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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阳明心学在我心中(3)

  第十三章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阳明心学在我心中(3)

  此才有何特点?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因为要致广大,经世致用平天下,所以先要尽精微,对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同时,极高明的境界要与现实的态度统一,不要搞的自己高处不胜寒。

  由此可见,理学家认为的君子之道是有济物之用的实学,而非纸上谈兵的空言,内圣的最终归宿还是外王。

  但事实却是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空言,为什么?

  因为《大学》的一个Bug。

  《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对宋儒的胃口,被程朱奉为圭臬。

  从平天下往前推,到正心、诚意那是由外向内;继续反推,从正心、诚意到致知、格物则又成了由内向外,最后落实到外界的“格物”上。

  一进一出,这不折腾吗?

  其实,到正心诚意那就可以停止了,王阳明版注释的《大学》就是这么做的,他创造性地将原版《大学》的“致知”解为“致良知”,格物解为“格事”。如此一来,《大学》反而成了阳明心学从本体到功夫最好的注解。

  参看本书第42章,宋儒从周敦颐起,继承《周易》的世界观(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阴阳二气),援佛入儒,狂飙突进。

  接着,二程贡献了“理”,张载贡献了“气”,直至朱熹盖棺定论,尘埃落定。

  朱熹把芸芸众生从董院长的魔爪中解救了出来,又把他们扔进了另一只魔掌——理。

  在朱熹,天指义理之天,天人合一,这些都没问题。

  问题在于他扬理抑气,肯定道心否定人心(理——性——道心;气——情——人心)。

  朱熹认为理是先于一切而存在的,比如没有舟车之前,舟车之理或舟车的概念已经存在。

  而阴阳二气作为造物的材料,一动一静,有清有浊,必须依靠理的指导才能聚合为世间万物。

  这就好比盖房子,理是图纸,气是砖瓦。

  而且这图纸是贝聿铭设计的,有着质量和艺术的双重保证,出了任何问题,都只能是砖瓦被偷工减料了,与设计无关。

  比如“圆”的概念是标准的360度,但由一个癫痫症患者画出来则可能是四不像。

  理之全体即是太极,分散于万物,形成万物的性(秉性),而万物又能分别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太极(回忆“月印万川”)。

  这叫“理一分殊”。

  人作为万物的一员,性秉天理,生性生性,天生如此,天赋与你,因此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都好办,这是道心。

  但气就不好说了,气分清浊,情有好坏,浊气侵染人心就成为私欲,它蒙蔽天理本性,让人昏聩,朱熹认为大部分人的构造材料都是浊气多于清气,只有去浊气之蔽,存清气之淳(好的情感),使太极之全体(性、天理)完全显露,方为圣人。

  如何存天理去人欲?面向自然,即物穷理,也叫“性”(名词活用做动词)其“情”(名词)。

  于是你要问了,为什么我要当圣人呢?有什么好处?

  朱熹告诉你说,小朋友,因为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游戏规则就这吊样,理不仅存在于你,还存在于他人,存在于万事万物,只有明天理的人才可能知己知彼,游刃有余,为行为实践提供指导。

  但问题是,朱熹“理散为物,物本于理”的逻辑使理成为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空疏概念,强迫大家去格物致知也没有与主体的内在意愿结合起来,最终的结局便是人人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天理,而人人又对这种异己而外在的主宰反感甚至憎恶。

  憎恶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投入了陆九渊的怀抱。

  76 雷霆启寐 烈耀破迷

  陆九渊在批判朱熹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捡现成的。

  陆九渊以本心为认识的终极目标,我心就是绝对的真理。自作主宰、乾纲独断,直指本心,一了百了。

  这就脱离实际,陷入自我主义了。

  对比之下,虽然王阳明“心即理”的命题也着重肯定主体意识(在程朱,由于心统性、情,而情分好坏,因此心不能等同于理,只能说性即理),但心即理的三项构成要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在物(阳明笔下的“物”皆指“事”)则为理”缺一不可,最后一项强调了我心之理与外在之事的联系,这就使它有了现实的意义。

  于是一个问题来了,万能公式(心=性=理=良知)说心=良知,而“心即理”已经具有主体与外界联系的涵义,还要“致良知”作甚?

  这个问题其实等同于:已经有了《传习录》还要《千古一圣王阳明》作甚?

  很简单,“心”“性”“理”这些命题即使搁到明朝也是很不平易近人的,读者一看到这些字眼立马会索然无味扔书的,而王阳明在经历了那么多恶心的**后,早就对“君德成就”(改造皇帝)不抱奢望,从宋儒的“得君行道”彻底转变为“得民行道”——搞心学不是为了给皇帝开经筵日讲,而是针对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那是一个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以阳明之敏锐,不难察觉到这异于以往任何朝代的微妙变化。于是,他放弃了原儒们孜孜以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幻想,将目光投向重建合理的人间秩序,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从而开辟出一条前无古人,通往现代的康庄大道。

  在“心即理”,将普遍之理与主体意识人为粘合的痕迹还很重,而在致良知,由主体意识发挥出来的理性力量和承担精神被放到了首位——人人作独立自主的判断,人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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