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升迁就学曾国藩 > 第二章 从掉书袋到大官
1．不怕失败怕成功
前文中有一句话，说你曾国藩是一个乡下土财主的儿子，为什么非要看“精刻版”？这句责问是事出有因的。
曾家在他们那个穷村里确实算个“富户”，可要真是拿出来比，还真算不上财主。这些年家里供着曾麟书考功名，后来又供着曾国藩读书考试，一回回往里填钱，手里本已不宽裕了，这次小曾在外头又着实胡花了一笔，欠了人家上百两银子，还了账之后，曾家就再也拿不出现钱来了。
偏这一年又是“大比”之年，曾国藩应该再次上京赶考，可家里没钱怎么办？
父亲只好出去找亲戚借，费了半天口水，总共才借来三十三吊钱。按现在的说法，这点儿钱勉强够买一张去北京的“单程票”。
可回来的时候怎么办？
要说曾国藩这小伙子，胆儿又大人又倔，一咬牙，揣起这三十三吊钱就奔了北京，一路上他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抠着省着，好容易到了北京，一掏口袋，只剩三吊钱了。
你看看，“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上回花一百两银子买套书，这回还没挨到考试呢，手里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了。
这两次赶考路费上的“前宽后紧”，对曾国藩来说是个很大的教训。从此以后他再也没玩过“奢侈”，不管官做到多大，始终像个乡下人一样朴素节俭。
生活节俭，就不需要太多的钱，不需要钱，自然不用贪污，不贪，当官就当得硬气，当得长久，当得心安理得。
曾国藩年轻时养成的节俭朴素的好习惯，让他着实受益了一辈子。后来官越做越大，各种非议也越来越多，但在“官声”方面他始终清清白白，没被人戳过脊梁骨。
好在这一回小曾的时运到了，三场考罢，又经过殿试，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消息一出，曾国藩又羞又气，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在北京也待不下去了，也顾不得手里没钱了，立刻就要回老家！中了进士不但不开心，反而气成这样，这是怎么说的？
原来清朝的科举制度，进士分成三榜。第一榜就仨人：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位的荣耀体面就不用说了。第二榜叫“进士及第”，凡在二榜之列的，将来可以进翰林院深造，散馆后成绩好的可以留在翰林院当编修、检讨，其他的则派到各部衙门，或放到外地为官。现在曾国藩中的是第三榜，叫做“同进士出身”，表面意思是“跟进士一样”，其实却是在强调跟进士不一样，低一等。而且三榜的“同进士”也不能进翰林院。
就为这“同进士”三个字，曾国藩这小子气急败坏，立刻就要卷袖子离京返乡。
这事可怪了！曾国藩这人性格倔犟，韧劲十足，头两年考不上，他根本不在乎，这场考上了，怎么反而为了一点“名分”的事儿把自己气成这样？简直就是不管不顾了。一个向来坚强的人，怎么忽然变得这么脆弱？
因为曾国藩从小立的志向太大了。
他进京赶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告慰他的祖父，解脱他的父亲，荣耀他的母亲，湘乡曾氏八辈儿祖宗都瞪眼看着他！他五岁识字，十岁立志，苦读十多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始终是进士，翰林！现在一个“同进士”，等于把他的人生目标整个儿来了个腰斩！
考不中没关系，他可以再考，可现在考中了个“半截子”，让小曾怎么办？
于是坚韧老成的曾国藩彻底失控了，甚至可以说，即将自毁了。
应该说这是曾国藩——也是很多年轻人性格上的一大弱点。他们从小就立下大志，而且一直在向这方面努力，结果，他们就把自己的人生目标看得太重了。失败的时候他们可以坚持再坚持，可当成功就在眼前时，他们却急着用自己的标准去估量名利的大小，像个债主一样拿着自己“曾经多么努力”的账单儿，试图向社会“讨债”，讨不到就暴跳如雷，甚至迷失自我，给自己的人生带来重创。
不少原本可以成才的年轻人，只因为对“成功瞬间”这一关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结果在即将成功时，却意外地被“自己”打垮了。
记住，这个世界上绝不止你一个人在努力，大家都在努力。而成功，不但要看每个人努力的程度，还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所以当付出了努力，即将享受成果时，最好不要计较“果子”的大小，只管开心地品尝它就行了。如果一定要计较，那也应该把成就的所有“等级”都排一遍，然后主动把自己摆在较低的等级上，这样，当你的收获高于你的预估时，将可以享受双倍的喜悦，结果不理想时也有个心理准备，免得被“突如其来的挫败”迎面击倒。
简单地说，就是：人要有自信，但不能太自恋；目标要高，但一定要有百折不挠的耐力。
眼前的曾国藩就是这样。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却因为计较“名利”而几乎失去了理智。幸亏这时候有个在北京的湖南老乡及时拉了他一把，不然在晚清的历史上就没有曾国藩这么一号人物了。
这位老乡名叫劳崇光，早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和他结识。现在劳崇光已经当上了翰林院编修，在湖南会馆里见自己这位小同乡歇斯底里大发作，闹着要回老家，赶紧劝住了他。因为这整场考试还没完，后面还有一场叫“朝考”（真够复杂的）。如果这一场考得好，还是可以进翰林院的。
最后曾国藩到底被劝住了。
几天后，他和一帮进士们一起进了紫禁城，当着道光皇帝的面来了一次殿试。
