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吴敬琏传 > 第六部分 “孤独战士”（2004~2010年）
第六部分 “孤独战士”（2004~2010年）
“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吴敬琏
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2002年2月，吴敬琏有了一项新的工作——他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聘任为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兼政策规划专门委员会主任。这样，他的研究领域不能不扩展到经济的长期发展，即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上，为此，需要阅读大量的理论书籍和各国的研究报告。好在吴敬琏从来就是一个科学技术迷，在这个领域内读书补课钻研，倒也不算困难，而且很有乐趣。
时间转入2003年10月，吴敬琏撰写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出版，受到市场欢迎，不到3个月就销罄加印。此书可谓是吴式改革理论的集大成，吴敬琏对此期许很高，日后确实也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被认定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考察中国改革的扛鼎之作，国内诸多高校以此为基础教材。境外也陆续出版了英文版、日本版，台湾和香港还出了繁体字版。
也就在这时，吴敬琏的目光不得不再次回到宏观经济的基本面。
经济过热的景象从2003年的第四个季度就开始冒出苗头。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采取的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与此伴生出现的，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特别是水泥、钢铁的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1 000万元，生产设施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可达产，一年就可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听来近乎传奇。利益驱动投资，2002年，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总额为710亿元，比上年增长45.9%，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 329亿元，增长96%。与钢铁行业类似的是，电解铝的投资增长了92.9%，水泥投资增长121.9%。就这样，在2003年年底，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迅速向重型化方向推进。
于是，在经济界和政府内部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热烈讨论，主题是那么的似曾相识：宏观经济是否出现过热和应否采取降温措施？
2003年10月21日，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吴敬琏做了题为“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展望”的发言，他将当时的观点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肯定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相机微调的总量政策，防止进一步“过热”造成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前货币供应适合于增加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的需要，投资增长只会带来效益，而不会造成“过热”，“气可鼓不可泄”，对增长的积极性要保护好，不必也不应踩动刹车；第三种观点，可能也是政府方面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但还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政府应当采取的政策不是对货币供应进行总量控制，而是“有保有压”，进行结构调整，在扩大“偏冷”部门需求的同时，加强对“过热”部门的项目审批和投资控制。
吴敬琏明确表示，自己持第一种观点。他说，自1999年之后，决策当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应量逐年上升，到2003年的第二季度以后，货币供应和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这使得经济变得越来越“热”，各种资源瓶颈突现。更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总需求的增长过快，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拉动的。他警告说：“如果听任投资加速扩张，一旦资源短线支持不住，就会出现市场崩溃、大量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于是，经济就由‘过热’急速转变为‘过冷’，这就是‘大起’必有‘大落’的道理所在。”
不过，吴敬琏的这种意见在决策层和经济学家中都不占主流地位。据吴敬琏回忆议，直到2004年年初，第二种意见都是占优势的。到了2004年四五月间，第三种意见成了主流，国务院的几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对几个过热的行业的投资进行了控制。主流传媒也发表文章，论证在中国条件下主要使用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用巨额资本和资源投入重化工业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做法，成了全国许多省份的共同选择，各地纷纷有了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型的愿望与趋势，一个“重化工业化时代”的潮流迅猛地席卷而来。而理论界似乎也对之形成热烈的呼应之势。《经济日报》发表的一份《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报告》便是最生动的例子。更有媒体宣布：“现在，政府、学界和企业界显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
2003年12月1日，《经济日报》全文刊发了一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它在回答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发生过热的问题时说：“中国当前经济既不是总体过热，又不是局部过热，也不是没有新特点的正常发展，而是中国工业化已进入以重工业重新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新阶段。”这篇报告援引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霍夫曼的论点，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对宏观经济长期趋势作出的大判断。而更引人瞩目的是，这份报告的署名人是发展研究中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吴敬琏知道，当时许多国务院的职能机构和咨询研究单位都开始了对2005年就要制定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的研究。这一预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就是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怎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份报告提出的观点，将会影响“十一五”方针的制定。
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的执笔人是吴敬琏的博士研究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研究员李佐军。
2004年春节那一天，吴敬琏与他的学生们欢聚一堂。大家的话题自然而然就转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与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李佐军正好也在场，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报告了自己2003年的工作成绩，也涉及他执笔的那份报告的观点，不料他关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的论点，却遭到一些同学的批评。他们认为课题组的论证不周密，其一，“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一个重工业化阶段”，并不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公认定理；其二，用短期间的数据——中国的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51.8%飚升到57.3%，并不能证明这是一种长期的正常趋势；其三，用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在过去3年内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高于轻工业，也不能证明重工业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吴敬琏颇有兴致地旁观学生们的讨论，当时并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事实上，学生们所热烈讨论的，正是过去几年里，吴敬琏一直在思考的命题：中国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让他感到忧心忡忡的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在gdp的压力下，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把“经济重型化”视为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经阶段”，甚至连一些市场元素最为活跃的地区和省份也提出了“经济重型化”的要求。
据吴敬琏回忆：“我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问题重要性的时间并不久远，它只是始于2000年年末的北京中关村发展问题讨论。”当时，中关村企业家俱乐部邀请了一些产业界、金融界和政府人士，举行了两天的研讨会，对中关村高技术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当吴敬琏和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就研讨会的讨论结果向北京市的领导人作汇报时，对方反过来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北京中关村搞了这么多年，名声也很响亮，但是产值和税收都上不去，这使市里很为难。这个问题应当怎样解决，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老实说，我们原来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意见。”接下来，北京市所采取的办法则让他颇感意外——2002年中期，在经历了长时期的争论之后，“发展汽车制造业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这年10月，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成立。12月23日用韩国部件组装的第一批汽车开始下线。2003年，北京现代共生产轿车5.5万辆，实现销售收入87.7亿元，利税37.1亿元，加上北京地区的配套企业，主要是现代自己的和它从韩国带来的零部件供应商，全年完成销售收入114亿元。就这样，北京现代创造了北京主流传媒所说的“200天现代奇迹”。
就这样，北京的财政收入和gdp增长终于因为“一辆轿车”而如愿以偿地实现。但是短期获得的巨额产值和大量利税并不能解除吴敬琏心中的疑惑：北京现代直到投产两年以后，基本上仍然是一个主要用外资零部件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的汽车kd厂商（组装商）。在汽车工业已经高度机电一体化、轿车成本中电子器件成本占1\/3~3\/4的情况下，北京要想成为具有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轿车生产基地，而不是简单地做装配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不把中关村富集的人才资源开发出来，充分发挥其创业精神和创造才能，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另外一件让吴敬琏感到冲击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的深圳市。
深圳是中国重要的高新科技产业中心，特别是信息通信技术的产业基地，拥有华为、中兴以及台湾富士康等众多中外高科技公司。吴敬琏是深圳市政府的高级顾问，在两年一次的高级顾问例会上，深圳市的党政领导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圳经济存在“结构太轻”的“重大缺陷”，需要进行“重型化”转型。据此，他们还提出扩大辖区面积、发展重化工业的设想。当时与会的广东省老领导任仲夷等人对此不表赞成，吴敬琏和高尚全等学者还将深圳与香港进行了比较——后者开发了100多年，到2003年年末已开发土地只占可用土地的22%；前者的gdp只有香港的1\/6，却出现了土地紧张的状况，这表明深圳的产业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出路在于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而不应当寄希望于外延的扩大。
不过在开始，吴敬琏只是把全国掀起的重工业化投资热看作部分地区产业结构的最优选择问题，而没有把它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问题联系起来。看到了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以后，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
2004年的4月和5月份，吴敬琏两次南下浙江调研，在这里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自1993年之后，吴敬琏对浙江情有独钟，将之当成自己观察中国市场经济成长的试验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产业以轻工业、加工业为主，自1998年之后，外贸经济急速发展，许多商品在世界市场上销量第一，在经济最为低迷的1990年前后，吴敬琏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生动的经济活力，此后，浙江省也成为他最喜欢行走的地方。这一次，吴敬琏在浙江的9个县市做了调研，他发现，在经历了20多年的数量扩张后，浙江经济出现了疲态，当地官员发出“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过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的叹息。按吴敬琏的观察与分析，浙江的问题出在产品档次较低、技术含量不高以及市场业态过于低级等原因，所以应当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大下工夫。然而，他的观点却似乎不为浙江的许多官员所认可。
后者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时代”，一向以“轻小集加”（轻工业、小企业、集体企业和加工业）见长的浙江经济已“缺乏厚度”，所以必须努力向“重型化”转型，以便赶上“全国性的重化工业化大潮”。按照《浙江日报》的一则报道宣告，“一个浙江版本的‘重化’故事已拉开大幕”。于是各级领导闻风而动，加大了对本地选定的“骨干企业”的支持力度，用给予低价土地、帮助取得银行贷款等办法支持它们向钢铁、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重化工业进军。一些从事服装、家用电器、手机终端的企业，也积极筹措资金转向“重型产业”。这一年，浙江省有40余家民营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打报告，要求生产轿车、皮卡或客车。当时全国销量第一的手机生产商波导在实现国有控股以后，也不用销售手机所积累的雄厚资金去开发自己所缺乏的自主技术，而是准备投入巨资生产汽车。
