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如钢似铁：铁托 > 第三十章 函战（二）
怨结伯仲恨相交，案头之上起烟硝。
既是鹅管入武略，何须逢人颂文韬？
且说南斯拉夫**中央通过给苏联**的信函后，复信便通过外交渠道传往莫斯科。复函是：
致约·维·斯大林和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在答复你们1948 年3 月27 日的信时，必须首先强调，我们对信的语气和内容感到异常惊讶。我们觉得，信中之所以有这样的内容，即对个别问题有这样的指责和态度，是对这里的情况不够了解的缘故。对你们的结论，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这些不准确的带倾向性的情报，苏联政府一定是从它的代表们那儿得到的；而这些代表，由于缺乏了解，一定是从各色各样的人（不是知名的反党分子，就是各种不满分子）那儿得到这种情报的。在南共中央全会上，已完全搞清楚并且已经证实，斯·茹约维奇和安·赫布朗是向苏联驻南斯拉夫代表提供关于所谓某些领导人声明和关于我们整个党的不准确的诽谤性的情报的主犯。他们期望借这种不准确的诽谤性的情报，来掩盖他们的反党活动及其早已被揭露的破坏领导之间和全党团结的倾向和企图。另外，来自这种人的情报不可能是客观的、富于好意的和准确的，而且通常是具有特定目的的。具体到这件事，这种情报的目的，就是给我们党的领导也就是给新南斯拉夫造成困难，使发展我们国家这个已经很艰难的任务更加艰难，使五年计划落空，以致使社会主义在我国不能实现，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代表时至今日还未坚持同我们负责人核实这种情报，即坚持向南共中央或政府索取这类情报。我们认为，发出那种情报是反党活动，而且也是反对国家的，因为它损害我们两国的关系。
无论我们每个人多么热爱社会主义的故乡苏联，他决不能爱自己的国家亚于爱苏联，因为他自己的国家同样是正在发展社会主义——这里具体说就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成千上万最进步的人们已经为国捐躯。我们深知，这种道理在苏联也是这样被理解的。
特别个人惊奇的是，在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作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此事一点也没提及。从你们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我们的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你们政府就已经掌握这些情报和类似情报。在我们看来，同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别的问题，那时本来是可以向我们代表团提出的。
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这个代表团，或者甚至在此以前，通知我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不满意我国人民对待苏联专家的态度，应当用某种方法消除这种状况。但所发生的情况却是，苏联政府不给予任何官方通知就决定撤退军事专家，从而使我们面临既成事实，给我们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至于撤回一些苏联军事专家的问题，那是由于我们财政困难决定把专家人数减少到必要的最小限度。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有别的什么原因。
1946 年联邦政府总理铁托曾正式通知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同志说，由于多种原因，要我们付给苏联军事专家这么高的工资几乎是不可能的，请他将这一要求和我们希望苏联降低支付专家的条件一事一并转告苏联。拉夫连捷夫大使接到苏联的答复：工资不能减少，我们可以自便。铁托随即告诉拉夫连捷夫，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在不给我军建设造成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尽快地减少专家人数。苏联专家的工资4 倍子我们军队司令员的工资，3 倍于我们联邦部长的工资。我们军队的一个司令员，一个中将或上校，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9000—11000 第纳尔，而一个苏联军事专家，中校、上校和上将，则拿到30000 —40000 第纳尔。同时我们联邦部长们的月薪是12000 第纳尔。显而易见，我们感到这不仅是财政负担，而且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我们的人员中曹引起误解。因此，我们作出减少苏联军事专家人数的决定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而不是其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排除我们某些人说过不合时宜的话的可能性。假若如此，就有必要把有关情报提交我们，并提出充分的证据：毫无疑问，我们一定会设法使此类事情不再发生。这里我们必须提出，有些苏联专家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好，这就引起了不满，结果各种各样的议论就违背我们心愿地开始冒了出来。这些言论后来被歪曲了，而这些歪曲了的说法又传到了苏军司令部。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事情是无足轻重的，决不会因此影响我们两国的关系。