当然，皇上很忙，没工夫看着进士们写八股文，所以朝考的题目不是八股文章，却是写一诗一赋，这方面正好是小曾的强项！结果考得特别好。成绩发下来，竟然是一等第三名，后来道光皇帝亲自阅卷，又把曾国藩从第三名提成了第二名。
这一下曾国藩这个“同进士”的身份立刻不同，也跟那些进士们一块儿进翰林院当了庶吉士。
这时候小曾笑了。可是想起前几天那疯疯癫癫的胡闹，估计他也会有点儿不好意思。
没关系，年轻人犯浑，孔圣人都会原谅的，只要别老犯浑就行。
2．“打秋风”的翰林
只可惜，咱们这位小曾同志却硬是一次接一次地犯浑，而且眼瞅着越来越浑，自从考上翰林之后，人变得越来越“不争气”。
按规定，刚进翰林院的庶吉士们要在翰林院学习一年，由资深的院士给他们讲课，一年期满“散馆”，到时再进行一轮考试。但这个规定又非常宽松，这些庶吉士想来上课也行，不来也行，只要散馆考试的时候你到场就可以了。
于是曾国藩曾翰林一天课也没听，第一时间打点行装，“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飞一样杀回湖南老家去了。
“荣耀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曾国藩苦读了十几年，经受了无数挫败，为的就是今时此刻！现在该是他和他的家族一起举酒贺功，大大炫耀一番的时候了。此时的湘乡曾家，所有人都已经大喜如狂！
曾玉屏胜利了！白杨坪这个小村子一百年——不！一千年也没出过一个翰林，现在他曾玉屏的孙子成了翰林，以后连县太爷见了他，都要拱起手来打个招呼了，谁还敢说他粗鄙无文？以后曾老爷子再在村里管闲事，谁还敢跟他顶一句嘴？曾麟书解脱了！四十年来，在他父亲的眼里，在亲戚朋友眼里，在这个村所有人眼里，他就是笨蛋和废物的代名词，可从今往后他是翰林的父亲了，有这么个儿子当靠山，谁还敢说他废物！四十年的屈辱压抑，至此一笔勾销。
江氏夫人微笑了。虽然她是曾家唯一没有狂喜的人，甚至庆功酒宴她都没上桌，一直在厨房里忙活，可透过窗棂能听到院子里的热闹喧嚷，看到村里花白胡子的老先生们毕恭毕敬地给她儿子敬酒，江氏觉得自己终于不再是“怜妹子”了。
原来当年父亲给她一口粥吃，让她活下来，就是为了养出这个翰林儿子……一个人的努力，最终竟可以荣耀整个家族，使每一个亲人都得到最大的满足。这么看来，曾国藩十八年的立志苦读是正确的，是值得的。所以当你没成功时，问问自己是否磨了十八年？
在这个狂喜的人堆儿里，大概只有曾国藩一个人感到茫然。无数的笑脸和恭维话，全都掺和在酒里一杯接一杯地灌过来。转眼工夫小曾翰林就被灌迷糊了，只知道傻笑，连句整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在曾国藩在半空云里飘来荡去的时候，他那位乡绅爷爷曾玉屏忽然说话了。有时候，让人最想不到的人会突然说出最出人意料的话。而这时，往往是他在展示自己真实的本性。
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曾玉屏粗声大嗓地吩咐曾麟书：“咱们家以农为业，就算再富贵也不能忘了根本。宽一刚当上翰林，事业方长，以后咱们家里一切用钱的地方都自己筹措，不要麻烦他，免得他心里牵挂。”几句话，把曾国藩说得直掉眼泪。同时他也下了决心，一定要荣耀父母，荣耀家族，要加倍地对自己亲人尽孝道。
这个“孝道”该怎么尽呢？有个办法，叫做“拜客”。
当时乡下有个习俗，凡是家族子弟中了进士、翰林，所有亲族都会把这视为全族姓的光荣，而这位高中了的少爷当然要到亲友家去拜访，让大家都沾沾他的喜气。
然后就是大摆宴席，请族人等来吃一顿庆功酒。当然，凡是来吃酒席的都要带些礼物礼金，空着手来是很不好看的。
说实话，这拜客、吃酒、收礼都没什么稀奇，人之常情嘛。可曾国藩这一次却把事儿给办邪乎了。
第一天，他先去岳父欧阳凝祉老先生家拜客，吃了顿酒，接下来的三天去几个至亲家拜客，照样在每家吃一顿酒席，回家歇了几天，就备上一顶小轿，挑起两盏“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曾”的红灯笼，带了几个仆人，开始到处“拜客”。这回所拜的都是湘乡各地的富绅财主，而且曾国藩每到一家，总要想办法给人家写写对联，题题匾……现在的曾国藩是翰林，大人物！这样的人物到你们家来“拜访”，又写对联又题匾，你们家大业大的，好意思不给他几个辛苦钱吗？
这一手儿，在湖南乡下有个称呼，叫“打秋风”。
这个“打秋风”的事儿实在挺无聊的，说难听点儿，简直丢读书人的脸。可曾国藩却把这个破事儿张罗得热热闹闹，看这意思，他是挺愿意干这个事儿？
愿意，相当愿意。曾翰林早就下定了决心，要把这场“秋风”打好打足。算是自己给曾家，给爷爷、父亲着实地尽一回孝道。
和清高相比，曾国藩更看重的是自己对家族的责任。现在盼了一辈子的爷爷和父亲需要他去炫耀，曾家的列祖列宗需要他去炫耀，所以他决定认认真真地炫耀一把，同时，凡能赚到手的钱，他一分一厘也不放过。
因为曾国藩知道，为了把他培养成才，曾家花了大把的钱，可以说把半份家业都押在他一人身上了。现在自己虽然做了官，却并不意味着能发财，现在有这个“打秋风”的机会，能帮家里多少弄几个钱，理应尽力而为。在家族的荣誉和利益面前，个人的“清高”还是先放一放吧。
在回湘乡老家的这十个月时间里，浑身是牛皮癣的曾兄弟穿着官袍子，坐着轿子，顶着毒日头，像猴儿一样让人抬着到处跑，吃饭应酬，给别人题对联，写墓表，在婚礼上当司仪，只要能用他的名气捞到好处，小曾什么都愿意干。对人家给他的馈赠、礼钱，更是收得不亦乐乎。后来把湘乡县转遍了，又到周边的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兴安各县去“打秋风”……够狠！
