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汤显祖和张居正
万历八年（1580），汤显祖第四次往北京参加春试。首相张居正的第三子懋修一再屈驾到旅舍里去看望汤显祖，汤显祖也曾回访而不遇。据邹迪光《汤显祖传》，张居正的同乡和亲信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篆曾从中进行斡旋。汤显祖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张居正的好意，但他珍惜自己的气节和操守。用当时正派人的话来说，一个人通过邪门歪道登上仕途，无异处女轻易沾污自己的贞节。汤显祖不是这样的人。结果张懋修状元及第，汤显祖又一次黯然落第而归。
这一年秋，他应好友黄州同知暂摄黄冈知县龙宗武的邀请前去作客，《问棘邮草》有一首诗《秋忆黄州旧游》。此集有万历六年友人谢廷谅的序，所收作品止于今年，而出版则更迟。如同《龄春赋》自序说祖母"年九十一二矣"，由于事后追加而记不真切，《秋忆黄州旧游》的题目显然也出于后来所追改，不是当时的语气。尺牍之五《答陈偶愚》说："弟孝廉两都时，交知惟贵郡诸公最早。无论仁兄、衡湘（梅国帧）昆季，即思云（刘守有）爱客亦自难得。"梅、刘是表兄弟。万历四十一年（1613）臧懋循在黄州麻城刘家借到金元杂剧二三百种，说这批曲藏的"去取"出于汤显祖之手。万历二十八年（1600），汤显祖《南柯记》完成。第四十四出作为全剧的结局，男主角淳于梦忍受焚烧手指的剧痛，许下宏愿。真诚所至，天门大开。他居然目睹大槐安**民蝼蚁五万户口同时升天，包括他的亡父、亡妻和亲戚故旧在内。这明显受到《金瓶梅》最后一回普静禅师荐拔幽魂的影响。当时《金瓶梅》还没有出版，而麻城刘家已有抄本。汤显祖在刘家看到曲藏和小说的年代无可查考，这一年的黄州之行是它的上限。
张居正（1525-1582）是明代后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在隆庆元年（1567）
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五年之后，神宗朱翊钧年少即位，张居正被任命为首相，掌握国家大权，直到他逝世止。张居正在他执政的十多年中，改革内政，抗御外敌，作出积极贡献。汤显祖和他的矛盾冲突不起于政治大事。张居正为使自己的三个儿子以高名次考取进士，要物色知名文人作为陪衬，以免招致物议。他一再叫人拉拢汤显祖都被婉言谢绝。汤显祖只有在张居正死后才考取。如果从此得出结论，汤显祖和张居正如何如何，那就未免言之过早了。
汤显祖对张居正的政治作风相当不满，在他的诗文里不时有所流露。这是不是汤显祖以保守的立场反对张居正的政治革新呢？
张居正的重大政治成就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蒙古族俺答部落长期以来成为明朝的主要外患。
汤显祖出生那一年，俺答部落兵临北京城下。以后不时侵扰，严重威胁北方人民的安全。1570 年，把汉那吉和他的祖父俺答发生矛盾，愤而向大同巡抚方逢时投降。总督王崇古在内阁大臣高拱、张居正的支持下，利用时机招安俺答，封为顺义王。俺答将降人赵全等送交明朝法办。后来，明朝又进一步利用顺义夫人三娘子，使北方边境得到二十年和平。
（二）内政的重大改革之一：
万历六年（1s78）丈量全国土地共7013976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的4228518 顷增加了近一倍。一方面是耕地面积有所扩大，另一方面是查出了豪强地主的黑田，不允许他们规避田赋，将负担转嫁到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身上。丈量之后，国家增加收入，人民负担比较合理，部分豪强地主受到打击。
（三）内政的重大改革之二：
赋税制度普遍推行一条鞭法。将人民所负担的各种赋税劳役全部摊派在田亩上面，征收银两，不用实物。这叫做一条鞭法。好处是简化手续，减少额外需索，合理负担，又由于实物税收改为货币，促进商品交换的发达。一条鞭法以前已经局部施行，在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的大力推行之下才普及于全国。
比张居正的所有政治大事更为轰动一时的是所谓夺情事件。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的父亲病死，依照礼教和国家制度，张居正应该奔丧回家，守孝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父母之丧，只有遇上紧急军情，才可以由皇帝下令不奔丧，照常办事。这叫做夺情。当时由张居正的亲信户部侍郎李幼孜出面，倡议夺情，得到皇帝赞同，同意或反对几乎使整个朝廷分成两派。谴责夺情、主张奔丧的很多人受到廷杖、罢官或降职的严厉处分。汤显祖对他们受迫害深表同情。