按照当时的情况，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即斯大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又重新回来了。只不过这次的理论论据不再是人们已经不感兴趣的斯大林，而是一位德国发展经济学教授霍夫曼。他在1930年根据发达国家过往经验外推，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经验定理”：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的生产将超越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还完全没有第三产业概念的30年代，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就被称为“重工业化阶段”。
学生们的春节讨论对吴敬琏的最大启发是，为了弄清楚眼前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用顾准教给他的办法，先对世界各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相关的理论演进做全面的回顾，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才能找出当前问题的答案。从2004年春节时起，他就大量查阅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同时收集了有关的经验数据，将外国的工业化过程和发展经济学演进过程进行梳理，然后把中国的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加以分析。
理论梳理带给吴敬琏的最大收获，是使他认识到，不论是斯大林的理论和路线，还是“霍夫曼经验定理”，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超越的所谓早期增长模式（或称“粗放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表达。最早对这种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读过马克思著作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作出的资本主义即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结论，正是来源于对这种增长模式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增长模式下，随着投资率的提高，必然导致利润率的降低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由此造成了垄断的形成和阶级斗争尖锐化。十分吊诡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斯大林，却把由这种增长模式导出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积累（投资）是增长的唯一源泉等等确立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使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按照这一“原理”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工业化。
在当代经济学看来，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是一种反映这种早期增长模式的理论。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用机器代替人工，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优先生产机器、工作母机以及煤钢等重工业产品。霍夫曼把早期增长时期经验数据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工业化后期，就出现了理论上的错误。
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的根本变化，发生在19世纪后期。它们的发展方式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由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转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第一个对基于早期增长模式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他指出，如果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越高，那么由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应当不断上升，而增长率应该不断下降，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前40年都没有发生。他由此论证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非投资，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对几十个国家经验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索洛提出的原理。
在大量分析的基础上，吴敬琏得出了结论：各国经济发展中并不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重化工业阶段”。中国在“十一五”（2006~2010年）的当务之急，是要努力实现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1996~2000年）中就要求进行，但尚未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在对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了批评之后，吴敬琏继而对另外一种粗放增长模式进行了反思，这就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出口导向战略，他称之为“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前20多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两种战略的成功，从1978年到1993年是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其后则是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正是因为后者的政策实施，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保持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所在。
可是，出口导向战略的长期实施已经产生了两个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
一方面，它诱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使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在出口导向政策的保护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长期保持，使中国虽然从出口额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厂”，但是其中大部分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工厂缺乏自己的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只能“以量取胜”。这使得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贱”的畸形现象。
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是建立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前提下的。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低估，不得不通过入市干预，大量购买外币。2003年，中央银行平均每天收购2亿~3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5亿~6亿美元。长此以往，这将使国家货币政策的运作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从而很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的形成及最终破灭。从亚洲各国的经验看，从“东亚四小龙”到马来西亚、印尼，凡是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成功发展了一段时期之后，爆发金融危机，一些应对不当的国家更因此陷入长期萧条。
因此，在吴敬琏看来，以数量取胜和汇率低估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延续，已使中国的外部经济失衡加剧，如果不加以转变，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存的复杂局面——到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又一次被他“不幸而言中”。
作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咨询研究人员的吴敬琏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在于弄清增长模式转型的理论，还要提出中国应当怎么样实现增长模式转型、如何提高效率的具体建议。因此，他对各国提高效率的途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下四个基本的方向：
第一，尽量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效率较之农业为高的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努力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促使他们创造的附加价值和获得的收入得到提高。
第二，促进现有以简单加工为主的制造业的产业链向能创造更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价值链（或称“微笑曲线”）的高端延伸。
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为生产者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以便降低在现代经济的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
第四，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以便降低信息成本，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
2004年中期，吴敬琏所在的两个单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和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也开始了对“十一五规划”的预研究。他就在这两个平台上展示了前一段的研究成果，并对“十一五”的方针提出建议。
吴敬琏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在2004年7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的专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重点发言，题为《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他论证了重型化道路之不可行，并提出警告说，“重型化”的快跑将使中国遭遇能源危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作为政协经济委员会“十一五”课题组的组长，和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以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负责起草“十一五”文件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基本共识。最后受经济委员会的推举，他在全国政协2005年3月的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十一五”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的大会发言，受到委员们的热烈欢迎。
在10月20日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举办的“十一五规划”座谈会上，吴敬琏发表了题为《关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选择》的长篇讲话，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关于中国的增长模式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转变。吴的讲话引起了一个十分热烈的讨论。有的来自新闻单位的官员强烈反对吴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应该有权享有像西方人一样的高汽车占有率、高能源消耗率等高消费水平；而且人类是地球的主人，地球上的资源本来就是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而大多数委员，包括原专家委主任、时任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和专家委委员、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这两位资深的发展经济学专家，则和吴敬琏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
和在经济界不太一样，吴敬琏在经济学界的遭遇，就显得形影孤单得多了。
站在吴敬琏对面的是他的“老对手”，北京大学的厉以宁，以及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行政官员。
2004年12月13日，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论坛上明确表示，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他说：“吴敬琏反对片面‘重型化’，我是同意的。但是重化工的发展阶段也确实存在……大国的发展不能绕开重化工的道路，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
接着，厉以宁以擅长的讲故事方式来讨论问题：“经济学界流行一个故事，有两个人到郊外去旅游，忽然听到老虎叫，一个人赶快蹲下，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换上想跑。另一个人就说，老虎跑得比人快，你换运动鞋有什么用？这个人说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也蹲下把鞋脱了，爬到树上去。老虎不会爬树，吃不着，就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点，经济中的大风大浪是不能避免的，我们的企业不要认为能躲，躲有什么用？换运动鞋也是躲。要有自己的绝招，有自己过硬的本领，你是武松，把老虎打死了就更棒。”他进而推论道：“当前的经济学界正在讨论一个问题：中国能否绕开重化工阶段？发达国家的发展经过轻工业阶段、重化工阶段、消费品制造阶段，然后到it阶段，中国是不是也要跟他们一样地经过一个重化工阶段呢？经济学界讨论这个问题的最后结论是，小国可以绕开，中国是大国，无法绕开。因为我们要建立自己独立的体系，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基础工业是不行的。”
