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改良家族
“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顾准
改良主义的基因
“一棵植物，就其本身而论，是无足轻重的。它构成风景的一部分，因某一机缘而在这里落地生根。朦胧的微光，沁凉的寒风，每一株花朵的闭合——这些并不是因，也不是果。”
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对植物的思考宛若对每一个人生的描述。人们对自己的出生、国家和时代别无选择，一切因果，其实就是命运而已。生命之绚丽或平淡，在很大程度上竟取决于环境和性格的造就。生是别无选择的，而命则可以被改变，这正是生命的精彩所在。
换而言之，在现代文明史上，如果脱离了时代和国家的背景，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是苍白而没有意义的。
很多年后，回望吴敬琏那充满了动荡和戏剧性的人生，也许要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
1903年，大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刻，一艘海轮从上海港缓缓驶向遥远的日本横滨。早在9年前，爆发于中日之间的一场甲午海战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蒙受两千年来最大的耻辱，从此，“一战而人皆醒矣”，举国青年为强国雪耻寻求出路，有的呼唤革命，有的力主改良，而“渡洋学日”也成了当时最时尚的事情。就在这艘海轮上，两位同样来自四川的青年人相识了，一个是34岁的邓孝可，全国最大火柴公司之一——重庆森昌火柴厂老板邓徽绩的大公子，另一个叫吴玉章，是来自四川省荣县的25岁农家子弟。
因乡音亲切，两人成了话语投机的好朋友，他们相约到了横滨后，就一起去拜访正流亡在那里的维新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不过，到了横滨码头后，他们却分道扬镳了，邓孝可投奔梁启超，成为梁最信任的爱将之一；而农家子弟吴玉章则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帝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元老。邓、吴都是热血爱国青年，因阶层身份迥异和理念不同而对改变国家前途有了不同的抉择。
邓家是四川奉节的一个乡绅望族，邓徽绩早年在家乡开采煤矿，远销到汉口一带。1889年，他远渡日本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名叫森昌泰的火柴厂，两年后，他把整个工厂搬到中国，在重庆建立森昌火柴厂，据《重庆开埠史》记载，这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第一家近代民营工厂。到1894年，森昌与另一家聚昌火柴厂的工人人数达1 200人，约占全国火柴产业工人的1\/3。1907年，森昌又募资开办宝华煤矿公司，此时的邓家已俨然是四川省的一个工商大户。邓徽绩生有两子，长子邓孝可热衷政治，自日本返国后就组织议政社团，呼吁改良，是四川立宪派的领袖之一。在1909年的“立宪运动”中，他当选为四川省咨议局（即当时的省议会）文牍部主事，还出任咨议局机关报《蜀报》的主笔。而次子邓孝然则追随父亲，管理家业。
1903年，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各省官商自集股本建造铁路干线或支线，设立铁路公司，从此拉开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序幕，在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出现全民入资办铁路的热潮，甚至出现了“娟优乞丐亦相率入股”的壮观景象。四川绅商倡议修建川汉铁路，邓家积极入股，邓孝然当选川汉铁路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邓孝可则被选为法部主事。
时光流转到1911年，清政府见铁路投资获利颇厚，便赫然转变政策。该年5月，当时国内的第一大官商、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宣布将已经民营化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回国营。在股权回收方式上，明显欺凌民股，政府只还给民间股东六成现银，另四成是无息股票，也就是说，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还将承担四成的损失风险。“路权回收令”颁布后，各省商民群起反抗，最激烈者，便是四川民众。川民组织保路同志会，宣誓“拼死破约保路”，参加者数以十万计。邓孝可与罗纶、蒲殿俊等人一起当选保路同志会的董事，他一改之前的温和改良立场，在《蜀报》上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十分激烈地写道：“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天乎！此而欲川人忍受，除吾川一万万人死尽，妇孺尽绝，鸡犬无存或可耳！否则胡能忍者。有生物以来无此情，有世界以来无此理，有日月以来无此黑暗，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而今乃有盛宣怀如此横蛮以迫压我四川之人。”据记载，当时川人“得报展读，涕泗横流，且阅且哭”。
保路事态迅速恶化。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10人，枪杀数百请愿群众，下令解散保路同志会。被激怒的四川民众揭竿而起，爆发了“同志军”武装起义，围攻成都。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驰援四川，导致武汉空虚，10月10日，在同盟会的策动下，数百新军发动起义，星火顿时燎原。这便是推翻了千年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督办湖北和四川铁路国有事宜的清大臣端方在资州被起事的新军杀死，策动者之一就是早已加入同盟会的吴玉章。
后来史家公认，铁路国有化政策以及因此引发的“保路运动”，是清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提出此议的官商盛宣怀被《清史稿》定为“误国首恶”。
吴敬琏是邓孝然的外孙，是这个改良世家的血脉延续。
民国建立后，保路有功的邓孝可出任四川新政府的盐政部部长，他着力推行改革，提出“就场征税”、酌减税率和自由贩运等政策，被认为是近代盐务管理早期现代化之第一人。他还追随导师梁启超筹备组建民主党，继续推动中国的“立宪运动”。然而，随着袁世凯复辟等事件的发生，立宪改良思潮被人民抛弃，暴力革命渐成主流，邓孝可和梁启超相继在中国政坛上被边缘化。邓孝可后来辗转南北，失意消沉，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等地当起了寂寞的“寓公”。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时，他异常愤慨，要家人臂缠黑布，上写白字：“誓雪国耻！不自由，毋宁死！”
随着邓孝可在政治上的失势，邓家的工商事业也日渐没落。1918年前后，森昌火柴厂破产，邓孝然先后又创办过织布厂、造纸厂，但都失利。他还当过成都中国银行的行长。后来，他北上去了东三省，在那里开垦农场，还投机旗产，简直算得上是“屡败屡战”，乐此不疲。晚年，他与兄长邓孝可都举家迁居北京，做起了养蜜蜂的生意。一开始盈利不错，但很快大家一窝蜂地养蜜蜂，供给一多，价格就跌了下来。吴敬琏回忆，邓孝然后来成了邓家子女常开玩笑的对象，邓孝可的孩子每到小伯家作客，就被逼着喝蜂蜜水，喝多就烦了，便开玩笑说，如果蜂蜜能够做鞋油就好了。1933年前后，邓孝然郁郁而终。
邓孝然生有十子，长女邓友兰，后更名邓季惺，就是吴敬琏的母亲。
邓季惺（1907~1996年）自幼接受现代教育，先在私塾读书，14岁考入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该校教员中有恽代英、萧楚女、张闻天等人，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元老。读书期间，邓季惺还与几位相好的女同学结拜成了金兰姐妹，其中两位后来成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1923年，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结伴离家到江南，先是进读南京的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一年后，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预科。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1908~1931年），他是一个长相清瘦文弱的江南世家子弟。太平天国战乱时，吴家迁至重庆，他的父亲曾开办江合煤炭公司。吴念椿此时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两位花样少年迅速陷入热恋，吴念椿因为爱慕邓友兰，改名吴竹似，寓意“与兰为友，似竹高洁”。一年多后的1925年年底，两人结为伉俪。
1926年年底，吴竹似大学毕业，先是到重庆受聘于四川军阀、有“四川王”之称的刘湘所创办的《大中华日报》，任编辑职。不久，邓季惺也随吴竹似回到重庆，她经吴玉章（当时担任“左派”国民党的莲花池市党部负责人）介绍去巴县女中任训育员。上任那一天，正是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三·三一”大屠杀，巴县一时浸泡在血泊之中。邓季惺亲历血腥场面，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她写道：“我目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心里虽憎恨军阀的残暴，但同时也动摇起来，害怕革命的流血斗争。心想我既然没有决死的心，也不跟反动派同流合污，那么，不必要参加革命组织，只孤立地终身服务于社会，争取社会合理、男女平等，也就算相当正义的了。”在她看来，“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议；无法议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邓季惺的这些改良主义思想与伯父邓孝可一脉相承，她后来投身法律界和传媒业，正是对此的实践。
后来，吴、邓两人后又到了南京，吴竹似进了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1929年，他与同事陈铭德相约离职办报，在刘湘的襄助下，9月9日，一份名叫《新民报》的报纸诞生了。这个报名有双重来由，一是1905年创刊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是在这份报纸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是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的《新民丛报》，在此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提出“中国改革维新，必自新民始”，中国之新民“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皆有一种独立精神”和“国民独具之特质”，其内容包括国民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纪律及公德、私德等公民意识。《新民说》一文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之作。吴竹似和陈铭德的《新民报》混杂了革命与改良的双重基因，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中间独立的姿态。
就在《新民报》创刊4个月后，1930年1月24日，吴敬琏出生了。这是吴邓婚姻的第三个结晶，之前邓季惺已育有两女。这时，吴竹似的身体突然垮了，他患上了当时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病。为了疗病，全家迁到北平静养求医，吴竹似住进白塔寺的中和医院（1949年以后改名人民医院），邓季惺则插班进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此校正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她选了法律专业。
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时年，邓季惺24岁，膝下三子，长女吴敬瑗5岁，次女吴敬瑜3岁，幼子吴敬琏1岁半。
正是在这凄风苦雨中，陈铭德（1897~1989年）恋上邓季惺。1933年1月，陈邓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结婚，前来道贺的来宾均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有这对新婚夫妇的署名协议，内容是约法三章：一，婚后邓季惺将继续姓邓；二，她的三个孩子将继续姓吴；三，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这三条约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算得上是惊世骇俗。陈邓恩爱一世，此后携手共度56载春秋，而邓季惺从来被叫做“邓先生”，而非“陈太太”。
1933年6月，法律学士邓季惺毕业，从留存至今的毕业照上可见，这真是一位美丽、智慧、坚忍的中国现代女性。晚年的吴敬琏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母亲邓季惺。从相貌上看，他继承了母亲东方式的鹅蛋脸型轮廓和精致细薄的嘴唇。
邓季惺精力旺盛，办事井井有条，面面俱到，是一位罕见的行政干才，而她对女性独立和法治建设更是有着空前的热情。大学毕业后，邓季惺就携子女回到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先是在司法行政部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挂牌当起了专职律师。当时的《新民报》报馆设在南京的闹市区新街口，一层和二层为编辑部，邓季惺的律师事务所就在第三层，迎梯而上就是六个大大的黑体字——“邓季惺大律师”。在这里，她还和李德全（冯玉祥的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曹孟君（王昆仑的夫人）、倪裴君（贺耀祖夫人）等人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提出要进行“女权运动”的实验。她们创办了“南京市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还在《新民报》上开办了《新妇女周刊》，发表《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大量文章。很快，她成了南京城里相当活跃、很有知名度的女性活动家。
1937年6月，在陈铭德的再三恳请下，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掌管财务、发行、广告和印刷业务的经理。很快，她以惊人的经营才干让这家中小型报馆迅速壮大。在她的倡议下，7月，报馆集资5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由之前的“同人办报”转变为公司化运营。7月7日，北京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新民报》随国民政府内迁到重庆。由于邓家有极深的四川渊源，加上邓季惺长袖善舞，报纸事业蒸蒸日上，报社数次公募增资，重庆及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参与投资。1941年，《新民报》增出晚报，1943年，在成都推出日报和晚报，到抗战后期，两地《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10万份，与《大公报》一时瑜亮，并列为后方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民营报纸。报社内英才云集，如当时中国优秀的时政评论家赵超构，散文家张友鸾、张慧剑，及畅销小说家张恨水、知名度极高的女记者浦熙修等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当月，邓季惺就飞赴南京，紧接着转抵上海和北平，筹办复刊事宜。越年开春后，《新民报》在三地相继发刊，至此，报系拥有五社八报，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民营报业集团，达到事业空前的巅峰。邓季惺统领报馆经营，如鱼得水，成了中国百年报业史上无出其右的“女强人”，报社同仁有诗曰“百剑相随惟一盾（邓）”，可见其在报界的地位与威望。
上海版创刊时，邓季惺亲任总经理，在发刊词中，她让编者写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愿意忠于国，忠于民，但是坚决不效忠于任何政治集团。”
很多年后，她对心爱的儿子吴敬琏说：“这自是我一生的立场。”
弱不禁风的激进少年
少年吴敬琏，是母亲邓季惺的反对派。
他自幼体弱多病，父亲给他起了个小名叫“长明”，祈求他能够“长命”。曾有医生说他活不过一岁，邓季惺心忧如焚。吴竹似出殡时，按当时民俗，子女应披麻戴孝在出殡路上一步一磕头，邓担心儿子吃不消，坚决反对，其护犊心切可见一斑。
因国事动荡及身体虚弱，一直到大学毕业，吴敬琏的读书生涯都是断断续续的。
1936年，6岁的吴敬琏进南京山西路小学读书，仅一年，就因抗战爆发停学西迁。到重庆后，他被送进了巴蜀小学，这是大后方教学质量最高的小学之一。当时的四川省主席王瓒绪任小学董事长，“航运大王”卢作孚当校董，国学教师中有叶圣陶这样的名人，连当时常驻重庆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都来作过演讲。吴敬琏的同期学生中便有著名报人邹韬奋的3个子女，其长子邹家骅（后更名邹家华）后来当过国务院副总理，次子邹家骝（后更名邹竞蒙）和吴敬琏同班。在节假日时，邓季惺常常带着子女外出参观，比如去山洞里的军工厂等等，这使得在战火中长大的吴敬琏从小就关心社会和国家命运。
1941年，小学毕业后，吴敬琏考进重庆南开中学，这又是大后方的一所模范学校，创办人张伯苓是民国时期与蔡元培齐名的大教育家。张伯苓教学强调“三育并进而不偏废”，特别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晚年吴敬琏仍清晰地记得，在新生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所作的《我为什么要办南开》的演讲。吴敬琏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直到每座楼进门处镜箴上的‘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的仪态要求，都使我终身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吴敬琏体弱，总是在养病，缺少锻炼，因此第一学年就因体育成绩不好差点被南开中学除名，他向学校保证每天晚上跑步800米，加上优秀的数学成绩，学校才勉强同意他留下。可是没多久，他就得了肋膜炎，不得不休学一年，第二年重念初一。在他的两年级同学中，有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
1943年，邓季惺到成都开办《新民报》成都版，吴敬琏又随母转学，插班进了一家名叫高琦初中的基督教教会学校。两年后，吴敬琏考入金陵大学附属金陵中学，就读高中部。不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和大批机构迁回南京，《新民报》总部和金陵中学都一起南下。一个十分有趣的细节是，一直到很多年后，吴敬琏才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得悉，当初与他在同一个年级（不同班组）读书的学子中，有一人名叫厉以宁。他们后来一个被称做“吴市场”，一个是“厉股份”，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两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小学和中学时期的吴敬琏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学的兴趣，他最热衷的事情是拆装钟表，而“科学救国”是他的理想。
