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升迁就学曾国藩 > 第五章 出省作战
1．这才开始练兵
话说曾国藩逃出长沙，跑到衡阳安顿下来，痛定思痛，觉得自己在这场争斗中确实负有责任。主要是书生气太重，犯了一相情愿、自以为是的毛病，冒冒失失插手绿营兵的军务，结果才闹得灰头土脸。眼下跟鲍起豹的关系已经无法弥合，但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和湖南巡抚骆秉章闹翻，就没必要了。
于是曾国藩收拾脾气，反而给骆秉章写信，承认这次事件的起因是自己以为所做的事“苟利于国，苟利于民”就越俎代庖，凭空惹来一场麻烦，实在是自己这个团练大臣的过失。其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又自称移往衡阳是为了“剿匪”，对自己和绿营兵的争闹以及受了委屈的情况只字未提。
骆秉章等的就是这封信。
骆秉章这个人其实算得是个诤臣，很多地方和曾国藩气味相投。这次事件他不支持曾国藩，也主要是因为老曾办事有差，骆秉章是对事不对人。现在曾国藩主动说了客气话，对以前的争闹也不再追究下去，骆秉章对老曾的不满也就烟消云散了。
其后曾国藩又刻意和骆秉章联络感情，拉关系，越混越熟，最后竟发展成了一对互相提携、精诚合作的铁哥们儿。
从“长沙斗绿营”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曾国藩。原来在他那木讷迟缓老谋深算的外表下，其实潜藏着一颗属于年轻人的充满激情的心。正是这份激情才使得曾国藩傻乎乎地企图训练那些已经腐败得无可救药的绿营兵，一相情愿地要给人家“讲课”。
对一个有激情的人来说，失败，真的算不了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曾国藩，一个书呆气、爱幻想又倔头倔脑时不时犯点儿浑的可爱的曾国藩。
可从这件事上曾国藩也清楚地看到，八旗、绿营这些正规军真的不行了。要想拯救大清国，就必须练出一支精干的新军来。
于是曾国藩重整旗鼓，再练新兵。他真正的练兵生涯，就从衡阳开始。
衡阳是当时湖南的第二大城市。在这里既没有巡抚也没有提督，他这个二品帮办团练大臣就是最大的官，谁也不敢管他了。于是曾国藩在衡阳城小西门外找了一大块空地扎下营盘，他自己住进了附近的赵家祠堂。
当然，老曾是团练大臣，他在哪落脚哪儿就是衙门。现在他住进祠堂，他的部将王珍就自作主张找了块木牌子，写了一块大匾挂了起来，上头是两行大字：“钦命团练大臣曾国藩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
这块大牌子往出一挂，本以为曾国藩看了会高兴，想不到老曾一看这块匾，立刻变了脸色，赶紧叫人摘下来烧了，自己另写了一块“湖南审案局”的小木牌儿挂了上去。
怎么了？不就一块破木牌子嘛，而且上头的头衔也没写错，曾国藩干吗大惊小怪的？
好家伙！这块匾要是挂的时候稍长，让别人看去了，弄不好曾国藩的脑袋就搬家了！
曾国藩不是“钦命团练大臣”，而是钦命“帮办”湖南团练大臣，“帮办”，就是帮着湖南巡抚办差事，把这俩字去掉，那就成了“钦差大臣”，不但压过湖南巡抚一头，而且篡改了皇上的本意。现在曾国藩跟湖南巡抚骆秉章刚刚改善了关系，要是这件事儿传到骆秉章耳朵里，人家还不恨上他了？
去掉“帮办”两个字，相当于压了湖南巡抚一头，这还是轻的，后面的问题更严重！
“团练大臣”，顾名思义，是搞“团练”的，他训练出来的人马不能算正规军，只能叫“乡勇”，可是王珍搞的牌子上居然写着“湘军总营务局”！团练变成了“湘军”，事情的性质都变了，成了曾国藩私自招募军队！
这个事要是传到咸丰皇帝耳朵里，还得了吗？
幸亏曾国藩脑子快，手脚也快，在没人注意之前就把这块错了位的牌子摘下来一把火烧了，这才没惹出大祸来。而他在自己门上挂个“审案局”的小木牌牌，就没人管他了。
细节。任何时候细节很重要，把细节都考虑周全，事儿就成了，细节上要是出了错，可能稀里糊涂就败了，咽了气还不知道是被谁捅死的。
现在曾国藩已经把细节处理好了，后边的事儿就顺了。
在衡阳，曾国藩又办起了他那个“天天大讲堂”，一边训练一边讲课。为了能让湘军的官兵同甘共苦，战场上勇于互相救援，他还专门编了一首《要齐心》的歌儿在军中传唱：“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纵然平日打官司，此时也要和一场。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齐心合力，互相援助，这是湘军十几年延续的老传统。这支旧时代的军队居然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究其原因，一是湘军组建时采用的那种特殊的“绳子体系”，尽量利用亲戚、朋友、同乡之类关系，有意识地构成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氛围；二是曾国藩的天天大讲堂，在这一方面效果显著。
在其后与太平军残酷的较量中，每一支部队、每一个士兵都可能遇到危险，需要别人出手救援。在战场上大家都是同胞、兄弟，有难互相帮助，这一点关系到每一个官兵的切身利益，他们容易理解，也容易认同。所以湘军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誓死不相弃”的好传统，而这一精神又使得湘军的战斗力倍增。
