙过去了。
南昌城下这一仗，湘军死了八十多人，四个书生出身的军官也全部报销了，这四位全是罗泽南的学生，是他亲手从家乡带出来的，现在连个响儿都没听见就填了“坑”。罗泽南真是灰头土脸，夹着尾巴回来见曾国藩。
想不到曾国藩这个人看事情和别人不一样，不但没处罚罗泽南，反而还挺高兴，跟老罗说：很好嘛！我本来以为书生们未必敢动刀子杀人，现在看来还是敢打仗的嘛！咱们的湘勇表现也都不错嘛！你看看，遇敌敢战，敌退敢追，被围敢斗……不错不错，比我估计的最坏局面好多了，不是小好，是大好！
怎么听着全是废话？
唉，败仗已经打了，不唠这套嗑儿，让曾国藩对他的部下说什么呢？
眼下当务之急，只有赶紧招兵，赶紧筹饷，赶紧训练。
军事训练，是曾国藩最拿手最在行的一个方面。
这个从没带过兵的老夫子，怎么会善于抓部队的训练呢？
因为军队的训练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严格，二是规范。而这两条正好符合曾国藩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天生就是个军训专家。
军事训练这回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因为它的理论比较简单，实际操作方面比较复杂。在理论上，曾国藩给它总结了两条：“练习武艺的，要做到会使用刀枪保护自己，刺杀敌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习阵法的，要做到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在当时那个战场环境，士兵能做到这么两条，就已经够用了。
有了基础理论还不够，老曾又拿出当年订课程表的功夫，给湘军也订了一份“课程表”：
一、每个月逢带三、六、九的日子，午前，自己亲自下教场监督乡勇们练武和操演阵法。
二、每个月逢带一、四、七的日子，午前命主要军官下场操练阵法，并进行抬枪、鸟枪打靶。
三、每个月逢带二、八的日子，午前，主要管带军官率领部队到城外搞爬坡、抢旗、跳沙坑之类的训练科目。
四、每个月逢带五、十的日子，午前在营中演练连环枪法。
五、每天午后，即在本营练习拳术、棍棒、大刀、长矛、耙叉等器械，一天也不能间断。
有了训练大纲和操课表还不够，曾国藩又根据自己的习惯，要求带兵官们必须廉洁朴实，不准迎来送往，送礼收礼，必须勤奋上进，不准耍滑偷懒，而且在这方面严格督导，耐心教育，只要一有时间就把将领们找来，给他们讲勤奋的重要，廉洁的可贵，那真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么这支正在训练中的军队要不要设一个总教官呢？
当然要了！为此曾国藩大费苦心，千挑万选，选出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来——绿营兵游击塔齐布。
托尔佳·塔齐布，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个旗人，而且这位塔哥还是满洲镶黄旗出身的。
此人是旗人里的另类，从小没怎么上过学，也不喜欢提笼架鸟斗蛐蛐闲扯淡，反而像满人的祖先那样喜欢弓马骑射，早先在北京城里的“火器营”（清朝“祖制”规定：火器不能让汉人掌握。所以火器营的兵全是八旗子弟）干过，后来进宫当了三等侍卫，咸丰元年被派到湖南当了都司，后来太平军进攻长沙，塔齐布拿出了旗人罕有的勇猛，冲上城头和太平军玩儿命，因功升为游击。所以曾国藩想找人担任湘军的总教习，一眼就相中了此人。
塔齐布这个人心粗胆大，没有什么心眼儿，而且弓马娴熟，也确实够资格当个总教习。最要紧的是，老塔是满洲镶黄旗的，湘军初成，用个旗人当总教练，北京城里的咸丰皇帝肯定更放心。
确实，从曾国藩决意组建湘军开始，他这后半辈子就一直担惊受怕，倒不怕被太平军打死，而是生怕自己一个不留神犯了什么忌讳，让皇帝把他给收拾了。
