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姚文元传 > 第六章 成为“反右派英雄”
跨进《萌芽》编辑部
一九五六年，春风徐徐吹拂着上海巨鹿路。姚文元手持那册自己装钉的剪报集，步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大门。
姚文元来到设在那里的《文艺月报》编辑部，希望成为那里的一名编辑。
非常遗憾，《文艺月报》编辑部答复说，已有三位文艺理论编辑，满员了，不需要另添新手。
他想起了张春桥。自从他挨批判之后，听说单位领导已把他的情况跟《解放日报》打过招呼，他也就不敢再去找张春桥。此刻，他想，进不了《文艺月报》，能不能进《解放日报）？
又非常遗憾，张春桥已于一九五五年秋调离《解放日报》社，家也从香山路搬走了。
在电话里，张春桥告诉他重要的消息：“上海作协正在筹办《萌芽》半月刊，准备在今年七月出版创刊号。那是个青年文学刊物，人手正缺，你去那里最合适。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说一声……”
在患难之中，张春桥拉了姚文元一把，使姚文元感激涕零。
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姚文元被借调到《萌芽》编辑部。所谓借调，是指姚文元仍属中共卢湾区委干部编制，暂时借往《萌芽》杂志社工作。
姚文元如愿以偿，哼着歌儿前往《萌芽》编辑部。
不过，到了那里，这位“青年文艺理论家”小受委屈：分配他当诗歌编辑——他对诗一窍不通。
好在只要当上编辑，也就很不错了，姚文元并不计较。在他看来，《萌芽》的牌子要比什么“卢湾区委职工教育科长”响得多。他写信，爱用印着“萌芽”绿字的信封：他写稿，爱用印着“萌芽”的稿纸……哦，鸟枪换炮啦！
走出审讯室的姚蓬子，得知儿子升迁，格外的欣喜。他笑着对儿子说：“这叫‘子承父业’！整整二十五年前——一九三一年一月，‘左联’在上海创办了《萌芽》文艺月刊。主编是鲁迅，我是兼职编辑。也就在我编《萌芽》那一年，你出生了。算起来，你竟跟《萌芽》杂志同龄！真想不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你也成了《萌芽》的编辑，巧，巧，真巧……”
姚蓬子抚今追昔，感叹起来：“很可惜，当年的《萌芽》只办了五期，就给国民党查禁了。后来改名《新地》，只出了一期，就关门了。……唉，唉，想不到，你会成为新《萌芽》的编辑。你不要为当诗歌编辑不高兴。如果叫我当，就会高兴得跳起来。我象你这样的年纪，整天爱读诗，写诗。唉——，诗是青春的火花。如今，老罗，再没有心绪写诗了……”
说到这里，姚蓬子感伤起来。长吁短叹，懊恼而颓唐……
姚文元终于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沉默。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他在《新闻日报》发表了《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之后，他的名字在报刊上消失了；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他的名字重新崭露在《解放日报》上，题为《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
毛泽东注意了姚文元
中国的“阶级斗争”的风，总是一阵一阵的。一九五六年是个夹在两阵风之间的年头——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斗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六年是中国政治气候缓和的一年。中共“八大”就是在这一年召开，明确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一方面是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挨过批判受过整，重新复出的姚文元，写文章不那么“左”了。
就拿他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来说，毫无“火药味”：
“……首先就要反对意气相急，反对粗暴武断，反对不能忍受批评，反对不重视学术问题上真正的研究和争论的作风。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这条指示，应当成为开展自由讨论中的座右铭。……”
姚文元要把“不靠吓人吃饭”、“靠科学吃饭”作为“座右铭”，这真不容易哪！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报上“复出”以来，他的棍子暂且收了起来。他这时发表的杂文有《江水和葡萄酒》、《对生活冷淡的人》、《学习鲁迅反八股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撞族青年的歌声》、《从拒绝放映（天仙配）想起的》、《谈猎奇心理》、《致埃及兄弟》、《电车上的杂感》、《馆子里的杂感》……
“复出”半年以来，姚文元的脚跟渐渐站稳。这样，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的《文汇报》上，他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他露出了“锋芒”。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篇露“锋芒”的文章，会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在《教条和原则》一文中，姚文元跟姚雪垠进行了“商榷”。文章一开头便写道；
“百家争鸣以后，许多新问题被提出来了，这是一种好现象。沉默只能掩盖错误，争论才能揭示真理。
“姚雪垠先生在《创作问题杂谈》中尖锐地提出了三大问题和七种偏向，大声疾呼地要求‘彻底肃清’他所谓的‘歪风’，而其锋芒则指向‘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姚雪垠先生所指责的毛病有一部分确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也是正在纠正中的缺点，再提出来也是很好的，值得大家注意；但其中所指的许多‘根本性偏差’，我认为并不全是教条主义，而有一些是已经为十多年文艺创作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根本原则，这就值得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讨论。……”
姚文元在“讨论”中，如此说：
“文艺批评过去有许多缺点，主要是教条主义和粗暴的态度，这一年来揭露并批判了不少。现在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批评中提到什么‘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之类的词汇了。姚雪垠先生文章中很大部分指责了批评的‘求全责备’‘禁忌太多’‘话扣帽子’‘粗暴’……等等，当然，批评这些缺点没有人敢说不对，但如果以粗暴还粗暴，以扣帽子还扣帽子……那就很可能在肃清这种‘歪风’之后引来了另一种‘歪风’。……”
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人。不久前，他在翻阅一九五六年第十七期《新观察》时，很有兴味地读了散文《惠泉吃茶记》，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姚雪垠。毛泽东称赞这篇散文“很讲求艺术技巧”，并在一次会议上向周扬、茅盾问及姚雪垠何许人也。
《惠泉吃茶记》是姚雪垠一九五六年秋在太湖养病时写的散文，近三千字。毛泽东对周扬、茅盾说：“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引自杨建业著《姚雪垠传》，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也许是历史的巧遇，正在这时，上海《文汇报》所出“两姚”相争的文章。毛泽东便由此“姚”（姚雪垠）注意到彼“姚”（姚文元）。
