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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经世济民（1993~1998年）
“我觉得他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一件就是1993年，用改革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一件是在1998年，同样是用改革的方法应对东亚金融危机。”
——吴敬琏评论朱镕基主政12年
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国经济再度进入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万马奔腾，尘埃四起，又忙又乱的景象让人喜忧参半。
喜则在于，经济呈现出强劲复苏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 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的钞票，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到年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各省的民间企业增长非常喜人，广东、贵州和湖南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3个省份，分别达到了55%、57%和89%。
忧则在于，投资的超速增长正在诱发一系列的相关效应。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纷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可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吴敬琏回忆，“在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长达一年之久的时间中，各方面对宏观经济的这种态势的看法很不一致”。在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场论战再次燃起。
大部分报刊把这场争论说成是“热”与“不热”的争论，似乎当时只存在两派：主张“不热”的改革派和主张“已经过热”的保守派。可是据吴敬琏的观察，实际情况要比报刊的说法复杂得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历来有一种为许多人接受的观念，即改革派必定主张gdp高速增长；相对于此的，主张保持经济稳定、哪怕“牺牲”一点儿速度的人必定是保守派。这一观点的背后则是一种流行的思考方式，就是把具体的经济判断及政策设计和某种政治观点“搅合”在一起，用意识形态的立场证明自己经济观点“政治上正确”。于是，使得“改革”和“保守”的区分变得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实在1992年的中国，一些貌似激进和支持经济增长的观点，却来自南方视察前的保守派人士，而一部分改革者在gdp增长的问题上却显得非常的“保守”。前者力图论证，1992年的“高速度”正是过去三年整顿的结果。相反，那些坚持市场化变革的人则在此时认为，速度应该慢下来，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当时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过热的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推进太快，其潜台词是，应当放慢改革，加强计划控制。第二种，同意第一种意见关于已经出现过热的分析，但和第一种意见恰恰相反，认为出现过热的根本原因是关键部门的改革仍然进行得不够快。他们主张采取果断措施稳定经济和推进改革。第三种，认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既保持了高速度，又没有出现过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对前一段经济工作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应当继续当时的做法。第四种，对于改革的推进状况不甚满意，但认为经济增长的形势喜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各国高速成长中的必然伴生物，不应采取紧缩措施，妨碍高速增长势头的持续。
第四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厉以宁。事实上早在1985年，他在与刘国光等人的论战中就已经形成了自己关于通货膨胀的基本观点。根据他提出的“非均衡理论”，在经济转型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据此，他提出了“顺势疗法”和“逆势疗法”两套方案。前者就是容忍一定时期内适度通货膨胀的存在，增加经济活力，切不可采取单纯压缩需求的政策。后者则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消除通货膨胀，然后再采取措施使经济复苏。他当然是支持实行第一套方案的。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厉以宁还在1993年年末朱镕基召开的征求意见会上，将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失业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说：通货膨胀几乎使绝大多数人受害，尽管大家都埋怨、都叫苦，但一般不会有人出来带头闹事，他们想，“大家都受害，我何苦出来带头呢？”失业则不同，失业只是一部分人受害，他们心理不平衡，矛盾容易激化。如果说通货膨胀与失业都会引起社会动荡的话，由失业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认为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采取“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政策。②
吴敬琏并不认同厉以宁关于通胀与失业的分析。他在同一个座谈会上指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依据的是老凯恩斯主义失业与通膨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滞涨”的大争论以后，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过时。此外，所谓由于通货膨胀对所有人的损害都是相同的，因而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说法也无根据，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恶税”，它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因此，他的政策取向是，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之势。
从政策的选择来看，在这次论战中，专家们的分歧其实在于“边治边理”还是“先治后理”。这取决于双方对通货膨胀的性质判断不同。如果认为经济总量上的平衡对推进改革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政府就应该优先治理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货膨胀理解为转型经济的“非均衡”常态的话，那么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推进。根据这一逻辑，政府不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对待当前的通货膨胀。
总之，这是改革史上的又一次大论战，四种意见、几派人马交缠在一起，弄得人头昏脑涨。
在政府层面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必须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应当大刀阔斧地整顿金融系统的领导人，正是当年在马洪主持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过，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
朱镕基于1991年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上海期间，他以亲民和对官员的严厉管理而闻名。在口述史中，吴敬琏这样评论他的这位老相识：“他有两点是不错的，一是能够与人讨论问题，也许别人不这么看，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可以辩论。很多官员怕他，见到他，本来说得清楚的事突然就忘了。其实，他跟你讨论，即使争论得很厉害，但是并不记仇。我和他在农产品收购政策上有很严重的分歧和激烈争论，但这都不妨碍我们一直保持比较好的关系。他曾说，争论归争论，对人的处理上面，不能够很随便。他对有些领导干部一言不合就整人，很有意见。另外一点，他有时难免主观，但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干成，魄力很大。”吴敬琏还对朱镕基主政12年的“成绩单”给出了一个简短的评价：“我觉得他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一件就是1993年，用改革的办法治理了通货膨胀，一件是在1998年，同样是用改革的方法应对了东亚金融危机。”
朱镕基一到北京，就批评有些地方该热的改革并没有热起来，不该热的——一个是基建投资，一个是股市，则太热了。可是在当时，举国上下憋了一股劲儿，曾经熄灭的发展热情刚刚被南方视察激发出来，在这种全民亢奋的时刻，要求让经济“急刹车”，无疑会背负“反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汹汹骂名。
到1993年的四五月间，形势越来越失控，物价零售指数持续上扬，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半年内贬值了45%，决策层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决断。这时候，又是邓小平出场，他找最高领导层谈话，促使采取措施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换人，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行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双管齐下”的重大决策：一是6月24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6号文件：《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通常称为“十六条”），整顿金融，紧急“降温”；二是制定全面改革的方案，执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
“十六条”带有强烈的应急色彩，其中包括，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严令专业银行必须在8月15日之前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和非法拆借的资金，全面削减基本建设投资，重新审查地方批准的经济开发区，减少20%行政开支等等。国务院派出调研组分赴20个省市，督察金融活动的正当性。
6月，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由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青原主持，邀请吴敬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马建堂录制专题节目，对夏季经济形势进行了一次电视讨论。马建堂对正在展开的“急刹车”政策进行了解释。吴敬琏的言论则显得更为独立，他一方面表达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支持进行宏观调控，认为“如果群众的心理状态稳，政府的措施又正确，两者配合起来，我估计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能够把经济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批评“十六条”的“行政措施力度偏大”。这在当时被不少人认为“过分大胆”。在晚年回顾此事时，他说：“据我理解，经济学家的正确角色，不应当是‘解释和论证政策’，而是对经济情况和政策作出独立的判断，并告诉政府和公众。”这个节目在7月份分两期播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在朱镕基的严厉手段之下，“十六条”果然让过热的势头受到阻止，到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已从6月份的34%降到了15.6%，生产资料物价指数也随之快速下降，外汇市场的美元对人民币兑换率从1∶11.5，回落到1∶8.7。
用行政性的霹雳手段固然能够使过快的速度慢下来，可是，如果因此让启动不久的“改革列车”也停下来，则将是另外一场灾难。此时，“双管齐下”中的另外一面就显出它的重要性。
