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思想突围
“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孙冶方《遗嘱》
突破口：按劳分配
1976年冬日的一天，于光远找到吴敬琏和周叔莲说，我们应当做点什么。
此时的于光远正赋闲在家。自“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国务院研究室随之解散，与邓关系最密切的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3人成了“待分配干部”，每天只可以到一个专设的办公室去看文件，无余事可做。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于光远等人决定在经济理论界发动一场“突击战”——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
“四人帮”被打倒后，1956年以后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极致的“极左”思潮远未被清除。由于“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工厂中绝对平均主义盛行，“干多的不如干少的，干活的不如捣蛋的”，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当时，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要对“极左”路线拨乱反正还非常艰难。更为关键的是，邓小平的再度复出仍面临种种阻挠。因此，能否为他的复出创造一种“呼之欲出”的理论氛围便相当重要。日后来看，于光远等人选择按劳分配——而不是价值规律——这个命题作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
首先，按劳分配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常识性原则，很容易被论证明白，获得人们的共识和共鸣。其次，在“极左派”的众多理论中，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义为准则的经济路线最不得人心，无论是普通的工人或农民，都对“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现象深恶痛绝。再者，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有极强的关联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拓进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当时，于光远找来了冯兰瑞、吴敬琏、周叔莲等4人，日夜在办公室里秘密筹划研讨，后来他们戏称这是“密谋于暗室”。据吴敬琏的回忆，于光远是主导者，邓力群有时也参与讨论，胡乔木则没有介入。有一次，他们正讨论得热烈时，胡乔木推门进来，问：“你们在干什么？”于光远说明了意图，并邀请他加入，没想到胡摇摇头，黯然地说，“一谈起按劳分配就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然后就离开了。吴敬琏不解，于光远便说了一段往事。1958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张春桥的长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把按劳分配当做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批判，提倡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当时是毛泽东政治秘书兼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看到后，认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便指示《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林韦组织文章进行批评。不料毛泽东看了张文后，大为赞赏，让《人民日报》转载，还亲自写了编者按②。这使得胡的处境极其困难，他多次写检讨才得以过关，但是却从此失去了宠信。因此，胡一听到“按劳分配”这四个字就避之唯恐不及。
当时的政坛局势可谓暗潮涌动，阴晴瞬变。
就在2月7日《人民日报》等报刊提出“两个凡是”方针的半个多月后，2月25日，于光远组织人员，在北京地区召开了按劳分配学术讨论会。因为他没有正式官职，所以，会议属于民间行动，开会的地点和召集都是非正式的，连发言集也是自己出钱打印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都派员与会，不过它们均不是主办机构。全国的报纸几乎没有予以报道，只有《人民日报》理论版发了一条不起眼的简讯。然而，尽管如此，这个讨论会还是引起了地震般的效应。在这次会议上，吴敬琏、周叔莲等人是主要的论文递交者和发言者。
３月10日至2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
4月，于光远等继续把按劳分配的讨论推向深入。他们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按劳分配问题讨论会，有30多个单位、100多位理论工作者参加，大会发言者达十余位。吴敬琏、周叔莲和汪海波联名递交了两篇论文，一篇是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上的“左倾”思路，另一篇是从正面论证恢复奖金制度的必要性。
5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批准将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被任命为院长，邓力群和于光远为副院长。随着这三位的重新出山，邓小平的即将复出便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
6月，履新不久的于光远等人召开第二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次的参与单位多达100个，与会人员400多位。讨论会的气氛明显比前两次要活跃得多，会议安排了20多人发言，其间，不断有人递条子，争取发言机会。吴敬琏选择的发言主题是“物质刺激”，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理论禁区”。吴敬琏论证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行动，归根到底是由物质原因所推动，表现为物质利益的生产关系决定所有的社会关系。因此，“四人帮”那种把“物质刺激”视为洪水猛兽的做法显然是反动的。在他们的压制下，不但人们失去了工作的动力，甚至连研究物质利益问题的经济学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他的发言突破了工资、奖金等具体问题的范围，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
就在这次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后，7月，在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上，因陈云和叶剑英元帅等人的坚持，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8月12日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宣布，持续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
10月底，第三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参与者又有增加，除了在京的135个单位、500多位专家和官员之外，还有23个省、市的130多个单位、300多人赶来参与讨论，会议上的发言人多达100多位。周叔莲、吴敬琏和汪海波递交的论文是《论社会主义工资和它的具体形式》，提出为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如果说，很多与会者的发言是“表态性”的，那么，吴敬琏等人的观点则明显更带有可操作性。
由于光远发起的这几次按劳分配讨论会，无疑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万马齐喑的黯淡局面，为日后的思想大解放鸣响了号角。
对中国思想界来说，真正的转折性时刻出现在1978年5月11日。当天，《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新华社同日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可以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中，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很快，围绕着“真理检验标准”展开了一场全民性的大讨论，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在思想基础上，它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建立起实践主义的思想基础，成为中国吹响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第一块思想基石。它成为日后引导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思潮的起源。
在经济理论界，没有什么经济学命题比“按劳分配”更直观地体现“实践检验”的道理了。
这一年的10月25日，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既是对这一命题的进一步研讨，更是以此来呼应如火如荼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因为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大会就分成了3个组，分别讨论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问题、劳动报酬的形式问题、农村按劳分配及其形式的问题。吴敬琏等3人递交的论文题为《深入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出了两个与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一是怎样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二是建议对企业领导干部实行物质奖励制度。
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提出了“自负盈亏”的原则——企业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完成国家计划，特别是完成利润计划之后，企业劳动者集体应该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反之，企业劳动者集体也应承担一定的物质责任。
这一观点引起了高层及理论界很大的兴趣。它把按劳分配的原则，由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对应性直接推进到了国家与企业的层面，也就是产权拥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命题之一。它体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一个主流探索命题，那就是：能否在不改变产权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利益分配的调整，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是，理论界在这个命题上的持续争论将长达20年之久。
历史仍然在坚定地向前迈进。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而就在全会召开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此后两年中，全国300多万干部群众获得平反，55万“右派”得到改正，其中，顾准在1980年2月9日被“恢复名誉，彻底平反”，他和妻子汪璧的部分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室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命题，全会的决议中写道：“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不久后，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有关“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5个文件一并发布，首钢等企业的改革举措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那段时间，吴敬琏似乎又回到了10多年前，勤勉而充满激情。
他的很多文章是与周叔莲及汪海波合写的，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交往超过20年，性情相投，观点近似。特别是周叔莲，更是他最好的知交。他的女儿吴晓莲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中回忆说：周叔莲家住学部大院，离吴敬琏的母亲家很近，周末吴敬琏去母亲家时，他时常过来两人一起讨论。我和妹妹对这位周叔叔自然非常熟悉，但是不记得他跟我们说过话。我印象里他是一个比我爸爸更有书呆子气的人，一门心思就是经济学，进了我们家的门，便目不斜视地到爸爸房间去，坐下来就开谈。他们俩不面谈的时候就通电话，那时候住家很少有电话，吴敬琏也只有在母亲家的时候，才用那里的电话，长时间与周叔莲谈他们的稿子。几十年后，周叔叔跟我说，当年他是在他夫人彭韵倩的办公室里跟吴敬琏通话的。周末办公室里没人，他正好可以几小时地跟吴敬琏讨论。
吴晓莲还回忆了父亲当时创作的局促情形——吴敬琏的写作，多数是在我们北师大的家里进行的。那时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大筒子楼14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里的全部家当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我和妹妹的上下铺，一张书桌，一张饭桌，两张桌子间夹着钢琴，铺边一只五屉柜，两只木凳，两只折叠凳，一把椅子和一个小马扎。1976年后，我和妹妹开始学习文化啦！那对我们倒不一定是什么值得兴奋的事，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从那时起，每天放学回家后就“霸占”了家里的两张桌子。爸爸写作的固定位置是双人床的床沿，他在床上垫了一块三合板做的象棋棋盘，稿纸放在上面，人半蹲半坐在马扎上，勾着头在那里，写出了一批按当时的标准来讲很有深度的文章，也写出了严重的颈椎病。奶奶最心疼他，当时就跟我说：“你爸爸整天在那儿爬格子，脖子都快要爬断了。”
