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护旗的人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低潮，但是，由于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出路，高潮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段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的成果，为终将到来的改革高潮作好理论上和方案上的准备。”
——吴敬琏
巴山轮会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风云跌宕，阴晴迭变，面对完全陌生的经济环境，学者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方案提供，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百家争鸣，辩驳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个时期。
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两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
先说第一场。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成果，让薛暮桥、马洪和吴敬琏们兴奋了好一阵子，不过很快，现实让他们陷入了新的焦虑。随着经济的复苏，“一放就乱”的老毛病又犯了，物价再次大乱，通货膨胀的火苗蹭蹭地往上蹿。
从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贷增长已经严重失控，12月的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长28.9%，四季度国有企业的奖金发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国务院在11月份下发紧急通知，规定本年度增发货币不得超过180亿元，而实际上全年增发了2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货膨胀即物价全面上涨的前景已经明显出现。这是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
于是，一道大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见的局面？
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成一个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写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紧急建议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这份报告在除夕夜由专人送达国务院主要负责人。1985年1月4日元旦假期刚过，国务院就开会研究了宏观经济形势，并正式决定对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刹车”行动。接着，国务院在上半年连续召开了3次省长会议，要求控制信贷和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并把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定在8%。可是，已经发动了的“火车”并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来。第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2.9%，第二季度又增长23.4%，调控几乎失效。
对于棘手的经济局面，中央高层产生了分歧，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了“必须调控”与“反对调控”两种意见。受此影响，在经济学界也很快出现了对峙的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必须严厉调控，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不必调控。由此，引发了改革史上又一场重大的论战。
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经济学家薛暮桥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他们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进。
反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和青年经济学家朱嘉明。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上，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
这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厉以宁提出的“非均衡理论”。
这位与吴敬琏同龄、曾经同在金陵大学附中读书却互不知晓的江苏才子，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金陵大学的化学工程系，毕业后在湖南沅陵的一家消费合作社当会计，后来他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1951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经济系，自此，一生未离此校。读书时期，厉以宁从学于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二陈均为哈佛大学博士，所以，他的学术根基中颇有西学的成分。大学毕业后，厉以宁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作编译工作，主要是整理、编译学术动态资料，在当时人看来，他是坐了“冷板凳”，而这“冷板凳”一坐就是整整20年。日后他说，资料室的这段经历使他阅读了大量经济学原著，获益不少。“文革”期间，他还被打成“牛鬼蛇神”，先后在劳改队、江西和北京郊区的农场下放数年。1978年后，厉以宁连续发表多部论著，特别以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而日渐成名，1982年，他与罗志如教授历时4年创作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出版，引起了学界很大的关注。在80年代中期的争论中，他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的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
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者中，还出现了一种“起飞论”，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不应当加以压制，相反，应当自觉运用通货膨胀来加速增长。如果实行了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分歧之大，甚至，学术上的分歧在有些时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的高度。
在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中，吴敬琏属于“调控派”。他在1984年年末的那份研究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需要进行宏观调控。1985年年初，他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状况和通货膨胀对发展和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学界和政界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对中央下决心进行宏观调控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时的吴敬琏如美玉生成，在学术上日趋精湛。1985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一文，老一辈的政治家、理论家陆定一当时卧病在床，读了此文后颇为赞赏，给老朋友薛暮桥写信，内称：“经济文章写得这样‘解渴’，实在难得。如果我编《人民日报》，必将此文登在第一版。”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与厉以宁发生观点上的分歧，在后来的20多年里，他们将在改革主战场的选择、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评价、如何看待通货膨胀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等重大命题上持续地发生针锋相对的辩论。
正是在大论战的背景下，1985年9月2号，一条游轮缓慢地从山城重庆驶出，顺长江南下驶向武汉。
在这条名为“巴山号”的游轮上，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政策制定有重大影响力的一群经济学家和学者型官员，他们决定“闭关推研”。这便是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国务院总理在开会前就会见了全体外方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游轮上的中国参加者可谓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马洪、安志文（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薛暮桥、童大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等第一代宿将，也有刘国光、戴园晨等中生代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高尚全（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时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时任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时任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人伟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同时，还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项怀诚（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杨启先（时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楼继伟（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田源（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兼价格组组长）和郭树清（时为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等。
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世界银行为本次会议请来了一批世界级的经济专家，也是“东西合璧”。西方学者中，包括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牛津大学教授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米歇尔·阿尔伯特，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和日本兴业银行执行董事、经济学家小林实，而来自东欧的学者，包括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巴伊特，前些年来过中国的弗·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其中，亚诺什·科尔内在1980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短缺经济学》，被认为是描述计划经济运行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它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的范式。尽管这部著作的中文版在1987年才正式出版，不过在巴山轮会议期间专门出了摘要版本，在经济界的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晓。
这次会议分为7个专题——“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最核心的讨论议题是：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在巴山轮上，尽管只有一篇“调控派”学者刘国光、赵人伟提供的论文，而没有主张“通货膨胀有益论”学者在场，不过，受邀的西方经济学家涵盖了新自由主义德国弗莱堡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而中国主张“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学者通常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相标榜的，因而，辩驳的空间仍然形成。
