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升迁就学曾国藩 > 第三章 赶鸭子上架
1．太平天国来了
这一边曾国藩在北京城的朝廷里一边升官一边“作秀”，忙忙活活顺顺当当的时候，在中国的另一边，广西的深山老林里，一个叫洪秀全的乡下人忽然平地跃起，大喝一声，把清廷推倒了半边。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小名叫“火秀”，清嘉庆十八年（1814）十二月初十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比曾国藩小三岁。
之所以把洪秀全和曾国藩放在一块儿比较，是因为这两个人幼年时的生活状态惊人地相似。
曾国藩家是白杨坪村的小地主，洪秀全家也是福源水村的小地主。曾国藩是全家人最大的希望，同时也是家庭的宠儿，洪秀全同样也是洪家唯一的读书希望，也是洪家的超级宠儿。曾国藩年轻时连续八年考秀才都失败了，洪秀全十七年间四次考秀才，也都失败了。
从苦读十七年的经历来看，洪秀全是真心实意想考功名的，当然也着实下了一番苦工夫。从他后来叱咤风云的强劲势头来看，此人有胆有识，聪明过人，绝不是个笨家伙。但他考试的成绩却如此糟糕，分析起来，大概和曾国藩原因相似，即，未遇良师，被人所误。
看来自古至今，原本可以成才却“未遇良师，被人所误”的学生还真不少。如果你干到30 岁都没啥出息，就得检讨下自己了！
但是和生在偏远的湖南湘乡的曾国藩不同，洪秀全出生在广东花县（今天的广州市花都区），那里是当时全中国最开放、最热闹也最先进的地区之一。所以洪秀全的思想、眼光、想问题的路子，和曾国藩可以说截然相反。
广州，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沿海最早打开的通商口岸之一，洋教跟着洋人、洋货一起潮水般涌上岸来，所以洪秀全早年就接触到西方的基督教教义。但和很多早期接触洋教的中国人一样，他对西方宗教的理解是片面的，甚至可以称为“一知半解”，对那些不知、不解的部分，就用自己脑子里固有的东西去填充，结果基督教在洪秀全等人眼里，早已不再是它原本的样子。
话说洪秀全从小就是全家唯一读书上学的孩子，整个家族都把他当小神仙一样供着，可洪秀全在考场上却屡屡失利。道光十七年（1837）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年轻人精神和心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回到家里大病一场，这一次病势异常猛烈，传说“死去七日”才慢慢还魂。病重时，洪秀全在昏迷中似乎听到有人在耳边对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他到人间来斩妖除魔。
显然，这是洪秀全在精神受到打击之后因为强烈的挫折感而产生的幻觉。
从此洪秀全变得言语沉默，举止怪异。过了好长时间，身体和精神才慢慢恢复。
道光二十二年（1842）洪秀全第四次落榜，精神再次受到打击。这时洪秀全翻阅以前在广州应试时别人送的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把书中内容和自己以前大病时的幻觉对比，认为自己是受上帝之命“下凡诛灭清妖”，于是抛弃了孔孟之书，把家里的孔子牌位也换成了上帝的牌位。
从这天起，根本没读过《圣经》的洪秀全却逢人就讲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拿基督教的内容来说事儿，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拜上帝教”，其目的则是要积蓄力量，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随后洪秀全又自称是耶和华的儿子，基督的弟弟，以此进一步扩大影响。
但洪秀全早期在广东的传教却很不成功。因为广东当地百姓对洋教的内容比较熟悉，所以他们只把“拜上帝教”看成洋教的一个分支，并没有多少人起来响应，于是洪秀全等人又秘密转到广西传教，逢人就说：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卑一律平等，男的都是兄弟，女的都是姊妹。
当时的人，两千年来受尽了封建统治的欺负，整个社会都在漫漫长夜里苦熬苦撑，不知所归。现在忽然听到“一律平等”这四个字，那些有胆量的人们立刻起来响应，拜上帝教在广西声势大振。
其实“拜上帝教”跟主流的基督教在教义上相差甚大，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洪秀全等人传道主要靠他自己编写的《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之类。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曾在广州的一所基督教堂待了几个月，后来要求受洗，但教士认为洪秀全对教义的认识不够而拒绝了。
其后洪秀全在广西继续传教，逐步制定拜上帝会的规条及仪式，信众日增。眼看时机成熟，洪秀全决定起兵反清，于是加紧准备，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十日，即公元1851 年1 月11 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立国号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为天王。
