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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声望巅峰（2000~2003年）
“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一切就会一帆风顺，中国的经济也就很快腾飞。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
对泡沫破灭的预言
2000年1月24日，是吴敬琏70岁寿辰。
早在一年前，他的朋辈和弟子们就开始筹划祝贺之事。当时吴敬琏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学术访问，他发回电子邮件表示，“大家的心意我是很感激的，但不要搞对我个人的歌功颂德，最好的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对我们共同的改革事业（不是个人的成就）作一次系统的回顾和展望”。经过讨论，朋友们同意以举办学术研讨会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同时出版一部经济论文集，来纪念他在半个世纪中的辛勤耕耘。
这场研讨会是在2月26日召开的。据时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的李剑阁回忆：“来自学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宾朋满座，盛况空前。代表各个学术流派和各种观点的与会演讲者不仅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进行了无拘无束的深入讨论，而且以真挚感人的语言，对吴敬琏的道德和文章作出了恰当的评价。会议气氛浓烈，会后人们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
就在这场祝寿研讨会的7天后，3月4日，吴敬琏突然扮演了一个“黑色预言家”的角色。当时正在召开全国“两会”，这一天，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吴敬琏在一次与记者的即兴谈话中，对如火如荼的网络经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目前香港和内地都在炒作网络股，它对高新技术产业利少弊多，传媒最好不要推波助澜。”他认为，“在中国，现在上市的网络股没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股。”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讲话引来了证券界和网络界人士的强烈反击。
这已经不是吴敬琏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中国资本市场的混乱现象。早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就对记者抱怨说：“在规范的证券市场上，一般有两个渠道可以来钱，一个是投资回报，另一个来源靠价差，价差就是钱在几个人的口袋里转，在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容易出问题。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场所。由于制度不规范，股市由少数有权力、有后台的所谓‘庄家’支配，他们赚的概率很高，一般的投资者，就是给人垫背。”当时，吴敬琏还提出了一个倡议，他说：我向诸位媒介呼吁，我们能不能来一点小革命，把“股民”这个词革掉。我非常反感传媒用“股民”这个词。什么叫股民？他是股东，他是“东家”。在中国的语汇里，因为长期的封建社会，这个“民”，相对应是“官”，意思就是低人一等，这个不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一定要树立一个概念，这个股东，他是“东家”，而“不是可以任意鱼肉的小民”。
吴敬琏当然不是第一个对股市提出批评的人，他想要把“股东”和“股民”分开来的建议，在很多人听来也就是经济学家爱嚼字眼儿的表现，因而，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可是，这次不同了，因为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股市上炒作“互联网概念”的行为。他举例说，最近股价暴涨的上海梅林，其实是做食品的，只不过有一个网址可以在网上买卖，就把它与新经济连起来，这未免太过勉强。最后他用一种很恳切的口吻说：“中国的新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吴敬琏的这段话好像在一盆正熊熊燃烧的火焰上，兜头浇下了一瓢冷水，当即溅出四射的火星。第二天，各大媒体及门户网站都发出了新闻：“经济学家吴敬琏给网络股泼冷水。”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吴敬琏的言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从实验室走了出来，日渐成为一个勃然兴旺的新经济。在之前的10年里，它让美国重新回到了全球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就在1999年12月，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正逼近5 000点，而在1998年7月它才刚刚跨越了2 000点大关，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在中国国内，新浪、搜狐和网易等门户网站如日中天，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刚刚拉开了华丽的帷幕。
可是，吴敬琏偏偏要说这个“帷幕”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言论遭到了嘲笑和批驳。有人为“泡沫”欢呼，说“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两位网络观察家撰文反击，并在网上放了一个10万字的资料，号召大家起来批驳吴敬琏的“泡沫论”。在论战中，甚至连他70岁的年龄也被拿来当话题，年轻人们用嘲讽的口吻写道，“未来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但归根到底属于我们……知会并要求您上一上互联网，来与我们共同感受大时代涛声的澎湃！”2000年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 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吴敬琏的声音愈发显得好笑和荒唐。
这位倔强的经济学家决定应战。他很快写出了《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一文。他直言：“有人说，股市泡沫有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新经济’的时代，网络股的泡沫不会破灭，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吴敬琏不但不反对中国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烧友”。他反对的是资本市场中的炒作行为，“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上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进而，他对美国当下的网络热也提出了自己的警告，“最近9年来，在信息产业、基因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美国经济持续高涨，股价也一直在上升。这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心，因为按照过去的规律，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预示着通货膨胀的爆发和金融市场的崩溃……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分。”
3月17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时政周报《南方周末》刊发了吴敬琏的这篇文章，不过题目被改成了更具有刺激性的、在他看来有点逻辑不通的《要制度还是要泡沫》。同时，报纸也配发了网络观察家方兴东和姜奇平的反驳文章《致吴先生：别给网络泼冷水》。他们针锋相对地写道：“吴先生的观点，有将新经济与网络股割裂之嫌……不能割裂经济整体与风险资本市场的内在联系，把部分网络股公司的淘汰，直接等同于泡沫。而且现在给美国的‘大多数公司’判处死刑，更是过于轻率。”
这场论战顿时溅起漫天喧哗，各路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追踪报道。这也是吴敬琏第一次与政界和经济理论界之外的人士展开论战，而且他的对手竟是他无比呵护和喜爱的年轻人，这让他不免有点沮丧。在他看来，网络经济当然应该大力鼓吹，但是，现在的人们把“网络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泡沫的膨胀”等同在了一起，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而更糟糕的是，那些与他争论的年轻人们也总是把这两件事搅在一起。他对助手柳红说，这是一场莫须有的“论战”，让大众围观这样的“论战”，实在是一种浪费。
4月13日，新浪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 000万美元，国内舆论为之雀跃欢腾。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从4月起，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飙的纳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 132点跌去四成，8.5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黯淡语调评论，“泡沫破灭了，经济陷入了衰退，这种结果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建立在虚假根基之上的喧嚣的90年代，最终将走向终结”。
就这样，吴敬琏又一次“不幸而言中”。这位不久前还被认定“落伍”了的经济学家，“意外”地成了一个准确预言了全球网络破灭的“黑衣魔术师”。
5月12日，吴敬琏参加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的活动，作完演讲后，当即被记者团团围住。人们十分好奇的是，他到底是在哪只“水晶球”里看到了网络泡沫即将破灭的景象？吴敬琏的回答似乎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好奇，他似乎仍然沉浸在两个月前的那场争论中，他说，“有人说，新经济和旧经济完全不一样了，你们那些经济学家和那些经济学没有用了，现在叫做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只要吸引眼球移动就一定能成功，这个我不相信。我并没有给网络泼冷水，我是给热炒网络股泼冷水。”