从现存的会议记录资料看，在巴山轮上并没有发生预料中的争论，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托宾的态度，他是当时全球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家，“反调控派”所依据的理论与他的主张是一个门派，可是，托宾却认定，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必须加以治理，他甚至提出要立即采取“三紧政策”——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一次发言中，托宾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作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吴敬琏日后说，正是参加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的一致诊断，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而且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被吸收进几天以后中共全国代表会议（9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
除了诊断迫在眉睫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外，巴山轮会议上还讨论了其他几个重大的经济改革命题，其中，对后来的中央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内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第二次长征”。很显然，科尔内的类型分类，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相类似。吴敬琏在日后的论著中多次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另外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一揽子改革”的战略构想。
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当时整理出来的会议情况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有专家日后推测，这个意见对1986年的价税财配套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山轮会议一直开了6天，到9月7日结束。在闭幕式上，马洪代表中方致闭幕词，为会议做总结，全面阐述了中方对“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理解。这篇讲稿是吴敬琏和田源起草的。
关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巴山轮从重庆开出时，就引起了国内传媒和理论界很大的兴趣，人们都希望早点知道讨论的结果。然而，会议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传媒只能凭自己对改革的认识作出猜测。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这是当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全力支持改革的经济类周报——按照当时改革派中的流行观点，刊登了一则报道称，“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正处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期……不能将目前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简单地画等号”。
很明显，这则报道把专家的意见彻底地拧反了，吴敬琏不得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予以澄清。他在信中说，“外国专家们认为，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他们建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三管齐下……”
至此，会议的讨论结果才公诸于世。
在中国改革史上，巴山轮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在2009年时评论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个学术的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大。”参与会议讨论的张卓元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学者深感国际经验之不足，“外国专家讲到任何事物时，都有比较广泛的外国经验，比如讲到养老金，他就讲智利怎么干的，新加坡怎么干的，然后讲哪些对我们可以有参考价值的。而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可能的确比较了解，但美国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等等，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吴敬琏看来，巴山轮会议上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尽管显得有点稚嫩，不过，还是显示出走向成熟的一面。仅仅在四五年前，中国学者对东欧模式还感到非常的新奇，对市场社会主义颇有迷恋之处。而到了巴山轮上，他们的改革思路完全地超越了东欧同行，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框，已经跟上了现代经济学的潮流。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在会后对吴敬琏说，西方的几位经济学家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因为在刚开会的时候，各方还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而到总结的时候，大家的概念和阐述逻辑已经完全一样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思想上告别东欧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象征性“仪式”。
巴山轮会议对决策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
就在这个会议结束的11天后，9月18日至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关于宏观政策的大段论述显然受到了巴山轮会议的影响。它描述“七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议》采纳了整体配套的思路，提出要“配套地做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邓小平在这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此后，信贷开始紧缩，经济表现趋于平稳。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如何推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市场取向改革。
不过，这样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到1986年的夏秋之际，从紧政策突然被放弃，经济再度升温，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并最终在两年后以一次惨烈的“闯关”失败而告终。
这其间的曲折诡异，已成改革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
单项推进还是整体配套
在讲述这个悬案之前，我们先讲同样发生在1985年前后、与此颇有因果关系的另外一场论战，它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设计。
自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已成当时的共识，然而，市场化的改革到底该走怎样的路径，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却成了接下来的争论焦点。有人提出“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还有人则提出“改革应以企业改革为主线”。
“价格体系的改革”之所以被如此看重，与当时实行的一种特殊的价格制度——“双轨制”有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分配体制以行政指令为手段，价格完全由国家有关部门控制，结果是企业被管死，效率和效益无比低下。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在物资空前紧张的短缺经济环境下，“双轨制”一方面打开了计划体制的一个缺口，为体制内企业的搞活以及体制外乡镇企业获得原材料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寻租和腐败的土壤，特别是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某些不法之徒，大搞权钱交易，钻“双轨制”的空子，从中渔利，大发其财。因此，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对扭曲和双轨的价格体系进行“并轨改革”成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命题。
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一段纲领性的文字：“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体系的改革则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那么，“中心”与“关键”有没有先后，如果有，又是谁更优先？这份文件没有明确定义。以此为分野，中央决策层仍然存在着很不相同的见解，相对应的，理论界就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流派，一个是“企业主体改革派”，一个是“整体协调改革派”，两派观点各有出入，一时形成了混战之势，双方主将，一是厉以宁，一是吴敬琏。
在中国经济学家中，厉以宁是最早提出企业改革必须走股份制道路的人之一，因此，他被称为“厉股份”。②早在1980年4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上，他就提出应该用“新型所有制”——股份制取代传统国有制。8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劳动就业会议上，他再提实行股份制。据陆昊在《厉以宁》一书中记载，当时，与他持同一观点的经济学家有于光远、童大林、董辅等。
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增强企业活力”始终被置于中心地位。一直到90年代初期，很多人仍然坚定地认为，在不改变产权性质的前提下，只要给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就能够让企业改革取得成功。厉以宁的股份制方案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挑战。
因此，在设计改革总体思路时，厉以宁认为，应以企业制度的改革为主线。
1986年3月，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并责成建立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负责价税财配套改革的方案设计。4月，厉以宁明确提出反对当时拟议中的价格改革，主要的理由有三个。第一，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不是市场均衡体系，企业仍不是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价格机制扭曲，市场体系和功能均不健全，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从而导致商品短缺，因此，设计未来的改革方案，不能以价格为突破口。商品价格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又以所有制为基础，因而价格说到底是市场当事人之间转让所有权的交易条件，没有有效的所有制结构，就不可能有对企业和消费者都有效的财产权利关系的约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合理的价格体系。第二，在短缺经济中存在较多数量配额的条件下，力图以放开价格来刺激经济趋于稳定增长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已为东欧改革实践和西方经济运行事实多次证明。第三，商品经济下的价格制度，与其说是中央政府放给企业的，还不如说是企业真正成为商品生产者之后自我创造出来的。
因此，在厉以宁看来，市场定价制度的实现，只能是企业改革的归宿，而不是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作为全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重新改造，即“建立真正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由这些论述可见，厉以宁的“非均衡理论”与他对股份制的倡导是互为犄角、自成体系的，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