当太平天国运动初起之时，清朝廷并没有特别重视，认为只是一群传播邪教的农民，乌合之众，不成气候，就派广西提督向荣率军一万进剿。
这时候曾国藩正在北京主持考试，不过这回是武举会考，所以他又“兼起”兵部侍郎来了。说实话，曾国藩虽然兼着兵部的差事，可他跟“兵”之间毫无共通之处。
老曾从小书呆子出身，身体很差，动不动就生病。五岁那年得了牛皮癣，这个病虽然不致命，可是非常麻烦，总也治不好，而且人越忙，压力越大，越动怒，牛皮癣就越严重。所以曾国藩现在已经癣疾缠身，又躁又痒，烦得要命。
就这么一位病恹恹的夫子，骑不得马，使不动刀，却去负责武举人的选拔，可见清朝这时候已经颓废没落到什么程度。
就在曾国藩带着一身牛皮癣去当他的主考官的同时，清军名将向荣也带着精兵万余杀向紫荆山区，准备收拾那帮“乌合之众”的农民。想不到太平军虽然刚刚组建，毫无作战经验，却相当凶悍，和官兵对峙八个月之久，在梁山村、马鞍山一带大败清军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所部八旗兵，杀了清军一个下马威。
其后向荣督军猛攻，渐渐占了上风，太平军决定退出紫荆山区。向荣得势立刻衔尾猛追，想不到在官村遭到太平军伏击，大败一场，向荣从此躲起来装病，不敢再上战场。这时咸丰皇帝刚上台，这小伙子脾气很暴，见向荣软弱，便毫不客气，一拍桌子就把他革了职。
此时太平军已经突进至山城永安（今广西蒙山），封王建制，扩大队伍。眼看太平军兵锋渐盛，而清廷此时却无人可用，只好把刚革职的向荣又弄了回来，继续统兵。
咸丰二年（1852），清军又四面八方合围上来。太平军趁着大雨向外突围，拼命死战，一战歼灭清军精锐五千人，杀了天津总兵长瑞、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光甲、郧阳总兵邵鹤龄。
这一场大败，使清军在广西战场上暂时处于劣势。太平军立刻向桂林进攻，却想不到那个老谋深算的向荣已经猜到太平军的动向，赶紧抢在太平军前面进了桂林，拼命守城，而太平军因为队伍太年轻，经验不足，最终没能攻下桂林，就转攻全州，突入湖南境内，却在湘江上游的蓑衣渡碰到了曾国藩早年的一个学生——江忠源。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来京城参加会试的时候认识了曾国藩，后来干脆拜曾国藩为师。从两人一见面，曾国藩就非常喜欢江忠源，认为此人很有诚信、有勇有义，是个大大的将才，在北京城里找不着这样的人才。所以后来咸丰皇帝上台，曾国藩上奏举荐五个人才，其中一位就是江忠源。
要说曾国藩看人看得还真准，这江忠源果然是个天生的将才。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他就已经看到了危机，开始在家乡办团练，当太平军杀进湖南时，清军各部望风而逃，地方上一片混乱，只有江忠源临危不乱，率兵在蓑衣渡迎战太平军，用火炮炸死了太平天国的南王冯云山，太平军遭到重创。
至此，最早的“湘军”团练已经成型，而其始创者就是江忠源。
吃了一个败仗后，太平军弃舟登岸进入湖南，先攻克道州（今湖南道县），又攻下郴州、永兴，所到之处，百姓成千上万地加入进来，势力越来越强。在进攻长沙失利后转向宁乡、益阳，出临资口，在洞庭湖上搞到民船数千艘，登船攻向湘阴、岳阳，队伍不断壮大，战船蔽江，兵士如蚁。
到这一年的十一月，太平军已经汇成了一股滚滚激流，连克汉阳、汉口，十二月攻克重镇武昌，一个月后直扑金陵，几乎转眼之间就夺取了这座大城市。
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今南京），改称为天京。
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也就两年光景，太平天国已经成了气候，开始与清王朝迎面对峙。
太平天国草创未久，却能有如此惊人的声势，说到底就是两条：一是清朝廷过于腐朽，八旗绿营全是草包饭桶，早已不堪一击。二是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提出的口号很成功，符合市场。别的不说，单是“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二十六个字，再加上扫荡“清妖”的招牌，就足以让天下老百姓蜂拥而至。
但太平天国运动却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农民起义，它的最终没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身先天缺陷导致的“自毁”。
2．跑不了干脆不跑
当太平军刚刚起事，正和清军死战的时候，大清国这一潭死水只不过泛起了几丝微澜。从皇上到大臣到草民，一个个都麻木照旧，毫无反应。曾国藩也踏踏实实待在北京，仍然做着他的太平清官。
咸丰二年（1852）六月二十四日，已经在北京当了十二年京官的曾国藩又像往年一样，得了个江西省乡试正考官的职位，打起包袱一路南下往江西而来。想不到刚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忽然家里人来报信，他的母亲江夫人去世了。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夫人——也就是那位从小一路护持曾国藩，使之没有遭到家庭暴力侵害的“怜妹子”忽然去世，曾国藩闻报肝胆寸裂，立刻脱去官服披麻戴孝，渡江赶到江西九江，然后逆流西行，准备回湖南湘乡为母亲奔丧。