2000年，对于70岁的吴敬琏来说是难忘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影响力超出了其所研究的经济学专业领域，成为一个广受瞩目的公众人物。年初，他因为预言网络泡沫的破灭而成了一个“明星预言家”。到年底，他又因一个重大事件而站在了公众舆论的“风暴眼”中。
10月，《财经》杂志刊登了一组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将中国股市中的“基金神话”一下子刺破了。这个“说真话的孩子”是一个28岁的无名小卒赵瑜纲，他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研究人员，为了对基金管理的现状做一个例行的调研，他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为区间，对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个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了追踪，将它们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的汇总记录细致分析，写出了《基金行为分析》和《基金风格及其评价》两份报告。就是在这两份报告中，赵瑜纲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的违规、违法操作事实。报告是在5月份形成的，很快就以非正式的方式流传到了社会上，并最终落到了被证券界一些人称为“最危险的女人”、《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手上，在她的坚持下，《财经》以选编的方式刊发了赵瑜纲的报告。
此文一出，顿时平地掀起千重巨浪。10月16日，被点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指斥《基金黑幕》一文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刊发颇多不实之词和偏颇之论，它们自称：“中国的基金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基金黑幕》依据的资料数据采样不准确，研究方法不科学，对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判断与事实严重不符。该报告的作者和《财经》严重违背了新闻客观、公正的职业操守，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全盘否定，是可忍孰不可忍。”10家基金公司因此强烈表示要追究作者和媒体的诽谤责任。被质疑职业操守的胡舒立毫不退缩，她当即在3家证券报上发表声明，称《基金黑幕》资料具有正当来源和可靠依据，符合客观、公正的事业原则。
当时，国内经济学界一片噤声，而众多的财经媒体或因利害关系或因真相未明而不置一词，舆论一时间空前压抑。就在基金公司发表声明的10多天后，10月29日，吴敬琏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谈了他对“基金黑幕”的看法。
吴敬琏说，“第一，10大基金这个声明说是多处不实，但它没有举出来最基本的核心的事实是不实。对倒、倒仓这些活动，我想是《财经》这篇文章最主要的指责、指控。因为这是一个触及《刑法》的问题……操纵市场是刑事犯罪。第二，怎么可能10大基金公司共同互保？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10大公司本来各个之间是竞争对手嘛。而且法律上说他们不能够串谋来进行交易活动，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怎么能够互相证明呢？如果这个证明是有资格证明的话，那肯定就是说他们在交易活动中完全是共同商量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是违法行为了吗？”
记者接着追问：“就算是基金管理公司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按照您的说法这笔账应该记到谁的头上？”
吴敬琏坦率地直指监管当局，他说：“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规违法，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当局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首先是监管机构，然后是司法机构，那都是负有责任的。当然比如说行业的自律，还有我们的传媒，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有的是有行政责任，有的是法律责任，有的人是一种道义责任，包括经济学家。我们都是一个社会人，在这里面你是鼓励让这个市场正常化起来，你是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还是在帮那些违规违法、自己当了暴发户而把中小投资者套住了、坑了的人，你是站在哪一边？”
那段时间里，有关方面正在隆重纪念中国证券市场恢复10周年，歌颂和总结的文章正层出不穷。《财经》对基金业的揭黑以及吴敬琏的呼应，无疑让部分管理高层人士很不舒服。吴敬琏多年的学术搭档周小川于2000年2月刚刚调任证监会主席，他提出“资本市场要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而一些人则对此攻击说，“规范，规范，再规范，就会搞垮中国资本市场”。日后吴敬琏回顾自己之所以挺身直言时说，“《财经》发表《基金黑幕》之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在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中央台的采访”。
中央台的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震动性的效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吴敬琏连续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在与《南方周末》记者陈涛的对话中，他颇为激烈地说：“在某些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看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是为获准上市的企业圈钱解困。对于另一些懂得金融市场交易特性，又有某种权力背景的人来说，则把它看作一个可以进行违法违规操作而不会受到惩罚，从而从中小投资者（他们往往被某些人轻蔑地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股民’）口袋里大把掏钱的良好场所……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坑害中小投资者的活动愈演愈烈，以致简直成了市场活动的常规，证券报刊的习惯用语。中小证券投资者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他们郁积于胸间的愤懑之情，只要看看《基金黑幕》发表以后投资者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就可见一斑。同时，不止一篇良心未泯而又勇于仗义执言的证券业从业人员揭露黑幕的文章，也印证了受害的中小投资者所言非虚。”
吴敬琏的参与让“基金黑幕事件”顿时升温。12月4日，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接受采访，表示欢迎媒体对证券业、资本市场发表意见，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给予依法处理。据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10家基金公司中，除了两家，其余均被发现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吴敬琏的勇敢和率直让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在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居于庙堂之上的“体制设计者”，而此刻，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出现了。
2000年12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评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由100位经济学家和50位知名财经记者共同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选出了10位表现最活跃的“年度人物”，他们是吴敬琏、柳传志、田溯宁、梁定邦、彭作义、周厚健、张瑞敏、张宏伟、求伯军和王石，在10位当选人中，吴敬琏唯一以学者的身份入选，并获得了“年度人物”第一名的大奖，在网络票选中他遥遥领先，排在“人气排行榜”首位。
在获奖者专访中，主持人问白发苍苍的吴敬琏：“我们曾经把冰心老人称作是‘中国文坛的良心’，那么现在也有人把您称作是‘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经济’这两个字无处不在。大家都在讲钱，都在讲创造财富和盈利，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 ”后者答道，“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如果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在专访的最后，主持人颇有感慨地说：“旧的一年过去，好在我们把良心留下了。我们也许不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们需要敢讲真话、讲实话的经济学家。”
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潘园对吴敬琏的专访，题目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吴敬琏直言，“我感到不满足的是，1984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进展太慢”。
他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后的党代表会议要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间建立起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个任务没有完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那时到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的有些重要架构，例如现代金融体系，还有待建立。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