曾国藩在官场这么多年，深通用人之道。像塔齐布这种粗鲁豪爽之人，你得做出一副特别看得起他的样子，拿他当亲兄弟那么处，才能让他死心塌地为你卖命。所以曾国藩下了血本跟塔齐布交朋友，对老塔又吹又捧加上极度信任，哄得塔齐布眉开眼笑、热血沸腾。同时曾国藩又通过自己的老关系张亮基（原湖南巡抚，现已升任湖广总督）想办法给塔齐布升官。张亮基这人也是个水晶猴子，心眼儿别提多快了，立刻领会了曾国藩的意图，答应上奏保举塔齐布。而塔齐布本身是个旗人，保举他升职，这事儿办起来就容易得多，所以很快就从游击升了参将。
这一下把个老塔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跟曾国藩的关系处得那叫一个瓷实。
4．和绿营死掐
自从南昌吃了败仗，曾国藩比以前更加努力，招兵的进度大大加快，很快已经有了七千人马。同时对湘军的训练更是抓紧，天天操练，一刻不停。那位“湘军总教练”塔齐布也真是个实在人儿，既然认了曾国藩这个朋友，就事事为湘军着想，不辞劳苦，尽心尽力。
眼看这帮乡下招来的团练乡勇们整天排着队城里城外来回走，习武操练，喊杀震天，驻扎在长沙城里城外的两万七千绿营兵们听着真不是味儿。
按说这时候绿营的将领们如果懂事，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督促士兵也跟湘军一样勤奋操练。可偏就有这么一路人，他们不求上进，浑水摸鱼，懒惰成性，毫无活力，自己不想着怎么改变，反而嫉妒努力上进的同事，非要把那些勤奋的人都给整垮，赶走，这才痛快。
这种人，您身边有吗？
曾国藩身边正好就有这么一位。
这老小子名叫清德，是绿营兵的副将，以前塔齐布的顶头上司。现在见自己的手下跑到湘军那里当教练，又升官又练兵，折腾得热热闹闹，清德心里甭提多别扭了。
这一天老曾又把湘军招集起来，准备搞他的“天天大讲堂”。可这次曾国藩觉得光给湘军讲课不过瘾，就叫人传令，希望驻守长沙的绿营兵也来听讲。
要说老曾这回又把事儿办得有点“冒”。绿营兵根本不归他管，想让国家正规部队的官兵来听他一个挂着空头衔儿的帮办团练大臣讲课，实在有点儿一相情愿的意思。你让人家来，人家就肯来吗？
果然，绿营兵根本不理曾国藩这一套，大家一商量，决定谁也不去听课，“集体”甩个脸子让曾国藩瞧瞧。
偏偏塔齐布这人不识相，自认为自己是湘军的教习，按说应该去，所以他去了。
不但去了，老塔还把自己的部下全带着听讲去了。
这么一来，就惹得他那帮绿营同僚们很不高兴了。
大家集体抵制曾国藩，结果就你姓塔的一人出来拆台，胳膊肘儿往外拐，挨个儿扇绿营同僚们的嘴巴子！看样子老塔是不打算在长沙的兵营里混下去了。
于是清德把塔齐布找来，严厉警告他：第一，依大清祖制，武官不受文官统辖，你现在让那个姓曾的支使得团团转，这是违了祖制！第二，盛夏时节天气酷热，你却在这个时候天天练兵，这是虐待士卒！所以自今以后，没有本人和提督大人的将令，不准你到湘军那边去操练兵士，违者军棍伺候！
你看，清德的人品多“高尚”，既要守祖制，又爱惜士卒。在这么高档的借口面前，塔齐布再领着人马勤奋操练就不合适了。
可是不操练，湘军就变成绿营兵一样的懒虫了，曾国藩能干吗？
曾国藩当然不干！他立刻把塔齐布找来，告诉他：湘军是独立于八旗、绿营之外的“义兵”，不管是湖南巡抚、提督还是他清德将军，谁都无权过问！你只管练你的，不要理他。
可清副将是我的上司，不理不行啊！还有那军棍……老塔，这事你别管，我心里有数！
眼看湘军练兵受阻，曾国藩立刻给咸丰皇帝上奏折，参奏清德废弛营操，治军松弛，士兵操练的时候这姓清的从不到场，又在官署里开了块地种花养草，玩得不亦乐乎，一切营务全都不管，简直形同木偶！
要说曾国藩恨上谁了，那可真是切齿痛恨，丝毫不留余地。现在既然想参清德，就一本连一本地上折参劾。在曾国藩的不懈努力下，这个“搅屎棍子”清德被朝廷革了职。
清德倒了，自然就空出一个副将的位子，于是曾国藩又上奏保举塔齐布担任副将。同时他又偷着给湖广总督张亮基写信，请他暗里帮帮忙。
很快，张亮基的奏折也送到皇帝手里，同样是举荐塔齐布担任长沙协副将。
咸丰这人稀里糊涂，办事没谱儿，对下边的人事调度完全不清楚。既然现在总督和团练大臣一起保举塔齐布，他也就照准了。
这么一来，塔齐布跟了曾国藩不过半年，连升两级，从游击升到副将，离提督只差一步了！把个塔齐布感动得无话可说，只有下定决心，自今日起，誓死追随曾哥！