此时太平军已经杀进了湖南，正在挥师猛攻长沙，前面道路不通，而且危机四伏。可曾国藩急着回家奔丧，哪顾得上危险，干脆扔下全部行李，只带了一个仆人，从岳阳改走湘阴、宁乡，绕了个好大的弯子，直到八月二十三日才回到老家湘乡。
从道光十九年打完“秋风”离开家乡，到现在，曾国藩已经离家快十三年了。在这十三个年头里，祖父曾玉屏早已故去，现在母亲又走了，家里只剩了父亲一人。不过好在曾国藩的几个弟弟都已长大成人，各自有了一番作为，曾家比早年间更显兴旺了。
就在曾国藩到家后没多久，太平军从长沙向岳阳方面转进，迅速攻占了汉阳、武昌等地，兵锋所指，清军土崩瓦解望风而逃。刚继位的咸丰皇帝脾气暴烈，眼看前线打得一团糟，一怒之下把钦差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降级处分，“名将”向荣和乌兰泰都被革职。
可收拾了这三个废物之后，咸丰皇帝在自己身边的臣子中扒拉了几个来回，却再也找不出个像样的人来，无奈之下，只好在“革职”二字后边又加了个“留用”，仍然让向荣去前线指挥作战。
这时候不但前线的清军局势吃紧，就连回家奔丧的曾国藩也已经非常紧张，说难听点：马上就要被太平军给弄死了。
随着太平军迅速推进，湘乡离战场越来越近。
那赶紧跑吧！再不跑就没命了！
此时太平军声势如雷，兵马多得像潮水一样，所过之处，所有地方官员、富户寸草不留。就算太平军势力还没波及的地方，也已经有各路地方豪强群起响应，成百成千的壮汉拿着刀枪棍棒蹲在路边上，就等着太平军开过来好加入进去。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想从湘乡逃回京城，恐怕走到半路就让人干掉了。
话说回来，曾国藩本来也没打算逃走。
老曾生在这个小乡村，这里有他的父老乡亲，有他的田舍祖屋，有他祖父和母亲的坟茔，实在割舍不下。另外，老曾也觉得自己现在当着官，就有义务把百姓们组织起来，和敌人拼一把。
这么一来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把群众组织起来？二是怎么个拼法？
说真的，曾国藩这几年官运亨通，可一直都是个彻彻底底的文臣（兼任兵部侍郎完全是在混事，不算），专门负责各种考试。现在让他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民团，跟太平军干仗，只能用五个字来形容，叫做“俩眼一抹黑”。
不懂归不懂，可工作还是要抓起来。谁也不是天生的“百事通”，一边干一边摸索吧。曾国藩把房门一关，黑灯瞎火地想了一整夜，总算理出道道儿来了。
要想把人组织起来，首先就是别让老百姓惊慌乱跑，要不大家一听太平军来了，一下全跑光了，那还“组织”个什么劲儿呀？
可怎么不让百姓们逃走呢？曾国藩真有绝的，拿出自己的大学问来，编了一首儿歌：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我走天下一大半，唯有此处可避乱。走尽九州并四海，唯有此处最自在。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却是桃源洞。若嫌此处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先别笑，其实这是曾国藩一辈子写得最精彩的诗句之一，真的。
曾国藩不是不会写诗，他从小诗赋就比文章强，在京这些年更是写了无数的诗，可那些全是歌功颂德、见景生情、无病呻吟之类，眼前这一首虽然像个顺口溜，可它却是踏踏实实真正管用的东西，所以这几句顺口溜比曾国藩前半辈子写的任何诗都精彩。千万句美丽的废话，不如一次踏踏实实的苦干。
诗写好后，曾国藩把它抄成好多揭帖，在全县到处张贴，渐渐地，民心真就稳定了下来。曾国藩在这上头得了甜头，赶紧趁热打铁准备第二步，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齐心合力跟太平军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国藩又编起了顺口溜：
走出门来无屋住，躲在山中北风号。夜无被铺床板凳，日无锅甑切菜刀。这种风俗实不好，城隍土地都烦恼。万一邻境土匪来，不分好歹一笔扫。富者钱米被人抢，贫者饭碗也难保。我们如今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一家有事闻锣声，家家向前作救兵。你救我来我救你，各种人情各还礼。
这么做行不行呢？
够戗！
从这首顺口溜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脑子里并没有组织团练的具体办法，只是打算搞个“村村自保”的松散组织。当然，他不是不想搞团练，而是根本不懂得怎么搞法。要是按他的意思去办，太平军真的杀过来了，这些松散组织起来的老乡们肯定不堪一击。
但曾国藩此时已经没时间去想这么多了，因为危机正在临头，只能搞成什么样算什么样吧。留住了人，组织起来，现在就该弄点武器“武装”一下这帮老乡们了。
在这方面曾国藩似乎比较“内行”，毕竟他早年兼过兵部侍郎，对各种新式武器的使用方法基本上达到了“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的程度，于是又编了第三首顺口溜：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石头灰罐破得阵，叉耙锚子一齐进。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唯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这更不靠谱了。
