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面兴利说"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威胁在形式上是军事侵略和政治干预，实质上则是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对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的挑战。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或价值的追逐，包括原料基地的强夺、商品市场的开拓、资本的输出赢利，是西方人热情涌向东方、迷恋东方的动因所在。刚刚落入东西方冲突中的中国官僚士大夫们，甚至连林则徐、魏源等比较开明的思想家在内，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把中国遭受侵略的原因不是归之为夷性犬羊、就是归之为中国兵备未修。在这种认识笼罩下，十九世纪40 年代到60 年代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的反侵略活动，如"反入城斗争"、驱教运动、大修沿海沿江军事设施、建立和培训洋枪队、火器营等等。然而，这些活动并没有将中国从被侵略的被动地位里拯救出来。其中有些活动如驱教和"反入城斗争"甚至将中国引向了耻辱和灾难。①王韬与上述官僚士大夫不同，他在西方军事侵略和政治干涉的背后看到了它的经济因素。他指出，欧罗巴一洲虽然幅员不广，人民不多，但其洲内人才荟萃，学艺精通，机器精良，舟车发达，其国计以工商为本，重视富强之术，重视贸易之道；漂洋过海地征逐利润被欧人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人人乐以效命。与欧洲情形相反，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民智巧，但当道者不懂经国治邦之道，"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而亟为之兴利"，"迂拘之士又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以致经济调弊，国穷民贫，其情形正如一个得了" "疾的重病人，脂膏日削，内亏严重，弱不禁风。
①在此东西方经济力量相差悬殊的背景下，中西文明相交的结果，自然是人为利剑，我为腐肉，砍杀由人，我自忍受。
据此基本认识，王韬主张，中国自救之道"不必言攘剔，不必兴挞伐"，首要之图在于发展中国自己的工商业，用他自己的经济概念来讲，便叫作"首在兴利"。
"兴利"是王韬经济改革思想中的中心议题。他多次在论著中和献议里鼓吹"兴利"意义。他说，兴利己不是中国统治者可以讨价还价的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国际资本主义潮流下中国人必须做出的无可回避的选择。"利"本来是一块极富诱惑力的甜食。在中国政府看不住国门的情况下，如果不允许、不提倡中国人主动去开发利用存在于中国土地上的"利"，那么，一直在门外觊觎此"利"的贪心之徒就永远怀有冲入大门的冲动，中国也就一天得不到太平。王韬以建造铁路为例说，英国继垄断了中国水路运输之后，其"轮车铁路公司"又秘密地"绘图贴说"，企图攫取由云南经重庆至汉口的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英国至所以还"掩而未发"，是因为"英国驻京公使以英商之意未免出之太骤，故未代为之请"，但他们专心致志于铁路掠夺则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上海吴淞之事已可援也"。因此，审时度势，与其留着大利引狼入室，"不若我中国之自为"。①换个角度讲，中国一旦"兴利"，外来者在激烈的工商竞争面前就会"无利而沮"，自然而然地减低侵入中国的热情。再者，中国全面兴利之后，民富国强，外来者即使有心掠夺也存有顾忌。昔日西方列强动辄欺侮中国的局面将会得到改变。因为，外交是国力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建铁路"。
的竞争，"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一曰利，一曰强。诚能富国强兵，则泰西之交自无不固，而无虑其有意外之虞也，无惧其有非分之请也。"王韬"兴利"的"利"到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呢？他在《兴利》一文中罗列道：利之最先者曰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曰掘铁之利。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盖矿中有煤则必有铁??今我自开铁矿，则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火轮兵舶，三可分行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一曰掘煤之利??英人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必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一日开五金之利??其次日织纫之利。此外则一日造轮船之利；一日兴筑轮车铁路之利。①参照王韬所留下的其他文字材料，他所关注的"兴利"活动，几乎覆盖近代工商业的一切领域，诸如矿山、制造、交通、通讯、银行、加工、兵器等各种行业，无所不包。在许多文章中，他以极大的耐心，向刚刚从恶梦中醒来可还没来得及看清世界的国人仔细讲述这些近代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和它们可能对中国国计民生带来的影响。《循环日报》中常常出现名为《建铁路》、《设电线》一类的文章。
王韬所倡导的兴利活动中的新兴行业，其基本特征从生产力角度讲属机器大生产。他坚信引入机器是中国工业振兴的前提。从生产关系角度讲，这些新兴行业应以商办私营为主，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在商人而不在国家，国家的义务只是保护和监督企业权利不受侵犯，他明白无误他说："愚见以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甚多，势不能尽展其所长。"②一句话，新行业应该是资本主义的工商企业。