即便研究的条件是如此的狼狈，不过，“在床沿边写作”的吴敬琏仍然表现出了超出时代的勇气和学术能力。从现存的文字资料可见，从一开始，吴敬琏就在两个方向上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一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一是社会体制的变革，前者属于技术层面，后者则带有更强的思想和哲学意义，而这一风格无疑受到了顾准的影响。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决定组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和于光远从全院征调了三个不同业务方向的骨干进行前期的筹备，其中包括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丁守和（后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和经济研究所的吴敬琏。在一次理论座谈会上，吴敬琏和周叔莲以《“四人帮”的封建实质》为题进行了发言。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出了很大的毛病，主要问题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活，“四人帮”在中国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必须从国民性的高度进行反思。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集权国家，农业社会主义意识根深蒂固，如果未经彻底的改造并接受现代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一有机会，就可能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理想，演变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他们的这个发言，得到了与会者和社科院领导的好评。
1979年1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这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理论界的第一次盛会，几乎所有重要的理论家都受邀赴会。在这次会议上，吴敬琏做了一个长篇发言，讲述他过去几年对大寨的观察与思考，对种种虚假现象进行了切实的揭露。他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如此高端的会议上掀开大寨的“盖子”。
事实也是，中央的理论务虚会是和各省的理论务虚会结合进行的，当北京的务虚会上揭发大赛问题的消息传到太原，山西的务虚会马上开了锅。当时陈永贵仍在副总理的位子上，很多人替吴敬琏捏一把汗。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说，“我当时并不担心，因为，大寨问题的‘盖子’迟早会揭开”。
还有一次，那是在1981年，吴敬琏去南京调研，当地官员邀请他参观在天王府旧址举办的一场太平天国展览，一路看下去，让他非常惊心。第二天，金陵大学的老同学请他在南京大学礼堂做一场报告，他由前日的参观即兴说起，太平天国起事是以“平等”相号召，但是建国之后却严分尊卑，清军包围南京时，城内饥民无穷，局势空前严峻，天国却还建起了100多个王府，王爷们在那里穷奢极欲。他因此推论说，农业社会主义发展下去一定就是封建社会主义。
他的这番言论很快惹出一场不大不小的麻烦。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文章，说：“共产党长期在农村环境中从事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斗争，同时，党的队伍中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成分，他们很容易把平均主义混同于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再发生‘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等‘左’的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总是互为表里。”这篇文章投给了《经济研究》。
1981年第4期的《经济研究》杂志在印刷厂里刚刚印出来，从社会科学院院部就传来了南京方面“出事”的消息。原来南大两位教员写了一篇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文章，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结果受到北京的严厉批判，学报主编因此被撤职。据南大的两位作者交待，他们写那篇稿子，是受到了吴在南大礼堂讲演的影响。一天，经济所一位副所长找吴敬琏谈话：一是院里要销毁这一期的《经济研究》，二是劝他写一篇文章参加对南大学报文章的批判。吴的回答是，“销毁是杂志社的权利，我没法干涉，写文章批判，不能从命”。这件事就尴尬地拧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所长许涤新坚持说，杂志已经印出来了，销毁掉要浪费上万块钱，下不为例吧。就这样，这场风波才不了了之。
在口述史中，吴敬琏回顾改革初期的研究工作时说，当时，他对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双向思考是并行的，甚至对后者的思考更多一点。然而，由于经济改革的举步维艰，众多现实的、技术性问题层出不穷，让他以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把精力渐渐放到了前者身上，关于专制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讨论基本上就停滞了。而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一度是新执政者在清算“四人帮”时最重要的理论武器，而一旦任务完成，便被束之高阁。中国的国民性中有一个十分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当人们反抗一个暴政时，往往以推翻它为成功的终点，却很少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如何防止它再度发生，这便造成了国家悲剧的循环式重演。
吴敬琏再次慎重地回到这个话题，已是在20多年后的2001年了。
改革与调整的“两种争论”
1979年4月16日，“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在江苏无锡举办。吴敬琏没有到会，不过却和周叔莲、汪海波一起递交了一篇重要的论文。
这是建国之后的第二次价值规律讨论会。选择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明显带有强烈的寓意性。就是在整整20年前的1959年4月，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此后岁月，不堪回首，当年所有的与会者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江苏无锡，又正是当年主事者孙冶方的家乡，会议在这里举办，也算是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一个致敬。
20年前的重要参与者，除了已经去世的顾准等人，再次重聚在一起。经历了无穷的跌宕与磨难之后，人们重拾话题，感慨万千。孙冶方时年71岁，已被确诊患上了肝癌，自知来日无多，他的堂兄薛暮桥也已是一个75岁的老者了。而当年坐在角落里充当笔记员的风华青年吴敬琏等人也都年近半百。
在开幕式上，为了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的薛暮桥讲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坐在一旁的孙冶方当即接下话头，提出还要“五不怕”——不怕批斗，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接着他又说，不但要“五不怕”，最要紧的还有，要给被批判者以说话的机会。话音一落，全场掌声雷动。
这次会议的与会人数多达400位，让大家叹息的是，20年一瞬息，讨论的命题似乎还是从原地出发——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吴敬琏和周叔莲、汪海波提交的论文是《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的自动调节》，他的观点基本上延续了20年前张闻天、薛暮桥等人提出过的，当时又为孙冶方、马洪等提倡的“对企业放权”的思想，强调企业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要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建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为企业之间的竞赛设立“同一起跑线”。
他后来回忆说，在行文过程中，他斟字酌句，为了不越过依然存在的“雷池”，还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竞争”这个词汇，而代之以“竞赛”。
就当经济学家们在无锡讨论价值规律的时候，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却正在发生着一场激烈的论战，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场经济政策大争论。论战在两个“战场”展开，一个是在改革派与计划派之间，另一个是在改革派内部。
争论的焦点是同一个：如何看待改革以及如何防止经济失控？
进入1979年之后，随着改革鼓点的敲响，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包括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农产品提价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这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经济的复苏带动基础建设的复兴，各地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渐渐到了预算无法控制的地步，据《中国经济年鉴》披露的数据，1979年中央财政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很快，社会上出现了物价普遍上涨的景象，到1980年年初，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
对此，一些计划派人士开始攻击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物价上涨就因为政府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所以，必须重回统购统销的管控路线，一旦放弃计划，势必天下大乱。
在这个问题上，改革派是有共识的。孙冶方抱病写出3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他认为，要压缩投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银行信贷，将现行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同时，他提出要严格地划分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界限，属于追加投资部分的基本建设，要集中于中央和各省市来掌握，另外还要加强合同制，修建单位和承建单位必须签订详细合同，然后严格执行，违者必须受到制裁，赔偿一切经济损失等等。
与孙冶方持相似观点，并在第一线与计划派交战的是在计委经济研究所任顾问的薛暮桥。
薛在个人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国家计委的一些做法：在经济建设上，一再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超越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在编制规划时，凭空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 000万吨（后来到1985年实际达到4 679万吨）的高指标，以此为目标，提出要建设“十大钢铁基地”、“十大石油基地”、“八大煤炭基地”等过高计划，1978年基建投资一加再加，并且不顾外汇支付和国内配套能力的限制，一窝蜂地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物资供应全面紧张，到处停电缺煤，财政也发生困难。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了。当时我和一些同志议论时曾经说，这不又在搞“大跃进”吗？
薛暮桥的观点是，必须下决心调整，从走过头的地方退回来，坚决把6 000万吨钢的高指标降下来，大大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努力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并调整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他还对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过去总是说我国国民经济的三大改造是完全成功的，但问题不少，问题不仅是搞得“太快”，而且是搞得“太彻底”了，使生产受到破坏，发展缓慢。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但过去有一种为革命而革命的倾向，认为革命越彻底越好，结果有时候破坏了生产。1979年7月，薛暮桥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计委内部，反对薛暮桥的声音很大。他们认为，发展重工业是客观规律，重工业比例总是越来越大，农业越来越小，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提高积累才能提高生产增长速度。他们特别不能认同薛暮桥批评社会主义改造“太彻底”的看法，认为怎么能批评1956年的合作化高潮呢？于是，计委的高层开始组织部署、准备材料批判薛暮桥。
薛暮桥的观点得到了陈云等人的认可。早在三年大灾害之后的1962年和再度复出的1972年，陈云就两次提出过放缓重工业投资，加快与民生有关的“吃穿用计划”的实施，可惜都遭到了迷信“钢铁元帅”的最高层的反对。1979年3月，中央政府成立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出任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统管全国宏观经济，他们对薛暮桥的观点表达了支持。1980年4月，中财委秘书长姚依林被派往国家计委接任主任，制止了对薛暮桥的批判，至此平息了计委的内部争论。9月，新成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薛暮桥被任命为总干事。
按理说，“改革派”在这场大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不过“改革派”内部却在如何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双方的代表人物，一是当时的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远，一是薛暮桥。
于的观点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的原因是体制，所以光是调整是没有成效的，应该先改革体制。
