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喜临门”
《录以备考》留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脑海中的美好印象，终于在一九五八年化为一纸调令：姚文元不再是从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借调到《萌芽》杂志编辑部，而是正式调往中共上海市委。
那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六月一日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任命陈伯达为总编辑。
柯庆施一回到上海，当即决定中共上海市委也创办理论半月刊，取名为《解放》，于七月一日创刊，任命杨西光为总编辑，石西民为副总编，周原冰为编辑部主任。柯庆施点名调来姚文元，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
从此，姚文元成为柯庆施“直辖部队”中的一员，消息益发灵通了，跟张春桥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柯庆施有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姚文元常有机会出席这样的小会了。他拿出小本本，不断记下柯庆施的话，揣摩这些信息，加以延伸，加以发挥，便变成姚文元的文章。轧苗头，看风向，已成为姚文元的写作秘诀。
政治上的得势，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今非昔比，姚文元已不再是在中共上海卢湾区委挨批判时那样窝窝囊囊，再也不用在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金英面前低三下四了。“英雄”，赢得了金英的爱情。
一本又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不断送到金英手中。每一本书，仿佛一颗砝码，加重了姚文元在爱情天平上的分量：
一九五七年六月，姚文元平生第一本书——杂文集《细流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印行了姚文元的第二本杂文集《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姚文元的第三本书——《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本小册子——《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的几个特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出，成为姚文元的第四本书。
离香山路不远的思南路八十五号，变得热闹起来，贴上了红色的“喜”字。
自从划为右派分子之后难得露面的姚蓬子，也穿上一身新衣裳，和妻子一起前往香山路，步入儿子的新房，表示祝贺。
姚文元经历了一番“苦恋”，终于结婚了。新娘便是金英。
为了庆贺与金英的结合，姚文元取了一个笔名“金兆文”。“金”、“文”的来历都很明白，那“兆”则取自“姚”
姚文元“双喜临门”了。他，“羽翼已就”，要“横绝四海”了。
讨伐文坛老将
南征北战，东讨西伐。越是得志，越是疯狂。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手中拎着棍子，战绩“辉煌”。
过河的卒子吃老将。姚文元所征所伐已是那批建树丰功的老作家。
冯雪峰，当他担任左联的中共党团书记时，姚文元才出生。冯雪峰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成为鲁迅的亲密战友，鲁迅去世时丧事由他主持，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对于这样的革命前辈、文坛老将，姚文元斥之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者”。姚文元用从笔尖流出的墨水，往冯雪峰脸上抹黑。那些话语，非常刻毒：
“冯雪峰从他早年参加左翼文艺运动开始，指导他的行动的基本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个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始终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只看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因此，就顽强地要用一套在马克思主义词句下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领导文艺运动，顽强地反对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冯雪峰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一九五八年二月第四期《文艺报》）
艾青，这位中国诗坛的主帅，也不在姚文元的眼中。姚文元写了洋洋万言的《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五期《学术月刊》。姚文元用这样的“概括”，指责艾青怎样“堕落为人民的敌人”：
“在民主革命时期，艾青在某些方面比丁玲走得远些。抗日战争初期，他曾经写过一些较好的诗歌，表达了人民抗日的热情。然而由于艾青的基本方向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他的一切诗歌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轴心而旋转，所以革命越前进，越是接近社会主义，他的进步性积极性就越缩小。到了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天下，艾青的积极性就不但等于零，而且转化为彻底的反动性了。