自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回到家乡，曾国藩总共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其间，居然打了两百天的“秋风”，足迹踏遍十个县！一共得了多少银子无人知晓，但全部交给了家里人，这是肯定的。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二，曾国藩拜别祖父、父母，回北京去了。就在回京的路上，他又在路过的地方不断拜访湖南同乡，到处打着“秋风”，多多少少弄到几个钱，也都托人送回家里去了。
从此，曾国藩离开了湘乡老家，以后只有书信往来，他自己，就很少再有机会回来了。
“秋风”打完了，曾翰林也回到北京了，刚进翰林院，一个天大的麻烦迎面砸了过来。
翰林院庶吉士，就是进入这家国家最高学府的实习生。按规定，他们在翰林院的学习时间是一年，这期间由翰林前辈们给他们讲课，一年后散馆（也就是毕业），那时还要再经过一场考试，成绩好的可以担任翰林院编修、检讨，差些的分配到各部衙门当官，成绩垫底的就派到地方上当县官去了。
你看看，秀才里拔举人，举人里拔进士，进士里拔庶吉士，庶吉士还要再选拔……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而且一场比一场激烈，一场比一场残酷。
其实对每个人都一样，整个人生就是一场接一场的考试，而且情况和考科举一样，也是在较低的层次上机会多，一次不成还可以重来，可越往高处越凶险，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输不起，也输不得了……眼下的曾国藩就已经爬到了高处。庶吉士散馆这场考试，将决定他下半生在官场的位置。同时也决定他这一生最终的价值和分量。
可这一次他考砸了。
从十岁立志成才，到考进翰林院，这十八年来曾国藩就像一根绷紧的琴弦，从没松懈过一刻。偏偏就在入翰林院后的这一年里，他松懈了。
这一年时间，他既没得到翰林前辈的指导（这些人的地位比今天的博士生导师还高），也没看过几天书，结果在这次至关重要的考试中，他居然只考了个二等第十九名。这一年共有四十六位庶吉士参加考试，其中一等十七人，二等二十六人，三等三人，曾国藩的排名是二等第十九名，相当于所有庶吉士里考了个倒数第十。依惯例，这样的名次，是要下放去当县官了。
离开北京城，到一个偏远小县当县令，从七品芝麻官做起，运气好的还有机会一步步往上爬，运气不好，三年任满不得优叙，解职回家，这辈子就算退休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考试成绩不好也不能全怪曾国藩，因为这一年里他有二百天在“打秋风”，给他们老曾家扬名露脸，光宗耀祖，顺便捞钱。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人误学一年，学误人一生……现在“光”了宗也“耀”了祖，然后考砸了，你说怎么办吧。但人总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憋屈死。
到这会儿说啥也没用了，只好干瞪眼，等着朝廷给他分配工作吧。
想不到，谁也想不到，连曾国藩自己都想不到！这一年道光皇帝不知怎么想的，居然只下放了三个庶吉士去当县令（就是三等那仨人），派到各部衙门去的也只有三个人，其他四十位庶吉士全部留在翰林院里！
这种事以前没有先例，后来似乎也没再发生过，说得邪乎点，简直就像冥冥中的天意，要拉曾国藩一把，让他留在了龙门里。
几天后，曾国藩被那个脑袋只有拳头大小，长得跟猴儿一样的丑皇帝道光（同时也是个昏庸无能祸国殃民的废物皇帝）招进金銮殿，封了一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
官不大，品级也不高，可好歹没“下放”，对小曾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小曾啊小曾（此时小曾已经自作主张把原来那个土得掉渣的名字“子城”改成“国藩”了），你这回运气好，没被下放，可是以后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人生不能光指望运气。当感觉到自己运气好的时候，往往只是侥幸逃过了一次危机。所以当庆幸“好运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已经危险了！该下苦功夫了。
就在翰林院留馆后不久，曾国藩在日记里给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从今天起，每天早上起床先写正楷一百，再写行书若干，辰时开始温习四书五经，读书所得立刻记到《茶余偶谈》（就是曾国藩私人的读书笔记）里，酉时到亥时（下午五点至夜里十一点）读其他各类相关书籍，有心得也记录下来。如果这天晚上练习诗赋文章，则晚上点灯以后不再读书，专心写文章。
光有个课程表还不够，小曾又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十二戒”：
一、主静（没事做的时候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做事时专心一意，心无旁骛）；
二、静坐；
三、早起；
四、读书不二（每天看十页“儒学”专业书，没看完绝不翻看其他）；
五、读史（每天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也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记住祸从口出）；
七、养气；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亡（每天记一篇读书笔记）；
十、月无忘所能（每个月写诗数首，别荒废了）；
十一、做字（每天早饭后练半小时书法）；
十二、夜不出门（不结伙游荡，不参加无聊的娱乐活动）。