1979年前后，于光远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论述他的观点，提出“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时期，这种寻找合适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尤为重要”。那么，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新体制？于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却指出了方向，那就是“唯生产力论”。他在《对待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态度》一文中写到：“凡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赞成，就支持；凡是虽能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大的，我们就不能那么赞成，不能那么去支持；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不赞成；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只有持这样的基本态度，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这是任何社会里都起作用的客观规律。”
同时期，于光远还写了另一篇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认为“我们的经济目标只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而不应该是其他别的东西”。此文先是在《财贸战线》发表，于光远觉得影响不够大，便又交《经济研究》重新登了一次。在说明为什么要重登的附记中，他一口气用了29个问号，其中不乏十分尖锐的问题，如：“以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最终产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所依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否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不顾这个规律，会受到一些怎样的惩罚？”“怎样看待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为什么对我国经济带来这么大的损害？为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提，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怎样看待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指标的问题？”……
对于于光远的这种观点，薛暮桥明确表示反对。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当时理论界有的同志认为应当把改革而不是调整放到首位，我认为这不是好主意。改革应当为经济发展服务，它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应当取得促进经济正常发展的良好效果，否则容易遇到挫折。经济稳定协调的发展，是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综合薛暮桥和于光远的观点可见，他们都反对僵化的计划经济，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贯战略，其分歧在于，薛暮桥认为应该“先调整，再改革”，只有首先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为建立商品经济的改革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于光远的观点则是“先改革，再调整”。
当时，决策层正在讨论一个宏观治理的“八字方针”，薛暮桥等人认为，治理的顺序应该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于光远则认为应该是“改革、调整、整顿、提高”。于是，到底是“调整”还是“改革”放在第一位，双方发生了争论。因为观点上的南辕北辙，于、薛之间一度闹得颇不愉快。
在这场论战中，晚一辈的吴敬琏有自己的看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他同意于光远的观点，而在调整问题上，他则认同薛暮桥。他认为，在当前投资过热及物价上涨的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体制改革很难向前推进，而只有调整了国民经济才能创造这样好的环境。不过，他还认为，调整应该在改革中进行，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一文中，他说：“即使在以调整为主的时期，也不能只强调集中，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事实上，在这个阶段也需要审时度势，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体制改革。这种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不仅对于做好调整工作是必要的，对于做好将来条件具备时大改大革的准备，也是必要的。我们在当前的调整为主的时期进行改革的试验，摸索到比较多的经验，就可以制定一套比较好的全面改革方案，从而保证根本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这段论述中，吴敬琏其实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当前的重点工作是调整；第二，调整要靠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第三，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大改大革；第四，我们迄今没有一套全面改革方案。
晚年的吴敬琏回忆说，当顾准所说的时机终于来临时，我们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却是那么的不足。人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于改革如何进行，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代替旧的经济体制却还在苦苦的探索之中。多数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采取某些放权让利，在微观层面进行小改小革的层次上。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察，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策层及理论界有一种论调，即高速度是改革的，低速度是保守的；放权是改革的，集权是保守的；不怕通货膨胀是改革的，担心通货膨胀是保守的。
在“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的时候，中国处在国贫民穷的严峻时刻，中央财政枯竭，物资极端短缺，城市工商业处于瘫痪境地，因此，绝大多数的执政者及学者都把精力集中于如何增产增收以及如何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上。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反思是不彻底的，甚至，很多人依然沉迷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所谓的“一五情结”。哈佛大学的德怀特·帕金斯教授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遵循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因此，要解决这个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在10年之后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到2003年，吴敬琏在写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写道：“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情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然而，即使造成了这样大的灾祸，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却始终没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主要倚靠投资，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成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开始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我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当时的现实和宏观环境之下，人们不愿意把体制这个“铁锅”一下子打破，只是希望在最小的震荡范围内逐步地改变不合理的一切。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中国就选择了一条务实主义的、渐进改革的道路。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需要一个改革的参照体，它不可能在体制全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去寻找，而只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去发现。苏联式的道路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于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便成了唯一的方向。
东欧来的经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与中国是分量最重的两极，东欧各国则是重要的一翼。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欧各国开始进行各自的经济试验，形成了所谓的“匈牙利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罗马尼亚模式”以及“捷克模式”等等，其基本理论模式被通称为“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是由波兰裔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1904~1965年）最早提出的。苏联的命令经济体制在20世纪20年代以“战时共产主义”的怪异形式建立起来后不久，它的低效率弊病便已暴露出来。以此为背景，20世纪20至30年代在西方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反对派”与“社会主义同情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在这场被称为“社会主义论战”的争论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以信息机制无效率为主要理由，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行性。当时流亡美国、在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兰格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日后被称为“兰格模型”的理论模式。他在193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放到了一起，主张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在国有制下，引用竞争力量改善经济运行效率。在这种体制中，生产资料归国家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律，因此兼具了公有制与市场运行的双重特征。按兰格的看法，在这种颇为“唯美”的体制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就能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样，达到最理想的状态——“帕雷托最优”。
兰格的这一理论模式继续遭到哈耶克的批判。后者以《社会主义的计算》等3篇论文，论证“兰格模式”在现实中行不通，认为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直至晚年，兰格还致力于研究控制论和计算机在经济计划上的使用，而不改“计划经济有效”的初衷。他在最后一篇论文《计算机和市场》中写道，由于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把联立方程式放进一台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1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的试验似乎都已过时。我们大可以把它看做电子时代以前的一种计算装置。”总之，兰格至死都认为，用国家计划配置资源应当是和市场配置具有相同效率的，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计算速度太慢，只好由国家计委用模拟市场的办法来规定价格而已。吴敬琏曾经评价兰格与哈耶克之争说，“这场争论一直在理论讨论和改革实践中回响”。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风行一时，各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这一模式的变型。
于是，当70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把目光投注到东欧的时候，马上就发现了“市场社会主义”。而让他们惊喜的是，这个模式似乎并不陌生。按吴敬琏的看法，在中国学者中，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与之颇有神似之处。
正如我们之前已经叙述过的，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不久之后，就出现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弊病。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要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便是寻求突破的大胆设想，而其基本理念正是，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提高利润指标的地位，以此发挥企业的能动性。由此，他设计了一个“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投资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由此可见，孙冶方的模式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1964年，他的这一主张被当成是“修正主义”而遭到了严酷的批判。如果从理论根源上看，“极左”理论家康生说他想当“中国的利别尔曼”倒也不算是“冤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孙冶方得到平反，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绝大多数经济工作领导人开始认同他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在意义重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公报》便明确提出，“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此，“放权让利”成为中国企业改革的重要主题。
