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姚文元传 > 第五章 对胡风“反戈一击”
“我已变成一棵墙头草”
“同志们，同志们，请安静！”因为有点口吃，姚文元平常很少在大庭广众中讲话、这一回却例外，他大声地说道，“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作家胡风老师。胡风老师是鲁迅的战友，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家。现在，我们请胡风老师作报告。大家热烈鼓掌……”
姚文元带头拍掌。
这是卢湾区团委宣传部举办的文艺干部学习班。这样不起眼的小单位，往往是很难请到大作家的。然而，姚文元拍着胸脯说：“我去请胡风。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一定能把他请到。”
姚文元说到做到、他来到胡风家，左一声“胡伯伯”，右一声“胡伯伯”，果真把胡风请来了。
虽说姚文元在父亲的“提携”之下，见过鲁迅，见瞿秋白，可是那时的姚文元乳臭未干，尚在牙牙学语之际。然而，胡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姚蓬子常常让儿子给胡风送稿子、送清洋、送书，十几岁的姚文元已经知道什么是大作家了。姚蓬子把儿子当作“交通员”；为的是让儿子早早结交文艺界巨星。
每当胡风来作家书屋闲坐，姚蓬子也总是把儿子喊来作陪“旁听”大作家的高谈阔论，以求受到文学的熏陶。
自从《百炼成钢》告吹之后，姚文元把目光转向胡风。
油汗淫淫，姚文元在家中底楼的书房里，翻找着胡风著作。
姚蓬子成了他的老师，指点着他怎样研究胡风著作。
在机关里，姚文元传出风声，他要给机关干部作一次文艺讲座：《论胡风文艺思想》。
大抵由于姚文元的口才太差，他似乎忙着以笔代口，写起长长的讲稿。因为是为机关里准备讲座，所以他在上班时间，也忙于写讲稿。
其实，“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姚文元哪里会把给机关干部作讲座放在心中。他在起劲地写一部厚厚的文艺理论著作：《论胡风文艺思想》。
他想，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不了，出版一部长篇文艺理论著作也能在文坛崭露头角。
说实在的，姚文元的运气实在太糟糕：就在他对胡风文艺思想心领神会、烂熟于胸，就在他的《论胡风文艺思想》写得差不多的时候，忽然文坛风向大变！
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中国文坛风波迭起：先是俞平伯在《红楼梦》中的研究观点，遭到了批判。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联席会议。渐渐地，批判的矛头转向了胡风。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其中的第三部分便是“胡风观点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读着周扬的报告，冷汗湿衣衫，姚文元先是震惊，继而沮丧，辛辛苦苦写成的《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不言而喻，泡汤了！
细思量，姚文元却又暗自庆幸起来：多亏他的讲座还没有讲，讲稿也未曾送出版社。须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出去的话，发出去的文章，如同泼出去的水。所幸水尚在盆中，盆尚在手中！
震惊过去了。沮丧过去了。庆幸过去了。姚文元之所以成为姚文元，在这关键的时候，显示了他的特点。
子肖其父。姚文元跟他的父亲一样，最拿手的好戏，莫过于“反戈一击”！
别以为直到“文革”，才发明“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姚氏父子早就谙熟“反戈一击”之法。
姚文元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新闻日报》上发表的《理论家和墙头草》一文，倒是他的绝妙的自我写照。那篇文章中，姚文元写了这么一位“猫先生”：
那天晚上，猫先生的愿望在梦中实现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一棵根扎得很浅的野草插在短墙上，在风中得意的摇摆。东来西倒，西来东倒，一点也不受拘束。他乐得唱起歌来：
我是一个最优秀的理论家，
什么风浪袭来我都不害怕，
因为我已变成一颗（引者注；应为棵）墙头草，
哪边风大我马上往那边斜……
歌未毕，突然一股强烈的风从南方吹来，他就顺着风向猛烈的向北倾斜，几乎成为九十度，表示他的正确性；可是他斜得太厉害，本来很民浅的根竟有一小半从土中脱出来了；这时北方又吹来一股大风，他就向南方猛烈的弯腰，这一下弯得太厉害，竟把根全部从浅浅的土中拔起来，没有等到第三次弯腰，他就摇摇幌幌从墙头一头倒栽下来。
“救命！”理论家大喊起来，浑身渗透了淋淋的冷汗，连毛都粘在一起了……
这位“理论家”猫先生是谁？不正是姚文元自己！
见风使舵，已成为姚文元的“理论”的“诀窍”。这位“理论家”最初的精彩表演，便是从“颂胡风”一下子倒向“反胡风”……
姚文元对胡风打了第一枪——在北京《文艺报》一九五五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一文。
这是一篇以《文艺报》通讯员的身份写的文章，口气却不小，不仅胡风受到斥骂，而且连《文艺报》也捎带着被批评了一通：