这些玩意儿上哪找去？找来了能有多少，够用吗？这些老乡们会使吗？
这种时候应该先在依山险峻的地方扎起寨子，然后让老乡们学学射箭，多打造些匕首绑在木棍上，棍子越长越好，不会武艺也可以举着乱捅。然后好歹训练训练，让大伙儿学会临危不乱，齐进齐退。可老曾出的主意多半是凭空想出来的东西，根本不切实际。如果太平军真的杀过来了，估计曾国藩眨眼工夫就得做了人家的刀下鬼。
幸亏此时太平军还没站稳脚跟，正沿着湘江北进，急于攻取武昌、金陵，没工夫跑到这个小小的白杨坪来折腾。
细想起来曾国藩这人真是很有趣，他的书呆子脾气怎么都改不了，每当接手一件新工作时，一开始总是进入不了状态，非得给他足够的时间，想清楚了，摸索透了，这才渐渐做出成绩。
可曾国藩却又有个特点，那就是一旦让他想清了，摸透了，他做出的成绩就会越来越大，稳步前进，直到超过了所有的竞争者。
也许曾国藩和洪秀全两人的区别就在这里。
曾国藩就像一个“好学生”，人有些呆气，办起事来动手慢，进入状态也慢，但他很有原则，立场坚定，又善于反思，懂得自律，所以他的事业总是一开始比较笨拙，越往后越精彩。
而洪秀全却像一个“坏学生”，胆子大，脑子快，敢于打破常规，所以进入状态特别快，可他却不善反思，也不能自律，全凭着一股天生的冲劲儿。结果他的事业是前边热闹，后边凄凉，最后，被自己不加自律的“私心”所毁，败在了这个呆头呆脑的“好学生”手里。
3．老倔头
总算曾国藩福大命大，太平军急着夺取大城市，没工夫到他那个破村子里找事儿，从湘乡附近冲过去，沿着湘江走了。老曾这边才松了口气，朝廷已经来了圣旨，命他在家乡办团练。
接了这首圣旨曾国藩很不高兴，认为咸丰皇帝不懂事，不近人情！老曾的母亲刚刚过世，正有热孝在身，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老曾去办什么团练呢？
说实话，咸丰这人确实不怎么懂事。他年轻，办事没经验，加上天生的心眼儿小，眼窝子浅，既不善于发现人才，又爱发脾气爱记仇，办起事儿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经常不着调，而且他对汉人很不信任，随着太平天国势力越来越强，咸丰皇帝对汉人也越来越不信任了。
就这么个暴躁荒淫的糊涂玩意儿，刚一登基就遇上这么大的变故，早就晕菜了。他哪里想得到让曾国藩去办团练？这个事儿根本就不是他想起来的，而是别人支的招儿。
推荐曾国藩的，正是他当年在北京拜的第一位老师——唐鉴。
唐鉴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家，早年曾国藩这个书呆子在学问上还没开窍的时候，多亏这位大儒教了他一两年，才把曾国藩从“书呆子”变成了学者。现在这位唐老先生早已退休，但晚年仍然发挥余热，跑到金陵书院去教书，在江南一带极有影响。这位老夫子对曾国藩印象特别好（曾国藩朴实厚道稳重节俭，这样的人最招老年人喜欢，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老前辈都对他印象极好，包括道光皇帝），所以太平军一起来，唐鉴就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向咸丰皇帝推荐曾国藩担任“湖南团练大臣”，而且把曾国藩从头到脚狠狠地夸了一番，捧得跟一朵花儿似的，说他学问超群，为人诚朴，才干卓绝，绝对是个“忠诚谋国之臣”！
咸丰皇帝这时候刚上台，是很糊涂的，手底下谁有才干谁有本事，他也闹不清。现在唐鉴把个曾国藩抬得这么高，他也就干脆信了，立刻在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下旨，命曾国藩担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而且给了他一个特权，叫“便宜行事”。
什么叫“便宜行事”？
就是说曾国藩有权编练乡勇，挪用银两，分发武器，甚至有权任意杀人。一句话，凡是便宜你就占吧！除了造反不行，其他的都行。
说实在的，咸丰皇帝给老曾的权力不可谓不大，对他的信任程度不可谓不高，可曾国藩就是不愿意出山，原因很清楚：母亲刚去世，正在守孝。“守孝”既是儒家最看重的人伦之道，朝廷又有明文规定，所以曾国藩不能出来做事。
这个书呆子，呆气又犯了。
这时候就看出曾国藩平时结交的朋友网罗的人脉了，自从曾国藩回到老家湘乡，每天都有成群的人给他写信，请他出来在湖南主持大局。
第一个写信请曾国藩尽快出山的，是他的学生江忠源。
江忠源是个天生的将才。这时候他已经组织起一支湖南乡勇（此为最早的湘军）跟着向荣他们那一票八旗绿营“窝囊废”在桂林、永安、全州、道州、桂阳、郴州、长沙打了好多仗，屡立战功，也初步证明了团练乡勇比国家正式的军队更强悍善战，渐渐引起朝廷的注意了。
跟所有和曾国藩打过交道的人一样，江忠源对自己这位老师也非常佩服，所以自打曾国藩回到老家，江忠源就不断来信，每封信都绕着弯子地劝曾国藩赶紧出山，组织团练。
可曾国藩不听。不但不听，还有点儿不高兴了。
确实，老曾特别喜欢江忠源这个学生，可是在一百个“喜欢”里却也夹着一个“不喜欢”，那就是他嫌江忠源不为母亲守孝，急着出去“折腾”。
说来也巧，就在曾国藩母亲去世那年，江忠源的母亲也去世了。江忠源也是回来奔丧，刚到家，太平军就已经杀过来了，江忠源也碰上和曾国藩一样的问题：是守孝？还是出战？
