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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坎坷的仕途 一、出仕
张居正逝世的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才以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五名，治《书经》。殿试以第三甲第二百十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简称进士。这时他三十四岁了。
会试在首都举行，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部试。每三年一次，都在各省秋试的第二年春季二月举行，因此又称春试。
会试的科目、考场管理方式和秋试相同而更加严格。以二月初九日为第一场，以后每隔三日一场。主考官二人，特命内阁大臣充任，读卷官八人在翰林院的词臣中进选。三月初一日，会试中式的士子由皇帝亲自加以考试，称廷试或殿试，以最后确定进士的录取等第。会试第一名称会元。殿试放榜，录取进士分为三等。一甲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甲约五六十名，称赐进士出身；三甲约二百几十名，称赐同进士出身。汤显祖时代，参加会试的士子三千多人，录取比率大约为十分之一。
这次癸未科录取进士三百四十一名，比常额增加近五十名。这是因为去年皇长子诞生而特赐的恩典。三月十五日殿试，十八日放榜。次日，在礼部设宴款待新进士，由定国公徐文壁主持，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等出席。二十二日状元朱国祚接受朝服和冠带的赏赐，每一名新进士都分发到宝钞即纸币。虽不怎么值钱，却很荣耀。
唐代每年都举行进士试，但录取名额少则不到二十名，多则三十名以上。明朝进士比唐朝增加三四倍。这是由于后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官僚机构也随着而扩大。
明代官员除功臣外戚及其子弟外都由科举出身。嘉靖以来，很少例外。
举人可以当小官，在仕途上常受人歧视。进士至少做县令，相当多人直接任命为朝廷各级官员。除开国初年，明朝内阁大臣都是进士出身，很少例外，头三名照例任命为翰林修撰或编修，晋升内阁大臣的捷径由此开端。
名之所在，利之所趋，进士试的竞争十分激烈。明代考试大体上比唐代公正，但舞弊情况不时发生。毛病大都出在内阁大臣子弟身上，往往由此引起宗派纠纷，以至影响大局。
二三甲新进士中要选拔若干名为庶吉士。庶吉士可以和头三名进士同在翰林院阅读宫廷藏书，使自己成为高级官员的候补人。首相张四维和次相申时行的儿子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他们同样想和汤显祖结交，同样遭到委婉的谢绝。
考选庶吉士在同年五月举行。照例由本房考官推荐。据汤显祖《酬心赋序》自述，翰林编修冯梦帧对同僚--汤的房考官沈自邠说："你的门下士不会有人超过汤生吧。"沈表示首肯，接着说可惜此人"骨相凉薄"，不及徐闻邓生。邓生将来有可能拜相。沈在一次宴会上当面对汤说："以你这样的高才，为什么迟到现在才考取进士，很可以想一想。一个人不要上进，就当恬退。看你样子若进若退，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若进若退，正是汤在辅相前面的态度。既不想冒犯权威，又不愿违反自己的本性。沈自邠那番话隐约地透露了不能推荐他的苦衷，汤毕竟还是得罪了他所不愿得罪的人，所谓"骨相凉薄"的真实含义就是如此。
为了荣宗耀祖，汤不借违反他的本性和兴趣，限制自己对文学和戏曲的热情而对八股文死下苦功。八股文是具有固定程式的一种文字技艺，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僵化文人思想，使他们耗尽毕生心血而不自觉的一种工具。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南雷文案》卷一《明文案序上》指出，明代诗文之所以出不了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那样的名家，"此无它，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学，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者，无足怪也"。比汤显祖略迟，话本《负情侬传》的作者宋楙澄在《悔读古书记》中自述，当他童年时，连《韩非子》《史记》那样的名著也由于不利于专精科举而被家人禁止。当时士子浅薄到如此程度简直令人吃惊。汤显祖后来认识到二十岁前专心致志于八股文，使他对文学"心散而不精"（诗文集卷十七《答张梦泽》）。后来在二十一岁到三十三岁的十多年间，他写的八股文还不满十篇，①可见他对举子业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但是他毕竟被称为当代八股文的名家之一，给他带来很大的声誉，可见他为举子业确曾作出巨大的努力，而其目的只能是求取功名。他没有能超出时代和家庭对他的局限。令人意外的是当功名唾手可得时，他却再三拒绝执政的笼络，使自己遭受挫折。
中进士后，他又拒绝另外两位执政的结纳，宁愿到冷衙门去做一名见习官。只有了解到他对仕进的热衷，才能衡量像他这样对执政始终高做不屈的态度需要多硬的骨气。