在清晰地阐述了自己观点之后，厉以宁接着说明了企业改革的具体办法，那就是通过“先包后股”、“先股后包”、“又股又包”或“只股不包”等办法，把国有企业改造为“真正自负盈亏的公有制企业”。到了之后的1988年，他所领导的北京大学课题组向国家体改委提交了一份《1988~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纲要》，提出了更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建议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8年左右的时间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应把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与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联系起来，把非规范化的承包与规范化的产权改革联系起来。1988年至1990年，完善与发展企业承包制，股份制继续试点；1991年至1992年，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1993年到1995年，企业实行较全面的股份制，普遍建立控股制的企业集团。在这8年的时间里，企业改革的重点应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
在支持整体配套改革的阵营中，情况似乎要比厉以宁方面复杂一点。从学派的名称上也可以窥见一二，厉以宁将之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而吴敬琏则自称为“整体协调改革派”。
吴敬琏在耶鲁期间就日渐形成了整体改革的思路。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体制体系，因此，他所提出的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区分便是市场取向整体改革理念的某种体现。归国之后，他的这一思路更为坚定。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靠“单兵突进”的企业改革是难全其功的，因此必须整体思考，配套进行，据此，他在1985年7月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时提出了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个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主张。
在他的构思中，改革不仅是一场破除旧体制的深刻革命，而且是一项建设新经济体系的系统工程。这个体系主要是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只有这三个支柱初步树立起来，这种经济体系才能有效运转。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方面同步配套进行。吴敬琏强调，所谓配套改革并不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要齐步走。鉴于问题的复杂性，由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过渡必然是分阶段进行的，各方面的改革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据此，他认为可以设计出一个既分步骤，又在每一个阶段大体同步的改革实施方案。
跟厉以宁一样，吴敬琏也清晰地表达了他对靠“放权让利”搞活企业的不同意见。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座谈会上发表“单项推进，还是配套改革”的发言，他说，增强企业的活力，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搞活企业是否就是改革的全部基本要求，以及单靠“简政放权”是否就能搞活企业，都是值得怀疑的。从过去一年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看，单项突出“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分析到这一层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吴敬琏与厉以宁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均认为，1978年以来实行的放权让利改革无法建立起有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他们彻底超越了孙冶方——事实也是，在未来的20多年里，他们都是产权清晰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而接下来，他们的逻辑出现了岔路口，厉以宁认为，尽管放权让利不行，但是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方向是正确的，所以要搞股份制，也可以兼容企业承包；而吴敬琏的意见则是，单搞企业改革，无论什么方案，都是不足够的，因为，“如果企业不是在竞争性市场的约束下进行经营活动，没有竞争压力，无论建立怎样的企业制度，企业都不可能真正具有活力。在8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的产值已占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轨制的价格扭曲现象不作根本改变，就会形成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平等竞争，权力寻租和腐败必然滋生，市场化环境的建立无从谈起”。
这就是分歧的要点所在，厉以宁认为要改企业本体，吴敬琏认为还要改企业的生存环境。
吴敬琏的整体改革理论要点有3个：
——旧体制的根本特征在于通过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配置稀缺资源，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由于不能克服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重大缺陷，因而不可能有效率。把传统机制的弊病归结为“权力过于集中”，是一种肤浅的论断，如果不改变计划的资源配置方式，企图用“放权让利”来实现经济运行状况的根本改变，是不会收效的。
——唯一能够取代行政命令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克服命令经济在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上的缺陷，使经济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商品经济是一个有机的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者组成，并且以上三个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经济改革必须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同步配套地进行。
他的这一理论得到了不少学者和决策层的认同。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初稿讨论会上，吴敬琏不同意把改革简单地归结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意见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吸取。
在日后，吴敬琏多次重申了这一意见。1986年1月25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听取“七五”改革设想讨论会的汇报。会上，宋国青、徐景安和吴敬琏代表三个不同的“学派”作汇报。会前，吴敬琏与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一起研讨，形成了一个汇报提纲，由吴敬琏在会上主讲，对这种整体协调改革的思路作了说明。
第一个环节：增强企业的自主权和经济责任。国有小企业可以放开改革，大企业则逐渐实现市场化，在未来几年内，取消行政性公司，实行股份制，资产经营责任制。
第二个环节：竞争性市场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建立经营大规模批发业务的经济实体；尽可能理顺市场参数，区别不同产品，采取多价联动、价税联动的方式，对价格进行“或调或放”、“调放结合”的改革；抓紧反对垄断、保护竞争的立法，防止市场割据形势的发展。
第三个环节：建设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改进财政税收体系，陆续开征土地使用费、资金税等新税种；将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推进到“划分税种，核定收支”的新阶段；改革金融体系，加速推行基层银行的企业化经营方式；强化中央银行的管理和调节；整顿和利用已经出现的民间金融机构。
汇报会后，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要求国家体改委综合汇报会上各家所言，制定一个正式的改革方案。但是主要负责人认为当时并不具备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因此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
3月中旬，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有了新的想法。他在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讲话说，当前在经济领域里矛盾很多，摩擦很多，漏洞也很多，其根源是新旧两种体制“胶着对峙”，因此，应当在“七五”期间尽快结束两种体制均势的状态，进入以新体制为主的阶段。“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也就是说，“整体协调改革派”的意见被决策层原则上采纳了。
为此，国务院在4月份正式成立了一个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方案办），共约30多人，都是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骨干，领导小组组长由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办公室主任为高尚全（在高出国考察期间由国家体改委主任安志文直接领导），杨启先、傅丰祥、姜习和吴敬琏等6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海桥边上的工字楼里，吴敬琏是方案的主设计人之一。客观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学家群体中，吴敬琏确乎是最具有改革方案架构能力的人之一。他对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思考，以及对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设计能力，都是非常出众的。
吴敬琏在晚年的回忆中一再强调说，80年代中期关于改革总体思路的争论并不是吴、厉两人之争，而实际上是决策层不同改革思想的体现。方案办所形成的方案正是根据国务院领导在3月中旬的讲话精神而拟定的，国务院方案研讨领导小组组长、副总理田纪云直接领导方案的研讨和设计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其后形成的方案经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各部委领导和方案办工作人员的反复磋商。很快，到4月30日，方案办就拿出了一个配套改革的详尽方案，其中涉及价格、税收、财政、金融、贸易和企业改革等多个方面。当日，方案送交国务院。
6月11日和12日，在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主持下，方案办及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座谈会。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吴敬琏作了一个情绪激动的发言，说：“现在经济上有这么多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我不是一个很冒失的人，看问题往往倾向于悲观，但现在，我看没有多大危险性，我们有能力改革。”
据吴敬琏回忆，“那天的会议气氛非常好”。当天散会后，他和几个学者在湖里划船。副总理田纪云从远处走来，特意把他叫上岸，对他说，我看今天领导差不多被说动了，晚上你好好准备，明天第一个发言，可能就过关了。
第二天，会议继续召开。几位部委领导首先发言，质疑价格改革的步子太大。风向因此发生微妙转变，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能在这次会上通过，被要求继续修改。
价税财配套改革困难重重的原因非常复杂。
在理论界，厉以宁表达了鲜明的反对立场。就在方案办递交了配套改革方案不久后的5月份，厉以宁参加北京大学“五四”科学研讨会，面对上千名听众和众多媒体记者，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论断，他还对价格改革与所有制改革进行了10个方面的比较。他谈到，“企业是被迫卷入价格改革的，但却很有可能自愿加入所有制改革的试点”，“所有制改革实际上不需要经济成本，或者成本非常低”，“价格改革是较低层面的改革”等等。厉以宁似乎一直把论战对手的政策主题限定为“价格改革”——很多年后他仍然将对方称为“价格改革主线派”，他没有对吴敬琏的整体配套方案提出挑战，只是说“价格改革很难同其他经济改革配套”。
在政府决策咨询机构和行政职能部门内，反对的声音也不小。
一些人认为，这个方案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可行，因为价格、税收、金融和财政的配套改革要求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种环境。同时，配套改革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它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因而可能会遇到社会阻力和政治风险。另外一些人说，这个方案脱离实际，理想化，是一群书生躲在书房里从书本里琢磨出来的东西，因而不可行。也就是说，有相当部分人担心改革的风险过大。
