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如钢似铁：铁托 > 第二十九章 函战（一）
久怨不解怨生愤，长恨未消盟必拆。
先从刀笔起战事，洒洒洋洋函战开。
且说在第二十七章中我们讲到，到1948 年春，南斯拉夫与苏联关系出现全面紧张的状况。而这种紧张的关系，又不是一天半天内形成的，事情的梗
概已在前两章综述。
前章也已表述，1948 年3 月18 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尔斯科夫将军通知南斯拉夫军事当局，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已下令从南斯拉夫撤离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因为他们“在南斯拉夫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处于敌对行动包围之中”。第二天，南斯拉夫又接到了从南斯拉夫撤出文职专家的通知。从此，南苏关系急转直下。
对于苏联撤退专家一事，南斯拉大方面以铁托的名义于3 月20 日复电苏方。复电中对苏方撤退专家的理由进行了驳斥：
3 月18 日，巴尔斯科夫将军告诉我们，他收到了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的电报，电报通知我们，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退所有军事顾问和教官，因为他们“处于敌对行动包围之中”，那就是说，他们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友好待遇。
苏联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召回它的军事专家，但是我们对苏联政府为作出这一决定所提出的理由感到震惊。我们根据这一指责调查了我国下级领导人与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关系，深信撤走他们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在南斯拉夫的整个居留期间，与他们的关系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兄弟般的，非常友好的；在新南斯拉夫，对所有的苏联人一贯如此，因此，苏联政府未把作出这一决定的真实原因告诉我们，使我们感到惊奇，使我们不能理解，使我们十分痛心。
再者，1948 年3 月19 日，阿米亚尼诺夫代办拜会我，并把一封电报的内容告诉我。
电报说，苏联政府还下令撤退在南斯拉夫的全部文职专家。我们不能理解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它使我们感到惊愕。基德里奇部长的助理斯尔泽恩蒂奇确实曾向你们的商务代表列别捷夫说过，依照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项决议，他无权向任何人提供重要经济情报，如果苏联人想得到这种情报的话，应当到更高一级领导机关，既南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索取。同时，斯尔泽恩蒂奇告诉列别捷夫，如果索取使他感兴趣的情报，可与基德里奇部长交涉。早就给你们的人说过，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直接从我国领导人那里得到一切重要的和必需的情报。
我方之所以发布这项决定，是因为过去我们各部的公务人员不管需要与否，对任何人都提供情报。这就意味着他们向各种各样的人泄漏国家经济机密，而这些机密可能有时确实已落入我们的共同敌人之手。
如电报所述，我们不曾签署过任何特殊协定，规定我们的人不经中央或政府同意，不得向苏联经济工作人员提供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经济情报。每当苏联大使拉夫连捷夫同志向我本人索取必要的情报时，我都毫无保留地把情报提供给他；我们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如果从国家观点出发，苏联政府不同意我们这种态度，我们将感到非常惊奇。
同时，关于此事我们不得不否认所谓对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和代表“招待不周和不够信任”之类的理由。至今，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向我们抱怨过这类事情，尽管他们都有机会亲自向我诉说，因为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会见任何苏联人。我们所有主要领导人也都是这样。
从所有这些可以看出，上述理由不是苏联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我们希望公开告诉我们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指出自认为有碍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一切问题。我们觉得事态的发展对两国都是有害的，而迟早一切有损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东西都必须消除。
苏联政府正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获得情报，对此，我们认为应慎重对待，因为这种情报不一定都是客观的、准确的和出自善意提供的。
3 月底，铁托等来了苏方对于3 月20 日电的复函。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捷夫在萨格勒布见了铁托。当时，铁托正在写字台旁。拉夫连捷夫一手拿着斯大林的复信，另一只手与铁托握手，铁托站着，他没有请客人坐下。
铁托立在写字台的背后，一只手撑在写字台上，另一只手快速地翻着复信。
看过头几行后，铁托感到自己好像中了雷击。拉夫连捷夫站在一旁冷眼瞅着，观察铁托的反应。铁托竭力控制着。
拉夫连捷夫向铁托逼近半步，问道，“什么时候答复我们？”铁托简要地说：“我们将考虑这封信。”会见总共只持续了三四分钟便告结束。
拉夫连捷夫走后，铁托从头至尾将信读了一遍。这封信是用俄文打印的，长达8 页，信笺上附有紫色“机密”的标记。
3 月20 日的答复已收到。
我们认为你的答复是不正确的，因而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1 ）加加林诺夫①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了结了，因为你已收回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仍然认为这些指控是诽谤性的。
所谓克鲁季科大同志②所讲的苏联政府今年已拒绝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已断然否认这一点。
（2 ）关于撤退军事顾问，我们的情报来源于武装力量部的代表的声明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们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才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被派去的顾问比要求的数目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本来就不愿把自己的顾问硬派往南斯拉夫。
