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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京太常博士、詹事府主簿
万历十二年（1584）七月，汤显祖启程往南京就任太常博士。正七品小官。这个职务主管祭把礼乐，很少有公务可办。
汤显祖带着新娶的妻子傅氏一同南下。他在山东阳谷县某一农村，离船投宿。淳朴而好客的主人在茅檐下设酒款待。他询问人情风俗，偶然插讲几句书上的道理。在浓密的树荫下，与主人娓娓清谈，和蝉鸣、樵歌显得十分调和。妇女和孩子远远地在旁边窥看。他们觉得奇怪，来的官客既无马匹，又无随从，连冠带都不齐备。既不厌老酒薄，也不嫌鸡肉冷。他听了他们的话宽衣解带，更加无拘无束。附近一带很像江南家乡的风光，不免引起一点淡淡的哀愁。
有一次在路上，居停主人的孩子手拿一对雏雀。它们啾啾哀鸣，好像小小的生命会随时离开那悸动着的身躯。那是当母鸟不在时，孩子从斗拱上抓下来的。汤显祖代它们乞求解放。回答说，巢破了，母鸟已经飞开，放了它们也逃不过猛禽的馋嘴。小不点儿的东西放不到桌面上来请客，只好喂猫罢了。汤显祖想了许久，把它们交托给新夫人。她用秫稭编成鸟笼，下面用嫩枝细叶作铺垫，喂水又喂小米。将来养大了，放出去让它们自由翱翔。
运河上二千几百里的旅程，从《阳谷主人饮》《雀儿行》等诗看来，汤显祖的心情宁静而又恬适。
中秋前五日，他在南京太常寺报到，三日后又往国子监谒孔。这才算正式到差。
"才情偏爱六朝诗"。①没有什么地方比南京更使汤显祖喜爱了。山明水秀，处处是引发思古之幽情的六朝遗迹。尔虞我诈的朝廷和他隔远了，他可以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在南京这样的人文荟萃之区，他和各地诗人作家的接触机会也更多了。
远离朝廷，并不意味着远离政治。自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明朝在陪都南京仍旧设有中央六部的官僚机构。很少处理实际政务，往往形同虚设。有一部分闲官由此感到失意，由失意而不满，可能以比较清醒的态度对朝政提出指责和批评。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原来就因为被歧视，甚或受轻微处分而调到南京，或者在处分之后受到宽大而又不立即召用才安插到此地。这些人当中有魏允贞、李三才和邹元标。这时统治集团内部一种不满现实的舆论力量正在形成。主要由一些正直的言官和少壮派组成。南京是他们的活动中心。汤显祖的同乡前辈刑部尚书舒化大概得悉汤的意向，写信告诫他多和老成人接近。汤显祖回答道："诸言者诚好事，中多少壮。盖少壮多下位，与物论近，与老成更历之论远。相与党游，而执政之游绝??明公以诸言事者多恶少，正恐诸言事者闻之，又未肯以诸大臣为善老耳。"《答舒司寇》语气委婉，表面上似乎超然中立，他的态度是明朗的。
第二年，在北京吏部供职的前临川知县司汝霖给汤显祖捎来一封信。他说，只要汤显祖不那么执拗，跟执政通一下气，加上他的怂恿，那就可以提拔到吏部去当官。可感激的是故人的好意，不可改变的是自己的意志，而多① 见《诗文集》卷七《初入秣陵不见帅生，有怀太学时作》。
年故交竟这样不了解人则使他有些生气。汤显祖回答说，他不能离开南京，有如鱼不能离开水。他说南京离家顺风只有五日水程，每月有信札来回，而在北方一百多天不通信是常事，做儿子的不知道父母消息。他说妻子死了两年，儿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天气冷热，饮食增减，都得自己操心。北京公事多，哪有工夫照管。他说即使在北京做六品郎官，一年薪俸四万文，去了房租柴米，再雇两个当差，养一匹马代步，这一来就不下七万，哪能维持得了。在南方，人伕酒米都从家里带来，不用很多化费。他说自己身体虚弱，如果到时候没得吃，不能睡，就会一连几天害病。在北方，上朝或拜客，都得一去大半天，连吃饭也顾不上。又不容易买到道地药材。向长官去告借，次数多了，人家会讨厌的。加以公事煎迫，哪能静下心思睡一个好觉。他说南方天气炎热，荫处好休息。南方多雨天，正好没有人来客往。在北方就是风砂满面，张不开眼，开不得口，也得出门拜客；冰厚六尺，雪高三丈，也得摸黑去上朝。吸的是煤气，睡的是煤坑。加以从小受不得秽气，看见道路上不干不净的，就会头昏脑胀。最糟糕的是春暖时候，阴沟里腥臭触鼻，苍蝇扑面，弄得疾疫流行，不论身体强弱，都无可逃避。南方窗明几净，景物宜人。虽然蚊声，不得耳根清净，只要烟火一薰，帐子一挂，也就安然无事了。做官的人北京有的是，何必一定找我"??这封信使人想起嵇康的著名《绝交书》。虽然汤显祖还不像魏晋人那样孤高，信里娓娓而谈，有如亲切的对话，然而不容误会，这里没有商量的余地。他并不对北方抱有成见，也不是偏爱南京，他所厌恶的是明朝北京的那一群官僚。司汝霖的来信很可能出于上级的授意，而汤显祖的拒绝使得执政想拉拢他的最后一次尝试也失败了。