老实说，我对《文艺报》最大的意见之一，就是没有对胡风先生的理论进行持续的彻底的斗争。胡风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学理论是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文艺报》只公开发表了林默涵同志和何其芳同志两篇文章后就停止了。实际上几年来问题一直存在……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侮蔑党的立场上去了，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我是一个《文艺报》的通讯员。我认为《文艺报》的通讯工作（特别是近一年来）是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的。据我的看法，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忽视新生力量，不相信群众中会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这种骄傲自满的权威情绪终于使通讯员和《文艺报》的联系一天天削弱，使《文艺报》日益脱离广大群众……
姚文元此文写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深夜，是“看到十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以后，我感到非常必要和胡风先生的观点划清界限”，于是急急忙忙赶着政治浪潮而写。他自命为“新生力量”，要在反胡风运动中大显身手了。
在批胡风大会上一鸣惊人
大约由于胡风曾在上海工作多年，对上海文艺界有着深刻的影响，大约由于当时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彭柏山、王元化等（后来他们都被打成所谓“胡风分子”）抵制对胡风的批判，于是上海的批胡风运动如同温吞水一般。说冷吧，报上稀稀拉拉也登一点批胡风的文章；说热吧，那些文章如同隔靴搔痒。
一九五五年初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的批判胡风大会，便是一壶温吞水。会议在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中进行。
忽然，大会主席宣布：“下面由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姚文元同志发言……”
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拿着一叠厚厚的发言稿子上台了。姚文元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的批判调子唱得最高，鼎沸了！
这也难怪。他因为写《论胡风文艺思想》，熟知胡风观点，如今“反戈一击”，便也显得更加“深刻”！
姚文元不时挥舞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念着发言稿：
“胡风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来掩盖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思想的，他口口声声都似乎是站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原则的立场上，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或崇拜教条的人，可能被他给党中央报告中堆积满篇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吓倒。他的理论的危害性首先就在这里。披着羊皮的狼比满口鲜血的狼是更容易害人的。因此，必须剥去他的‘外衣’，把他彻头彻尾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本质，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来，摧毁他这道‘防线’，再来深入地分析他‘理论’的每一部分。……”
在作了这番“剥去‘外衣’”的开场白之后，姚文元“揭穿”了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日“断章取义”；二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三曰“硬搬教条”。
于是，姚文元给胡风“上纲”了：“在拥护党的口号下来反党，在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下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为人民服务的伪装下来反人民，这种现象并不是从胡风才开始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哈诺夫，……都曾经这样做过，胡风先生不过是因袭他们的那套笨拙的策略而已。……”
台下，老作家魏金枝听了姚文元这番“宏论”。拍了拍姚蓬子的肩膀，微微一笑：“令郎大有出息！”
姚蓬子听不出这话饱含冷嘲，得意地咧开了嘴巴。
身为《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张春桥，很注意听着姚文元的每一句话。他向来是一个擅长幕后活动的人物，总是自己出主意，让打手写文章。眼下，他正为发现了一个“左”字号的打手而暗暗得意。
虽然事先在屋子里关着门，把发言稿念了几通，然而，姚文元上台之后，念得还是结结巴巴。他不时瞪大了眼睛，不时口沫不断地溅到稿纸上……好不容易，他总算结束了发言——这次批判会上最长的发言。
这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坛第一次亮相——一副标准的“左”派嘴脸。
由于某人的提议，姚文元的发言稿被转到《文艺月报》编辑，“登一下吧”！