为此，小江专门写信问了问老师的意见。
当然，老曾怎么回复，咱们猜也猜到了。
曾国藩立刻严词告诫自己的学生：“听说朝廷召你出山，可我觉得你应该称病不出，守孝要紧！确实，自古就有放弃守孝从军卫国的事，可那是武人的行为，你是个文官，打仗的时候武将们才应该上战场，文官则还是以在家守孝为好。咱们这些人应该给世人做榜样，可别胡来！”说完这番话，曾国藩可能觉得不够严厉，又特意补上一句：在这样的“大节”上要是行偏踏错，你这一生可就不算是个完美的人了……但江忠源最终没听老师的话，还是扔下“孝道”打仗去了，结果弄得曾国藩很不高兴。现在江忠源反过头来劝他出山，你说曾国藩能听这个学生的劝吗？
所以江忠源怎么劝，曾国藩也不挪窝。
除了江忠源，曾国藩的老乡罗泽南也在劝他出来办团练。
罗泽南是一位大名士，湖南湘乡除了曾国藩，第二有名的人物就数他了。此人精研理学，到处设馆授徒，教出来无数的弟子，但与一般的腐儒不同，罗泽南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忠义”情结，所以他的弟子中有好多人后来都追随老师加入湘军，像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浚这帮湘军悍将，全是罗泽南的弟子。
罗泽南这么有名，在湘乡一带混得这么火，跟曾国藩又是铁哥们儿，曾国藩还让自己的两个弟弟曾国华、曾国荃到罗泽南的学馆里上课，后来在北京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举荐罗泽南。现在太平军攻进湖南，罗泽南已经开始组织团练，准备打仗。可他是个无官无职的人，只能靠着自己的名声招兵买马，组织的团练没有官府支持，处境很困难。知道曾国藩也回老家来了，罗泽南当然拼命劝曾国藩赶紧出来主持大局，好让他组织的那批乡勇们有个依靠。
可曾国藩就是不答应，怎么说也不答应。
没办法，罗泽南只好问曾夫子：你说，是为母亲守孝重要，还是为国尽忠重要？
这个问题厉害，要换个人就不敢回答了，不敢回答，当然就输了。可老曾这人是个老倔头，所以他就答得上来。
当然是替母亲守孝重要。国家有这么些能臣，个个都在为国尽忠，可我这当儿子的就这么一个妈，所以我应该先守孝，守完孝再尽忠。再说了，本人是个文官，统兵打仗一律不懂，上了战场也没用处，弄不好还耽误事儿，所以我还是在家守孝吧。
你看，如果曾国藩不敢说实话，虚头巴脑，那他就被罗泽南问住了。可他说的都是实话，一点也不掺假，结果把罗泽南给说得没词儿了。
罗泽南这边刚应付过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又到了。
湖南巡抚相当于湖南省的省长，但这个张亮基却是刚从云南巡抚任上调到湖南来的，对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他是怎么知道曾国藩的呢？
原来是左宗棠向张亮基推荐了曾国藩。
左宗棠字季高，是湖南湘阴人，跟曾国藩是老乡。这个人是个奇才，同时也是个怪才。说他是奇才，这人的才气之高惊世骇俗，不管是谁见了他都要佩服三分，多大的官只要跟他聊几句，马上肃然起敬，立刻就想拉他过来给自己做事，从林则徐到张亮基再到曾国藩，个个都是如此。
说他怪，左宗棠也真是个怪人。他志大才高，可是偏偏运气不好，在下面考试，回回考第一，到北京考进士，却一连三次都没考中。他的脾气暴烈异常，极度自以为是，说得严重点，“自恋”倾向严重，不管是谁刚一接触他，立刻被他的才华吸引，可时间一长，很多人都受不了他，像曾国藩、李鸿章，这都是一朝的人杰了，可他们最终全跟左宗棠闹翻了脸。
眼下左宗棠投到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门下，也像平时一样，张亮基跟他聊了几句，惊为异人！对老左极度器重，就让他说说今天湖南省内哪些人有本事，可以给巡抚帮忙？左宗棠第一个就说曾国藩。
因为在湘阴、湘乡这几个县，曾国藩是头号大才子、大名人、大官。
于是张亮基一边给皇帝上奏折推荐曾国藩，一边写了亲笔信，恳请曾国藩出山，帮他组织团练。
可这位湖南省长也请不动曾国藩。老曾的借口主要还是原来那些：为母守孝是大事；他一个文官，上战场也帮不上忙。
你看看，老师推荐，学生恳求，朋友劝谏，封疆大吏来请，加上皇上的圣旨，这么多人众口一词地劝曾国藩出来办团练，可这个老倔头就是不答应。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完全不为所动，他的内心也在激烈搏斗，反复挣扎。可这些学生故旧包括皇上在内，还没有一个人、一条道理可以彻底说服他。
另外老曾肚子里还有好些潜台词：自己是个京官，对组织团练很不在行，筹粮筹款也都不懂。团练不是正规军，将来办团练，肯定会和地方上的文武官员发生争执，那时问题不好处理，弄不好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再加上他跟这个张亮基又素不相识，心里不托底。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满汉之分”的严重性。
满人是主子，汉人是奴才。大清国二百年间汉人从未真正掌握过兵权。如果自己出来办团练，一旦把事儿做大，兵权在手，必然遭到满洲权臣的猜忌，弄不好甚至可能掉脑袋。
总而言之，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他都不愿意出来工作，还是在家守孝的好。可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军把曾国藩给说服了。
