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为国本说"
一位与王韬同时代的封建文化人居然如此说道，商不生财只耗财，重农抑商，"所以教勤朴而广生财之源"。①出自这样的文化氛围，早年的王韬也被旧的、传统的东西捆住了思想。如前所述，他在上海时期依然对蒸蒸日上的西方工商业文明不以为然，说"商足而国富"的"泰西之政"不合中国之道，电器秘机凿破其天，不合太古之风；中国所重，当在礼义廉耻而非奇技淫巧。②甚至到他寄居香港之初，他还在到处游说"天下之大利在农桑"，"重农桑而抑末作"。③然而，王韬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革抱住这些早年的陈腐观点不放，当他旅英三载，发现富强之邦如英国者竟是立足于"日竞新奇巧异之艺"、"商贾之迹儿遍天下"基础之上以后，很快意识到古老的以农为本和重义轻利观念已经根本不能适应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里自强更新。于是，他抛弃"故我"，以全新的姿态呼唤和赞颂工商文明。他热情地写到：自兴刳木之制以来，所造船舶，未有若英国之盛者也。民间贸易转输，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贱，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国富乒强，率由乎此。④贸易之道广矣，通有无，权缓急，征贵贱，便远近，其利至于无穷??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⑤"商"从"末"的地狱一下于跃升到"国本"的天堂，从备受诅咒变为备受顶礼膜拜，表明王韬的价值观已经与传统封建士大夫价值观脱离开来。在此时的王韬眼里，固守重本抑末、重义轻利观念的封建士人简直是一群夏虫不可语冰的"迂拘之士"。他们坐井观天，自以为是，沉溺在自己制造的小国寡民的空洞幻想里不能自拔，看不到世界正走向"万国相通"和"工商相争"的新格局，看不到中国在自然经济那层恬静面纱后面的虚弱之象。王韬断言，在新的内外形势下，封建守旧派人物所推崇的"不施不惠、种瓜自食"、"自守其拙、自得其乐"的义利本末观不仅不能维持住中国社会的安定太平和人们的精神平衡，而将会把中国引向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苦难深渊。
王韬进而对封建守旧派所谓"重本重义"的实质予以无情揭露和嘲讽。
他指出，守旧派表面上"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视"利"如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但实际上却是专以"剥农为能事"、惟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的逐利之徒，"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旱干，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其整日大言不惭，狂呼农本商末、义重利轻，口口声声"道德人心"、"小民生计"，只是为了保住他们的租税源泉。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农民不过是养在后院可以随时挤压榨取的奶牛而已。①王韬甚至有意识地撰写了一篇名为《窃妻》的小① 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洋务运动》，第一册，第297 页。② 方行、汤志钓整理：《王韬日记》，第113 页。
③ 王韬：《弢园尺犊》：卷七："代上抚李宫保书"。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英重通商"。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兴利"。
说，对封建士人不轻言利的虚伪性进行冷嘲热讽。小说描写广州西南乡有甲乙两兄弟，甲为读书人，乙为行贾。甲贫乙富，乙常常周济甲之不足。不料，甲最后竟利欲黛心，不仅拐走了乙的钱财，还骗走了乙的爱妻。①嬉笑怒骂之中，王韬要告诉人们的显然是，一贯标榜重义轻利的封建士人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其道德劣于商贾远矣。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应该彻底颠倒过来。后来，他在许多政论性文章里直言不讳地提到，要将虚伪不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所谓"士"象禁绝游手好闲有害无利的游民一样驱除尽净，而对在工商贸易领域有所建树的商人、舟师等则不妨象英国实行的那样"荣以头衔"，予以奖赏。
"重商"是王韬在深入地观察和思考、并认真地估量其得失代价之后才提出的思想结论。王韬指出，"重商"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益处。第一，商可以使那些娴于技术的工匠和游手好闲之徒自食其力，有事可做，既减少了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镇定民志"，又可培植社会元气，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民富"是国家繁荣兴旺的基础，"民之富藏于公，家之丰通于国"，民与国相辅相济，一旦内外有事，便会立于不败之地；第二，"商"可直接为国家带来财富。工商税收的范围更广、量更大，因而比单一的农业税更有潜力向国家提供财政来源。西方国家的财政实践对此已经"屡验不爽"；第三，"商"可强兵，不仅现代化武器的制造和供应离不开"商"，而且就其财力来说，"商力富"才能"兵力裕"。没有财源，强兵只能永远是一句空话。英国兵马雄强，正是由于英国商税丰富、商兵相辅所致；第四，商可抵制西方的经济掠夺，挽回利权。中国若仿效西方，外则通商于泰西各国，内则以轮船火车转输贸易，"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中国将"自握利权"，日见其富，西商之利则将因为中国的商业竞争而日分日薄。①特别耐人寻味的是，王韬还注意到通商在外交方面的意义。他认为，在"万国相通"的时代，弱国穷国凭借闭关绝市或军事抗争是很难有效保证民族不受欺辱的，而通商则能保国于无形。他说："昔年美国之攻日本，索求通商埔头，当时亦仅美利坚一国耳，而日本则以为当与泰西诸国通商，不必以一国为限，而美国遂不得独专其利。英人之始通商于我中国也，诸国继之??卒至互相牵制。故通商可以御侮。"②他甚至向他的越南籍朋友建议，越南与其正面军事抵抗法国的侵略，"莫如与欧洲诸国通商，缔好互立盟约"，认为这是"越南今日之要务"。