对信中关于吉拉斯旧事的那一部分，我们尤其感到惊讶。信中说：“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南共中央一次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苏联军队的那篇众所周知的侮辱性的声明，说什么苏联军官从道德观点上看还不如英**官。”吉拉斯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发表过这样的声明。1945 年铁托对此作过口头和书面说明。斯大林同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对这个说明当时是满意的。我们不能理解，你们为什么把曾被证明是歪曲了的而且是不准确的指控，重新作为证据提了出来。我们再一次强调，吉拉斯和我们任何领导人对苏联军官都没有这种看法。只有那种不仅与苏联而且与南斯拉夫为敌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在贸易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应当解决，以便使贸易关系得以正常发展。我们不否认我方在商务方面有疏忽之处，但是我们不能相信这可能成为削弱我们在商业上合作的充足理由。我们不能认为克鲁季科夫和我们的外贸代表们之间发生的事件仅仅是误会。克鲁季科夫清楚地告诉我们的代表，因为苏联政府不能在1948 年签署进一步交换货物的议定书，我们已在贝尔格莱德等候去莫斯科的贸易代表团就不必去了，他还说，到1948 年底才有可能再商讨这个问题。克鲁季科夫把这番话告诉了我们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同志和我们驻莫斯科的商务参赞。当我们的商务代表问起，这是否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时，克鲁季科夫说，这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
我们认为，假若我方贸易机关有什么不合常规的行为——我们相信在交货和整个贸易关系方面可能有这种情况——那么可以找到某种双方同意的方式以消除一切有碍我们两国贸易关系正常发展的因素。
我们认为，我们双方应当共同调查和消除一切有碍我们两国经济合作正常进行的因素。
你们信上断言南斯拉夫国家保安局跟踪苏联专家和其他苏联人，这是不真实的。从来无人发布过这类决定，而且苏联公民被跟踪之说是不真实的。这是有人捏造的情报，说苏联政府的代表和**情报局的尤金同志被跟踪，这更不准确了。
我们不能理解，这种把苏联政府引向错误的诽谤，适应了谁人的需要。倘若果有其事，我们还是希望把具体事实告诉我们。
你们3 月27 日的信上说，我们在搞反苏批评并且批评苏共，来信说南共领导人正在进行这种批评。信中还说，这种批评是背着党员进行的，是不怀诚意的，是鬼鬼祟祟的，是虚伪的，等等。你们点了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的名字，而且，据说还点了一些人。这就是说，信上点了新南斯拉夫一些最著名的、最受爱戴的领导人，他们在我党多次处境困难时都经受住了考验。
我们很难理解，怎么能够提出这样严厉的指控而不说明其来源。更个人惊讶的是，竟然把我们领导人的言论与托洛茨基从前的言论相提并论。信上引述了所谓他们的言论的一些片段，譬如，“苏共蜕化变质”，“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猖獗”，“**情报局是苏联操纵其他党的工具”。信中还说“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被左的词句掩饰起来，诸如‘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独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代表”。
以这些以及类似的从各种可疑的提供者那儿长期搜集来的情报为根据，片面地将其归咎于新南斯拉夫领导人，好像他们真的说过这些话，就这样呈报给苏联领导人，无疑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并且把它们说成是反苏言论。不过，我们觉得，以身分不明的人和可疑的情报作依据来做结论，对于在南斯拉夫宣传苏联方面作了极为宝贵的贡献、并在解放战争中赢得极高声誉的人们提出像信中所说的那些指控，是不正确的。那些在监狱中被关了6 年、8 年、1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他们做了宣传苏联的工作，是他们坐牢的原因之一——会像你们3 月27 日的信上所说的那样吗？这能够令人相信吗？否。而新南斯拉夫现在的高级领导人中大多数正是这些人，他们在1941 年3 月27 日率领群众沿街游行，反抗反人民的茨维特科维奇一马切克政权，这个政权签订了**产国际的条约，并企图把南斯拉夫拴在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车上。还是这些人，他们站在起义的南斯拉夫人前列，手握钢枪，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作为唯一忠实的同盟军站在苏联一边战斗，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也相信苏联会胜利，正是因为他们过去信仰、现在仍然信仰苏维埃制度，信仰社会主义。
这些人不会干“给苏维埃制度抹黑”的事情，因为那就意味着背叛他们的信仰，背叛他们的过去。我们认为，对于这些人，不应根据可疑情报，而应根据他们长期的革命活动来加以评价。
由于这些人在群众面前把苏共“捧上了天”（如信中所说的），就叫他们两面派，这简直是可怕的而且是侮辱人的。信上进一步说道：“如果南斯拉夫党员群众得知这件事，他们会认为这种反苏批评是背离事实的，而且是怀有敌意的，我们相信他们会否认这种批评与自己有关。”是的，如果事情真如信上所说，我们也相信会是这样。“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官员们背着群众暗地里搞这些批评的原因”。可是，对群众不可能有什么隐瞒，原因很简单，对苏联和苏共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批评。