除了《要齐心》外，曾国藩还写了好多歌词在军中传唱，《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等。但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当数那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家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当然，《爱民歌》里这些要求湘军最终没能做到。但这首作于晚清的军歌，说明曾国藩的治军理念确实是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同时这也又一次证明了，在老谋深算的外表下，曾国藩始终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理想（甚至可以说是幻想）的人。
光有激情没有智谋，肯定不能成事；可是光有智谋没有激情，也不可能成事。
是的，光有激情，不能成事。此时的曾国藩就空有激情，却要权无权，要饷无饷，要兵无兵，要势无势。在长沙的时候，他的“团练大臣”招牌还比较值钱，可被鲍起豹“打败”出走衡阳之后，气势大大削弱了，很多原本和他关系很好的人都把他抛下了。
头一个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从小就是个闻名乡里的大才子，成年以后更是厉害，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无不对他佩服至极。可是老左这人中年以前霉运十足，喝凉水塞牙，放屁砸脚后跟，走哪哪倒霉。考乡试，因为卷子格式不对被扔在一边；结了婚，因为太穷跑到老丈人家去倒插门儿，让别人笑话；为了争口气，自己出去谋生，教书十二年，一个钱没攒下；进京会试，头一年没中，第二年中了，却因为湖南省中进士的名额多了一个，湖北省少了一个，所以临时刷下一个湖南人，换成湖北人，这刷的人，就是他左宗棠。下一届会试仍然不中，一气之下，发誓不再科举，回家当起了教书先生，打算就此终老林泉。
估计可能左宗棠这人才大命硬，所以才一步一个坎儿，但他的大才却是无可非议的。两江总督陶澍一见左宗棠就非常赞许，竟让自己的独生儿子和这个穷教书匠的女儿定了亲；林则徐当云贵总督，专门来请左宗棠进入幕府，左宗棠一去，两人一聊，林则徐对老左惊为“绝世奇才”，临终还向咸丰皇帝推荐左宗棠。
林则徐死后，左宗棠又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身边帮忙，老张和老左聊了几句，立刻服了，把全湖南的军事事务都委托给他，凡有大事必和左宗棠商量，征求他的意见，凡老左所言，张亮基一律言听计从。
这时候曾国藩到长沙办起了团练，就此和左宗棠认识。一见老左的面，老曾立刻引为奇人，可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是：人正派，能办事，但才能方面不够开阔。大概给了个八十五分吧。
不管左宗棠对曾国藩的看法如何，曾国藩对左宗棠是留了心了。后来张亮基改任山东巡抚，调走了，左宗棠不想去山东，就又转回长沙。此时曾国藩正和长沙的文武官员争闹，巡抚骆秉章也帮着外人坑他，逼得曾国藩出走衡阳，临走百般邀请左宗棠来当参谋，可老左大概嫌曾国藩势力不够，找种种借口拒绝。
人家不愿意来，曾国藩也没办法，只好作罢。却想不到他前脚才离开长沙，左宗棠后脚就进了骆秉章的幕府，给骆巡抚出起主意来了。这一下子把曾国藩闹得心里灰溜溜的很没意思。
除了左宗棠之外，曾国藩还邀请了冯卓怀、郭嵩焘、刘蓉、李元度等几个铁哥们儿，结果冯卓怀和郭嵩焘都不肯追随他，刘蓉勉强跟着曾国藩来了衡阳，可没待多久就走掉了，只有一个湖南平江书生李元度陪着老曾踏踏实实地在衡阳待了下来。
因为这件事，曾国藩对李元度非常感激，一直把他引为知己，直到后来发现李元度原来也有二心，这才改变了对这位李先生的态度。
为什么曾国藩落得“光杆儿司令”的惨淡境地呢？一是因为他京官出身，在地方上根子扎得不深，最近又新遇挫折，本来就不深的根基又受了伤；二是湘军尚未练成，曾国藩手里没有够分量的筹码，所以别人瞧不起他；三是曾国藩一直忙于练兵，没有好好组建属于自己的关系网。在北京的时候他靠着交游、拜师、当主考、向皇帝举荐贤才而结交了大把人脉，可在长沙待了这么久，除了塔齐布，几乎没举荐过什么人。
这三大问题，曾国藩都一一考虑到了。写信给骆秉章恢复关系，就是为了修补受损的根基；抓紧练兵，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的筹码；而当他带着湘军杀出湖南开始立功之后，就不断举荐贤良，想方设法让自己身边的人升官发财，独立发展，像左宗棠、李鸿章、李元度还有老曾的弟弟曾国荃这些人，都在曾国藩的提携下成了独当一面的大人物，经他的手举荐起来的巡抚、布政、提督、总兵更是数不胜数。随着这帮兄弟们的声势起来了，曾国藩自己的场面也就做大了。
在南方有一种榕树，可以长得非常庞大，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从树干上长出无数的气根，这些根扎进土里后，很快长得像树干一样粗壮，气根上又长出枝杈，不断地开枝散叶。最终，这棵由无数气根支撑起来的榕树，长成了一片茂盛的森林。
曾国藩，就是这么一棵榕树。不过这时的他刚长出一株“主干”，“气根”还没成形呢。
