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事状况的变化
从孙武所处的春秋末年到孙膑所处的战国中期，军事上的状况也有着很大的变化。了解这种变化，对于认识孙膑对孙武军事思想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兹分别就下列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 军队人数的激增
春秋末年各**队的人数不过几万，最多的有十余万。到战国中期，七大强国普遍都有数十万军队，多者可达百万左右。一二百年时间里，军队人数几乎增加了十倍。
七大强国中军队人数最多的是秦国。《战国策·秦一》载苏秦说秦王，谓秦有"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同书《韩一》载张仪说韩王，谓"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秦策三》并载范睢说秦王，谓秦有"战车千乘，奋击百万"。然则秦国拥有百万大军，应是事实。
楚国的军队人数，可与秦国相匹敌。《战国策·楚一》载苏秦说楚王，谓楚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又载江乙对楚王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同书《秦三》并载蔡泽谓："楚地持戟百万"；《史记·楚世家》亦载楚顷襄王时有好射者语，称楚有"带甲百万"。可见楚国同样拥有近百万军队。
其他如魏、赵、齐、燕、韩诸大国，兵员都有数十万人。《战国策·魏一》载苏秦说魏王，谓魏有"武力二十余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又载张仪说魏王，谓魏"卒不过三十万人"。同书《魏三》载须贾语穰侯，谓魏国"百县胜兵，不下三十万"；《齐五》又载苏秦说齐王，谓"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然则魏国在盛时拥兵六七十万，其衰落时亦有三十余万。《战国策·赵二》载苏秦说赵王，谓赵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同书《齐一》载苏秦说齐王，谓齐有"带甲数十万"；《燕一》载苏秦说燕君，谓燕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同书《韩一》并载苏秦说韩王，谓韩有"带甲数十万"；又载张仪说韩工，谓韩"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担任后勤杂务者）在其中矣，为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然则七国中兵员最少的韩国，也有二三十万人。
战国时各**队人数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口的繁殖。当时的冶铁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铁农具普遍使用，加之荒地的开垦，牛耕的推广，使农业产量迅速增长。据战国初期魏国李俚的估计，当时"岁收亩（约合今0.31 亩〕一石半（约合今15 公斤）"，一家"治田百亩"，可得"粟百五十石"，即1500 公厅。如果"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遇上"上熟"之年，"其收自四"（《汉书·食货志》），即为平时的四倍，数量当甚可观。故孟子论述，"一夫百亩"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其能供养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多。春秋时有些地方人口还较稀疏，到战国时人口密度已大为提高。有人描述魏国的情况说；"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战国策·魏一》）当时"万家之邑"已到处存在。知伯向韩索地，韩即"致万家之邑一"；知伯又向魏索地，魏亦"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战国策·赵一》）。赵奢曾指出："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三》）在这样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情况下，各大国都拥有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军队，是势所必然的。
（二） 征兵范围的扩大和军赋的加重
春秋时各国的军队一般都由居住在国都郊外的"国人"充当，另外各领有采邑的卿大夫收编依附民组成私属军队，各郡县征集的地方部队也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各国的边地普遍设郡，内地也纷纷建县，领有采邑的世袭分封贵族大为减少，国野的界限已经消失。于是，国家兵员的来源从国都郊外扩大到各郡县的城邑乡村，原来居于鄙遂从事农业劳动的没有当兵资格的"野人"，现在也都成了证兵的对象。大量的农民收编为国家的军队，使各国的军队人数迅速扩充。
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规定服兵役的年龄相当长，约从15 岁到60 岁。
到服役年龄就需"傅籍"，即登记在兵役名册上。征兵的数额也无限制增加。秦赵长平之战时，秦王亲自到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列传》）。楚大司马昭常守在楚之东地，曾对齐使者说："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战国策·楚二》）《周礼·地官·乡大夫》云："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这个记载，当也是战国时的制度，可能有些边远地区，眼兵役的年龄高达65 岁。每家服兵役的也不止一人。有人曾估计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按每"户三男子"计，"三七二十一万，不侍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一》）。可知战国时的征兵，往往是悉数而征，有多少适龄的男子便怔集多少，平均每户可征集三男子。
这些征发而来的男子，有的留在中央和各大都城，作为常备兵；有的留在各郡县，作为地方部队或民兵。作战时由国君统一调遣。如魏国有"百县胜兵，不下三十万"，在必要时可以调来"止戍大梁"（《战国策·魏三》）；齐宣王伐燕时，不仅调集中央常备的"五都之兵"，还配合以靠近燕国的地方部队和民兵，"因北地之众"（《战国策·燕一》）。足见战国时的证兵之多和在战争中的动员之广。
在必要时，女子也要应征入伍，特别是在守城的过程中担任修筑工事和警戒的任务。《商君书·兵守》云："壮男力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上，以为险阻及耕格阶"，《墨子·备城门》谓："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墨子·备穴》述："诸作穴（地道）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墨子·号令》又说："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弯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史记·平原君列传》载"秦急围邯郸"时，平原君"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史记·田单列传》记田单守即墨时，亦令"妻妾编于行伍之间"."使老弱女子乘城"。然则在战争激烈时，女于也从军参战，编于卒伍，已不是个别现象。