这天下午，曾国藩回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正坐下来写奏折，琢磨着怎么回绝咸丰皇帝的时候，家人忽然跑进来告诉他：太平军已经攻克了武昌，传说他们正兵分两路，一路直扑金陵，夺取江苏，另一路准备反扑湖南，占领湖南全境。
正在曾国藩惊愕之时，他的另一个好朋友郭嵩焘登门拜访来了。
郭嵩焘也是曾国藩早年在涟滨书院的同学，和老曾一样也是翰林出身，两个人是真正的铁哥们儿。这一年郭嵩焘也是母亲死了，在家守孝，但在局势面前，他的态度和老倔头子曾国藩截然不同，却和江忠源一样，自己主动跳了出来，跑到张亮基那里去出谋划策。正好张亮基告诉他自己打算请老曾出山，郭嵩焘是曾国藩的知己，知道这家伙倔，肯定不愿意出来，于是自告奋勇跑来劝说。
郭嵩焘一上来就大骂洪秀全，说国家不幸，出了这样的妖孽，只有治世能臣才能收拾得了他，当今朝中大多是些废物，只有曾国藩可以和当年的林则徐相比……说了一大套，可曾国藩连眼皮都没抬。
曾国藩这人有个特点，从来不吃捧。而且是你越捧他，他越警惕你。
郭嵩焘也知道他这个“毛病”，所以不再说好听的话，而是告诉曾国藩，他在北京的好朋友周寿昌来了信，说朝廷里的内阁大学士肃顺和恭亲王奕都在向咸丰皇帝极力保举曾国藩。
这倒是真的。肃顺和恭亲王都是满人里拔尖儿的聪明角色，这两个人一起举荐曾国藩，足以说明朝廷对老曾的重视。现在有周寿昌的亲笔信在眼前，曾国藩不信也得信了。
接着郭嵩焘又拿儒家思想说事儿，大骂洪秀全，说他起事以来，崇拜上帝，迷信《圣经》，与儒家思想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堂，砸孔庙，杀儒生，烧毁儒家经典——有时候嫌烧书麻烦，就直接扔进粪坑里。文人学子无不切齿痛恨，这个时候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应该立刻站出来，不然就要为天下的读书人耻笑了。
一番话说得曾国藩低头不语。郭嵩焘见已经有了七分功，马上溜出去找到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让他来劝劝儿子。
此时曾国藩的那位“笨蛋”父亲父凭子贵，已经是湘乡著名的乡绅，而且是湘乡县民团的挂名“团总”，他一出来，自然是劝曾国藩“移孝作忠”，先去为朝廷效力。
曾国藩一声不响又自己琢磨了好半天，拿起桌上写了一半的奏折撕成碎片，然后给张亮基回信，答应立刻去长沙筹办团练。
眼看着几股劲儿拧到一起，终于把曾国藩这头倔犟的老牛拉回头来了。
4．杀人的“曾剃头”
事实证明，曾国藩早先不肯出山时的种种顾虑，全都事出有因。
首先，这个文人真的不会打仗，自带兵以后屡战屡败，几次险些死在外头，其艰难危险，真是让所有人都捏把冷汗。
其次，团练和正规军、地方官之间的摩擦真的很严重，互相倾轧，明争暗斗，见死不救，什么邪乎事儿都出。曾国藩那位好学生江忠源，就是被满洲权臣、陕甘总督舒兴阿所害，窝窝囊囊地死在了庐州。
最后，办团练所需要的经费一直无法解决。随着团练规模扩大，乡勇越来越多，饷银也越来越吃紧，曾国藩只好一边加征“厘捐”以充军饷，同时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湘军屠城抢劫，这才好歹把战局维持下来，可也因此弄坏了自己的名声。
说实话，朝廷让曾国藩这么个体弱多病的书呆子文官去办团练，纯属赶鸭子上架。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眼下曾国藩这只“笨鸭子”已经下了决心，要为了朝廷而学会“飞翔”——就算不能马上展翅高飞，至少要立刻开始挓着膀子扑腾！
十二月二十一日到长沙，一刻也不休息，立刻去见巡抚张亮基商量时局，决定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搜拿土匪”，于是马上雷厉风行地搜了起来。
其实在曾国藩内心深处早就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很看不惯。但和那些看不惯社会时弊又束手无策的普通儒生不同，曾国藩是个精读“二十三史”的家伙，他把历史上那些大人物、大事件、大应变、大谋略都读得滚瓜烂熟，掰开揉碎，全吃到肚里去了。
于是曾国藩就按照封建社会自古以来的“残酷法则”办起事来了。
听过这副对联吗？“民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如炉真如炉”。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乱世，有治世，甚至有“盛世”，可不管是什么世，“人权”两个字，从未被统治阶层提起过。在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封建帝国中，一个老百姓，只有三条路可走：一、踏踏实实做个默默无声的小“草根儿”，交捐完税，任人摆布，至死也不反抗；二、读书考功名，当官，往上爬，脱离“草民”阶层，闯出一条官路来；三、一咬牙一跺脚，下决心去和官府、和那如炉的王法碰撞，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
“治乱世用重典”，这是封建社会统治草民的不二法则。连神机妙算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在蜀国都是用这一招治理百姓，难道曾国藩这个书呆子能超越两千年来的所有“老前辈”们，另辟蹊径，找出一条治世的“新路”吗？