少年时期的吴敬琏最喜欢理工科，他的数理化、生物等功课都非常好，当实业家的外公以及律师母亲，都认定唯有科学和实业才能救国，希望这个聪慧的男孩能够走上科学家或工程师的道路。吴敬琏心灵手巧，喜好钻研，平日在家时，总是把各种钟表、机械都拆开来看看，倒腾一番后再装起来，这让他很有成就感。更让他开心的事情是，他还有一个“科学迷”舅舅。
邓季惺的六弟叫邓友海，他对政治、新闻之类毫无兴趣，却无比痴迷于科学。他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的纺织机械系，还到英国留过两年学，回国后在重庆一家丝织厂当厂长，平时就常常住在大姐家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装拆各种东西，搞实验，做工程。有一段时间，他疯狂地迷上了发明制作滚珠的最新办法，反复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以至于全家人绝对不能在他面前提“滚珠”两字。吴敬琏自幼无父无兄，自然对这位六舅舅无比崇拜，整天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装东拆西，不亦乐乎。十来岁时，他最朝思暮想的东西是一只装有各式各样工具的木箱子，当时名叫“双手万能”。13岁生日时，母亲真的给他买了一个，这让他几乎兴奋了一年。
他对科学和机械的爱好保持了一生，甚至在日后的困顿时刻，这成了他聊以自慰的手段。在“五七干校”时期，他当过瓦工和电工，自学过木工，还业余为人修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对最新的科技动态始终非常敏感，对高科技产业十分重视，近年来长期担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敬琏对于高新技术的专业指示常使内行人士感到惊诧。这些都得益于孩提时培养起的那些兴趣，后来竟成了他的经济研究中重要的领域。
一直到读中学的时候，吴敬琏仍然不改“科学救国”的梦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时，我的理想是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以为依靠声、光、电、化，就可以发展起现代工业，抵御洋人的坚船利炮和货物倾销，建设富强的中国。至于要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实现这种理想，我却几乎完全没有思考过。”
后来的吴敬琏，之所以没有如愿以偿地当上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而成了经济学家，竟还是因为身体羸弱。
17岁那年，吴敬琏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因为父亲吴竹似死于此疾，大姐刚进大学也染上了肺结核，这自然让母亲邓季惺无比紧张。吴敬琏的学业停停读读，上学又休学，成了一个无奈的病号。1948年，吴敬琏以同等学力报考金陵大学，他选择的是自己最喜欢的电机系。可是考上之后，马上就因病不得不又一次休学。此刻，他意识到，凭自己现在的身体条件根本无法从事艰巨的科学实验及野外考察，理工科的梦想就此破灭。
就这样，在再次复学的时候，他乖乖地选了文学院。他在口述史中说：“其实我不喜欢文学，但是文学院里面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经济学，后来我就选了经济系，这个学问与实业救国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儿关系。”
日后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病怏怏、半情半愿地“入门”了。
回过头来说青年吴敬琏的政治立场。在这方面，他比信仰法律和改良的母亲要激进得多。
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是从1946年的一系列政治冲突事件开始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但是，双方摩擦不断。国民党内的右翼极端派更是肆无忌惮，不断蓄意挑衅。1946年1月10日到31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政治民主化、实施宪政等话题被重新提起，人民以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到来，吴敬琏也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遂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心愿了。
2月10日，重庆各界举办庆祝政协闭幕的群众大会，并推选郭沫若、马寅初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当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以主席团推选不当为由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被打伤，酿成震惊全国的“校场口流血事件”。当时，吴敬琏正在重庆，亲历了这一惨案。
接着过了10来天，又传出国民党特务要在2月22日的“反苏大游行”中制造事端，并扬言要捣毁《新民报》、《新蜀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吴敬琏清晰地记得，21日夜间，全家很紧张，陈铭德等人都离开了报馆。第二天，游行队伍经过《新民报》报馆所在的七星岗时，并没有发生打砸事件。但是，一群有组织的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
吴敬琏一家迁到南京后，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眼见一触即发。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反对内战大会，各界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等20人组成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6月23日，上海市5万余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忽然有上百名“难民”蜂拥而上，把代表们包围起来，围困长达5个多小时，接着发生暴力袭击，团长马叙伦被殴打，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打成重伤，随行采访的《新民报》采访部主任、著名女记者浦熙修被暴徒揪掉一半头发，血流满面。那天晚上，吴敬琏的大姐吴敬瑗随妈妈去探望浦熙修，看到惨状深受刺激，回来后便大口吐血。
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国家再陷乱局。《新民报》秉持一贯的反战立场，严厉批评国民政府，深为国民党所嫉恨。在随后的几年内，上海版和南京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被骚扰破坏，诸多编辑、记者或被捕杀，或遭殴打。陈铭德——吴家子女一直叫他“伯伯”——是一个性情十分温和的人，非常善于处理各方关系，是一个公关高手，平日从未与人红过脸。但有一次，他的妻舅、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的邓友德劝告他尽量少批评国民党政府，否则有可能遭到毒手，吴敬琏见他涨红了脸，愤怒地大声呼道：“你让他们拿枪打死我吧。”
这一系列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让吴敬琏对国民党政权彻底绝望。他认为，母亲的宪政理想是虚幻的、软弱的，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才可能拯救苦难的中国。这时候的他，经常因病休学在家，便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读书，他从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中，读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尔基的《在人间》以及《鲁迅全集》和巴金的小说等等。这其中，最让他着迷的是19世纪末的俄国哲学家、革命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那本充满了革命激情的小说《怎么办？》是第一本影响了青年吴敬琏世界观的著作，书中的主角、年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拉赫美托夫更是成了他的偶像。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一位“科学迷”变成了拉赫美托夫式的左翼激进青年。
卧病在床的吴敬琏还真的为革命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他的二姐夫关在汉原来是《新民报》记者，后来转到美联社，最后当了法新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和谈期间一直和中共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代表团撤退后，也利用外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些工作。吴敬琏就跟他合作，他天天躺在床上秘密收听延安广播，然后由关在汉以外国通讯社的名义发表出去。有一次，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用记录速度广播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吴敬琏一字一句地把它记录下来，复写多份在熟人中传播。
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陈铭德和邓季惺两人都决定出马参选，他们的一些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朋友，如张平江、谭惕吾等非常支持鼓励。而在家庭内部，为了是否参选的事情，却几乎吵翻了天。吴敬琏和关在汉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邓季惺“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而国民党的拥趸、邓季惺的三弟邓友德也表示反对，在他看来，邓季惺进立法院就是要去跟国民党作对。处在中间的陈邓左右都不讨好。这一景象几乎就是当时民间立宪人士在中国的一个缩影，稍稍拉开一点，竟还可以看到30多年前梁启超、邓孝可等人的尴尬。
事实上，早在1946年9月，陈铭德就在《新民报》的重庆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中间者的困顿，他写道：“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民主，来反对内战内乱，当然是不识时务……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做法。”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陈邓决意参选。陈铭德竞选国大代表顺利当选，邓季惺竞选立法委员则遭到抵制，她被国民党剥夺了提名候选的资格。强硬的邓季惺当即以自由人身份竞选。她的选区在四川，国民党以散发传单、羁留投票人等办法百般阻挠。邓季惺则亲下基层，四处演讲拉票，《新民报》同仁更是不遗余力，历时三月，最终竟突出重围，高票当选。在当时的600多名立法委员中，像邓季惺这样无党无派者，几乎绝见，她成了各党纷纷拉拢的对象，邓却公开表示，暂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仅以报人身份参政。
独立的邓季惺在立法院果然不见容于各方。进入1948年之后，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共产党，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这时候，发生了“邓季惺大闹立法院”的事件。
6月17日，人民解放军攻下开封，国民党派出空军悍然轰炸开封市区，导致无数平民伤亡。6月24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作中原战局报告，多位河南籍立法委员涕泪控诉。邓季惺联络30多名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谴责对开封的轰炸，并要求严禁轰炸城市。第二天，南京《新民报》刊登了立委质询和邓季惺等临时动议的详细内容，一时，举国哗然。在当日的“立法院”院会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们纷纷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控诉邓季惺，十多个人叫嚷说：“共产党尾巴已经伸进立法院，一定要彻底追查，把潜伏在本院的奸类清除出去！”
等到邓季惺上台发言的时候，台下仍然是叫嚣和嘘声不绝，未等她开口，就有人大喊：“滚下去，滚下去。”邓季惺一脸秋霜，毫无表情地站在台上，冷冷地观望四周，静待发言。接着就爆发了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互骂，此事波及全国，史称“《新民报》泄密事件”。
这一事件之后，国民党终于将《新民报》视为眼中之钉，非除之而后快。7月9日，蒋介石亲自写下手令，宣布永久查封《新民报》南京版。接着有消息称，当局已决定将邓季惺逮捕并移交“特种刑事法庭”治罪。10月，邓季惺在友人黄苗子代购机票的帮助下，仓皇逃亡香港，两个月后，完成了善后事宜的陈铭德也化名出走。
从此，这位以“改良立宪”为终身理想的大律师、绝代女报人被“逼上梁山”，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改良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死亡”。而这一切，显然是她的儿子吴敬琏所愿意看到的。
学经济的年轻人
1949年4月中旬，在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吴敬琏随母亲从香港回到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在香港停留期间，陈铭德、邓季惺和赵超构曾仔细策划如何改组《新民报》，以便在新中国“东山再起”，他们曾问夏衍，共产党是否允许私人办报？答复是：当然可以。在解放初期，邓季惺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之后就逐渐边缘化。后来，《新民报》系的结局是这样的：1950年4月，成都版停办；1952年1月，重庆版停办；1952年4月，北京版被政府以2万元作价收购，改成《北京日报》；1953年年初，上海版实行公私合营，易名为《新民晚报》。陈邓的报人生涯从此终结，1953年，他们分别被任命为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副局长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回忆，她干过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主持修建了北京市的第一个火葬场。
父母的被边缘化，显然没有影响到吴敬琏对新社会的热情。一到北平，他就住进了羊肉胡同的香山肺病疗养院城内分院。到1950年春天，身体有所康复，吴敬琏就回到南京金陵大学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大学学业。很快，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暑期开始担任经济系团支部书记、校团委的团课教员。
这种“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学习”的学生生活只持续了一个学期，就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政治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人民军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直逼平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中旬，发生了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美国教授污蔑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的事件，学校的党、团组织抓住时机，掀起了影响全国的“反侮辱、反诽谤、反美帝控诉运动”，把群众的仇美情绪调动起来，为抗美援朝扫清思想障碍。吴敬琏被控诉运动所激发的爱国心推动，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控诉运动结束后，由校团委出面，举办了题为“揭露美国利用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侵略活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罪行”的展览会，吴敬琏是筹备展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整天忙碌，不知疲倦。1951年2月，中国政府接管了各地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
很快，英文从课程设置中取消了，西方的经济学论著被彻底废除。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各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采用的全部是苏联专家编写的教材。
在青年吴敬琏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我在大学期间，除了第一学年还上过几门现代经济学课程外，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当时我以为，掌握了这一套理论和办法，就能沿着苏联的道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使我对这些理论观点深信不疑的，并不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事实材料，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又因我国50年代上半期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强。这种思想脉络大概只有在50年代上半期身历其境的人才会觉得完全合乎情理。”（《中国经济的振兴有赖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在口述史中，他更进一步说：“因为要反对国民党，所以就要接近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学习共产党的理论。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就没有学懂，很多事情并没有学懂。”
从1951年12月开始，为了整肃进城以后愈演愈烈的腐败之风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共中央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吴敬琏作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学校内清查贪污浪费的活动。例如，参加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的全市高校系统“打老虎”（“老虎”，指的是重点斗争对象）大会。这种会议是大小会结合的，大会上各校竞相报告“战绩”，当场“落实”宽待政策，然后各校再分头开小会“攻心”，迫使斗争对象交代。这种活动不用扩音器，全凭着年轻人高音喇叭似的嗓子，往往一“打”就是几天几夜，不达指标誓不罢休。
所谓“斗争阶段”结束后，吴敬琏被调到校增产节约办公室做结案工作。使他万分惊讶的是，在运动中言之凿凿的贪污案件竟一个也不能落实定案。
吴敬琏在大学里积极参加“打老虎”的同时，邓季惺和陈铭德在北京却成了被打的“老虎”。建国之后，邓季惺出资在北京南长街修建了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现在，这座私宅被认定是贪污《新民报》的钱建成的，职工上门来批斗，强迫他们交代。邓季惺当然很愤怒：“我是报纸的老板，我贪污谁？”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一些老朋友在运动中自杀了，其中包括邓季惺的老师和友人、一代四川船王卢作孚。这是一位社会声望极高、十分爱国的企业家，也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同事。他的自杀让邓季惺非常震惊和不理解，据吴敬琏回忆，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跟他讨论过对“三反五反”运动的看法，不过他能看出她的困惑。对于当时的吴敬琏来说，这样的运动当然是必须的，哪怕父母遭到冲击，也是因为世界观改造的需要。