王韬甚至把他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和商办主张贯彻到古老的农业生产中去。他说，世人关于机器生产将会破坏农业的俗见是杞人忧天。机器推广于耕织，不仅不"足以病农工"，而且将带来"事半功倍、地利得尽、人工得广"的大好处，"富国之机权舆于此"。①他特别提到在开辟荒地的过程中应广泛"济之以西国机器水火二气之力"，同时，允许和鼓励"富有货财者"出面"商办"农业，以分其利，快其速。②机器生产和"商办"是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内容，王韬在这里已经触摸到它的边缘。相对于前代和同代思想家，王韬的历史识见何其远大卓越。
王韬的"兴利"主张具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视角。传统中国的经济思想严格说来属于"政治学"，经济者，经邦济国者也。也就是说它是从国家政治出发、而又以国家政治为归宿来看待所有经济问题或现象的。在传统经济思想家看来，农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把人口维系在土地上面，从而为封建国家造成一种上下相安的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是传统经济思想追求的最大目标。所以，当工商业以一种骚动不安的进取姿态向农村进军的时候，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总是提心吊胆，害怕这一封建统治赖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上"。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一，"治中"。
以存在的条件趋于丧失。鸦片战争以前的思想家龚自珍倡导"农宗"，期望以比较固定的土地继承制度来安定农业经济，其思想出发点就与这种担心有关。
与上述传统形态的"政治经济学"不同，王韬的经济思想更接近"商品经济学"。是建立在对"利"的充分肯定和全面估价的基础之上的。一事当前，王韬最为看重的是经济活动中的"利"，而非政治或道德上的"义"。
以他对开采煤铁的呼吁为例，他几乎完全是从"利"的角度去论述问题的。他说，第一，统治阶级认为开矿徒滋骚扰是不明事理，矿务之好坏与人心无关，而与技术和工具有关。清朝统治者反对开采，无异于使自然之利密而不宣。这是因噎废食；第二，中国煤铁一贯依赖从外国进口是自界利权与外人，中国若自开煤铁诸矿可免却进口，减少利益外流，甚至可以借此增加出口，独收其利；第三，可以增加国家财政税收；第四，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兴起，如火车、铁路、轮船、机器制造等都可就此次第举行；第五，机器一旦实行、交通一旦改善，农业生产亦可升级，事半可功倍，地利可尽得。广大的农业剩余人口也可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工矿、铁路、机器等"在在皆需人以为料理"。①近代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就是最大限度或"最大化"地追求利益或效用。从王韬对经济活动的利益算计中，似乎透出一丝近代经济学利益分析或效用分析的光辉。
王韬"全面兴利"主张对"利"的关注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接近于偏执。王韬对鸦片问题的看法最能说明这一点。王韬认为，鸦片问题实质上是工商战争问题，西方人耿耿专注于鸦片贸易，"不过嗜我利而已"。因此，与其因禁烟"徒爱惜损国体之虚名，而不顾敝国本之实祸，岁縻数千万以益西人"，莫如"自我栽种以收其利"，以己之重利对抗彼之重利。他断言，只要中国土鸦片日多，烟价日减，西人贩烟之利日微，"其来必不禁自止"。②王韬在这里的目的显然还是抵抗西方鸦片的侵入，还是意图宣扬一种重视工商活动、重视经济之利本身效用的商业精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依然标志着王韬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一贯性。但是，理性与非理性有时只有一步之遥，王韬把对"利"的强调推至不可思议的程度，无论如何不能被当时以至后来的中国人所接受。当代西方有一种迷信利益万能、商业竞争万能的激进主义的禁毒主张者，认为只有以毒品制造和买卖合法化才能最终抵制毒品的泛滥。王韬的主张与他们的倡议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相同的错误在于，认识上都走进了极端主义、绝对主义的死胡同。
"兴利"一词并不是王韬的创造。在中国传统经济理论里它曾被多次重复运用。但是，运用者除了前面提到的把出发点放在国家政治或社会安定之外，还把它的内容限定在国家税收领域。所以从根本上说，它不是"兴利"，而是"理财"。王韬"兴利"主张则突破了传统经济思想的"理财"框限，其强调的重心在生产领域，因而具有崭新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内核。在王韬看来，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国家税收的根本。国家把眼睛死盯在如何征收和增加捐税是舍本逐末，它不可能带来国家的真正富强。他批评说："今所谓开源节流者，皆于厘税二事，殷殷致意，是不过取之于民而已。愚以为取之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①据此认识，他对清政府一味增加税收、尤其是卖官鬻爵的所谓"兴利"做法深为不满。他指出，以官爵来卖钱不仅不能"生利"，反而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殃祸人民；只有把注意力放在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领域才是明智和有效的富国富民之道："兴利之法，于今实多，又何必鬻爵售官，至于累民病国。如开辟矿务??皆今日之要务也，何不次第而举行之??宜废者不废，此民生之所以日敝，国计之所以日细也；当行者不行，此财源之所以日竭、利权之所以日落也。"①清朝统治者明码标价地卖官粥爵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而深远的，舍其政治上的危害不谈，单就经济方面而言，它的危害就是灾难性的。它导致了中国社会资金的不合理流向，许多社会闲散富余资金被搜罗到封建官府手里。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本来就很薄弱的资本积累在卖官鬻爵所宣导的"官本位"意识作用下始终是不成气候的"辙中之鱼"。王韬从经济角度对这一有害无利的做法提出批判，指出它削弱民间资财，从而从根本上阻碍民族的进步与富强，表明他具有非常犀利的、不同于传统理财观的经济眼光。