把领导和群众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南斯拉夫现在的领导人和群众是一个整体，因为他们经过战前对反人民政权的斗争，经过伟大的解放战争期间的斗争，并且经过今天为发展祖国、实现社会主义而作的巨大努力，团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不少苏联人中间存在着一种错误思想，认为南斯拉夫广大群众对苏联的同情是自然产生的，是在溯自沙皇时代的某些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事情并不是这样。对苏联的热爱不是自然产生的。它是由新南斯拉夫现在的领导人，首先包括那些在信中被如此严厉指控的人，向党员群众和全体人民孜孜不倦反复灌输的结果。新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早在战前就不惜劳苦和牺牲，坚持不懈向群众揭示苏联的真实情况，在南斯拉夫群众中播下了热爱社会主义故乡的种子。
譬如莫洛托夫同志就说过，吉拉斯曾下令在党校和训练班中不学习《联共（布）党史》。这是完全不准确的。这样的命令是不存在的，任何人也没有下过这种命令。甚至在目前，在我们所有的党校里和很多训练班中都在学习《联共（布）党史》。在所有这些说法中，唯一真实的是，吉拉斯在党的会议上不止一次他说过，党的基层组织中的不成熟的党员错误地理解《联共（布）党史》中的一些个别问题，机械地把它们与南斯拉夫的发展相对比。例如，革命的两个阶段的问题、战时**、新经济政策的问题，等等。他说，让这些党员先学习斯大林著的《列宁主义问题》要好些。
与此相关，有必要强调，《联共（布）党史》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秘密地发行过4 次，战后用各民族语言印刷25 万册。斯大林和列宁的其他著作也是如此，例如《列宁主义问题》发行12.5 万册。
关于你们信上提到的南共党内生活问题，可以看出你们得到了完全错误的情报并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你们对我党的评价。
南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不是指派的，并非如你们信上所断言的那样。事情是这样的：
1940 年12 月，当南共还完全处于非法地位的时候，曾举行了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南斯拉夫各地的110 位代表。根据共产国际的一项决议，这次会议拥有代表大会的一切权利。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由31 名委员和10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南共中央。其中有10 名委员和6 名候补委员在战争中牺牲了。在1940 年选出的7 名政治局委员中，有5 人现在还活着，并且还在工作。政治局邀请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南共中央委员参加它的会议。在南共中央里，总共只有7 名新委员是被指定的，而他们原来就是候补委员和党的最优秀的领导人。最后，在战争期间，两名中央委员被开除出南共中央，所以现在仍在工作的只有那次会议选出的19 名南共中央委员和7 名被指定的委员。因此，南共中央现在由26 名委员组成。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说到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南共中央政治局为南共代表大会进行准备为时已经一年了。我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有所准备，以便使其不仅带有示范性质，而且成为一个产生党章和党纲的大会。这个纲领实质上以后将由人民战线在其代表大会上加以采纳。
信上断言我们党内没有民主，其根据是什么呢？或许是拉夫连捷夫的情报吧？他是从那儿得到这种情报的？我们认为，他作为一位大使，无权向任何人索取有关我们党的工作的情报。这不是他的职责。这种情报可由苏共中央向南共中央索取。
南共管人事的书记又是国家公安部长，这丝毫不妨碍党组织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党没有被置于国家保安局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是通过南共中央实行的。国家公安部长不过是南共中央的一个成员。此外，我们还须说明，南共中央下属的干部管理局主任是泽科维奇，而不是兰科维奇。
说我们党内没有批评的自由，这是不真实的。我们党内存在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在党的例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上，就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因此，这一谎言是有人臆想出来的，而且把它作为情报传送给苏共中央。
所谓南共没有实行阶级斗争的政策和城乡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等等，完全是不准确的。举世皆知，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像南斯拉夫这样坚定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情报究竟从何而来呢？这些事实是无人能与我们争辩的。因此不能理解怎么有人会把我们的党与伯恩斯但、福尔马、布哈林以及腐朽的机会主义相提并论。我们只有进行自卫，反对这种错误和对我党的侮辱。
来信进一步提到铁托在南斯拉夫人民战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从中摘出了一小段并与40 年前孟什维克瓦解社会民主党的企图相比拟。
第一，那是在40 年前沙皇**统治之下，而今天在南斯拉夫，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就是说，南共在政府内起领导作用。在人们注视着社会发展的过程时，不可避免地会将组织形式作某些变化，工作方法和领导群众的方式要进行改变，以便更容易达到特定目的。
第二，南斯拉夫人民战线，在本质上不仅相当于某些别的**（他们可以吸收任何人入党），而且在组织上和活动上还要更好些。虽然它现在拥有大约100 万成员，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南斯拉夫人民战线成员的。