在中央电视台的那次电视讨论会上，马建堂对“十六条”进行了一番解读，随后，主持人问吴敬琏：“吴教授，您经常给政府提供咨询，那么，除了马建堂讲的那几条措施，如果总理要求您还有什么其他措施要采取的，您有什么高见呢？”
吴答：“我想，这次治理整顿要采取三个层次的措施，第一个层次是行政措施；第二个层次是政策调整；第三，也是最深的一个层次是体制改革……当前通货膨胀最深刻的原因在于3个关键部门的体制改革落后，所以，要想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在改革上下工夫。”
吴敬琏所谓的三个关键部门，分别是指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
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必须坚持以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在方法上，则应当推动整体配套改革。也正是在那段时期，他和他的同事们呈交于决策层的方略，正是成胎于1986年，再研于1990年，已经磨砺良久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方案”。
实际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93年5月部署“十六条”启动的应急行动的同时，就已部署一项更有深远意义的行动：起草一个启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国家体改委组织20位经济学家在5月份提出了一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划纲要》。接着，就由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组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专题调研组和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组（这份文件后来由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吴敬琏参加了《纲要》的起草工作。吴敬琏课题组的好几位成员也应召参加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组。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吴敬琏课题组的多年努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自1992年的春夏之后，随着改革形势的回暖，吴敬琏课题组的成员们加快了研究的进程，各项成果相继成型。吴敬琏回忆说：“‘南方讲话’之后，成果就一个一个出来了，每出一个先都是往中央送，一般都是送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曾培炎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十组负责人，由他分送各位决策领导，然后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不少就发在我主编的《改革》杂志上。”
由日后汇总出版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可见，他们总共完成了21个项目报告，涉及财政新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和国有企业所有权框架、中国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国家专业银行改革、人民币政策、公司化、企业与银行关系重建、社会保障体制、政府职能定位及转变、现代国家职能的理论探讨等多个层面。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整体地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并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实施策略，它表明，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摸索之后，中国学者逐步梳清了改革的路径和脉络，也正是从此开始，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暂时告别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入到了方法论的争议期。
在这些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是吴敬琏与周小川执笔完成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在这份研究报告中，他们提出要在英美式的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日本（亚太式）市场经济（社团主义的市场经济）、德国式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之外，建立第四种，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以此为出发点，他们对重点领域的改革步骤及近中期的改革目标进行了具体的设定。
就在这些方案陆续上呈之际，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课题组中的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和李剑阁被征召进入文件起草组，楼继伟此时担任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李剑阁是经贸委研究室主任，吴敬琏等人完成的多篇报告被印发给起草组作政策参考。
在起草过程中，学者们又发生了一场颇有意味的讨论。当时，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15个年头，所以，全会要对中国改革战略的特点进行一次描述，这时，分歧出现了。
当时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的特点是实行“渐进主义”路线的胜利，正是因为改革的渐进性，才使得中国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陷入困境，相反在改革时期实现了高速增长。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他们用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依据。由此，对后一阶段的改革提出了“整体渐进，每个阶段寻找一两个突破”的方针。
吴敬琏则不以为然。他的观点是，将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相对起来，以后者为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功经验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以速度为标准的概括没有接触到中国转型的本质。那么，中国前15年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呢？吴的答案是：增量改革。
所谓增量改革指的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就不在体制内的存量，而在体制外的增量。
他论述说，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15年来基本上只作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以国有企业改革而论，从放权让利到实行承包制，都是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的条件下进行的改良，而事实上，其改革到1981年就已经停滞下来了。但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原因何在？秘密在于体制之外。我们在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没有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是把改革的主要战场转移到了非国有经济，即农村和涉外经济方面：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1980年之后到1993年前后中国改革的特点。
在经济理论上，吴敬琏认为《短缺经济学》的作者、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及事物本质的理论框架”。科尔内论述说，就纯粹的形态而言，“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两种基本的战略，其中“战略a”，或称有机发展战略，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或称加速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中欧和东欧各国的转型经济表明，“战略a”由于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加速市场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转型战略；而“战略b”却由于无法做到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弄得不好还会形成被一小撮寡头控制的无规则的市场，贻害无穷。
吴敬琏认为，中国前15年改革的本质近似科尔内提出的“战略a”，他据此分析说：“如果对科尔内的区分标准稍作变通，从着重非国有企业成长，还是着重国有企业改造来分析问题，这一理论框架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战略演变。例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承包制催生了几千万个农民的家庭农场，把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精神解放出来；随之而来像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开拓了市场，培育出大批企业家，产生了对于建立有序市场的强烈要求，从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走向深入。”
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他进而还比较了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改革路径差异。以经济改革最激进的国家匈牙利为例，它从1968年开始改革，一开始两年情况还不错，到1972年前后就遇到了困难，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出现，以后改革在国有部门中进进退退，一直没能找到出路。东欧的其他各国，如南斯拉夫、波兰等情况完全类似，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而改革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又要靠它来支撑，这就好比一架旧汽车，既要对它大拆大卸，更新改进，同时又要用它代步，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中国与之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国有经济虽然是老牛破车，但并不急于对它大拆大卸，而是做一点小的改善，让它继续走着，与此同时，在它之外打造新车。
吴敬琏之所以坚持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来描述中国前期改革战略的特点，要义有二。
其一，以此突出展现中国改革的体制特征，设定改革的对象与边界——日后我们将看到，“改革”一词的宽泛化、对象模糊及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的确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进步的一大病症。
其二，明确地指出了未来改革的主要战场。他认为，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是也有明显的缺点，因为经济体制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长期在体制外打“外围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部门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国企职工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二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三是双重体制并存使腐败的滋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体制基础；四是新旧体制采取的政策不同，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吴敬琏越到后来越认识到，增量改革长期持续必将造成“双轨制－寻租基础扩大－权贵资本主义”的衍生轨迹，他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描述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体制外改革优先’的战略下，经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货币化了，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居于统治地位的行政权力仍然干预市场交易；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大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这样，它就把整个经济变成寻租活动的巨大温床。”