在这段时期的文章和言论中，吴敬琏一再提及“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个名词，这在几年前是罕见的。他认为，“改革确实会带来痛苦，但这些痛苦并非都来自改革自身，而是来自改革以外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人为的，不客气地说，有人就是要在里面搅，想浑水摸鱼”。
他对记者谈到，在我看来，现在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有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打击改革；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反对改革。改革的阻力既来自旧观念，更来自既得利益。而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有的产生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的来自前期不规范的改革。例如，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要求，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打击新生事物”。有些人说这种话的原因是不了解经济学的道理和事情的真相，但是，也有些人对事情本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这样说，只是因为代表着一种利益。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改革的说法和做法危害甚大。第一，它延缓了建立规范化市场经济的进程。第二，使受到这类不正常行为损害的人们误以为这种不正常状态是改革带来的，从而产生对改革的反感和对立的情绪。而这些人正是我们要为之寻求公平的对象。
在解释什么是“改革的大关”时，吴敬琏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
据此，他提出了“目前在经济改革方面需要重点解决的四个问题”：
其一，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调整所有制结构；其二，尽快解决私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其三，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系统亟待建立，主要是金融系统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其四，要确立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要确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并使他们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让官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职权，并受到法律的监督。
就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刊出的第二天，12月30日，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为吴敬琏做了一个专场，主题是《感受吴敬琏》。这是全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位真实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形象和表现符合他们对“经济学家”的某种想象：一位温和的儒雅长者，充满了智慧和责任感，面对公众时稍稍有点拘谨。
主持人沈冰问：“我不知道吴老师您在参加那个颁奖晚会（指刚刚举办过的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晚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作为一个学者也能够站在聚光灯下？”吴敬琏很诚实地回答说：“像我们这种当老师的或者做研究工作的碰到这种场面有点手足无措，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怎么会在点击率上得了那么高的票数？”
主持人问：“那您觉得您为什么人气会这么旺呢？”吴答：“也许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的折射，普通的大众投资者声音太小，他们说话的舞台缺乏……也许至少岁数大一点，也许可以说得更多一点。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本分。”
接下来提到了“基金黑幕”。主持人问：“对于这样一个事情，您为什么一定要站出来说呢？”吴答：“我一听说我们的电视台和一些报刊想要请我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都有很大的顾虑，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正常的。”问：“您那个时候有顾虑吗？”答：“马克思说过，利益会把仇神招到战场上来，这是意料中的事，断人财路嘛。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你是经济学家嘛。我们经常说，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科学，就是说，它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它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职业道德。”
在观众提问环节中，问：“咱们国家现在全面炒股，这种情况，对国民生活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吴答：“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全民炒股，讲的就不是投资了，我看是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大众，提供一个好的投资机会……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大众准备这样好的投资场所，所以他只有在股市里面看涨落，希望通过这个能够得到回报。炒作过程中，赚钱的人赚的是谁的钱呢？他不是在生产发展中创造财富得来的钱，而是从别人的口袋里转到他的口袋里，靠这个炒作来让一个民族富起来，这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加尔布雷思，他说美国人特别健忘，20年前被崩盘咬了一口，过了20年又忘了。我们这个忘性更大，几个月就忘了。”
《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谈了她对吴敬琏的感受：“我第一次接触吴敬琏教授是在1991年。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去采访他，以后上‘两会’，每年我都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见着他被记者围追堵截的那个情况，我对他的印象是：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站在百姓的中间。”这段话在现场激起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吴敬琏看上去非常腼腆和谦逊，他显然不习惯这种热烈的、被追捧的场面。这时，他谈到了顾准：“首先我要说我不是先知先觉，这两天好多人都问我你怎么先知先觉，早就知道这个网络要崩盘，我只不过是注意各种事情，另外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各种现象，如此而已。我自己在相当长的时候，可以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晚期吧，才稍微懂得了一点道理。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的，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
这是一场充满了温馨气息的电视访谈节目，女主持人现场播放了一段交响乐，吴敬琏马上听出，这是捷克作曲家贝多伊齐·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的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他告诉观众，和老师孙冶方特别喜欢雄壮、战斗的贝多芬不同，他更喜欢“舒缓一些的音乐”，比如莫扎特，“我喜欢他的钢琴奏鸣曲，因为我们这种职业常常处于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激烈的辩论，它常常又有利益的背景，所以它就比较紧张。莫扎特对人类的善意，能够让你平静下来，从人性的角度说，莫扎特很有深度……他对这种人性的解释，我觉得非常能够使自己心平气和起来。有的时候在什么辩论会上，不管是经济学家吵架还是跟领导激烈辩论，这种时候打开来听一听。”
节目的最后，细心的沈冰发现，“吴老师的生日就是在1月24日，也就是我们国家的农历初一。”她代表栏目组和全国观众，将一盘斯美塔娜的《我的祖国》音乐片送给了吴敬琏。
这一节目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个节目吹捧了一个人（指吴敬琏），这个人又吹捧了另一个人（指顾准），应该停播。看来吴敬琏是犯了某些人的忌讳了。
2000年12月31日，吴敬琏是在书桌前度过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编辑一部作品集，书名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现在，校订已经完成，初步决定下一年开春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在2000年的最后一天，他坐下来写了一篇序言。近段时期传媒对他的赞颂和嘉奖，以及前一天录影现场的其乐融融，似乎都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得轻快，相反竟还有点黯淡。
他写道：“当我在2000年年初着手编这本集子时，心情确实有几分沉闷和沮丧……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特别使人沮丧的是，我们不得不继续谈论5年前我就已提出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