万历十四年（1568）夏天，罗汝芳由南昌过杭州，来到南京讲学。起先，罗汝芳不过和汤显祖等门生故旧在城西永庆寺聚首。在茂密的竹林下，凉风习习，他们纵谈精微的性命之理。后来南京国子监祭酒赵志皋召集师生数百人，邀请罗汝芳到鸡鸣寺开讲，规模就大了。这是二十年来汤显祖和罗汝芳的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会见。
汤显祖在南京和"气义之士"的交游，他对执政的不合作态度，他的目空一切的批评指画，用泰州学派的眼光看来，就像汤显祖一度所承认的那样，"蹈厉靡衍，几失其性"（《秀才说》）。罗汝芳质问他道："子与天下士日泮涣悲歌，意何为者？究竟于性命何如？何时可了？"汤显祖仿佛觉得自己确实是错了，晚上想起来几乎不能入睡。他在理论上差不多是默默无言地认输，在实践上他却作出不同的回答。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事业都超出老师教义所赞许的范围。
另一方面，罗汝芳经常标举的"赤子之心"，和同时代李贽的"童心说"实质相同，不过没有像后者那样深刻地加以阐述。童心、赤子之心，有如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骚的"回返自然"，都是对中世纪伦理道德的程度不等的否定，曲折地表达了人民对自由的真诚渴望。有人间罗汝芳：王阳明说"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我身"，这句话应当怎样理解？罗汝芳回答："万物皆是吾身，则嗜欲岂出无机外那??若其初，志气在心性上透彻安顿，则天机以发嗜欲，嗜欲莫非天机也。若志气少差，未免躯壳着脚，虽强从嗜欲以认天机，而天机莫非嗜欲矣"（《明儒学案》卷三十四《近溪语录》）。天机和嗜欲，即天理和人欲并非不可相通，彼此绝缘。这就比王阳明的"有善有恶意（或气）之动"前进了一步。情并非一切皆坏，理并非一切皆好。这为人欲即情的正确评价留下一条后路。有了这么一个理论上的依托，汤显祖可以问心无愧地以王学为自己的《四梦》作辩护："性无善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复甘义麓》）。完全遵从师说，而结论却不是师说所能包括。这是王学对汤显祖戏曲创作所提供的理论依据。说提供，实际是利用王学的内在矛盾。它和包括朱熹在内的一切理学家一样主张去人欲，而又留下情有善恶的一条但书。不说去人欲，王学将成为异端，为名教所不容；不说情有善恶，王学就将失去本身存在的意义。汤显祖在受人忽视的这条狭隘的哲学隙缝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
泰州学派思想家不会认可汤显祖那样踔厉风发，在政治上有所反抗，也不会赞成他编写传奇。罗大幼就批评他"过耽绮语"（《答罗匡湖》）。这些消极影响远不及王学为戏曲主情说提供理论根据事关重大。
上面说的是王学的理论，下面谈王学家在实践中的表现。
罗汝芳他们不赞成斗争，当他的老师颜钩（山农）受到迫害时，他变卖田产，随侍六年，把老师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他可以说这是尊师重道，实际上这是斗争。罗汝芳宁愿被勒令辞职，而不愿意中止讲学。他可以说这是维护道学，实际上这也是斗争。如果他的空洞的教条能给人影响，身体力行给学生的示范作用就更大。他们批评汤显祖"蹈厉靡衍"，而提倡自由思想，自由讲学，破除宋儒所建立的束缚身心的种种教条，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蹈厉靡衍"。这是他们的身体力行对汤显祖的良好影响。
并不偶然，除汤显祖外，晚明作家如徐渭、袁宏道都和泰州学派有密切的关系。
汤显祖勇于评论时事，喜怒形于色，为统治阶级的正人君子所侧目，被人称为"狂奴"。①有一次他和朋友谈论政治，不料这位朋友把他的话添油加醋传出去，几乎使他出乱子。万历十五年京官考察，他受人攻击。甚至他在七八年前写的传奇《紫萧记》也成为别人造谣中伤的材料，以至"是非蜂起，讹言四方"（《紫钗记题词》），被长官禁止流传。次年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詹事府是辅导皇太子的官署，而皇太子在北京。南京詹事府是一个空衙门，按编制只有他一名官员，似乎是有意对他冷落。根据当时的人事制度，汤显祖任期已满，但是没有适当的空缺，才调为詹事府主簿，由正七品改为从七品。虽然不是降职，以后填报资历仍然作正七品算，毕竟使他感到不愉快。