正是在这样的改革共识和大背景下，中国学者蓦然发现，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一直在进行类似的改革试验。这自然让他们顿生知音之感并很振奋，以为有“经”可取。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孙冶方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走访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数次交流。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场景，在一次座谈中，南斯拉夫的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这时，考察团团长宦乡指着在座的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同志”，现场一阵惊喜，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
后来在无锡的会议上，孙冶方专门做了一个考察报告。他特别欣赏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制度，在那个国家有2.5万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相当于一个车间或分厂，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直接面对市场，通过市场来协调企业之间的产供销合同。孙冶方举例说，我国的物资部门派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大使馆出面联系其相应的单位出来接待，结果被告知，该国已经没有物资供应这类机构了。中国方面很吃惊，问：“如果工厂缺乏动力和原材料由谁来解决呢？”他们回答：“如果这个工厂连动力和原材料供应还没有解决，那么这个工厂就不用办了。”孙冶方认为，这种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以销定产”模式大大好过“以产定销”的计划模式。
1979年11月，于光远和刘国光等人考察了匈牙利。他们这次考察得还要细，在3个星期里举办了21次座谈会，接谈了参与匈牙利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相关经济部门的领导以及工厂经营者等等，分别形成了3份调查报告。匈牙利的经济改革从1962年开始，其间颇多曲折也很有成效，特别是该国经济学家对短缺经济的研究与对策，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仅仅走出去考察，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把专家请进来。从1979年年底到1981年年初，中国先后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东欧经济学家，他们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和瑞士籍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
1921年出生的布鲁斯（1921~2007年），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兰格理论的重要传人。他提出的“含有可调节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被称为“布鲁斯模式”。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是受中科院经济所的正副所长刘国光、董辅邀请来华的。赵人伟和吴敬琏参加了接待的准备工作，赵人伟全程陪同。
据记载，1979年的最后一天，社科院经济所四楼会议室挤满了人，布鲁斯在这里宣讲东欧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会前，赵人伟执笔拟定了一份问题清单，油印出来提交给布鲁斯。这张清单上的问题表达了中国经济学家心中的困惑所在：
（一）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大体上有多少种？这些模式各有什么利弊？你认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哪一种模式更值得我们作为经济改革的借鉴？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如何利用市场机制？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有什么区别？对西方经济学界有关“市场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和两种社会经济制度“聚合趋同”等说法应如何评价？
（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如在计划、资金、物资、劳动、价格等方面，应给企业多大权限，才能使企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又不至于造成全社会的盲目性？从东欧的经验看，有没有一个大体的理论界限和数量界限？
（四）经济改革的步骤有没有一定的规律性？采取什么步骤比较顺当？特别是改革应当怎样起步？我们这里有以下几种看法：（1）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2）从组织公司即扩大公司的权限开始；（3）从调整税制和物价开始；（4）从改革计划体制开始，即从减少指令性指标入手。根据东欧的经验，从哪里着手比较合适？
（五）成立公司以后，公司与企业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应如何调节比较好？特别是政府应如何领导或指导公司的经济活动？成立公司后工业城市的经济应如何组织和管理？
（六）对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应如何看？实质是什么？彼此的关系如何？
（七）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应该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苏联和南斯拉夫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你认为哪种看法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
（八）对苏联1965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和1979年的改革新决议应如何评价？
（九）南、匈各国经济都比较重视市场机制，但都存在消费过度、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外债增多、赤字预算等通病，应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如何克服这些毛病？
（十）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都存在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经过改革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布鲁斯当然无法解答上述的每一个问题，他按自己的思路谈了对经济改革的认识。
他认为，经济决策有3个层次：一是宏观经济决策；二是企业决策；三是家庭决策。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发展则有3种模式——“苏联模式”、“匈牙利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布鲁斯倾向于“匈牙利模式”，也就是只在宏观层面集中，不在企业和家庭层面集中。
在1979年的当下，布鲁斯的那些观点在吴敬琏和赵人伟听来，非常耳熟，他们告诉布鲁斯，在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与他非常相似，他就是孙冶方。布鲁斯所提出的“分权模式”，和孙冶方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在吴、赵的陪同下，布鲁斯去协和医院看望了病中的孙冶方，两人用俄语交谈，一见如故。
赵人伟等将布鲁斯的讲话整理出来，报送党中央和国务院，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出面和他交流经济改革意见。布鲁斯当时的身份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同时还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者，中央高层并不避讳，可见求贤与思变之心切。正是因为布鲁斯访华的成功，接着促成了另外一个流亡经济学家的到来。
奥塔·锡克（1919~2004年）是一个比布鲁斯更“敏感”、名气也更大的人，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也是捷文版《资本论》的译者。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提出要创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模式”，“再也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要保证集会、结社、迁徙、言论和新闻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个改革纲领中的经济部分便由锡克主导，他时任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被称做“捷克经济改革之父”。这场改革被苏联认为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之嫌疑，便于该年的8月20日悍然出动华沙成员国的军队进入布拉格，逮捕捷共和政府领导人，酿成轰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在西方学界，这一事件被认定为“冷战”和苏联集团解体的转折点。锡克当时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因而幸免于难，他随后流亡瑞士，在圣加仑经济社会大学任教。
锡克比布鲁斯有更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在西方流亡呆的时间也已长达10年，所以，他的思想更接近西方经济学家。流亡期间，他相继完成《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等多部论著，反思“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实质，寻求在西方自由市场和“苏联模式”的命令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锡克在华讲学期间，吴敬琏全程陪同。他先后讲了7次，还去上海、苏州等地访问。每一次锡克讲学之后，吴敬琏和中央编译局的荣敬本都做出一份1 000字的简报，送给社科院领导，再由他们上达国务院领导。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看了简报以后，认为锡克既有改革理论，又有实际经验，很值得从他那里学习，并要求组织一次经济领导干部与锡克的座谈会。
在经济改革的理论上，锡克较之布鲁斯，更趋于自由化。
在当时，价格改革难题——这其实也是中国80年代经济改革的主题之一——正困扰着中国。锡克在座谈中提出，中国的价格改革可以效法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即先全面调整价格，接着在一年后全面放开价格，先调后放，建立自由价格制度。在讨论中，曾经在建国之初当过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提出，价格改革是很难计算的，因为它们之间彼此影响，互为因果。奥塔·锡克说，可以用投入产出表，经过多次计算得出各种产品的生产价格或资金、劳动“双渠价格”。这套价格当然不会很准确地反映市场价格的程度，但是比较接近，再根据计算出来的价格作一次全面调整，就可以保证第二年放开时震动比较小。吴敬琏说，锡克的建议以及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使中国经济学家开始接触到一些真正改革实务层面的东西了”。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锡克的建议非常重视，当即决定建立国务院价格问题研究中心，由薛暮桥、马洪负责，聘请锡克推荐的捷克专家介绍当年他们如何计算“影子价格”的经验，研究制定调整价格和进一步放开价格改革的方案。后来，奥塔·锡克推荐了两位专家到中国来开讲习班，培训物价改革人员。
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吴敬琏带来很大的震动。他原本以为改革就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而布鲁斯和锡克却告诉他，经济改革不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东欧改革的经验教训已经表明，一揽子改革优于单项改革，而成功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否则很容易在中途发生经济波动。这些观点成为吴敬琏日后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时所长期坚持的理念。
此外，布鲁斯和锡克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忠告，他们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对这层意思的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到更迟的时候才有所感悟。
这两位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让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方向，那就是进行比较经济学的研究。他与荣敬本和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刘国光、董辅等下决心，在中国创立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对各种经济系统进行比较，从而寻找中国的改革之路。在后来的几年里，他们组织翻译了众多比较经济学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著作及文章，还在1985年创办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吴敬琏、赵人伟和荣敬本担任主编。这些引进和比较研究工作，为中国改革经济学的成熟别开一番天地。