塔齐布如何感动先扔下不提，单说清德这边出了事儿，他的“老大”可不干了。
清德的老大，就是湖南提督鲍起豹。眼看清德倒了，塔齐布上来了，离他这个提督只差一级，恐怕曾国藩紧接着就要上折子参他这个提督，让塔齐布取而代之了！
想不到曾国藩这么个无职无权的扯淡京官、一个挂名的“帮办团练大臣”居然欺负到他湖南提督头上，鲍起豹气得眼珠子冒血！立刻下决心狠狠收拾老曾一顿。
从此之后，在鲍提督的指使下，绿营兵算是跟湘军“铆”上了，不停地找事儿。
绿营兵人数众多，又是正规军，湘军只是一帮民团，论人数论实力都不是绿营兵的对手，曾国藩只好一忍再忍，一退再退。
可是眼下鲍起豹下定决心要收拾曾国藩，老曾再退让也不行，到底还是得出事儿。
终于在八月初四这天，湘军和绿营兵因为赌博的事儿引发了激烈的殴斗，双方打了个鸡飞狗跳，血溅当场。
显然，这事儿是绿营那边故意挑起的，而且因为他们有准备，把湘军这帮人揍得够戗。
这一家伙曾国藩急眼了！立刻给鲍起豹发去咨文，要求把闹事的绿营兵交出来。
交人？好办……鲍起豹一声令下，叫人把领头闹事的绿营兵全给捆了起来，押到团练大臣公馆任凭曾国藩发落。
这么说鲍提督人不错呀，又谦逊又明理，治军又严，这样的人可以交朋友！
呵呵，别傻了，鲍提督这一手儿根本就是在给老曾“点眼药”。
你姓曾的要是识相，就赶紧下堂亲手给那几个绿营兵松绑，好言劝慰，然后再亲自把他们送回军营，顺便跟鲍提督见个面，好好说几句客气话儿，鲍提督一高兴，就会留曾大人吃顿饭，两人喝个不醉不归。从此曾大人、鲍提督尽释前嫌，湘军和绿营兵握手言欢，亲如兄弟。
同时，湘军和绿营谁强谁弱，曾大人和鲍提督谁高谁低，也就全都“理顺”了。
说实话，鲍起豹身为提督，手里握着实实在在的兵权，论实力，在长沙城里他确实压过曾国藩这个“帮办团练大臣”一头，现在他肯这么做，也算多少给了老曾几分面子，如果曾国藩知情识趣儿，就坡下驴，这事也就揭过去了。
可时势所逼，曾国藩根本“不可能”就坡下驴。
一来，眼下他的人已经吃了亏，如果不争回面子来，湘军弟兄们谁还看得起他曾国藩？统军的人要是被自己的部下看不起，这支军队的士气和信心就全完了，还能拉出去打仗吗？
二来，如果在鲍提督面前认了栽，那湘军不只在长沙，而且是在全中国所有绿营兵面前“永远”成了后娘养的，再也挺不起腰杆儿了。以后再想扩军筹饷，肯定会越来越艰难，这样一来湘军就发展不起来了。而曾国藩是下了决心要把湘军当成自己一生最要紧的事业来搞，怎么能为了眼前一时苟安而毁了自己毕生的事业？最后一点，曾国藩这个人天生有股子蛮劲，一辈子吃软不吃硬，死倔死倔的。
如果鲍提督能亲自过来给他说句客气话儿，这事倒真能揭过去，可现在人家欺负到门上来了，曾国藩绝不会退缩一步，打算以超强硬对抗强硬，彻底闹翻也在所不惜。最多让皇上把他的官撸了，轰回老家“守孝”去！
当然，曾国藩不是个疯子，他的“团练大臣公馆”杀老百姓不算事儿，可绿营兵是国家的官兵，他再大胆也不敢随意处置，所以他计划着是不是把这些绿营兵解送湖南巡抚衙门，让巡抚处置，同时也借这个由头把事儿闹大，跟姓鲍的好好争个短长。
还不等曾国藩跟人家争短长呢，人家鲍提督那边先跟他“争”起来了。
见曾国藩这么不识抬举，既没马上放人，也没跑过来道歉，鲍起豹大怒！
娘的，这个姓曾的竟然给脸不要脸！行，你等着！
这种时候用不着他发话，只一个眼神一个暗示，绿营兵马上骚动起来。两天后的半夜里，这帮人一声呼哨冲出军营，直杀到塔齐布家，准备把他弄死。
要说塔齐布这人实在是够敏捷，一看情况不对拔腿就跑，钻进自己家后院的草丛里猫了起来。估计这位塔将军早年练过野外潜伏，这一猫，猫得非常隐蔽，以至于冲进来的绿营兵硬是没找着他。
找不到塔齐布，绿营兵更加愤怒，一声吆喝又冲进了团练大臣公馆，曾国藩可没有塔齐布腿脚灵活，躲避不及，被这帮绿营围住，连他带他的几个亲兵，当场让人家狠揍了一顿。
曾国藩这一辈子哪受过这个欺负？当年他爷爷曾玉屏都没揍过他，现在却让一帮绿营兵给打了，一怒之下，捂着脸去找湖南巡抚骆秉章，请巡抚大人出面主持公道。
其实骆秉章的衙门就在曾国藩的团练公馆隔壁。可老曾这边出了这么大娄子，一墙之隔的骆巡抚居然“毫无察觉”。
要说这位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是个硬碴儿。