正在曾国藩埋头苦练湘军的时候，这一天他的老朋友郭嵩焘忽然来了。
当然，郭嵩焘并不是来投奔他，只是从衡阳路过，顺便看看他。两人闲聊几句，郭嵩焘自然问起了练兵的情况，于是曾国藩给他大讲自己练兵的成果，郭嵩焘听完连声赞叹，临走时随口问了一句：湘军的水师练得怎么样了？
一听这话曾国藩直犯迷糊，不知郭嵩焘为什么有此一问？因为湘军根本就没有水师。
于是郭嵩焘说了：和太平军作战的主要战场都在南方，这里江河纵横，太平军刚起事不久就有了强大的水师，你和他们作战，没有水师战船，怎么打？
可是曾国藩只是办团练的，没人告诉他有权力办水师呀……郭嵩焘又说了：虽然没有说过你有权办水师，但也没人说你无权办呀！现在咸丰皇帝已经下旨让湖南、湖北、四川三省造船练兵，可是湖南巡抚骆秉章至今还没有行动，既然他不办，正好你来办。
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
郭嵩焘走后，曾国藩又闷头想了好久，越想越觉得办水师很要紧。当晚就写了一个《请筹备战船折》快马送往京城。
在湖南办水师这事，咸丰皇帝早就说过，可湖南巡抚刚换人不久，骆秉章还没腾出手来。现在曾国藩主动提出由他来办，皇上没理由不答应，很快就准奏了。
可是办水师需要造船，买炮，需要大笔的经费，怎么办？
曾国藩正在琢磨，忽然得到一个消息，广东省调往清军江南大营的饷银即将经过湖南，上头让他的乡勇帮着护送一下。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
曾国藩赶紧上奏，请求从这笔军饷里拨一点作为筹建水师的资金。咸丰皇帝考虑了一下，决定拨出四万两银子给曾国藩办水师。
有了这笔钱，曾国藩赶紧在衡阳设立船厂，后来在湘潭又设了个分厂，日夜赶造战船。先后造成帅船一条，大战船四十条，中等战船五十条，小船一百五十条，每条船上都配有多门火炮，共计有大小火炮五百七十门。另外又把一百二十条民船改造成战船，用来运送柴米油盐各种物资。
这边赶着造船，另一边曾国藩开始征招水军兵勇，预计先招募五千人，所有乡勇全是他的老乡——湖南湘乡人。按湘军营制，这五千人编成十营，分别由彭玉麟、杨载福、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邹汉章、龙献深担任管带。其中尤其彭玉麟、杨载福二人日后成了大器。
彭玉麟是湖南衡阳人，早年父亲被族人欺负死了，所以自幼贫苦异常。小时候倒也读过几天书，可是家里太穷，应付不了科举，只好给一个富商当保安，看仓库，就此学了一手武功，后来看到曾国藩这里高薪招人，就跑过来参军了。
杨载福是湖南善化人，父亲是绿营的军官，所以杨载福从小就练了一身好武艺，骑射皆精，长大以后自己也当了绿营兵，已经做到千总之职，后来也是看到湘军薪水又高，练兵又勤，觉得很有前途，就离开绿营加入了湘军。
要说这五千水勇、十员大将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全都不喜欢当水师；二是全都不会打水战。
湖南地方依山靠水，可是当时的湖南人多以水上生涯为苦，不愿意上船混饭吃。不但当兵的不愿意，当官的也不愿意，这十个管带都是曾国藩费了好多口舌一个个去说服，才勉强搞到船上来的。
2．变着法儿弄军费
至此，湘军的水、陆两军都已初具雏形，总兵力也已增至一万人左右，其中陆上十三营，水师十营。就在曾国藩为自己的这支团练武装初具规模而高兴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问题：粮饷不够用了。
从曾国藩带着罗泽南的一千人来到长沙以来，他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始终都靠自筹经费，从没伸手跟朝廷或官府要过一分钱。
当然，就算老曾想要，官府也不会给他，因为咸丰皇帝早就说过——办团练的经费朝廷一律不管。
不给经费，让全国各省的那些帮办团练大臣（和曾国藩一样的帮办团练大臣，咸丰皇帝一共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怎么办？
说实在的，别的团练大臣都有办法，就曾国藩一人没办法。因为别人都是随便把老乡们“团一团”，然后就扔下不管，爱练不练。只有曾国藩把这事儿当了真，招来一万多人，又造船又买炮，又发着高额薪水，天天领着这帮人苦练。
结果所有团练大臣里就曾国藩一人手里缺钱。
比如，这一次江西作战，湘军阵亡八十多人，光抚恤金就要五千多两银子，在这方面曾国藩不敢含糊，立刻就把抚恤银子发下去了。紧接着他手下的大将王珍提出要率军去前线“报仇”，想招兵一万人带出去，可曾国藩手里没这么多钱，只答应让王珍带三千人出战，经费不能超过两万两银子，王珍这个年轻人性如烈火，对曾国藩的安排大为不满，跟他大吵了一顿，后来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亲自出面替他们打了圆场。
随着湘军兵力越来越多，所需要的粮饷费用越来越高，曾国藩又不是神仙，赤手空拳的让他上哪儿找钱去？
要说老曾这人还真是个“老天真”，他想出的第一个办法叫“劝捐”。就是把有钱人找来，跟他们讲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然后请这些富户捐钱，凭他们的良心，捐一万两不算多，捐一两银子不算少……这哪行！