从1950年春天进入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求学至今，吴敬琏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浸淫了整整50年，他由一个青涩的激进青年成长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可是，他对自己满意吗？
在序言中，他竟有点自责地写道：“经济学在改革中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我总感到，在这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动改革前进和在改革过程中尽力保护大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做得很不够。这固然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也与我们自身的努力不够有关。所谓努力不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学识方面的……另一方面的缺点，则是没有能够在改革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实现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职能。”
他写完这段文字的时候，当然不会料到，序言中的很多内容将很快面临考验。
书房之外，一场更猛烈，已然酝酿生成的风暴正在不远处等待着他。
“一言毁市”
2001年的1月，也许是吴敬琏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月份。
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00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晚会，吴敬琏无疑是最耀眼的获奖人，在200多万张选票中他稳居第一，他第一个出场，并得到了最热烈的掌声。股评家水皮评论道：“说这个结果出人意料，是因为无论中外，类似的荣誉似乎专属于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企业家，就在本届评选中，情况也是如此，而吴敬琏是唯一的经济学家，以一对九，这个结果多多少少是有新意的。而反过来想一想，以吴敬琏、‘吴市场’的价值以及吴教授数十年来一贯的人格和学风，其他9位又岂能与之比肩，说难听点，没有‘吴市场’这样的市场经济鼓吹者，又哪有9位今日的风光，这便是情理之中的说法。”
经过一年酝酿，国务院和证监会决定把加强金融监管、打击证券市场的犯罪活动作为2001年金融工作的重点。1月9日和10日，证监会先后宣布对两家叫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的上市公司立案侦查，原因是它们涉嫌操纵股价，沪深两市为之一震。
1月11日，吴敬琏赴上海开会，在飞机机舱里遇到两位中央台记者，他随口问道：“你们去上海采访谁？”记者答：“就是去采访你的。”第二天上午，在下榻旅馆，吴敬琏就庄家操纵股价的问题接受采访。就在这次访谈中，他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没有规矩的赌场”。
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坐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现在中国市场上操纵股价的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内幕消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资金供给者。他们共同密谋以后就低价吸纳。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当他们发现有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的时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
在对庄家和基金进行猛烈的抨击后，吴敬琏的矛头进而直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定位，他批评道：“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1月13日晚间，中央台《对话》节目重播了温情脉脉的《感受吴敬琏》。1月14日晚，中央台《经济半小时》插出了吴敬琏《评说“庄家”》专题节目。这一节目的播出时间与揭开打击股市“黑手”的大幕正好重合，这为后来“吴敬琏一言毁市”的话柄提供了“依据”。
1月1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座谈会”，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部署在业界悄然传开。庄家们仓皇抛盘出逃，导致了1月15日深沪两市的股价应声大跌，此后更是连跌3天。中国的资本市场自1999年5月19日之后，一路上行一年半，到此出现了转折点。半个月前还一片叫好的舆论开始出现分歧，有人在网上把气撒在吴敬琏头上，辱骂他，认为他的言论让众多投资者损失惨重，是“一言毁市”的罪人。
1月17日，有论者在《金融投资报》上发表《学者的偏激与现实的冲撞——兼与吴敬琏先生商榷》，对吴敬琏的“毁市”言论提出挑战，第二天，当即有人回敬以《股市下跌与吴老何干》的文章，争论从此开始。
1月20日，和《财经》同属一家媒体公司的《证券市场周刊》刊发《股市的花样年华还有多远？》一文，对吴敬琏的观点一一进行驳斥。它将吴氏论点归结为三，一是“赌场论”，二是“全民炒股论”，三是“市盈率过高”。此文作者的观点是：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证券市场称之为“大赌场”，显然有一些情绪化；“全民炒股”现象并不存在，所谓“全民”应该只是针对较发达城市的居民而言；多数公司的股价高估的问题并非特别严重，占市值24%的绩优股的股价存在低估的可能。最后，文章还略带调侃地设问道：“有人假设，如果吴敬琏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情况会怎样？”
在整个1月下旬，吴敬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全国所有的报纸、网站上。因为事关数千万人的钱包——当时沪深两市的开户投资数为5 800万，这场关于中国股市的争论很快呈现白热化的趋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参与度最高的经济话题论战。
2001年1月24日，是吴敬琏的71岁生日，也是农历的大年初一，他在百味杂陈中度过了第一个古稀之年。
春节过后，股市继续下挫不止，短短4天内跌去8%，稍歇了10来天的论战炮声再次隆隆响起。
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再度发难，刊出一篇“伐吴檄文”，题为《九问吴敬琏》，文称：“酝酿此篇之前，本来计划向吴敬琏先生作一个专题采访，被吴先生的夫人和秘书婉拒，未能成行。现将采访提纲发表于此，我们等待吴先生的解答，并以期得到各方的有益见解。”
作者提出的9个问题分别是：如果中国股市连一个规范的赌场都算不上，那么，它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投机者如何创造了社会财富？“买股票”与“炒股票”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成熟市场上也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分析”，包括盛极一时的波浪理论等各种技术派分析，您觉得它们是正常的吗？“水至清则无鱼”，您觉得这句话适用于股市吗？如何看待美国证券市场的投机性？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您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有没有一条代价小一点的道路？您曾说自己不炒股票，也不买股票，如果投资者都如您这般觉悟，发展了10年的证券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假如您是证监会主席，您能完全贯彻您的理论吗？
尽管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身历百战，但面对这种汹汹而来的舆论质问，吴敬琏还是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可是，更大的攻击还在后面。
2月11日下午，5位经济学家——厉以宁、萧灼基、董辅、吴晓求、韩志国联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了一次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这也将本次“股市大辩论”推到了最高潮。
此五人中，厉以宁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董辅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院长，萧灼基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晓求时任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韩志国时任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
这次恳谈会由萧灼基教授现场主持，而活动的组织者为韩志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经济编辑室主任，1991年，吴敬琏那篇著名的《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就是在他的大胆支持下发表的。但此时，他成了吴敬琏的猛烈的反对者，在恳谈会一开场就说：“现在股市已经到了很危急的关头，如果这场论战的赢家最后是吴敬琏，那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场灾难。”所以，“必须约见记者，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恳谈会上，5位教授轮番发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全民炒股论”。董辅的意见是“关于全民炒股，我认为是好事”。吴晓求则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全民炒股容易引起决策层的反感，这是具有煽动性、干扰性的用词”。韩志国认为，“全民炒股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实践，是改革深化与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可以试想一下，没有全民炒股，国企解困的钱从哪里来”。