除了上述几种观点之外，一个更大的质疑来自对企业改革战略的讨论。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巨大成功，因而在整个80年代，它被认为是中国改革最重大的经验，很多人认为，改革就是“一包就灵”，只要把承包制引入到企业改革中来，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有人甚至提出“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根本体制”。它在决策层也有很大的市场。即便在方案办内部，也存在着分歧，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整体配套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形成后，原本应由安志文和体改委刘主任高尚全签字上报国务院，而当时，高尚全不在国内，安志文则倾向于企业改革优先，对价税财配套改革持有保留意见，所以，这个方案初稿是由他签字上报的。
另外，在企业界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反对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声音也浮现出来。
当时被视为国有企业改革代表人物的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周冠五给党中央上书言事，认为改革应当“以承包为本”，离开了企业承包制，改革就背离了正确的方向，国务院搞的改革是“反改革”。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很多国有企业都拥护承包制和双轨制，反对价格改革。一次，方案办在上海召开调研会，几位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们说，如果价格放开了，我们拿不到调拨价的原材料，成本就会上去，企业就会亏损，所以，价格不能放。
地方政府的反对主要是针对分税制。因为这一制度一旦推行，地方的财税自主权明显就会减少。吴敬琏回忆说，原先以为沿海会反对，田纪云出了一个“保基数”的主意，也就是保证既得利益，没有料到，内地政府也反对，因为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很大的约束。
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玉泉山座谈会的第二天风云突变。会议一开始，当吴敬琏准备按田纪云的吩咐第一个发言的时候，一些部委领导首先拿起话筒，相继对方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些发言一个接一个滚雷般地讲了下去，最终，国务院领导宣布，方案有待修改，等成熟后再议。
吴敬琏非常沮丧。会后，几个方案办的年轻人则责怪他说：“怎么不发挥抢话筒的精神，使方案通过功亏一篑。”
就这样，在玉泉山的座谈会上，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没有拍板。方案办对原来的“大方案”进行了修改，很多方面往回缩，比如价格改革方面，原本的设计是价格全面调整，后来就改成只调整钢材的价格，因为那时候钢材的价格被炒卖得最厉害。
8月份，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个修改后的方案获得通过。9月13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了方案，邓说，这个非常好，我看就这么办。
可是到了10月份，改革突然转向，以股份制和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改革成新的突破口，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彻底放弃。
这就是发生在1985年到1986年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政策辩论。
日后，我们将看到的事实是，吴敬琏参与设计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被整整“雪藏”了6年。1987年年底，他结集出版《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一书。1993年，这个方案被中央重新采纳，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在很多年后，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宣称，在这场大论战中，自己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厉以宁方面说，发生在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尽叙述这次失利），正是“价格改革主线派”闯下的大祸。如果在1986年就坚决地推广股份制，中国的改革将别有一番局面。吴敬琏方面则认为，正是因为放弃了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中国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才导致了后来几年的改革被动，以至于发生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他在口述史中说，田纪云后来“跟我说过不止一次，说如果当年干成了，那后来好多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1986年的改革条件还是相当好的”。在吴敬琏看来，这场争论更深刻的含义，是两种改革路线之争，其核心是保持、强化还是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
对于他们所争论的焦点，在后人看来，都已是课堂上的教案。中国的经济改革如同一盘不得悔棋的伟大棋局，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再次复盘，甚至，在后来的时间段里，即便再重新找回当年的思想，也因时空的斗转、条件的变幻、民众预期的不同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不过，这场辩论也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吴敬琏和厉以宁。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他们都是最早、自觉地从制度层面对改革进行反思的人，尽管他们的观点时有差异。他们都有深厚的学术素养，是新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中出色的代表人物，在30多年的大改革时代，他们堪称是影响力最大、知名度也最高的一代宗师。
这一场发生在两个“1930年出生的江苏人”之间的“战争”，是他们在中国经济理论界成为领袖级人物的成名之战。
“闯关”失败
后世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改革史时，常常会一再地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际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中央经济政策的突然转向？
“突然转向”的中央政策有两个：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变了上一年9月召开的十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的从紧宏观政策，开始大规模放贷；二是在10月，突然放弃了8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财经工作小组批准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转而以企业改革为主线。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是这样记录的：“按照中国政府的原定计划，1986年经济工作的方针是继续稳定经济，以便迎接1987年开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迹象，2月份还出现了gdp的零增长。这时，政府领导决定放松对银行贷款的控制，结果从1986年第二季度开始，货币供应迅速扩张。”他在口述史中还回忆了一个细节：2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了一次改革工作讨论会，国务院负责人坐下以后就说，现在增长速度降下来了，预报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们把贷款抽得太紧了。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争辩了几句说，不是这个原因，根据我们的调查，是煤电油的供应和运输跟不上导致的。负责人不高兴了，说，煤电油总是紧张的，为什么速度降到这么低呢？我看就是你们头寸控制太紧了。这时，刘鸿儒走出会议室，过了一会儿回来，他报告说，我已经和陈慕华行长打过电话了，我们马上发电报，放松贷款控制。
薛暮桥在回忆录里是这样回忆的：由于在1985年年底实施了信贷紧缩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遇到困难，由于大量基建项目已经上马，原材料、能源供应更趋紧张，同时信贷的大部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企业流动资金变得奇缺，结果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显著下降，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只增长4.4%。许多地方和企业纷纷强烈要求放松信贷，叫得很厉害。同时一些年轻同志大声惊呼经济“滑坡”了，说“双紧政策”破坏了刚刚开始的经济起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改变了执行半年的从紧政策，开始大量放贷，刚刚压抑下去的通货膨胀势头卷土重来。
在经济学家中，马洪、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等人认为，速度下降本来是抑制经济过热时出现的暂时现象，用不着惊慌。在1986年4月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薛暮桥发言说，资金紧缺的原因是大量的钱都投到固定资产上去了，流动资金不足，可通过发展银行业务，把沉淀的货币吸收上来，就可促使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正常运行，但是切不可放弃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在信贷的水闸被打开之后，整体配套改革方案的执行难度其实就已经加大了，因此，1986年6月27日，薛暮桥又写信给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的成败的关键”。吴敬琏后来回忆说，薛的这封信是由他亲手送到国务院负责人办公室的。但是，不久就传来消息，薛的意见被认为是“陈旧的”，已经落伍，缺乏新意。
信贷一放松，顿时出现“一放就乱”的景象。1986年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猛增477亿元，增发货币231亿元，同比都增长了20%左右。1986年10月，吴敬琏在一份题为《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思考今后改革的路子》的分析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针对目前的局面，如果不是从体制改革的战略改进上寻找出路，而是沿着所谓“投资增一点，银根松一点，税收减一点，奖金加一点”这种老路子走下去，对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将产生极其不利的深远影响。
不过，这种声音仍然未被采纳。
吴敬琏等人所期望的整体性改革，势必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在过热的经济环境中，调整的难度不但空前陡增，甚至会被认为是要“遏制经济发展”。因此，整体方案在10月份被突然放弃，改革的主战场转向企业改革，在股份制试点受挫的情况下，国务院相继提出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在吴敬琏看来，这是回到了维持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补来改善国有部门的运行状况。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央宣布将在当年秋天召开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新的中央领导人因此要求各咨询机构总结197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吴敬琏执笔完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不应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应着重为高速度成长准备基本条件，必须经常保持运行中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有效性”。他写道，从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头脑变得不太冷静，到处加温加压，号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竞相攀比增长速度，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潮；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积累与消费同时扩大、需求膨胀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进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损害了打基础工作的稳步进行，不仅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吃了自然资源和国民经济的“老本”，也妨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一份研究报告虽然总体上得到肯定，但“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悦，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这种现象。