《文艺月报》是当时上海颇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主编为巴金，副主编为唐弢，王若望。
说实在的，在此之前，唐弢和王若望对姚文元其人，都眼生得很——虽然他们都认识姚蓬子，却并不知道姚文元乃姚蓬子的公子。
姚文元呢？他对《文艺月报》倒是颇为熟悉的，已经不止一次向这家有声望的文艺杂志投稿了。
唐弢主管理论文章。他已一次次给姚文元退稿。他觉得姚文元的文章有个通病：充满空洞的政治口号，缺乏理论深度和独到的艺术见解。
终于有那么一天，上海巨鹿路六七五号那幢小楼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要找王若望。
那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所在地，也是《文艺月报》编辑部办公的地方。
年轻人收拢八字脚，尽可能使自己的双脚笔直地在楼道上走过。
“我叫姚文元，在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年轻人一边、说着，一边递上了工作证，然后毕恭毕敬坐在对面。
王若望这才第一次知道姚文元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不知道来者何意。
“王老师，是这么回事……”年轻人打开了拎包，拿出一大叠稿子和信件，放在王若望面前。刚放毕，他的手就缩了回去，规规矩矩放在两个膝盖上。他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王若望也是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非等闲之辈。王若望原名王寿华，只因崇拜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取“约翰”法语谐音“若望”为笔名。王若望用目光扫了一下那些信件，上面都盖着《文艺月报》编辑部公章。一封封都是退稿信。
“您看，能不能选一篇登一下，扶植一下青年作者？”姚文元遇上紧张的气氛，讲话不由自主地有点结巴起来。他退了一步，又说了一句：“或者把几篇稿子合并一下，并成一篇，登一登？”
看着姚文元的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王若望说道：“你把稿子留下，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
姚文元连声说“谢谢”，倒退着走出编辑部的门。
姚文元走后，王若望把这一大叠退稿，又转给唐弢.
这一回，唐弢仔仔细细地又“拜读”了一遍，唉，满篇枯燥的政治术语，哪是文艺理论文章？！
“还是退稿！”唐弢实在挑不出一篇来，也无法“并”出一篇，只得装进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退还了“青年作者”姚文元。
由于有着这么一番经历，姚文元对《文艺月报》敬而远之。
这一回，由于上海作协的某领导的提议，要求刊登姚文元的发言稿，况且那时《文艺月报》又正缺批胡风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号上刊登，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
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了。姚文元要以“青年文艺理论作者”的身份，在堂堂的《文艺月报》上露脸，他喜不自禁了，
他吃了张春桥的棕子糖
事隔三十多年，王若望依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对笔者说：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排不久，突然，姚文元给他打来了电话。
“王老师，我的文章的清样，能不能多打一份给我？”姚文元问。
“对不起，我们《文艺月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王若望很干脆地回绝了。
“是这样的……”姚文元解释道，“春桥同志要看一下清样。”
一听说张春桥要看，王若望只得答应下来：“那就破例吧——我们多打一份清样，直接送张春桥。”
“谢谢！”电话挂断了。
张春桥怎么忽然关心起姚文元来了？王若望望着桌上的电话机，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张与姚，在“四人帮”中占了一半。张、姚在“文革”中，几乎“齐步”前进：当张春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充任组员；在“一月革命”中，当张春桥夺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宝座，姚文元则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在中共“九大”，张、姚双双作为“文革派”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在中共“十大”，张春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勾结，其实并非始于“文化大革命”。
在五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缘，使张春桥跟姚文元从陌生到熟悉。
他们的“友谊”渊源于上海的香山路。
在上海的四千多条马路之中，香山路可以算是最短的几条中的一条。它全长不过二百米长。林荫夹道，同中取静。
香山路属卢湾区。当年姚文元所住卢湾区团委的宿舍，在香山路二号。上海的《解放日报》社虽然坐落在外滩附近的汉口路，而报社领导却住在香山路九号。当年的张春桥，住在九号内一幢小洋房的二楼，底楼住着副总编王维。姚文元的住处与张春桥的住处，相距不过几十米而已。