关于“没有规矩的赌场论”。萧灼基批评说：“如果一般老百姓那样说说还可理解，但严肃的经济学家那样说就不严肃，有损形象，令人遗憾。”他进而推演说：“如果把股市当成赌市，那5 800万股民就是赌徒，政府就是赌场老板，1?200多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就是筹码，这怎么也说不过去。”韩志国说，“（持赌场论者），要么是不懂股市，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关于“市盈率过高”。萧灼基认为：“看待市盈率要考虑我们是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供给不足，而供给不足的商品价格自然会高，还要考虑相关因素，只考虑市盈率不考虑利率是不对的，所以，市盈率很难做国际比较。”董辅则做了比较：“如果比较市盈率，我们比日本的市盈率还要低很多，日本的市盈率要到80倍甚至100倍。”
关于“庄家”。曾经担任《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组长的厉以宁说：“因为出了几个庄家就说中国股市一团漆黑，不符合事实……首先必须肯定这几年投资基金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流是好的，不像某些人所说的一团漆黑。”吴晓求说：“何为庄家？按我的理解，庄家就是主力，就是大户，不能说钱多就有问题。美国市场也有主力，各种基金动辄千亿，不是庄家是什么？主力的作用是保证市场的正常流动，没有主力，没有庄家，证券市场只会是一潭死水。”韩志国说：“没有投机就没有市场，没有泡沫就没有市场，没有庄家也没有市场。”
5位教授一致认定，他们与吴敬琏的最大分歧“实际上是要不要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且还是一个得了病的孩子。在孩子得了病的时候，不应该把他掐死、扔掉，而应当诊断病因后对症下药，使他健康地成长。恳谈会的主持人萧灼基在总结时说，“通过这次讨论，我认为有10个问题可以达成共识”。这些共识包括：股市不是赌场，不是零和游戏，是创造财富的重要途径，发展股市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股市不仅有一般功能，还有特殊功能，就是推动国企改革；股市不可能一开始就规范；对市盈率要客观辩证地看待；股市投机不可避免；全民炒股是好事；对股市要采取关怀爱护的态度，而不是采取简单责备、打压、谩骂的态度，等等。
在这次恳谈会上，连吴敬琏的动机和专业能力也受到了质疑。吴晓求说：“说股市是赌场，这是一个非常感情化的宣泄，这种概括不是专业化的理性精神，这是一种比较平民化的、感情的宣泄，能博得一般被套的中小投资人的认同。”韩志国针对吴敬琏说的一段话是：“他有一个重大缺陷，即仅仅推崇实体经济，站在实体经济的立场评价虚拟经济，当然越看越不舒服……他内心是反感股票市场的。”
第二天，“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还带有很强的娱乐性。
“吴敬琏讲‘市场’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却激发了那么多人的不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也许是最耐人寻味之处。”一个叫薛涌的美国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自1月14日之后，吴敬琏就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周南帮他推掉了所有要求访问的请求。这时，他身在上海，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班讲课，每周讲4天，每天讲7个半小时。这位自小就弱不禁风的肺结核患者到了晚年却出乎意料地健朗，这连他自己都有点惊讶。发生在北京的舆论风暴当然干扰到了他的心情，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面对的似乎是乱箭齐飞的状况，所谓的“是非”，并不像过去那样的泾渭分明，甚至可能是越辩越糊涂。他不是一个喜欢戏剧化的人。
在5位教授的恳谈会开过4天后，2月15日，吴敬琏出现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的“香港上市中国公司研讨会”上，面对众多记者的追问，他没有讲话。在做了题为《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学术报告后，未等会议结束，他便在大会保安及随行的“保驾”下，悄悄“撤离”会场。不过，在大饭店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餐厅门口，正在打手机的他还是被紧追不舍的《中国经营报》记者拦住了。
记者问：“对5位教授联手开会驳斥你的观点有何感想？”吴敬琏说：“我没仔细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让大家来判断这件事。主要得看意见的正确与否。正确的意见占上风，就有正面的作用。现在到底谁是正面谁是负面，还得让大家来判断……现在不论我说什么，都会有人批判的，而且是专门针对我说的话。我一说，马上会有人批判。其实在刊物上，已经有批判了……我也不能再答辩了，因为再答辩的话，我们中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甚至会完全不行的。”
整个对话只有10分钟。记者在刊发的稿件中揣测说：“当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和中国的股市发生矛盾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势必会维护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掺杂了诸多因素在内的中国股市作为新生事物的发展，道理上应该去保护它。但如果为此而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样的辩论将无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曲终人散后，它所引发的问题真正解决吗？此时，吴敬琏的沉默也许有他沉默的道理。”
大凡熟悉吴敬琏的人都知道，这位外表温润的南方人其实有着特别倔强的个性，他是不可能轻易放弃或妥协的。就在那段时间，他白天讲课，晚上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撰写论文和编辑旧作。上海远东出版社建议他把自己关于资本市场的思想梳理成册，他同意了这一意见。
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如期召开，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吴敬琏已“无处可逃”，他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被上百位记者团团包围。媒体报道说：“在政协经济组的每次讨论会上，只要吴敬琏发言，几十只话筒和录音机就递到了他的嘴前，记者们的大量‘围攻’不仅影响了他的正常发言，也给会议的讨论带来了干扰。”不堪其扰的“两会”新闻组只好破例做出了一个安排，它通知全国媒体：9日下午，吴敬琏将在京丰宾馆召开一场个人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吴敬琏一坐下来就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记者们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您对股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资者因为赔钱而指责您，您如何对待？现在最想对股民说什么？”
吴敬琏答：“有时候现象和本质不是很分得开，从一个时间段来看，庄家的炒作的确会使中小投资者赚钱，但从整个周期来说是不可能的。单纯的炒作或者说和投资无关的单纯的投机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它也就是在不同的所有者的口袋中间再分配。一种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当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政府资金入市，相当多的人都会发财。问题是这个银行的资金和政府的资金早晚是要还的。它最后落在谁的身上？比如说去年有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可以把股价顶起来，这样不但庄家可赚钱，中小投资者拿到的钱也不少。但是这个钱是空的，它的背后是什么？如果是由物质财富做后盾的，政府把这些钱，全国人民的钱拿来了，投进去了，那就是全国人民做了贡献……董辅教授也说过，‘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这是我们通常说的炒买炒卖。’如果（炒股）是这样的概念，怎么创造物质财富？我就不懂。说‘全民炒股’是大好事，我不能理解。”
吴敬琏还有感而发地谈及了他与一些学者的分歧，他说：“人们常常用两分法来看待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改革的战友之间，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
在讲完这些话后，吴敬琏十分感慨地再次引用了捷克革命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的那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3月20日，吴敬琏南下江苏，在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讲座，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中国股市泡沫经济是存在的，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庄家是触犯刑律的，庄家也是触犯民法的，而且庄家和上市规则也不吻合，但现在谁都不把它当回事，而且在某些大型媒体上还可以公然讨论‘跟庄走天下’，这种视法律为儿戏的股市现状太不正常了。别人不说，我岁数大了，不讲白不讲。”同时，他反对政府用托市的办法来“拯救”股市。
3月24日，吴敬琏在北京参加《读书》杂志社的座谈会，再谈股市异象及经济界的腐败现象。
他说：“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这两者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由于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那么这种复杂的局面，是否因为改革理论的匮乏而造成的？吴敬琏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认为：“在过去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经济理论素养，但还是作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这往往是与论者的利益取向相联系的。比如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上隐含的是选择有利于寻租活动的方案还是选择能够铲除寻租条件的方案，道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些人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维护前者和反对后者。例如80年代后期关于要不要放开价格的争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股票市场的争论，在我看来大体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吴敬琏的这段言论是十分严厉的，他的指责对象直指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因此就更招人怨恨了。