这个课程表和“十二戒”，读高中或大学的年轻人可以从中借鉴参考。
3．从老实疙瘩到老狐狸
自从“打秋风”过度，几乎把自己玩毁了之后，曾国藩暗自警醒，给自己定下了严格而周密的学习计划，而且马上开始身体力行。
要说小曾这人，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慎独”，自己立志自己守，既不用别人来逼，也不用别人来管，正是传说中的“做事三原则”之最高境界：“做了也不说”（较低层次是“做到再说”，最低的境界才是我们平时所推崇的“说到做到”）。
但是那个课程表搞了没多长时间，曾国藩却渐渐疑惑起来了，甚至在一段时间后，他自己把课程表废弃了。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这次自己又错了。
人这一辈子是要成长的，不可能永远是个学生。当遇到坎儿了，就要想办法迈过去，不能一根筋。
早年曾国藩寒窗苦读的时候，当然一切围绕着一个“读”字，可现在他已经过了寒窗苦读的阶段，完成了学业，走上了社会，如果再像以前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死读书，那就等于又把自己给“废”了。
好在曾国藩这个人内秀得很，一天到晚总在动脑子，一边思考一边实践，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在思想上斗争了一阵子之后，他决定把课程表改一改，抽出较多的时间用于交游。
这一交游可不得了，曾国藩惊讶地发现，偌大一个北京城藏龙卧虎，人才比马蜂窝上的窟窿眼儿还多！在这些人面前，曾国藩肚子里那些货色显得相当陈腐，极度土气，简直摆不上台面。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为什么自从考中进士留在北京之后，他就哪儿哪儿都不如人，显得相当“愚昧”，原来不是他人笨，而是他的知识太贫乏、太过时。
就在这时候，曾国藩给在家乡的弟弟们写了封信，在信里大发牢骚：“老子（这俩字儿是我为了读者阅读方便自己加上的）小时候天分并不低！都是因为后来总跟低级粗俗的人混在一块儿，啥也没见识过，心眼子都让茅草给塞起来了……”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这才是实话。
曾国藩不笨，小时候的不顺利，是因为闷在乡下被错误的教育方法所害。虽然他后来终于学业有成，可性格上受到的影响却一生未能消除。
终其一生，曾国藩始终是个闷头闷脑、无情少趣的人。其实他心里也苦，也想像其他年轻人那样有说有笑有蹦有跳，张狂热烈飞扬洒脱，可是想改变从小养成的性格却谈何容易？闷头闷脑的小曾和同龄人说不到一块儿，玩不到一起，好像一出生就四十岁了，难怪曾国藩会忍不住偷偷抱怨了。
可是小曾一个人在北京做官，不聊天不交友，不跟外界打交道，一天到晚闷在屋里死读书，真的不行！
最终曾国藩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开始壮着胆子跟外人交往，参加聚会，喝酒谈天，作诗写联。一开始只能傻不愣登地坐在角落里听别人白话，后来也顶着一脑门子冷汗操着湖南土腔插几句嘴，有时候插到点子上，有时候插不上，可不管混得好坏，只要敢打开大门，敢去加入，敢于插嘴，就是胜利。
曾国藩貌不出众身无优点、暗弱和内向都是扯淡，人要突破自己的性格缺陷，没什么就补什么，口才和人脉是练出来的。
很快，曾国藩的朋友多起来了。先是限于湖南老乡，其中交往最密切的就是当年拉了他一把的那位劳崇光，还有翰林院典簿胡林翼，修撰陈公源，编修梅曾亮，学正刘传莹……之后渐渐扩展，半年后，曾国藩在北京已经交了一百多个好朋友，那些互相脸儿熟的点头朋友更是多得算不过来，走在街上到处有人跟他打招呼。
像这种交游，会不会让小曾养成胡吃海喝瞎喷乱侃的坏毛病呢？
不少年轻人在交游过程中真的会沾上烟酒、嫖赌、吹牛、耍混等坏毛病，可是曾国藩一样也没染上。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小曾有个原则——凡是自己心里知道是坏事的，一律不做；即使心里觉得是好事，也要有选择地去做。
坏事不做，这容易理解。可“好事也要有选择地去做”又怎么理解呢？
因为世界上的“好事”太多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其中有些过于琐碎，有些甚至是自己给自己“玩乐”找的借口。如果大凡觉得是“好事”就去做，一天的时间就会切得零七八碎，精力无法集中，那不管做学问还是搞事业，肯定因为过度分神而效果不佳。
老子说：“无为无所不为”就是这个道理。不做多余的事，才有精力做最重要的事。
因为曾国藩的人生信条是“不做多余的事，只做重要的事”，所以他在交游时，只学到了好东西，坏毛病全都“自动屏蔽”掉了。
自从打开大门交朋友之后，曾国藩在北京的日子越来越充实，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精神世界都越来越丰富多彩，心里有了话也有地方倾诉了，遇上为难事也有人帮着出主意了。
这天，曾国藩把自己交到的朋友里一帮最铁的哥们儿请到家里吃了顿便饭。不过这次聚会不是讲求学问，也不是吟诗作赋，是曾国藩遇上解不开的疙瘩了，想请兄弟们帮着出出主意。
此时的曾国藩只是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年工资才三十三两，又在北京住着。当时北京的消费水平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吓人，但对这个芝麻官来说也够戗了，小曾手里一直穷得叮当响，这顿饭真的很“掉渣儿”，两荤两素一壶酒而已。不过这几个都是至近的哥们儿，也不计较这些。席间曾国藩说出今天的正题：他是想向几位哥们儿请教，明天的一场“秋风”自己是该去还是不该去？