跟曾国藩一样，骆秉章也是翰林出身，可他年龄比曾国藩大十八岁，在京城为官多年，为人严厉，办事认真，名声不错。后来到了湖南，正赶上太平军进攻长沙，骆秉章亲自督促抢修城墙，上城死战，硬是以八千窝囊废绿营兵守住了长沙城，一时名声大噪。
问题是骆秉章这个人性格严厉保守，和以前那个心眼儿活泛的巡抚张亮基很不一样。自从张亮基调走，由他继任湖南巡抚后，对曾国藩在长沙城里搞的这一套很不以为然，尤其是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同时又一次次“找碴儿”插手绿营兵的事务，骆秉章更是打心眼儿里看不上他这个嚣张劲儿。这回见老曾挨了揍，骆秉章表面上一个劲儿地安慰，心里却在偷笑，胡乱和了几把稀泥，把曾国藩和鲍起豹都稳住，紧接着就把打人闹事的绿营兵全给放了，只当这事没发生过。
见骆秉章是这么个态度，曾国藩差点气疯了，可回来一想，却也无可奈何。
这是势！人家巡抚提督抱成一团，权重兵多势力强，你姓曾的要兵没兵，要权没权，拿什么跟人家斗？
话说回来了，自老曾到了长沙，高薪招兵，大张旗鼓地训练，又到正规军的营盘里去挖墙脚，处处想压绿营兵一头。惹出事来又不顾自己的势力弱，一味跟人家死磕！结果人家没怎么，曾老夫子倒碰了个头破血流。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老曾这回可真的要接受教训了。
当曾国藩挨揍受气的时候，他手下的人大多劝他写奏折告御状，请在京城里的朋友帮忙，收拾鲍起豹。
这时候曾国藩如果下决心和鲍起豹死磕到底，他是能收拾鲍提督的。一来鲍起豹指使绿营兵攻杀塔齐布，又冲了他的衙门口儿，当众打了他，这些都是赖不掉的；二来曾国藩是京官出身，朝廷里有人，只要把他那几位“老师”请出来随便捅咕一下儿，鲍起豹就受不了； 三来，湖广总督张亮基是曾国藩在地方上的靠山，这位张总督的职位比骆秉章、鲍起豹都高，曾国藩大可以请他过来，压姓鲍的一头。
可老曾思谋再三，不但没有告状，反而给皇帝上了个折子，请求把团练大臣公馆移往衡阳。
跑了。
曾国藩出山，是来办事的，不是来惹事的。现在到长沙才半年，正事还没有头绪，邪事儿倒惹了不小，如果继续和鲍起豹死掐，只怕皇上在北京城里一拍桌子，老曾和鲍提督谁也没好果子吃。而且现在长沙城里的文武官员已经摆明不欢迎曾大人了，再闹下去只会越发坏了自己的名声，得罪更多的人。与其待在长沙和全城的文武官员搏战，不如退避三舍，找个安静地方好好练自己的湘军。
于是曾国藩离开长沙，搬到衡阳去了。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自己以前编练湘军时铺的摊子太大，造的声势太足，太惹人注意了。于是一方面不再像以前那么咋咋呼呼，而是闷头办实事；另一方面他又到处告诉别人，自己编练湘军，是要把这支军队交给江忠源去带的，他自己以后只负责招兵、后勤这些杂事……江忠源是曾国藩的学生，但在编练湘军这方面他动手比曾国藩更早，而且屡立战功，现在已经升了江西按察使，所率领的部队也很有名气。曾国藩不惜自降身份，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学生的名号后头，硬说自己编练的部队将来要交给江忠源领导，可见他已经明白了“羽翼不丰，不可高飞，避人耳目，先图自强”的“韬晦”之术。
长沙城里这一场死掐曾国藩输了，可他急流勇退，韬光养晦，等实力增强才又一次振翅而起，从这方面来看，曾国藩把自己历练得更成熟更老辣了。
成功的退却比成功的进攻更难。所以不懂得“退却艺术”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终有失利的一天。而“退却艺术”却又只有在受挫时才能学到，所以不要太在意挫败，因为挫折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本事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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