也是在3月的下旬，《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出版。它不但出现在全国各大书店，甚至还被摆放在街头的书报摊上，这在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吴敬琏专门写了长达2万字的前言《股市七题》，将5位教授与他的争辩论点分为7个，进行了逐一的反驳。他决定以此作为争论的总结，从此不再开口。
在这篇前言中，吴敬琏进一步强调了他对股市无序、过度投机和泡沫膨胀的担忧。他认为，当前中国股市的股票平均换手率太高——2000年上海股市的换手率达499.1%，明显处于过度投机的状况，如果没有投资活动与之并行，单纯炒作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他写道：“看来我对股市功能定位的设想的确与一些证券专家有原则的分歧。例如厉以宁教授曾经有一个‘击鼓传花’的传神比喻，为他心目中的股市定性。他说，股市是可能全赢可能全输，就像击鼓传花游戏，鼓声停了，‘花’在谁手里谁就被套了，但是下一轮鼓声再起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把‘花’传出去。”他不能同意这种“靠‘击鼓传花’游戏就能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
他似乎还特别在意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人对他的动机和专业能力的批判，因而专门就“专业精神”与“平民意识”发表了一番评论。他说：“老实说，我把诘难者指责我过多地为中小投资者讲话，有太多的‘平民意识’，看作一种表扬，只怕自己的工作当不起这样的赞誉……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是什么’的问题。然而，经济学涉及人们的物质利益，因而往往是现实性很强的一门学问，除了揭示事情的真相，在大多数场合还要进一步作应用性的研究，提出规范性的意见。依我看，这便是最起码的专业精神，而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本分。”
在《前言》的结尾部分，他写道：“我在前面提到的诘难，有些来自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们在过去为实现市场经济改革的共同目标对我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至今记忆犹新，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动。不过我总是觉得，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日后来看，吴敬琏与五教授的这场大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结论的战斗。双方的论点互有交集。通过这场论战，让一个事实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改革”这个名词，有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显然是清醒的。
就在经济学家们激烈争辩的同时，中国的股市跌宕起伏。在2001年1月急跌之后再现涨势，几个月后，股市大盘再现高位，6月14日，上证指数达到2?245.42点，3天后，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市场担心证券供应量急剧增加，再加上股价操纵行为泛滥，内幕交易层出不穷，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股价由此一路走低，开始了绵绵数载的大熊市，到2005年6月，上证指数跌至998点最低谷，前后历时整整48个月。
“法治的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本轮现代化变革，吴敬琏有自己的时间表。
在他看来，1994年之前，中国的改革主战场在国有体制之外，是所谓的“增量改革”。之后随着整体改革方案的实施，改革的主要对象转变为体制内的诸多领域。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特别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主轴似乎已不可逆转。但是，经济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要过“大关”，主要涉及国有经济和法治等政治层面的改革，所以，改革战场就应该进一步拓展。20多年前，当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际，那个被邀请来京“传经”的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所告诫过的那段话在此时“应验”了——“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说，进入21世纪之后，他主要关注两个命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也是从此之后，他继“吴市场”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吴法治”。
2002年入秋，吴敬琏和江平在上海创建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
江平出生于1930年，与吴敬琏同龄，他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谢怀和梅仲协两先生一起被誉为“中国民法三杰”，是新中国刑法学和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吴敬琏自述，他与江平原本并不相熟。2001年盛夏，中央领导邀请数十位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去北戴河度假，江泽民在期间接见了大家。吴敬琏和江平均在此列。“就是在这次休养的时候，我与周南，江平及他的夫人都在一起，我们就讨论了经济学与法学的话题。以前，我跟他几乎没有来往，只知道他是法学界非常出名的人物。没有想到，我们的观点竟非常一致，都认为应当在经济学和法学之间架一座桥梁，使经济性方面的改革和法律方面的改革能够肩并肩地向前推进。于是，就着手筹办了一个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所。”
在吴敬琏的思想史上，这是继20世纪70年代初期与顾准在劳改队里推研希腊文明之后，又一次把自己的视野拓展到了经济学专业之外的范畴。
经济学家离政治应该有多远？在中国，这是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称人为“政治动物”，因为在他看来，“政治”一词与“城邦”（polis）同源，每个人都是城邦的产物，势必关心并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正是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政治动物”的本质。曾经与顾准深入钻研过希腊城邦制度的吴敬琏当然对这一论述非常熟悉。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吴敬琏——尽管他一度在“政治心脏”中南海工作——试图把政治与经济分开来思考。在90年代末期之前，吴敬琏的经济学见解是学术而温和的。
正是由于对人性善恶交织共生的复杂性有深刻的体认，吴敬琏从没有在自己的理论和方案中，对秩序和变动、理想和现实等形成对照的选项作出简单的选择，有时，他的态度甚至比较暧昧。而这种犹豫也正是转型期经济学家们的特征与魅力所在。他信奉有限度的、逐步实现的平等原则和市场化取向，为此，他愿意在两难之间寻找一条更为稳妥的道路。所以，在无数份政策建议中，他一般不会拘泥于门户之见，而愿意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博采各家之长。例如在80年代初期的政策争论中，他一方面坚决支持改革派提出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另一方面认为在改革问题上比较保守的人们抑制需求、降低速度、改善产业结构的主张是有道理的。而这也正是一些自诩为坚定的改革派的人们不满他的地方。在他们看来，吴敬琏是一个“改革派中的保守派，新人中的旧人”。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框架既定，然后权力却顽强地不肯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一些国有企业也不愿放弃垄断地位，这样，旧体制的种种固疾也被固化甚至放大。吴敬琏日益意识到，既得利益和机会主义的固化，特权和垄断，官僚依赖型的管制，对社会成本和环境的透支，使得中国的经济繁荣往往脱离不了畸形的影子。人们渴望繁荣，但不是非理性、寡头化、权贵依赖型的繁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真正建成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重建公正与法治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里涉及到两大命题，一是政府的职能与角色，二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而要予以解答和建设，必须从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同时推进。
2000年6月17日，吴敬琏在西安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一个研讨会，做了题为《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的主题报告。这是一份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改革策略书。②
他在开场白中就说：“改革搞了20多年，我们对经济改革的目标和途径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研究得并不是那么透彻……迄今为止，政府体制改革还停留在一些比较表面的、极其有限的目标之上。这就好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待经济改革那样，仅仅是感觉到了存在的问题。”