在忙完“三反五反”后，接下来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俗称“洗澡”运动。改造的对象是大学里的教授，而改造者就是像吴敬琏这样的“革命青年”。表现积极的他，成了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有时上着课，发现老师的讲授有悖《资本论》的理论，就会走上台去，开展大批判。他后来回忆说：“那真是无知狂妄、强词夺理啊！”
就这样，在革命的风暴中忙碌了好一阵子，吴敬琏的肺病又犯了，只好再次住进学校的疗养院。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长相娇小而秀气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
周南是云南人，与吴敬琏同龄，比他小9个月，就读于金陵女大的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他们的长女吴晓莲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这样描述这对青年人的恋情——当时，两人都是金陵大学的学生。大学生们下乡参加“土改”时，吴敬琏因生病不能去，而周南参加“土改”回来后，也因发烧住进了疗养院。周南在疗养院一直发烧，肺炎转成了肋膜炎，吴敬琏时常过去安慰她说“别着急，我给你唱歌听”，两人就这样熟悉了。周南听当时经济系的同学说吴敬琏学习特别好，记忆力超凡，据说能背下整本《资本论》，这令周南对吴敬琏倾慕不已。周南的一个闺友劝她说：“你看吴敬琏那样，病恹恹的样子，你想以后做寡妇啊？”周南说：“我还是喜欢他，我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
吴晓莲后来问周南：“您就是听人家这么一说，有没有亲自考考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能背？”周南答：“没有。我又没有看过《资本论》。”吴晓莲在自己的书中感慨说，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一本《资本论》就能打动一个女人的心。不过有趣的是，到了晚年，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证实能否背诵《资本论》一事时说：“没有：这事儿是传闻，言过其实。”
尽管能背整本《资本论》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传闻，不过，吴敬琏激进的思想、优异的成绩、善解人意的个性，当然还有俊朗的外形，显然还是深深打动了姑娘周南的心。
1952年9月3日，22岁的革命青年吴敬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全国大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吴敬琏所在的金陵大学经济系被并入了上海复旦大学。在这里，给他上二年级政治经济学课的是刚从中共人民大学受过苏联专家培训的教员蒋学模。蒋后来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沿用了几十年，据称先后发行了1 800多万册。蒋学模对学生时期的吴敬琏印象非常深，在几十年后的一次聚会中，他指着吴敬琏，用一口浓重的宁波腔说，“他是我的好学生”。也是在复旦的班上，吴敬琏与一位名叫周叔莲的同学十分投缘，这一缘分后来延续了一辈子。
1953年，吴敬琏和周南大学毕业。南京的周南留校当了助教，上海的吴敬琏竟又掉了“链子”，他被检查出肺病未愈，不能分配工作，只好留在学校的康复楼里又乖乖地养了一年的病，兼任康复楼团支部书记。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实在很难想象，在后来，当他80岁的时候，居然还能站在讲台上连续讲课3个小时。
1954年，吴敬琏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是当时中国研究经济学的第一重镇。当然，比吴敬琏更高兴的人还有一个，那就是邓季惺，因为宝贝儿子又回到了她的身边。不过，这时候的吴敬琏已经让她觉得越来越“陌生”。有一次，吴敬琏对母亲说：“你以后不要坐沙发了。”邓问：“为什么呢？”吴答：“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为什么要坐沙发呢？”还有一次，吴敬琏公开表示，“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过惯了优裕生活的邓季惺和陈铭德都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应答。
进了经济所，吴敬琏仍然是积极分子，他当上了首任团支部书记。
当时的经济所不到50个人，据吴敬琏的回忆，“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它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创所所长陶孟和，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博士，从事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的研究，正是他，在全国解放后把全所从南京带到北京，中科院成立后，他升任副院长。代理所务的巫宝三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从事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副所长严中平，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后留英进修，是近代纺织史方面的专家，显然，他们的知识背景及结构，已经无法适应计划经济的理论需要。
吴敬琏去报到的时候，代所长是狄超白，他是3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早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1953年被派进的第一位党员所长，其余人中，唯一一个懂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是胡瑞梁，他早年在蒋经国的赣南干部训练班上，教过《资本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党组织需要急迫地往这里注入年轻的血液，从1953年开始，陆续有一些新人进入了经济研究所，周叔莲就是这一年分配到经济所的。1954年，与吴敬琏一起分配到经济所的有8个大学毕业生，其中包括张卓元、利广安、黄范章、刘厚成等人，吴敬琏是两名党员之一。第二年，又有一位叫刘国光的苏联副博士从莫斯科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毕业归来——他是1951年被社会调查所派出学习的。新的经济研究团队就这样渐渐构筑起来了，这些人日后均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支柱。
1955年，吴敬琏和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实习员乌家培被派去给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当助手，学习国家财政和企业财务问题，这是他第一次与世界级的学者近距离地接触。毕尔曼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是苏联顾问团中主要的财政专家。他所创作的《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财务》（1953年出版）是苏联教育部审定和推荐的这门学科的第一部教科书。在中国期间，他帮助建立了苏式财务管理模式，一直到2000年前后，中国不少领域——譬如交通产业、物资流通产业的财务运作体制，仍然是毕尔曼当年所设计的。
那段时间，吴敬琏和乌家培天天跑到国务院各个经济主管部门的财务司，去抄写历年的财务报表，而他向毕尔曼老师学习的是“卢布监督”的理论。
所谓“卢布监督”，就是强化经济核算制，对原材料和产成品均定价算账，用货币来考核。加强卢布监督，正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经济改革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在日复一日抄写财务报表的日子里，吴敬琏的内心第一次闪过了隐约的困惑，因为他发现，现实中的经济运行与苏联教科书上光彩绚丽的图画相比，实在有不小的差别。“有计划按比例”的理想与设计看上去非常的圆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生产单位之间，以及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却无处不在，各种比例经常失调。而这种状况似乎在计划体制下是无法调和解决的。
甚至连他的老师毕尔曼也对苏式管理有自己的反省。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6年年初，中国在农村推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在一次谈话中，毕尔曼发表了一个意见，认为在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不要学苏联。他说，苏联通过税收动员的资金不到预算收入的10%，主要是通过价格向农民索取积累。这样做，虽然政治上很漂亮，但经济上带来的问题很多。现在中国“业务部门的同志有一种倾向，就是盲目地重走苏联走过的路。这样可能会走弯路，造成损失”。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对自己的经济模式公开提出质疑，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界和理论界对刚刚建立起来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也提出了许多非难。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年以后担任经济所代所长的孙冶方所提出的“把计划建立在价格规律基础上”的主张，以及另一位研究员顾准——他将在日后与吴敬琏有极深的渊源——所提出的更为彻底的观点，他认为可以由自发涨落的市场价格调节社会主义经济。
1956年年末，吴敬琏参加了由国家经委牵头进行的全国体制调查。他日后写道：“在这一阶段，我越来越觉得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着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片面依靠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而没有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和有关经济杠杆的作用，使经济管理过分集中和僵硬，不能发挥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
然而，对于1956年年末、1957年年初的吴敬琏来说，他内心的那丝对斯大林模式的困惑如晴空下的一朵小小阴云，很快就因为接踵而至的“反右派”运动（1957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而消散不见了。
1956年６月的一天晚上，吴敬琏突然对周南说：“我们后天结婚。”
在此前的两年，随着吴敬琏进京，周南也被选送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幼儿教育，虽然这时，两人在每个周末的定期约会中早已“私订终身”，但周南对于吴敬琏决定后天就要举行婚礼还是感到十分突然，她问：“怎么来得及准备？”吴敬琏的理由是，“不然我又要出差了”。
为了赶在吴敬琏出差前把婚结了，亲朋好友一通大忙。吴晓莲是这样描述的：“第二天，周南的同学们集体总动员，有的上街买糖果，有的陪她去买床单。南长街一号里也是一通大忙，我奶奶拿出了压在箱底的百子图被面，赶紧找人缝棉被，二姑爹负责买酒买汽水，二姑妈送了一个新床罩，又借给我妈妈一双漂亮皮鞋。幸好不用给我妈现做礼服，因为她早已为自己当新娘这天定做好了一件丝绸旗袍，不过理发做头却不能省，忙得最后连登记领结婚证都差点儿没来得及。”
“最不忙的人可能就数吴敬琏自己了，人家是革命得很。结婚也不穿特别的衣服，就是一件布制服，头天拿出来洗好晾干就行了，不过，看他们的结婚照片，吴敬琏的浅色布制服还是挺精神的，我妈妈的花绸旗袍也十分漂亮。”
从留存的结婚照上看，这对新婚夫妻有着逼人的年轻与纯洁，的确是一对令人钦羡、郎才女貌的佳侣。吴晓莲感慨说：“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看成是中国50年代一对典型知识分子的招贴画。”
不过当时，发生在吴敬琏身上的事情，却比照片上的单纯和欢愉要复杂得多。正是在那段时间，他和他的青年同事们陷入了一个大漩涡之中，结果遭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场重要波折。
1956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沉寂多时的学术界顿时活跃起来，经济所里的年轻人们自然热血沸腾。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让这群天资聪慧的人们都与吴敬琏一样，萌生了莫名的困惑，他们渴望自由思考。
此时，吴敬琏已经担任所党支部的组织干事，专门联系团支部，而团支部书记则由比他晚一年进所，也当过毕尔曼助手的乌家培继任。团支部在经过了几次热烈的讨论后，给党支部写了一份汇报，提出青年团员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争取在若干年内达到“副博士水平”。代所长狄超白及党支部委员们看了，顿时火冒三丈，他们认为青年们应当“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干什么学什么”，团支部这个号召“集中了团员中的落后思想”，是“不接受党的领导，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方向”。团支书乌家培“犯了路线错误”，首当其冲被撤销了中科院团代会的代表资格，经济所组织了3次团支部大会、8次小组会，做了162张“思想卡片”，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
同样年轻的吴敬琏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在一次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吴敬琏一边做记录，一边听党支部的人批乌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说：“我认为没有错，他们是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呀。”话音刚落，狄超白等人马上用手指着他，齐声喊道：“原来你就是后台！”
吴敬琏自然不服，索性说了好长一段话，把青年人平时的苦恼都倒了出来，比如黄范章爱好英语，来到经济所以后想搞世界经济，所长不同意，分配他去搞手工业改造，黄只好业余读英语，又被批评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没有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狄超白等人发现吴敬琏居然是一个比乌家培还“危险”的人，于是，批斗的矛头迅速转向了他。
吴敬琏看上去文静柔弱，其实内心却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这一点酷似母亲邓季惺。吴晓莲曾开玩笑地将这对母子比做“矛”和“盾”，都是得理之处绝不轻易让步的人，这一个性将在日后的数十年内一再清晰地呈现。他当即给中宣部科学处写信反映了发生在经济所里的这场纷争。不久，科学处派人前来调查，接着又向团中央（时任团中央书记是胡耀邦）通报了这一情况。接到这一情况后，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年》当即派出记者入所采访，在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项南和宣传部长孙轶青的指导下，1956年7月期的杂志上，刊出一篇题为《为什么打击青年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的新闻调查稿，在8月期的杂志上，狄超白写了一篇《关于鼓励青年积极性的讨论》，为党支部的做法进行辩护，青年人们则提出了反批评，吴敬琏、张卓元合写了《只是指责过严了吗？》，章良猷和周叔莲则写了《三大“罪名”》。《中国青年》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团中央主办的报刊，这一组报道一出，经济所里这场“茶杯里的风波”顿时全国皆知了。
在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以及团中央和中宣部科学处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党委决定批评经济所党支部的粗暴做法，吴敬琏等在争论中取得了胜利，年轻人扬眉吐气。可是，好景并没有太久，进入1957年后，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吴敬琏等人的言行立即成了“反右派”的斗争对象。所有参与辩论的年轻人全部遭到调查，党支部的人首先将出差在外，并没有参加“鸣放”的章良猷以他“向党交心”的自我检查材料打成了“右派”，然后向中科院“反右派五人小组”上报材料，要求将领头的吴敬琏划为“右派分子”。最后，吴被定性为“中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而最诡异的是，想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的狄超白等人，不久也按照“反党委就是反党”的逻辑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
发生在吴敬琏结婚前后的这场风波，在日后看来，很有耐人寻味的寓意。它是一批信仰社会主义理论、已有一定学术涵养的青年们，为了追求“思想自由”所进行的一次集体抗争，尽管它最终以“失败”收场，却深深地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种子。
与“三反五反”运动时期表现出来的“坚信不移”所不同的是，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吴敬琏开始痛苦地怀疑自己。他原来以为，自己天生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血管里流淌的就是奔腾着的、革命的血液，而此刻，他一再地检讨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同路人”，或者叫做“民主革命派”。他在日后写道：“在这次政治风暴和往后的批判运动中，我怀着涤除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具有的‘原罪’的虔诚愿望，努力说服自己：过去自以为并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种种观点，其实都是‘修正主义’的谬说。昨日的我全然错了，今后要回到正确道路上来，一切学术观点的正误，也要以是否有利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最终的准绳。”（《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
就这样，从1946年那个膜拜革命的激进少年，到1956年这个充满了自责感的学术青年，吴敬琏走过了不长不短的10年。而由怀疑自己到怀疑时代，未来的吴敬琏，还有10年的路要走。
新星与“批孙”
吴敬琏多次言及，“在1957年以后的10年中，我的治学生涯，是在复杂矛盾的心情下度过的”。
这种复杂和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是后来者很难感同身受的，它意味着，一代天资卓越、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压抑住内心所有的怀疑，以空前的热情去构筑和论证一系列日后被证明是完全荒谬的思想体系。而更可悲的是，在他们的生命进入中年或晚年之后，又不得不转身，以更大的道德勇气和理论武器，对那个他们亲自参与构筑的、无比顽固的体系进行毁灭性的推倒。