然而，后来，南斯拉夫军事领导人（包括科查·**维奇——南斯拉夫参谋长——在内）认为可以宣布有必要把顾问人数减少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顾问身上的费用太大；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说，苏联军队的章程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并说，出钱雇用苏联顾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有关苏联军队的那篇众所周知的侮辱性的声明，说什么苏联军官从道德观点上看还不如英**官①。
如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声明并未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
于是，南斯拉夫军事领导人在苏联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不是争取同苏联政府达成友好协议，而是开始辱骂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名誉。
很明显，这种情况必然在苏联顾问周围造成一种敌对气氛。要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① 加加林诺夫：曾对铁托有过不尊重表现的苏联官员。——本书作者注② 克鲁季科大：当时的苏联外贸部副部长。——本书作者注① 吉拉斯类似的话不是在南共中央会议上讲的，而是与铁托一起接见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时讲的。——本书作者注苏联政府还会同意把自己的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企图败坏苏联军队名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这种局面承担责任。
（3 ）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大部分来源子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捷夫的报告，另外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你说斯尔泽恩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捷夫说过，苏联专家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这一说法一点也不符合事实。下面是拉夫连捷夫3 月9 日的报告：
“基德里奇［南斯拉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在经委会的助理斯尔泽恩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法令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捷夫。因此，不论过去许过什么诺言，他都不能向列别捷夫提供所需要的细节。对此进行控制，是国家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斯尔泽恩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本人打算与列别捷夫谈谈此事。”首先，从拉夫连捷夫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斯尔泽恩蒂奇根本未曾提到从南共中央或南斯拉夫政府得到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总之，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得必要的经济情报的各部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南共中央交涉，那是滑稽可笑的。
其次，从拉夫连捷夫的报告看，真实情况显然与你所写的正相反，也就是说，南斯拉夫公安机关控制和监视了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代表。
人们完全可以提出，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是在所有这些国家——曾遇到秘密监视苏联代表的类似行径。但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南斯拉夫公安机关的特务不仅跟踪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跟踪苏共在**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要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会同意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滑稽可笑的。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状况的责任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4 ）你在信中表示，想让我们告诉你引起苏联不满和苏南关系紧张的其他事实。这些事实确实是有的，虽然这些事实与撤退军事和非军事顾问没有关系。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你这些事实。
（a ）我们知道，在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流传有反苏谣言。譬如：“苏共蜕化变质”，“在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猖獗”，“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情报局是苏共操纵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被左的词句掩饰起来，例如“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了”，而唯独南斯拉夫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从诸如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兰科维奇等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儿听到这些关于苏共的言论，当然是可笑的。然而，事实是，这些谣言在南斯拉夫很多高级官员中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现在仍在流传着；这当然正在造成一种危害苏共和南共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乐于承认，正如苏共有权批评任何别的**一样，每个**，包括南共，有权批评苏共。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是光明正大的，而不能是鬼鬼祟祟，造谣中伤，从而剥夺那些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可是南斯拉夫官员们的批评既不公开又不真诚；这种批评既鬼鬼祟祟，又不怀诚意而且带有虚伪性，因为他们一方面在背后损害苏共的名誉，而另一方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地把它捧上天。这样，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苏共名誉、给苏维埃制度抹黑的手段。