“秋风”又来了。不过这次不是小曾打别人的秋风，而是别人打他的。
原来翰林院侍读学士赵楫的老父亲到京城来了，赵学士打算给父亲摆几桌酒接接风，所以给手下的这帮翰林们发了请帖，曾国藩也得了一份。
有了在家乡“十县打秋风”的疯狂经验，曾国藩当然马上悟到，这是人家以请客吃饭为借口跟他要钱。可曾国藩现在不是一般的穷，手里太紧巴，加上对应付这种事毫无经验，所以把小哥儿几个找来，请大家都表个态，自己好跟跟风。
听了这话，几个小哥们儿一一表态：胡林翼和陈公源认为应该去，刘传莹和梅曾亮认为不应该去。然后大家问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说了实话：他也不想去。于是那些说“不想去”的都极力赞成曾国藩，胡林翼和陈公源当然就不吱声了。
第二天，曾国藩果然没去吃饭，礼钱也没送。
几天后，曾国藩得到消息，凡是收到赵府请帖的人，全去了（包括说不去的那几位也去了，份子钱也没少随），就曾国藩一个人没去！
这可把曾国藩给气着了！还没等他想明白这帮小子为什么坑他，那位赵楫赵学士已经开始找借口整治他，把小曾同志收拾得王八钻灶坑——憋气带窝火，一怒之下，居然在自己住处门上贴个纸条，说我曾某人要出身没出身，要钱没钱，人长得又丑官又小，俸禄又低，除了衣食之外手头没有盈余，所以从今天起，凡是上司、同僚请客应酬，本人一律不参加！
这不是找倒霉嘛！
果然没几天，御史言官忽然跳出来发难，说曾国藩“办事糊涂，办差敷衍”，一纸弹劾，道光皇帝连问都没问就把曾国藩的翰林院检讨之职撸了，降为“候补检讨”。
到这时候曾国藩才总算冷静下来，回家关起门来，开始琢磨社会上什么叫“人情世故”，什么叫“两面三刀”，什么叫“真精明”，什么叫“傻实在”……敢情曾国藩那么大学问，连这点事儿都不懂？
所以说是书呆子嘛，有时候就是一根筋。
没办法，虽然挨了一顿收拾，倒了霉，可毕竟官还得做下去，日子还得混下去。
不过再往下混，曾国藩可比以前有心眼儿了，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长了两只耳朵两只眼，却只有一个嘴，就是为了多看多听少说话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中真话占几成，瞎话怎么说，或者怎么既不说话又不惹人注意，或者一直不停地说话，却等于什么都没说……这都是学问，都得练呀。
同时，曾国藩交朋友的路子也变了，从平辈相交，开始往“高层”发展。
有一次，曾国藩偶尔从好朋友黄恕皆那里听说有个太常寺卿唐鉴学问非凡，而且是他的湖南老乡，赶紧登门拜望，结果从此打开了研习“程朱理学”的大门。
“程朱理学”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一套。它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巩固清朝的统治，是自康熙开始，一次次文字狱、大清洗之后仅剩下的一点玩意儿。
经过清朝二百年统治，堂堂大中华已经不剩什么了。文化也不行了，科技也落后了，哲学也没戏了，历史也篡改了，读书人也糊涂了，老百姓也窝囊了，这个国家生生让洋人赶超了，落下老远了，就等着遭遇一场大灾难了……但这些和曾国藩扯不上什么关系——至少现在扯不上关系。当时的大清国总共就这么点儿学问，作为一个翰林院“候补”检讨，他不学这个学什么呢？所以他当然要学这套东西，而且要认真学，认真搞。要是因为曾国藩努力搞这套垃圾一样的“理学”而责怪他，就成了打棍子扣帽子了。
搞来搞去，曾国藩又从唐鉴这条路上结识了另一位“理学专家”大学士倭仁（蒙古族人），认识了大学士，那打开的可就不止是“理学”大门了。在这里插一段题外话。
曾国藩自幼身体不好，拜到倭仁门下后不久，这位蒙古老儒教给曾国藩一套打坐养生的功夫，曾国藩如获至宝，赶紧依法练习，想不到越练身体越不舒服，二十多天后竟吐起血来，赶紧不再练了，却从此留下了一个失眠的毛病。
咱中国是个文明古国，自古留下很多强身健体、养生蓄命的好方法。可是我们不能忘了，社会是在进步的，医学、养生学也在进步，相对于现代更科学更有效的锻炼方法，那些古代的东西未必都好，所以千万不要迷信古人，而是辩证地看待。如果要学，也应该学那些简单明了、公认为有效的锻炼方式，至于一些云山雾罩故弄玄虚让人吃不准是不是真有效的玩意儿，不学也罢。
结交倭仁的同时，曾国藩那个正在逐渐开窍的脑袋瓜忽然灵机一动，又去结交了大清国的一代权臣穆彰阿。
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郭佳氏，官拜内阁学士、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但这个人很损，贪婪弄权，欺上压下，办起事来软弱无能，在鸦片战争中陷害林则徐，撺掇糊涂皇帝道光派琦善去签订《南京条约》，弄得丧权辱国，后来又借着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把道光皇帝忽悠得迷迷瞪瞪，一直到道光死了，咸丰上台，才把这老小子收拾了。
就这么个东西，却碰巧是曾国藩考进士那一年的总裁官。于是曾国藩在吃了赵楫的大亏又从结交达官显贵这条路上得了甜头之后，就巴结上了穆彰阿，经常到他府上去凑趣儿，恩师前恩师后一个劲拍，把穆彰阿拍得十分高兴。
不久，被曾国藩称为“老师”的两位仁兄，唐鉴和穆彰阿一起在道光面前说曾国藩的好话，于是小曾有生以来第一回沾了“后台”的光，顺利地拿回了自己翰林院检讨的职位。
后来曾国藩又靠着朋友的关系，接手了在北京的长郡会馆的公事。
长郡（即长沙）会馆是湖南同乡在北京的落脚地。曾国藩能接手这个差事，说明他在同乡中已经有了名气，有了人缘。
意外的是，接这个差事，他每个月能有大约十五两银子的收入，也就是说在这儿干两个月，相当于他当官一年的工资。这么一来曾国藩的手头就宽裕多了。
发了这笔小财之后，曾国藩又借着穆彰阿的帮助当了国史馆协修官。这虽然仍是个从七品的小官，但和检讨相比，国史馆协修有了具体工作，不像翰林院检讨那样完全是凭空挂着。