由上所述，吴敬琏回到了自己的那个著名的结论：中国改革必须从此走整体改革的路径。由“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实际上蕴含着这样的一个宣示：应把改革的对象与重点放在体制之内，使之与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化的体制外力量形成制度性的匹配。
吴敬琏的这一主张并不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他回忆说：“直到1993年下半年准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决议起草小组专题调查组的一份报告还认为，过去改革搞得好，是因为采取了‘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今后仍然应当坚持这样的方针。到全会决议的文件中，才改成后来的提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确保在20世纪末以前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日后的史家认为，这一《决定》，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形成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以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是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3个“三中全会”，成为前15年中国改革的一个传奇。
从1994年开始，改革在各个领域整体推进——
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中央集权在宏观经济意义上重新确立。
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开始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相继组建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自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
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1994年7月1日，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国企业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的时期。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这些新政策及新制度的相继推出，让中国改革和经济面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格局。日后，吴敬琏在自己撰写的大学教科书《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也以此分界，认定1979年到1993年的中国改革为“增量改革”时期，而之后则进入到了“整体改革”的新阶段。
也正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驶上了一条高速、健康成长的道路，由此创造了连续13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这段时期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对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的报告，可以清晰地看到，前者采纳了后者众多的政策建议及言词提法，吴敬琏等人苦心孤诣多年所形成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无疑起到了“草图”作用。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此时的吴敬琏也许真正接近了经世济民的境界。
不清晰的“国企改革”
2009年8月，行将80岁的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顾1993年的那个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他评价说，外汇改革最成功，财税改革其次，国有企业改革再次，社会保障改革最无成效。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在早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放权让利的思路。
早在1991年4月和5月，吴敬琏就连续撰写《改革传统经济体系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根本出路》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困境与出路》两篇论文，对现行的企业改革放权让利思路提出了异议。
对于放权让利，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一直就存在一种把旧体制的弊病归为‘权力过分集中’，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把改革简单等同于‘放权让利’的思路，根据这种思路，通过改革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就是所谓‘用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源，引进某些市场因素以调动地方、部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的体制”。而多年的实践证明，根据这一基本思路所进行的企业改革“收效甚微”。
对于放权让利改革中的最高形式——承包制，他认为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阻碍资源流动、阻碍结构调整”，“承包制下产权结构的安排不利于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在我看来，承包制只是在全面改革尚未进行的条件下，为了在指令性计划的‘笼子’里给企业以一点活动余地的权益之计，‘改进’承包，只能使它的弊害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而不可能使它得到‘完善’。”
此外，对于政府向国有企业进行财税、信贷上的政策倾斜，他认为这会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从而直接伤害到体制外的民营企业，“这种政策实施不久，就因为非国营部门这个我国经济中最有生气的部分活力遭到抑制，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衰退迁延而不得不放弃”。
当时，还有人提出用“组建企业集团”的办法“造出大船好出洋”，让国有企业靠规模来取胜，吴敬琏断定这种用行政方式组织起来的大集团肯定将走回到行政性集权的老路上去，“一开始时一哄而上，尔后就会一哄而散”。
当论证了这些办法都行不通之后，吴敬琏提出了自己的思路：“我们主张在我国搞一种以法人代表公众持股为主、个人持股为辅的股份公司，以之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微观基础。”
吴敬琏和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一样，是赞成用公司制度（在中国又常常称为“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但是，他对于从1986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以国有股为主，包含部分“企业股”和少量个人股，按持股比例分配董事会席位，董事会与经营班子高度重合的“股份制企业”又是不满意的，认为这种“股份制企业”不符合现代公司的规范，也不可能有效运行。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93年，他与钱颖一合作完成《关于公司化》一文，它先是上报了中央全会写作组，然后又发表于1993年8月24日的《经济日报》。
在文章中，他们建议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该加快进行公司化改造，就是“将现有的非公司类型的企业改组成为公司法人组织”，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明确公司的法人性质，界定产权关系和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他在与外国同行的交往中，对各国大企业的企业制度知之甚详。
吴敬琏回忆说：“当时在全会文件起草组里领导企业改革调研组的陈清泰认同我们这篇文章的观点，便写进了全会以前江泽民在大连国企座谈会的讲话中去。在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便成了企业改革的新主题。”陈清泰是少有的、由企业一线晋升上来的高级官员，他曾长期担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1988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1992年7月，陈清泰抽调到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当副主任，旋即出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管国企改革的副主任。他与吴敬琏一样，认为承包制弊病很多。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新名词非常醒目地出现了，《决定》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全会结束后的一个月，1993年12月，吴敬琏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公司制度的专著《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书一再重印，并获得国家图书奖。
对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论述的国有企业改革那一部分，吴敬琏并不完全满意，他对此是这样评价的：“这个综合方案中也有很大的缺陷，集中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在1993年的那个文件中，是相当混乱的，你说好的地方，就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混乱的地方，就是放任，把现代企业制度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搅在一起，并不清晰。”
“搅在一起”的原因，还是因为理念不清及争论不休。
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司法》。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开始按照《公司法》在全国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改革，到年底，国家体改委在全国选择了31家大型企业进行试点。
就如同分税制替代了财税包干制一样，《公司法》的实施，意味着承包制即将在中国企业改革中走向终结。事实上，早从80年代中期以来，吴敬琏便断定国有企业必须走产权清晰化的股份制道路，不过，他有一个与厉以宁的股份化理论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是公司只有确定“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有效运行。吴敬琏和钱颖一在《关于公司化》一文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详细介绍和论述了一个当时国人还十分生疏的重要概念——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又称法人治理结构）。他们指出：“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旨在于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各自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这就是说，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