“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毛泽东向柯庆施打听。
柯庆施也弄不清楚姚文元是何等人物。调来上海不过一年多的柯庆施，并不知道姚文元为何许人。
柯庆施，由于鼻子格外大，人称“柯大鼻子”。解放后，坐镇南京，历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京市市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上海本属陈毅领导。一解放，陈毅便成为上海市第一任新市长。一九五四年，陈毅调往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来又兼外交部部长——虽然他直至一九五八年仍三度连任上海市市长，但是他工作的重点已移往北京。于是，在一九五五年底，柯庆施便调来上海，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成为上海的首脑人物。柯庆施在上海整整十年，直至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突然病死。
一九五八年，由于毛泽东称赞了他，于是“柯老”之声鹊起——其实，那时他并不老，不过五十六岁呢。他突然病故时，也只有六十三岁，讣告上开列了他的一系列担任的要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后来，他的这一系列要职，逐一被张春桥所继承……
准确而详细地答复了毛泽东的问题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了姚文元其人。
本来，一九五五年秋，张春桥调离上海《解放日报》社，是因为北京来了调令，准备任命张春桥为《人民日报》副总编。张春桥收拾细软，正打算进京赴任。恰巧在这个时候，已明确柯庆施将出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何庆施当即要张春桥留下。
柯庆施与张春桥旧交颇深：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当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柯庆施为石家庄市市长时，张春桥出任政府秘书长。彼此觉得意气相投，配合默契。
眼下，柯庆施要到上海走马上任，正需要得力、知己的左右手，而张春桥是极合适的人选。
柯庆施留住了张春桥，让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而这常委跟其他常委不同，并不分管具体部门，人称“不管部部长”。其实，张春桥的“实职”，乃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成为柯庆施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柯庆施打听清楚了，赶紧向毛泽东汇报：“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
“哦！”毛泽东知道姚蓬子，却并不介意。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毛泽东先是谈及王蒙：“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此人二十二岁，把王蒙调查一下，是个青年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
接着，毛泽东论及李希凡：“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扳起面孔了。”
毛泽东最后提及了姚文元：
一我们的危险就在革命成功，革命成功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了。片面性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年年都有野草，野草一翻过来就是肥料，只准长粮食不准长野草是不对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骛齐飞。斯大林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我们连队指导员，讲话时总是讲两点，优点和缺点。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过去我们提倡一家独鸣，那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国民党二十年一家独鸣的理论。……“
在毛泽东提及的三个文艺界年轻人之中，唯有姚文元的评价最高——王蒙要“帮助”，李希凡要“下去”，而姚文元是“不错的”。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到中共上海市委。姚文元顿受青睐。这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出通知，要各地选派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会议。上海文化界名流辈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拟出的代表名单，是一批名家：陈望道、徐平羽、傅雷、周煦良、孔罗荪、周信芳、金仲华、舒新城、赵超构（即林放）、徐铸成、吴永刚、石挥等。
三月四日，当上海代表团上火车赴京之际，人们惊讶地看到，姚文元也上来了！
“大概是作为工作人员去的吧。”人们这么猜想。
三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提到了姚文元。这下子，上海文化界的名流们才知，姚文元颇受毛泽东垂青，怪不得成了上海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据当时在场的上海《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毛泽东是这样谈及姚文元的：
“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多学一点马列主义。刚学，会学不进去，会吐出来，这叫条件反射嘛，多学了会慢慢学进去，象瓶子里装油，倒出来，总是会留一点。慢慢就学懂了。鲁迅学马列主义，是创造社郭沫若逼出来的嘛，他原是相信进化论的嘛，早期的杂文，很多片面性。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较少。”
此番，姚文元亲耳听见毛泽东对他的褒扬，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扳扳手指头，这一个来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六日，他发表《教条和原则》；第十天——二月十六日，毛泽东便谈到他；眼下，才一个月零四天，毛泽东又一次谈到他……
发表一系列“右派”言论
从北京回来之后，姚文元自然是“倍受鼓舞”。不知是他过分注意了“防止片面性”，还是当时大鸣大放的热烈气氛感染了他，或是刻意于政治投机的他此时转向了“右”，他竟发表了一系近乎“右派”言论的文章……
姚文元挨过整，他对于“挖根”之苦，有了深切的体会。于是，他写文章，抨击那种“挖根”之法：
“动不动就用‘挖根’来代替一切具体分析，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然而我们不少人，是习惯于用几顶帽子来代替具体分析的，这在整风中是应当改一改了。”（《敌友之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
他也反对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后来他却成了自己批判过的那“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的人：
“有这样的人（也许一万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他用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这种人的口号。但历史证明，这种极个别的冒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野心家，是并不能永远维持自己的‘威信’，他迟早总会被拆穿。”（同上）