第三，因为南共是人民战线的核心，所以它在人民战线里的领导地位是完全有保证的。因此，并不存在信上所说的党化为人民战线的危险。南共通过人民战线逐步实现其纲领，人民战线把这个纲领看作是自己的纲领，自愿采纳。这就是铁托声明南共没有别的纲领的依据。
写了这样一些关于我们的事情，对此我们表示遗憾。但我们希望注意这样的事实：
在某些国家，某些**在发生变化，不仅工作方式在变，而且党的名字也在变，在保加利亚和波兰就是这样，这是不会不经苏共同意的。当然，在这些国家里，这些党走这样的道路是必要的，然而，在这里以南共为首组成人民战线，南共在其内部坚实地组织起来，并把人民战线100 多万群众牢固地困结在自己周围，这种作法已经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即使其他党具有与其国内新的特定条件相适应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却还不曾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将转化为群众。
那么，为什么有人怀疑那些不容否认和早已为人们熟知的事实呢？我们深信，我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了：南共是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它能够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它都能领导南斯拉夫人民应付各种事态。
我们党并非像信上所说的那样处于半合法地位。它是完全合法的，南斯拉夫人人都知道它是领导力量。
事实是，不幸你们不了解南斯拉夫人民战线的性质，因而批评我们不发表党在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自联邦政府以下，有关社会和国家生活各种问题的所有重要决议，都是党的决议，或是在党的倡导下作出的决议，而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理解并接受这些决议的。
因此，我们觉得无需强调某某决议是在党的某某次会议上作出的。
我们党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我们强调，我们党取得所有这些成就，是因为遵循了马、恩、列、斯的学说，受益于苏共的经验，并将其运用于特定的条件。因此，我们不理解你们信上所作的断言，说什么我们的领导在反苏共的同时，假惺惺地“伪善地把它捧上了天”。
我们不能相信苏共中央全会对我党迄今作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提出质疑，因为我们记得许多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此曾多次予以承认。我们还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改造的很多具体方面有益子别国的革命发展，而且正在被他们采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苏共的作用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置于次要的地位。相反，我们学习苏维埃制度并把它作为榜样，但是我们正在自己的国家里以多少有点不同的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在一定的时期，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考虑到解放战争之后所造成的国际形势，我们正竭力运用最好的工作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证明我们的道路比苏联的好，我们在搞什么新花样，而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迫使我们这样做。
至于韦莱比特以及他为什么仍在外交部，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卡德尔和吉拉斯告诉莫洛托夫，我们对韦莱比特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证据，现在仍没有证据；情况仍在调查之中，我们不愿凭怀疑就把一个人撤职和毁掉。
使我们不过于急促地处理韦莱比特的原因，首先是，他从1939 年起就是个党员，在这之前，他为党作过重大贡献。
1940 年，铁托交给他一个机密任务，让他在萨格勒布市以他韦莱比特的名义租一所别墅，在这所别墅里要安放共产国际的电台，瓦尔德斯作为无线电操作人员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里面。同时韦莱比特还是个秘密情报递送者。所有这些工作，在敌人占领下进行了一段时间，这当然意味着他在冒生命的危险。随后，在1942 年，根据党的指示，韦莱比特参加了游击队，并且表现很好。后来他接受一项国外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我们现在正对他的整个经历进行调查。如果苏联政府掌握有关他的什么具体情况，我们请求把事实转告我们。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将立即免去他在部里的职务。
因而，你们信上与此有关的指责实在令人吃惊，而且是对南共中央和整个政府的侮辱。你们把我们与那些容忍间谍以求宠子某些大国的资产阶级国家相比。这就是你们信上所写的，而且是我们认为对一个友好盟国政府所不可能写的：“可能南斯拉夫政府有意把韦莱比特就是作为英国间谍使用的。如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对帝国主义大国表示亲善而把它们的间谍用作自己的工作人员，这是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会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保护之下。”信上就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代表1600 万人口的国家的政府，一个在解放战争中就站在苏联一边付出了最大牺牲的政府，一个在将来必要时成为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的政府，人们看了这样一封信，不能不为之愤感和震惊。
