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各大国的政治改革
在战国初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各大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都在极力谋求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些改革的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乎有这样几方面：在经济上奖励农耕，扩大田亩之制和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农业产量；在政治上削减或废除世袭贵族的特权，建立以相和将为首的文武官僚统治机构，健全法制，精简官吏，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用俸禄制代替采邑制，奖励廉洁，惩治**；在军事上扩大征兵范围和数额，严格军事纪律，加强军事训练，奖励军功，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实行上述改革之后，各国的实力都有明显的增强，在兼并战争中很快显示其效果。兹对各大国政治改革的情况，分别进行阐述。
（一） 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
魏国是战国初期最早进行改革的国家。魂文侯自公元前445 年即位，就励精图治，着手改革。他任用了李悝、李克、西门豹、吴起等一大批改革家，采纳他们的主张，放手让他们去干。
李悝被魏文侯任用为相，他的变法措施主要有三：一是教育农民努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时称"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地方百里"有田六百万亩，如果"治田勤谨"，则每亩可多收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这样，治田勤与不勤，在方百里之地内，粮食的增减就可达"百八十万石"（一石约合今10 公斤）。因此，他制订了许多增产措施，如规定："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即田地上要栽培多种作物，以便遇到灾害时，一种作物歉收可用另一种来补救。他又强调："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通典·食货二·水利田》，又见《太平御览》卷八二一引《吏记》），即耕地要用力，除草遍数多，收获抢时间。二是实行平法。他认为"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于是他主张在"熟"年国家""进农民的余粮，而在"饥"年则"粜之"。这样，"虽遇饥馑水旱，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汉书·食货志》），粮价保持平稳，就能做到长治久安。三是制定刑法。他在原有"诸国法"的基础上，编成了一部《法经》，内容有六篇。开头两篇《盗律》、《贼律》，是为了镇压农民对封建政权的反抗，制止对国有和私有财产的侵犯行为。中间《囚法》、《捕法》两篇，是讲如何惩治"盗贼"的方法。另有《杂律》是对"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行为的惩同规定。最后"以《具律》具其加减"（《晋书·刑法志》），即根据具体情况，对罪犯加刑或减刑。《法经》的颁布和实行、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健全国家法制，无疑会起积极的作用。
李克也是魏文侯信用的大臣，曾治中山有功。他主张："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其具体措施是"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土。"所谓"淫民"，是享受"世禄"特权的贵族，"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人则备竿瑟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说苑·政理》）。废除这些世禄贵族的特权而招徕四方有才能之士，这又是魏国在政治上的一大革新。
西门豹被任为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令。当地官吏与巫祝相勾结，借为河神取妇，搜刮财物，残害民命，大搞迷信活动，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西门豹到任后，揭穿骗人把戏，惩治罪魁祸首，"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西门豹治邺，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使魏的国力进一步增强。
吴起在任魏将和西河郡守期间，整顿军纪，改善官兵关系。他常常"与土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上卒分劳苦"（《史记·吴起列传》）。吴起在治军方法上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魏军的战斗力。由于魏国当魏文侯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一系列变法和改革措施的推行，使魏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魏国变法改革的成功经验，使其他大国群起效仿。
（二） 赵烈侯信从公仲连改革
赵国在公元前403 年，当赵烈侯在位时，也进行了经济、政治、军事与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的改革。起初，赵烈侯爱好音乐，命相国公仲连赐给二名歌者每人田万亩。公仲连执意不从，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在烈侯的再三催问下，公仲"乃称疾不朝"。后来，公仲连接受番吾君的建议，向烈侯荐举牛畜、苟欣、徐越三人。牛畜向烈侯宣传"仁义，约以王道"，他主张用仁义和王道的一套办法去对待民众和诸侯各国，就会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荀欣向烈侯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亦即要选拔将帅，训练军队，荐举贤能，担任官吏，加强军队和政权的建设；徐越则向烈侯讲论"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即对财物要节约使用，反对贪污浪费，对官吏要考察其功德，进行奖惩。烈侯听了三人的议论，觉得很有道理，十分高兴，便派使者对相国公仲连说："歌者之田且止。"于是，烈侯就"官牛畜为师"，担任国君的高级顾问；命"苟欣为中尉"，负责训练军队和选拔官吏；命"徐越为内史"。掌管财务的收支和官吏的考核。烈侯听从三人的意见，着手进行改革，并"赐相国衣二袭"（《史记·赵世家》），奖赏公仲连荐举能人的功劳。
经过烈侯时的改革，赵的国力也开始强盛，在对齐、魏、卫和中山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三） 韩昭侯任用申不害改革
韩国在战国初期，曾进行过一些变法改革。但由于当时没有经验，"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韩非子·定法》），因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收效不大。到"韩昭侯之世，兵寇屡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索隐引《纪年》），故昭侯八年（前355 年），又起用申不害为相，再度进行改革。申不害也强调"法"，他曾说："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君必有明法正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艺文类聚》卷五
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申子》）。他还教韩昭侯"循功劳，视次第"（《战国策·韩一》），即按"功劳"的大小任以官职。申不害更注重"木"，也就是君主如何驾驭臣下，使他们尽职效忠的权术。韩非解释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韩非子·难三》）申不害指出："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善为主者，倚于愚"，"设于不敢，藏于无事。"他宣传："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即要臣下围着君主一个人转；但应极力防止"一臣专君，群臣皆蔽"的事发生。他申述：如果臣下"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就会"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群书治要》卷三六引《申子·大体》）。因此，申不害主张君主要"独视"、"独听"、"独断"。他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就是要搞君主的**独载，集权于一身。申不害的改革同样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史记·韩世家》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老子韩非列传》又说："（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可见韩也曾一度有些起色。