“分析这样一个‘诗人’的思想历程，可以增长我们的社会主义觉悟，知道许多世事。并且从他身上，取得深刻的教训。……”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姚文元咒骂老干部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其实，姚文元论定艾青的道路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已经“首次”使用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样的“批判”公式了。
就连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上海老作家巴金，居然也连遭姚文元的棍打。姚文元发表了《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巴金作品讨论）》等文，认为巴金的小说《灭亡》充满“阴暗的虚无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而且批判了巴金迄今“仍旧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对于作品中暴露得很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作了肯定和歌颂。……”
姚文元甚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丁阿姨”——丁玲。当年，丁玲与姚蓬子共办《北斗》，又一起被关押在南京。姚蓬子叛党，丁玲挣脱了锁链，奔向延安……当丁玲、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时，丁玲“贬值”了。管她什么“甲玲”、“丁玲”的，谁“贬值”，就打谁。反正“符合”领导意图是最重要的。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三十五期《展望》杂志上，姚文元已向丁玲放了一枪——《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那口气，令人竖起汗毛：“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这样灵魂腐化丑恶的人，我们斗争她，难道还有什么可惜吗？一条黑颜色的毒蛇是毒蛇，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仍旧是毒蛇，决不因为表面上好看，就可以放它过关……”
到了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抛出两篇万言长文，对“丁阿姨”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批判”：《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二期《收获》）；《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一九五八年第三期《文艺月报》）。
姚文元这样“评价”丁玲的早期作品：“当我读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感到有一个残忍、冷酷、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带着狂热的色情的眼光和蔑视一切的冷笑，在作品中向每一个读者扫射着，煽动着读者去和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对立，同共产主义道德对立。……丁玲所死抱住的形形色色的莎菲们将显出她们全部的无耻、反动、黑暗同渺小，她们以及那个早已被粉碎了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王国，将永远地被社会主义文学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
姚文元对丁玲的《在医院中》“上线上纲，成了”反革命作品“：”丁玲的反革命作品《在医院中》，就是把伟大的、光明的解放区歪曲成漆黑一团，把英勇而勤劳的劳动人民及他们的干部诬蔑成冷酷无情的人。反之，对于敌视革命队伍、内心黑暗、抱着顽强的反党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把他们粉饰成善良的受屈的羔羊，企图引起人们对他们反革命思想的同情。很明显，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来描写革命队伍和解放区生活的，这个立场是和中国革命的方向相敌对的反动立场，因而作品本身也就带着露骨的反动性。……“
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我先知，唯我先觉。二十七岁的姚文元如同一颗扫帚星，在中国文坛上扫荡着。
姚文元的“诗传单”
姚文元的棍子，居然打到古人欧阳修头上去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出版的第十六期《读书月报》上，姚文元发表了《向“广大群众”推荐什么东西？——简评（欧阳修词选译）》。
欧阳修乃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黄公渚的《欧阳修词选译》。用白话文翻译欧阳修的名作，这本是向广大群众普及古典文学的好事。然而，姚文元却不。他首先提醒人们，今日所处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他说：
“全国人民正投身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干劲无穷尽，跃进再跃进，上游再上游，向伟大的共产主义前进！六亿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接连不断地创造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
在如此“火热朝天”的年月，姚文元以为出版《欧阳修词选译》，“会削弱人民革命的积极性”、“大多数是表现着露骨的颓废厌世的倾向”，“特别是广大青年，尤其有着毒害作用”。
姚文元危言耸听地说，古典文学，“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正是跃进高潮接着高潮的伟大时代，思想战线也要大跃进，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毛泽东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