他，居然也反对“棍子”。他认为：
“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猩猩借猩猩’，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也应当有这种感情。”（《论“知音》，一九五七年第二期《文艺月报》）”
遗憾的是，当他成为“金棍子”之后，早把什么“知音”呀、“诤友”呀，忘得一干二净，变“惺惺惜惺惺”为“惺惺整惺惺”！
他也曾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干部，大声叫嚷“放下架子”：
“一个领导干部要同群众接近，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架子！
“一个党员要同党外人士谈心，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件事同样是：放下架子！
“拆墙也好，填沟也好，首先还是把那种高人一等的贵族架子摔掉，没有挥架子的勇气，自己高坐在云霄之上，大喊：”大家来拆墙呀，大家来填沟呀！“恐怕墙还是墙，沟还是沟。
“如果把灵魂深处的优越感整掉，把言行上的盛气凌人整掉，那墙就至少倒了一大半，沟也一定填平了一大半。……”
他批评说，“领导干部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生活待遇和特殊的权利，造成一种脱离群众的‘架子’。”（《放下架子！》，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解放日报》）
他的这番颇为尖锐的言论，在当年反右派时扣上“反对党的领导”之类帽子，是极为容易的。
姚文元在“鸣放”时最“危险”的言论，莫过于他对王若望的附和和支持。
姚蓬子在会上支持王若望。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鸣放会上，王若望发言之后，姚蓬子立即站了起来，显得异常激动，大声地吼道：“我代表中国人民，支持王若望的发言！”
姚蓬子获释回家，满肚子的冤气，满肚子的牢骚。他动不“我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大的口气，倒向来是他的风格。
姚氏父子配合默契。姚文元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王若望。
王若望在一九五七年那“早春天气”中，他接二连三发表了锋芒毕露的杂文《步步设防》、《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不对头》、《一板之隔》等等。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当姚文元从《文汇报》上读到王若望的《步步设防》，不由得拍案叫好。当即欣然命笔，写了《一点补充》。五月七日、八日的《文汇报》，连续刊出了姚文元对王若望的“补充”：
“王若望同志写了一篇‘步步设防’的文章，尖锐地批判了‘前半截表示同意党的方针，但是后半截又预先订出若干保留项目’的思想，我认为是很好的，也是很必要的。现在我们要进行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首先是着重反对教条主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批判教条主义的文章。……”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含义，也就是反“左”。姚文元一个劲儿在那里“反对教条主义”、“批判教条主义”。
也就在这篇《一点补充》里，姚文元大大地赞扬了《在桥梁工地上》他说：
“例如《同甘共苦》和《在桥梁工地上》，都相当深刻地刻画了人物在新旧斗争和个人生活中的复杂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动态，并且通过人物性格的折光，反映了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也应当算在‘重大题材’之内。……”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是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话剧《同甘共苦》后来也遭到了“批判”。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这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震动全国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幕。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声中，王若望和刘宾雁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姚蓬子也被戴上帽子。
姚文元有那么多公开发表的“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的帽子早已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随时可以“光临”他的脑袋。何况，水有源，树有根，要“挖根”的话，那是很便当的——因为父亲受到审查，因为自己挨了批判。他的心中怨气冲天……
完全出人意料，姚文元不仅没有成为“右派”，他摇身一变，又成了“英雄”——一名震全国的反右“英雄”！
对于姚文元来说，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是他的历史的转折点……
突然跃为“新星”
六月十四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出了姚文元的一篇“大作”，令全国震动，令上海震惊。
六月十四日下午，一辆轿车驶往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海格大楼”。车上坐着张春桥和“新星”姚文元。
海格大楼，原是德国人海格在一九二五年筹资建造的，因而得名“海格大楼”，也就是现今的静安宾馆，当年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办公的所在地。听说“庆施同志”召见，姚文元搓着双手，兴奋得不知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才合适。
“唷，那么年轻呀！”柯庆施一边握着姚文元的手，一边问，“多大啦？”
“二十六岁。”姚文元赶紧答道。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哪！”柯庆施连声说，“你的文章，很老练，不象二十几岁的人写的。”
姚文元一听，有点紧张，马上说道：“我的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
“哈哈哈哈，”柯庆施大笑起来，“请坐，请坐。我是说，你的文章、你的思想，超越了你的年龄。”
姚文元的心，放了下来。他赶紧掏出笔记本，飞快地用笔记着。这时，他的双手才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你的情况，春桥同志都已经跟我说了。”柯庆施收起了笑容，开始了正式的谈话，“你的阶级斗争的嗅觉很灵敏，这一点很不错！”
姚文元的笔，在小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观点。我们应当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当前，反右派斗争刚刚打响，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你要争取成为一名反右尖兵，要不断写出《录以备考》那样的好文章。……”柯庆施用作大报告的口气，说了一大通。
姚文元只忙于记录，仿佛在听报告，忘了这是在跟书记谈话。