富户？再富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钱白送给别人呀！更何况曾国藩只是个“帮办团练”，连个正经官都算不上，又没势力，不能给人家好处，而湘军的军饷又是个“无底洞”，谁知道哪年才能填满？结果曾国藩在衡阳搞了两个多月的“劝捐”，总共只弄到两万两银子左右，还不够湘军一个月的开销。
一看是这么个情况，曾国藩变脸了。
“劝”你们不听，那就没办法了！老曾把本地的富户乡绅通通列了个名单，按各家田地财产的数量分级，然后写上捐款数目，派人上门去一一分派。交足了银子便罢，交不够，立刻把人抓起来，弄到“审案局”里狠狠收拾，看你出不出血！
这种做法简直和强盗抢劫差不多。偶尔干一下还行，如果在湖南全省甚至在全国推广，那可就有麻烦了。所以曾国藩“硬抢”了一段时间，也不得不停下手来好好想想。
碰上这种事儿，就又得求助于那套“二十三史”了。
曾国藩办事，基本上都是从史书上找办法，这次也是很快就找到了办法，那就是“功捐”。
功捐，就是让有钱人花钱“买功名”。
在那个年代，读书考功名是最露脸的事儿，凡是读过几本书的人个个都想弄个功名，好光宗耀祖，当年曾国藩家里供着他上学，不就是为了让他“光宗耀祖”吗？可是天下读书人数以千万计，真正能考上功名的毕竟是极少数，而很多人出于虚荣心，又非常迫切地想弄个秀才举人什么的装装门面。
于是曾国藩跑到骆秉章的巡抚衙门弄了几百张“文凭”，开始到处出售，起价八十两银子，“学位”越高价钱越贵。想不到购买者异常踊跃，转眼工夫手里的“假文凭”全卖光了，只好又去长沙弄了一批回来，接着卖。
眼看“文凭”好卖，曾国藩举一反三，立刻想到：那“官”好不好卖呢？
在那个年代，全中国人人都以当官为荣，就算得花钱买，而买回来的“官”其实是假的，他们也愿意。
但这件事曾国藩说了不算，湖南巡抚说了也不算，得请示皇帝。
要说这位咸丰皇帝，办正事一点都不着调，偏偏办这种“邪事儿”他反应特别快，很快就答应下来，搞了一千张“职衔照”和“监照”交给曾国藩，让他随便去卖。
其中有“实授官”和“虚衔官”两种，实授官就是真的给你个官做（当然，这种“真官”的要价特别贵，而官位则特别小，都是芝麻级的），虚衔官就是收了银子之后发给人家一套官服了事，这个人可以对外声称自己是个“官”，但想要真正坐衙门，处理公务，那是没门儿。
这一千张直接由皇帝印发的“假玩意儿”被曾国藩先后卖出去六百张，大赚了一笔，全部用来做军饷。后来眼看湖南的市场“饱和”了，又奏请皇帝答应他到湖北、四川卖这些破玩意儿，皇帝又答应了。
再后来，这种东西在大清国各省纷纷“卖”了起来，直到战争结束，裁撤湘军时补给湘军一百万两银子的遣散费，这笔银子还是靠卖“假文凭”筹来的。
湘军初成的时候人马毕竟不多，靠这些乱七八糟的手段就能对付过去。可随着湘军不断扩编，军费成倍增长，很快又没钱可用了。曾国藩又想出办法，在各处交通要道设置关卡，对商人货物收取“厘捐”，虽然收得不多，只有一厘（百分之一），可是见货就收，积少成多，数量也非常巨大。后来随着湘军不断扩张，这个办法又被湘军“带”到其他省份，到处设卡抽厘，“厘捐”成了湘军粮饷的最主要来源。
之后曾国藩又按着“厘捐”的路数引申出了一种“盐税”，在长江各口岸城市设关卡收取盐税，依口岸位置不同，每斤盐抽税多的十文半，少的八文，得来的钱也作为湘军的饷银。这笔钱归湘军使用了足有七八年，后来仗快打完了，朝廷开始防着湘军了，想办法掐曾国藩的脖子，于是户部衙门出面，把这笔税钱提到中央去了。
有了这两笔“苛捐”做先导，其他“杂税”也就应运而生了。什么亩捐、抵征、米捐、茶捐……征了个不亦乐乎。
但就这么拼命弄钱，有时候还是不够用。那就只好跟朝廷要了。
在后来的十几年，曾国藩为了打仗，先后向朝廷要过丁漕（大清国的农业税）的钱米、海关的关税，还从各省的税收里挪用大笔银两，甚至规定数量，按月提取。
就这么着，湘军的军饷仍然不够。
于是曾国藩决定，战死士兵的抚恤要立刻发放，不能拖延，至于兵勇的月工资如果不能按时发放，就先扣着，算是他们“存”在军队里的，等将来退武回乡时一次全额补发。
这一招很高明，不但把欠饷的事混过去了，还把湘军的兵勇们给拴住了。因为这些人在湘军里混了几年之后，每人都有几十上百两的饷银被“存”在了部队的账上，如果他们开小差逃跑，这笔银子就没了。
这些乡勇的命才“卖”六十两，现在让他们扔下这上百两银子的“存款”当逃兵？那还不如要他们的命呢。
结果经常拖欠军饷，对曾国藩来说倒成了一件大好事，湘军建军十几年，拥兵数十万，从来只见过征兵办公室门口排大队，却没听说过有人开小差的。
以上这些损招儿，曾国藩全是从“二十三史”里学来的。
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有办法”的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多读些史书。
3．兵没练成，死不出征
这一边，曾国藩待在衡阳练兵筹饷，渐渐搞出点名堂来了，而另一边，太平天国也已经发展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
此时太平军已经攻克金陵，改名天京，定都于此，拥兵百万，其后太平军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出扬州，开始北伐。另一路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以及名将曾天养、林启荣率军马数万战船千条开始西征。随着战局吃紧，这年十月，咸丰皇帝忽然下旨，让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水陆齐进，去增援湖北武昌。