不过，对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进行细研之后，中国的学者却陷入了更大的困顿，那就是，他们的改革理论尽管各有新意，然而并没有彻底地跳出计划的大框框。比如，布鲁斯把价格看成国家可用来调节经济的杠杆，而这样一来，价格就会失去它的参数作用，变成一个可以由行政机关决定的指标，所有生产者都只能作为一个被操纵的工具。锡克的价格改革方案似乎也有“死穴”，他把宏观的总量计划分得非常细，细到在财政预算中的各种经费、行政费、投资、人头费、集体消费等等，这才能保证需求分配的均衡，而这在吴敬琏看来，又与原来的计划有什么区别呢？更重要的是，从实际的改革成效来看，东欧经济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造，各国仍然是困难重重。
1981年冬，吴敬琏和荣敬本合作完成了一篇题为《布鲁斯和锡克的经济模式述评》的长篇论文，对60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模式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和评价。他们认为，自1930年全盘集体化的“斯大林经济模式”确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式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未曾解决和有待探索的一个课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第一个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到50年代中后期，东欧各国相继进行了深度和角度各不相同的改革，这些改革模式最终都无法用成功来定义，对于中国改革来说，它们有借鉴的价值，却无法“拿来就用”。
由此，两位顶级的东欧经济学家的到来，在中国刮起了一阵研究改革理论和实际措施的旋风。然而，中国的学者们似乎仍然没有找到理想中的那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方”。东欧经验既让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失望地看到了巨大局限性，同时也突然触摸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式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一个更急迫的任务出现在了吴敬琏的面前：孙冶方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必须要把他那个打了85遍腹稿的论著及时地抢救出来。
最后的孙冶方
1979年年底，也就是布鲁斯去协和医院探望孙冶方的那一次，他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用四寸盘子装满的大肿瘤。孙冶方虚弱之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
他向中科院经济所点名要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完成此书。
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由吴敬琏、张卓元等组成的7人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交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的声音，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一个叫邓加荣的研究者在《孙冶方传》中记载了孙冶方的忘我工作状态：“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断地有人来谈，不断地有人送来初稿，他则今天准备口述材料，明天阅改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初稿，超常地劳作，超常地运转在推理和断言之间，让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盏膏油将尽的孤灯吱吱发响地煎熬着灯芯……除夕夜晚，尽管已经发现小腿浮肿和心口阵痛，他还是没有休息，上午做过肠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修改《价值和价值规律》一章的提纲。春节只休息两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笔来……”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
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对于孙氏理论体系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区别，当时论者有两个观点：一是他所倡导的“过程论”，也就是从生产过程的分析开始，进入到流通过程，再到总过程的论述方法；二是他的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理论阐述，第一次把价值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的地位。不过，吴敬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冶方理论体系与传统理论体系的分歧，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经典理论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由中央行政机关统一指挥的大工厂，由此产生了否认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损等弊端。
孙冶方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旧体制的这一核心问题，试图以他所说的价值规律为核心重建新的理论体系。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以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为界限，“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制。根据他的设计，企业不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里的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成为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的经营主体，“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由这里出发，伴随着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进行，价值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地展开，最后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便构成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按孙冶方的以上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到1964年，作为民主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深感他的思想与现行体制的矛盾。他曾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很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随后他被批判入狱，在牢中面壁七载，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想通所有关节，可瓜落蒂熟，但是却没有想到还是拓进艰难。
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对于同样经历过这种思想挣扎的吴敬琏来说，他对孙冶方的思想苦闷感同身受。尽管他是孙冶方的晚辈，却一样是因为向往民主自由而投身到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早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民主主义者，而后来的现实和形成的体制却与他们的理想格格不入。
吴敬琏发现，孙氏理论存在巨大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商品——价值观上。
孙冶方提出要用等价交换原则去处理和调节生产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把价值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可是价值概念只适用于有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形态中。要想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范畴，就得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关系，而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关系，又与马克思以来的经典理论相矛盾。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现在了孙冶方的理论体系里，用孙冶方自己的话说，他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
吴敬琏在《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写于1984年9月）一文中，描述了孙冶方的痛苦与徘徊——一方面，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较深入了解的经济学家，痛切地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的经济不可能顺畅地运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因此决心创造一套不同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自青年时代就接受苏联传统理论教育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表现了理论上的某种不彻底性……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力求论证这些做法不仅并不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将要消亡的论断相矛盾，而且是与之完全吻合的。
为了达成这种“吻合”，孙冶方甚至提出了“两种价值”的理论。所谓“第一号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交换价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第二号价值”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定义的价值，它是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消耗，它只是计算的工具。这种计算的目的在于促使所有的企业节约社会劳动，它不需要通过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个理论解决了有价值却没有商品的逻辑矛盾，可是，它无法解决实际存在于两种模式之间的矛盾。
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一度对自己的“两种价值”理论很是满意，认为是个“利器”，可是一接触实际问题，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显，不得不一再进行修正，最终，两种价值的划分变得十分模糊，无法确定。譬如有一次，他们讨论产品调拨问题，从东北向华东调拨粮食或石油，由于东北基地的价格低，所以存在吃亏的现象，其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那么，这其间的价值关系，是“第一号价值”还是“第二号价值”？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孙冶方的理论体系还存在着众多类似的矛盾点。譬如，他非常重视流通问题，然而，所谓流通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孙冶方却坚持一个理论前提，即社会主义经济里既没有商品，又没有货币，说“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寻找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这样一来，理论又跑进了一条死胡同。
按吴敬琏的这些分析，孙冶方的两难，其实是理论前提上的两难，《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创作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间很快到了1982年。2月，孙冶方因肝癌扩散再度住院，眼看来日无多，他提出加快创作的进度。7月，他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吴敬琏和张卓元均带着子女一起随行。在黄海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术史上，孙冶方是一个比顾准更大的悲剧。
顾准在离开这个冰冷世界的时候，尽管被彻底地遗忘和抛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找到了正确的答案，他所遗憾的仅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时到来，而他确已等不到那一天。可是对于孙冶方而言，这位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无比聪慧、富有勇气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为之倾注了所有心力和热情的理论大厦竟然建立在一片无法承重的沙滩之上。人世间悲剧的惨烈，莫过于此。
与东欧的布鲁斯和锡克相比，在理论天赋上毫不逊色的孙冶方有着更多的遗憾。