“以后，你常跟春桥同志保持联系。要随时了解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只有消息灵通，才能写出好文章。”柯庆施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坐在一旁的张春桥。
“我们早就认识。春桥同志给过我许多帮助。这一次，多亏他把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要批判《文汇报》的重要消息告诉我，我才会写出《录以备考》。”直到这时，姚文元才想起应当说这样几句必须说的话。
张春桥坐在一侧，只是微微笑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他深诸柯庆施的脾气——不喜欢别人随便插嘴。
等到姚文元说毕，他才讲了一句他必须说的话“庆施同志象毛主席一样，历来是很重视抓阶级斗争、很注意抓报纸的。”
“以后要写什么文章，我让春桥告诉你。在报纸上，由你出面，比我、比春桥都要方便。”何庆施的这句话，使姚文元受宠若惊。
这是当时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的姚文元，跟上海首脑人物的会见。从此，姚文元在柯庆施的记忆仓库中，留下了好印象。
从此，张春桥跟姚文元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那一阵子，毛泽东天天读上海的《文汇报》，关注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诚如他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师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当毛泽东打开六月十日的《文汇报》，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一篇并不醒目的千字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文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的名字是“姚文元”。
姚文元的“偶感”，是由新华社五月二十五日一条很短的电讯引起的。电讯报道了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于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比较了《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刊登这一电讯时的不同编排技巧，大发感叹，写成《录以备考》。
鉴于此文是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况且文章不长，特全文照录于下——“录以备考”：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以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日：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日：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弢同志所说的“欲说还休”，而是另一种原因。然而这至少驳倒了一种理论：“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毛泽东还嘱令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指出：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干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瞩目。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他，一跃而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之外，还同时在《解放日报》发表《敌我之间》，在《劳动报》上刊出《关于青年的杂感》，那两篇却明显地表现出“右派”观点。同是一个姚文元，怎么会同时既讲“左”话，又讲“右”言？他到底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其实，其中的奥秘并不费解：《敌我之间》和《关于青年的杂感》是好多天前写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得以发表。《录以备考》呢？是姚文元在六月六日开了个夜车，赶写而成。
又是张春桥给姚文元帮了大忙。六月六日上午，张春桥在电话里，把重要消息告诉了姚文元：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
火烧眉毛。姚文元赶紧翻查《文汇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姚文元才算有了“灵感”：他注意起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那句警告式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被《文汇报》大大地缩小了！
他连夜写成《录以备考》，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往《文汇报》。
张春桥的消息果真灵通而准确：六月八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风暴，便从这一天开始。
本来，《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
然而，六月八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六月十日刊出。
连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篇短文会受到毛泽东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见风转舵，一抹脸就装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当年乔装打扮成反胡风“英雄”一般。
人们常常骂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准确的形象是政治投机派！他，今天这么写，明天那样讲，出尔反尔，一切都是为了投机。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的入党，他的反胡风，他的反右派，尔后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盘上走过的棋，全然以投机为行动指针。
由于《录以备考》交了鸿运，从此姚文元从“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开脱。就连那吹掉了的爱情，也悄然复苏了，因为金英看出来姚文元“有出息”。
毛泽东的赞扬，使姚文元顿时身份百倍。哦，风正顺、帆正满，在张春桥的指点下，姚文元日夜赶写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个月里，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报纸上啪啪作响：
《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六月十五日《文汇报》）；
《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六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过去是有功劳的”》（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揭露谜底》（六月二十七日《新闻日报》）；