到这时候曾国藩才完全开了窍：老狐狸哲学真靠谱！
原来交朋友这么有用！早知道当年就不应该闷头死读书了，读来读去越读越傻，闭门读三年学到手的东西，还不如现在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扯半天闲篇学到的东西多。
至此，曾国藩彻底明白什么叫社会、什么叫学问、什么叫交游了。这个东西太有用，太好了！人，就是得交朋友，就是得多走动，多听别人说，自己也说，互相学习，到处参悟，最重要的是，互相抬举，互相捧场，这才能撑大场面，做大学问。
至此，曾国藩把自己才定不久的“课程表”彻底扔掉，每天绝大部分时间用来交友聚会。
孔圣人说三十而立，这个立，就是“自立于社会”的意思。眼下曾国藩的所作所为，正是“三十而立”的最好注解。
实际上，曾国藩和穆彰阿走得最近的两年，也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大清国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得抬不起头来，而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在这期间上蹿下跳，胡搞瞎搞，把前线战局搞得雪上加霜。
奇怪的是，作为穆彰阿的追随者，曾国藩这位日后的大帅级人物却对前线战事几乎没有什么认识，也好像不怎么感兴趣，最多只是随着大溜胡乱骂骂洋人，说几句不着边际的废话，似乎毫无参与时事的兴趣。
这个书呆子呀，现在倒是比以前精明些了，却仍然相当地呆。
说到底，这时候的曾国藩虽然不再是个学生了，可也还不算是个像样的“官”，只能算个小小的“御用学者”。至于政治军事什么的，根本连个影儿都没有呢。
慢慢学吧。
4．火箭般升官
在北京的这些年，曾国藩不断地琢磨学问，也琢磨社会，一步一个跟头连滚带爬。
可是经过三四年的摸索，渐渐找到规律，有了窍门，总结出“四耐真言”，就是耐冷、耐苦、耐劳、耐闲。
冷板凳要坐得住，受了气要忍得住，工作繁忙要受得住，得不到重用时要守得住。为人要谦逊，不敢进寸，先思退尺，傲气要不得，废话更少说，宁可一声不吭，也别咋咋呼呼。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一切发自真心，不要虚情假意。
也就在这个阶段，曾国藩明白了人生最要紧的是一个“诚”字。多交友，少树敌。阴谋诡计不是不可以用，但那一定是用在敌人身上的，如果曾国藩对某人使用了阴谋诡计，就是说他视那人为“仇敌”了。
人生在世，仇敌总是极少数，而且是定了性一般就不会改了。可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毕竟不是曾国藩的仇敌，既不是仇敌，就要守一个“诚”字。归为一句话：利己不损人！
诡计，只有对敌人才用，对朋友则要一诚到底，尽量扶持，尽量举荐。给朋友铺一条路，就等于给自己铺了两条路，因为一旦有需要，不但朋友会回过头来帮你的忙，就连朋友的朋友也会微笑着出现在你面前。
有了这些思想打底子，曾国藩的为官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了。
但为官之途不只要有心计，还要有真本事。现在曾国藩要露一露他的真本事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四月初九，曾国藩又面临一场人生的大考。
这次的考试叫“大考翰詹”，是对翰林院和另一个人才集中地詹事府的人员进行的一次集中考核，也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超级”考试，如果这次考得好，也许几年工夫就能升任一二品大员，如果考砸了，也许一辈子就窝在翰林院里，没戏唱了。
面对这次决定一生命运的大考，功名心特别重的曾国藩紧张得要命，生怕自己考不好。因为自从到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精英中选拔出来的“超精英”竞争，他的成绩多半都不理想，这次实在是信心不足。
想不到成绩出来，把曾国藩吓了一大跳！共计一百二十四个人应试（个个都达到了中文系博士后的水平），他居然考了二等第一名。
这次大考，一等只有五名，二等第一，相当于所有人里考了第六名！对湖南乡下出来的曾国藩来说，这样的成绩有点不可思议，连他自己都被自己给吓着了。
对此事，猜疑者颇多，有些无聊人甚至认为是曾国藩那位“老师”穆彰阿在考卷上动了手脚（这次大考老穆正巧是主考官）。其实这怎么可能呢？究其原因，非常简单，一句话就说透了：自进入翰林院，这三年来，曾国藩到处交游，拜访了多少名家，认识了多少高朋，无日不聚会，无时不讲谈，把自己前半辈子读的书全都拿出来和天下的高士名家印证切磋，到今天，他的学问和以前相比，已经不是同一个档次了。
是啊，读书人，谁没“读”过一大堆书？可是把书上的文字记到脑子里是一回事，把它们彻底理解、消化吸收，是另一回事。死读书却不能消化，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专门摆书用的书架子，有谁见过“书架子”成才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曾国藩的成才之路吧。
跟糊涂父亲学了十三年，一事无成。
进涟滨书院两年，中了秀才。
进岳麓书院一年，中了举人，后三年中了同进士。
考翰林的时候成绩靠后，庶吉士散馆考试，垫底。
其后交游三年，寻师访友，日日讲谈，三年后，考了个“全国”第六名。