可是“残酷法则”到底残酷到什么程度？“官法如炉”，这炉里的温度要达到多少度才能拿来“炼铁”呢？
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二日，已经坐镇长沙开始抓人杀人的曾国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太平军杀进湖南，凡入天地会的大半跟着他们走了，但还是有些‘余孽’没有走光。此外还有所谓的‘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林。这都是因为最近这些年地方官深知‘会匪’难以控制，都不想在自己任内引发大规模动乱，所以都尽力掩饰糊弄，以使自己在任职内能安安生生。结果积累了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留下了几十年早就该杀而未杀之人，任其横行，所以酿成了今天的巨寇。”这一堆话说得对吗？
完全不对。
曾国藩把整个国家的所有弊病、所有责任都推到草民身上去了，对地方官，他只是指责这帮人不够“狠”，却没有一个字触及朝廷，触及上层。倒不全是因为曾国藩胆儿小，不敢往上捅，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两千年来不管封建朝代如何更替，封建制度本身却几乎没发生过变化，既没出现过新的思想，更没进行过有意义的尝试，所以那时的中国只有一条道路，一种选择，曾国藩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只好照着以前的法子办。
怎么办呢？
曾国藩说，那就这么办：“以臣的愚见，想要纯粹使用重典以铲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臣就算得一个残忍严酷的恶名也在所不惜。”像历代封建酷吏一样，曾国藩给“草民”们（至少是湖南省的草民们）指了三条路走：一、统一思想，和曾国藩一样想事情，然后跟曾国藩携起手来，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二、什么也别想，像一头牛一只羊那样傻傻地活着，做个安生的“良民”；三、不肯安生，非要有想法，却又不能和朝廷的思想统一。对这种人嘛，老曾可就不客气了！
首先，曾国藩在长沙建立了“协办团练大臣公馆”，说是公馆，其实是个衙门，以这个衙门为核心，在全省各州县建立起能听命于官府的乡绅民团。
有了这间衙门和这群民团，曾国藩就可以不通过湖南巡抚直接在全省各州县发布命令，张贴告示，实际上成了独立于巡抚衙门之外的“第二巡抚”，而这个“第二巡抚”只管一件事：治安，只有一种手段——杀人！
在曾国藩的协办团练大臣公馆里设有一个“审案局”，有权把各地的案件全都调来审讯。同时曾国藩又对下级州县发布了《与湖南各州县书》、《与湖南省城绅士书》、《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下令：凡是平时横行乡里不干好事的，或者有偷窃恶行的，“造谣惑众”的，可以由当地民团的团长、宗族的族长出来惩罚，轻则按族规收拾，重则可以杀掉。那些打了败仗的逃兵经过乡村时如果劫掠乡民，格杀勿论。土匪恶棍持械抢劫的，格杀勿论。如果有大股的土匪啸聚山林，地方上能办的在地方办理，地方上解决不了，可以派人来长沙，或者去找巡抚衙门，或者来找曾国藩，一接到消息，立刻派兵过去镇压。
这道命令一下，湖南全省各地所有乡绅民团全都放开了手脚，大家一起杀起人来了。
要说杀人杀得最凶的，还得说是曾国藩的“审案局”。
从他这道凶恶的命令下达之日，湖南各地的民团就不断把各式各样的“人犯”捆送长沙，交给他处置。对这些抓来的人，曾国藩哪有工夫一一细审，而且他为了立威，也根本不打算细审，只问那些押送的人：“这家伙犯了什么罪？”听得罪大些，立刻就杀，罪稍轻的也一顿板子打死，那些够不上死罪的就随便抽上几百鞭子关起来，大多数也就这么死在牢里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曾国藩总结出两句话来，叫做“捕人要多，杀人要快”。
很快，有人出来告发，说安化县有“串子会”聚众闹事。曾国藩马上命令湘乡县令朱孙贻、安化县令李逢春带了兵马杀过去，当场抓了九十多人，不久又抓了四十多人。这些人被押到“审案局”后，全都不肯招供（估计其中很多都是被冤枉、误抓的），曾国藩也不管这套，先后把这些被抓之人杀了六十七个，在狱中折磨死三十六个，另有四个判了“永远监禁”，不过以审案局刑法的残酷，估计“监禁”不了多久，也就都死了。
眨眼工夫，在曾国藩手里就断送了上百条人命……由此，曾国藩得了个响亮的外号：“曾剃头”！
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毛骨悚然了。可曾国藩自己却不这么想，旁人对他的“误解”使他相当“委屈”，在给朋友的信里说：我三个月时间才杀了五十来人，也不算很多嘛。和古代那些凶狠的官吏相比还不如人家呢。这都是官府长久以来对老百姓太客气，所以我这些“平平常常”的手段才被别人视为严厉残酷了。这还是那个闷头闷脑书呆气十足的曾国藩吗？
是他。
关于曾国藩杀人的事，人们往往持有两种态度，不喜欢曾国藩的人把这些事大肆渲染，骂曾国藩是恶魔、活阎王。那些喜欢曾国藩的人则每每谈到这个问题，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一笔带过，甚至连一笔都不带，假装没有这么回事儿。