针对吴敬琏提出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一条被证明走不通的老路”，厉以宁反驳说，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实经历过一轮重化工业的集中发展，但是那一轮“重型化”并非建立在真实消费需求基础之上，在结构上存在很大缺陷。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开始显露端倪。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真实需求。
厉以宁的演讲一经刊出，当即被媒体定义为新一场“吴厉之争”。新浪网特地做了一个专题，还贴了一个小调查，让网民投票“吴厉之争你赞同谁”。不过，吴敬琏并没有对厉以宁的批评做正面回应。在一两个月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讨论吴敬琏《“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的发言稿时（厉以宁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交锋。
如果说，吴敬琏与厉以宁之间的分歧还属于隔空交火的话，那么在2005年7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樊纲则对吴敬琏进行了面对面的反驳。
吴敬琏首先在演讲中重申了他对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批评，提出了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提出了7个方面的问题：不能扬长避短，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挤占用于发展服务业的资源；造成水、土、煤、电、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破坏生态环境；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隐含着银行坏账增加的金融风险。他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彻底改观，资源约束的问题不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很难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们gdp增长率达到年增长9%以上，很快就需要停下来调整的原因。与此同时，服务业在gdp当中的比重却并没有提高。于是我们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这个很长的价值链里面，我们主要从事的就是附加价值最低、利润率最低的加工部分。所以就有一句话：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自己手里”。
樊纲的观点与吴敬琏不尽相同，他在演讲中说：“我们需要向高新产业发展，这毫无疑问。但是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二三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里，为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我们还不能放弃传统产业，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甚至不能放弃资源密集型的行业。”
樊纲立论的基点是中国的就业问题。他认为，从长期看，中国首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发展的均衡，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否则中国经济社会就会崩溃，经济增长也不会持续。而所有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他说：“最大的挑战就是2.5亿至3亿农民的转移和就业问题。怎么能创造这些就业呢？我想有一条，就是中国人什么都得做。传统产业里的重化工业也得做。重化工业不做，这一块的就业如果到别的地方去了，对我们不利。”
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樊纲更加直言不讳：“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新型工业化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首先就是所有产业都要搞！中国人太多了，不搞不行。但要采取更好的制度，尽可能利用较新的技术来搞，比如现在可以用新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而不是这也不搞那也不搞。你只有可以论证不搞这不搞那也能解决中国几亿农民的就业与收入平等的问题，你的理论才是可信的。”
在当时理论界不尽同意吴敬琏观点的除了厉以宁和樊纲之外，还有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专家林毅夫和外贸专家龙永图。2005年1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圆桌讨论会”，林毅夫邀请吴敬琏作主题发言，龙永图为主要评论人。龙永图在评论吴敬琏的发言时指出：“我国只能老老实实再走10年年加工贸易路，再为外国公司打工打上20年。”林毅夫则从“比较优势学说”立论。在他看来，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与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这次圆桌会议，是学者之间的一次平和而深入的学术探讨。吴敬琏在回答时说，他并不是要求取消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但是也不能永远停留在目前这种外资拿走90%的价值，中国人只拿到5%~10%甚至更低的状态。现代比较优势学说看重的是动态的比较优势。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的技术力量已经有了很大增强，一些加工企业完全有可能延伸自己的产业链，从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等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吴敬琏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此“布道”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传道士。然而这位银发长者一边说，一边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快速实现当地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法宝押在了产值大、利税高的“重型化”上。他的警告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反对的力量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实在太过强大，它以不容分说的囊括之势，把他的声音全然冲淡。
2005年9月28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了一个产业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吴敬琏是第一个演讲者，题目是《中国重工业及化工产业的发展》。细心的《南方周末》记者邓瑾记录了现场的一个细节：“离研讨会开始还有一刻钟。75岁的吴敬琏走到会场一侧的投影仪前，不断校正，希望有一个最好的展示效果。尽管当天的研讨会规模不大，而且与会的近20名专家中有一半来自日本和美国，吴敬琏仍然非常重视。”
在半小时的演讲里，吴敬琏再一次论证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该转向技术和效率导向的内生型增长（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增长模式），而不是继续依赖过去靠资金和资源高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体制，而这个体制建立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即政府能否从为自己带来权力和利益的资源配置中退出，让位于市场。
在这次研讨会的间隙，吴敬琏对上前采访的邓瑾说：“现在关于中国重化工业以及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并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深度和高度。”他显得有点急切，甚至建议《南方周末》就此展开深入的讨论。邓瑾在题为《一个人的“传教”》的报道中写道：“吴积极参与辩论，当他的观点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后，他一一回应。然而令他无奈的是，之后就鲜有人接他的招了。所以他希望有辩论，更热烈的辩论。”
也是在清华演讲的两个月后，吴敬琏出版了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在开卷导论的第一段，他就明白写道：“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在书斋中披阅前贤论著、静心进行学术探索的产物，而纯然是为了回答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的实际问题作理论和政策研讨得出的结果。”
尽管此书是为现实所做，吴敬琏还是秉持了严谨的研究风格，完成了一部学术性很强的论著。在书中，他将早期经济增长与现代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上的比较，提出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成就与问题，进而论证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让吴敬琏稍感欣慰的是，在这场旷日长久的论战中，他尽管不无“孤独”，却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些学者，其中包括参加起草“十一五建议”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起草人、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以及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发展问题专家张平等，都对《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对“十一五”规划的制定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这一著作同时也获得了“首届全国信息化研究成果·特别贡献奖”、发展经济学大师张培刚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学者专家以及规划官员之间的认真讨论最终还是结出了成果。到2005年年底，众说纷纭的增长方式之争尘埃落定。
10月18日，新华社受权播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在“十一五”时期，应当“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这个《规划纲要》指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此，“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六个“立足”：
——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立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
——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着力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动转变。
——立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发展，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转变。
——立足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发展，把改革开放作为动力，促使经济增长由某些领域相当程度上依靠行政干预推动向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大程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转变。
——立足以人为本推动发展，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促使发展由偏重于增加物质财富向更加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转变。
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10月举行的“十七大”将“转变增长方式”的提法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口号都写入了党和政府的文件，但是吴敬琏对此并不盲目乐观。正像他在2003~2005年的讨论中多次说过的，从第九个五年计划起，中国领导就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一直收效甚微。其原因盖在于现行体制：一方面，增长方式的转变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另一方面，能够支持和鼓励创新创业活动的政经体制和经营环境还没有建起来。
因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企业、财税、金融等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就成为能否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点。
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的最后一节，他一如多年所坚持的那样认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他写道：“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困难。但是，我们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因为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将最终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
接着我们将会看到，事态的发展仍然曲折坎坷。
受困的“主流经济学家”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尽管在经济理论上尚不成熟，对改革的曲折和意外缺乏充足的掌握，在具体的改革方法论上显得手忙脚乱，但是自始至终，他们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可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改革”的定义及对象变得模糊起来，利益集团的分化让矛盾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变得异常复杂，早年的某些“共识”日渐瓦解，甚至，连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又一次受到了空前的质疑。