汤显祖的诗《边市歌》、《胡姬抄骑过通渭》、《河州》、《吊西宁帅》、《朔塞歌》等都为俺答（本人已死）部落侵扰西北而写。这些诗作于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上距张居正招安俺答将近二十年。在张居正当时，边将任用得人，并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战积极性，以攻为守。对东北的土蛮、北方和西北的俺答、东南沿海的倭寇都取得胜利。招安俺答以实力为后盾，不是屈辱求和。《明史》《王崇古传》说："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张居正死后，积极防御一变而成消极求和。汤显祖所讽刺的与其说是张居正，不如说是他的后继者申时行等。同是俺答事件，前后情况大不一样。汤显祖早在张居正在世时所写的《老将行》说："都将野战惜曹参，但见朝廷询聂壹。不信青门白首翁，犹堪赤地黄台吉。"积极主战，不怕牺牲，不寄希望于侥幸取巧，如同汉武帝初即位时误用聂壹的计谋那样。可以说这是对七八年前张居正召降俺答的委婉批评。在对外御侮问题上，汤显祖如果同张居正有分歧，那是嫌张居正不够坚决。
汤显祖对张居正整顿国家税收，压制豪强的内政改革没有发表意见，从他自己的政治实践以及他对当代政治事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他和张居正并无二致。
汤显祖对张居正的反感不在于某些具体政策措施的是非曲直，而是对这位权相的封建**作风不满。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万历九年（1581），正在张居正权力极盛时，明朝下令免除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宋儒朱熹、真德秀等人后裔的赋役。张居正的《少师存斋徐相公七十寿序》甚至将老师、前首相徐阶比之为司马光而加以歌颂。司马光是王安石新法的顽固反对者。
他自己则以司马光的继承者吕公著自居，还谦虚地怕高攀不上。他在《圣母图赞·宣仁守旧》中说："政必法祖，人唯求旧。一洗熙宁，化为元祐。"同样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至于他为皇帝编写的教科书《帝鉴图说》，为皇后编写而实际上成为统治阶级妇女读物的班昭《女诫》的通俗注释和译文，以及大量的应制诗、贺祥瑞表等等都和他的政治主张异趣。这是他的世界观的复杂和矛盾的表现，同时也不排斥这是他的政治手腕，用某一方面的让步和妥协以争取上层集团的谅解，以减少他在改革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阻力。汤显祖在二十八岁时写的《广意赋》说："粤余小子，姓于天乙，以施于尼父，则我之自出鸿矣。"甚至为汤姓和孔氏同出一源而引以为荣。然而在经历了大约二十年的社会斗争和生活实践的磨炼之后，他对儒家和礼教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从这一方面看，汤显祖和张居正也颇有相似之处。
张居正是杰出的封建时代政治家，汤显祖青年时也以贾谊、晁错自命。
"神州虽大局，数着亦可毕"（《三十七》）。整顿乾坤曾是他的政治抱负。然而由于历史的误会，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这一对伟人未能成为知已。有一点要重申，汤显祖反对的不是张居正的政治革新，而是在他身上所表现的封建**作风。正因为如此，当张居正死后受到追夺官阶和抄家的处分，汤显祖在贬官广东时，却对张居正的被流放的儿子面加慰问，又同他的另一个儿子通信，问到近来有没有为先相国扫墓。情真意切，不是泛泛之言。现在某些研究论文几乎将《四梦》所写的丞相、太尉都看作是对张居正的影射或化身，未免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六年前为张居正作说客的当时宣城知县姜奇方，万历十年正在杭州通判任上。他曾以同乡身份在张府坐馆，即被聘为家学教师。由于秉性孤高，并未得到主人的赏识。汤显祖二十一岁时第一次在北京参加春试，和他同住一家旅店而相识，经历了人世浮沉后交谊颇深。那一年六月张居正逝世，汤显祖路过杭州已是十一月光景。这时汤显祖醉心于词赋，对八股文感到厌倦。据他自述，十年来做的八股文一共不到十篇。朋友们劝他说："你既然一向对前辈钱福、王鳌两大举业名家的技法揣摩颇深，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博得个会试时名列前茅呢？"他感谢友人的关切，而定不下心神。四次失利，试场的弊端使他兴味索然。姜奇方邀他在西湖住了一个多月，很可能就在昭庆寺（即今杭州市少年文化宫）寄宿。差不多是出于强迫，他才撰写一些八股文。他在后来寄姜奇方儿子的信中说，他的八股文都是这时候写的。现存明刻本《海若先生文》，一名《汤海若先生制艺》，计《大学》《中庸》十七题、《论语》十八题、《孟子》二十题。每写完一篇，姜奇方都以他特有的方式捧腹大笑，称道不已，夸口说它必定是传世之作。到考期迫近，汤显祖才匆匆北上。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