曾国藩那异乎寻常的凶残到底因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说得透。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是个大什么……大蟒？当然不是。
不消说，是个“大儒”。
提到儒，大家习惯想到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科举制度，或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些是“儒”吗？
是儒，是儒的一部分。
儒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不但包括学术、思想，它还是一种统治工具。
作为封建帝国的统治工具，它必然有其残酷无情的一面。
儒，作为一种社会道德行为规范，它必然牵扯到一个“解释权”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平时偶尔会提起的“道德制高点”。
不仅儒，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体系、任何一种道德标准，都有它自己的“道德制高点”，而所有人总是希望自己能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上，为了证明自己现在已经站在这里，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而这一切手段中，就包括杀人，杀死与他们心中的道德标准相对立的人。
为了维护“道德”而疯狂杀人，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大通病，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地区……只要是人类聚居的地方，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封建时代的儒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要求它的信徒要对帝王和伦理纲常等表现出绝对的忠诚，曾国藩甚至把这种忠诚称为“血诚”。
血诚，用自己的血去表示忠诚。对自己尚且如此，那么对那些触动了封建统治，“打乱”了伦理纲常的“敌人”们，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打击呢？
这种绝对的忠诚和服从，使得人们根本不珍惜别人的生命——不要说别人的生命，儒生们连自己的生命也毫不珍惜！
看看曾国藩就知道了。在后来和太平军作战失败后，他屡屡选择自杀，而在延续两千多年的整个封建时代，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而选择抛弃生命的儒生更是多如牛毛，这些官员，这些儒生，对自己的生命都毫不珍惜，这种人杀起人来，当然异常凶残，甚至完全灭绝人性。
这就是曾国藩凶残的主要原因。
没办法，曾国藩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在他的时代，除了“儒”以外，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可供他参考——不但曾国藩，连他的对手太平天国，也没有新的思想可以参考。最终太平天国走向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摒弃了“儒家思想”之后，又找不到新的理论基础来替代，结果太平天国上层人物的思想出现了极大的混乱，正是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引发了一次次的内讧和内乱。
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想让曾国藩这样的人打破旧局面，跳出旧环境，走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这不现实。
所以我觉得后人实在没必要苛责曾国藩，只要知道他曾经极度凶残，也知道他为什么会如此凶残，并引以为戒，也就够了。
今天，儒家思想已经不再以“统治工具”的面目出现了，它那凶残嗜血的一面也就基本消退了，剩下的只是哲学、艺术，是做人做事的各种道理。以至于我们听到“儒”这个字眼儿，会本能地感觉亲切、温暖。
社会在进步，人类社会中那曾经的野兽般的“残忍”，正一步步远离我们而去。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是越来越好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管有多少缺陷，无可否认的是，它是人类史上最灿烂也最温情的时代；我们也许会在生活中遭遇种种压力和挫折，但不可否认，我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运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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