万历十六年（1588）月，江南一带因去年水灾而出现大饥荒，引起米价腾贵，随后疫病流行，不可收拾。汤显祖要从江西老家运米接济，而父亲来信要他节省。一个亲戚面临断炊而来信诉苦，汤显祖写诗安慰他，题为《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粮有叹》。起先强作高兴为他解嘲："汝祖长沙王，汉册远有耀。千秋子孙大，旧日衣冠妙。"写到后来心情黯淡，他只能说："今年普天饿，非汝独愁叫"。灾情是："河海半相食，木砾饲老少。虽然发台谷，幸自息流啸。地产觉今疲，天意敢前料。海珠不受采，河鱼将息钓。"愈写到后来，他愈不能抑制自己对朝廷的不满和愤慨。
汤显祖有一首诗《疫》，全文如下：西河尸若鱼，东岳鬼全瘦。江淮西米绝，流饿死无覆。炎朔递烟煴，生死一气候。金陵佳丽门，轠席无夜昼。脑发寘渠薄，天地日熏臭。山① 见《邹忠介公全集》《存真集》卷四《汤义滴朝阳尉序》。
陵余王气，户口入鬼宿。犹闻吴越间，叠骨与城厚。宿麦苦迟种，香秔未黄茂。长彗昔中天，气焰十年后。乘除在饥疫，发泄免兵寇。恩泽岂不洗，鼎鬲多旁漏。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君王坐终北，遍土分神溜。何惜饮余人，得沾香气寿。
作者另有一首诗《丁亥戊子饥疫》，大同小异，比《疫》简略。难以断定哪首是初稿，哪首是定稿。两首诗同时编入诗集中，可见作者之重视。从两年前的《丙戌五月大水》、《顾膳部宴归三十韵》到《丁亥戊子大饥疫》、《疫》和同时写的《闻北土饥麦无收者》、《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谷有叹》、《寄问三吴长吏》《江西米信》等作品，汤显祖的浪漫情调的歌行逐渐被反映民生疾苦的严峻现实主义诗篇所代替。
作者不仅对骇人听闻的灾情作了忠实的铺叙和描写，而且写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不同命运。如"豪家终脱死，泛户春零烬"（《寄三吴长吏》），"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疫》）。诗句虽然没有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么对比鲜明，而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道出当时社会的残酷现实。
这些诗的另一特点是把自然灾害和社会因素相联系，罪责甚至追究到朝廷和皇帝身上。
"君王坐终北，遍土分神溜。何惜饮余人，得沾香气寿"（《疫》）。
"未赐江南租，久读山东诏。秋毫自帝力，害气吾人召。汝等牛一毛，生死负犁铫"（《内弟吴继文诉家口绝谷有叹》）。
今年八月，皇帝经昌平天寿山视察自己的陵墓，一次就挥霍银子二十万两，全由国库开支：而对"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的惨状无动于衷。《内弟吴继文诉绝谷有叹》诗的结尾由"吾人"一变而为"汝等"，摹拟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对待民生疾苦的漠不关心态度，这是对统治者的无情鞭笞和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汤显祖如同多数封建政治家一样，受到君臣名分的限制，并未失去对皇帝的迷信和幻想。如万历十二年起宦官开始在内廷练兵。搞了一年化费白银九万两。令人忧虑的是它还潜伏着流血政变的危险。群臣谏阻，一概不听，反而受到责罚。次年才以兵科给事中王致祥的奏请而作罢。汤显祖写了一首诗《闻罢内操喜而敬赋》。这时北京亢旱，半年多没有下雨，皇帝亲自往南郊求雨。汤显祖又写了一首诗《帝雩篇宿陵下作》。前一首诗结句说："小臣拜舞高陵下，愿寿吾君亿万斯"；后一首结句说："独宿山陵祈帝祖，因歌云汉感吾君"。看到皇帝一星半点的"善政"就使他感激涕零。在适当的时机下，这种政治上的幼稚和乐观以后也还会出现，但那不是简单的重复。裂痕可以填补，但不会消除，不会恢复得天衣无缝如同当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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