奇怪，这时候曾国藩正猫在衡阳不声不响地练兵筹饷，督造战船。步兵刚开始正规训练，水师刚把人招齐，训练还没展开，动静也搞得不算大，湖北那边打仗又不关他这个“帮办湖南” 团练大臣的事，咸丰皇帝怎么从北京城里一眼就看见他了？
原来是他的那位好学生江忠源一不留神“折腾”了一下。
曾国藩在衡阳练兵练得很顺利，心里很高兴，闲着没事就给江忠源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的水陆两军已经初步成型，准备练成精兵万人……注意，只是“初步”成型，“准备”练成精兵万人！
曾国藩是这一年年初到的长沙，先搞“审案局”到处杀人，五月才开始征兵，边征边训练，不久又跟绿营军掐了起来，折腾了好久，到衡阳才正式开始练兵，水师建得更晚，这时候刚有个影儿。他跟江忠源说这些话，就是朋友间随便唠唠，想不到江忠源是个“小快嘴儿”，居然把他的建军“计划”当成“成果”上报给皇帝了。
这么一来咸丰当然要调他的“精兵万人”出战了。
可这时候湘军还远未练成，根本就“出”不了战。曾国藩心里很清楚这一点，准备找借口推托。想不到他的部将王珍不干了。
这王珍是罗泽南的学生，这年还不到三十岁，也是湘军里最强悍的将才之一，有个外号叫“王老虎”。这年早些时候罗泽南去江西救援江忠源，打了个败仗，死了好几个军官，那都是王珍的同学、好朋友，所以他此次坚决要求带兵万人去湖北，给自己那几个同学报仇，为此跟曾国藩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曾国藩没办法，只好答应“出兵”，其实却拖着不动，直到湖北战事告一段落，无须他出兵了，把这事拖了过去。
其后，太平军的西征军直扑江西南昌，结果清军据城死守，援兵四集，太平军攻城不克，撤围而去。接着，太平天国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又率兵攻入安徽，连破桐城、舒城，大军直向庐州（今合肥）杀来。
此时担任安徽巡抚的正是曾国藩那位著名的学生——湘军名将“拼命三郎”兼“小快嘴儿”江忠源。
从咸丰二年四月蓑衣渡一战大破太平军之后，江忠源带领他麾下的一支湘军到处征战，屡建奇功，靠着战功已经当上了安徽巡抚，比曾国藩的官还大。当时天下人提起“湘军”两个字，只知道一个江忠源，根本不知道还有个叫曾国藩的。可这一次，江忠源的死期到了。
按说江忠源本不该死，他是活活让满洲权臣给“毁”死的。
太平军杀进安徽时，江忠源刚刚到任不久，手下只有两千七百人，而且老江因为长途奔波，人也累病了，可是这个“拼命三郎”还是抱病进庐州死守城池，同时向各处求援。
眼看江忠源危急，咸丰皇帝赶紧四处调兵，以陕甘总督舒兴阿所部为主力，赶去解庐州之围，同时又一次命令曾国藩率军出湖南，增援江忠源。
江忠源求救，曾国藩不会坐视不理。但要让他全军出发，他又觉得并不实际。
毕竟自己的部队多是新兵，尤其水师刚有了眉目，还没正经训练过，就这么拉到前线跟太平军的精锐大军较量，估计是有去无回。再说，陕甘总督舒兴阿已经带着一万多人开上来了，其他各路绿营兵也纷纷赶到，料想庐州不会有失，所以只派了刘长佑、江忠浚两支人马赶去安徽。
转眼间，太平军已经杀到庐州城下，四面合围。江忠源率领部下死战。太平军屡次挖地道攻城，江忠源也从城内挖地道反制，连破了太平军的九条地道，甚至从地道里反冲锋，杀出城去斩杀了太平军的大将。太平军在地底埋放炸药炸倒了城墙，病得半死的江忠源亲自举着大旗冲上来堵口，他部下的湘军硬是用血肉之躯填满了突破口。就这样来回拉锯，一支仅有两千七百人的残破之师居然固守庐州城长达三十六天。
城内湘军拼命死战，可城外的清军各路援兵却活像一帮龟孙子，只有总兵玉山所部和太平军交了一下手，结果被歼大半，仓皇退去，陕甘总督舒兴阿率军一万五千人赶到，进驻冈子集，却见围城的太平军势大兵强，把个舒兴阿吓破了胆，驻足观望，不敢出战，眼瞅着太平军于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十六日攻破了庐州，江忠源投水自杀。
江忠源的部队虽然和曾国藩所部并没有什么瓜葛，但老江是所有湘军的“招牌”，他这一倒，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个很大的打击。正在大营里独自垂泪，忽然收到一封急信，“业师”吴文镕请他率所部湘军出阵。
吴文镕，是曾国藩考进士那年的考官之一，所以被曾国藩尊为“业师”，两人关系很好。现在吴文镕正担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眼看太平军精兵猛将潮水般杀进湖北，吴文镕知道自己手里这点儿破人马根本不是个儿，本想待在武昌，据城死守待援，想不到在他身边却有一根臭烘烘的搅屎棍子，闹得吴文镕不得不出城去死。
这个“搅屎棍”就是湖北巡抚崇纶。
这个姓崇的小子是满洲正黄旗出身，胆小如鼠，奸诈过人，打仗的事一律不懂，算计同僚是他的强项。自从当了湖北巡抚，进了武昌城，他是逮谁收拾谁，收拾来收拾去，就收拾到湖广总督吴文镕身上了。硬说武汉三镇经过战火，老百姓都跑光了，市面惨淡，无兵无饷，难以支撑战争的需要，“请”吴文镕率军主动出击，主动去和太平军交手。
按说吴文镕是总督，官比崇纶大，崇纶应该斗不过他才对。可这个小子是满洲正黄旗，跟皇上很熟，背后有靠山，见吴文镕不听他的，赖在武昌不走，就给皇帝上折子告刁状，结果糊涂的咸丰皇帝什么也不想，就下了圣旨，非逼着吴文镕出战不可。吴文镕没办法，只好尽可能调集能找到的人手，这么一来，自然就想到了曾国藩的湘军，赶紧给他写信求援。