这样的景象在吴敬琏身上得到了最戏剧性的体现。进入2003年之后，他曾在多次论述中表示不希望发生的情况，竟然以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的方式发生了。随着腐败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愤懑之情日益变得激烈起来。这时，改革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拥护者纷纷行动起来，鼓动群众对市场化改革进行抗争。吴敬琏的老同事、在1988年反通胀和反腐败的战友马宾更是冲在前面。他在2003年9月向他亲近的朋友发出一篇名为《北戴河休养杂记》的文章，论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继续搞修正主义”，“从而彻底背叛马克思学说、列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搞私化、腐化、西化、分化、城市工业资本主义股份化、农业包产到户私有化、全面资本主义化”。他并且提出希望，要他的同志们纠正认为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思想，“把企图和一心砍倒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邓小平’批倒”，把他搞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再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之”。
马宾的这番宣告还真有效果。从2004年年初开始，许多网站开始连载系统批判邓小平和所谓的“资本主义改革路线”的系列文章，后来被编成一本20多万言的电子书《邓小平晚年之路》，在许多网站上公开下载。
要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为市场化改革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自然首当其冲。在所谓的“左派网站”上出现了大量文章指斥“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误导中国经济改革”。有人在网站公开提出，他们的斗争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围歼‘资改派’学者”，“这些人头戴着著名专家学者的光环，颇能迷惑一部分群众。对这些人，要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强火力的攻击，深刻揭露和批判他们的荒谬和反动，直到弄臭打垮为止。”
2004年的2月，隶属新华社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长篇报道《经济学家为企业代言的是是非非》，提出“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尖锐问题。文章开列了包括吴敬琏、张维迎、高尚全、董辅、钟朋荣、萧灼基等14位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经济学家的名单，列出了聘请他们当独立董事的41家企业以及支付的年薪。吴敬琏被披露担任了神州数码、中国联通、中石油和中水渔业的独立董事。报道称：“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文章追问道：“无从得知，那些身兼数职，不断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对各种经济问题发表意见，一场接一场地赶场出席各种论坛和研讨会的经济学家，在百忙之中是如何来履行这么多兼职的应尽职责的？”报道引用杨帆教授——时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的评论说：“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代言》这篇文章还引用杨帆的话，以直接点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企业界分三个集团。一是投机集团，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二是民营企业集团，是干实务的；三是买办资本集团，正在兴起，理论界的代表就是吴敬琏、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江小娟、张五常等。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瞭望东方周刊》的这则报道被广泛转载，在舆论界和经济学界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该杂志100期特辑的报道称：“《代言》一文也惊动了国务院高层领导。后来，一些部门请经济学家做研讨、咨询时，也变得谨慎了许多。”也就是从此之后，在许多公众眼中，经济学家成为财团的“代言人”成了一个公众话题。
如果说“独立董事风波”质疑了经济学家们的职业操守，那么，在2004年秋冬之际爆发的另外一场论战，则几乎将吴敬琏等“著名经济学家”全都推到了对国有资产的流失负有责任的被告席上。
启动于1998年的国有企业大规模产权改造，到2004年前后已格局初成，在这期间，数以十万计的国企“转换身份”进行了股份化改造，由于缺乏规范和对于掌握改制领导权的政府官员的监督，造成了一些混乱局面，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弄权谋私，甚至公然将公共财产窃为己有。我们已经看到，吴敬琏在过去的几年中曾多次呼吁制止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在这场论战中，吴敬琏却被说成是支持盗窃国有资产的“共犯”。这是他当年所始料未及的。
2004年夏天，出生于台湾桃园，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香港金融学教授郎咸平连续发表论文和演讲，对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提出了猛烈的质疑。
6月17日，他公开质疑tcl，认定其股改方案实际是国有股权被稀释的过程，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8月2日，他发表《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头直指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家电企业海尔，根据他的分析，“由张瑞敏等管理高层控制的海尔持股会曲线mbo取得成功”。8月下旬，郎咸平掷出第三颗“震撼弹”，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直指中国第二大家电企业广东科龙的董事长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
郎咸平的三次讨伐在企业界、舆论界和经济理论界平地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整个秋天，它甚至转移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关注。这位来自香港、敢于放言的金融学教授对过去几年的产权清晰化和公司化运动进行了一次“总清算”。他的结论是，“当前这种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档，合法地侵吞国有财产的景象，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极为类似”。语锋机敏的郎教授还打了一个很生动的“保姆”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据此，郎咸平提出3个观点：必须暂停产权交易，必须禁止mbo，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问题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
郎咸平极富鼓动性的言辞，得到了早就对企业改革中的不公正现象心怀不满却无处申诉的底层大众的热情支持。而受到攻击的科龙董事长顾维军则起而反击，以涉嫌诽谤起诉郎咸平几乎所有的财经和都市媒体都站在了郎咸平一边，有的报纸更以《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为题，严厉批评国内学者对郎的果敢行动的“暖昧”态度。
正在寻求机会把“资改派”经济学家“弄臭打垮”的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更是大喜过望，早在2004年8月28日，在郎咸平刚刚发起对tcl、海尔和科龙的质疑之际，就有一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学者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资产发展研讨会”，为郎咸平大声叫好，10多人联名发表声明“声援郎咸平”。不久，南京、上海也召开了类似的集会。
2005年6月，一本名为《“郎旋风”实录：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的图书出版，该书宣称：“这是一部明辨是非曲直的书；这是一部分清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书；这是一部反对在我国推行mbo，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暴发户张目，撕开其画皮的书。这场关于国有资产的大讨论，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它明确指出我们共和国今后应该走什么路，朝哪个方向前进，也就是说，是继续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呢？还是走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推崇、误导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尤为醒目的是，这本书的“总顾问”是一位中宣部前任部长。一位叫钟建国的作者在左派网站上撰文解释他“为什么要亲自出马当‘总顾问’”时写道：“《‘郎旋风’实录》这本书，触及今日中国最敏感、最重大的问题。理亏心虚的权势人物，可能要逼迫主管宣传、出版的部门出面压制。中宣部老部长亲自出马担任这本书的‘总顾问’，也许可以起到‘泰山石敢当’的作用。”
很显然，在一个更大的、关乎中国改革命运的大论战中，郎咸平也成了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连一些西方媒体也看出了“左派思潮”在中国的再度活跃，美国《洛杉矶时报》在一篇评论中认为：“郎咸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批评并不是孤单的声音，他代表着一个被称为‘新左派’的日益有影响力的团体，他们对国有企业民营化和中国经济的试验进行抨击。”
郎咸平提出的质疑，事涉中国企业改革的路径抉择与道德正当性，很快让一大批经济学者都卷入其中。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学者都主动或被动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一时间观点锋矛相对，立场鲜明对立，构成近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一次大论战。
不少学者认为郎论偏激，对中国企业制度变革有误读。复旦大学张军教授认为郎咸平的案例研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失偏颇”。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发表演讲，呼吁舆论环境要“善待企业家，不要把他们妖魔化”。北大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文章中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
一向被视为“主流经济学家”之翘楚的吴敬琏，是以一种很“无辜”的方式卷入论战的。而其起因，就是2004年8月28日的那场“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资产发展研讨会”。
在研讨会前的数日，郎咸平宣布将邀请“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前来与他面对面地辩论。开会当日，“被邀”学者无一到场。郎咸平在演讲一开始，就以调侃的方式逐一点名哪些经济学家没有应邀。他说：“主办单位在我要求之下，邀请了主要的经济学家来到会场，但是很遗憾，今天我所谈论的题目，该参加的人员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参加。为了证明主办单位是诚恳邀请所有人，今天我把邀请的人做一个汇报，有吴敬琏、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今天谈的学术性主题就是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
就当郎咸平在北京“点名批判”的时候，吴敬琏在深圳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8月29日，在他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如何看待“郎顾之争”自然成了被追问的话题。他对此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利用国企改制之机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不是个别现象，应当对这种现象作坚决的斗争；第二，对于郎教授指控一系列企业家盗窃国有财产，自己没有调查研究，无法作出判断；第三，不能同意郎教授关于“国企效率优于民企”、“国企不能退出”的主张。
记者再问：“你如何看待经济学家在‘郎顾之争’中的表现？”
吴敬琏回答说：报上有篇文章，标题叫做《顾雏军郎咸平公案反思：经济学界为何集体失语》。经济学家并不是一个组织或者机构，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研究独立地作出结论，所以也没有什么“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然后作出一个决议，这有什么意义呢？当然，经济学家有义务维护学术自由。如果郎咸平教授受到压制、受到打击、受到迫害，任何一个公民、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应该发表意见支持他。至于牵涉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没有研究，怎么能够发表意见？有的评论说这次拷问了经济学家的良知，没有研究，不发表意见就是良知缺失啦？我觉得如果自己没有研究乱发表意见，才更有问题。
记者进一步问：郎咸平教授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公布了请而不到的经济学家名单，第一个就是你，你怎么看？吴敬琏温和地答道：“我没有收到过任何邀请，所以没有应邀不应邀的问题。我估计是报刊误报了，我想郎教授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到底是我的一个朋友嘛。”
让吴敬琏没有想到的是，在不久后的一个公开场合上，过去与他关系不错的郎咸平回避了到底有没有发出邀请的问题，而是断然声称：“我没有朋友，我也不需要朋友。”这样的公开表演，让吴敬琏非常不满，以致在风波过后一两年，当郎教授一再致电给吴敬琏，邀请他参加自己的课题研究时，吴敬琏再也不愿，也不敢和他有所交往了。
郎咸平发动的这场“讨伐”，让他如愿以偿成了一个明星级经济学家以“独立学者”自成一方；而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为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则被划入了“误导中国改革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之列。在某些不明就里的民众看来，这些人真的都已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的“良知”被金钱收买了。
就这样，吴敬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他还被赞颂为“社会良心”，如今却遭到被利益集团收买的指控。而更错综复杂的是，对他的攻击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向视之为“眼中钉”的“左派”网站发表文章，认定这是“吴敬琏们黔驴技穷”的表现；而北京的一些媒体则指责说，吴敬琏既不肯定郎咸平的指控，又不“拿出事实和数据来驳倒郎咸平”，是在玩“太极推手”。日后来看，吴敬琏尽管不习惯这样的状况，不过却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他仍然率直发言，从心而论。根本的原因是，这个人并无私利可言，他没有与任何企业达成过利益上的勾连，他不炒股票也不做投资，他的子女或亲戚都不从事商业活动，甚至，年过古稀的他对名利本身也已失去了追逐的热情。