跟他观点酷似、一见如故的布鲁斯后来对“兰格理论”，以及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布鲁斯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终而扬弃了“市场社会主义”。在1989年，他和另一位波兰裔英国经济学家k·拉斯基合写《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一书，在书中他明确指出，把资本市场排除在外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他自己的“包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分权模式”，是一种“有缺陷的模式”。此外，他从东欧教训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体制改革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政治改革靠撤换领导人解决不了问题，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而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在轰动一时的《从马克思到市场》一书中，他彻底修正了自己的改革模式和理论，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和结合表示怀疑，从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离开中国后的锡克也在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1989年，东欧爆发“天鹅绒革命”，锡克再一次投身于祖国的公共生活，他归国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选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顾问，后来他又返回瑞士，继续研究“当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终结以后，改革的问题不复存在，什么是最好的国家道路”。1991年，锡克出版《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在改变内涵的社会主义》一书，将社会主义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联系起来探讨。与布鲁斯所选择的一样，锡克最终从市场社会主义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吴敬琏在晚年的口述史中甚至还将孙冶方与同辈经济学家薛暮桥进行了比较。他说：“孙冶方是一个传统的共产党员，其实，顾准、李慎之都是这样的人，为国为民，毫无私念，为了真理，不怕任何的打击，这点非常可贵。但是在理论上，孙冶方甚至没有达到薛暮桥那样的高度，暮桥到底是搞经济理论出身的，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暮桥那种观念更先进。”
尽管如此，吴敬琏仍然认为，孙冶方是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追求真理、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光明磊落的高尚人格，足以让后来者从中汲取到比学术更为伟大的力量。吴敬琏对女儿吴晓莲说，我一生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就是在60年代初批判过孙冶方；而一生中最让我感动的事之一，则是孙冶方出狱后对我不计前嫌，再次重用，甚至以后事相托。
顾准和孙冶方的行事和风骨，无疑大大地影响了吴敬琏的一生，让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对两位师友的景仰。士风浩荡，亦刚亦柔，道之所在，梦寐以求。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吴敬琏言行一致，敢言敢为，不为名利所诱，对后辈学人多有提携，这些风格自是顾孙遗风的衍及。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孙冶方的理论创新搁浅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它意味着一代经济学家试图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构建市场化环境的努力彻底失败。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遗产”，那就是，使得中国经济较早地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路径，走上一条体制外增长的道路。晚年的吴敬琏在《“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2005年）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叙述。
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然而成效一直不彰，尽管尝试了多种方式，企业搞活的任务却始终无法达成。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决策层改变了改革的“主战场”，从城市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这主要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农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二是对外开放，大量引进国际资本；三是在南方建立“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正是这些体制外力量的成长让中国经济的格局焕然一新。
吴敬琏总结说，中国曾经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的思路进行过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扩大它们在市场调节下的自主权的试验与探索，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改变战略以后，改革才进入了逐步前进的正轨。这一战略在实质上是把重点放在创造使私有部分得以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的条件上，而不是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上。这是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起来的关键。在这样一种战略安排下，中国改革突破了苏联教条和对国有制的崇拜。
当然，这些即将发生的事实都已是孙冶方所无法看到的了。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变化，让吴敬琏和他的同事们既产生了巨大的亢奋，同时也陷入了空前的迷茫。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复兴的列车已经轰轰开动；另一方面，新的矛盾和困难层出不穷，而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准备却显得那么苍白，“苏联模式”的破产、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碰壁，以及对东欧改革经验的扬弃，意味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走向一条充满了冒险气息的陌生道路。
可是，何去何从，路在何方？
1981年5月，在送走锡克之后，吴敬琏等人深感要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理论上的贡献，需要寻求较之“政治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他们一边协助孙冶方整理书稿，一边向经济所提出，希望到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学。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是年，他已经53岁。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孙冶方在北京去世。当周南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吴敬琏时，他紧紧地握着话筒，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继顾准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导师。孙冶方把身后的学术文稿整理工作交给了他们这些晚辈，而他却深深知道，这条学术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倾注了一个卓越生命的全部热情与时光的结论竟是“此路不通”。
窗外，美国东海岸的星空清澈如洗，他的内心却黯淡到了极点。
耶鲁求道
吴敬琏在耶鲁的学习时间，从1983年的1月到1984年的7月。这一年半，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成熟至关重要。他在《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中说，“在耶鲁的这3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补课”。他的老朋友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
他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去耶鲁当访问学者的，这一职称在美国方面看来，相当于教授。可是，去了之后，吴敬琏才知道问题的严重。
他去参加学术研讨会，根本听不懂；参加博士班的讨论课，准备一个简短的评论，也往往要几十个小时；再去听研究生班的基础课，仍然是听不懂。听不懂，既有语言上的问题，也有学术框架的问题，更有认知价值观上的问题，吴敬琏只好从头开始，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
在后来的日子里，吴敬琏度过了一生中最辛苦艰难的求知生活。他从非经济专业的经济学原理课程补起，循序而进，大量接触各种理论和新知识。好在他天资聪慧，特别善于融会贯通，语言和专业能力几乎日日进步，不久后就能够参与学术讨论了。那段时间，他的日常生活极端清苦和枯燥，很多时候吃的就是面条、清水熬白菜。
日后，吴敬琏回忆说，他在耶鲁期间之所以收获颇多，除了自己的拼命苦读外，还有两个客观的因素。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地震期”。当时，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迅速崛起，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等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学家秉承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挑战，他们相信“没有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能使经济最有效地运行”。在控制货币供应的前提下，他们提倡让公司、消费者在政府有限制管制下作出自由决定，其捍卫的核心价值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反对计划经济跟凯恩斯主义。在这一思潮的引领下，西方经济学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出现了货币数量学说、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等多个新学科。这一学派的众多领军人物，如弗里德曼（1976年）、斯蒂格勒（1982年）首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后来得到此奖的布坎南（1986年）、科斯（1991年）、诺斯（1993年）、福格尔（1993年）、贝克尔（1992年）和卢卡斯（1995年）等人此时也已崭露头角。
更重要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经济。在吴敬琏赴美前的1981年，好莱坞演员出身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他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观点，用减税、解除管制等措施，激活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让美国经济一举摆脱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呈现复苏景象。而同期在欧洲，英国的女首相撒切尔夫人与里根遥相呼应，1980年当政后采取同样的政策，也使英国经济走出了低迷。日后，这一时期被称为“里根——撒切尔主义”时期。
吴敬琏身处老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重镇的耶鲁大学，也同样感受到新理论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冲击与改变。他密切观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然后与熟悉的中国经济相参照，从中寻找改革的契机。
第二，吴敬琏在耶鲁大学的经济系和社会与政治研究所当访问学者。幸运的是，这里正是比较经济体制学科的“祖庭”。耶鲁经济系的老主任l·雷诺斯在美国经济学界桃李满天下，他对吴敬琏关爱有加，给予了许多指导。吴敬琏在研究方面的主要合作者迈克·蒙蒂亚斯，是比较经济体制学领域的开山式人物，正是他与库普曼斯（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起，最先提出了比较经济体制这门学科的基本框架。吴敬琏在国内就对比较经济学充满了兴趣，到了耶鲁之后，算是投对了门庭。在耶鲁的一年半时间里，研究所聚集了来自东欧、韩国、日本和南美的众多学者，难以细数的座谈会、研讨会，让吴敬琏眼界大开，学问精进。日后他回忆说：“耶鲁的比较经济体制理论框架好像一张色谱，一端是命令管制的计划经济，一端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间的过渡状态千差万别，这种分析方法显然带有很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色彩。然而在每个星期，都要会举行多次理论讨论会，又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校学者的声音。其中包含了许多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有了这些理论背景，考虑起中国问题来，就清楚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他还结交了很多学术界的朋友。
一个颇耐人寻味的问题是，为什么身处芝加哥学派和里根主义崛起的年代，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比较经济体制学科正在向具有更多新制度经济学影响的比较制度分析转变，吴敬琏却没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晚年的他自己也对此很好奇。
答案可能有很多个。首先，年过半百的吴敬琏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理论素养，不太容易被一套理论——特别是以放任自由为最高准则的经济学所“征服”；其次，耶鲁大学是新古典综合的重镇，在经济学理论上向来与芝加哥大学抗衡，该校的詹姆斯·托宾（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最重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而更直接的一点则是，吴敬琏远赴美国学习，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之道，从本质上来说，他从来是一个注重应用的经济学家——这使他更容易与仍然强调宏观经济管理的新凯恩斯主义接近。
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吴敬琏用新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工具总结和梳理了前几年在国内参与改革讨论中形成的片段想法，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也是引起不少争议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模式区分。