如果南斯拉夫党员群众得知这件事，他们会认为这种反苏批评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怀有敌意的，我们相信他们会否认这种批评与自己有关。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官员们背着群众暗地里搞这些批评的原因。
另外，不妨提一下，托洛茨基决意向苏共宣战时，也是从指控苏共蜕化变质、受了大国狭隘民族主义所国有的局限性之害等问题开始的。当然所有这些他都用有关世界革命的左的口号加以掩饰。然而，众所周知，是托洛茨基自己蜕化变质了，当他被揭露之后，就滚到苏共和苏联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营垒中去了，我们觉得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倒很有教育意义。
（b ）我们对南共的现状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的南共，仍未完全合法化，还处于半合法的地位，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关的决议从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也从不发表。
在南共内部不能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
党内没有或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的人事书记又是国家公安部长，真是独出心裁。
换句话说，党的干部放置于国家公安部长的监督之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党应当控制国家的全部国家机关，包括公安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公安部事实上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达不到应有水平的原因。
可以理解，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共党内体现不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迅猛增长，而党的领导并未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南共受到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吸收资本主义成分这种蜕化的机会主义理论的蒙蔽。这种理论是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捡来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看作国家的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特定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人民战线被看作主要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淹没在“战线”之中。在人民战线第二届代表大会上，铁托同志在讲话中说：“除了人民战线的纲领，南共还有别的吗？没有，南共没有别的纲领。人民战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于是，似乎南斯拉夫这种关于党组织的个人吃惊的理论，却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
其实，这一点也不新。在俄国40 年前，一部分孟什维克曾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化为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建议用后者代替前者；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化为非党工农群众组织，再用后者代表前者。如所周知，列宁把这些孟什维克比作存心不良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主义者。
（C ）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间谍韦莱比特仍然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担任第一部长助理，南斯拉夫的同志们知道韦莱比特是个英国间谍。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认为韦莱比特是个间谍。然而，韦莱比特仍居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部长助理的职位，可能南斯拉夫政府就是有意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间谍使用的。如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对帝国主义大国表示亲善而把它们的间谍用作自己的工作人员，这是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会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保护之下。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行为是完全不能容许的。即使胸怀天大的好意，苏联政府也不能把自己同南斯拉夫政府的通讯置于一个英国间谍的检查之下。只要韦莱比特仍呆在南斯拉夫外交部，苏联政府就认为自己被置于困难境地，并且被剥夺了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公开通讯的可能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就是正在引起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不满并正在危害苏南关系的事实。
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些事实与撤退军事和非军事专家的问题没有关系。可是，它们是使我们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维·莫洛托夫约·斯大林奉苏共中央之命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铁托如何不感到像中了雷击呢？