吴敬琏就是其中的一个人，这也是那一代经济学家的所有悲怆性所在。
进入1957年之后，吴敬琏屏蔽了全部的疑惑，开始投入到对计划经济理论的全面论证之中。他很快成了同时代的青年经济学者中较具理论深度的人之一，而他试图批判和辩驳的“反动对象”，则是他日后最为景仰的两位前辈师友。
1957年，随着狄超白的“靠边站”，经济研究所来了新所长，他便是老资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年）。这是一个1924年就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初期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在就孙冶方进所前后，他的一位老同事、老朋友顾准也来到经济所当研究员。他是一个瘦高个、带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人，早年曾是上海滩很出名的会计学专家，编写过《银行会计》一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中共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山东财政厅厅长等职，上海解放后，被委任为第一任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和税务局局长。在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因为“不听话”和与中央政策不一致而遭撤职。顾准到经济所后，孙冶方安排他当财经组，也就是吴敬琏所在组的组长，不过据吴的回忆，当时的顾准只顾自己埋头读书搞研究，几乎不管组员。在青年人眼里，这是一个已经在政治上落伍了的人。
孙冶方和顾准都是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理论家。1949年5月，被解放军攻占的上海曾经陷入极度的经济紊乱，全市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三分之一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八成以上，工厂主人心惶惶，谁也不敢生产，工商矛盾空前激烈。而恶性通货膨胀更是可怕，物价几乎天天翻番上涨，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也都被利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的金融性投机活动者竟达30万人之众。面对这种险恶景象，孙冶方和顾准在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的带领下，进行了铁腕式的治理，孙冶方主管工业的复兴，顾准则着手重建业已瘫痪的征税体系。在他们的携手努力下，仅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物价，创造了让国内外都很惊讶的“上海奇迹”。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在上海这个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他们还参与建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计划经济运行体系，其中，又以顾准的贡献最大。他根据陈云的思路，从流通入手，通过垄断生产资料供应和产成品销售的方式对制造业进行控制。以当时最重要的纺织业为例，顾准成立国营的花纱布公司，私营纱厂不得再自购棉花，自销成品，所有产品均实行统购统销。为了与花纱布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国营的供销合作社，还把全市的私营运货车全部取缔，新组成了一个上海搬运公司，它成为交通运输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写道：“国营商业控制了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筑材料、粮食等项的私营零售业无法照旧继续下去，国营商业不得不扩大到零售商业范围中去，华东商业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组织了几个零售公司，交给上海市管理。以上趋势，还在急速发展，不久就扩大到建筑业范围中去了。
”此外，他还借鉴苏联的经验，创造性地设计了财税专管员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在这期间，顾准表现得非常激进和“左倾”，当过中科院副院长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在日记里记载说：“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1952年在上海指导“三反五反”“打老虎”工作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给毛泽东及中央的一份简报中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念头。”使人想不到的是，几个月以后，斗争的矛头就转到了顾准自己的身上，他被宣布由于一贯“自以为是，目无纪律”，“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被撤销一切职务。据顾准后来说，在撤职赋闲期间，他认真读书和思考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认识才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也就是说，在50年代中期以前，吴敬琏对计划经济制度的理解还是从书本中得来的，而孙冶方和顾准则是这一制度在中国得以确立的重要实践者。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善于思考的孙、顾两人都发现了这一制度的致命缺陷。尤其是顾准，在撤职后对正在建设中的计划经济体系进行了深度的反省。在他们看来，这个经济制度最重要的缺失，就是对价值规律的漠视，他们破天荒地认为，“我们必须研究社会主义下面的商品生产问题”。1956年6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1957年，顾准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下称《试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惊人观点。②
事实上，在1956年前后，已有不少人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计划经济的运作规律，譬如孙冶方的堂兄、时任中财委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的薛暮桥（1904~2005年）也在1957年的春天撰写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了困扰内心的四个问题：“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是否可容许小商品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并有一些发展，然后慢慢改造它们？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使消费品的生产能够适合人民的多方面和多样化的需要？第三，怎样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持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平衡？第四，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应当首先用于什么方面？”不过，当时的薛暮桥还不敢像顾、孙那样思考，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我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一直把价值规律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研究的，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消灭以后，价值规律也就不起作用了。”
在所有的先行者中，以顾准的思想深度为最，在《试论》一文中，他展现了让人仰止的道德勇气，无比大胆地写道：“可以知道，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作为一个会计学专家，顾准在文章中一再挑战传统经典理论。他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再三指明过；社会主义是实行经济核算的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指明过。相反，他们确切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将没有货币，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他认为，这是一些需要修正和演进的理念，“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须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巨大的生产企业，其具体核算单位还必须划小”。
孙冶方和顾准的这些思想，连同毕尔曼教他的“加强卢布监督”的思想都对吴敬琏形成了冲击，但是1957的教训使他对越过斯大林模式的“雷池”心存疑虑，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苦苦寻找自己的出口。孙冶方十分喜欢这位清秀而聪慧的年轻人，当时，周南已经从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班毕业，按原来的约定回到南京工作，担任南京师范学院学前教育教研组的副组长，她很喜欢南京，希望吴敬琏也能南下工作。孙冶方惜才，再三动员吴敬琏留下。
1957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发动了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提出在一年内把中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一举超过英国。全国上下为了这一目标陷入狂热，各地建起了数以十万计的小高炉，人们满怀热情地日夜炼钢。吴敬琏参加国家经委组织的大炼钢铁考察团去了四川和湖北，他在四川涪陵住的时间最长，在这里，他看到人们建起了几百个炉子，火光映红了夜空。在晚年的口述史中，他说：“开始的时候，对这种精神是非常佩服的，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用木柴炼出来的根本不是铁，没有用。最糟糕的是生态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因为炼钢的燃料不够，西南局就开电话会议，第一书记李井泉说，燃料不够就砍树，毛主席指示我们，只要有了钢铁，一切问题都好解决，砍了树，有了钢再种上去。然后就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剃光头。但就是这样，炼钢的指标还是没有完成。后来发生了大饥荒，四川饿死人最多的就是涪陵，当地的农业完全被破坏了，一个四川盆地的鱼米之乡，却成了很穷很穷的地方。”
目睹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心生疑窦，却不敢往危险的地方去想。检查组的组长、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范若一是一位老革命。范一到武汉，就去看望老战友、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范回来后告诉吴敬琏等人，王任重说，有的地方报道一炉子就能炼几万吨铁，这是绝不可能的，不能这样蛮干。回北京汇报时，范若一讲了他的一些观感，后来在国家经委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离开涪陵后，检查组一行人又到河南安阳考察那里的“小土群”，然后归京。这段时期，吴敬琏仍然在“正统”的理论轨道上滑行。
就是在风雨飘摇的1959年1月17日，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一周后正是他虚岁30的生日。这是一则关于即将召开的上海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的报道，记者引用了青年学者吴敬琏的观点。吴认为，在当今的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下，已经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关系，只不过多少还遗留着商品交换的痕迹，即程度不等地应用着在商品交换中也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因此，把全民所有制企业间的交换称作“产品交换”是妥当的。很显然，吴敬琏的这一观念与孙冶方等人相比，显得更为“思想纯正”。在经典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直认为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同社会主义不能兼容，而斯大林在具体的国家治理中发现，这一理论引导的是一条无法通行的道路，所以他在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加入了货币结算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元素”，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也正是在1959年年初，国民经济因“大跃进”的虚耗陷入空前的低迷，可怕的三年大灾害（1959~1961年）开始了，政治运动减缓。3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讲话中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孙冶方等人为之大受鼓舞，认为反思的时刻到了。
4月，中国经济学界在上海的和平饭店主办了一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这是建国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245位，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公认的四大经济学领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学部委员和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骆耕漠、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这四位在日后均与吴敬琏有很深的渊源。学者们提交了54篇论文和23篇调查报告，大家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关于人民公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3种主要交换关系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
在研讨会上，吴敬琏、张卓元和孙尚清等年轻人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充当助手和编写会议简报，据吴敬琏的回忆，这次会议开得没有火药味，不像后来的“学术讨论”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有激烈争论，却完全是学者之间的平和讨论”。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就价值规律的问题达成了共识——日后证明这一共识在政治需要面前是多么的脆弱。据张卓元回忆，“在青年学者中，吴敬琏是唯一一个能够插得上话、坚持阐明自己观点直到最后的人，让人印象深刻”。
这次讨论会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破冰式的意义，但是对实际的工作却没有产生现实的推动，在饿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的时刻，经济学家们的坐而论道显然“缓不救急”。
更让人感叹的是，到了7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原本决定对当前的失控景象进行反思，而最终的结果却以更激进的方式闭幕，对“大跃进”持有不同看法的彭德怀元帅等人遭到严厉批判，会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形势大好，前途光明，继续“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风向突变让中国失去了一次清醒反思的机会。而经济学界也按照政治指挥棒的指挥，径直向“极左”的方向疾行。
后来将发生的事实是，下一次关于价值规律的讨论会将在整整20年后的1979年4月举行。
1960年一开春，吴敬琏学术生涯中发生的大事，是和自己的年轻同事桂世镛一起被派去作孙治方和于光远的助手，参与准备孙于两人与苏共展开论战的论文。接着，吴敬琏参加了理论界学习毛泽东《政治经济与读书笔记》的研讨班。通过这次学习，吴敬琏完全被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所吸引，认为经济研究工作的意义就在于阐述毛泽东的这些思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60~1964年期间，吴敬琏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写出了他40岁前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二是参与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材编写。
1960年5月，经济所主办的《经济研究》刊出了吴敬琏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它不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造成了轰动，甚至在国际左翼理论界也产生了影响。
在这篇论文中，吴敬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这是一种貌似大胆的、带有原创性的思想。当时的吴敬琏便进行了两个向度的解释，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在若干方面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呢？据我们的理解，资产阶级法权就其完整的意义来说，就是私有权，就是商品所有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具有特征性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的经济规律起着主导作用，首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显然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其次，社会主义不是盲目地、无政府状态地进行，而是由社会‘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据此，他推导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经济中私有制的残余，需要有步骤地加以消除。”他所指的“残余”，包括“资本家还在拿定息，农村中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农民私人副业产品中的一部分还可以在初级市场上出售”。