吴敬琏进而分析政府体制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我们的政府体制需要改革，根本的问题在于，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遇到了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列宁的“国家辛迪加”已经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代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然而政治体制仍然大体保持列宁、斯大林时的模式，而这一套以行政命令为主，直接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的体制是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不相衔接的。这就导致社会上层建筑与它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冲突。他引用邓小平在1986年9月的话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在论文中，吴敬琏说，未来政府体制或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明确，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文化上层建筑方面的目标是实现高度文明，但是应当更加具体：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架构？需要对它作出正面的界定。现有的一种界定是，它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是这样，对于什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群众通过一整套机制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使国家意志反映多数人的意志，同时确保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也需要有具体的设计。
吴敬琏的声音不是孤独的，10多年前与他一起设计经济体制方案的学者们也在做同样的思考。
在2000年第3期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时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的钱颖一发表《市场与法治》一文，提出市场经济有“现代与传统”、“好与坏”之分。钱分析认为，在当前世界上，宣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现代的市场的国家并不多，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进行市场化转轨，弄得不好，也往往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钱颖一还总结了传统的或者说坏的市场经济的若干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对经济人和其产权而言，政府（或国家）不受制度的约束。比如，政府可以随意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又比如政府可以任意干预经济活动，限制交易。这就导致经济实体的产权得不到制度保障，从而易受政府的侵犯”。关于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的定义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对钱颖一的观点非常欣赏，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
他尤其认同钱颖一将“法治”（rule of law）”与“法制”（rule by law）区别开来的做法。在他看来，“立刀之制”与“有水之治”实在有天壤之别，前者指的是“用法律作为工具去统治老百姓”，后者则是“法律高于一切，所有人都要受法律的制约”。在1957年之后，反对“人治”、主张“法治”被说成是“右派言论”，所以在中国只能讲“法制”，而不能讲“法治”。此后的很多年里，在发表演讲或接受采访时，讲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必特意强调是“有水之治”，而非“立刀之制”。
在口述史中，他还讲了两则轶事。在“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后，钱颖一从美国给他打电话说，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中，把“法治”（rule of law）错翻成了“rule by law”，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请他向领导反映，要求改正。另外有一次，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套节目，其中谈及“法治”，可是电视台在配字幕的时候，把“法治”打成“法制”了。他当即给编辑去电，要求改正。第二天第二辑节目播出，法治又打成了“立刀之制”。他只好再去电询问，编辑答复说，本台规矩很严，字典上没有的词组一律不得使用，他查了新华字典，上面只有“法制”一词，而没有“法治”。吴敬琏听罢，只好徒呼奈何。
2001年11月15日，为了准备“十六大”，吴敬琏参加由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的一次理论座谈会，递交了一篇书面发言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继续从建设市场经济的角度，陈述他对政府体制改革的观点。他建议：“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接着，他提出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抓紧做好几项基础性工作：
（1）在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体现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是宪法，高于所有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也要由它界定，受它的约束。
（2）要依据国家宪法（基本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所谓透明，就是要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有公民的广泛参与，把政府决策和运行的程序和方式通过法律作出具体、清楚和有效的规定，法律必须要让受调节者普遍知晓，法律不能追溯行使，等等。在确保法律反映民意的同时，也要充分征求专家的意见，使之符合法律的技术性要求。
（3）要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在执法方面，需要有高素质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所谓独立，是指法官遵守宪法的原则，并按照符合宪法原则的法律规定，依靠理性和案例积累，独立作出判决，而不受任何权力的干扰。
（4）要通过法治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人身自由、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切实保证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遵守法定程序，防止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每一个公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充分地发挥，又取决于他们的基本权益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5）要正确处理党组织对立法和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的问题。正像《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说，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地位、权力、义务以及行使权力的方式、程序要通过法律作出具体、清楚和有效的规定，使之变得有法可依。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党的各级组织应全力维护法律活动的程序公正，而不要干预司法。
2002年11月8日，中共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进一步丰富了政治改革的内容，除了重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口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敬琏和江平创建了上海经济与法律研究所，法律学者梁治平出任所长。从11月底到12月，他们联袂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长春等地出席各种论坛，大声疾呼“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两位老先生，一个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个是最著名的法学家，可谓是超级豪华的拍挡。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年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140岁，算得上是全球最年长的演讲组合之一。
12月底，《财经》杂志邀请吴敬琏、江平和张卓元以“法治中国”为题进行了一次对话，它被刊登在2003年1月的新年第一期上。编者在按语中说，“这样的谈话，以其所涉及的主题看，是富有挑战性的”。果然，在这篇对话中，三位顶尖的学者围绕经济和社会变革进行了广泛的思辨，思想的灵光耀眼地四溅。
吴敬琏等人提出了一些颇具震撼力的议题和观点。
他们提出：“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大体框架已经基本建立，应该更多地强调法治，强调规范，强调制度建设，少谈一点‘大胆探索’，现在已经不是处处都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了。”