大抵因为当过《萌牙》杂志的诗歌编辑，大抵因为父亲姚蓬子喜欢写诗，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发表《让诗传单飞遍全市》。
姚文元力主诗歌应当“赶任务”，“通过几万、十几万宣传员的口，广泛地传播到工厂、学校、里弄里去，有力地发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
姚文元说，诗歌是“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每一句都是战斗的歌声，每一首都是行动的号召”。
他批判道：“在以前，或在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冷眼旁观、鄙视‘赶任务’，看不起及时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短诗，或在崇洋观念支配下，形式上机械地摹仿外国，不愿写民歌体的诗。这样，当然就不可能用满腔热情来写诗传单了。……”
在“满腔热情”鼓舞之下，为着“赶任务”，为着“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在那“大跃进的年代”，姚文元居然也成了“诗人”！
论“棍”才，姚文元远远胜过他的父亲！可惜，论诗才，姚文元则远远逊于其父。
如今，读者们读着姚文元的“诗传单”，会笑问：这是诗？
请看，“诗人”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街头文艺》创刊号上写的诗，题为《我们工人骨头硬》：
我们工人骨头硬，
刺刀底下夺江山，
拔白旗，插红旗，
干劲要叫天地翻！
钢水滚滚火光闪，
定叫英美吓破胆！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文汇报》的《诗传单》栏目里，又一次刊出姚文元的“大作”，题为《和平出在斗争里》：
美帝英帝，是纸老虎，
外强中干，见风转舵，
你若怕，就欺你，
坚决斗争，一定胜利。
全体同胞，斗争到底，
哪里逞凶，哪里粉碎。
同志们！
奋举宝刀斩毒爪，
掀起怒潮葬狂贼！
从来光明胜黑暗，
和平出在斗争里！
呜呼，一时间，古之词人欧阳修被批判，今之诗人艾青被打倒，剩下只有“棍子诗人”姚文元，剩下只有“诗传单”！
就连曾经出版过诗集《银铃》的姚蓬子，“拜读”了儿子的“大作”，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对老伴说：“文元写的是诗？”
一度“失业”的“棍子”
林村，姚家三楼，老保姆冯金芸在忙着粉刷墙壁。
冯金芸是姚蓬子的诸暨同乡，在姚家干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粉刷墙壁。
白墙，绿窗纱，花窗帘，三楼显得格外幽雅、整洁。
那是一九五九年春，金英要做妈妈了，姚文元就以此为借口，搬到父母那里去住。这时候的他，已是“铁蛋掉在铜碗里——响当当”的“左”派，已经不在乎什么“划清界限”之类忌讳了。父母那里有保姆，母亲又闲在家里，住到那里自然要舒适得多。
金英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小红。
姚蓬子当上了爷爷，扫去了这几年心头的不快，脸上露出了笑容。
可是，他笑了没有多久，脸又拉长了：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的领导考虑到金英是那里的组织部负责人，住在姚蓬子家毕竟诸多不便，要她搬出去。
虽然姚文元拖着不搬，但是卢湾区委已一再提醒金英，姚文元这才不得不与金英迁入机关宿舍。
他们把女儿留给姚蓬子、周修文抚养。直至“文革”中，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那群年轻人来抄姚蓬子的家，小红和她的妹妹还住在姚蓬子家里。
“棍子”是吃“阶级斗争”的“饭”的。姚文元在“反胡风”、“反右派”中大打出手，到了一九五九年，“棍子”竟渐渐“失业”了。
他仍在不断地发表文章，只是不大容易捞到整人的机会，——因为毕竟要等“上头”有了“阶级斗争”的意图的时候，才可以显示“棍威”。
姚文元写些什么呢？
他称赞“退休工人闲不住”——《发扬“闲不住”的精神》（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他说说“认真读书”——《漫谈读书》（一九五九年四月八日《文汇报》）。
他对废物利用发生兴趣——《废物中有奇珍异宝》（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
他谈业余生活——《需要什么样的业余生活？》（一九五九年七月第十四期《支部生活》）。
他写起了《在前进的道路上——评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红光普照大地）》。
他发表“美学笔记”《论建筑和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
他甚至对江河、红绿灯、像片之类产生兴趣，写了《咏物杂感》之类。
这时的姚文元，象刺猥失去了一身硬刺，成了温和的兔子。
偶然他也发出几句批判之声，不过，那是批判印度总理尼赫鲁（《这是什么“人道主义”？》），批判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尼克松的“拿着吧”》）。
一九五九年盛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亦即“庐山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又收紧了。
本来，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正是挥刀跃马、杀上“阶级斗争”战场的大好时机。这一回，他心中一阵紧张。
姚文元紧张点啥？外人莫知！
唉，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好在一年之前，他为作家社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写了一本评论小册子，列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读书运动辅导丛书”之一。那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本书评小册子会给他惹了大麻烦！
