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一次打击
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以遂昌知县赴北京上计。上计相当于汇报工作。他向吏部告了长假，管自己回家，仍然保留着知县的官衔，所以叫弃官。邹迪光替他写的传记说："而公倜傥夷易，不能鞠（在长官前面谨小慎微），长吏色而得其便，又以矿税事多所（难行）。计偕之日，便向吏部堂告归。虽主爵留之，典选留之，御史大夫留之，而公浩然长往，神武之冠竟不可挽矣。"吏部尚书蔡国珍和右都御史徐作年老，不多管事。文选司和考功司的主管由于前首相王锡爵留下的考语，仍然无法将他调回朝廷，他只得拂袖而归了。
汤显祖《戊戌观还过阳谷店》说："偶随还具牒"，这是说吏部要他回任遂昌，并未免职。《草堂》诗说："身将百里郎官隐"，也是同样意思。矿税是他被迫弃官的另一原因。皇帝朱翊钧贪金爱财。50 年代发掘的他的坟墓定陵可以为此作证。当时宁夏用兵，军费二百余万两，朝鲜用兵，首尾八年，军费七百余万两。国库不能增支，就直接派遣大监到各地去搜刮现金，名为矿税，万历二十五年，大内皇极、建极、中极三殿被焚，为了重建需要经费，矿税又被进一步推行。虽然有一些地方是真正的金银矿采掘和冶炼，但更多的情况是钦差满天飞，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如诬陷富民偷盗矿石，责令加倍赔偿；不管屋宅坟墓，借口地下有矿脉，就派兵包围，甚至杀人放火，无所不至。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三年，矿税的国库收入不到三百万两，只占搜刮到的总数的小部分，而钦差和承办官员个个满载而归。按照明朝的官制，地方官即所谓外官，每三年由吏部和都察院进行一次考察。被考察者称之为上计，主持考察的长官则称之为大计。犯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疲）、不谨的八等官员，将分别给以革职、闲住、致仕和降调的处分。万历二十九年大计，汤显祖弃官回家，离任已经三年，照理不在考察之列，但他并未正式免职，也有理由属于考察之列，这就全看上级的意图了。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拿出前首相王锡爵的批示，说汤显祖本人有意，让他保持高尚的节操吧。汤显祖有二首七绝《辛丑京考后口号寄温都堂纯》。其中一首说："奉行故相偶然闻，点滓移时风卷云。独坐不羁高尚去，平生知已是温君。"看来，他以"浮躁"落得"闲住"处分，毕竟比"贪"、"酷"之类的诬陷要好得多。"点滓"有没有严重到诬陷的程度还难说，但它多半来自吏科给事中项应祥。汤显祖作为遂昌知县，和项应祥作为遂昌乡绅，本来关系不错。项应祥曾写了一篇《尊经阁记》为县太爷歌功颂德。后来汤显祖对他纵容子弟不法，亲属拖欠钱粮并不宽容。如果民间传说难免添油加醋，不可以作为依据，现存汤显租的《复项谏议征赋书》，措词谦恭委婉，但在原则上没有丝毫松动。单凭这封信，也肯定会把一位乡绅得罪了。如今他官为吏科给事中，监察和弹劾原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浙江按察使李维桢同汤显祖从未会面，他为他的下属前遂昌知县慷慨申辩，差不多声泪俱下，他没有想到自己也由按察使降为右参政。
伍袁萃《贻安堂稿》丝集记载浙江有一监察官员要处分汤显祖，唯一的理由是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看法。前处州府同知，遂昌县的上级副长官冯时可反驳道，许多人有同样的看法，最早还是有一个先把它提出来。
同乡的理学家邹元标来信安慰他说：天下之大竟容不得一个若士，如果若士心中又容不得一个天下，那就受人捉弄汤显祖在弃官五年后正式免职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当时以苏州籍先后二首相申时行和王锡爵为代表的保守的官僚集团同谏官和非谏官而敢于越职议论朝政的新官僚矛盾日深。新官僚不限于江西人，但谏官如范、万国钦，非谏官如邹元标、饶伸、汤显祖都是江西人。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三十七《与刘少司成》就说："何豫章（江西）之多君子也。"当然，苏州也有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书院。后来形成的松弛的东林党也不以苏州籍官员为限。但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汤显祖好发议论而又江西籍，那就更容易遭忌了。由于申时行、王锡爵势力根深蒂固，他们虽然已经不在位，连江西籍的辅相张位，也无法庇护他的门生汤显祖，而张位本人也因孤立无援，很快失势而下野了。汤显祖弃官之后，也许还有再出的一线希望，这次被免职，仕途之门对他是紧紧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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