做着作家梦的姚文元，听说《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就住在咫尺之内，便去拜望。
原先，在《解放日报》社的通讯员会议上，姚文元见到过张春桥，听过张春桥的讲话。不过，张春桥并没有注意这个卢湾区的通讯员。
正因为这样，当姚文元叩开张春桥的家门，张春桥的态度是冷淡的，敷衍着跟他谈话。
姚文元就象那次在王若望面前一样，自我介绍一番，然后说，“我就住在斜对面的卢湾区团委宿舍里，跟你是邻居。”
张春桥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他只是“嗯、喔”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
姚文元似乎也发觉张春桥的冷淡，于是，他终于说起自己见过鲁迅呀，说起了父亲姚蓬子。
一听说面前的年轻人是姚蓬子的儿子，张春桥站了起来，从柜里拿出个破了边沿的搪瓷碗，里头有几颗淡黄色的棕子糖。处处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张春桥，觉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有点“资产阶级”气味，使用“赤膊”的棕子糖招待客人，象征着“无产阶级”的“风格”。
姚文元用两个手指撮了一颗棕子精，放进嘴里。虽说这么一来他讲话更不顺畅了，但是棕子糖的甜丝丝的感觉，使他不象刚才那么拘谨了。
姚文元提及了父亲是“鲁迅的战友”，本意是借此引起这位张总编对自己的重视，想说明自己并非一般通讯员，而是出自“书香门第”、“作家之家”的“新苗”。张春桥确实因为姚文元提起了姚蓬子，这才看中了他。不过，张春桥却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的：姚文元一派“左”言，显然是做“棍子”的好料子。不过，要找几个这样的青年并不难。张春桥所需要的是“听话”的“棍子”。早在三十年代就混迹于上海文坛的张春阶，当然知道姚蓬子其人其事。张春桥很喜欢那些有着“小辫子”可以捏在他手心的青年，以便言听计从……
若干年后，当姚文元成为张春桥手下颇有名气的“根子”时，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张春桥忽然讲起了“它蚂蚁政策”。他的脸色显得非常严肃，说道：“白蚂蚁会从内部蛀空大厦，这是谁都知道的。国民党居然从白蚂蚁身上得到启示。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对付共产党人的政策，本来是抓一个，杀一个，抓两个，杀一双。后来，改变了政策，诱逼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叛变，再放回去。这些叛徒就成了白蚂蚁，从内部蛀空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蚂蚁政策’，是从姚蓬子开始的……”
讲到这里，张春桥用眼睛瞟了一下姚文元，只见姚文元的脸由红转青，由青转白……
后来，姚文元即便因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名震全国”，即便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始终对张春桥俯首贴耳，成为张春桥的“亲密战友”。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那天，张春桥言语不多。留在姚文元脑际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理论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政治家。要随时随刻注意政治风云的变化。我这儿消息灵通。有空，过来坐坐……”
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破天荒，一辆小轿车停在中共卢湾区委门口，说是接姚文元去《解放日报》社开批判胡风座谈会。
姚文元第一次“享受”这样的礼遇，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宣传部办公室。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姚文元的大名赫然印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这一回，不再是“豆腐干”，而是整整一大版。那文章的标题，显得颇有气派，十足的“革命”味儿：《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
这是姚文元从发表“处女作”以来，惨淡经营了六年之久，第一次发表的“有分量”的文章。
当天晚上九点多，姚文元就来到张春桥家里，说了一番出自心底的感激的话。确确实实，没有张总编的支持，当时的无名小卒怎能在堂堂的《解放日报》上打响这一炮？
“吃，吃，吃粽子糖。”张春桥又一次端出了搪瓷碗。
“粽子糖真好吃。”姚文元又用两个手指撮了一颗粽子糖，塞进了嘴巴。
“跟胡风的斗争，还会‘升级’。”张春桥吞云吐雾，透过袅袅青烟，把重要的动向告诉了姚文元，“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央会有新的部署。在上海，敢碰胡风的人不多，尤其是硬碰、真碰的人不多。你还可以给《解放日报》写几篇！”
铭心刻骨，姚文元感激张春桥的“栽培”。
张春桥果真对来自中央的消息非常灵通。经过他的亲自安排，姚文元以反胡风的“英雄”的姿态，在五月份的《解放日报》上出现了：
五月七日，刊出姚文元的《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