（四） 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
楚国在战国初期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政治**，国内秩序混乱，对外战争也连遭挫折。公元前402 年，发生了"盗杀声王"的事件。过了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至公元前391 年，三晋又伐楚，"败我大梁。榆夫"（《史记：楚世家》）。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楚悼王于公元前390 年，任用由魏国来归的吴起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一年之后又升为令尹，决心实行变法。
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削减世袭封君贵族的特权。吴起认为，楚国最大的弊病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因而他主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在剥夺封君贵族的世袭特权之后，他又"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吕氏春秋·贵卒》）。这样，既打击了贵族"逼主虐民"的势力，又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二是精简官僚机构，加强军队建设。吴起向楚悼王建议："绝灭（当作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上。"（《韩非子·和氏》）他又曾向屈宜臼表示，将"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说苑·指武》）。显然，他要压缩官俸的开支，而把节省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军事训练，厉兵秣马。三是整顿官场的不正之风。当时由魏入秦的范睢说吴起在楚的变法，"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由燕入秦的蔡泽，又说吴起当政，"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战国策·秦三》）。可见纠正营私舞弊、互相倾轧、苟合求荣等官场的歪风邪气，也是吴起变法的一个重点。吴起变法的时间虽然较短，但其效果也很快显示出来。蔡泽说他曾"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史记·吴起列传》称其变法之后，"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据说在公元前381 年的一次伐魏战斗中，楚军"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战国策·齐五》），一直打到黄河沿岸。
（五）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秦国僻在西部，战国初期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特别是国内统治秩序不稳，外部又常遭三晋的攻伐，处境十分艰难。公元前361 年秦孝公即位，决心实行变法改革。他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吏记·秦本纪》）就在这时，商鞅由魏人秦，向秦孝公陈说变法图强的道理。经过一番与守旧贵族的思想交锋，孝公即命商鞅为左庶长，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
商鞅变法从孝公六年（前356 年）开始，到二十四年（前338 年）逝世时结束，前后共持续进行了"十八年"（《战国策·秦一》），其间并有两次**。它的主要内容有下列数项：一是扩大亩制，增加每家农户的耕种上地。杜佑《通典》说："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矢矣。"（《州郡典·栾州风俗》）在某些"地广人寡"的地区，更"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食货典》）。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重本抑末，奖励耕织。商鞅变法规范"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所谓"复其身"，即兔除本人徭役；"举以为收孥"，则要连同妻。子，没为官奴。三是制定按军功赏赐的爵位制度。商鞅制定爵级"凡二十等"（《后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刘劭《爵制》），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商君书·境内》），"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韩非子·定法》）。所赐的爵位、田宅、官级，按所斩敌人甲首数和军功大小递增。四是建立连坐制，轻罪用重刑。商鞅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编制户籍，规定一家有奸，其他各家都要告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他认为："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这叫做"以刑去刑"（《商君书·画策》）。据说商鞅之法，"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七国考》卷一二引《盐铁论》注）。五是焚烧儒家经典，强化思想统治。商鞅变法曾"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这就开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先河。六是普遍推行县制。商鞅合并许多小的乡、聚（村落），"集为大县"，每县置一个县令，把全国分为"四十一县"（《史记·秦本纪》）。商鞅还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改革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的陋习，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整顿官场的不正之风，"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等等。
由于商鞅变法内容的丰富，措施的坚决，很快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战国策·秦一》称："商君治秦，法令至行"；"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史记·商君传》亦谓："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此期间，秦国与三晋的战争也不断取得胜利。公元前340 年，商鞅亲自率军伐魏，大破魏军，逼迫魏献出河西之地。
（六） 齐威王任用邹忌改革
孙膑所处的齐国在战国初期，内部政治**，外部遭到魏、赵、鲁、卫的连续攻击，《史记·田世家》称其时"诸侯并伐，国人不治"。齐威王自公元前356 年即位，就决心革除弊政，奋发图强。他召即墨大夫说："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接着便"封之万家"。又召阿大夫说："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接着就"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这一果断的奖惩措施，使朝野受到极大震动。
不久，邹忌（一作驺忌）以鼓琴见齐威王，威王与语大悦，三月即任命为相，着手改革。邹忌改革的内容约有如下三点：一是"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即要健全法制，惩治贪官污吏。二是选拔贤才，担任军政要职。齐威王曾夸耀说："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徒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同上）邹忌也曾在齐威王前表功说："忌举田居子为西河而秦、梁弱，忌举田解子为南城而楚人抱罗绮而朝，忌举黔涿子为冥州而燕人给牲，赵人给盛；??忌举北郭刁勃子为大士而九族益亲，民益富。"（《说苑·臣术》）可见当时齐国人才济济、各显其能的盛况。三是鼓励臣民提意见。齐威王在改革之初，曾采纳邹忌的建议，下令国中曰："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齐一》）。此言虽有些夸张，但也可见齐威王能纳谏改过，革除许多弊政。
孙膑这时也向齐王提出过许多很好的建议，特别是他教威王，"强兵之急者"在于"富国"（《孙膑兵法·强兵》），指出了积聚财富、增强实力的重要性。齐威王的改革使国内政治清明，能人辈出，国民富庶，士兵训练有素，作战勇敢。这样，就为齐国的强盛，孙膑指挥的几次对外战争取得大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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