吴敬琏的这篇论文充满了矛盾和黏合的痕迹，他试图在经典理论的叙述框架内消解所有的思想冲突和争论，他提出的这一“过渡理论”，为当时的执政者提供了“灵活”的理论武器。在这篇近两万字的论文中，吴敬琏展现了吴式研究的两大基本特点。第一是论述形式上的严密性，他先是提出问题，陈列不同的观点，接着提出己见，最后进行详尽的论证，他的论述具有强大的逻辑能力，能够娴熟地调动各种理论工具为己所用，他的文字并不华丽却充满了思想的灵光。第二是理论的融合性，他愿意为现实而不惜进行思想和立场上的妥协。晚年的吴敬琏回顾这篇早年旧作时说：“它不过是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的革命逻辑的‘学术性’阐释。”
《经济研究》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发表，意味着一颗经济学新星的崛起，吴敬琏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中的一位标志性人物。他的这篇论文后来流传到国外，被日本的一些左翼理论家看成是中国学者在苏联政治经济理论陷入困境后进行的一次突破性的修订，是在某种原则上区别于苏式学说的代表作。吴敬琏因此受到前辈学者们的青睐和器重。
在上海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要求，孙冶方和于光远分别组织班子，编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60年10月，孙冶方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教科书，他组织所内近40人开始在中央党校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1961年3月到5月，他又召集编写小组骨干成员在香山饭店研讨书稿，吴敬琏参加了这一会议。几乎与此同时，于光远也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政治经济学》，吴敬琏被同时征调。1961年，这本书的“资本主义部分”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写成了，并于当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被长期而广泛地使用。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写作班子在社会主义部分的创作都陷入了困境。于光远的写作组从1961年写到1964年，只写出一些“部件”，无论如何也成不了体系。孙冶方的写作组苦战经年，反复研读了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致使它最终流产，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末，孙冶方出狱之后，再度组织吴敬琏等人攻关，在他去世之前竟然仍未完成。于光远的班子撰写资本主义部分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是进入社会主义部分后，却进展缓慢，几乎寸步难行。日后，吴敬琏回忆说：“我总感到编写组的气氛有些特别。一方面，于光远骨子里倾向自由主义，在编写组里培育自由讨论的气氛，几乎任何问题都能讨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宣部‘阎王殿’在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总管，需要贯彻党中央的政治意图。”最终，于光远的这个班子只写出来若干篇章，其中包括吴敬琏独立写作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以及他与陈吉元等人合作的《全民所有制经济论》。
1963年初夏，33岁的吴敬琏、周南夫妇的第一个女儿吴晓莲出生了。当时，他们家的第三代全部住在北京南长街那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吴晓莲与四个表姐、表哥都归邓季惺统一管理，这位已经彻底靠边站的“右派分子”重新拾起当年在南京第一托儿所当所长的劲头，乐此不疲地干起了保姆总管的工作。
风华正茂的吴敬琏在工作、生活上两厢得意，似乎正处在事业的上升阶段。可是命运总喜欢在最不经意的地方玩一出恶作剧。紧接着，一件让吴敬琏终生悔痛的事情发生了。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画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自由市场”。他还指出了陈伯达在一份报告中的基本概念错误，例如把“商品流通量”说成是“商品供应量”，这自然引起后者的嫉恨。1963年年底，孙冶方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刘国光的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到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灾害的低谷中恢复起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日渐成型，而它的发生中心就在孙冶方领导的经济研究所。
开头炮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最高领导人之一张闻天（1900~1976年，曾用名“洛甫”）。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20世纪30年代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度主持中央工作；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淡出领导层核心。建国之后，他曾出任驻苏联大使。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被定为“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之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了一名“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时年64岁的张闻天写出《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搞自由竞争。
张闻天的文章显然鼓励了其他思考者。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3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提出粮食价格的购销倒挂问题，建议提高农村中返销粮的销售价格，提高到购销拉平，以此为突破口，理顺已呈僵化态势的物价体系。6月，薛暮桥的论文在经济所进行了讨论，会上，孙冶方和顾准都赞同他的观点，顾准还专门写作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倡议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此外，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观点都聚焦于计划经济的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
进入1964年的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极左”理论家们组织了多场座谈会，对这些观点进行清剿。在这一过程中，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他是经济所的所长，而自由化言论大多出自该所。
批判孙冶方的序幕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拉开。
在这次会议上，杨坚白、张卓元撰写的《生产价格论》等两篇论文遭到点名批判，发言者的调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气氛十分紧张。孙冶方被点名务必参会，但没有安排发言，这时，坐在一角的他实在按捺不住，站起来大声说：“不要再批他们了，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
接着，孙冶方操着一口浓烈的无锡口音论述自己的观点，“许多国家，包括中国，从苏联承袭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这种观点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模式，严重束缚了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
有人当即质问：“请问，你宣扬的规律是什么？”
孙答：“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条！”
会后，杨坚白与孙冶方一起出门，杨悄声说：“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来报名呢？”孙说：“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观点是我的，我来承担责任。”
10月，中央宣传部派出30多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冶方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因此，孙冶方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且有“里通外国”的重大嫌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
孙冶方却不肯低头认罪。这个倔强的无锡人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进一步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对他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于1968年4月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7年。
孙冶方的朋友们也纷纷遭殃，杨坚白、桂世镛等《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骨干被认定是“张、孙反党联盟”的“八大金刚”，一直受到他保护的老“右派”顾准这次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作为“张孙反党集团”的“外围”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然后同样送到周口店劳动改造。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由理论探讨迅速升格为政治斗争的大辩论中，吴敬琏扮演的角色是尴尬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孙冶方对吴敬琏非常器重，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比较接近，可是在这场批孙斗争中，用吴敬琏自己的话说，他成了“批孙”的积极分子。
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说，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思想上的原因。吴敬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一文中阐述的理论基本上秉承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以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论尼·苏汉诺夫札记）》中的观点，即认为共产党执政，先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经过一个漫长的过渡性阶段，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种种残余，其中包括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等资产阶级法权。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孙冶方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认定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演进的基础，而价值规律、货币交换等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
第二，是人事上的原因。自1961年之后，吴敬琏就被属于中宣部管理的于光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征调去写书，与科学处的一班人十分熟悉。而此次，中宣部派出的进驻经济所的工作组，就是从科学处抽调的。1964年春季，编写组去东北考察调研，吴敬琏和陈吉元原本是应当随队前往的，然而，于光远却把他们留了下来，为工作组即将进驻而向他们摸底。所以，当工作组进所批孙的时候，吴、陈以及周叔莲就成了被利用来“批孙”的骨干。
吴敬琏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工作组进所后，照着搞运动的老套路，先是扎根串联，找出一些积极分子来，当然我和陈吉元都是工作组依靠的积极分子，然后就先‘扫清打外围’，抓几个‘反革命’出来，从揭发顾准、骆耕漠、杨坚白的所谓‘历史政治问题’入手，然后就给孙冶方加上‘招降纳叛’的罪名，开始揭发批斗。”
在对孙冶方的批判中，吴敬琏担当了“理论反击员”的角色。在这一年12月期的《经济研究》上，他与陈吉元、周叔莲联合署名发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容歪曲》一文，指出：“一种社会生产只能服从于一个目的，而不能服从于两个不同的目的。生产要么是为了利润，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要么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这一论断显然是冲着孙冶方去的。
对孙冶方的批判，是吴敬琏此生参与的第一场重要的理论论战。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他还将卷入10多场重要论战，其中不少场的是非曲直，迄今仍未定案。不过就第一场而言，他站在了真理的对面，尽管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被利用了的配角。
吴敬琏日后对这段经历从不讳言。他说，这段时期所研究的问题和所做的学问，虽然其中是一些技能型知识，还是有用的，但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些“假问题”和“伪科学”。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讲述自己参加对孙冶方批判的事，一次次揭开滴血的伤口，表达忏悔，对自己进行批判。1997年，他在《我与顾准的交往》一文中沉痛地写道：“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却不能不把自己由于自私和盲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错误的态度引为终生的教训。”2000年，吴敬琏因揭露股市黑幕而达到个人声望的顶峰，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专门为他录制了一期节目，以表达对他的敬意，面对全国亿万观众，他坦陈，“我也曾经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当过风派人物……”在谈及孙冶方和顾准时，他说，“他们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我要达到他们那个境界还差得很远”。
发生在1964年的这场运动，拿敢讲真话的老马克思主义者孙冶方开刀，使全国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此后13年，中国经济理论界万马齐喑。
劳改队生活
经济研究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全所成员就开赴京郊农村的周口店公社，和北京工业大学的部分师生合组成北京市“四清”工作团周口店分团，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吴敬琏担任分团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工作分团的编写简报、准备案件审批材料等业务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四清”正处于收尾阶段，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新领导班子刚开始工作，工作团突然接到北京市委的命令，撤回城内集中学习。原来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5月，以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爆发。
接下来的十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失去的十年”。这个有着数千年世俗理性的伟大民族陷入了集体的狂热，人民为了“捍卫”同一个领袖和信念而互相厮杀，偏执而充满了谎言的意识形态控制了一切，国民经济全面瘫痪，一切都充满了自毁的倾向。一开始，只有极少数的清醒者在理性地思考，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从苦难中觉醒了过来，但是所有的人仍然被压抑在强大的政治机器之下。对于吴敬琏来说，他生命中最好的那一段时光将与这个时代一起被白白虚掷，与此同时，又在人生道路上完成了一次“凤凰涅磐”。
跟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他曾经热烈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从运动一开始，南长街的邓家就遭到了浩劫，红卫兵冲进家里，批斗老“右派”邓季惺和陈铭德，把东西砸得稀巴烂。周南这时候是北师大幼儿园的园长，因此就成了“当权派”，比吴敬琏先受到冲击，她被“造了反”，成了每天打扫卫生的清洁员，她的女儿、只有3岁的吴晓莲因为是“狗崽子”，被人用墨水涂脸，画成了一只猫。有一次，红卫兵正在南长街的家里抄家，周南回去看老人，当即被一把逮住，揪住头发，剃成了一个阴阳头。那些日子，北师大主楼上不时有人因不堪受辱而跳楼自杀。周南后来说，“我都有一死了之的冲动，好在对这个家的惦念把我留了下来”。她上下班在师大院内行走时，都会碰到不懂事的孩子拿石头打她，好几次后背都被打青了。晚上回家后，吴敬琏就用酒精给她搓揉，他怕妻子想不开，便拿出《毛主席语录》对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吴敬琏念一遍，就让周南跟他念一遍。就是靠着丈夫的温情和这种“念语录”的办法，周南的苦闷稍稍得到了化解。
尽管母亲、继父和妻女都受到了如此屈辱性的冲击，吴敬琏的内心仍然认为，革命是必须的，他在口述史中回忆说，“运动开始时，觉得这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是有必要的，像我们这些人更应该彻底改造”。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还是以平和心态接受改造。
“文革”初起时，经济所成立了由最先造反的“根正苗红”的青年研究人员组成的“文革筹委会”，领导运动。吴敬琏是“四清”工作分团的党委委员、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的学术秘书，于是被宣布为“黑帮分子”，甚至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天关在房子里，写检讨，不得自由活动。不久，“筹委会”竟也被宣布是刘（刘少奇）邓（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成了一个“反动组织”。吴敬琏在经济所的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宣布“自我解放”，算是闯过了“文革”的第一个劫难。随后，他与同样是研究组学术秘书的周叔莲、张卓元、黄范章等人诚心诚意地投入到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