《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六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这场“戏”的确“好看”》（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这么多文章，姚文元作为一颗“新星”，闪射出眩目的光芒。
七月一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汇报》“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
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其中提及：
“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这段“请罪”，是对姚文元的《录以备考》的“反馈”。
这么一来，姚文元益发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这句《红楼梦》中刻画“应酬权变”的孙绍祖的诗“评”过别人，其实，这句诗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
光是写文章表表态，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满足了。他，抡起棍子要打人了。
横扫“右派”
两年多以前，当姚文元拿着一大叠退稿，走进《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的办公室，对这位“王老师”是毕恭毕敬的；两个多月以前，当姚文元对王若望的《步步设防》来了“一点补充”的时候，对“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赞扬、又补充。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变了，王若望“贬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随之反目，抡起棍子，劈头盖脑朝王若望打去：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象高岗、饶漱石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同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曾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丑恶面目，总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暴露得特别明显，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被揭露出来。王若望就是这类人物之一。他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急先锋，并且使用了各种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来达到他的野心。”……（《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
“王若望自从鸣放以来，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多次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发言。在这些文章和会议的发言中，他向党发动了剧烈的进攻，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极坏的影响。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实的、带煽动性的言论，已经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理论上的武器，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党外人士对党的不满。彻底批判这些言论，澄清他在思想上散布的毒素，是文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走哪一条道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一九五七年第八期《文艺月报》）
后来，王若望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员大会上宣读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蛰存是姚文元父亲的老朋友。见到他，姚文元总是恭恭敬敬喊一声“施伯伯”。然而，施蛰存与张春桥之间旧冤颇深。在三十年代，十八岁的张春桥刚到上海，看到施蛰存标点古书，颇为畅销，他也挤了进来。无奈，张春桥不过是个中学生，乱标古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上岂以的《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一文，便有这么一段话：
“……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话，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即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不料，二十二年之后，张春桥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蛰存当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蛰存也“贬值”了。张春桥一指点，姚文元跃马上阵。哦、“施伯伯”，对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横扫过来：
“凡是别有用心而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人，说话常常是吞吞吐吐，或声东击西，或借古喻今，总是想尽办法来表达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射来的毒箭。读上去似乎弯弯曲曲，象舌头上打了结一样，但内心的仇恨还是非常明显的。……”（《驳施蛰存的谬论》，一九五七年第七期《文艺月报》）。
许杰也是姚文元父亲的朋友。许杰对于“棍子”的反感，对于在“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的“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为恼怒。对不住了，“前辈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谁都知道，许杰是一贯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都叫做‘棍子’。在去年七月十五日的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别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给《文艺月报》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说现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骂青年批评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
其实，许杰短短几句话，点穿了姚文元之辈的“秘诀”：“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难怪，这些击中要害的话，使“青年批评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来