直面汹汹而来的攻击，吴敬琏忧心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声誉，而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前景。2004年12月，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现代化中国的临产阵痛》，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们注意到，近来社会上散布着这样的疑问：改革以来，问题和矛盾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有加剧的趋势，它是否表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出了问题，需要改变？这是最近几个月来各种场合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继而他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我认为，问题不是出在改革的大方向上，而是与一些跟这个改革大方向相背离的做法有关……所以，我们要减轻临产阵痛的正确途径不是‘堕胎’、‘开倒车’，而是坚定而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
然而，大论战的帷幕一直没有落下。自2004年夏秋之后，一些人利用产权改革中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一再攻击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明星”的郎咸平也越来越走向极端。他甚至对政治改革发动攻击，说是“民主和民意监督根本解决不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腐败以及低效率”，“在此我呼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以严刑峻法贯彻以民为本的思维”。他还以中国电信等垄断性公司的业绩来证明“中国国有企业从来不比民企差”。
2006年3月，在全国政协经济界的小组讨论会上，几乎从未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同行的吴敬琏罕见而直截了当地对郎咸平2005年11月发表在香港《亚洲周刊》上的长文《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提出指名的批评。他说：“郎咸平教授对中国情况的总体判断是‘国企改革天怒人怨’，‘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触目惊心’，‘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市场化改革’，以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以致‘社会之坏5000年仅见’！郎咸平说民营企业盗窃国家财产，中国的著名企业几乎无一漏网。郎咸平还说民营企业效率比国有企业效率低，所以国有企业不应该改革。有学者用数据反驳他，他说‘我讨论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讨论小是小非’。”接着，吴敬琏评论说：“既然是大是大非问题，就应该讨论清楚。我不赞成用行政压制讨论，但不能用造谣、煽动弱势群体的这种办法来讨论，如果用这种办法，就是‘捣糨糊’，把事情搅成一团糟。”“改革开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去年10月反改革的声音达到高潮，我认为这是令人气愤的。”
吴敬琏的这些声音很快被娱乐化地描述成“吴敬琏对撼郎咸平”之类的新闻，媒体和民众没有耐心去聆听到底什么是“大是大非”，学界对于理性的辩论似乎也日渐丧失热情。在漫天喧哗之中，身处漩涡中心的吴敬琏显得越来越孤独。让他忧心的正是，那些最终会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煽动，在支持旧路线和体制的人们的鼓噪和某些舆论工具的配合下，很有可能蒙蔽大众，把他们带上反对自己根本利益的歧路上去。进入2006年之后，他在多个场合介绍r·拉詹和l·津加莱斯合著的《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并一再引用其中的论述来分析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艰难性——
市场经济制度在政治环境方面面临双重的威胁。第一重威胁来自市场早起发展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还企图继续维持其地位。由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要求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这些拥有特权的人生怕自由市场体制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的确立会危及自己的既得权力，于是就极力鼓动运用政府的力量限制来自国内外的竞争，阻碍市场竞争体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的进一步健全。第二重威胁来自在市场前期发展中受损的弱势群体，当这些弱势群体受到蒙蔽，他们对种种不公正现象的正当不满被别人所利用，就常常会把矛头指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做法恰好迎合了既得利益势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势力就能够躲在大众的身后，要求扩大政府干预，摒弃对外开放，压制市场竞争。弄得不好，就会出现下面这种“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糟糕场景”：“在保护贫困人群安全的幌子之下，既得利益集团压制了市场机制，保证了自己的安全，而受害者则是自由市场经济和所有可以从中获得机会的人。”
吴敬琏既而指出，“弱势集团不但不会抗议，反而还会喝彩，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受到损害”。
然而吴敬琏这一番本应发人深思的话，被网站以最能吸引眼球的《吴敬琏说穷人反对改革》为标题，发表在醒目位置上，又引来了网上的一片狂轰滥炸。
在这一片非理性的攻击中，这位老者只有徒唤奈何！他就像站在一个牌局边上的“老管家”，尽管对正在进行中的游戏十分不满，以为必须要改变现行的规则，但是谁想要伸手把桌子掀翻了，却是他万万不能同意的。也正因此，他成了一个左右都不“讨好”的人，正在玩牌的人嫌他多“啰唆”，而看不惯现状的人则认定他是不公平游戏的同谋者。
中国的改革会好吗？
自2005年之后，吴敬琏实际上陷入了三面夹击、两线作战的窘境之中。
对他构成“攻击”的几种势力，一是来自顽固的“左派”力量，他们以“利益不均”为号召，反对市场化的变革，以“吴市场”出名的吴敬琏自然成了他们在经济理论领域重点打击的对象；一是来自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他们不愿意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也不愿意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是希望维持乃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的转型状态，以继续“寻租”获利，吴敬琏对法治化的呼吁让他们非常不安；还有一股势力，则是被上述两势力力图操纵的、来自社会底层的民粹主义浪潮，他们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的既得利益者。对吴敬琏来说，来自这一股力量的攻击最具杀伤力，几乎让他无可奈何。
据吴敬琏的分析，“极左派”之所以能够掀起大浪，是因为他们能够运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那些对于权贵资本主义怀有正当义愤的人们，使他们跟着自己走上反对改革的歧路。然而同时，在他看来，民众又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有正确的舆论导向，他们是能够弄明白什么是他们真正的利益所在。
当时，大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问题。而一些“极左派”人士则利用这种正当的不满，把矛头引向企业家、公司职员、医生等一般高收入阶层，在某些网站上充斥着“富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向富人开枪”的叫嚷之声。这种舆论攻势甚至引发了致命的后果。
2005年冬，北京发生了这样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一位29岁的外来农民因在抢劫中将35岁的清华大学副教授熊女士杀害，而被判处死刑。罪犯在法庭上供认，他唯一的爱好是上网，而自己网上得到的认识是，“有钱人太张狂，就想教训教训他们”。亲历庭审的中新社记者写道，“这起案件又是源于仇富心态”。
面对这种社会景象，吴敬琏在11月下旬出版的《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段在很多人听来非常刺耳的言论：“动不动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
复原当时的对话语境是这样的——
记者问：现在大家看到市场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去维持公平；如果政府退出资源配置，会导致社会的更不公平。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吴敬琏在回答中认为，收入不平等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一是机会的不平等，一是结果的不平等，在他看来，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紧接着，他对“仇腐”与“仇富”两种社会情绪进行了一番甄别，他说：“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腐’和‘富’之间容易混同，但是领导和传媒的责任正在于帮助大众分清二者，真正懂得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
这番言论被《财经》的编辑提取为一个醒目的标题——《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文章刊出后，当即在网上引起一番“口水战”，有论者在《大河报》上与他“商榷”说：“笔者对此感到费解。吴先生认为，机会的不平等就是官员腐败，笔者承认这一点，但机会的不平等并不只是出自他们……吴先生所说的富人阶层，即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他们致富过程中真的都与机会不公无关吗？我看未必。”另有论者更是径直发问说：“吴敬琏，你是谁家的经济学家？”
对于这样的反驳和质疑者，吴敬琏感觉颇为无奈。不过，他还是要把自己想说的话继续说清楚。在不久后的《财经》年会上，他说：“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2007年3月，过去几年里一直困扰吴敬琏的那个“经济学家为谁代言”的质疑再次发作。他在全国“两会”上的言论再次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乃至谩骂。
第一波批评声浪由“春运要不要涨价”引出。近年来，由于铁路运力不能满足数以亿计的春节返乡农民工的需要，于是每到春节之前，人们哪怕排几天几夜的队也一票难求，而有门路从“后门”搞到车票的黄牛党却趁机大发横财。2007年，铁道部决定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这一举措引来了报刊上的热烈讨论，欢欣赞成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一些零星的反对意见。
3月7日，政协委员分组讨论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那个工作报告提及，今年春运火车票不涨价就是政协向领导反映委员意见的结果。在讨论中，吴敬琏对政协工作提意见说，在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最好双方的意见都反映。可是我们往往只反映“主流”的意见。过去像讨论“体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反对的意见得不到反映，全体大会上听到的发言都是一片赞同。这次对“春运涨不涨价”的反映也只有一面之词。我看到网上茅于轼教授的文章，他指出，春运票价不上浮的结果不理想，事实上有很多农民工连夜排队却买不着票，另一方面黑票价格上涨，票贩子发了大财。还有批条子等寻租活动也十分猖獗。吴敬琏说，他觉得茅教授说得很有道理，因为不涨价并不能增加火车席位的供应，农民工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实惠。听说铁路部门因为不涨价，全年少收了两个多亿，为什么不拿这两个多亿给全体农民工发一个年终奖金？至于是不是一定要在春节前夕回乡，或者换乘车辆，由每个人自己决定。
这些言论顿时在网上招来无数口水，失望、责备乃至辱骂之声四起，有网民在博客中写道：“吴敬琏曾有一段时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然而这‘良心’，大概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民众。这有最近民众喷出的如潮口水为证。”互联网的信息洪流形成一种无序狂欢的“广场效应”，人们着迷于姿态、丑闻、黑与白的冲突以及偏执的民粹主义立场，因为这些都会迅速唤起滥情和关注。而对于理性与中庸的思考，却显得无比的不耐烦。在这样的舆论空间里，理性表达会变得非常可笑，像吴敬琏这种思维严密、表达谨慎的学者自然很难适应。这是一个封闭已久的社会在突然开放的舆论空间里所必然要经过的混乱阶段，沃尔特·李普曼早在1922年的《公众舆论》一书中就对此进行过描述。在那些年里，几乎所有的市场派经济学家都遭遇到了类似的攻击和嘲笑，当然，除了吴敬琏，一向以服务弱势人群为己任的茅于轼也在劫难逃。
另外一场风暴由征地和拆迁补偿问题引起。一次散会后走在路上，南方一个报纸的记者问起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吴敬琏回答道，首先，我反对借口土地是公有财产，“三文不值两文”就把人家的土地拿走了。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按市价补偿呢？我看不一定，因为城市化是社会各方面努力的成果，房地产在城市化过程中升值，不一定全是地产主人的贡献，所以，升值的收益也不应全归他们。因而，我主张分情况，用部分升值收益建立一个城市化基金。
日后吴敬琏回忆说，他当时会有这个建议，是因为在广东一些开发区调研时看到某些情况。在那里，划入开发区的农户享有房地产升值的全部收益，马上不用工作就可以坐享十几、二十万的年收入，而没有划入开发区的农民虽然也为开发区建设做出了贡献，却没有得到分文补偿。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同时，这样做对得到补偿的人也不见得有好处，从终日劳动却收入微薄的农民突然成为可以不劳而获的富人，很可能促使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成为游手好闲的所谓“二世祖”。
在那次对话之后，记者立即将“吴敬琏反对按市场价格补偿”的新闻发回报社。报社也立即组织了对该市大学教授及专家的采访。这当然引起了饱受拆迁之苦的人们的强烈反应。网上一片叫骂之声，有些人发贴鼓动采取暴力行动，“把那个吴老头的房子砸了！”这甚至引起了和吴敬琏同住一个宿舍楼的楼下邻居的恐慌，“如果砸了他那个单位，那不就压垮了我们的房间？”
面对这样的景象，吴敬琏表现得无能为力。在很多人看来，以他大师级的身份，以及业已形成的“经济学界良心”的社会形象，根本没有必要为了一些“芝麻绿豆”的话题贸然发言，况且这些言论很明显地将遭致不容分说的攻击，他好像是在把一只万般辛苦才烧制成功的、印着自己“高尚肖像”的瓷器狠狠地往墙上摔。在被炮轰的那几天里，有媒体评论说：“照此下去，离吴敬琏不敢说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不过，这位个性倔强的老人没有选择躲避或放弃，他似乎根本不在乎别人的那些担心。还是那一年的“两会”，在全国政协经济界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委员们讨论开征燃油税的问题。吴敬琏说，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可是我们的燃油中的含税量比美国还低，这不是鼓励大家买车、烧油吗？可是开征燃油税的问题谈了十几年还谈不下来，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位来自工商界的委员插话提醒他说：“老吴，你别提这个意见，这是会挨骂的。”吴敬琏没有好气地回答他说：“如果当政协委员就怕挨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用当了，可以回家了。”然后，他还是继续说下去。
2007年9月，吴敬琏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收录50余篇文章，记录了世纪之交以来作者的所思所言”。就当他拿到新书 ，正打算转赠诸位老友之际，10月28日，传来他的老同事、老领导马洪逝世的消息，享年87岁。他在悼念文章中写道：“虽然马洪同志在经历了多年卧病以后于上月陷于昏迷，他即将离我们而去已是意料中事，听到他的噩耗，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在两年前的2005年7月22日，另一位“市场派”宿将薛暮桥已经以101岁的高龄去世。他们都是吴敬琏的多年师友，朋辈相继凋零，自然让暮年的他时有感伤，同时也越加生出紧迫感。