吴文镕的信刚到，咸丰皇帝的圣旨紧接着就到了，也是逼着曾国藩率兵随吴文镕出战。
自从建军计划被“小快嘴儿”江忠源捅出去，两个月里曾国藩已经接到三道调他出省作战的圣旨。第一次是去湖北帮着守城，第二次是去安徽帮着破围，第三次是去打野战，迎击太平军，三次任务一次比一次重。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曾国藩的兵马还是原来那个破样子，以他们现在的状态，如果跟着吴文镕出战，估计很可能一触即溃。
于是曾国藩一连给吴文镕写了几封信，反复说明自己的人马都是新兵，水师刚搞起来，还不会打仗，现在上战场也顶不了事，请求拖一段时间再说。
曾国藩所说的，吴文镕能理解吗？
相当理解。
其实吴文镕在出征之前，已经知道自己必败了。
以他手里的这支破烂绿营兵却和太平军精锐打野战，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拉上曾国藩是败，不带曾国藩，也是败。而且曾国藩远在湖南，又是个界定模糊的“团练大臣”，所练的人马不能算是“军队”，实际上不受老吴这个湖广总督控制，现在人家又摆明了不想来，吴文镕知道硬拉也没用，干脆回了封信，说：我本来也想坚守武昌，等你练成兵马，再来湖北帮我的忙。可现在被人（暗指崇纶和他背后那个不着调的咸丰皇帝）所逼，只有以死报国，没有别的想法了。你所练的水陆各军应该等到有了把握再出战，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轻率出战。我和你所处的地位、环境不同，我出战是因为没有办法（只好去死喽）。
这封信写得挺有意思。
曾同学，你不来救我也对，你说的理由我也能理解。反正我这儿已经快死了，你来也行，不来也行，自己看着办吧。
看了信，曾国藩当然明白吴文镕的意思。不过这时候他是真的不想去也不能去，去了帮不了吴老师，反而自己也要倒霉。干脆把脸一捂，装糊涂不吭声了。
不久，吴文镕所部在黄州被太平军击败，吴文镕自杀。紧接着，湖北省府武昌又一次被太平军攻占。
吴文镕死了，死了当然也就完事了，可咸丰皇帝这边还盯着老曾呢。
为了应付咸丰皇帝，在回绝了吴文镕之后，曾国藩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专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臣以为各省分别布防，花费的粮饷多而各处的兵力薄弱，不如搞一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同时筹划以剿灭代替堵截的新战法。臣上次奏折曾经说我这儿的水师办得有了头绪，准备由我亲自统带驰赴下游，到湖北去作战。在皇上给我这道（出兵湖北的）圣旨以前，我已经有了率师东下的打算，况且皇上对我这么重视，皇恩这么浩大，更让微臣觉得应该竭诚效命，急着报答您对我的大恩。”哦，看来曾国藩这是准备带兵出征了？
别急，别急……“可是我计算了一下，水师的战船、火炮、水勇三件事，都不是一个月内就能办好的，必须明年春天才能出发。而且广东新买的大炮和最近新招的兵勇也是为了这次作战而作的准备，不把他们一起带着出战，好像与皇上统筹全局的意思不合，也与我心中的四省联合防剿的计划不合。”你看，曾国藩这一招儿多高，一竿子把出征时间支到第二年春天去了。到那时候也许大战已经结束，就不用湘军急着出战了。就算战争还没结束，到时候再找借口拖延时间也还来得及。
可后面发生的事实在出乎曾国藩意料。因为他真的没想到这位咸丰皇帝竟然如此之不着调，居然把他奏折的意思理解错了！
老曾的这份奏折，其意思只是想拖延出兵的时间。可咸丰皇帝却误读成曾国藩管着湖南一省的防务守备还不够，打算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个省的防务全接下来！
这么一想，不着调的咸丰皇帝可生气了。
你曾国藩到湖南一年了，什么成绩都没有，好容易办了一万团练，还拖拖拉拉不肯上战场，现在居然敢跟我“要”权！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于是咸丰皇帝提起朱笔，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现在战场急需增援，如果你非要固执己见，只怕太迟缓了！我知道你还算有点良心，所以特意命你赴援，以解燃眉之急。现在看了你的奏折，居然想把四个省的军务揽在你一个人身上！试问你有这个才能吗？有没有！平时胡乱吹牛，以为你自己比谁都强，真要事到临头，真能把你平时吹的那些牛都做到才好！如果到时候做不到，岂不是贻笑天下？现在你赶紧去支援前线，能早一步就有早一步的好处。
”训斥了一通之后，又觉得骂得太难听，打算给曾国藩留几分面子，于是口气缓了一些：“你现在愿意自担重任，就比那些畏缩不前的家伙强，既然从你嘴里说出‘统领四省军务’这个话来，就要言出必行，办给我看！”这几句不着调的臭骂，把曾国藩弄得一阵阵地犯迷糊。等最终搞明白了咸丰皇帝的意思（这“意思”确实够邪性的），把个曾国藩也气得够戗，这一下子他的牛脾气上来了，立刻又上了一道奏折，先把自己不能立刻出兵的种种原因又说了一遍，然后拍着胸脯说：“臣知道自己才智浅薄，只有一份不怕死的愚忠罢了。至于出战的成败，我根本没有什么把握。皇上如果拿出战的‘战果’来责问我，那臣就惭愧得很了（我哪知道能不能胜）。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因为大言欺君被皇上治罪，不如现在就把所有困难向您讲明，然后请治我一个‘畏葸不前’的罪吧。”这哪是奏折，分明是跟皇上面对面地吵架。