到1987年的第二个季度，马洪、吴敬琏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险情，要求进行宏观控制，坚决制止通货膨胀的发生。据现有资料，在4月3日的一次会议上，马洪汇报说，不少同志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相当程度的过渡性症状。这些症状集中表现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势很猛，数量很大，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和对应措施，以避免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马洪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被中央领导人打断，他发了脾气，指责马洪用老观点分析新形势，把经济形势描写得“险象环生”，说成“大事不好”，“存在惊慌失措和悲观情绪”，并说，“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学，今后不要再用了。在过往多次政治运动中吃足了苦头的马洪此时也“知难而退”，会后，他写了一封带有检讨意思的短信，表示拥护领导会上对惊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倾向的批评，并表示“关于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我们研究不够，提法上有错误”。
决策层与学界对现状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通货膨胀的判断有所不同。在当时，物价处在半管半放状态，物价上涨的威胁加重了，就用行政限价来对付，过量的货币大部分不能由物价上涨冲销，成为“隐蔽性的通货膨胀”，并导致物价体系新的扭曲。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即便在物价持续上升的1987年，统计所得的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也只上涨了7.3%。但事实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计划价格被限制住了，议价部分则价格猛涨，“双轨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如果对这一现状没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决策都可能被误导。
9月，由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的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据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的情况表明，“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 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
”《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据吴敬琏回忆，“其实当时民间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权力背景的所谓‘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又增加621亿元，货币增发236亿元，在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物价逐渐呈现难以控制的态势，猪肉、钢材、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开始上涨。而在物价飞涨的同时，企业的承包制改革始终未见大成效，企业亏损报账已达400亿元，亏损补贴和物价补贴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企业经营困难，财政负担加重的景象。为了摆脱窘境，中央又被迫增发货币，从而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的势头。
根据吴敬琏的回忆，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曾发生过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争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桥、马宾、吴敬琏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均认为，通胀已成当前经济的“最大敌人”，必须着手治理。而厉以宁以及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体改所的一些学者则持相反观点，决策层也持后一种意见。198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一改历年以农业问题为主题的惯例，专讲宏观经济问题。文件指出，“1987年实现了有效益的增长，速度高而无通货膨胀的危险”、“对物价问题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当时的决策层认定，当前物价问题的焦点在食品，而不是别的东西。而食品价格之所以上涨，说到底是因为供给不足。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一书中，吴敬琏写道：领导上惑于“通货膨胀无害论”的观点，仍然认为1987年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只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局部问题。
但是，吴敬琏仍然没有退缩。1988年4月26日，吴敬琏和他的助手李剑阁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写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文中，他们重申了吴在1985年就提出过的“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政策主张，也就是说，进行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只有在“管住货币”的情况下，价格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他们认为，在当前这种情况下，用价格管制的办法是难以维持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管住货币，放开价格”是“唯一可能获得成功的选择”。价格改革适时推出虽然艰险，舍此却别无他途，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困难和风险会越来越大。因此，他们写道，价格改革这个关“早晚要过，迟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贵在当机立断”。然而，他们的论述重点还在于控制需求和管住货币。他们指出，在多数人认识到价格改革既不能绕过，也不宜推迟以后，下述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即领导层在不改变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做出积极推进价格改革的决策。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成功可能性很小的选择，因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产品的价格，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研究报告中，他们还列举南斯拉夫几次价格改革的案例，说明由于没有改变导致需求膨胀的经济体制和没有采取反膨胀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都因物价暴涨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而不得不终止改革，重新冻结物价”。
吴敬琏们的观点仍然没有得到最高层的采纳。仅仅几个月以后，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就在中国出现了。
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召开，原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李鹏出任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到了5月上旬，中央领导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时任总书记提出启动物价“闯关”。
“闯关”的意思是，在短期内迅速理顺紊乱的价格体系，从而让经济运行趋于正常。由于体制内外落差很大，价格一并轨，势必会导致物价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所以，这是一个凶险的“关”，而且必须以“闯”的方式才可能顺利通过。
这是一个有着巨大风险和争议的经济决策。
吴敬琏日后分析，根据决定“闯关”的领导人当时的讲话，他之所以下决心“闯关”，是为了消除“双轨制”所滋生的腐败现象。而在做决策时，对通货膨胀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吴敬琏认为，这一判断是导致“物价闯关”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是30多年的改革史上最为混乱和令人叹息的一幕。
5月16日到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定了物价改革方案，宣布用5年时间把物价放开。为此，国务院建立了物价委员会，以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主任。在政治局常委会闭幕的5月19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通电称，“中国的物价改革是一个大胆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央有信心把这件事办好……”以此为标志，打响了启动“物价闯关”的信号弹。
也是在5月19日这一天，邓小平接见一批前来北京参加一个国际经济讨论会的外宾。他在讲话中提出改革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价格这一关很不容易，“但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交谈中，一位拉丁美洲的国家银行行长应和说：“这叫做长痛不如短痛。”邓小平说：“你说得对，长痛不如短痛。”不过，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这段讲话在当时并没有发表。
5月25日至27日，时任总书记召集中央10多个部委的领导人开会，商议价格改革事宜，与会者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刘国光和吴敬琏。会上，各部委领导都同意立即进行“物价闯关”。刘国光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由于连续几年的物价上涨，民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年初开始，各地已经发生了零星的抢购风潮，如果立即进行价格改革，势必促使通货膨胀预期完全形成和爆发全面的抢购风潮，所以，应当先用一两年时间治理好经济环境，再来进行价格改革。总书记对刘国光的意见不以为然，他说，你们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就是有框框，以为高速度一定会有高通胀，要求先治理环境，再放开价格。他援引韩国的经验说，韩国就是先通膨，后治理，打“时间差”，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经验。
吴敬琏觉得总书记所讲的道理不对，也加入了争论。他说，刘国光所说的基本道理是对的。打“时间差”要以居民还存在货币幻觉、没有形成通货膨胀预期为前提，这时多发票子他们不会马上作出反应。但是，4月份开始已经出现了储蓄负增长和零星抢购，所以，在这种宏观情况下实施激进的价格改革方案，可能会使通胀预期完全形成并出现银行挤兑和恐慌抢购。至于韩国，朴正熙搞“重化工业运动”以为打“时间差”是个好主意，结果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政局动荡，朴正熙的命都送掉了，这种教训不能不汲取。领导也不同意吴敬琏的意见。于是，两位学者与领导之间发生激烈的辩论，以至于争得脸红脖子粗，10多位部长们在一旁面面相觑。
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气氛缓和了下来。领导人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认为通胀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即便发生了，也不可怕。他谈到，体改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考察，他们发回很多电报，说拉美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几千，可是经济还是在发展。他还举例说，前些日子阿根廷总统阿方辛访华，当他得悉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时说，你们这点通胀算什么，如果能像你们这样，我就谢天谢地了。
后来才知道，当时体改研究所的一行人正在拉丁美洲访问，他们从大使馆给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人发来电报，力陈高通货膨胀没有什么可怕，拉美的经济十分繁荣。
至此，立即“闯关”的决策敲定。
从上述的这些细节以及综合后来的其他史料可以看到，在赞成进行价格改革的人士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意见。