在《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的序言中，吴敬琏充满忧患地写道：“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一路凯歌，经济改革所采取的从非国有部门入手、由易而难的策略，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又使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寻租环境得以广泛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得以四处蔓延。”他进而说，“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在我看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唯一途径，在于朝野上下共同努力，切实推进改革，建设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迟滞，造成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第一，中国经济继续沿着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一路狂奔，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第二，设租和寻租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污腐败、贫富差别扩大和社会失范愈演愈烈，这些，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后来的国史记录者应当会如实记载——在30年中国改革的后半程，中国的学者一直保持着对制度改革滞后的警惕与批判。当然，变革的阻力之大、进展之缓慢，实在让人深感迷茫。
正在发生的历史都好似雾里看花，却又像在一个清晰的轮回中苦苦挣扎。正如吴敬琏在2004~2006年的大论战中就已经预言到的，由于没有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过热、调控、降温、速度下降，下一个阶段又重新出现可能就不能避免。”2007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又进入了这样的循环中，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让所有的观察家都惊诧不已。先是股市的迅速升温，上证指数在2005年的6月跌到了令人绝望的998.22点，接着就在放量流动性的支持下转头上攻，2006年11月重返2 000点，然后一路高歌，到2007年的8月23日一举突破5 000点大关，中国股市总市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同样炙手可热的是楼市，很多城市的房价都涨了一倍，甚至两到三倍。
与此同时，一个“幽灵”也重新归来，它就是自1994年以后就从未再见过的通货膨胀。生猪的出栏价格从2006年的6元\/公斤猛然上涨，到2008年年初竟达到了20元\/公斤的高位，民间惊叫之声四起。在2007年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6%，突破了温和通胀的界限，2008年2月、3月、4月更突破上升8%的中度通胀的界限。中央政府于2008年年初宣布进行宏观调控，猛然收紧银根，央行在短短100天时间里连续5次升息，试图让过热的经济快速降温。
与此相关的一个政策是，中央宣布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解雇员工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规定。
在经济理论界，宏观调控政策似乎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尽管有人对紧缩的力度提出了一些异议。而《劳动合同法》则引发不小的争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政府将用工成本的提高全部转嫁到了企业头上。不过，谁也没有料到，2008年的中国将发生非常戏剧化的骤变。
在年初，除了一些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许多官员乃至百姓都认为这将是一个充满了玫瑰色的年份，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第30个年头——可谓是进入了“而立之年”，而在8月8日，将于北京举办全球瞩目的夏季奥运会。在热烈的氛围中，百年复兴和“大国崛起”成了一个令人无比亢奋的主旋律。作为一个自始至终参与了改革全历程的重要经济学家之一，吴敬琏又成了媒体追逐和报道的对象。
就在新年到来不久的2008年1月12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主持下，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有10年时间未曾同台的两个老对手——吴敬琏和厉以宁出现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主持人将两位79岁的老者，连同80岁的茅于轼教授同时请上讲台，共同探讨30年来的成就得失。
这是一次很有意味的聚会，在主持人的追问下，他们各自陈述了对30年改革事业的不同理解。
主持人问：30年中最让他们感觉满意的三项改革分别是什么。
吴敬琏将三次中共中央的会议视为改革史上的三个转折点：“第一是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是改革的目标；第二是1994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市场经济的整体性改革；第三是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
厉以宁说：“第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承包制，它打破从前人民公社下大一统农业的情况；第二个大成绩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国有了证券市场；第三个是民营经济的兴起。”
主持人又问，30年中最让他们感觉遗憾或者说没有达到理想预期的三项改革分别是什么。
厉以宁先答，他说：“一是城乡二元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二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行业垄断没有消除；三是因为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得极慢。”
吴敬琏的答案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和法治建设问题。”
这两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尽管在很多方面有不小分歧，不过在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最大的遗憾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失败，在日后的很多场合，他们一再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与厉以宁相比，吴敬琏的表述更具有批判性，他说：“它的原因我看还不是什么财政困难，而是部门从自己的工作方便、从自己的权利、从自己的利益着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旧体制，所以使它迟迟不能实现。”
吴敬琏与厉以宁的这次北大对话，引起了传媒很大的关注。这两个同龄同籍的江苏人，从1947年起就有了生命的第一次交集，在后来的数十年中，多次展开了剑拔弩张的论战，他们的每一次分歧，都是中国经济前行中的关键时刻。吴敬琏说：“我跟老厉在这个问题（中国股市）上的争论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要提倡一种风气，经济学家所秉持的原则是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所以应该要形成一种氛围，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为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推进改革，为了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了振兴中华。”
在后来的一年里，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国内各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开展了一系列的评选活动。《中国企业家》发起评选“30年最具贡献的十位经济学家”，最终，吴敬琏以67.14%的得票率位列第一，刚刚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紧随其后，厉以宁位列第三。在那段喜庆气息很浓的日子里，几乎所有前来采访吴敬琏的记者都喜欢多得一些“总结”、“经验”，然而老先生却似乎没有满足大家愿望的意思。他说：“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机感。由于受到某些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对，改革形势有可能出现逆转。”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告诫。在2008年4月号的《小康》杂志上，他是如此表述的：“这种阻碍和反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转型期中凭借特权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扰，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碍或者遭到扭曲，从而使腐败等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维护者利用这种情势忽悠大众，把他们引向反改革开放的方向。如果他们相互为用，扭转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势的逆转。”
与90年代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吴敬琏相比，进入21世纪之后的他显得越来越焦虑和“不合时宜”。“中国的改革会好吗？”这个问号在他的眼中似乎变得越来越大。这位具有人文气质和道德勇气的经济学家再次引用10年前曾引述过的《双城记》中的那段开篇语，“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我们这里的季节，“既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也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
金融危机中的“另类呼喊”
2008年5月12日，四川的汶川地区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举国陷入空前的悲恸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局势也突然发生了逆转。美国华尔街因次贷风波引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欧美消费市场突然疲软萧条，吴敬琏在2004~2006年所担心的景象终于出现了，以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的中国出口导向经济遭遇重挫。从2008年年初开始，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特别是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东南沿海的众多劳动密集型外贸工厂无以为继，大量外迁或歇业。深沪两市自1月起就暴跌不止，从最高的5 499点一路下探到5月底的3?433点。6月份，央行与银监会颁布《关于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时称“限贷令”，一把关掉了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闸门，楼市价格应声下滑，阴跌不止，各城市的土地拍卖更是频频流产，那些靠土地出让金维系行政支出的地方政府叫苦不迭。在内外交困的大氛围中，一年前还受过热困扰的中国经济陡然间陷入可怕的大萧条，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几乎全数停歇。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变局，政府、学界及企业界显然都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7月中下旬，吴敬琏和厉以宁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发表了自己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他们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药方”。
7月22日，吴敬琏在上海参加《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同台企业家有联想的柳传志、阿里巴巴的马云和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吴敬琏在演讲中警告，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上，他建议一方面要坚持货币政策的总量紧缩，另一方面要从机制上改善和提高企业的效率，鉴于大量中小企业因信贷紧缩和市场的萎缩所面临的困难，他呼吁给企业减税。在他看来，中国的税收已经连续18年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现在到了该减税的时候”。同时，他建议放活民间的金融产业，让“地下钱庄”变身合法化。
他在讲坛上的警告似乎引起了企业家们的严重关注。就在7月23日晚间，马云给内部职工发出一份题为《冬天的使命》的紧急电子邮件，要求员工警惕宏观经济周期性起伏带来的巨大风险，“不要过多考虑股价波动问题，而是肩负比以往更大的责任，不能让自己倒下”。这是第一个提出要“做好过冬准备”的中国企业家。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厉以宁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会上对当前宏观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当前反通货膨胀的措施不当、时间过长，下半年的首要任务是防止通胀衍变为滞胀。因此，他建议松动银根，扩大信贷规模。
8月底，吴敬琏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访问，再提主张用供给方面的政策刺激经济的意见。
这位对政策设计十分娴熟的经济学家深谙其中之道。在他看来，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关键在于时机和力度的掌握，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就可能步步被动，招招皆错。他对记者说：“最大的隐患有些人不愿意听，人无远虑，近忧必至，这是三四年前就已经讲过了，靠要素投入、出口导向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我看货币政策不能松，但金融应该搞活，小企业贷款、民间银行，都应当做。”吴敬琏始终不太赞同粗放式投资的拯救方案，而寄希望于重要体制的改革。对于信贷松动的呼声，他警告说：“从发票子到物价涨，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按西方的说法起码是8个月。发票子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空前繁荣，等到物价涨的时候怎么办？”
就在这次专访后的半个来月，9月15日，华尔街突然传出全美四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一场金融风暴迅速传导至全球，引发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大的一次震荡。就在这一天下午，中国的中央银行宣布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在此后100天时间里，连续5次下调利率。同时，国务院宣布了一个轰动全球财经界的“四万亿拯救计划”，信贷的口子陡然大开。