说了这一大堆，曾国藩的一肚子委屈还没诉完，又接着说：“臣本来是文官，不懂打仗的事，为了上前线而没有给母亲守孝，已经让读书人嘲笑了，现在又因为跟皇上‘吹了牛’而让天下人笑话，臣还有什么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想了一夜，只有痛哭罢了！伏乞皇上垂鉴，可怜我现在进退两难的处境，一定要责问我，就问一句‘你是不是实心办事了’？别问我‘你这次出战肯定能打赢吗’？臣当然会竭尽‘血诚’，绝对不敢胡乱吹牛，也绝不敢稍有退缩！”呵呵，曾国藩就这一点可爱，倔脾气一上来又浑又愣，什么话都敢往上捅。这道奏折写得很倔，弄得咸丰皇帝毫无办法，只好收回以前说过的硬话，反而哄着曾国藩，说：“你的意思我明白，打仗的事嘛，谁也不能事先预料胜负，可是你的一颗忠心可昭天日，这个不只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明白……”被皇上这么一哄，老曾的气总算消了。可事到如今，再想拖延着不出战真的不行了。于是咸丰四年（1854）正月二十八，曾国藩命罗泽南留守衡阳，他自己亲率水陆大军一万七千余人，战船数百艘，随带辎重给养大米一万两千石、煤一万八千石、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大炮五百多门、枪械数千件、弹药二十万斤，离开衡阳，浩浩荡荡往长沙开来。
4．书呆子打烂战
从咸丰三年七月开始练兵到出征，曾国藩的湘军兵勇们入伍最久的总共也只操练了五个月，其中水师成军更晚，仅操练了——嗯，应该说基本没操练过。
兵是新兵，将是新将，大帅是个书呆子……虽然由于战事紧急，湘军最终没能接受充分的训练，但毕竟也折腾了一段时间，兵员齐整，器械精良，尤其水师的战船坚固犀利，大炮多是从广东买回来的新式洋炮。这样一支人马开进长沙，令湖南省城里所有文官武将大吃一惊，无不暗竖大拇指。
怪不得曾国藩在长沙的时候那么跩呢，这人真行啊！瞧他搞的这支团练，比省城里的绿营正规军强得太多了。
这个时候别说旁人羡慕赞叹，就连曾国藩自己也志得意满，觉得自己真是了不得了。
就在曾国藩湘军开进长沙的时候，太平军也已经杀进湖南来了。
在黄州击败吴文镕后，太平军顺利攻克武昌，之后转入湖南，攻克岳州等地，把湖南的绿营兵收拾得像兔子一样，连蹿带蹦地逃回长沙。太平军随后跟进，兵锋直指长沙。
这时候整个湖南只剩下曾国藩的一支湘军还能打仗了。湖南全省文武官员都把老曾视为救星，连以前跟曾国藩死掐的提督鲍起豹都来拍老曾的马屁了。这可真叫一枝独秀，众望所归。
于是曾国藩带着皇帝、巡抚、提督和全省官绅对他寄予的殷切希望挂帅出征。临出发前，他照例写了一篇《讨粤匪檄》的骂人文章，先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臭骂了一顿。
当然，骂人的事谁都会，而且在开打之前往往要先开骂，曾国藩比别人高明的地方也无非是骂人不带脏字，还能骂出花儿来罢了。他的檄文也无非是再一次抢占道德制高点，说自己是儒家思想的卫道士，斥洪秀全那帮人为禽兽，然后告诉太平军官兵，湘军对待他们的原则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希望太平军赶紧自动散伙。这些内容，基本上和他刚进长沙办“审案局”时宣传的一样，没有太多新意。
通常喜欢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人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思想比较固化，没啥新东西。
骂完人，三月初二，曾国藩正式出兵，直扑岳州。陆路由塔齐布统率，大将王珍为先锋，水师由他自己亲率，直出洞庭湖。本以为马上就有一番恶战，却想不到水陆两军全都没遇到一个敌人。
陆路方面，太平军听说湘军杀到，放弃岳州连夜退走。湘军大将王珍兵不血刃轻取岳阳。水路方面，曾国藩亲领水师一直开进洞庭湖，却没见到太平军的一人一船。
这是怎么个意思？
说实话，虽然还没跟湘军交过手，可太平军已经把眼前这支部队视为劲敌，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一方面，以前江忠源那支湘军部队实在是相当强悍，后来虽然在庐州败亡，可即使败仗也打得非常壮烈，让太平军对这些被称为“湘军”的团练家伙们颇存忌惮；另一方面，曾国藩所部这还是头一回大规模出战，兵马齐整，气势逼人，尤其水师战船坚固，火炮犀利，看着就知道比太平军的水师厉害，所以太平军对湘军丝毫不敢怠慢，打起十二分精神小心应付（正应了那个“黔之驴”的典故）。
早期太平军部队的活力很强，行动很快，从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专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此时在湘军正面，太平军的兵力有三万之众，是湘军人数的一倍。可是眼看湘军水陆一齐杀来，太平军将领石祥祯（翼王石达开的从兄）却下令放弃岳阳，大踏步后退，吸引清军前锋进套儿。同时太平军的水师也化整为零隐蔽起来，待避过锋芒再与湘军水师交战。