经济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和中科院的其他学部不同，哲学社会科学部从1958年以后就不归科学院，而由中宣部直接领导。“文革”爆发后，学部分成了两大群众派别，一派是“学部红卫兵联队”（简称“联队”），另一派是“学部红卫兵总队”（简称“总队”），两派之间你死我活，厮杀得难分难解。
吴敬琏身处学部这个“文革”漩涡的中心，“意外”地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在造反浪潮刚刚席卷而起的时候，经济所所在的学部竟是暴风的发动地之一，学部“联队”的核心力量是由哲学所的人员组成的。“中央文革”成员关锋就出自哲学所。哲学所“联队”的领导成员吴传启、林聿时、周景芳等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非常密切，学部因此成为“前线指挥所”，是一个号称“拐一个弯就是中央文革”的特殊地方。吴敬琏回忆说：“处在学部这样一个与‘中央文革’有特别关系的指挥中心。我们比较容易发现，在一次又一次打着漂亮的革命旗号的行动中，有一只居心叵测的黑手在操纵，它通过学部这个中转站，煽动、指挥学校和机关中一些不明真相或怀有个人野心的人充当打手，为他们火中取栗。”
让吴敬琏们认清这一事实的重要事件，是1967年2月的“反二月逆流”事件。这一月，周恩来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会议。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和叶剑英等军队老帅强烈抨击“中央文革”的错误做法，他们的这一行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定性为“二月逆流”。接着，江青、康生等人就利用这种形势，试图将以周恩来为首的党内“保守派”一举扳倒，于是，由学部“联队”出面，按照“打倒谭震林，炮轰陈毅、李先念，孤立周恩来”的策略，策动一些学校的红卫兵，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二月逆流运动”。
吴敬琏回忆当年的景象时说：“当时最使我反感的是所谓的‘反二月逆流’。学部的人可以看得很清楚，红卫兵对一些老领导人的冲击完全是按照上面的部署进行的。他们通过‘联队’与高校和政府机关的造反派组织联系，将这一部署变成‘群众提出的要求’，然后由上面表态，‘支持革命群众的正义要求’。例如，他们对谭震林的定调是‘打倒’，过两天真的打倒了，陈毅是‘炮轰’，真的被炮轰。这完全不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操纵和运动群众。当时，我们不敢怀疑江青，怀疑谁呢，怀疑‘中央文革’其余那些人，特别是康生。”于是，吴敬琏和他的朋友们参加了1967年年初从“联队”分裂出来的“非联非总”的第三派群众组织：“革命大批判指挥部”（简称“大批部”），它的主要成员是经济所里的“中间分子”和学术骨干。
“反二月逆流”后不久，学部和吴敬琏很快又卷入了一个更大、也更凶险的政治漩涡——“五·一六事件”。
1967年5月初，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一些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的传单和大标语，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北京的群众对这一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大批部”的一些成员认为，“五·一六”可能与吴传启、林聿时等人有关系。吴敬琏还和经济所的赵人伟一起，躲在“大批部”的堡垒——东厂胡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里收集和整理材料，认为从思想脉络和提出的口号看，“五·一六”和学部“联队”的领导人是一丘之貉。
到9月，在“文革”的“极左”力量“反周”和“揪军内一小撮”失败以后，毛泽东批示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
这时虽然已经查明，贴这些传单和大标语的是北京钢铁学院一个人数很少的“极左”学生小组织。可是江青等人却借题发挥，把“五·一六”定义为“炮打‘三红’（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发动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打击反对派，刻意将清算运动扩大化。
1968年年初，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相继进驻经济所，宣布要抓这里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可笑而具有讽刺性的是，在那个理性紊乱的年代，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一开始，军宣队联合“总队”和“大批部”，把1967年后掌权一年多的“联队”骨干几乎全部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就将学部全体成员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吴敬琏回忆说：“他们要打倒谁，是一定能打倒的，而且有证据。比如，他们认定你填了加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表，怎么让你‘主动承认’呢？就把3张表摆在你面前，你指一张，如果指的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打；接着再指一张，直到指中了他们认定的那一张。”
眼看清查“五·一六”变成又一次打击异己、煽动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吴敬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身心疲惫的他一度对现实十分悲观，索性丢下经济学专业，转身着迷于装晶体管收音机，一直装到8个管，甚至买了元器件打算自己动手装一台电视机出来。他每天拿着电烙铁，到吃饭时间也不停，周南只好给他喂干馒头，嘴张一下，馒头喂一口，常常噎着。这时，倒是周南有个朴素的想法：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她劝吴敬琏停止这些手艺活儿。就在这时，1969年10月，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下达了准备打仗的“一号命令”。接着，学部军宣队宣布，学部全体工作人员不分老幼，整体下放到河南信阳地区的“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首先是在地方产生的。1968年春季之后，随着刘少奇等人被打倒已成定局，党内政治斗争告一段落，该夺的权都夺完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数以百万计的“靠边”干部该怎么处置？5月，黑龙江省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它迅速被认定是一条很好的经验，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大批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仅中央所属各部委就先后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遣送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万名家属。
为了到“五七干校”，军宣队把学部改成军队的连、排编制，文学所是五连，经济所是七连。1969年11月16日，这两个连作为“先遣部队”，先赴息县做基本建设。文学所所属的“第五连战士”中有著名的文学大师俞平伯、钱钟书等人。钱夫人杨绛在《干校六记·记别》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景象，“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
息县归属于河南省的信阳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中国，信阳，是荒诞和悲剧的同名词。
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正是信阳地区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高调宣布实现小麦亩产3 520斤，《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标题进行报道——这是媒体上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由此拉开了一场充满了虚假和灾难性后果的粮食高产竞赛。“大跃进”的狂热直接导致了其后三年的大饥荒。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放卫星最积极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惨的地方，全国的卫星以河南放得最多，河南又以出了“嵖岈山卫星”的信阳地区最耀眼。3年中，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万以上，死亡牲畜74万多头，荒芜土地440余万亩，为全国最惨烈的省份，一向为豫东南“鱼米之乡”的信阳地区更是饿死100多万人，很多乡村绝炊绝户，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大量外逃或饿死，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书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息县地处大平原，盛产小麦、水稻，自古富足，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米饭一半馍”的民谣，可是，到60年代后期，这里却已成了一片荒芜贫瘠之地。“大跃进”时期，吴敬琏曾去四川涪陵做过短期考察，尽管已观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不过却没有切肤之痛。而正是在息县，他亲眼目睹了不当政策结下的惊人苦果，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秘密”。在口述史中，他说：“到了干校，就先起疑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干校大部分所在的信阳地区，走出去几十里路，没有村庄。这个地方是中州，中华民族就是从这里繁衍出来的，它的文明开化已经几千年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大量的荒地？当地人‘忆苦思甜’，他们哭着说的，都不是解放前的事，都是说那3年（1959~1961年），讲的事情都惨不堪闻，因为真的发生了刘少奇所说的惨剧‘人相食’。一个人饿死了之后，虽然他的亲人都没有力气，但还是想办法把他埋得很深，你埋浅了，就给人刨出来吃了。这种故事才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后果，为什么会发生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惨剧呢？”
正是在惨烈的事实面前，以及因此而引发的苦苦追问中，意识形态的硬壳开始残酷地剥落，滴血的新肉一丝一丝地长了出来，这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却将让吴敬琏获得灵魂的新生。
哲人说，苦难是生命最大的财富，这句话其实因人而异。没有人会主动去追求和拥抱苦难，但是当它到来的时候，却会涤荡出不同的底色，有人消沉，有人麻木，有人背叛，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从此警醒和升华。吴敬琏的人生在“五七干校”以及后来的劳改队里彻底转变了，他开始学习独立观察，这位从少年时代就信仰革命的知识分子，没有在革命家们的书本上，而是在贫困和苦难中学会了独立和自由的思考。
让吴敬琏感到幸运的是，就是在干校期间，他“重逢”了顾准。
吴敬琏对顾准这位“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右派”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是在经济所人员出发去干校的前夕。
当时，学部人员在大院里集中待发，顾准问军宣队：“我的妻子汪璧现在哪里？”军宣队支吾以对，最后只好告诉他，汪璧早在1968年就服毒自杀了。顾准一生挚爱其妻，闻言，痴立半晌，然后把头埋在一只饭盒上嘶声嚎哭，如一只丧家的孤犬。同事们站在一旁，凄然相望，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到达息县后，五连分为四个排，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组和《经济研究》编辑部编成二排，吴敬琏与顾准又被分在同一个排里，他们一起劳动和生活。
一开始，全连住在县城的一间棉花仓库里，顾准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景象：“棉花仓库搭了架子，半数以上的人睡高铺，其余的人睡床板，处中间，行李箱笼放在架子下面。这一个仓库很长，有十间房子，这样安排的结果，室内蔚为奇观。”
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脱砖坯，建房子。吴敬琏先是被分配当瓦工。他很快就成了高级技工，负责砌山墙，天亮上工，天黑收工。到了1970年8月，一连盖了7栋宿舍和一座粮食仓库以后，吴敬琏的工种变成了电工，他学习《电工守则》，把电线稳稳妥妥地铺到每一个角落。除此之外，他还与同一个排的青年经济学家贺菊煌自学木工。木工的最高手艺不是打造家具，而是自造木工具——锯子和刨子。锯子比较简单，三根木头加上锯条就可以了，刨子则比较难，槽一定要挖得平整，刀缝要有适当的角度，只有这样，刨花才能出得顺利，不会卡在刨刀槽里。吴敬琏使出了他好钻研的劲头，和贺菊煌总结出一套制作刨子的程序，不但质量好，速度也很快，甚至一天就能做出一把来，他的制刨技术竟在息县的干校里有了点儿小名气。就这样，从瓦工、电工干到木工。这个从小就喜欢理工科的人，没有想到在不惑之年竟真的实现了“理想”。
除了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用于吃饭和睡觉。信阳地区属于淮河流域，盛产甲鱼、鳝鱼，但是农民因为太穷而不舍得吃，干校自产粮食，所以伙食也很好。在那时，除了“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和6本经典著作解说小册子，阅读其他书籍都是不允许的。就是《人民日报》也只许“读”，而不能“看”。因此，天一黑就熄灯睡觉了。一向多病的吴敬琏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不过，这种消停的日子没有过得太久，就因为“深挖五·一六”而被打断了。
江青等人抓住“清查五·一六”的大旗做文章，亲自抓典型，发通报，要求“深挖”，一次次把迫害的烈火煽旺。学部军宣队按上面的指示办事，在把“联队”骨干的“五·一六”罪行办成“铁案”以后，又将清查的重点转向昔日清查“五·一六”的同盟军、今日的“五·一六二套班子”——“大批部”。
1971年4月，学部干校奉命迁到了距离息县50里外的明港镇，住进了一所被废弃的军营，从此，不再需要劳动，每天只搞政治运动，在很多人的回忆中，明港更像一座“集中营”。
运动的主题还是检举揭发和批斗“五·一六分子”。随着斗争的“深入”，坏分子越挖越多，以至于经济所100多号中有三分之一都成了“五·一六分子”。吴敬琏更是厄运连连，有人揭发说，自己曾经让吴敬琏修理收音机，当收音机修好之后，打开一听，竟然是“美国之音”，于是，他又多了一条“反革命”罪名——“偷听敌台”。他几乎隔三差五就会被批斗，有时一天还会被斗上三四次。他被“隔离审查”，连里大多数人都不太敢跟他交往。学部的“大批部”成员中，很多人被迫屈服了，还有人不堪其辱愤而自杀。吴敬琏却死活也不肯承认，他因此被批斗，多的时候，一天会被游斗3次。他回忆说，经济所的军宣队队长似乎对知识分子有着“天生”的反感，每一次批斗会，指导员对他喝喊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把你的破眼镜给我摘了！”他还被逼着供认自己的“同伙”。柳红在《吴敬琏》一书中写道：“有一点特别值得提及，在笔者走访吴敬琏的同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用逼供的办法时，吴敬琏总是秉公直言，绝不乱咬别人，不无中生有。”
不过，这一切遭遇对于吴敬琏来说，都有点无所谓了。他的朋友周叔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下过这样一个情节，“我走出小屋子，往后面一排房子一看，二排的吴敬琏在离我约50多米处洗衣服。他抬头看见我，开口唱了一段样板戏：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当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的不少，他用泰山青松跟我暗示，他没有承认，也要我挺住”。
最后，吴敬琏因为“顽固不化”，被定性为“帽子抓在人民手中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送进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劳改队。
在这个队里，既有像他这样的中青年“反革命分子”，还有不少老资格的“反革命”，有些甚至是过去批斗过他的人。吴敬琏非常孤独，在队里，他与老“右派”顾准走到了一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尽管他与顾准都在经济所，甚至在同一个组里工作，不过却没有太多的交往。追求进步和自诩为“革命者”的吴敬琏对这位两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前辈并无亲近感，他们在经济思想上也南辕北辙。而现在，形势比人强，一切都似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今的吴敬琏也成了一个被劳改的“反革命分子”，他与顾准的社会地位同样“低”到了“贱民”的水平上。
在高强度的体力劳作里，自幼多病的吴敬琏远远比不上比自己年长15岁的顾准，只能当当顾准的下手，两人越走越近。吴敬琏的学术功底和聪慧给顾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做电工，同组的贺菊煌带了一本《高等数学》，吴敬琏随手翻了几页，竟发现有个地方的逻辑推导上有点问题，几个高手聚首一细研，果如其言，吴的数学底子让大家很是惊艳。顾准在日记中还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与吴敬琏一起去信阳城里装瓦，他们借机用经济学家的眼光去观察这座城市的工业，评价它的经济发展，经过一座火电站时，当地人介绍说它有1.6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吴敬琏凭着自己对工业技术的熟悉，从外观和规模推断出，此电站的设计装机容量应该有10万千瓦。
对于顾准，吴敬琏也有了新的认识。有一次，劳改队对顾准进行批斗，指责他“偷奸耍滑”，年过半百、体质羸弱的顾准就是不肯低头，军宣队的人开始打他，顾准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仍然顽固地高昂着头，大喊：“我就是不服！”还有一次，有人前来向顾准调查谭震林的问题，顾准在苏南工作时与谭震林常因工作吵得很厉害，甚至他被撤职也与谭颇有干系，可是，当来人让他确认谭是“叛徒”时，他却坚决地说“不是”，来人就狠打他，打完再问，他说“不是就是不是”，再打，还是说“不是”。另有一位秦姓研究员，是孙冶方的无锡同乡，也是顾准在华东的老同事，思想非常的“左”，在学部工作时，整孙冶方和顾准很厉害，顾非常讨厌他。这时，他也被打倒了，“革命群众”发现，在抗战时期，秦曾在广西桂林当过国民党桂系一个专科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于是被作为“反共老手”批斗。顾准却上门去找专案组说，你们这些人没有历史知识。这个学校是受李克农直接控制的，为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在这里工作怎么能叫“反共老手”呢？
顾准的正直与“较真”让吴敬琏非常敬佩。有一次，在私下交谈中，言及过去几年的红卫兵间的派系斗争，顾准对吴敬琏说：“他们整天斗来斗去，自己很得意，以为是在干革命事业，其实只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益。”