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劲。
他打流沙河——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余勋坦，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他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组织了右派小集团，辱骂共产党，辱骂新社会的一切干部。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质上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流沙河与《草木篇》，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展望》）。
他驳徐中玉——
“从这种谣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质，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是被怎样一种黑暗的思想充塞着。教授造谣，在今天并不算新鲜的事情。……”（《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他骂鲁莽——
“鲁莽是一个仇恨共产党和进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动起家并且以反动闻名的。……”（鲁莽被什么人“利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懈放日报》）
他与王蒙、邓友梅、刘绍棠“讨论”——
“最近一年以来，有哪种理论是风靡一时的话，那就是‘写真实’。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写《在悬崖上》，其指导的文艺思想都是‘写真实’。……刘绍棠提出：”继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就必须真正地忠实于生活真实。这种忠实于生活真实，就是忠实于当前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底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去空谈真实性和忠实于生活，只是一种幻想而已。……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应当因为反对教条主义而放松了对文艺领域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警惕。“（《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一九五七年八月第十八期《文艺报》）
他揍徐懋庸——
在一九五七年十一至十二月的《文汇报》上，姚文元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徐懋庸的杂文，曾经一度风行一时，向他约稿的报刊甚多，使他达到了‘终日手不停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的，这当中有值得深刻记取的教训在。然而，这终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假的总是假的，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国家里，一切伪装的敌人决不可能长久地欺骗群众，一到反击右派开始，徐懋庸的面目就被揭露了。改动一个字套用一句古话：”固一时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徐懋庸之类的右派顶多只能做‘一时之雄’——而且只能在工人阶级暂时不进行反击的时候；至于做‘一世之雄’的幻梦，那是永不可能实现的了。他们那个过去的时代早已被历史的巨潮永远地埋葬了。……”
他攻陆文夫——
“‘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企图又是这样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成员都是青年。他们自称是‘一群青年的文学工作者’。……青年文学工作者中个人主义的滋长，近一年多来是有了相当发展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同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相结合，成为一种政治思想上非常厉害的腐蚀剂。……（《沦”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一九五七年十二期《文艺月报》）
他向《新观察》开火——
“五月十六日的《新观察》上，有一篇‘一个月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情况小记’，题为《蓓蕾满园乍开时》，作者为‘本刊记者’，登在第一页。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这篇文章是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
“《新观察》这篇文章在替什么人说话，是够明白的了。《新观察》是作协领导的文艺性刊物之一，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写这些文章的用意，就是希望这个武器能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一问题现在从《文汇报》和《新观察》两个刊物上看，应当可以明白了。”（《（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他向《文艺报》猛攻——
“我过去欢喜看《文艺报》，现在也还喜欢看《文艺报》，但那‘欢喜’的原因，却有很大的改变。过去喜欢看，是因为它登载很多理论文章，想从《文艺报》中寻找理论上的问题；最近还喜欢看，是因为想从里面找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或耸人听闻的谩骂，如‘懒虫们’‘老爷们’‘身价十倍’‘人不如狗’……之类。……”（《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
二十六岁的姚文元，比两年前“反胡风”的时候神气多了，已成了道道地地的文坛打手。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发表《录以备考》，到年底，短短半年时间里，姚文元发表了五十多篇“反右派”文章，差不多三天一篇，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文艺报》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姚文元大打出手，成为人所共知的“棍子”！
免受这位“棍子”的棍棒之苦的，唯有其父姚蓬子。当他获知要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消息，连忙告诉父亲。几天之后，有人看见，一位年轻人趁众人午休之际，迅速地在上海作家协会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然后赶紧躲开。那张大字报的标题很醒目，曰《拥护共产党整风！》，署名姚蓬子。贴大字报者是谁？姚文元也！
只是这张大字报未能使姚蓬子成为“左”派。不久，姚蓬子还是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不过，这一回姚文元有了《录以备考》那样的“王牌”，他也就没有受父亲的牵连——他口口声声在组织生活时表白与父亲“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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