第一种是薛暮桥、刘国光和吴敬琏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当先治理经济环境，然后再进行价格改革，只不过对治理的力度和所需时间有不同的估计。刘国光认为要花两年时间；吴敬琏则认为，只要力度足够，不需要两年。
第二种是立即进行“闯关”的意见，他们认为通货膨胀要么不会产生，要么并不可怕。
争论的结果是，第二种意见被采纳执行。当时的决策层对立即“闯关”所可能引发的市场和社会动荡竟没有去设计一个防范性的预案。用吴敬琏的话说，“根本不相信物价会飞涨”。
争论至此仍未结束。
5月30日，国家体改委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期间，专家们也自然讨论到迫在眉睫的物价改革问题。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接见与会专家，各个方案的代表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王珏、吴树青等5人发言。从当时发出的会议简报可以看到，他们均支持进行物价改革。吴敬琏和张卓元都重申了治理环境、防止通胀的必要性。厉以宁则谈到，可以利用政府手中掌握的金（黄金储备）、木（国有房产）、水（引进外资）、火（国有工厂）、土（土地使用权）和人（户口）等六种资源，通过出售黄金和房产、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和卖户口等办法，防止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正式公布“闯关”决定，确定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
这个“闯关”政策一公布，迅速震动全国。从当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出乎决策层预料的是，“物价闯关”很快就呈现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物价如脱缰的野马，撒蹄乱窜。当时，全国居民的存款为3 000亿元（1992年为一万亿元，2008年为24万亿元），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由于公众的看涨恐慌心理，却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这似乎应了凯恩斯的那句名言，“社会心理决定了人类的永久的经济问题”。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以电扇为例，当时全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
8月下旬，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证申请购买。
8月27日晚，中央总书记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8月3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下一年的价格改革也是走小步，工作重点从深化改革转到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上来。
1988年秋季爆发的这场物价暴涨和全面抢购，被认为是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失控。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383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3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在吴敬琏看来，后来实施的“闯关”方案——在通货膨胀政策下放开价格的做法太过鲁莽，他在晚年口述史中说，“这就叫不幸而言中，因为物价飞涨和全民抢购是可以预见到的、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这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1988的“物价闯关”失败，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最让人沮丧的一个事件，它的搁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闯关”失败后，宏观经济陷入紊乱，全国上下弥漫着阴郁的紧张气氛。
“吴市潮的由来
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动荡。在1989年6月24日结束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62岁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被选拔出来，当选为新的总书记。
在1989年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呈现一派萧条气象。
经济局势的动荡，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和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舟至中流，突遇漩涡，去从徘徊，凶险无穷。
在这场充满了火药味、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大论战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扮演了一个孤胆战士的角色。
从一开始，吴敬琏就使自己成为一个招致攻击的“靶子”，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甚至还进而提出，应该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
早在1988年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与“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领导人对这个意见的批示说，“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党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组（由郑必坚、龚育之牵头），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7月15日，《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内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其观点与一年多前的吴敬琏和胡季一文观点截然相反。
10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70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他一进会场，邓力群看到他就说，“吴敬琏，我们好久不见了。”吴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邓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也就是说，两人有10年没有谋面了。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科研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一度很熟悉。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和他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有任何价格和其他歧视，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最后，吴敬琏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两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1990年1月，北京《当代思潮》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2月22日，北京的权威杂志和报纸发表一位政治家、理论家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者提出一个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回答是，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吴敬琏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时的危险和被动，并不仅仅来自于国内的思潮压力，同时还受到国际动荡局势的挑战。就是在这段时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剧变”。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匈开始实行多党制。11 月9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宣布合并，存在了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推倒。同年的12月22日，罗马尼亚出现新政党“救国阵线”。3天后，执政长达24年的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被捕，在经军事审讯后被枪决。1990年12月，波兰共产党在竞选中失去领导权，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
就在东欧各国相继“变色”的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开始迅速瓦解。1990年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思想正式变成苏共的行动纲领和基本方针。3月，立陶宛率先宣告独立；7月，莫斯科市长叶利钦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苏东剧变”给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在骇然之余，思想界形成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和阶级斗争学说才导致了今日的政权丧失。这一思潮当然对吴敬琏等改革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压力。
1990年的春天，吴敬琏偕周南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回国时，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
吴敬琏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于体制的缺陷和建立在这种体制基础上的政策失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有些国家企图对这种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建立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由于目标不明或方法不对，也没有能取得成功。这样，经济情况愈来愈糟，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失去了信心。他最终的结论是：中国只有进行改革开放，才能确保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就在吴敬琏归国后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
与前一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这时，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 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改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还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的，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市场取向改革的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应当恢复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86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桥也谈及了他对“苏东剧变”的看法，他写道：“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为了呼应薛暮桥，吴敬琏也继续顽强地反批评。在1990年11月，他写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对未来10年的改革进行了战略性的思考。