"重商"既然有这么多益处，王韬力主中国全面开放通商。他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一信中理直气壮地把"广贸易以重货财"当作救世方策中的第一良方，并建议当道者端正对商的态度，关注商情的变化，研究为商之道；在有关"商"的政策和策略上，要撤得开，搞得活，既大力发展国内商业活动，也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既允许外商进来，也鼓励华商"越乎境外"，"售与彼邦"。③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轫时期，除了前面讲到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造成中国人对工商行为的苦恼与困惑外，还有一种似是而① 王韬：《遁窟谰言》，卷十一（上海大文书局，民国十二年本）。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六，"越南通商御侮说"。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非的观念阻碍了中国人主动地对外开放通商，这就是把对外通商视作等于变卖祖宗财产的短视之见。在此见解影响之下，中国对外通商往往是在被打受辱或彻底战败之后作为投降让步条件的迫下得已之举。在此之前，中国人一般是不愿意主动开放通商的。为了某一商业开放问题，中国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与外人周旋，甚至不惜一战。王韬对这一现状十分忧虑和不满。他开导中国统治者说，中国外交老是围绕通商问题较短论长是不明事理的庸人自扰，没有"争其所当争"。中外既已立约通商，则允许外人至内地贸易亦为"例之所当然"。在通商问题上深闭固拒，徒增国际社会从旁"姗笑"，以为中国"识见甚隘，襟怀不广"。中国外交的着眼点应该在争取治外法权的废除和关税自主权的获得；①同时发展自己的工商业，增加商业竞争力和出口能力，与外人商战，"机器既设，货出必多??彼之利薮且为我所夺矣，何虑之有"？"西人以有利而来，安知不以无利而去"？②王韬似乎坚信中国只有如此才能走出动辄受辱的外交困境，以立于永远不败之地。③王韬对中国人经商能力与中国发展商业的前途抱有乐观主义看法。他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劝导时人说，中国自对外立约开放通商以来，"三十余年间，贸易场中前后情形迥不相同"，初时，外国商人拥厚货，居奇货，垄断市场，俯视一切。华商只能唯命是从、仰其鼻息。今则不同，华商逐渐兴起，在江海陆地到处与洋商争衡，而且华商之利日赢日厚，洋商之利日分日薄。就香港一地而言，外商"岁有数家闭歇者，折阅之事亦复层见叠出"，以至"昔日洋行渐改为华房"，崛起了一个颇有经济实力并能影响香港政治的华人资产阶级。因此，王韬满怀希望地断言："吾知不三十年间，华商所至愈远，其利渐博。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在彼者，呢布为大宗，我自能仿效；在我者，丝茶为巨项，我亦可捆载以往。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有非西人之所能制者矣。"①十九世纪中后期，既是中国面临西方进一步侵略的存亡绝续之秋，也是中国在西方文明刺激下刚刚步入现代化的转折关头。当此之际，固有的伦理教条和保守观念继续以顽强的力量从后面拖住中国前进的脚步；新生的源于狭隘民族情感的仇外心理也迎头筑起了一道中国走向世界的屏障。迂腐不堪的保守主义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几乎将中国现代化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此理性不足、庸见俗论甚嚣尘上的社会环境下，王韬高张"商为国本"的旗帜，对"商"予以不遗余力地赞颂，将"商"的兴旺发达视之为富国强兵、保国御侮的前提条件，的确独具慧眼和胆量。它体现了王韬经济思想的深刻性。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系来看，据胡寄窗先生的研究，宋明以来中国在重农抑商思想的巨石下面，也曾多少出现过一些呼喊重视商业的细流。如清初思想家王源曾说："本宜重，末亦不可轻"；鸦片战争时期的魏源也曾把"末富"看作是较易摆脱封建束缚的致富途径。②但是，这些思想最终部没有彻底突破农本商末的窠臼。王韬重商思想则不同，它不仅彻底超出传统本末规范的极限，把本末和士农工商的秩序颠倒过来，而且把"商"推至无以复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除额外权利"。
② 王韬：《弢园尺牍》，卷七，"代上苏抚李宫保书"。
③ 参阅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三，"西人渐忌华商"。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第8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加的"国本"的高位。因此，王韬的重商主张在性质上已经不是农业社会开明思想家欲语还羞的吟哦小唱，而是资本主义时代新型思想家对商业的热情洋溢的礼赞。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韬超越了前人，也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重商思想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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