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经济权力分配，主要是在两种关系上展开的，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二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中国，1978年之前，企业全数为国有化，被捆得死死的，无所谓权力下放的问题，所以，分权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分权的逻辑和办法是紊乱的，而且集了又分，分了又集，数度反复：
——先是中央高度集权。建国之后的1950年，政务院颁布法令，决定实行集权管理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规定地方的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一律由中央拨付，实行收支两条线，地方财权几乎为零。
——接着是充分放权。1956年，毛泽东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分，他提出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于是两年后，中央向地方大规模放权，其中包括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权力、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和劳动管理权、财政和税收权，以及投资和信贷的审批权。总之，能放的权都放了。
——就在中央向地方大分权的同时，在工商界和农村则发生了相反方向的运动。前者是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私人资本在中国从此“绝种”。后者搞的是“归大社”运动，把原来只有15~20户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归并为“大社”，到1958年就变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从此失去了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两个运动造成的后果就是企业及农村生产积极性的全然丧失。日后吴敬琏在《共和国经济50年》一文中论证说，这是1958年之后国民经济陷入混乱的重要成因。
——然后又是一次大集权。在经历了荒唐的“大跃进”及可怕的三年大灾害之后，1962年中央政策再度大转弯，在1月份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强化了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随后从地方收回了绝大多数原来下放的权力。
——接着又是大放权。1966年，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央政府只应是个象征性的“虚君”，经济实权还是应分散到各地区去，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于是，又是一轮手忙脚乱的大分权。这之后，紧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已无效率和秩序可言。
如此集了再放，放了再集，最终造成的局面是，中国经济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放了再乱”的恶性循环。它实际上表明，在集中计划体制内寻找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平衡，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一个时期，以孙冶方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都反对把“体制下放”作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早在1961年，孙冶方就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的问题”。“文革”期间，孙冶方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批判。
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放活企业成为一种共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企业的放权让利便成了改革的主轴。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央财政十分羸弱，已无力大规模拨款投资，所以中央也大胆地向地方放权，比如在南方开辟特区，从1980年起推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度，此外还批准了一些“计划单列”的城市，给予地方更多的权力。对于这一系列政策的得失优劣，后世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不过其形成的局面却是大家都看到的，那就是，充分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积极性，出现了万马奔腾的亢奋景象。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地区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封锁和分割市场的“诸侯经济”，更严重的是，造成了“地方肥，中央瘦”的财政格局，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竟成了“讨饭财政”。
对于这样的改革景象，如何判断，是否需要修正，怎样从理论的层面上进行阐述和评价，成了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大难题。当时的理论界形成了多派意见，其中之一是“放权派”，主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统统实行放权让利；另外还有“收权派”，主张维持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从现有的资料看，身在耶鲁的吴敬琏是第一个提出不能把改革与放权简单等同的中国学者。
他认为，不应笼统地提倡放权或收权，而应区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亦称“市场性分权”）两个概念。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指中央把权力下放给省、市、县政府，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的经济；而“经济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吴敬琏认为，“行政性分权充其量只不过使企业从原来中央机关的附属物变为地方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并不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也不能改善经济机制。所以，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损害了计划经济所要求的政令统一。因为，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是计划经济的本质要求。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层层分权，其结果只能是政出多门，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因此，他认为，“分权的命令经济是一种最坏的命令经济”。
由以上的理论阐述，吴敬琏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不应当笼统地把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分权”，而应当区分性质不同的两种分权，即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分权型经济（经济性分权）和保持计划经济框架的分权型经济（行政性分权）。所以，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以独立自主的企业为基础的市场制度，而不是向地方政府分权。
吴敬琏的这一论断是吴式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他曾多次撰文对此进行论证。它的核心意思其实是：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在一些力主向地方政府分权的改革者看来，这是一种“改革阵营中的保守思想”。
1984年6月，吴敬琏在德国出席了一个比较经济学关于东欧经济改革的讨论会。在主题发言中，他对中国80年代初期的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引起与会者很大的兴趣。一个月后，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讨论会上，又以此为主题进行了一场演讲。之后，他搭机归国。
确切地说，当吴敬琏离开耶鲁的时候，他除了带回一整套崭新的经济理论之外，也同时带回了一大堆问题。就在他归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理论界正在酝酿一场热烈的大论战，而改革正走到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有一个人，正迫切地要看到他。
为“商品经济”翻案
风尘仆仆的吴敬琏归国，前脚刚踏进北京的家门，后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就来了。
马洪（1920~2007年）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他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年深得东北局书记高岗的信任，29岁时就出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东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当时在他的麾下就有一位年轻干部叫朱镕基（1928~），朱自1951年秋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到马洪手下工作，23岁时被任命为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高岗被任命为统管经济工作、号称第二政务院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32岁的马洪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权重一时。
两年后的1954年，高岗与饶漱石被认定为反革命集团，高岗自杀，马洪遭到撤销党内外所有职务的处理。后来，他被薄一波招到国家经委研究室工作，经常参与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组的活动，与吴敬琏自此多有交往。1977年年底，马洪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工作，并于次年初担任副院长兼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不久，他就把在石油部管道局工作的老部下朱镕基调进工经所，任工经所国内室主任。1979年7月，陈云领衔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组建了四个调查小组，是为体制组、结构组、对外经济关系组和理论方法组，马洪主管结构组，其中的成员就有吴敬琏。后来，以结构组为基础，成立了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马洪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他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一书（主编陆斐文、马洪、桂世镛，三人共用一个笔名“马文桂”）是“文革”期间发行量最大的工业经济教科书。1982年，他出版专著《中国经济调整、改革与发展》。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起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事实上已成为中央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这一次，他登门造访吴敬琏，是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
周南担心丈夫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想让他在家里稍事休息几天。可是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着又登门来了两次，说此行不累，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休息。架不住马洪的再三邀约，吴敬琏在归国的第七天，就随马洪北上去了东北。
一上路，吴敬琏就意识到情况远非参加几个讨论会那么简单。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吴一看笔迹就认了出来，这是他的两位老朋友——已经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和财贸所所长张卓元拟写的初稿。
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改定，因为，再过3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
这其实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 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是a还是b，看上去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但是，由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实际的情况却远远要复杂得多。日后我们知道，从a到b，我们整整走了15年。在这期间，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辩和反复，还出现了多个阶段性、交叉性的“中间态名词”。从这种反复及名词中，可以读出中国改革之艰难和曲折。
在传统的经典表述中，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是应该坚决反对和批判的，如果提倡，就是走修正主义路线。而据考证，不管是邓小平、陈云，还是李先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都用过市场经济的说法。不过，他们说的是经济的部分运行方式，而不是改革的总体目标。例如，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使用过这个名词，在该年11月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邓小平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