这席话让吴敬琏很有同感，他开始反思自我，把过去坚信的那些理论一一反刍省思，对于曾经全力批判过的孙冶方和顾准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规律理论也进行了新的审视。已经受难十多年的顾准显然比他看得更深、更远，他说，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一个女性人物，她出身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是她父亲的玩偶，结婚以后又是她丈夫的玩偶，为了他们的幸福，她不惜牺牲自己，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娜拉毅然摔门出走。在“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思想领袖胡适提出“易卜生主义”，出走的娜拉成为中国青年自我反叛和自我觉醒的典型，她被认定为“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到了1923年12月，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做演讲时，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惊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深刻的提问——娜拉出走，意味着抛弃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但出走之后怎么办，即意味着革“旧”之后怎样建“新”，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革命革得怎样彻底，也不能说革命取得了成功。鲁迅在演讲中说：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在鲁迅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的困惑仍然未解，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被掩盖了起来。正是在息县的荒芜平原上，顾准重新将之拾起。他尖锐地提问：为什么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成功之后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中国又发生了几乎是对一切人的“全面专政”？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顾准的提问，对于吴敬琏来说无异于惊雷在耳，它像“毒药”一样危险却又充满了新鲜感，他点出了吴敬琏几年来苦思冥想却没有头绪的核心问题。因为与外部世界的彻底隔绝，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时，反思苏联体制已成为全球政治和思想界最重大的命题。在西方思想界，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等新自由主义学者先后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众多著作，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层面对计划经济体制和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进行了挖掘和批判。即使在苏联，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一些经济学家也对苏联经济体制提出了质疑，吴敬琏当年的老师毕尔曼此时成为了计划经济模式的重要批判者之一，1967年，他在《不可避免性》一文中写道：“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又能够这样做?所有这些都不取决于某个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觉悟和良心，而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这种国民经济最可怕的祸根，唯意志主义在经济中的活跃，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员的习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死板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苏联社会创造了适应于它的经济体制。”在苏联经济改革史上，毕尔曼是最早的计划经济制度质疑者之一。
顾准和吴敬琏对这些思想动态当然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是在一个黑暗的“箱子”里，从问题的原点出发去寻找答案。一个让人十分惊讶的事实是，当时的顾准已经放弃了对计划经济制度的“完善”工作，甚至决意从经济制度以外去直接追击问题的本源。他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弄清楚，首先得学习世界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对整个人类历史作一番整理，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就容易看得清楚一些。这样的思想高度，显然非当年的吴敬琏可以抵达，甚至超出了当时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譬如在经济学领域，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等人在晚年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框，不过仍然在经济制度的范畴内进行思考。而作为上述几位的同辈经济学家，顾准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已经意识到了更深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年后，他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
那么，如此漫长而艰辛的“思想长征”应当从哪里为起点呢？顾准的答案居然是：希腊。
理由是，顾、吴以前所学的苏联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和历史书籍上说，希腊、罗马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公社民主制是直接继承来的，似乎公有制度总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共产主义社会不外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归。据此，顾、吴试图从这一理论的前提开始思考——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衍变的呢？
这样的思想探索隐秘而顽强地持续了4年，一直到顾准去世为止，它彻底改变了吴敬琏的价值观和学术立场。在此之前，他的身上流淌着两种不同的“血液”，一是来源于改良主义世家的变革思想，二是被革命年代所激荡出来的激进主义，它们水火不容，互为冲突，在一个天性温和而倔强的躯体内激烈地对冲，每每使之陷入困顿和苦恼。而此时，国家的动荡、苦难的降临以及顾准的出现，让一种新的理性主义力量加入了进来。日后我们将看到，与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相比，吴敬琏有更深重的人文主义情怀，更善于哲学思考，在独立批判的立场上更倾向于社会法治秩序的重建，这种集批判与建构于一身的人格特征，无疑和他的成长历程有很大的关系。
在晚年的口述史中，吴敬琏很少谈及劳改队生活的艰苦，他的乐观，固然是因为个性的倔强，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他的灵魂早已飞翔在思想的世界里。
从息县到明港，他一直与顾准一起偷偷地苦思“娜拉出走之后”的问题，阅读每一本找得到的书籍。按当时的纪律，“五七干校”的“战士”除了《毛主席语录》和《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6本马列经典著作及其注释与解说外，严禁阅读任何图书，他们却对此置若罔闻。吴敬琏回忆说，他们有这样的“特权”，不是因为军宣队的“法外开恩”，而是顾准巧妙斗争的结果。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还是国民党年代为了纪念蒋介石寿辰所印的老版本，有一天他在翻阅时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被狠狠地训诫了一顿，参谋严肃地批判他说：“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当着很多人的面，顾准拿了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解说一书，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参谋当然答不上来，顾准乘机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军宣队的人领教了顾准的厉害，凡看到顾准在读书，就绕着走，以免彼此尴尬。跟在顾准旁边的吴敬琏也因此大沾其光，他们得以读到不少所谓的“禁书”。
这时候的顾准，早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会计学教授、上海市财税局长，苦难让这个人的灵魂变得更加纯净，而思维的深度更是让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时代人。他带着吴敬琏一起，由希腊的城邦制度溯源而下，进而研究中世纪以来的法国革命史、欧美经济变革史，试图搞清楚人类在追求民主制度时所面临的种种抉择与思考方式。同时，他们也研究先秦的韩非子、荀子，在中西思想的对比中寻找异同。
这种富有穿透力和强大时空坐标感的钻研，让顾准的思考力变得愈加尖利，他对诸多寻常事件的看法已信手拈来，皆成智珠。某次，一位棚友购得一本《天演论》，视为宝物，顾准拿来“粗读一过，颇多感触”，他的感触是，“（此书）归根到底，无非强调‘人定胜天’一语，而于政治则为舍己为群，一反利己即利人之说，持其论，可以破民主个人主义，而归于集体英雄主义，此集体英雄主义锋芒所向。并非人事，特为自然。循是推论，则凡违此义者，都与人类本身之目的不合，而为人类之异己分子，阶级斗争不可废，且永不可废，根据悉在此”。吴敬琏日后感慨道，在“文革”后期，《天演论》被重新推荐，从没有人以这样的角度来解构此中真意，顾准却从中尖锐地看出了植根于国民精神深处的对专制的膜拜。
1971年8月，顾准以《十年来的苏联经济》为题写道：“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仍是备战经济体制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敝赋的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制，对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他进而说：“本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用在军费与基本工业扩展上的比例很大，用于增加消费基金的数额，永远跟不上工资的增加……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
在顾准的引领下，吴敬琏的思想也日趋理性和深广。他在研究希腊时发现，希腊在小亚细亚的殖民地推行民主制，竟先于本土，并且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结构与千年后的北美英属殖民地很有类似之处。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当初小亚细亚殖民地的希腊人多半是逃债者或者被放逐者，因此他们原有的等级从属关系的绳索被切断了，面对着强大的异族势力，不得不以独立平等的成员身份组成共同体。这种情况，是城邦民主制度发展成为政治制度的起源之一。顾准对这一解释非常欣赏，认为颇有创见。吴敬琏对当时倡导的“崇法批儒”十分不以为然，他在研读了《荀子》、《韩非子》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后，看到了“儒表法里”的专制主义在中国千年政治思想中的源远流长。
在一个又一个黯淡而漫长的劳改队之夜，被专制的淤泥堵塞住的思想隧道一寸一寸地打通了，尽管距离找到答案的时刻还如此遥远，但是他们似乎已经摸索到了前行的方向。顾准曾经跟人说，与吴敬琏聊天是一种享受。吴敬琏则更是珍惜那段难忘的时光，他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由于手头资料的极端缺乏，顾准和吴敬琏的研究看上去显得非常不“专业”，也因此，后世学界对他们的这次思想探索有着不同的评价。
一些西方的华裔学者对此的学术价值表示怀疑，德国波鸿大学教授仲维光认为：“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指顾创作的《希腊城邦制度》一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
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国内思想界则评价非常之高。历史学家、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认为仲维光的评论是“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链’为标准，贬低国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是一种“知识傲慢”。他指出，顾准当年“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这是不容后人所任意“轻薄”的；而顾准所得的“知识”是“鼓面上的常识”，是“思想的常识”，它比经“学术训练”而写出来的“学术知识”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从经学济世的角度来看，朱论显然更为公允。而对于吴敬琏来说，与顾准的这段朝夕推研，无疑有着清明开窍般的意义。
1971年9月13日，“文化大革命”中取代刘少奇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境内。他的一批下属相继被捕。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意味着中国在时隔22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国际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访问，一周后，《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长期尖锐敌对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经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折腾，国民经济陷入了极度低迷的状态，商品供应极度贫乏，极左的江青、张春桥及王洪文等人只搞政治运动，完全不抓经济，于是，被打倒的中央领导干部们又被陆续召了回来。
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突变，吴敬琏们的劳改队生涯也行将结束。到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整个学部从明港回到北京。
顾准之死
从明港回北京的火车上，7连2排的负责人找吴敬琏谈话，宣布他还在“被审查”，只能待在学部大院里，不得回家。整个学部有69个没有解放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正是其中之一。
这时候，与丈夫分别了近3年的周南表现出了她的勇敢。她找到七连的军宣队政委，问：“吴敬琏到底有什么问题，他是‘反革命’吗？如果他是，我可以跟他划清界限，但是你们得拿出证据，如果不是，家里有两个孩子，还要搬家，请你们让他回家。”政委无言以对。第二天，吴敬琏宣布“自我解放”，径自回家去了。军宣队的领导很气愤，在学部的会议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过，政治环境毕竟已经大变，倒也没有人真的去把吴敬琏抓回来。
尽管回到了北京，经济所的正常工作并没有恢复，仍是一地鸡毛。吴敬琏又回到对社会历史的钻研中去，为了补习英语，他开始读英文版《罗马帝国衰亡史》，10卷本，每本500页，每天读50页，雷打不动。
可怜的顾准无家可归，他的子女都与他划清了界限，约定“生不再见，死不相别”。更可悲的是，他的母亲已年过九旬，十余年未见，虽然现在身处同城，近在咫尺，却也还是不得见面。他只能住在学部大院的一个斗室中，每天清晨，背着一只军用书包，内揣两个冷馒头，去北京图书馆读书，黄昏归来，点一盏孤灯继续夜战。他常常剧烈地咳嗽，痰中带血，却也并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腊城邦制度》一书的写作之中。这是一个为抽屉而写的伟大作品，顾准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动力来自于天地间一个冥冥的召唤。他以数十万言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按吴敬琏的看法，晚年顾准在思考“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天问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会经由某一路径转化为“保守、反动的专制主义”。
在近当代世界政治史上，这一路径就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0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顾准看来，革命是对现状的破坏，它不可能获得经验性支持，只能通过对未来至善的想象、对乌托邦的渴望进行社会动员，争取群众参加，所以，革命理想主义者“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而对于群众来说，“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这当然是极具感召力的。“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的作用，却是科学的”。在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十月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据。
然而接下来，顾准发现，作为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终极目的”的设定是危险的。因为——“终极目的”是一元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建立天国”的重任，把“终极目的”当做当前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其他任何目的，把一切中间环节和近期目标都当做手段，清洗一切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所谓“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并不是100%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谁掌握“终极目的”并无客观标准，只能以权力大小来判断，极易导向领袖迷信、个人崇拜，把一个具体的人塑造成领会历史秘密、体现总体意志的神。由这样的逻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终极目的”必然经过手段向目的转化，它被构想出来是为了动员革命、引领群众，但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元排他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它衍变为真正的目的，革命者走向偏执。
在经历了多年孤独而痛苦的钻研和思考后，顾准坚定地写下了这段文字：“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