以天下为己任而作风专横的首相张居正去世之后，由张四维接任。张四维的儿子甲征和辅相申时行的儿子用懋都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礼部试放榜后正要举行廷试，御史魏允贞上奏章要求改革弊政，建议从今以后内阁辅臣子弟会试录取后，应待父兄退职后才得参加殿试。户部员外郎李三才上奏章表示赞同。这是鉴于前首相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先后以高名次取中进士而提的反措施。魏允贞被贬为许州判官，李三才降调东昌推官。汤显祖在一次同年宴会中向张甲征进言：有话就说，不一定都切实可行，这是御史的职责。首相对他们要以礼相待，不必多所计较。过一个月，张四维因奔丧离职，申时行接任首相。同年十月，由于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的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罢官。邹是申时行的门生，而徐学谟是申时行的亲戚。申时行对邹元标由此怀恨在心。十二月，邹元标又因慈宁宫焚毁上了一道评论时政的奏章。万历帝怀疑邹有意讽刺他本人，下诏切责。汤显祖听到邹元标将受处分的风声，他写信给申用懋要求首相从中斡旋。他甚至说，当日张居正的儿子如果好好规劝父亲，何至于一意孤行，以至后来不可收拾。劝说无效，邹元标在次年正月被贬为南京刑部照磨。
下面是另一事件。
赵用贤原任翰林检讨，以前因谏阻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受廷杖处分，并被除名。张居正死后，恢复名誉，升右赞善，受到江东之、李植等少壮派的拥戴。赵用贤意气用事，多次议论内阁大臣的是非得失，受人猜忌。次年，李植、江东之抨击首相申时行，辅臣许国反过来讦奏江、李，而意在排斥赵用贤。他说："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其风不可长"（《明史》卷二二九赵传）。结束几句针对赵用贤、吴中行而发。赵用贤为自己抗辩，并要求辞职。汤显祖先是规劝赵① 诗文集卷三十三《汤许二会元制义点阅题词》："庚壬二午间，制义不能盈十"。用贤不应求退。他说申时行为人不太固执，而赵是他的门生，两家乡里相近，又有亲戚关系，正好从中游说，使政局向好的方向运转。不久，汤显祖的同乡好友御史丁此吕重提张居正儿子科场作弊案，申时行竭力为张辩护，实际上是为开脱自己，并将丁此吕降为潞安推官。汤显祖再次写信给赵用贤，以为"男儿去国（离开朝廷），不可不成名"，劝他不必强留丁此吕。一时朝议纷坛，自然形成元老大臣和少壮派的对立。张居正死后起用的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以及他们所引重的吴中行、赵用贤为一派，老成而守旧的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人则支持申时行。《明史》卷二二九指出："党论之兴，遂自此始。"赵用贤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成为后来东林党的先声。汤显祖和赵用贤、魏允贞、李三才、丁此吕交谊很深。直到七八年之后他因《论辅臣科臣疏》贬官，贬官而不得重返朝廷，都是他触犯执政而付出的代价。以上两件事都为科场作弊而起。它是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注意中心。本身意义有限，无关国家大局。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又并不简单。明朝自从朱元漳晚年废除丞相以来，大权集中在皇帝。至嘉靖一万历年间，先后出了内阁首相严嵩和张居正。内阁原来只是顾问官，严、张事实上和丞相一样。嘉靖帝崇信道教，很少过问实际政务，严嵩由此得势。他作威作福，祸国殃民，成为历史上少见的好相之一。张居正则倚靠皇太后的信任，辅佐幼主，刷新政治，企图为皇朝带来中兴的局面。但他专横独断，不下于严嵩。反对他实行改革和反对他的**主义应该有所区别。张居正之后，张四维、申时行先后接任。汤显祖通过他们的儿子向他们进言。他天真地以为从此执政的作风会有所改变，言官对朝廷政治的批评会受到尊重或宽容。这是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对某种程度的政治民主的争取。初登仕途后一次又一次的教训终于使他对执政失去幻想，逐渐由愿意合作转变为批判反对，在元老大臣和少壮派的斗争中很快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汤显祖赴试时住在安福胡同。中进士后移居到礼部附近。观政进士没有具体职责，实际上等待空缺以便候补。不到一年就会全部分发完毕。汤显祖和几位新进士轮流作东道，得以品尝各地不同风味的佳肴。这也是身在异乡消除寂寞的一种方式。古代士子常以金榜挂名和洞房花烛相提并论。汤显祖元配吴夫人在他赴试前去世，他又娶北京人傅氏为妻。
同年进士中刘守有（武）、梅国帧（以下文）和孙如法、吕允（一作胤）昌两对表兄弟是他的好友。刘守有是前兵部尚书刘天和的孙子，湖广麻城人。倚靠祖父的官荫，中进士前已在锦衣卫任职。他是《金瓶梅》抄本和金元杂剧作品的最早收藏者之一。刘守有梅国帧表兄弟和汤的交游，可以借诗《长安酒楼同梅克生夜过刘思云宅》为证：炙肉行筋深夜留，锦衣重覆敝貂裘。
新丰满市无人识，欲傍常何问马周。
以后他们很少有机会从容相聚，这可能是汤显祖审阅刘家曲藏并看到《金瓶梅》抄本的年代的下限。
汤显祖以出身贫寒的唐代名臣马周自命，在贵介公子的府第中丝毫不减平生的凌云豪气。孙如法、吕允昌是浙江余姚人。吕允昌是辅相吕本的孙子，孙如法的祖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的父亲和叔父后来也官为尚书。吕允昌又是《曲品》作者吕天成的父亲。孙如法、吕允昌后来把沈璟的《牡丹亭》改本寄给汤显祖，引起一场争论，但是汤显祖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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