可惜的是，在20世纪后期已成为现代公司制度核心架构的公司治理，在当时的中国还鲜为人知，可否在《决定》中写进这样一个并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外国名词，就成了问题。几经折中，写进文件中作为代替的是四句浅显明白的话：“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法人治理结构”这个公司制度的核心概念，直到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才被采纳，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文件之中。
由于当时决策层中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对股份制或产权变革不以为然，他们的思想及声音渗透在很多文件、报告和讲话中，因此常常出现讲现代企业制度，讲着讲着就成了“放权让利”。于是，出现了“只讲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三句话”，还是“四句话一起讲”的争议，吴敬琏当然支持后者。
在企业一线则出现了操作中的难题。不少企业便把很多相干、不相干的东西都往“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箩筐里乱装。而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却付诸阙如。这样，新建立的“公司”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实，更谈不上绩效的改善。
进入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 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 544亿元，负债却达2 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
国家显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亲生儿子”们。正是在山穷水尽之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在总结了前几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未能取得成功的教训以后，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改制公司普遍实现股权多元化和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但一般只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二级企业，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才算“动真格”的了。
“放斜放出了大文章
在国有经济整体上陷入困境的1994年，新任主管工业工作的副总理吴邦国提出了一个新思考：不可能把几十万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只能通过抓好1?000个国有大中企业，把整个国有经济搞好。于是，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对此，经济学界有更深入的解读经济学家冯兰瑞、何伟、晓亮等提出，要点不在“抓大”，而在“放小”——“要点不在1?000个，而在1?001个”。吴敬琏很赞成这种观点。他在1995年12月的《改革》杂志上发表了《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一文，论证“放小”很有可能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条新路。
但是，“放小”的道路也很不平坦。
早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已经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成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和个人”。但是，在“放小”问题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地方，例如广东顺德、山东诸城等地，无一不遭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
1996年3月中旬，吴敬琏接到通知，随同朱镕基到诸城调研，随行的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等数十位中央部委的领导，还有两位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正是这次出行，肯定了诸城的做法，同时也引爆了一场激烈的大争论。
据吴敬琏回忆，朱镕基去诸城，是听了张卓元的建议。这一年的开春，朱镕基要接见中科院的经济学家左大培，同时邀集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吴敬琏和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三人作陪。左大培坚决反对通货膨胀，同时大力宣传新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因此引起了朱副总理的关注。不料，开会当日，左大培阴差阳错受阻于中南海门外，几个与会者就聊开了。其间，张卓元给朱镕基提意见说，朱镕基副总理走到哪里都说，小企业一卖就好了，我就不相信。张建议朱亲自去看一看，然后再作结论。朱说，这个意见好。张进而说，最近吴敬琏编的《改革》杂志登了对山东诸城的“放小”支持和反对的几篇文章，可以供你参考。朱当即吩咐秘书，把《改革》送到他那里，他马上要出国，在路上看。他要洪虎带一批人先去诸城调查，自己等回国后就亲自去。
诸城是山东省菏泽市辖内的一个县级市，它的“放小”试验是从1992年就悄悄开始了的。该市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85%。当时担任市长的是36岁的陈光，他决定把这些企业统统卖给职工。在一次企业改制会上，陈光说，“10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的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在之后的两年多里，陈光通过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7种形式，将全市272家乡镇办以上国营或集体企业统统都出售给了职工个人，陈光因此得了一个绰号——“陈卖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地出售亏损中小国有企业的现象并不罕见，不过陈光做得实在有点绝，因此引起了媒体和理论界的争议。
朱镕基回国后，果然带了国务院各部委的一批人，连同吴敬琏、张卓元等去了诸城。他们一行是3月20日出发的，整整调研了两天，朱镕基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但是显然被诸城所取得的成绩打动了。3月23日原本要离开去日照，然后回北京，朱镕基突然决定再看一天，同时下令把山东的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叫到诸城来和国务院调查组的人开会。
就在那几天，国务院直属的权威经济报纸，一直在追踪产权改革动向的《经济日报》正刊登一组调查报告，有人对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试验提出了批评，认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这是中央的态度，那么诸城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反面典型了。吴敬琏回忆说，由于诸城“放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时支持诸城试验的山东的党政领导非常紧张，不知道朱镕基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为了准备第二天的会议，从北京来的调查组成员在朱的主持下，连夜开了个内部会，讨论对诸城做法的基本评价。会上的意见仍然有分歧，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诸城的做法基本是成功的，如果全面都能做到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内部会议结束时，朱镕基指定让赞同诸城做法的陈清泰和吴敬琏在明天的四级干部会上作主要发言，其他人可以补充。
3月24日，山东的四级干部到齐了。陈讲了五点意见，吴也讲了五点意见，对诸城的做法表示支持，也提了一点具体的改进意见。陈、吴讲完后，朱镕基问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的意见。洪虎笑着说，他们两个人每人讲了五点，已经“十全十美”，我完全同意，没有补充。会议开到这里，台下的山东干部们才大大地喘出一口气。果然，朱镕基在接下来的讲话中表示，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他完全同意。他说，看到诸城的这些成绩感到特别高兴。他还具体指出股权出售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企业的管理层持股与职工持股数相差20倍，这还算不算是“集体经济”？此外，收回来的国有资产款该如何处理和使用等等。不过，朱镕基在讲话中也指出，他不赞同搞什么“模式”，所以也不要叫“诸城模式”。
朱镕基的诸城考察很快在中国政界和经济界不胫而走，从而大大推进了各地的“放小”运动。然而在北京，反对的声音仍然非常汹涌。大量中小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当然就有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而且各地又没有统一的政策，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乱马飞奔。
对国情十分了解的吴敬琏对此颇有预感。回到北京，他发现，《经济日报》开始在头版连载宣传“诸城模式”的专题报道，对诸城“放小”的评价非常高。他当即给相熟的高级编辑打电话，希望报道口径谨慎一点，否则可能帮倒忙。可是，报道已经发表了好几篇，只是到最后一篇时，才加上了一段，说诸城的做法并不是“十全十美”，不要搞一个模式，各地可以创造云云。
诸城考察和《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激起了反对者的抗议。一些人士以“万言书”的方式上告中央，认定这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搞私有化的大行动。朱镕基因此受到空前的压力。1996年12月，朱镕基在北京观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秦国的改革，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据报纸描写，朱为剧情所动，黯然泪下。
1997年元旦一过，中共中央宣布将在今年秋冬之际召开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即组织班子进行课题研究，确定的重点题目就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吴敬琏领衔出任课题组组长，成员包括张军扩、刘世锦等十人。吴敬琏确定了课题的两个方向，一是冲破“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这类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二是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就当吴敬琏等人埋头于课题报告的同时，政经界的理论交锋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他回忆说——
早在1996年年末，就有人以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正部级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机关杂志《当代思潮》的名义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了“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这样的论点，说是“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如果这种做法得逞，就“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作者认为这些年的改革非但没有增强国有制，而且它的比重不断下降，所以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私有化，搞这种改革的人是搞资本主义改革，搞这种改革的党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党。这篇文章出笼后，即大量散发，在199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原本规定不准散发材料的，他们也在那里发。