铁托定了定神，立刻打电话通知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前来。
这时，铁托又把苏方的复函读了一遍。
读完之后，他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步。他长时间地捉摸了苏方的信件内容。
卡德尔等陆续到了，他们读了苏方的复函。他们一致表示支持铁托，并且说苏方的指责是虚伪的，应复信驳斥。
铁托越来越激动。
他表示，如果他是南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障碍，他愿意退休，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一致拒绝了他的建议。
大家还分析，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来信中之所以指名攻击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和基德里奇等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一是想分裂南共中央委员会，先压服一部分人，然后再压服整个委员会。二是他们先向这几个人开刀井非偶然。因为他们所掌管的部门正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企图渗透的。
吉拉斯看穿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目的，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向铁托说：
如果你认为被指名控诉的我们几个应当辞职的话，我准备马上这样做。
铁托跳了起来。“啊，不能！”他叫嚷道，“他们是想破坏我们中央委员会！如果你们都走，我怎么办？”几个人都坐了下来。他们一致决定，拒绝苏方的指控；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地提交4 月12 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上讨论整个形势；函复苏联，并让党员了解苏共信件的内容。
铁托亲自起草了复函。复函写在印有“南斯拉夫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元帅”字样的信纸上。字很大，信纸足足用了33张。
这时，南苏友好条约签订3 周年纪念日到来。在两国关系如此状况的背景下，铁托与斯大林就这个日子互致的电文，其内容不超过“起码礼仪”的限度。
4 月12 日清晨，南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纷纷抵达贝尔格莱德郊区德迪涅亚历山大国王皇宫图书馆，出席中央全会。
当铁托进入会场在座位上坐下时，时针正指10 点。
会场严肃得令人窒息。
这时，铁托意识到了会议对南斯拉夫的革命事业所具有的生命攸关的重大意义。
铁托宣布了会议议程，井致简短开幕辞。他讲了南苏冲突的来龙去脉，随后宣读了苏联的来信和他的复信槁。
铁托强调：
“同志们，记住，这里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争论，不是南斯拉夫**犯了错误，不是我们在思想上脱离正轨。我们决不容许我们被迫陷于这种争论；同志们，关键首先是一国和另一国的关系。我认为他们正在利用思想意识的问题为对我们、对我国施加压力而辩护，同志们，这便是问题的所在。”他最后说：
“这封信是可怕的诽谤和消息误传的结果。我要求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每一位中央委员都应当在这里表示态度。如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要求看这次会议的记录，我们将给他们。”随后，全体中央委员一一按会议桌的次序表示了态度。首先发言的是卡德尔，他宣布同意铁托提出的复函稿。
“我们党正是用自己的双手做到了一切。”卡德尔说道，“没有人否认党在做这一切时曾经得到苏联的援助。但是，南斯拉夫是大战中以自己的军队差不多解放了自己全部领土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是红军解放的。我们有权要求苏联政府信任这个取得如此重大成就的党。让我们看看战后三年我们所完成的事业：土地改革。国有化和五年计划。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党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将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而不是忠于它的字句。说南斯拉夫实行托洛茨基主义或复活资本主义简直是荒谬绝伦，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比东欧任何国家都快。我认为铁托同志起草的复函是适宜的。如果我们承认虚假的东西，我们将不是诚实的人，而是草中的蛇。”接着卡德尔发言的有布拉若·约凡诺维奇、博里斯·基德里奇、密洛凡·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等，他们都赞同中央委员会的复函。
米哈·马林科发言时说：“俄国人的信给我留下了一个痛苦的印象。我的感觉宛似一个人当头挨了一大铁锤。无论如何，这个斗争必须坚持下去，我相信我们会支持得住。”斯普利特工人维科·克尔斯图洛维奇在发言中说：
“几天以前，我在中央委员会看过了那封信，我从来没有经受过比这更痛苦的时刻。我不是一个高深的理论家，我凭无产阶级的本能发言。我看不出在他们那封信中含有同志的温暖。那根本不是一封指出错误的信，而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我完全同意铁托同志宣读的复函稿。”轮到斯雷但·茹约维奇发言了。在他发言以前，17 名中央委员都一致宣布反对苏联的来信，同意铁托的复函稿。有人对复函建议作一些微小的补充，在茹约维奇发言以前，17 名中央委员都是坐着的。然而，轮到茹约维奇时，他站了起来。他把椅子朝后一推，高声说道。
“同志们，我请你们以革命的觉悟进行公断，我反对给苏联党写那封复函。不要忘记，这涉及许多重大的问题。我反对对苏联和苏联党采取这种态度。”古老的皇宫图书馆里呈现出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只有铁托在茹约维奇发言时站起来，在图书馆里踱来踱去。“这是背叛人民，背叛国家，背叛党。”铁托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茹约维奇没有听见，还是一股劲地说下去：
“问题在于：下一步怎么样？我们将走向何处去？南斯拉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将置身于何处？我已经深思熟虑过这一切。决不能犯致命的错误。我们在大战中已尽了我们的责任。目前的形势使我们在本国处于领导地位，从而同苏联发生了接触，苏联党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即使是微乎其微的也足以警告我们在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前，应重新检查一切。我们必须探索斯大林每一个字的全部意义。如果苏联党和斯大林不同意的话，我们怎么能使自己和人民相信我们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呢？我相信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茹约维奇开始谈论南共自己在思想意识上脱离正轨的错误。这时，吉拉斯跳了起来，眼中闪着盛怒的泪花。
