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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阳明心学在我心中(2)

  第十三章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阳明心学在我心中(2)

  政治选择了思想,而不是思想改造了政治。历史之所以青睐董仲舒,是因为经他改造的儒家思想最适合郡县制时代中国的统治需要。他像502胶一样强力粘合的天人图式虽然如此蹩脚而山寨,但每个中国人都在这幅巨大的拼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及彼此的联系,获得了安全感,最差也是“做稳了奴才的”,这才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所最需要的。

  董仲舒之后,儒生们陷入到对一经三传(《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的反复对比研究当中,他们戴着放大镜一天24小时对着这四本书望眼欲穿,企图从字里行间探索出圣人的微言大义。

  这种寻章摘句相当无聊,由于一本经书三家作传(《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官方史书删改而成,三传是对它的注释),有时关于一个断句的研究就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比如“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喜欢自虐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时至汉末,天下大乱。陈寅恪将魏晋之交的政治斗争简化为“以信仰儒家的豪族司马氏(司马懿)与非儒家的寒族曹氏(曹操)之间的斗争”实是一语中的。

  袁绍、刘表、司马懿,这些曹操的敌人祖上都是汉朝的将军或者令尹,只有曹操出身阉宦,这一点被陈琳抓住,在帮袁绍写的檄文中狠狠地发挥嘲讽了一番。

  但也正因如此,曹操才能打破常规,唯才是举,重实效而轻虚名。

  董卓以降,华夏大地山岳崩溃,兵连祸结,统治者无暇顾及对思想界的控制,儒教和经学逐渐衰落,玄学与清谈日益流行。

  如果说竹林七贤“越名教(礼教)而任自然”,经常搞一些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还可以理解,那作为建安七子之一,孔子后人的孔融竟然说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发耳。”这样的话来,不能不说: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了。

  紧接着,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北方的弓马和南朝的金粉交相辉映成一幅吊诡的华丽血时代图。

  这张艳丽的图谱定格于“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陈叔宝用一场闹剧结束了陈朝的帝祚,隋朝用短暂的先声开启了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

  唐朝统治者兼容并包,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尊道、礼佛、崇儒”三教并立的态度。

  很显然儒学已经日薄西山,汉代“全民皆儒”的盛况已似昨日黄花,恍如隔世。

  时代的宠儿是道教与佛教。

  前者扎根于民间,追求长生,肯定享乐,连鲁迅都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其影响力岂容忽视?汉末之张角,东晋之孙恩,都是打着道教的旗号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乃有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影从。

  后者作为外来文化被本土化为禅宗后更是遍地生花。慈悲为怀、善恶报应,这些普世价值终极关怀恰到好处地击中了中国人的软肋,为劳苦大众构筑了一道转世轮回的心灵归宿。并且,禅宗不要求你念经拜佛,而是主张“凡夫即佛”“顿悟成佛”,顺应了国人实用理性的标准,不离日常生活的实际,门槛低自然信者众。

  信者众的直接后果就是儒生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很好理解,跟现在一些人不爽“韩剧“哈韩族”并无二致。

  75 宋儒赶上了好时候

  首先站出来斥佛的是韩愈。但韩愈毕竟是文学家而非哲学家,写篇《论佛骨表》打打笔战,从形式上反佛还可以,真想触及问题的核心还得有待宋朝的理学家。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说: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

  宋朝崇文抑武,赵匡胤曾在太庙立下祖训,明令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因此,有宋一朝,文人是很滋润的,武将是很悲哀的。滋润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程颐同学曾放言要与皇帝“同治天下”,这在别的朝代是不敢想象的,比如清朝也有个“同治”,但人同治的主体是两宫太后,不是皇帝跟你。

  有了这么滋润的土壤,宋儒们开始萌发改造世界的冲动。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这帮人的第一志愿是“得君行道”,亲自参加“平治天下”的事业。第一志愿实现不了,才退而求其次,“成就人才,著书立说”。

  但具体实施的顺序还是和《大学》一样,先修身再治国,先明体再达用,先内圣再外王,两者缺一不可,前后不能颠倒。

  比如司马光作为史学大家学识渊博,却因不曾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下功夫,竟被程颐讥笑为“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

  虽然这俩人都很迂,但程颐不喜欢司马光太正常了。《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从战国写起,但在理学家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夏商周(西周)三代可以看,以后的都是“无道之治”。在三代,人君用正统儒学治理天下(宋儒的意淫),道统和治统结合得很好。三代以下,道治分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薪火相传了道统,一直将火炬传到了他们理学家的手中。

  所以,朱熹告诫皇帝,如果你想将“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我们理学家关于“内圣外王”的基本规定。

  综上所述,理学家一心一意想造就的是能够“治天下”的人才,包括将平庸的皇帝也改造成如斯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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