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改革派的注意，也在这一时间，社科院的一些年轻人出了一本新书，名为《与总书记谈心》，里面讲到所有制问题，论证说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从上海调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吉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一本叫《中流》的杂志当即组织文章对该书进行批判，认定它在提倡自由化，而社科院的副院长居然为这种书写序，是丧失了立场。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事情，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言，认为“劳者有其股”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也马上有人组织了对他的“围剿”，说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双方争论得很厉害。
1997年2 月1 9 日，邓小平在北京去世，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再成世界关注的焦点。到4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得到信息，江泽民总书记已确定将于5月下旬在中央党校发表一个重要讲话。按以往惯例，这被看成是“十五大”基调的一次“吹风会”。为了能够把自己的观点及时地表达出来，中心领导要求课题组在5月上旬完成报告，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更是日夜加班，抓紧进度。
到5月8日，吴敬琏等人终于完成了研究报告《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立刻以课题组名义上报“十五大”文件起草小组。就在同一天，另一份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的建言书则以吴敬琏个人的名义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他在口述史中解释“为什么有了研究报告还要再写建言书”，他说，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涉及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问题，有人拿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不正面回答是不行的，然而，这个话题又很敏感，不适合在研究报告中以集体名义论述，于是便选择了个人上书的形式，送给我认识的两位中央领导人：江泽民和朱镕基。
在这份建言书中，吴敬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应当纠正前苏联教科书对社会主义概念的歪曲，而要用“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来定义社会主义。
他写道，当前的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门，即国有经济，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已有的理论进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改革的需要，所以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再定义，以突破苏联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国有制＋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那么应该以何种理论来替代呢？吴敬琏的答案是，“有必要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把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
针对一些人认为国有制比重下降将导致社会主义变色的观点，吴敬琏用苏联和东欧的事实加以反驳，“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苏东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这些事实说明，追求国有比重的不断提高，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苏东国家正是由于长期坚持苏式社会主义理论，才造成思想僵化，发展缓慢，社会停滞，最终使共产党丧失了政权”。他进而得出了下面这个在日后看来非常重要的结论：“在不存在掌握着全部生产资料的一小撮剥削者和一无所有的劳苦大众的阶级分化的条件下，只要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
在建言书的最后，吴敬琏写道：“总之，我们建议中共‘十五大’通过明确定义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为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
吴敬琏回忆，此信发出后，江泽民和他通了一次电话，说这个问题目前存在极大的争议，但中央一定会和十四次代表大会时一样，拿出一个意见来的。
到了7月份，《中国经济时报》在16日、17日和18日，连续3天刊登了吴敬琏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并对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吴敬琏和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3人进行了专访，分别题为《充分认识初级阶段，坚决防“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和《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从标题中就可以读出，论战的意味十分浓烈。据吴敬琏回忆，按报社原来的计划，专访的对象还有几位，可是受到干扰，最后只刊出了这3篇就中止了。
当吴敬琏等人在报纸上奋力反击的同时，7月18日至24日，朱镕基在辽宁考察国有企业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年脱困”改革策略，即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这一宣示引起极大的震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几乎同样多的人意识到，中央决策层似乎已经定下了彻底改造国有经济体系的决心。
9月5日，中国新闻社向全球播发了该社记者对吴敬琏的采访，题目是《国有经济：十个指头按不住几百个跳蚤》。在接受访问时，吴敬琏坦率地打了一个听上去让人不太舒服的比喻：我把国有经济布点过广过散，致使有限的国有资本支撑不住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盘子”，比喻为“十个手指按着几百个跳蚤”。他警告说，中国追求健全制度的社会力量太弱，具有保守思想的人想开倒车，而某些初期的改革者成了既得利益者，不思进一步改革，更有一些浑水摸鱼者认为现在的体制最好，他们不希望有公正竞争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出现。在回答“谁是新一轮改革的动力”时，他说，“以理性知识分子、明智的官员和真正的企业家为代表的平民大众才是今后中国改革的推动者。可惜的是，目前这部分力量成长得太慢。希望‘十五大’后，以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平等竞争中迅速成长，促使改革力量壮大，推动改革尽快到位”。
就在这次采访后的一周，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订，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他清晰地表述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在经济建设领域，他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吴敬琏特别看中“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提法。
此外，报告还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进行了阐述。文件认为，它“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按人们的解读，这一阐述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突破，意味着“有进有退地进行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战略得以确立。
特别重要的是，中共党代表大会批准的这份中央委员会报告要求按照“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马立诚和凌志军在畅销一时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将此次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锋，而“十五大”的召开则表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吴敬琏在日后评论说，从1992年底的“十四大”到1997年底的“十五大”，中国终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作出了系统性的描述。
“十五大”之后，在公开的媒体上，关于“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议渐渐少了一些。“放小”的进程大大加快。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时，全国小企业基本实行改制。这为社会主义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2003年以后，反对的声音再次猛烈地响起。这当然是后话。
在风暴中逆势飞扬
1998年3月19日，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朱镕基当选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即席讲了一番慷慨激昂、日后常常被人品味的话，他说：“这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我委以重任，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形容，将中国改革向深度拓进的艰巨性表达无遗。
也是在这次“两会”上，吴敬琏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并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此时此刻，中国经济正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前所未见的风暴阴影之中，而且这个风暴来自国境之外。
从上一年的春季开始，一些美国的投资家开始在亚洲兴风作浪，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乔治·索罗斯。索罗斯认定亚洲各国的经济已经整体过热，货币贬值已成事实，于是决定豪赌一场。他领导的量子基金先是瞄准了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在狙击泰铢得手之后，国际炒家们转而攻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所受攻击的国家和地区均蒙受巨大的金融伤害。这场金融风暴从1997年夏季生成，历时4个多月，对亚洲各国及地区、对所有的产业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
东亚风暴初起之时，金融市场没有对外开放的中国内地并未受影响。1997年9月22日，世界银行在香港召开年会，朱镕基受邀发表专场演讲，他宣称，“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此言一出，在场的亚洲各国领袖大大吁出一口气，《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展现了经济大国的风范”。
吴敬琏回忆，就是在那个时候，决策层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金融风暴对中国影响的严重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仍以从紧为主。他曾多次向领导人建议放松银根。
可是接下来出现的景象完全出乎了人们的预料。进入秋冬之后，亚洲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韩国和日本竟也被风暴击倒。9月18日，日本零售业的明星企业八佰伴公司向静冈县地方法院申请破产，紧缩效应迅速扩散到所有的产业，最终还引发了政局的动荡。韩国更惨，受到攻击的韩元在2个多月时间里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韩国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要求紧急援助，借贷金额为创全球纪录的550亿美元，并被迫承诺实施严厉的稳定经济计划及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自主权一度丧失。在风暴中，全国失业率高达11%，多家大公司相继宣告破产或陷入绝境。