吴敬琏再提市场经济的好坏之辩。“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在刚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的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一切就会一帆风顺，中国的经济也就很快腾飞。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什么是坏的市场经济和好的市场经济的主要分野？在这种探索过程中，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法治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好的市场经济应当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是‘法治的市场经济’。”江平附和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种提法，令法学家们欢欣鼓舞。”
接着，他们就3个重要且敏感的经济话题进行了思辩和对话。
——公法与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江平谈到：“中国过去是以公法秩序为核心的社会。随着市场化走到今天，社会财富增长，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加了，所以在法律上提出对私法的要求。私法就要向公法争夺地盘，要求保障，其中还包括了要防范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威胁。”
吴敬琏进而建议：“我看首先要把保护财产权利确定为一条基本的宪法原则，然后再根据宪法厘定各种法律和行政法规乃至政策。一切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都是无效的，任何人违反宪法都是可以被起诉的。为了明确财产权受到保护和不可侵犯，应当在宪法里明确规定除为了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并且有充分的预先补偿的条件下，才可以征用。”
——国资改革如何定规。
当时正在展开中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出现了乱马飞奔、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江平呼吁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国有资产法》或者《国有资产管理法》来进行规范。这个法酝酿了10年始终没有出台，原因就是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到底是中央统一行使产权？还是分级行使产权？这还牵涉到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设置问题。这些都是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
长期从事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张卓元建议：“在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上，我的理解是‘先定规矩后行动’，自上而下逐步推进。而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这些法规，不可随随便便处置国有资产，否则大家一拥而上，各行其是，国有资产就可能又一次流失。这就是法治精神在市场经济中的具体体现。法治，就是要依法治国，法律法规不但要约束一般公民，也要约束政府。”吴敬琏也警告说：“现在下面一哄而上的劲头很大，如果不加以规范，地方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了，就可能出现利用权力攫取的现象。”
—— 非政府组织的成长。
江平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国家权力过于集中。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出一个口号，要国家还权于民，即公民和法人。但仅仅提出还权于民还不行，还应该还权于社会。”
吴敬琏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方面都在呼吁拓展民间社会的空间，让非政府组织来发挥自治作用。例如从经济方面来说，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些与自己共有利益有关的事务，应该发挥像商会、同业公会等自治组织的作用。这种自治组织代表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处理某些公共事务，并且实行自律，能够解决许多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
作为新中国民法学的奠基人之一，江平还讲述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市场经济本身就蕴含着民主政治，或者说市场经济本身就推动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要讲主体地位平等，必然包含着平等的要素；市场经济要讲意思自治，自然与契约自由不可或分；市场经济要讲人为本位、权利为本位，则直指人权。市场经济离不开这三大要素：平等、自由、人权。这恰恰是政治上的诉求。”
进而，他还谈及新生有产阶层与政权的关系。他说：“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认为不要担心市场中出现新贵，占领政治舞台夺取权力，因为首先他要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权。‘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的主题是非常及时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当前要达到什么样的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
在参加了《财经》的这场“三人谈”后，12月29日，在梁治平的主持下，吴敬琏和江平又在国家图书馆进行了一场关于“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们涉及了重要的宪政问题。
江平谈到：“从法律的角度看，现在的中国处在追求法治和宪政的历史时代。中国有宪法和各专门法律组成的一个法律体系，但是，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一个法治国家一定是把宪法置于一个神圣地位的国度，这里的宪法必须具备宪法精神。宪法精神的加入内容包括民主政治、权力制衡、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等。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才能称为善法。中国应该建立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体系，这才是法治的正途。”
吴敬琏继而以经济学家的视角对宪政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经济学认为，宪法精神应该包括基本的制度的内容，包括提供一个好的经济制度框架，来保障人们实现物质需要的满足……我们的宪法应当提供维持市场经济运转的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财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是交换产权，所以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就无所谓市场交换。要使财产权得到严格的保护，就不能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这就需要一个宪政体制。”
在对话中，两人还围绕宪政改革论及了相关话题。
譬如，关于法治与政府。吴敬琏认为，所有社会法律的总和就是法制的观点与全能政府观点的认识有一定关系，但最根本问题是要看，首先这些法律是在什么样的宪法基础上制定的，该宪法的来源是否符合社会公正。其次，这些法律的制定过程是否透明，制定后是否为人民所周知，并可以为人民所预期。江平赞同他的观点，进而指出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法律并非多多益善，过时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也是一种恶。
关于社会公正问题。吴敬琏说，中国现阶段的不平等问题是机会的不平等，如果从结果平等的角度来讲，极端的平均主义又会损害效率。平等与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到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使其趋近于最好状态。江平接着说，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在第一次分配中，要注重效率，而在第二次分配中，则要注重公平问题。
在谈到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问题时，江平和吴敬琏均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论证说，国家干预包括行政权的干预和法律的干预。对于前者，我们已经有所警惕，但对后者，仍然存在认识不足。法律干预更多的应该在社会法方面，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等。
《法治中国》一文的刊出以及吴、江两人的多场对话，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热烈关注。这样的对话带有极强的启蒙气质和破冰意义，它在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扇窗口，表明中国的思想界已经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理性而独立地思考建设现代中国的路径。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涉及的一些命题，有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推进，如200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在保障私人财产上取得了突破；有的则被“不幸而言中”，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混乱状况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改变过；也有的一直在缓慢的演进中，如政府职能的归位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艰难成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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