为什么呢？《保卫延安》中作为英雄人物之一加以塑造的，不是别人，正是彭德怀！
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姚文元重读自己一年前写的那本小册子，脸色都变了。
那本小册子，印行了八万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他的评论：
“彭总的特点是极其沉着、镇定、冷静。……他对敌我情况了如指掌，能在似乎是最危急的时候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把敌人引向灭亡。……彭总的判断是明晰简单的，只有几句话，但包括了一切最根本的东西。
“……敌人的主力被彭总巧妙地引向绥德地区，蟠龙镇这个老巢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
“……他好象掌握了启发人思想的钥匙，很简单的几句话，便会使你思想一下子变得很明朗，事情一下子变得很清楚。
“就是在情况最紧急的时候，彭总也没有任何冲动。……在沙家店九里山摆下战场，把敌人全部消灭，取得了在西北战场上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但彭总不但是一个天才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彭总身上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力量。……我们感到彭总纯洁的党性，在平静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在战略上根本藐视敌人，有毫不动摇的胜利信心；在具体的战役中又非常周密地一线不苟地检查各项具体的准备工作，置敌人于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
在小册子的结尾处，姚文元又一次热情洋溢地歌颂彭德怀：
“现在彭总正屹然站在世界地图旁边，严密地注视着帝国主义的动静；……随时准备把敢于发疯的敌人送进坟墓里去！”
小册子出版才一年，彭总就迅速“贬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一下子“贬值”为“反党集团”的头子！
就在各单位都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那些日子里，姚文元步入上海新华书店，还看见书架上放着他的那本小册子！他，顿时触目惊心，赶紧走开了……
《保卫延安》被停止发行了。
幸亏姚文元已是颇有名气的“左”派，没有人给他“上纲”，总算躲过了一道难关。
倘若不是因为在一年前写过那本小册子，姚文元定然会来一篇《（保卫延安）为谁唱颂歌？》之类的“批判”文章。
不过，六年之后，他毕竟还是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在那时他写的小册子差不多已经从人们的记忆屏幕上消失了……
批判巴人的“人性论”
就在“棍子”“失业”了一年的时候，张春桥告诉姚文元重要消息：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浪潮，已经波及首都文艺界。这一回，康生树了一个靶子，那就是巴人的“人性论”。
惯于以“领导”意图为行动指南的姚文元，赶紧跑进图书馆，找寻那“箭靶”……
巴人，不论是革命经历，还是文学经历，都足称老资格。他，本名王任叔，并非四川巴蜀人，而是浙江奉化人。他从“下里巴人”中，取了笔名“巴人”。论年岁，他正好比姚文元大了整整三十。
早在一九二四年，巴人已参加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向来看重同乡。巴人借助同乡之谊，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任机要科科长，暗中为周恩来传递重要情报。大革命失败后，巴人在上海参加发起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鲁迅去世后，他曾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一起主持《鲁迅全集》编辑工作……一九五○年，巴人被周恩来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全权大使。一九五三年起，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天津《新港》杂志上，姚文元查到了巴人的一篇两千来字的《论人情》，大喜过望——这下子可找到“大批判”的好材料了。
在《论人情》中，巴人写道：
“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最缺少的东西，是人情，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那么，其原因，怕还在于我们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了吧！”
巴人指出：
“什么是人情呢？我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
“其实，无产阶级主张阶级斗争也为解放全人类。所以阶级斗争也就是人性解放的斗争。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
“因之，我想如果说，我们当前文艺作品中缺乏人情味，那就是说，缺乏人人所能共同感应的东西，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棍子”顿时“摇”起来了，挥笔疾书，写出长达万言的《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抢先在全国批响头一炮。姚文元在一九六○年一月写完，《文艺报》在一九六○年第二期刊出，上海《文汇报》于二月十日全文转载。顿时，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巴人的一股狂澜。