金融风暴肆虐周边各国，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风潮中，过去颇为活跃的中国股市陷入低迷，上证指数跌落到1 000多点的低水平。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膨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朱镕基在一次国务会议上说，95%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更让人担忧的是，1997年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 275万人，其中只有少数找到了新工作。
此刻，摆在决策层面前的是一个无比凶险的棋局：国内经济出现了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而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更是建国以后从未曾遭遇的景象。内外交困，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吴敬琏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比原先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料到。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是如此深刻……目前国际上议论纷纷，未有定论，我们也需要预作最坏的准备。”
正是在这种“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的时刻，朱镕基展现了一位卓越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
1998年的2月，朱镕基发挥了他当机立断、雷厉风行的风格，紧急下令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期发行1 000亿元的国债，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吴敬琏回忆说：“发行国债是需要人代会通过的，在被批准之前，他下令先列项目单子，不能等了。整个春节，发改委的人完全没有休息，他们把原来报上来的那些项目重新排队，赶紧把单子拉出来审查，然后尽快完成立法手续，从速下拨到位。”
吴敬琏对朱镕基的紧急反应很是赞成，不过他认为，仅仅靠投资拉动显然是不够的。对于新中国经济史了然于胸的他深深知道，靠扩大投资来摆脱危机是中国经济走了很多年的老路，如果仅此一招，也许在短期内会有成效，却是把矛盾埋在未来。他在给中央的一份咨询研究报告中写道，“如只求拉动1998年的增长，不择手段，大撒大放，将不但不能促进有效率的增长，还将招致严重的消极后果”。
所以，摆脱危机的道路，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启动企业的微观活力。
4月24日，朱镕基召集新一届国务院与全国政协常委会举办了对话会，商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事宜。上千万的下岗工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少地方已经发生恶性事件。当时，有关部门形成了一个工作意见，主要的办法有3条，一是“有计划”地控制企业裁员；二是在企业建再就业中心，把企业下岗工人收容培训，再帮助他们找工作；三是严格控制农民工进城就业，以便腾出岗位来消化国有企业下岗人员。吴敬琏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因为整个宏观环境在恶化，靠“堵”的办法无法解决问题。他提出，解决下岗工人问题必须多做“加法”，要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开辟新的就业门路的工作重点。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经叔平引用数据说，在1997年，非公有制企业总共吸纳了353万个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因此，切实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上，吴敬琏建议成立国家小企业发展促进局，同时，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供销、交易等环境，在信贷政策上给予松动和支持。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等也提出了“民营中小企业是国企下岗职工稳流的主渠道”。董辅等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吴敬琏等人的意见当即得到了朱镕基的首肯，他指示国家经贸委尽快组建中小企业司，以帮助其发展，同时督促各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执行松动的放贷政策。吴敬琏日后说，1998年年初的一“放”（放松信贷）一“加”（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局起了重要作用。
进入6月，连老天爷也来凑热闹，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个省市受灾，死亡4 150人，直接经济损失2 551亿元人民币。当时，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
就在洪水刚刚退去的时候，6月30日到7月8日期间，吴敬琏南下浙江，行程一千公里，先后在绍兴、温州和义乌等地实地调研。回到北京后，他迅速写成《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对策建议》呈报国务院。
在这份报告中，他用惊喜的口吻写道，我看了一些工厂，找了许多地方干部和企业负责人谈话，我对这些地方的经济活力虽然闻名已久，但亲身了解它们的实际表现以后，仍然对其所取得的业绩感到惊讶。这些地方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生产发展、产品质量提高速度，以及它们的国际营销能力使我深受鼓舞。1998年1到5月，温州市工业增长12%，大大高于全国工业增长的平均水平，浙江省的同志们说，他们完成全省gdp增长10%的计划没有大的困难。照我看，其原因就在于广大具有很强活力的非国有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浙江省经济的主力。
在乱云横飞之际，吴敬琏的发现无疑给朱镕基以深刻印象，从而更加坚定了以改革手段扶持中小企业的决心。7月23日，国务院研究室《决策参考》全文刊登吴的这份报告。根据朱镕基的亲自修订，研究室把吴给朱的信改成编者按放在报告正文的前面，其中写道：“中小企业所蕴涵的巨大的和有待开发的潜力，显然是克服当前困难、走向新的高潮所应当依靠的力量，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对我国经济发展光明前景的信心。”
这期《决策参考》传到浙江，省里的领导也非常振奋，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因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而被某些人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顶帽子可以摘掉了。
在7月份的这篇报告中，吴敬琏还对当时呼声很高的“人民币贬值”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近期内主动贬值显然不是时候”。理由是：我国对亚洲各国出口不振，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人民币坚挺因而中国商品竞争力相对削弱，而是进口国购买力严重不足，人民币贬值并不能使这方面的状况有根本改善，反而可能造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利后果。他给出的建议是，应当改善外贸经营，提高退税率，增加出口信贷和出口附加值，以及提高产品质量。
在提高国际金融风暴应对能力的同时，中央政府在国内市场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从1998年到2001年间，当局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 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交通、发电和大型水利工程，很快刹住了投资下滑势头，同时，中央银行先后7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了货币供应。
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各项市场化的改革也迅速推进。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有四项。
一是进一步加快了产权改制，在后来的几年里，数十万家中小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造为产权清晰、市场导向的民营企业。中央政府一再倡导对中小企业实施宽松的金融政策，各省相继成立了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和基金公司。民间投资迅速升温，1998年之后的4年中，国内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幅分别为20.4%、11.8%、22.7%和20.3%。
二是加大对外向型经济的扶持。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四小龙”经济元气大伤，相对而言，未受重伤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了“水落石出”的效应，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三是为了扭转消费过冷现状，中央政府决定开放房地产市场。
1998年7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几乎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的服务。这两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从而也拉开了长达10多年的地产热。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确实起到了复苏内需的作用。
四是1997年“十五大”规定的“有进有退、以退为主”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积极进行。
在东亚金融风暴中，日本及韩国很多奉行混业经营模式的大财团相继陷入困境，特别是韩国大宇集团的破产，给中国以很大的刺激。此后，“抓大”战略悄然转轨，国有资本开始从纺织、家电、食品等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转而在资源、能源、重化等所谓战略性部门形成了主导和垄断的地位，这些领域中的国有资产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形成了寡头经营的优势，这一格局最终在2003年定型。中国的国有企业模式焕然一新，其利其弊，又成了一个争议性的话题。
在这场大调控中，一些在过去几年争论不休的命题在危机面前赫然冰解。
谁也没有想到，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居然能够“否极泰来”。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东亚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甚至逆流而上，竟成隆然崛起之势。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日渐形成了“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在此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8%的高水平上，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则始终低于3%，走出了一条高成长、低通胀的“完美曲线”。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吴敬琏应该是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因捍卫市场经济而被传媒赞为“市场经济第一人”，他的改革理念日趋成熟，众多的政策性建言为决策层制定一些国家战略所参考或采纳。他不但是一个启蒙性的经济思想家，更是具有政策建议和方案设计能力的“工程师”。
他个人的生活也在这段时期有了一些改变。他的两个女儿在80年代相继赴美留学，大女儿吴晓莲成了一个心理学博士，二女儿吴晓兰则是生物医学博士，她们之有所成就应该归功于奶奶邓季惺和母亲周南，在家庭生活中，吴敬琏基本上是一个万事不管的“甩手掌柜”。在1992年，吴晓莲与她的德国丈夫生了一个儿子，这让他当上了外公。