王韬的"全面兴利"主张与早期洋务派的主张有貌似之处。在对封建顽固派作斗争方面，王韬与洋务派同属一条战线。但是，必须给予留心的是，王韬"兴利"主张强调的重点与洋务派所强调的不同。大多数洋务派看重的是"强"，是军事工业的振兴；部分洋务派人士虽然也注意到"富"的重要性，但其着眼点是封建国家的"富"，是官营企业的"富"。王韬的"全面兴利"主张不仅一开始就提出"富在强先"，而且强调"民富"优于"国富"，"民生"优于"国势"；前者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锁钥。他曾写道："至于富强之术，宜师西法，而二者宜先富而后强，富则未有不强者也。稔悉中外情势者，可不亟为之计哉？"②"欲富国音，莫如足民。"③"民生既足，国势自张，而后一切乃可以有为。"①他甚至说出兴利的基本意义和目的就是把原来属于民的潜在之"利"变成实在之"利"而还之于民："天施地生，山蕴川怀，此自然之利也；制造操作，佐以机器，此人工之利也；舟车致远，贩有易无，此商贾之利也??此非与泰西诸国争其利也，亦欲使我固有之利仍归诸于民耳。"②从强调"强"变到强调"富"，从强调"国富"变到强调"民富"，再进到承认兴利富民是经济活动的意义所在，着重点的转移变化，带来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从洋务思想到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转进抬升。在这转进抬升过程中，王韬不亏是一位先导人物。他牵引着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展的方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既使是部分洋务派人士所提出的"国富"主张，也是在王韬经济思想的启发下产生的。以洋务派的"头羊"、创办"求富"企业最多的李鸿章为例，他在十九世纪70 年代曾有不少关于先富后强的议论，但细读他的议论，我们便不难看出这几乎全是王韬经济思想的变调。在他的① 王韬：《弢园尺牍续钞》，卷三，"拟上当事书"。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停捐纳"。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俄"。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二，"臆谭"。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补起废药痼议"。
书信和奏折里有时甚至会一字不差地出现王韬的文字。例如，在他给清廷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有这样一段话："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藉此二端耳??"③这段话显然是王韬致李鸿章的幕僚丁日昌信中的原文。④可以断言，李鸿章肯定看过丁日昌转呈上来的许多王韬的建议。王韬书信中所提到的开煤铁矿、兴织纫、创轮车、筑电线等兴利主张实是李鸿章后来"求富"主张及其实践的源头活水。
王韬不仅在总体方向上为洋务派提供新思路，而且在企业实践方面予以具体指导，洋务派官僚常常为企业事务向王韬请教方略。比如，唐廷枢在办理开平煤矿时就曾询求工韬的意见。王韬告诫他道：自北运南，必藉轮船。窃以为宜先贩之天津、牛庄、烟台三处，费省而价廉。至山路崎岖，尤须一律砒平，或筑铁道，庶几转输可速，近矿之处，河道可通，必当浚深，使轮船得以直达。中土所以胜于西国者，以值廉而力勤。今局中百事周备，惟少学习驾驶一门，如能干浙、闽、粤三口设学塾，今年力壮健，材质明敏者，入而肆业，苟有能充舵师舟长之任者，试之船事以尽其能。至岁给傣薪亦宜有定则??如是则一切度支必少于西人，出寡而入多，行之十年，定有成效可观。①王韬在这里已经触及运输成本、劳动力价格、职业技术教育、工资水平等问题，这些都是现代经济学在产品成本计算方面必须涉及的范畴。王韬"兴利"思想对洋务派思想的超越于此亦可窥见一斑。
王韬在强调"利"、"富在强先"、"民富"优于"国富"、"兴利"优于"理财"以及成本计算的同时，还注意到企业的组织形式问题。王韬认为仿行西方的股分公司形式是开办近代工矿企业的最好形式，他说："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而不使官吏得掣其时，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资，贫民殚其力，利益傅沾，贤愚同奋。"①此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玉韬要求将创办工矿交通企业"大利"都公之于民，并且由民间自办公司独立经营，实际上就是希望以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取代封建主义的官办经济，结束皇权与官权垄断社会一切的局面；其二，他提出"富民出其货，贫民殚其力"的见解，表明王韬不仅渴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活动，而且承认资本生殖原则，承认资本家有"剥削"的权利和贫民有出卖劳动力并得到报酬的权利。这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在资本主义初期反复论证的主题。对它们的承认标志着王韬已经打破"以德为本"、"为富不仁"等陈腐观念的束缚，实现了经济思想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飞跃。
③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第50 页。
④ 王韬：《弢园尺牍》，卷八，"上丁中丞"。
① 王韬：《弢园尺牍》，卷十一，"与唐景星观察"。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重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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