假若你们要问我们对你方有没有不满意的事情，那么我们将坦率他说，我们不满意的理由是很多的。这些理由是什么呢？这封信不可能提及所有的理由，但我们要提几个。
首先，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在我们这个正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里吸收我们的公民加入他们的情报机关，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我们只认为这有损于我国利益。尽管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保安局已经对此提出抗议，并公开声明这是不能容忍的，但却仍然干出了这种事情。那些被吸收的人中包括军官、各级领导人和一些对新南斯拉夫持消极态度的人。
我们有证据表明，某些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在吸收我们的党员加入他们的组织时，挑起对我们领导人的怀疑，试图毁坏他们的名誉，证明他们不称职、不可靠。譬如，斯特帕诺夫上校在1945 年吸收我们一个在国家保安局电码编译科工作的好同志时，毫不犹豫地往我们所有的领导人脸上抹黑，并挑起对他们的怀疑，说什么“铁托元帅暂且照常工作”。现在此类事情仍在发生。这也意味着，发展特务成员不是为了同某个资本主义国家作斗争，因此我们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发展工作正在破坏我们内部的团结，使人们失去对领导的信任，陷入混乱，使领导人受到损害，并日益变成搜集假情报的渠道。苏联情报机关特务的这种行为，对于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并且是苏联最忠实盟友的我国，不能说是忠诚的和友好的。
我们不能允许苏联情报机关在我国扩展情报网。我们有同各色各样外国资本主义分子和国内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自己国家的保安局和情报机关，如果苏联情报人员需要这方面的情报或协助，他们随时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我方而言，直至今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些——诸如此类，还有许多——就是我们不满意的原因。然而，这能成为使我们的相互关系恶化的理由吗？不能。这些是能够消除和解释的问题。
苏联和南斯拉夫牢固地联系在一起，显然是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的。不过，对于这一点来说，相互间的绝对信任是必要的；否则，我们两国间的持久和牢固的关系就不可能存在。苏联人民，首先是苏联领导人，应当相信，新南斯拉夫在其现今领导机关领导之下，正在坚定地向社会主义迈进。
此外，他们必须相信，在现今领导机关领导下的今日的南斯拉夫，是苏联非常忠实的朋友和盟国，它已作好准备，在严峻考验中与苏联人民同甘共苦。
最后，因为新南斯拉夫面对着不仅正在危及它本身的和平发展、而且也危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甚至苏联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所以我们感到，新南斯拉夫尽可能强大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因此，尽管我们知道苏联重建遭受破坏的国上有重大困难，可是在对苏联人民不造成物质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正当地期待苏联对我国的发展和五年计划的实现给予援助。
根据以上所述，南共中央全会不能认为你们信上对我们党的工作和领导人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深信，你们的批评出自某种严重的误解，此种误解原不应发生，而且为了有利于我们两党的事业，此种误解必须迅速加以清除。
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对我们南共中央对苏共怀有的同志和兄弟般的忠诚感情的一切怀疑应子消除，为了迄今指引我们并将继续指引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我们将永远感谢苏共——忠于曾经并将继续为我们树立榜样的苏联，并高度珍视它对我国人民的帮助。
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我们两党中央在现场即在此地进行相互交谈，这一分歧才能得到消除。
因此，我们建议苏共中央派来一位或几位中央委员，他（们）在此地将有一切机会彻底研究每一个现存问题。
敬希接受我们的建议，致以同志式敬礼!
奉南共中央之命
铁托和卡德尔
复信由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弗拉迪米尔·**维奇送交苏方，莫洛托夫在办公室内见了这位使者。莫洛托夫十分激动。这对他来讲是少有的。
**维奇按照中央的指示，在递交复函后向莫洛托夫重申了南共的立场。他讲了45 分钟。
莫洛托夫咬着嘴唇，向窗外张望着。
**维奇讲完后，莫洛托夫问：“完啦？”**维奇：“完了。有什么问题吗？”莫洛托夫：“我什么问题也没有。”**维奇：“你没有问题，我感到意外。”莫洛托夫踌躇片刻后说：“我只能说，我希望你个人不要与贝尔格莱德其他人一般见识。”他们分手了，连手都没有握一握。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人道无风三尺浪，何况平地起狂飘？
耳竖惊闻波声起，目瞪呆看多瑙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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