针对困难重重的局面，吴敬琏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提出的解决之道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实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废止前几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权体制，如“财政大包干”等等，取消价格双轨制，加强中央对稀缺资源的集中控制，把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主要投资置于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换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权的计划模式。他判断说，“这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是能够实现短时期的经济稳定的”。但是，中国的变化将从此非常缓慢，“不能指望依靠它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二种方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尽快取消“双重体制”，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系初步地建立起来，在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转的种种问题。
第三种方案，大体保持现有的计划－市场双重体制以及“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大包干”、部门承包和企业承包等制度，只在两个方面做一些改变，一是适当加强中央行政当局和计划机关的权力，增加指令性计划的比重，二是对某些不太合理的价格作某些调整，对承包基数和方法作修订和改进。
吴敬琏认为，合意的是第二种方案，不过他认为被采纳的概率很低，他写到，“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坚信这是中国经济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道路，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和10年来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种想法恐怕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他几乎无奈地认为，第三种方法——“从政治上说也许是较为可取的。但是中国经济现实存在的问题则很难由此得到解决。如果继续保持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则中期经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而如果采取放松货币控制的办法刺激经济回升，又很容易出现新的一轮扩张——膨胀——紧缩——萧条的波动。”
在文章的最后，他颇带期望地写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地建立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和领导人认识这一点，因而出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写作此文时的吴敬琏并没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后会出现的那个领导人”居然不久就出现了。两年多后，在他给出的三种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终采纳的居然不是折中的第三种，而是最具市场化特征的第二种。
这些当然是后话。至少从1990年前后的公开舆论看来，吴敬琏和薛暮桥等人仍然是孤独的。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4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市场取向派而去。1991年4月，《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姓“资”》，说“一切不愿意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北京一家报纸则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提出“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
触破窗户纸的人
1991年的春天，北京的政治气氛仍然紧张，不过，微妙的转机悄然在南方出现了。
这一年的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先后发表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再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日后人们知道，这组社论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时的一系列讲话精神而写作的，而在当时，因为它并未标注出思想的来源，文章甫一刊登，便在舆论界掀起喧天大波，引来指责和围攻。
对时政变化十分敏感的吴敬琏则已经嗅到了新的空气。1991年5月8日，在一个企业管理人员研讨班上，他发言说，“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现代经济唯一有效的协调方式，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绝不可能拉回到旧体制去了”。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回忆说，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起草了一套改革方案，接办了一个杂志，写了一篇长文，出了一部著作，主持了一场研讨会，写了两份建言书。
这些工作弦环相扣，无一不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我们且一一细说之。
改革方案是指“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方案”。
这一工作其实从1990年就悄然开始了。回望那段时期，吴敬琏并非仅仅只有战斗而已，他一方面挺身而出，与“计划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同时，他和他的同事们还沉下心来，开始为接下来的改革道路思考和设计可行性方案。当时的中国，不少人对改革的前途失去了信心，几乎很少人还在搞什么研究，吴敬琏和方案办的几个同事却不做如是想。日后他写道：“我们当时的想法是，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低潮，但是，由于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出路，高潮终究是会到来的，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段时间总结过去的经验，吸收别人的成果，为终将到来的改革高潮作好理论上和方案上的准备。”
这一段话充满了对改革的坚定，让人油然想起16年前顾准在临终前所嘱托过的那4个字——“守机待时”。在那段时期，吴敬琏身上的改良主义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着毋庸置疑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时，他的“建构性人格”则让他总是从积极推进，而非破坏的角度来展望未来的道路。
1990年秋冬之际，就在论战最激烈的时候，吴敬琏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组员为他的老同事张卓元以及一批比他年轻一辈的学者，其中包括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钱颖一、吴晓灵、谢平、荣敬本、郭树清等十余人。他们中的不少人正是1986年的那个配套改革方案起草组的成员。时隔数年后，中国改革的局势已今非昔比，不过他们仍然不改当年立场，还是以整体配套改革为基本理念，分别从企业、价格、财政、税制、金融等多个方向进行拓进式的研究，并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措施和时间表，他们自称这是“预研究”。日后我们将看到，当改革高潮真的如期而至的时候，这个总体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路径。
吴敬琏的这个课题组类似一个民间组织，没有官方的经费支持。他回忆说，当时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方背景的福特基金会几乎无人敢碰，他为了让课题得以顺利进行，便大胆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先后获得了75万元的研究经费。另外，他也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他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后来形势陡转，单这一条就够他和他的同事们背上不小的罪名了。
接办的一个杂志，是由经济学家蒋一苇（1920~1993年）创办于1988年的《改革》双月刊。
蒋曾任中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以首倡“企业本位论”而闻名。他的思想颇为开放，一直主张要给企业以自主权，反对“鸟笼经济”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放弃对国营企业的偏执性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宽阔的视野来平等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对于国营企业，他的观点是“吃任何药都不如不吃药，不管就活”。他还有一个“黑匣子”论，认为“政府对于企业，可以从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进里面去。退一步讲，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该搞成‘玻璃匣子’”。他的这些思想在同辈学者中无疑是最为激进的。1985年，蒋一苇退休，转而出任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接着便创办了《改革》。1991年年初，《解放日报》的皇甫平三篇文章刊出后，吴敬琏在一片批判声中向蒋一苇推荐，在7月份的《改革》杂志上予以转载，引起相当轰动，这是唯一的转载了皇甫平文章的全国性经济理论刊物。
不久后，蒋一苇被查出患上了癌症，他遍觅国内，认为吴敬琏最适合接管《改革》。他与吴并无私交，于是先是通过马洪以及薛暮桥之女薛小和做工作，自己也同时亲自写信相邀，言辞中已有“临终托孤”之意。吴敬琏没有办刊经验，对行政管理也毫无兴趣——这一方面，他自认一点儿也没有继承母亲邓季惺的办报基因，因此显得非常犹豫。
1991年年底，党中央召开了一次准备十四大的座谈会，重疾在身的蒋一苇抱病与会，在讲完自己的观点后，已是虚弱不堪，不得不提前退场，吴敬琏起身相送，临别时，两人持手相望，竟是不合，均知这一别就可能是此生永诀。
从1992年第一期起，吴敬琏慨然接过《改革》编务，与蒋一苇合署主编，1993年1月，蒋去世。吴敬琏接手杂志后，定题组稿，帮助培养一批特约撰稿人，事必亲躬，投入巨大精力。在整个90年代，《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思想重镇，吴敬琏以及多位学者的最新观点大多首刊于此，在1998年，经济理论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授予11篇论文为当年最佳理论文章，其中有5篇出自《改革》，为一时之盛事。吴敬琏可谓不负蒋氏所托，他主编此刊一直到2000年，此后出任名誉主编。
所谓的一篇长文和一部著作，指的是1991年12月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几乎同时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
这一文一书，是吴敬琏的呕心沥血之作，就在与“计划派”舌辩的同时，他坐下来，用理论的武器全面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观点。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是一篇正文加附注约3万字的长篇论文。吴敬琏以他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理解的双重娴熟，对计划与市场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它是吴敬琏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理论檄文之一。
在论文的开篇，吴敬琏就摆出了决辩的姿态。他写道，自从近一个世纪以前提出公有制经济的运行问题以来，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就几乎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近年来，我国经济界又就计划和市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反复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撇开语义上的分歧，争论主要集中在作为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的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在论文中，他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对市场资源配置机理的阐述开始，分别讲述了100多年以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界对此的不同理解和实践，最终得出分歧的实质和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只能按照预定计划在社会范围内配置资源，让主观编制的指令性计划成为稀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
吴敬琏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比较了多种经济运行体制之后总结说：“总之，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地是有宏观管理、政府干预或行政指导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就是说，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同时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显然，我国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具有与此相类似的运行机制。