“茨尔尼，你说说看，你是否认为我是托洛茨基分子？”茹约维奇模棱两可地回答说：“不是，但是你知道……”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几乎全都暴跳起来，指着茹约维奇喊道：“明白说出来，不要旁敲侧击。”铁托的话也可以被大家听见了：
“茨尔尼，告诉我们，我们是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党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吗？我们的政府豢养特务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我们和俄国人是平等的。”茹约维奇踌躇不安起来。卡德尔和驻苏大使弗拉迪米尔·**维奇又追问了一些问题。
最后弗拉迪米尔·**维奇说：“茹约维奇在我们面前说的是不诚实的，不是**人应说的话。联合股份公司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斯大林也承认这一点。”全体中央委员纷纷都表示了态度。莫萨·皮雅杰道：“同志们，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斯大林的来信，水平真低。”他的话使大家乐了起来。这是本次会议出现的唯一笑声。
会议在两点钟左右体会，午饭后立即复会。此后的讨论更加生动激烈。
铁托再次发言：
“看到和听到茹约维奇发言，我感到沉痛，他好像说，‘我们这群下等人怎么胆敢违抗苏联党？’我们为国家作了牺牲。当茹约维奇亲眼见到我们的青年建筑铁路、缔造未来、在落后中成长起来的时候，他竟然能够说出这类的话，真使我感到吃惊，我确信，没有一个献出生命的人竟会想到他们的国家在战后会是默默无闻的。
“我们在大战中所完成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作出了贡献：我们这里民族平等，我们的人民首次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切，放弃沿着我们已经选择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权利，意大利人民、法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会说些什么呢？那对他们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不是并入苏联，而是每个国家各自的发展，这便是我们同苏联党的分歧。突然间，我们听到茨尔尼站起来说，‘你们捍卫自己是不对的。’接受苏联党来信中的观点是大错而特惜的。他们必须也认识到他们的信是一个大的错误。接受这封信是卑鄙的，是承认虚伪的东西。我们有权与苏联平等他说话。他们对我国发生的一切简直极度愚昧无知。你，茨尔尼，居然宣称你有权去爱苏联胜过爱你的国家。我们党像白天一样的洁白，你，茨尔尼，想破坏它的团结，想破坏11 年来团结一心的、与人民有血肉联系的领导。我们曾号召人民作出极大的牺牲。如果我们证明自己配不上他们的牺牲，他们一天也不会支持我们的。”说到这里，铁托踌躇了片刻，然后离开倚子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的革命不会毁灭它的子弟，革命的子弟是真诚的。”当铁托讲这些话时，很多中央委员都眼泪汪汪。莫萨·皮雅杰又站了起来。
“茨尔尼应当回答铁托提出的问题。”茹约维奇沉默不语。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要求发言。“我要求茹约维奇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回答下列问题：他是否认为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南斯拉夫**是否非法？是否已消失在人民阵线里而失去了领导作用？”兰科维奇——地问下去，然后说道：“他的话表明，他对我国的力量，对我国人民，特别对我们党，充分不信任。他们说我国的国家保安机构控制了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说苏联军事和文职顾问们陷入了不友好的境地。事实是，在南斯拉夫没有一个人监视俄国人。他们的机构在我国寻求这样一些人的支持：十月革命时逃亡出来的白卫军、反动派和以前的政客。”兰科维奇冲着茹约维奇说：
“茨尔尼，记住，如果曾经有人为了党而设法帮助过你，拯救过你，那便是铁托同志，尽管你在国外有那样的作为，尽管你与戈尔基奇有那样的关系，铁托同志在1940 年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是提议把你选入中央委员会。”在继续讨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下列的问题：茹约维奇是否将中央委员会讨论的情况向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捷夫汇报了？卡德尔、吉拉斯和已卡里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回国以后，他是否向苏联大使递交了一份关于3 月1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3 月1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后几天的一个中午，吉拉斯乘车经过苏联大使馆时，他见到茹约维奇的汽车停放在大使馆的门前，吉拉斯已将所见到的一切告诉了铁托。会上，铁托问茹约维奇：“你到拉夫连捷夫那里去干什么？”茹约维奇说，给苏联大使搞一辆车子，不得不同他谈谈。
吉拉斯说：“多么可悲的景象呀！我们联邦共和国的一位部长低声下气地去找苏联大使，为的是给他搞辆车子。”茹约维奇惶惑不已。
“关于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情况我一个字也没有向拉夫连捷夫吐露。但是，同志们，请问，南斯拉夫能捍卫自己吗？”其实，大家已经回答了他的这一问题。
铁托提议休会，次日清晨复会。最后他说：“我们全会必须对茹约维奇的事件采取坚定的立场。再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我本人不相信他没有向拉夫连捷夫汇报。那是叛国。没有人有爱国亚于爱苏联的权利。”会议在次日继续举行。初步决定由三名中央委员组成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斯雷坦·茹约维奇和安得里那·赫布朗案件。会议最后通过了致苏联党的复函的修改稿。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正是：一封书函驿传急，万乘驰骋快不息。
文墨舞弄摆战场，从此兄弟不解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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