五月九日，《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
五月十一日，《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
如此隔日一篇，姚文元名声大振。
最令人震惊的是，不早不晚，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以几整版的篇幅，刊出关于胡风等人的第一批材料及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发表了毛泽东以编者名义所写的那著名的《编者按语》。批判胡风，不再是学术性的批判，而是提高到“反党集团”（自六月十日起改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
多亏张春桥提供了重要信息，姚文元能在《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发表的前夕，抢先抛出三篇批判文章，戴上了“先知先觉”的光环。
紧接着，五月十七日，姚文元又在《解放日报》上登出《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那是“看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舒芜所揭发的胡风反党活动的材料”，姚文元“感到愤怒”，于当天深夜赶写此文。姚文元写道：“我们从这些材料中更可以看到一个极端黑暗极端无耻的灵魂，一个被狂热的唯心主义和最下贱的政客手段所养育着的丑恶的灵魂……”
姚文元对胡风泼尽污水，最后，发出如此“誓言”：“我表示：我要尽一切力量继续投入斗争，我也希望进一步动员我们的思想战线上的一切力量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卑鄙的罪恶行为，两面派恶劣手腕，给以十倍的还击。”
一星期后，《人民日报》登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同时刊出毛泽东写的《驳“舆论一律”》。
又过了一星期，六月一日，姚文元的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他的文章题为：《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这篇文章是经张春桥审定、推荐，而出现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当《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张春桥当即嘱令《解放日报》于六月三日转载。
在这篇文章里，姚文元的调子唱得更高了：
“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后，愤恨的烈火把我的血液烧得滚烫。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目的，他们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和使反革命政权复辟的阴谋，现在是赤裸裸完全暴露出来了。……
“我要求把胡风反党集团全部阴谋活动彻底追查清楚。
“我要求对党的死敌——反革命集团首恶分子胡风依法予以惩办！”
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姚文元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他发表了十三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半数登在《解放日报》上。他作为“棍子”，第一次打出了“棍威”。于是乎，他给自己插上了一根美丽的羽毛，曰：“青年文艺理论家”！他在文坛上冒出长角带刺的脑袋。
就这样，姚文元靠着批胡风起家，靠着张春桥往上爬。他所写的《论胡风文艺思想》，竟奇迹般变为他批胡风的“资本”。
从此，他把见风使舵当成看家本领。把“反戈一击”当作“成功秘诀”。他成为文坛上的投机商。
跌入了泥泞的路
反胡风运动，在一九五五年六月，达到了高潮：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二十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毛泽东写了序言和按语。
照理，作为反胡风的“英雄”的姚文元，此时此际应当然鼓噪而进，再发表一批讨胡“檄文”。
出人意料，姚文元突然偃旗息鼓，从报刊上消失了：从一九五五年六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姚文元整整沉默了一年，连“豆腐干”文章也未曾发过一篇。
意气正盛的姚文元，怎么会一下子收声敛息？
哦，这里用得着一句中国谚语：“大水冲了龙王庙！”反胡风斗争，反到了“英雄”头上来了！
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难忘的一天；他正在机关写批胡风的稿子，忽然有人告诉他，说是他的母亲来了。
脏衣服不是在星期天已经带回家洗掉了嘛，母亲来干什么？
姚文元匆匆奔出大楼，只见母亲周修文神色紧张站在大门外。
她悄悄附在姚文元耳边说：“爸爸给抓去了！”
姚文元一听，脸色陡变。略微镇定了一下，他说：“你赶紧走。我下班以后回家。这消息对谁也别讲！”
“你放心。”母亲说，“我怕别人知道，才来机关找你。我怕打电话会被总机听见……”
周修文说罢，急急走了。
下班之后，姚文元悄悄回家了。
直到夜深，姚文元才若无其事地回到机关宿舍。
这一次，姚文元蒙受了沉重的打击……
解放之后，姚蓬子仗着有二十三万元（即旧人民币二十三亿元）的资本，仍然开他的作家书屋，当他的老板。
不过，他没有宣铁吾那样的靠山，不能再做纸张投机生意了，收入远远不及纸贩子的年月。