1995年8月29日，88岁的邓季惺在北京去世，事母至孝的吴敬琏无比悲恸。他在一篇追忆母亲的文章《以企业家的姿态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中写道，母亲去世后的一个月来，我一直在思索什么是我们的母亲特有的精神。我想到过，如果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可以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精神”即“理性主义精神”，如果用斯大林的话来形容，则应当叫做与“革命胆略”相结合的“求实精神”。我现在想采取一种比较“中性”的说法，把它界定为“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学中的含义，大致上可以说是“用预先谋划和可以计算的方式从事创新活动，以谋求结果的最大化”。
吴敬琏对“企业家精神”的独特解释，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改良主义视角，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自己的母亲实现了精神上的共识。
随着年事日高，吴敬琏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也日渐精进，就在90年代的最后两年里，他再次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的前途。虽然他被人们看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功臣。可是这时的他，除了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成就感，还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注视中国社会的阴暗方面，思考正在急剧蔓延的腐败现象从何而来和可能的趋向。
1998年夏天，在金融风暴遮天蔽日之际，吴敬琏与经济学家汪丁丁有了一场“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它被刊登在当年第11期的《财经》杂志上。正是在这篇对话中，吴敬琏第一次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离中国有多远”的问题。
在这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吴敬琏。他说：“体制转轨是一个利益结构大改组的过程。不管采取什么方法来实现转轨，在利益分配上总会有问题，原来掌握权力的人肯定会利用权力把过去的公众财产据为己有。”
他在对话中说道，“十五大‘放小’的战略确定以后，中小企业产权明晰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但在有些地方，原来打着‘坚持公有制’旗号，力图保持自己对企业的控制的有权有势的人们改变手法，不但利用权力不花几个钱就把企业搞到自己手里，还反过来要职工交钱，否则就让他们‘下岗’。于是社会公正的问题就突出起来。”
吴敬琏在这里提出的，其实是他从1986年以来就苦苦思考的问题：原来的改革者已经发生分化（“简单地把人们划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经过于表面了。”），有一部分人变成了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赞成限制行政权力和推进市场化改革，而是希望保持和扩大权力寻租的特殊利益。他在这个对话中尖锐地发问道：“为什么规范的改革往往被视为‘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掠夺广大股民的金融魔术等等，却被人以‘改革’的名义歌颂备至，瞬息间就风行全国？这些奇怪的现象层出不穷，不是足以发人深省吗？”
在分析了现象之后，吴敬琏给出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继续计划经济，另一个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不管怎么样，中国再回到计划经济模式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搞得不好会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过程，可能会发展成‘裙带资本主义’、‘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其实它就是老一点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国在这方面的苗头已经相当明显了。要避免其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最后，他给出了一个让人警醒的新判断：“我认为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者说1992年以后，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如果官僚们的力量太强大了，就会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情况；大部分财富被一小撮人鲸吞，而百姓却变得一无所有，那就国无宁日了。”
吴敬琏的这番言论揭示了中国改革的另一个主题。在经济发展的前20年，“公正”是一个虚悬着的，甚至是被完全漠视的概念，为了摆脱贫困，必须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他们成为搅活社会的“鲶鱼”，必须要敢于破坏一切的秩序，先让整个社会“倾斜”起来。然而，当变革的机器运行起来，财富开始迅猛累积之后，社会公正和转型正义便成了一个必须跟进的命题。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公正的现象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这正是让吴敬琏无比忧心的地方。
关于“如何在改革中实现社会公正”，他认为要从两个方向来思考，一是如何杜绝改革中日益泛滥的腐败现象，二是从制度层面上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
关于吴敬琏对于转型时期腐败蔓延的根源何在的分析，最需要注意的是吴敬琏和他的伙伴荣敬本1988年引进的“寻租”这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在国际理论界，寻租理论的提出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们用“寻租”来描述某些人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它的概念定义者之一詹姆斯?布坎南于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中国，“寻租”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吴敬琏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1989年第2期的杂志刊登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价格改革造成的寻租社会》。拉迪教授在文中说道：“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经济改革，较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成功得多。但是，中国工农业基本组织结构的改革是否已经足以支持中国较快地摆脱苏联模式，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目前还看不清楚。”他提出了当时中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两大问题。第一，80年代初改革最突出的创造是实行双轨制。享受优惠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国家控制的分配系统获得投入品，主要是集体企业在市场上购买投入品，投入按国家固定价格得到供应的企业就“得到一笔补贴”。第二，中国1978年以后的改革，一直在谋求企业经理权力和地方政府权力的同时扩大。这形成了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刺激。在“新的收入分成制”（指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下，“利润”留成可以用于地方政府开支。这些“实际上是一种租金（rent）”。
一些读者不解在这篇文章中出现的“租金”、“寻租”等生疏辞藻，便给编者去信询问。为了面答读者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的两位主编吴敬琏、荣敬本向吴在耶鲁结识的朋友、当时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钱颖一请教，也研究起寻租理论来。研究的结果使他们感到，寻租理论正是用来解答当时在中国讨论得热火朝天的“官倒”何以会如此猖獗问题的一把钥匙。于是，他们就筹划组织了一场关于寻租和腐败的大讨论。
吴敬琏在一篇介绍文章《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中写道：“我们之所以需要重视这种理论，因为它的有些论点和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地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寻找有效的救治办法，会有所启发。”
当时的中国民众对“官倒”这种腐败现象议论纷纷，然而当时人们对产生的原因却有很大的分歧。据吴敬琏分析，主要有3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改革以来腐败愈演愈烈，说明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应当退回去搞计划经济。第二种观点同样认为腐败与市场经济是必然相关的，然而为了振兴中国经济，对腐败应该忍耐，甚至应当支持。第三种，也就是吴敬琏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一定带来腐败，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当行政干预还广泛存在，市场平等竞争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很容易产生腐败，因此解决的办法，应当尽力推进改革，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秩序。
吴敬琏认为，运用寻租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探明目前中国腐败蔓延的主要体制基础：行政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即“非直接生产性利润”的众多机会。正是运用这一理论，他对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进行了客观的剖析——“双轨制”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从而他推断得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些消极现象，显然不是来自市场规律的影响，不是“看不见的手”拨弄的结果，而是来自市场发育严重不良，行政力量对市场活动的多方干预，是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导致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巨额租金的形成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对租金的角逐……
时间过去了20多年，但吴敬琏的这段话似乎从未褪色过，而且日益显出他的远见。
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的这组文章被广为引用，并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1989年，吴敬琏将这些讨论的文本汇集成册，以《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为书名由北京展望出版社出版。从此，用寻租理论来解释中国腐败现象很快在经济学界成为一个共识，“寻租”这个外来名词也日渐为人们所熟知。1995年，著名思想家王元化在一次对话中说：“这几年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在大陆一些有影响的学人（他们大多是我熟识的友人）中间出现了一些想当然的说法，例如说市场经济必然要带来不可避免的腐败。我听到这些说法，当时很不以为然，曾提出了不同意见的看法，但是我只是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不健全、经济法规的不完整，以及由于钱权结合所出现的诸如批条子、卖配额等方面来说明问题。到最近，我才发现一些在文化领域纠缠不清的问题，经济学家已经作出可以令人信服的说明。”
然而让吴敬琏无法满意的是，尽管找到了腐败的根源，提出了限制权力以铲除寻租基础的建议，可是腐败现象不但没有消除，甚至有了愈发严重的趋势。在吴敬琏看来，原因在于，对于权力在手的特殊利益者，要求限制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