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过，邓的这个讲话当时并没有被当成重要的、成熟的思想进行传播和传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到1992年之前，“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仍是一个“禁区”。为了避免“因名废事”，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在论及改革目标时，改革派进行了妥协，改之以“商品经济”的提法。据当时中央编译局专家的考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既没有“市场经济”一词，也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汇，“商品经济”是俄国理论家在20世纪之后“发明”的特有用语。使用“商品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所以当时采取这样的辞藻，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其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他在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对这份文件做说明时说，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薛暮桥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这一观点的文章。它们均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其理由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其中，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被划为第四类。
在为预定于1982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计划派”力量占了绝对的上风。起草小组成员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将这封信作为定论，批发给宣传口所属各单位。
与之相呼应，媒体上也刊发了大量类似观点的文章，中共中央的红旗出版社还编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文集（第一辑）》，编者在前言中写道：“实行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标志，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取消国家对骨干企业的直接指挥……就无法避免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就不能保证我们的整个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这一派学者看来，薛暮桥的提法是“把落脚点放在商品经济上，计划经济被抽掉了”。一些更极端的人进而反对“宏观经济由计划调节，微观经济由市场调节”的主张，认为“这样一来，宏观就很可能被架空，成为‘梁上君子’，结果就会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在这种形势下，中科院副院长刘国光因为在“十二大”开幕前夕撰文支持要着重扩大“指导性计划”的主张，而受到了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多次检讨才得以过关。在最终形成的“十二大”报告中，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表述为——“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报告认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后，吴敬琏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倒退。
“十二大”以后，薛暮桥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关于体制改革理论的座谈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痛苦心情：“感到相当为难……这次讨论要由我来做动员报告，我必须表态，是赞成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呢？还是赞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倾向前一种提法，另一方面我有义务在公开场合遵守中央文件有关规定。”
此刻，摆在吴敬琏面前的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试图推翻1982年的“定论”，为商品经济“翻案”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
马洪等人敢于在此时“探险”，也与当时的宏观氛围分不开。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在元旦过后不久，近年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当时，中国就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展开大论战，深圳和珠海特区正饱受争议之苦，被一些保守派认为是“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的地方。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2月1日，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对特区模式进行了公开的肯定，这一消息以新闻的方式传播全国，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3月23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经理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联名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写了一封信。厂长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此信被《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一时轰动全国，这一呼声很快成为一种共识。5月10日，国务院顺势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
马洪立即组织周叔莲、张卓元完成了初稿，这回赶上吴敬琏正好归国，马洪怎么肯放过他。于是，他们几个人在沈阳、长春白天参加战略讨论会，休息时间和晚上就抓紧逐字推敲，修改文稿。据后来学者的揣测，马洪之所以倚重吴敬琏，一是信任他的学术素养；二是希望他能够把耶鲁带回来的现代经济理论融汇进文稿之中。
马洪和吴敬琏从沈阳写到长春，再从长春写到大连，一路数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马洪当机立断说：“下面几站我不走了，要马上回北京。”吴敬琏与他道别，代表马洪继续前往哈尔滨开会。
一回到北京，吴敬琏就急忙去马洪家里探听情况，了解反应。他知道兹事体大，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走向。马洪非常高兴，告诉他，文章已分送给几位老同志，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让马洪高兴的是，王震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只有一位理论家给马洪打电话，说基本观点是赞同的，但是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言下之意，还是要回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设定的框架下。马洪拒绝了他的意见，并拿出王震的信给他看，王是这位理论家的老上级，他便不再吭声。
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
吴敬琏还回忆了一个细节。9月中旬，他随马洪在上海作调查研究，一天晚上，他发现马洪又在伏案写东西，便问他在写什么，马洪说，现在看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最新一稿上还是没有“商品经济”的提法。他透露说，在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用我们那篇文章的意思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用那封信中被肯定的提法给党中央领导人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写信，要求把它写进去。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十二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会议之一。邓小平在全会上说，《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新政治经济学”。他在10月22日的中顾委会议上又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那几天里，最开心的人是薛暮桥。《决定》实际上为他两年前的检讨“平了反”，而10月25日正是他80岁的寿辰，更让他开怀的是这天的中午，他的小女儿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外孙。中科院、国务院研究中心及国家计委等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祝贺他“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五十年茶话会”，多位主管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到会，算是替他暖寿。四喜临门，他自然是笑逐颜开。
至此，在历经几年的大争辩中，“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我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日后还将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终，新的争论的尘埃落定是在1992年。吴敬琏在1984年的这次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数年之后的大论战中，他更将孤身出战，并因此而声名大噪。
在结束了东北之行之后，9月份，马洪又安排吴敬琏去参加了上海的调研。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全市工业经济低迷，发展没有空间，财政枯竭，出生于上海郊区青浦的陈云曾心疼地说，如果在上海拍30年代的电影，都不用搭景了。中央因此组成了一个振兴改造上海调研组，各部委至少派出一个部级干部参加，由宋平和马洪带队，为上海设计一个新的发展战略。
这个高级调研组共30多人，住在兴国宾馆，与上海的各级干部开会，开了数十次座谈会，渐渐理出了一些思路，提出了“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就是把上海建成中国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信息中心，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国务院批准，上海的复兴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调研中，经济研究中心的薛暮桥、徐雪寒等学者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其中之一是，组建一个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最好就是从解放初被关掉的老银行中恢复一个牌子，后来被确定下来的就是恢复交通银行。经过几年筹备，1987年3月，交通银行在上海成立。后来10周年庆典的时候，交行的人从档案中查出，最早的建议就是1984年由调研组提出的，还专门请吴敬琏写纪念文章。
调研组在和上海市委合写了振兴改造上海战略之外，还单独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设立上海特别市，把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全部都给上海；二是增加上海的财政收入能力，当时上海每年的财政自留比例只有13%，专家们建议提高到23%，增加10%。后一个建议被中央采纳了。上海的干部对那次调研非常感念。
吴敬琏自己也对那段时间的工作十分满意。他在晚年的口述中说，原本以为，当一个经济学家就是坐而论道，清谈议政，离实际政策制定很远，为商品经济“翻案”和上海的调研让他发现原来理论研究还可以为国家的重大决策起重要作用，一个政策建议居然能够如此显著地改变一个地区或一个行业的成长。
从上海回来以后，马洪向吴敬琏提出了一个动议：调进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出任常务干事。
吴敬琏对此非常意外，他回去想了几天后回复说，可以。
对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心爱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吴敬琏在《我在改革的岁月里》一文中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说，你为什么要当政府经济学家呀？我说这有什么，也不是因为当了政府经济学家你就道德低下了。那么清高干什么呢？你不是要改变这个社会吗？不是要为人民造福吗？你在政府机构里面，完全有条件做得更好。”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地点当时在中央决策的心脏地点——中南海。那是座工字形的小楼。吴敬琏到上班几天以后，就被在同楼办公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薛暮桥发现，便和马洪商议把吴敬琏转调到经济研究中心，担任常务干事。1985年，国务院决定把国务院的三个咨询机构：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后改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任总干事，薛暮桥任名誉总干事，吴敬琏也随之进入了发展研究中心，继续担任常务干事一职。
就这样，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了整整30年之后，吴敬琏“意外”地扮演起了另外一个角色——由纯粹的书斋学者，一转身成了“政策咨询专家”，在他的面前突然展开了一条从未料想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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