令人头痛的是，作家书屋里的职工成立了工会。工会成了他的对头。
工会一次又一次跟姚蓬子谈判，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
姚蓬子总是打“太极拳”。实在没招儿了，这才象挤牙膏似的，增加一点工资、福利。
一九五五年，在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作家书屋并入了全民所有制的上海教育出版社，作家书屋的职工，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职工。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成了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资料员——不过她实在干不惯，做了一年就洗手不干了。
姚蓬子在作家书屋关闭之后，干脆，宁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无业游民”。
他倒有点“自知之明”。他深知，自己有着叛徒历史和奸商劣迹，又是地主、资本家“双料货”，在共产党手下别指望在政治上东山再起。
他庆幸自己在解放前夕，狠狠地在经济上捞了一把。如今，不仅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有一笔可观的存款。即使夫妻双双不去工作，光拿利息、定息。就足以维持生活。
他乐得在家逍遥自在，大可不必到上海教育出版社去当一名编辑。
他也庆幸在解放前夕。让儿子姚文元挤进了共产党。从此，儿子有了比大学文凭更重要的党票，有了比利息、定息更重要的政治资本。
在家里实在闲得无聊，他就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兼点课，讲讲中国文学史，讲讲《水浒》研究，拿点讲课费。
不过，这仅仅是兼课教师而已。他并非该校正式职工，可以不参加该校的政治运动，依然十分“自由”。
他的算盘打得蛮不错：有了钱，生活无忧无虑；有了自己的房子，象蜗牛有了硬壳，政治风浪来了，可以躲进“避风港”；成了兼课教师，对外人可以自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会象“无业游民”那么叫人瞧不起。
万万想不到，冰凉的手铐会突然戴在他的手上！
姚蓬子的被捕，原因诸多。其中之一在于胡风事件：当反胡风运动的调门越唱越高，胡风被定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姚文元成了反胡风的“英雄”，姚蓬子却大倒其媚。由于作家书屋出版过胡风著作，他曾跟胡风有过许多交往，在清查“胡风分子”的时候，便查到了他的头上。他被列入“胡风分子”嫌疑名单之中。
原因之二在于潘汉年。潘汉年是姚蓬子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对姚蓬子的叛党经过，一清二楚。姚蓬子每当看见报上登着“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字样，便触目惊心，惶惶不安。他曾私下里对人说：“只要潘汉年在上海，我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出差去京的潘汉年突然在北京饭店三○三室被捕，罪名是极为可怕的：“内奸”！后来，潘汉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文革”中死于监牢。直至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宣布“潘汉年事件”乃是一桩冤案。
潘汉年的被捕，也牵涉到姚蓬子。因为当年姚蓬子担任中共特科联络时，顶头上司便是潘汉年。潘汉年既然是“内奸”，那么姚蓬子也有“内奸”之嫌——唉，不论潘汉年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使姚蓬子的日子过得不安宁！
于是，姚蓬子作为“胡风分子”和“潘汉年分子”的双重嫌疑，由公安部六局拘捕审查，押往北京。
经过审查，姚蓬子既定不上“胡风分子”，也够不上“潘汉年分子”。不过，七审八查，却查出了他的叛变问题。《中央日报》上那《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白纸黑字，姚蓬子无法抵赖，不得不写下《我在南京狱中叛党经过》长篇交代，交给了公安部……
姚文元是党员。家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政治性问题，他理应向党组织汇报。他却不声不响，想瞒天过海，因为反胡风的“英雄”有着这么一个父亲，锦绣前程付诸东流！
隐瞒毕竟无济于事，党组织找姚文元谈话了。本来，直至解放后，姚文元还在组织面前宣称父亲是“党外民主人士、进步作家”，这一回支支吾吾，咬文嚼字。半晌，才说出一句：“我父亲是革命低潮时的脱党分子。”仅仅是“脱党分子”，而且是在“革命低潮”时才“脱党”的，姚文元的每一个字都注意了“分寸”！
“我早就跟父亲划清界限！”姚文元马上又补充说明，“我一向住机关宿舍，就是为了跟家庭划清界限。去年春节，我回家过年，母亲给我吃白米饭，我很生气。我对她说，现在大家都吃红米饭，我们家里怎么特殊？我批评了家里，连饭也没有吃！”
他瞪着一双金鱼眼，说罢，习惯地用右手衣袖擦了擦额上的冷汗。
党组织没有当面戳穿他的西洋镜。
没多久，机关里开展肃反和清查“胡风分子”，姚文元心中如同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
姚文元跌入了泥泞的路。
起初，区委宣传部里查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而此人跟姚文元来往密切，涉及了姚文元。
接着，有人检举说，姚文元“宣扬过胡风文艺思想”。