最后，他回到中国的经济现状，指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非国有成分放得比较活的情况下，想用强化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加强、支持公有制经济，恐怕难免落空”，对于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国必须靠建立新经济体制来加以根治，不可能有别的出路。他同时建议说，经过从1988年9月到1989年9月一年的治理，物价涨势迅速回落，甚至出现了所谓“市场疲软”的现象，这就给了大步推进改革以十分难得、稍纵即逝的机会。
吴敬琏把这篇长文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对是否应该发表犹豫再三，最终在经济编辑室主任韩志国的坚持下，于1991年12月份予以发表。一个值得记载的细节是，整整10年之后，吴敬琏因对资本市场的无序状态猛烈批判与众多经济学家形成对峙，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论战，其中，韩志国就是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
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时，吴敬琏与他的学生刘吉瑞合著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主旨与论文完全一致，汲取了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的精华，总结国内外尤其是我国前10年经济改革经验教训，更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转轨的策略原则，并提出了许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发展的政策建议。在此书的序言中，吴敬琏以挑战者的姿态写道，“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据吴敬琏回忆，此书初稿完成后，江西一家出版社曾表示愿意以最高规格出版，但在1989年的风波以后就放弃了。后来，工业经济出版社表达了接受意向，不过提出要删去“市场经济”等字眼，吴敬琏断然拒绝说，宁可不出版，也不能删。一直到了1991年3月，书稿转到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该社总编辑在终审意见中写道：“我通读了吴敬琏同志这部书稿，与初审姜志辉、复审袁中良同志有相同的看法，认为这是一部很有见地、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应及时、公开出版。但考虑近来报刊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我有些寒噤。”最终，在再三斟酌之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由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三人一起签字——如果因此遇祸，则一同进退，决定“冒险”出版这部著作。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发表及出版，在政经两界引起极大震动。日后，它们被看成是中国学者在理论的高度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总扬弃和总清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发生在1989年年底到1991年之间的这场“计划与市场大论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改革史上，对计划经济思潮展开清算的最精彩的一役，是吴敬琏真正成长为一流经济学家的标志性事件。他以罕见的道德勇气和学术功底，捍卫了市场化改革的旗帜。这个个性温和、在生活中从未与人红过脸的江南人，在逆流横飞的时刻表现出了倔强和无所畏惧的一面。
就在吴敬琏的论文和书籍出版的同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历史一把将他推到舞台的中心。
从1992年的1月18日到2月21日，87岁高龄的邓小平南下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其间断断续续地讲了不少话，他说，“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就是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方讲话”。一时间，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成为舆论之共声。
在焕然一新的大转折的前夕，吴敬琏发表的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出版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依据，“吴市场”之名迅速为公众所知晓，他成了全国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
3月14日，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讲话还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得到正式报道的情况下，由吴敬琏任主编的《改革》杂志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了一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杜润生、童大林、高尚全、徐雪寒、王梦奎、吴树青、厉以宁、周叔莲、周小川及樊纲等70多位经济学家与会，这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国内最先作出反应的大型学术活动。会上，众多学者均一吐为快，表达了加快改革之意。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童大林一言以蔽之曰，“梦寐以求”。
4月16日，北京一些经济学家在香山饭店召开了一个加快上海改革开放的座谈会，吴敬琏在发言中再次强调市场体制的重要性，提出应当把“市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真正确立下来。时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刘吉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觉得他讲得十分清晰，便建议写出来，送给中央决策层。
吴敬琏在李剑阁的协助下写成一份建言书，于4月30日寄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题为《关于计划与市场提法问题的建议》。在这封信中，吴敬琏回顾了10多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多场争论，然后明确建议中央，应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他从理论的高度上十分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一条市场化取向的道路，已经无退路可走，因而在理论上也到了非得作出一个决定性突破的时刻。他说，“其实，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或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如果要固守教条主义的传统观念，即使采用‘商品经济’甚至‘商品生产’的提法，也无法走出由于陈腐的教条与现实生活脱节所造成的困境。所以，将‘市场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沿着这条思路推演下去，就是勉强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找根据，恐怕也只好回到‘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种1982~1983年的老提法上去。而这种提法是大多数人所不同意，并为1984年至今的中央文件所弃而不用了的。”
多年之后的人们，细读这段文字，仍然会为吴敬琏的赤诚和勇敢所感动。由这一段论述看到，此刻的他已经超越了上一辈经济学家在旧框架里寻找改革出路的局限性，在理论家的意义上，他表现得非常勇敢和义无反顾，他是伸出手指头，真正触破了那层窗户纸的人。
就在吴敬琏上书的同时，中共中央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即将于年底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是否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已成一个十分敏感而举国注目的话题。从种种迹象表明，争论如暗潮汹涌，一直没有停顿下来过。
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上讲话，他提及，理论界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有多种描述，其中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他表示自己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而耐人寻味的是，6月15日，新华社在播发江泽民讲话的新闻稿中，略去了这段有关经济体制提法的内容，表明领导层此时仍带有试探性。可是使人始料未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在高级干部中并无反对意见。于是“十四大”这个基本调子就被定了下来。
8月，吴敬琏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做访问研究后归国，参加“十四大”编写组的刘国光告诉他，“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不太顺利，本来应该把“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放在总论里讲的，后来却放到了次一级标题，当成方法，降到了操作层面，此外，还注入了“市场调节”的含义。吴敬琏当即意识到，如果这一次不能把体制争论从目标和纲领上进行澄清，那么，改革的进程仍然可能延误。
于是，在9月5日，他再次提笔给江泽民写第二封建言书，信中写道，“日前读到‘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部分，我有一些想法，现报告如下”。在信中，吴敬琏提出五点看法，恳切陈述说：“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的进一步阐明，也是本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最重大的发展，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深远，应当用有分量的语言加以概括和评价。目前的文稿似乎体现不足。”
他还对意见稿中的一些提法进行了斟字酌句式的修正，例如，文稿上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使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作用”，吴敬琏认为，“这是很不恰当的。对于近年来出现的认识上的曲折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后退，只能在以下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来加以处理：或者回避，或者进行适当的批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对不恰当的提法曲意维护，甚至加以颂扬，则非但不利于在弄清认识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还会挑起争论，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另外，文稿还写道，“要看到市场受局部利益的驱动，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因此要“在经济的运行上，把计划和市场的长处结合起来”，吴敬琏也认为大大不妥，他在建言书中说，“这里使用的，是与1989~1990年批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时完全相同的语言，对提法的历史作这样的说明，只会使它变得模糊，甚至留下隐患”。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说，之所以要对意见稿中的文字如此挑剔，就是要尽可能地清晰表达，杜绝模糊地带，以堵住任何可能的反复。
10月5日，新华社记者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向全国播发新闻通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非不相容——访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似乎是在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做理论思想上的预热。10月12日，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反复折中、辩驳了十多年之久的“市场”与“计划”的体制之争宣告终结，中国改革在委靡和混沌多时之后，再次一跃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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