学习方法很重要，方法正确了才会事半功倍。要是方法不正确，赶紧纠正！因为曾国藩跟父亲“读死书”误了十三年之久，直到他父亲开窍，改变对他的教育方式为止。可我们今天上学，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总共才十二年。如果这十二年没开窍，上大学一定得开窍；如果大学四年也混过了，后面的你懂……大考第二天，曾国藩从翰林院检讨升为翰林院侍讲。眨眼工夫由一个从七品的小官直升到正五品，真是坐了直升机了。
这年五月，曾国藩刚升了翰林院侍讲不久，又一次考试临头了。这一回是选拔主持各省乡试的主考官。
这次考试和以前都不一样，它考的不是官职，而是位置。按现在的话说叫“竞争上岗”。来参与竞争的有二百四十一人，曾国藩也在其内，交卷后，自己觉得这次考得不怎么样，基本上没戏了，想不到六月份忽然得到消息，他已被任命为四川省科举的正考官。这一年曾国藩才三十三岁，从考中进士到当了一省的主考官，前后仅用了五年时间。
自己都泄了气，结果还是考上了，可见此时曾国藩的学术水平确实是相当高了。
乡试的考官是个很“出彩”的活儿，因为那些从他手里考中举人的考生们，终生都会把考官奉为“业师”，当一次主考，可以拉拢到一大群“学生”，所以当“主考官”被这些挂在北京、没什么权势的翰林学士们认为是最最要紧的差事。曾国藩六月奉命，七月离京，到十一月才忙完工作回京，立刻以翰林院侍讲的身份充任了文渊阁校理。
“翰林院侍讲”和“文渊阁校理”是同品级的官。可侍讲是闲职，校理却有正经事儿做，同时这个职位也使曾国藩更容易接近道光皇帝，所以虽未升官，胜似升官。
于是朋友们纷纷来贺，送的对联摆了一屋子。在这一片热闹喜庆之下，当然没有人注意到，曾国藩从四川回来之后悄悄往老家寄了一千两银子。
这笔钱是四川省考中的举人们送给“业师”的礼钱，潜规则的一种，不属于行贿受贿收黑钱，而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和以前“打秋风”打回来的钱类似。
且说曾国藩在文渊阁校理的位子上干了不到半年，又以竞争上岗的形式考得了一个翰林院教习的差事。十二月，又补了翰林院侍读，这“侍读”比“侍讲”可着实升了一级。
道光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又得了“美差”，被派为会试同考官，负责进士大考的监督阅卷工作。
当然，考进士非同小可，主考官都是朝廷大员，曾国藩只是“同考”官而已，被派分管第十八号房，一共推荐考卷六十四份，其中有十九人中了进士。
推荐六十四份卷子，中了十九人，将近三分之一。从这上面又一次说明曾国藩此时的学术水平之高，眼光之准确。现在他已能做到“由文识人”，将来还会更进一步，达到“相面识人”的高级境界。
在大考中荐卷成功率高，这当然算是工作成绩出色，于是五月份曾国藩又被提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又得了个“缺儿”，补为左庶子，升了半级，九月份又一次获得提升，当了翰林院的侍讲学士，已经官居从四品了。
这还不算，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翰詹考试，结果又考了个二等第四名，到六月份就升授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副部长），从“从四品”直接跳级升至从二品，中间猛跳了四级！
这一年他才三十七岁。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到道光二十七年升礼部侍郎，不到十年工夫。
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又升任礼部右侍郎（“侍郎”是虚职，多了个“右”字，就成了实授），变成了正二品。在手底下办事的公务员多达数百人，每天按时上班下班，各种紧急公务，皇帝召见，加上那些朝廷重臣、“恩师”门上都要经常走动，自己还要交朋结友，这下忙成了个陀螺，连轴儿转。
这年八月，老曾在礼部右侍郎的职衔外又兼了一个兵部右侍郎，然后被派去担任武会试的正总裁，之后又担任顺天府武乡试的“较射”大臣。
这些年曾国藩不只是升官升得快，而且工作也有“意义”。他一直在负责各级考试，而且兼任文考和武考，结果培养出好多“学生”来，日后当他出山办团练时，这些学生很多都成了他的“人脉”。
不过眼下这个较射大臣的活儿比较讨厌。因为满人把射箭看得很重要，初试后还有个复试，如果有一个举子复试时拉弓放箭的成绩不如初试，负责考试的官员就要罚俸禄半年。一个人不合格罚半年，要是十个不合格，那就……不过，好在那一年总共就三人复试不合格，罚钱的时候也没牵扯到曾国藩身上，不然这位曾经寒酸又抠门的老曾估计要肉疼了。
5．各种“作秀”
就在曾国藩升了侍讲不久，有一天胡林翼他们几个铁哥们儿来给曾国藩贺喜。
一进屋，见他家还是原来的破烂样子，端上菜来，还是那两荤两素一壶破酒，看得这哥儿几个直皱眉，就问他，你都当了五品官了，怎么还这个穷酸相？看你们家连个轿子都没有，全北京城哪有五品官自己“腿儿着”去办公的？
曾国藩这几十年来早就寒酸惯了，丝毫不以寒酸为耻，告诉哥儿几个，他穷，没钱，养不起轿夫。
一说这可就让人误会了，还以为他是要“打秋风”，借着升官的机会弄几个钱花呢。
曾国藩也感觉出来了，赶紧解释，说他早先立过规矩，不给上司送礼，不参加宴会，所以这回升了官，他也不敢收朋友的礼，如果大家真心祝贺，当场每人给他写幅字，就算是贺礼了。
一听这话，大伙儿都挺愿意，因为这个主意又风雅又有趣。再说了，这哥儿几个都混得跟老曾差不多，也没什么钱，能少掏一笔份子，他们才高兴呢。
于是几个人一人写了幅对联送给曾国藩，热热闹闹乐乐呵呵，把这事儿办了。
要说这世上的事儿真就让人想不到。曾国藩一时想出来的“送对联当贺礼”的主意，也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而且是越传越广，没几个月工夫，居然成了北京城里的一道“风景”，不管谁家婚丧嫁娶请客吃饭，官员们明面儿上全都用手写的对联当礼物（当然，暗里送什么就没人知道了）。