结果书生领兵初次上阵的湘军毫无战斗经验，步军前锋立刻就进“套儿”了。
夺取岳阳这座空城之后，曾国藩大喜过望，赶紧给皇帝写奏折报捷。同时湘军步卒在王珍和管带李续宾的率领下闷着头向前猛扑，孤军深入，几乎要冲到武昌去了。这一路上别说太平军，干脆连个人毛儿也没见过，结果王珍乐晕了头——或者说吃错了药，一味地冒进又冒进，简直忘了“死”字怎么写！晚上宿营的时候，居然连个哨兵都没派。
这天夜里，太平军悄没声地摸了过来。
这次大撤退本来就是太平军布的陷阱，眼看把湘军前锋引出老远，歼灭他们的时机到了，太平军名将罗大纲亲率五千精兵趁夜杀了个回马枪。到了湘军先锋的驻地羊楼司一看，好家伙，这帮湘军连岗哨都没布！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声呼哨往上一冲，直接把湘军包围起来。
好在王珍和李续宾两人还算够狠，兵勇们也都敢拼命，死战一场之后，到底冲出包围圈逃了回来，可是已经白白折损了半数兵力。
这时候曾国藩正在洞庭湖里到处搜索太平军的战船，可是一条船也没搜到，正纳着闷儿呢，三月初七这天洞庭湖里忽然刮起大风，巨浪滔天，湘军水师毫无作战经验，遇到突发情况顿时乱成一团，战船和辎重船互相碰撞，沉没了二十四艘，撞伤了好几十艘。
眼看水师还没开打就受了挫，步军又在前头吃了亏，曾国藩无心再战，只好先退回岳州再说。
这时太平军已经摸清了湘军这头“黔驴”的底细，水陆各军一拥而上，铺天盖地杀向岳州。看着遮江蔽野而来的敌军，曾国藩觉得一阵阵头晕，不敢恋战，赶紧率领水师退回长沙。都走到半路了，忽然想起来，妈呀可坏了！把个湘军先锋官王珍和他的步军先锋部队忘在岳州城里了！
还好，总算老曾及时想起来了。要是再晚一会儿，就算想起来也白搭了。
这时太平军已经逼近岳州城下，王珍和他手下仅存的不足千人都被困在了城里。眼看这帮残兵败将就要让太平军收拾了，曾国藩灵机一动，命令水师炮船靠近岸边，冲着岸上胡乱打炮。
炮声一响，吸引了太平军的注意，分兵往江边杀来。王珍听见炮声，知道是大帅来接应，又见太平军转向江边去了，给自己留出一个空子，赶紧带着手下出了岳州城，从太平军大部队的缝儿里硬钻了过去，一路逃回长沙。
湘军的第一次出战，感觉就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头一回面试工作：先是傲气十足信心百倍，接着紧张困惑坐立不安，然后结结巴巴答非所问，最后灰头土脸败下阵来，回家关起门来生闷气。
曾国藩意气风发地从长沙出发，杀进岳州，结果没几天工夫就缩着脖子从岳州退回了长沙，这一来，看他笑话的人可就太多了，有的人甚至提出干脆把湘军裁撤掉。总算湖南巡抚骆秉章人不糊涂，知道自己还要靠着湘军守城，不能乱裁。
谁也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倒是一向看不起老曾的骆秉章保住了湘军。
可是老骆这人办事认真，性格严厉，现在眼看曾国藩吹牛在先，战败于后，丢人现眼，他对曾国藩着实有些看不起，态度也冷淡到了极点。
工作上崴了泥，别人一定会笑话，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时候闹脾气没用，躲起来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脸皮练厚，随便别人怎么笑骂，自己全当是在听京戏。
眼下的曾国藩就在努力修炼自己的“脸皮”。对别人的嘲笑，他咬着牙不予理睬，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这辈子让人打掉门牙的次数太多了，回回都是和血吞的。
但别人的嘲笑他可以不理，咸丰皇帝那边怎么办？自打他的湘军出征，咸丰就一直在关注着，现在第一仗打成这个样子，怎么跟皇上交代？
这个时候只好欺负皇帝离得远，看不见，糊弄糊弄吧。
于是曾国藩写了一个《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不提湘军水陆部队的挫败，反而大谈湘军士卒阵前的英勇，又把打败仗的原因说成是粮草不足自动退却，想混过去。可后来一想，自己在长沙有“仇人”，这时候那帮人肯定落井下石，所以糊弄皇上恐怕不容易成功，于是又写了一个《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在皇帝下旨收拾他之前先请求处分，好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很快咸丰皇帝的圣旨到了：“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其咎，着交吏部严加议处！现在仍然让你督带水陆部队进剿，克复岳州，然后立刻去攻武昌，不得再有迟误。曾国藩所统各勇为数众多，此时扫清江面全靠你这支部队，可你初次交战就被挫败，而且战船在风浪中沉损多只，怎么会这么不顺当呢？现在湖北方面急需你去援助，曾国藩以在籍绅士的身份却专门顾着湖南防务，不为通盘大局考虑，平日那些自我吹嘘的大话，今天怎么样了？”几句话把老曾问得抬不起头来。
是啊，上回你还想弄个“四省联防”呢，可现在一个湖南都搞不定！
“可老子（咸丰）还是决定信任你，决定给你个面子，现在不但湖南，连湖北那边也指望你了，赶紧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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