在这期间，吴敬琏又莫名地卷入了一个“间谍门”的风波之中。
就在8月下旬，吴敬琏刚参加了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办公会议，从外地回到北京，一条短信已经在国内各家媒体主编的手机上快速地流传：“吴敬琏涉嫌出卖国家情报，已经被有关部门以间谍罪带离调查。”这实在是一条太惊人的消息，几乎所有的人都将信将疑。到8月28日上午，美国新闻网站博讯网发布了一条消息，似乎一下子证实了传言的真实，该网站在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新闻中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国家安全部门调查。博讯网宣称消息来源是中国境内读者的“爆料”，因为没有吴敬琏本人的电话，所以“没有办法求证，只好先发消息”。到中午，海外一些网站纷纷转载这一消息，并添加了一则“秘闻”，称吴敬琏身中“美人计”，曾向一名美籍华裔女性泄露某些机密。8月29日中午，台湾“中央社”随即也进行了转发。
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在当时的各种传言版本中，还有人将“间谍门”与不久前的另一则财经事件联系在一起。在8月19日，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忽然对外透露，中央政府正在开会研究，“将出资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这一消息导致第二天的上证股指大涨将近180点。传言说，摩根大通在期间获利甚巨，而龚的消息就是吴敬琏泄露给他的，吴因此获罪。
8月29日下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官方网站的首页刊出声明，称：“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
第二天，吴敬琏出现在北京郊区顺义的一个会场上，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人文学会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至此，平地生起的“间谍门”事件才得以平息。
在一年后的口述史中，吴敬琏也没有对此有更详尽的评论，不过他显然认为这是“有心人”的有意为之。倒是周南在事发当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讲了一番颇有意味的话，她说：“吴敬琏的性格可能是造谣者的诱因。他说不能违背良心和规律，说一些奉承的话、迎合的话，所以可能得罪了一些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如此荒唐的传言居然能够堂皇流传，而且攻击的对象竟是形象一直非常正面的吴敬琏，由此确可读出利益角斗的复杂和暗潮汹涌。北京大学的传媒学副教授胡泳评论说：“这是一起典型的以颠倒黑白的动机制造和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传播的网络事件。”更有论者认为，“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利益驱动，最终促成了吴敬琏‘谍案’流言的出笼，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流言会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2008年9年20日，从“间谍门”事件中脱身出来的吴敬琏出现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办的论坛上，在深思熟虑之后，他第一次比较详尽讲述了自己对本次金融危机的系统性看法。当时，阴霾密布，人心飘摇，连格林斯潘都认定这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人们迫切地想听到老练的吴敬琏的声音。
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了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健体强身，自求多福”。第一句话说的是美国，第二句是中国，第三句是应对之道。
他分析说，当今的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国，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储蓄率从来没超过10%，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它就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用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这样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
关于中国当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灾难”。他说：“现在有一个说法，没有人想到2008年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突然就爆发了，在政府里面有人这样说，经济学家中也有人这么说，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这就讲到了从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就是这两个内外失衡碰头了。这种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另外一个特点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恶果，使投资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不断下降，金融系统内的潜在不良资产大量积累起来。后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辅之以本国货币贬值。”
接着，他再次重复2006年做过的分析：“1994年外汇改革之后，人民币深度贬值，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跟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成功执行了10多年之后，就必定会出现外汇存底的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大，贸易摩擦加大。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实现汇率形成的自由化（市场化）机制。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到2007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大量的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不外是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费均价指数）上升诱发通货膨胀，第三种情况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于是，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在一开始，我们把它看成是形势大好，后来发现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种方式管住。现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另外企业产品出场价格指数（ppi）倒挂了，实体经济整体萧条，终于成了一个疑难杂症。”
在剖析了国内外局势后，吴敬琏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应对之道：“标就是运用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不要让它崩盘，而且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是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这里，吴敬琏又回到了他一贯的主张——“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强身健体、自求多福。世界经济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变，我们至少不要当冤大头。自求多福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变就是进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
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吴敬琏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而被政策部门采纳。
10月28日，上证股指跌到1 664点，市场信心全失。从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业银行开始大举放贷，每月新增贷款成几何级增长，11月新增额为4 769亿元，接着是7 400亿元、9 000亿元、1.07万亿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万亿元天量。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个月中，新增放贷总量近8万亿元，掀起了一个至热的投资狂潮。这些贷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国有企业所获得，而投资方向则为铁路、公路和各项基础建设设施，民间戏称“铁公基”。在资金突然巨额放松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活跃起来，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国股市放量振荡，一扫前期低迷，增幅为全球第一。房地产的表现更是惊人，它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卖相继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地王”价格。
在中国的投资热浪拉动下，全球的能源价格也立即上弹，铁矿石、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价格扶摇直上。在很多人看来，在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笼罩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奇迹”般地率先冲出了危机。
对于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并无喜色。在他看来，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观手段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
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被边缘化。
在金融危机最动荡的时刻，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拯救经济，连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将一些陷入危机的银行收归国有化，由此，国内经济界再次出现国家主义思潮强劲回归的迹象。2009年3月3日，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中两个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是在自由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有哪一个学派主张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去。即使他们支持对某些企业实行国有化，那也只是一种短期的应变措施，而不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20世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提示我们：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进而，他将笔触回到了对当前政策的反思上：“我们还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到了10月23日，在上海的“2009浦江创新论坛”上，吴敬琏在演讲中批评说，4万亿经济方案，实际上打压了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了“国进民退”。他引用调查数据说，70%以上新的技术创新都出自小企业。“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给他们信心。”
除了对宏观调控的方式提出警告之外，吴敬琏的另外一个担忧是，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正如他在2007年8月那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所预料的，大量的放票子一定会形成“空前繁荣”，然后接着就是资产（房地产、股票）泡沫和通货膨胀生成。如果体制性矛盾无一得到解决，新的、更大的危机将会如影随形，如期而至。
2009年6月30日，他在一份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问卷答案中写道：“目前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我国经济近年来困难成因的不同分析。主流的意见把困难成因归结为以美国金融泡沫的崩溃和由此导致的中国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认为我们只要用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创造足够的需求，来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待到西方国家经济走出困境，增加出口，中国经济就可以全面复苏。”
面对上述意见，吴敬琏认为“不符合实际”。他仍然坚持在2008年9月的那次上海论坛上所给出的结论，认为是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及中国经济粗放增长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接着，他对两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进行了纠正。
其一，有些论者对西方经济复苏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只要它们恢复进口，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的支持下，粗放的发展方式又可以继续运行下去。他觉得这种想望恐怕不太现实。因为，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储蓄率已经提高了7%，这意味着至少最近不会需要过去那么多的净进口；其次，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正在致力于改变美元作为唯一国际储备的状况，建立受到国际监管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两方面的演变说明，靠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方式无法持续，应当自求改变。
其二，他对人们经常所谓的“三驾马车”（消费、投入和出口）之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三驾马车”的分析乃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着重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这可以说是一种短视，说得严重一点，是一种误导。如果用“三驾马车”的态势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这意味着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只要能够使总需求增长，就能维持gdp增长稳定上升的趋势。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的误用，极易造成宏观经济决策的偏差。