姚文元居然用“老鼠粪”来嘲弄老作家巴人：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好象一颗老鼠粪，掉到什么锅里都要搞臭一锅汤。巴人的‘人性论’是成体系的，他几乎把它贯穿到文艺的一切方面去，把很多问题都搅混了。”
姚文元追根刨底：
“巴人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样系统，这样猖獗，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
“巴人的人性论，同在新文学史上我们曾经与之进行许多次斗争的人性论，特别是胡风、冯雪峰的人性论，是一脉相通的。”
一阵乱棍，打得巴人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一年，巴人被调往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
在“文革”中，巴人被逐回家乡奉化，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受迫害而死。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挣扎着写完一百六十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
姚文元在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之际，顺便捎带着给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钱谷融教育一捧——在一九六○年第五期《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观点》：
一九六○年冬，又是那个张春桥，向姚文元透露重要的“信息”：柯庆施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听说，毛泽东几次谈及美学问题。
美学，这对于姚文元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不过，养成赶浪潮“习惯”的他，一知半解地看了一通美学书籍，便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一整版的长文《论生活中的美与丑》。
不料，假猴王遇上孙悟空。美学家朱光潜教授读后，写了批评文章，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七日《文汇报》上发表。
“冒充金刚钻”的姚文元，虽然口口声声说：“对于美学，我是一个初学者；懂得还很少。”却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文汇报》上，发表整版长文《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从此，他批判起朱光潜教授来了。虽然他对美学确属外行，而在破口骂街方面却十分内行，他居然给朱光潜教授扣帽子了……
成为《解放日报》编委
一九六一年底，《解放》半月刊决定停刊了。
姚文元在《解放》半月刊结束工作之后，于一九六二年春，调往《解放日报》社工作。
姚文元又搬了一次家。
这一回迁入的新居，对于姚文元来说，那是熟门熟路：香山路九号《解放日报》宿舍！
那儿是姚文元当年常常去吃棕子糖的地方。竟是那样的凑巧：姚文元搬入的房间，正好是当年张春桥家楼下！
当年，姚文元作为《解放日报》的一名通讯员，他走进这幢花园洋房时，不敢咳嗽一声，惟恐不恭；如今，他大摇大摆，迈着八字脚，瞪着金鱼眼，跨进了大门。他，已成了取张春桥而代之的新主人。
姚文元是张春桥建议、柯庆施点名，调往《解放日报》社的）。
“要不要让他当副总编？”柯庆施征询张春桥的意见。
“我看，让姚文元当个编委为好，让他超脱一些。”张春桥富有“战略眼光”，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他看稿子、管版面，不要让他陷进具体事务。应当发挥他的特长，多写些文章。作为我们的喉舌。”
“你说得对。”柯庆施很少当面表扬别人，这一回夸奖了张春桥。
“以后开市党代表大会，可以安排他当个市委委员。”
张春桥又补充了一句。
“行，就这么定。”柯庆施说道。
很快，《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副总编王维接到了来自上面的通知：姚文元担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文艺部具体工作可由副主任李家健负责。
从此，姚文元成为文坛上的一位“巡察使”。他被视为有“来头”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章被视为有“来头”的文章——虽然他的文章未必都是体现“上头”来的意旨，他也乐于狐假虎威，仗势欺人。
他，再不是当年他自己在《论“知音”》中所宣称的：“批评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作家打分数的教师，他应当成为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和诤友。”
他，已成为高踞于作家头上以鸣鞭为职业的总管！
“姚文元＝棍子”，不仅许许多多作家如是说，而且千千万万的读者也如是看。
半是讽刺，半是忿懑，人们称姚文元为“摇棍子”！
在报纸上出头露面的是姚文元，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幕后指挥是张春桥。
偶然，有一回姚文无泄露了天机：
姚文元到《解放日报》上任之后，在“朝花”副刊版上开辟“文坛漫步”专栏。积极的投稿者之一，便是徐景贤。
徐景贤接连在“文坛漫步”专栏里发表了《冷酷的观众》和《摇头派》两文。石铮则写了《何惧于摇头》，对徐景贤的文章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姚文元见到石铮，用近乎恫吓的口气说道：“‘文坛漫步’有个作者座谈会，景贤也参加的。春桥同志经常给我们指示，对我们很有帮助。景贤写的短文，春桥同志是看过的。”
姚文元的话，明明白白地把后台老板说了出来：张春桥不仅给他们“指示”，而且还审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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