紧接着，姚文元被列为清查对象——清查他跟胡风的关系。一个反胡风的“英雄”，落到这种地步，可谓惨矣！
最使姚文元伤心的是，对象吹了！
那时候，姚文元热恋着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金英，而金英正举棋不定；眉清目秀的她，看到姚文元接连发表那么多反胡风的文章，有点动心，可是她又觉得组织部里另一位男青年风度潇洒。一表人材，远在姚文元之上。
金英是上海民本中学地下党员，一九四八年一月入党。她在党内职务比姚文元高。在肃反运动中，金英成为区委机关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她，一副冰冷的面孔，代表组织找姚文元谈话，要姚文元交代跟父亲姚蓬子的关系，交代怎样宣扬胡风的文艺思想……
望着金英铁板般的脸，姚文元心似刀绞。
完了，完了。父亲被捕了。不能发表文章了。受到审查了。恋爱告吹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使姚文元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他得了中耳炎，从右边的耳朵里不住地流出脓水。他只用手帕擦一擦，没有心思去医院看病。
常常在宿舍里默默地看天花板，吃不下饭，看不进书，写不成文章，睡不着觉。他的心灵受着难言的折磨。本来，有一段时间，他生怕金英嫌他脏，曾勤洗勤换过衣服、枕巾、被单，如今“复辟”了，一如往常那般懒、脏、杂、乱。
终于，一天晚上，在上海南昌路一○二弄十号——当年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所在地的小天井里，召开了一个帮助姚文元端正思想的会议。
姚文元一边听着发言，一边不住地用手绢擦着从右耳流出的脓水。
按照那时会议的“程序”，末了当然要被帮助的人表态。只见姚文元低垂着头，长叹了一声：“我有病，但是我不想去看病。我今天二十四岁，能够活到三十岁，也就差不多了……”
会议不欢而散。
回到宿舍，叹气已毕的姚文元却又对人说：“我在死以前，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卢湾区委肃反市干领导小组正式找姚文元谈话。姚文元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他为自己辩解道：“我向来以为父亲是‘三进步’——进步作家，开进步书店，卖进步书籍。父亲的问题，是在他被公安部逮捕之后，我才知道的。我受父亲的蒙蔽。我，我，我今后保证跟父亲划清界限……”
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卢湾区委审干办公室写出了关于姚文元的审查报告。现摘录这个报告原文于下。虽然这个审查报告是用当时的政治语言写的，现在用历史的目光审视并不见得准确、正确，但却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反胡风“英雄”姚文元当年的尬尴和狼狈：
姚（文元）的父亲与胡风、彭柏山、潘汉年关系均很好，并有往来，姚文元也见过面；但这些情况姚一直未交代过，而且一直强调自己与家庭关系恶劣，但不正面提出，又不向组织汇报，这次反胡风斗争开始，姚从未把这种具体情况进行揭发。
解放后姚文元在他自己家里见过胡风并从他父亲口里听到胡风对党不满，骂我们党的文艺领导同志，而在解放前姚也见过胡风。同时在家里也见过胡风分子梅林（引者注：原名张芝田），也从他父亲口里听到梅林发牢骚，对解放后的现状不满，但这些问题姚从未揭发过，也未向组织汇报过。
解放前，姚经常阅读与研究过胡风的书，如希望、泥土、蚂蚁等出版的书籍和杂志。解放后姚文元同样买了很多胡风的书籍。如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逆流的日子》等，但从未批判过，反胡风斗争开展后姚文元还把胡风等的书籍放到外面公开的书架上。
姚文元同样认为胡风是进步的，路翎写文章很有“才华”。对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胡风诬蔑香港党的文艺领导同志是“逃兵”来反攻党对他的批评，姚文元也认为是对的。
一九五五十二月二十日
姚文元其实也深知姚蓬子与胡风、彭柏山等人的关系。他曾采取过“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一文，曾激烈地攻击过彭柏山：
“如果不是党中央坚决展开这一斗争，这些潜伏在党内的胡风集团分子要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彭柏山，他已经爬到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爬到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去了，胡风要通过他来开辟岗位，企图通过他和刘雪苇来‘顶住’华东和上海，一直到对抗‘上面’——党中央！彭柏山还企图让胡风‘帮弄华东，留在上海，’使胡风能直接攫取华东地区文化事业的行政领导权，这阴谋多么毒呀
无奈，这般的“以攻为守”还是无用，他的“两面派”手法无济于事，中共上海卢湾区委还是要他交代与彭柏山的关系
一次一次地“挖根”，检查家庭影响；一次一次地交代，接受批判。“左”派姚文元变得灰溜溜的。
他，想溜了！
当姚蓬子获释以后，当肃反、反胡风的浪头过去之后，姚文元如释重负。他，想方设法要调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他在这里挨过批判，抬不起头，何况要当大作家，这儿也不是合适的地方。
姚文元盘算着，怎样挤进上海文艺界。他悄然把那十三篇批胡风的文章，整整齐齐剪贴成一本。在他看来，这已成了他进入上海文艺界的敲门砖和垫脚石……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