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以后，由于商品价格已经大部放开，商品寻租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官倒”也就不复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不过掌握着寻租权力的既得利益者非但不肯就此罢手，还极力创造新的寻租条件，即吴敬琏早先指出过的“设租”或“造租”活动。这个时期，双轨的巨大利差，土地“批租”中的“猫腻”、股票上市的行政审批，都给权力寻租者提供了巨大的寻租机会。吴敬琏把当时中国的寻租现象分为3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经商寻租”，80年代中期是“商品（双轨制）寻租”，进入90年代初期之后，则成了“要素（土地、资金）寻租”。据胡和立的计算，1987年和1988年中国经济中的租金总额分别达到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20%和40%的惊人规模，另据万安培对1992年全国租金总量的估算，其数额竟然达到6 243.7亿元，相当于该年国民收入的32.3%。吴敬琏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上述数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敬琏在1993年组织出版了《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为了正确地表现不受约束的权力在寻租活动中的主动作用，书名改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到了1997年，根据“十五大”决议进行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国企（主要是中小企业）改制，寻租又出现了新的形式。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在“放小”的过程中把老职工扫地出门，自己却趁机大发其财。正在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的吴敬琏在1997年11月6日的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一文，醒目的标题就叫《别打股份合作制的歪主意》，严厉抨击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的这种“剥夺大众以肥私”的恶劣行为。
1998年，吴敬琏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写了《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分析》一节文字，继续运用寻租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力量的变动。他说，巨大的寻租利益，会培育起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力图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但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而且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的可能性。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坚定而正确的措施制止事态发展，弄得不好，由寻租到设租，会构成腐败泛滥的恶性循环。那么，当这种权贵资本在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则陷于普遍的贫困之中。这种情况在某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我们绝不能听任它在中国重演。
几个月后，中国经济出版社决定出版10年前的那本《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的第三版。吴敬琏写了一篇新序言，这次的书名竟是一个问句：《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他颇带感叹地写道：回顾这个一本科普性的小书的出版历史，对于它初版10年后重印的需要依然未改，不能不感慨系之……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于腐败的愤怒之情日益高涨，一些经济学家和文化界人士的著作强烈地表达出这种义愤，另一方面，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们的气焰并未收敛消弭，他们依然在大量存在寻租机会的体制下猖獗地活动，有时他们的“设租”敛财活动还以“全面加强管理”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
在这时，吴敬琏的笔触已经显得十分的焦急。从寻租理论的引进，到对“权贵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警告，他身上的批判气质越来越浓烈。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在未来的10年里，随着腐败的愈来愈猖獗，他的声音将变得一次比一次尖利。
虽然吴敬琏认为，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应当限制政府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和打破某些企业的行政垄断，以减少寻租的可能。但是，他也并没有忽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按照能力分配必然出现的结果的不平等。对于这种不平等，政府也应及时通过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安排，一方面扶助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抑制少数人个人财富的过度积累，来缓解社会矛盾，力求实现共同富裕。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着重谈了一个“流产”的社会保障方案。他说，这也许是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最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在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中，工人——在改革的前20年主要是国有企业里的工人——是最主要的弱势群体。农民通过联产承包制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而工人则在失败的国企改革中成了最可悲的牺牲品。吴敬琏认为，工人阶级一直被宣传为“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可是他们与企业的资产关系却一直是模糊的，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早在1991年9月，吴敬琏在《国有资产管理》杂志上发表《大中型企业的法人化与公有产权》一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企业承包责任制只是在政企职能尚未分开的条件下的一种过渡性办法，而在“最终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进行产权分割，把部分所有权转移给经营者的“股份制改革”，破坏了“所有者——董事会——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也是“一条同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发展趋势相悖的道路”。他所主张的办法是，把国有企业改组为由各级政府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其他企业、养老金基金会、捐赠基金会等法人组织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稍后的著作中，吴敬琏进一步明确，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是由职工拥有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1992年，在主持“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时，吴敬琏将这一设想与同事们一起推演完善，由周小川和王林执笔完成了《社会保障：经济分析与体制建议》的专题报告。他们建议，应改变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现收现付制改为个人账户制，把个人收入的一部分以预筹方式纳入社会保障资金。
在1993年6月的中央台电视讨论会上，谈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吴敬琏说：“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国有企业改制以后股票上市，出售以后收回来的钱不把它马上拿去投资，而要由政府收回来。”这是一段在当时听上去非常费解的话，主持人没有顺势追问下去——“收回来干什么呢？”他在此前早就多次建议：用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形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吴敬琏在一份政策建议书中提出，应当从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划入老职工的个人账户，以补偿国家对他们的社会保障欠账。吴在文章中写道：“显然，这样做是既合理又合法的，因为在工资扣除基础上形成的这部分国有资产产权本来就属于为这种积累作出贡献的老职工，在改行个人账户制时，自然应该将这部分积累付还给他们。国家是否偿还对曾为国有资产的存量作出过贡献，又往往在经济改革利益重组过程中受到某些利益损失的老职工的这笔欠账，是一个关乎数以亿计的老职工的基本权益和政府的政治信誉的重大问题。”
吴敬琏在晚年口述史中讲述了这个建议最终没有被采纳的经过。他说：“这种建议往往受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国有企业管理部门，有人说这是把国有资产变成了职工的私人资产，明摆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是社保部门，他们反对得更为厉害。”据吴敬琏回忆，当时的财政部长是这一建议的赞同者，他曾下令财政部按吴敬琏等专家提出的方案编单子，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中，去还老职工的欠账。可是，这一做法很快被高层制止，理由正是“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吴敬琏在2009年写作的《中国经济六十年中》记录道：“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养老保险采取个人账户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从国有资产中‘切’出一块补偿老职工的办法来充实‘老人’和‘中人’的个人账户。当时就有人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理由加以反对，以致无法把老职工的个人账户制养老保险建立起来。”
到了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以及随之而被迫展开的产权改造运动，使得工人失业——当时叫“下岗”——数量激增，1996至1997年间，失业工人总量已经达到1 500万人，其后直到2000年，这一数字一直居高不下，这成了当时最可怕的“社会炸弹”。作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吴敬琏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这种现象。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都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一个比较接近的数目是2万亿元。吴敬琏认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一再秉书建言，力求解决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欠账问题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与他一起努力的官员和学者有刘仲藜、周小川和林毅夫等。2000年年初，国家体改办曾参与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2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而这一计划最终流产了。
在中国改革史上，有一些失误是因为无知所造成的，而有一些则是因为以权谋私的贪欲所造成的，用吴敬琏的话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在建立全国社会保障体系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吴敬琏竭力在其他方面推动中国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例如，2004年他和资中筠教授共同推动了《公益捐赠法》的修改完善，2006年与茅于轼教授共同发起集资1 800万元建立富民基金会，2008年起担任北京富平学校理事，2009年就任100位企业家捐资建立的阿拉善生态基金理事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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