吴敬琏最终指出，我国经济存在的两大问题是——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和腐败蔓延、贫富悬殊的分配格局，其根源都在于马克思曾经进行尖锐批判、西方国家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已经抛弃的粗放增长模式……而解决之道则是，在采取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坚决执行“十一五”规划和“十七大”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决策，激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活力，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和增长转型，以便消除经济危机最深刻的根源。
惊心动魄的2009年在“保八”成功的欣喜中走进历史，而面向未来，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2010年1月，吴敬琏在为《财经年刊》所写的文章《集中力量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中，再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过往一年多中国经济表现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
他写道，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gdp增长的“v”形回升，现在的问题是：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能否保证今后的经济走势不会出现另一个“v”字，二次探底，出现人们所说的“w”行走势。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
所谓“长期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采取了一种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导致了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等难题。在吴敬琏看来，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取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2009年所实行的巨额投资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引发了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货币流通正在加速，国民经济面临着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危险。
因此，吴敬琏警告说，如果只专注于短期经济政策，用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却在“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那就会埋下再一次资产负债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的定时炸弹。
那么，着眼长期的关键又是什么？吴敬琏的答案是，必须要促进居民的消费，而其基本的办法有二，一是增加就业，二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换而言之，就是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
吴敬琏不无担忧地写道，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口号。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规划中，就已经规定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不但重提这一话题，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地方，成效并不显著。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吴敬琏以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何谓东风？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
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3次转折：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那种满腔希望。
从顾准、孙冶方到吴敬琏一代，他们深受唯物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受难者”顾准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顾准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吴敬琏，使他在认识论上确信人类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众以及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迷茫，最终选择理性和趋优化的道路。
吴敬琏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个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
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他的女儿吴晓莲也这样评论他的父亲：“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本性而言，吴敬琏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极左”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
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有选项”。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在1988年维也纳“改革经济学国际讨论会”上从东欧同行那里学来的一句仿丘吉尔论民主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
晚年的吴敬琏因种种言论而遭到指责，不过，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的读书笔记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同时将之与整整40年前，顾准与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联系在了一起。
他用饱含历史感的文字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暴政——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当“也曾相信过”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地上天堂”的顾准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亲眼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顾准的回答是：“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吴敬琏的思考答案是 —— 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
吴敬琏由这个结论，进而推演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吴敬琏继续说，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务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从吴敬琏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梁启超、邓孝可、邓季惺、顾准的影子。这个在病床上偷听延安广播的年轻人，这个在劳改队里默默苦思的中年人，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最终在伟大的改良主义传统中找到了思想的归宿。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反对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渐进的力量。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建国60年的大庆。就在9月底的《财经》杂志上，吴敬琏发表洋洋3万言的长文《中国经济六十年》，回顾改革历程，再度呼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作为60年经济变革的目击者、参与者及政策谋划人之一，吴敬琏总结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在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之后，他进而谈及，新世纪之初，“由于改革有所放缓，社会矛盾的态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他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其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自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滞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10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问题的实质时，吴敬琏毫不留情地认为，“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他警告说：“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
就这样，吴敬琏再次擂响了改革的大鼓。战士已经垂垂老矣，却似乎仍有披袍再战的勇气。
10月30日，吴敬琏给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8级的emba班讲完了最后一课，学员们起立鼓掌。一位学员代表大家赠诗一首曰：“大音希声闻洪钟，大象无形睹真容。八十春秋谱华章，百年风云笑谈中。”
吴敬琏是中欧最早的中方教授之一，早在1984年，国家经贸委与欧共体管理教育基金会在北京合作开班，为中国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授课，吴敬琏是学术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1993年，中欧想要把办学基地南迁，吴敬琏拜会了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和时任副市长徐匡迪，促成此事。在过去10多年里，作为中欧的创院人之一和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他以《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为教材，给每个班的学生授课30学时，课程名称为“中国经济”，这是中欧的王牌课程，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目。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没有告别讲台的打算，对他而言，这是他的“战场”。在一次授课中，他对300多位听课的企业家学员说：“我希望，我的生命终结在讲台上。”
在2009年的最后两个月，他奔波于各地，参加了中欧的管理年会、上海的“浦江创新论坛”、浙江的“长三角论坛”等等，与各地的官员和企业家座谈，切磋观点，探讨改革。他依然保持着冷静而理性的思想锐度。
到2010年的1月24日，吴敬琏会迎来80岁的寿诞。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80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80年。
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个有限的人生实在无法穷尽时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聪慧、勤奋如吴敬琏者，也是难免。中国的历史实在太过漫长，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传统几乎成了国民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的高贵与顽痼一样的深重，打断它，谈何容易。相对于变革的漫长，人生实在太短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自称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在现实世界里面，就会变得很悲观。”不过接着他又说，“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断，它必将曲折而前行。”
在2009年的8月和9月间，他还腾出时间完成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长篇口述史讲述。他的记忆力之好令人吃惊，尽管已年届80岁，却仍然能清晰地记起1972年中科院经济所图书室管理员的名字。在那次讲述中，对生命的感恩，对所有朋辈的感念与追忆贯穿了整个叙述，命运将如此多的际遇与冲突涂抹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温和的人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战士，让生命以如此充满磨难而纯洁的方式绽放。
吴敬琏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本薄薄的传记也许只展示了有限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场景中去。
那是一个天空蔚蓝的清晨，在爱琴海微波荡漾的春风里，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柏拉图进行着一场睿智的对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漫漫的2 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动的碎银般的日光，永生永世，总在后世人们举目眺望的视线之中。
这些声音后来被编辑在了一本叫《理想国》的书中，在《何为哲学家》一章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爱智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许多荒谬的人物都可以叫做哲学家了。所有爱看的人都酷爱学习，那些爱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人总是看不到他们参加任何认真的辩论，认真的研究；可是，仿佛他们已经把耳朵租出去听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节，他们到处跑，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合唱，他们必到。我们要不要称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爱好的人为哲学家？
苏：绝不要。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柏：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呢？
苏：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年代，还没有“知识分子”或“经济学家”这些称谓，而事实上，他们辩驳的对象便与本书主角的人生志趣相去无远。80年来，这位名叫吴敬琏的中国经济学家用历经劫波的生命证明，自己是一个“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