日后的研究者们认为，就是在这种充满了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中，顾准终结了所谓的“终极目的”，从而解放出三个原则。首先是科学精神，主旨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无止境，“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其次，科学精神是多元论的另一种说法，否定了绝对真理，否认有什么“第一因”、“终极目的”，尊重各种思想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从唯物论到唯心论，从经验主义到理想主义，都对改变人类状况有过贡献，但都不是至高的、终极的，它们的命运取决于它们各自在相互交锋和斗争中的结果。第三是政治民主，哲学上的一元论对应与政治上的独断主义、权威主义；多元论对应于民主和自由，它让每个人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民主是与不断进步联系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的。”
顾准的这些思考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事件，它不但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性反思，更是对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的终结性控诉，即便在多年之后，它仍然散发出逼人的光芒。历史学家朱学勤因而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1949年之后已经渐渐销声匿迹，并且名声扫地。但顾准凭一己之力再次扛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为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挤’出了一道门缝”。这位早年信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在历经劫波之后脱胎换骨，回归为一个理性、信奉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者，在一个接一个的昏暗难眠的夜晚，他将毕生的追求和坎坷铸成了一个个带血的文字。顾准不知道的是，几乎就在他埋头工作的同时，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正在写他批判苏联模式的巨著《短缺经济学》（1980年），而写出过《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正因他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成为西方声名最隆的经济学家，在全球思想界，对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
每隔一两周吴敬琏与顾准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与见闻，他们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扩大，赵人伟、周叔莲和张曙光等都加入了进来。吴敬琏对西方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已拓进到中世纪和近代阶段，古今对照，他越来越感觉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他在口述史中说：“在息县和明港，我们的讨论还比较粗略，主要是关于希腊和罗马制度，以及儒法之争等等，那么回到北京后就现实多了，我们发现，世界近现代社会主要有两大思潮，一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改良主义道路；一是革命专政式的直接民主，后者很容易形成为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到这里，中国问题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后来顾准死了，而我则继续往前走。”
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欧美经济学的新发展动向，这要感谢经济所图书馆的馆长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后做口述史时，吴敬琏仍能一口报出他的名字。“文革”期间，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同业“鸡犬不相闻”，完全断绝了来往，倒是这个宗管理员，每年用上级分配给他的一点外汇，订阅了国外的经济学学术期刊，譬如《美国经济评论》等等，这好比在铁墙上意外地凿出了一个不起眼儿的小洞洞。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异常波动，学术思想也变化激烈，经济所内一些敏锐的学者从刊物上已经察觉到了这一景象。
据吴敬琏回忆，当时对这一情况最为敏感的是当过副所长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宝三，“在当时，凯恩斯主义正受到二战以来最严厉的挑战，主流经济学遇到了第二次危机。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正崭露头角，对这一切，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巫宝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宝三经常向顾准推荐一些新的书籍和文章，顾就组织吴敬琏、赵人伟等人翻译，其中，吴翻译了琼·罗宾逊夫人的《经济学的第二次危机》，顾则翻译了《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罗宾逊夫人是左翼凯恩斯主义学者，时称“新剑桥学派”，她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美国凯恩斯主义为当时鼎足而立的一大学派，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来说，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后视之，顾准等人的翻译工作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次向“反动”的西方经济学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经常咳血，并伴有低烧，但是医生一直把这些症状当做支气管扩张来治疗。10月的一天，吴敬琏陪他去反帝医院（即北京协和医院）看痰液培养的结果，化验单和x光片一出来，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为顾准是戴帽老“右派”，医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顾的新四军老战友，也在经济所工作的骆耕漠得悉了这一消息，十分焦急，这时的他因为青光眼已接近双目失明，而且戴着“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挣扎着摸出家门，沿着墙角赶到医院，找到总部的党委书记杨纯——一个当年在他和顾准手下干过的“红小鬼”，好歹才让顾准搬进了病房。
顾准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自知末日降临。
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风萧瑟中，顾准把44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他还提到正在狱中的孙冶方，说，“我是见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绝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顾准还立下了遗嘱。他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相传。
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陪顾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顾准的呼吸极其艰难，气管几乎已完全堵死，每呼吸一口氧气都要拼尽全力，额头、脖子的青筋毕现。医生见他实在痛苦，被迫给他服用了安眠药，这才稍稍安静了下来。吴敬琏一直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大概到了11点的样子，吴敬琏已经有点迷迷糊糊，顾准突然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打开行军床休息”。
这是顾准一生说的最后一句话。吴敬琏打开行军床躺下不久，就听到很响的动静，护士们乱作一团，医生在为顾准做心脏按摩，但顾准没再醒来。
几个小时后，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亲手把顾准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他日后回忆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光亮。”
据周南回忆，吴敬琏凌晨骑自行车回到家后，脸色特别苍白，先是一言不发，接着号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与他相处半个多世纪，这是吴敬琏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顾准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获颁当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时，那场“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坐了7年牢的孙冶方突然被宣布“释放”。他问监狱长：“当时为什么抓我？”答：“不知道。我们只管犯人，不管案情。”再问：“今天为什么放我？”答：“不知道。我们不管缘由，只管执行命令。”
孙冶方回到经济研究所，刚一下车，他站在车门边就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时，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仍是江青的亲信迟群，孙却毫不在意。上面让他写检讨反省材料，他挥笔道，“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孙冶方出狱后，吴敬琏去见他。吴说：“我代表周叔莲他们向你道歉。那时候我们参加对你的批判，其实你是对的，我们完全错了。”孙一摆手说：“这个事你们以后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错误。”
吴敬琏转达了顾准对他的致意，孙冶方默然良久。对于顾准，孙不但有老战友个人的浓烈感情，而且从其一生的苦难透视到党内生活的不正常。那时，他的好友，也是从华东出来的、当时被“开除留用”的汪道涵常常在中午带个小酒瓶来与孙冶方共餐。一天，两人谈起老朋友顾准。汪说，老顾自己也不是没有缺点的，这个人恃才傲物，像陈毅老总那么好脾气的人都跟他吵架。孙冶方却不以为然，涨红了脸，跟汪道涵大大辩论了一场。
这时的孙冶方身体已经衰弱之极，行动迟缓，肝区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试图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为了读通原著，他甚至开始学习德文。
他内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产”了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说，关于这部书稿，他在秦城监狱里已经打了85遍腹稿。
这时候的吴敬琏，正被派往大寨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贫穷的小山村，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从而成为全国农村的先进典型。1964年2月，毛泽东先后提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树起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喜欢头缠白羊肚头巾、满脸沟壑的陈永贵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政治新星，一路当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高位。
1974年，陈永贵通过他的儿子、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陈明珠，邀请南开大学去写一本《大寨政治经济学》。南开的写作组到昔阳工作了好几个月，基本资料也拿不到，写书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于国务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是邓小平复出后新组建的，成员包括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胡绳、吴冷西等人。于光远一转手将这个任务批给了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于是，吴敬琏、沙吉才和杨长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参加《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的阴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了“天天学小组”，要求农民每天学习领袖语录，宣称“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根据报纸上的经验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大量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党支部保持一致，吴敬琏等人到昔阳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怀疑大寨田亩丈量不实而被驱逐。因此，在昔阳编写各种宣传大寨作品的创作人员都互相提醒，不要触了陈永贵的“逆”。
吴敬琏在昔阳住的时间长了，便与当地人熟悉起来，渐渐听到了一些对陈永贵的议论。
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陈永贵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强奸女学生的校长翻案，还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位前校长的弟弟从一个公社书记提拔为省委副书记。他的儿子陈明珠更是一个名声不大好、人称“陈衙内”的人，开会讲话，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知何言。据称在陈氏炙手可热时，他的亲友中变身为官的多达百人以上。
议论得多的另一类是陈永贵在政治斗争上的娴熟技能。他对于“文革”派仗中的对立面，以及反对过自己的人都予以无情镇压，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运动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赶出了山西。这些都绝不是一个种田出身、老实巴交的农民所能为的。陈永贵的种种行径使吴敬琏想起吴晗所描画的朱元璋，他对陈的评价是，“如果早生200年，这个人完全可以当皇帝”。
为了寻找大寨的历史资料，吴敬琏设法从陈永贵直属的《大寨红旗》写作组借到了过去的剪报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掉出一张夹在其中的图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单，据上面记录，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来自粮食，40%来自两辆卡车的运输获利，还有20%来自其他副业。这一发现非常让人吃惊，因为根据陈永贵等人的宣传，大寨是从来只种粮食，而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的，他们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分配清单显示的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1976年春节以后，陈永贵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鲜明起来。在江青集团与邓小平的斗争中，陈永贵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江青一边。为了公开表明这一新的政治态度，他在昔阳建立了一个《大寨三十年阶级斗争史》编写组，下令在半年的时间内将大寨发展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从这本书的编写提纲可以看到，它不但只字不提陈永贵过去口口声声最爱戴的周恩来，还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此外，还说“贾进才三让贤”并无其事，贾承让则被说成是“右倾保守分子”。
1976年开春，学部哲学所又派来一个编写组，写一本叫做《大寨哲学》的宣传读物，编写组里的许多人，例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是吴敬琏的老熟人。在向哲学所的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吴敬琏说道，对大寨提出的一些口号要慎重对待，譬如“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这一口号干的。他讲述了那张分配清单上的情况。
这一下子，他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当时的政治背景实在是非常凶险，这年的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复出3年的邓小平成“幕后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时，昔阳县委摆出了坚决与“右倾翻案风”斗争到底的架势，对“大寨红旗”的怀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陈明珠在对昔阳的几十个“写作组”、“摄制组”成员训话的会议上声讨说：“我们这里也是不平静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有人专门找大寨的毛病，攻击大寨，他是哪个司令部派来的？”
在昔阳县“拥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的群众大会和民兵武装游行之后，《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就被“礼送”出了昔阳。
从现有的材料看，吴敬琏是第一个公开怀疑大寨经验的经济学家。经历了10多年的苦难磨炼，从劳改队中“死里逃生”的他显然有了别样的勇气，对大寨宣传的大胆质疑，其实印证了他此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与拷问。
出了昔阳，回到北京，吴敬琏一身轻松。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变的前夜。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吴敬琏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的。他当时正在骑自行车，迎面撞上经济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将他抓住，对着他的耳朵，用抑制不住的嗓音颤抖地说：“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两人喜不自禁，当街相拥。
此时的吴敬琏，已年近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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