很快，这个消息传到了道光皇帝耳朵里。这位小脑袋瓜儿的糊涂皇帝别的本事没有，就知道节俭，穿的龙袍上都打着补丁（在内务府的“操作”下，每块补丁值银四两，但道光自己不知道）。现在听说在新任翰林侍讲曾国藩的倡议下，京城风气为之一变，人人都变得“廉洁”了好多，这一喜非同小可，从此对曾国藩另眼相看。
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此乡下出来的老曾又长了见识：原来对当官的来说，跟老板撞对“衫”，成功地“作秀”也是一门必修课，说通俗点就是符合老板胃口。
自从在节俭方面尝到了甜头，曾国藩就把节俭当成了一种“事业”来抓。后来不管官做到多大，一生都是粗食布衣，每餐只有一个荤菜，晚上自己批阅公文，儿孙读书，媳妇们就在房里织布，织出布来做衣服穿。曾国藩自己身上穿的脚下踩的，都是夫人欧阳氏亲手缝制，好容易做了一件青缎子马褂，平时舍不得穿，只有新年或喜庆祝贺时才穿一次，穿完就赶紧收起来，结果三十年了，还像新的一样。家里的老宅年久失修，弟弟曾国荃拿出七千串钱帮着翻修了，曾国藩知道后大发脾气，说：搬进新屋容易，搬出来就难了！所以自己回家时不住新宅，只住在旧宅子里，而且不准家里子弟多置产业。后来夫人自己悄悄在衡阳给家里人买了些田地，曾国藩知道后大发脾气，马上硬逼着家里人把地卖了。
节俭，是一种福气。节俭就不贪，不贪人就正直，正直的人朋友多事业顺精神压力小，于是事业成功，精神世界丰富而满足，这样就更不会在意吃吃喝喝的破事儿。于是节俭成为常态，而一生事业有成。
应该说曾国藩在道光年间升官极快，一是自己学问方面进步神速，靠真才实学往上升；二是搭上了当朝权贵的顺风车，厚结交，后台就硬，有人扶持；三是在“节俭”方面出了名儿，弄得道光皇帝非常喜欢他。
这一年，道光皇帝死了。
这位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在位三十年，除了“节俭”外一事无成，面对列强入侵毫无对策，一味苟安应付，凑合差事，给后世酿成了巨祸。
显然，道光是个不够格的昏庸皇帝。
不过要说国家治理得不好，也不全怪道光。从清朝一开始，整个清廷就始终是一潭死水，而且越往后越死，到了道光一朝，已经成了“死水之王”。肯做事的人，在朝堂上一个都站不住脚，只有穆彰阿之流如鱼得水。当时有个大学士叫曹振镛，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做了五十二年的官，两朝宰相，无灾无难，直到八十岁才退休。别人问起他的为官秘诀，这个老家伙只总结出一句话：少说话，多磕头。
道光一朝，就这么个朝廷！
现在道光好不容易死了，接班的咸丰一上来，马上摆出一副锐意进取的架势，直接先把穆彰阿给打下了马。
这么一来，曾国藩惊醒了。
这些年曾国藩一直把穆彰阿当成靠山，想不到咸丰一上台，第一个收拾的就是老穆，把老曾吓得心惊肉跳。可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经验，尤其是知道“作秀”的好处。眼看咸丰皇帝改变风气，和以前那个咋咋呼呼的道光截然相反，曾国藩心里也暗暗赞赏。老曾这一年正好四十岁，何尝不想风风火火干一番事业？就决定再作个秀，尽快得到咸丰皇帝的赏识，自己也能得个展翅腾空的机遇。
于是曾国藩提起笔来上了一道奏折，针砭弊政，大揭前朝的短儿。结果咸丰皇帝正好对自己父亲的那个时代不满，一看奏折，非常满意，把曾国藩大大夸奖了一番。又下旨让大臣们举荐贤才。曾国藩顺势又进一折，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咸丰一看又是大喜，认为举荐得当，人才可用，再把曾国藩一顿夸奖。
要说人啊，有时候就是容易飘飘然。曾国藩两道奏折连拿两分，太高兴了，立刻又写了第三道折子，题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奏折里直接指出，要想转变政治风气，培养人才，整顿朝纲，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接着就说咸丰皇帝身上有三大缺点：一、苛求小节而疏于大局；二、纳谏时图好文饰而不重实用；三、有骄矜之气而少谦和之风。
这一次曾国藩把事儿办“冒”了。
你明知道咸丰这小子苛求小节，不重实用，没有谦和之风，还上折子指责他，这不是点灯笼上茅房——找死（屎）吗？
果然，咸丰看完此折暴跳如雷，立刻就要治曾国藩的罪！幸亏边上有人拉着，好歹没立刻收拾他。事后咸丰又想，自己刚上台，三把火还没烧起来，直接把曾国藩这种“直言敢谏”的臣子给治了罪，不好看，结果不但没治罪，反倒夸了曾国藩几句，命他兼任刑部侍郎。
曾国藩上折子这事办得够悬的，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成功了。一来基本把对了咸丰皇帝的脉，二来上折的时机抓得很准，三来曾国藩做这些事，本也是出于真心，为国进言，所以言辞恳切，很能打动人。
“作秀”和“作假”完全不是一码事。作秀有三个前提：一是自己心里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二是真心实意地去做；三是希望别人知道他做的事，并能够赞同，继而引起共鸣。
这些条件，“作假”是完全不具备的。因为作假者心里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虚伪阴暗的，是非常有害的，他做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阴谋和损人利己。
可以说，在工作和生活中，“作秀”往往是有必要的。只要了解了作秀的真正含义，那么有了“秀”，不妨去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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