战国时军赋的征收也有增无已。当时"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这几种军赋的征收，不但在数额上随意加码，而且往往三管齐下，弄得人民苦不堪言。孟子曾指出：对上述三种军赋，"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春秋时按井田编制单位或按田亩收取军赋，到战国时有的国家改为按户或按人头收取。如秦国用商秧变法，在孝公"十四年（前348 年），初为赋"（《史记·秦本纪》）。《索隐》引谯周云："初为军赋也。"这种军赋的征收，就是按人头计算的。董仲舒曾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所谓"口赋"，即以人口数缴纳的军赋。商殃变法时下令："民有二男以上下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亦即要加倍收取其"口赋"。这种按人口征赋的办法，董仲舒认为其利"二十倍于古"，自然比春秋时更加严密和繁重了。
（三） 军队的选拔、训练和赏罚
战国时对军队的选拔和训练，亦较春秋时更为讲究，并有严格的奖惩制度。吴起在楚国变法时，主张"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赵烈侯改革时，荀欣也建议"选练举贤"（《史记·赵世家》）。李牧守于赵国北边备匈奴，每天"习射骑"。在一次出击匈奴时，他"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当时的军队，有所谓"厚禄教卒"、"精士练材"、"简选精良"等各种名称。有人评论说："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吕氏春 秋·简选》）可见战国时期各国对军队"选练"的重视。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六韬》，叙述"选车士之法"说："取年四十已（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马，及驰而乘之，前后、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缚硅旗，力能毂八石弩，射前后左右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武车士》）；又述"选骑士之法"云："取年四十己下，长七尺五寸已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毂射，前后左右周旋迸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武骑士》）在训练军队时，它主张把有各种特长的人编在一起，以发挥其独特的功用，如："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日冒刃之土；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日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上；??有村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日待命之士。"（《练士》）对军队作战的教练，先应个别或少数人进行，然后再大部队集体行动，它指出"教吏士：使一入学战，教成，台之十人；十入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教战》）上述这些军队的"选练"之法，可能是当时各国选练军队经验的总结。
除了一般军队的选练而外，战国时还有各种经过特殊的选拔方法，得到优厚的奖励待遇而组成的精锐部队。如齐国有所谓"技击"，这种部队由"招延募选"而来，他们在作战时规定，斩得敌人一甲首，"则赐赎锱金"，即官赐六铢之金以赎之。魏国有所谓"武卒"，这种部队是通过一定规格的考试而选取的。在考试时，每人"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如果合格"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即免除其本户的谣役和田宅的赋税。秦国有所谓"锐士"，对于这种部队，"忸之以庆赏，之以刑罚"，规定严格的赏罚制度。
他们可以"功赏相长"，斩敌"五甲首而隶五家"（《荀子·议兵》），即可得到五家隶属者为其服役。这些特殊的精锐部队，都曾在战国时代的战斗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各国都制订了严格的奖惩之法。如"楚之法、覆军杀将，??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硅"（《战国策·齐二》）。秦国商鞅变法时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赏刑》指出："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同书《境内》篇中，又有很多关于战争中的功过赏罚的论述。这些应都是秦国在战国中后期的舆论和制度。唯其如此，故秦国的军队愈战愈强。《孙膑兵法》中有许多关于军队的选拔、训练和赏罚的言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出来的。
（四） 攻守武器的进步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有了新的发展，铸铁可以煅造和进行柔化处理，并发明了渗碳炼钢的方法。铁矿得到普遍的勘探和开采。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记，当时探明有铁的山共37 处；《管子·地数》篇云："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这些数字当然是很不可靠的，但由此也可见铁矿的发现和采掘之多。当时各大国都城和郡县一级的地方政权，都有制造兵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并有相当严密的管理监造制度。从文献记载和同 323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当时铸造兵器的重要地点有：奏国的雍、咸阳。高奴、漆垣，魏国的大梁。安邑、宁、共，赵国的邯郸。武平。兹氏，韩国的郑，新城，齐国的临淄，楚国的宛，燕国的下都等。制造兵器的冶金技术也更加成熟，出土的战国兵器铭文中，往往有"某某执齐（剂）"字样，"执齐"就是掌握合金的比例。《吕氏春秋·别类》篇记录了当时积累的合金经验，说"金（铜）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黄白杂则坚且。"《战国策》、《庄子》等著作中，都谈到兵器有"白刃"，可见兵器已有不少是"钢"制的。这就大大提高了兵器的坚韧和锋利的程度。手执而进行交战的兵器，如戈、矛、乾、剑、殳等，当时大多已用铁制，质地坚韧而锋利。《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宛矩铁（矛），惨如蜂虿，轻利速，卒（猝）如飘风"。韩国的剑、戟，产地有"冥山。棠溪。墨阳。合膊、邓师。宛冯。龙渊。大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战国策·韩一》）。据说，中山国的力士"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吕氏春秋·责卒》）。可见这些兵器的杀伤威力。
远射而杀伤敌人的兵器如弓矢。机弩，制作更加精良。据《周礼·夏官·司弓矢》的记载，当时的弓有六种，普有四种，矢有八种。"六弓"中，王弓、弧弓用于守城和车战；夹弓、庚弓用于田猎；唐弓。大弓用于习射。"凡弩：夹（弩）、庾（弩）利攻守，唐（弩）、大（弩）利车战、野战。凡矢：枉矢、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矢用诸近射、田猎；矢。矢用诸戈射；恒矢，痹矢用诸散射。"这些名目繁多的弓弩矢，说明它们具有独特的性能，以用于战争中的各种场合。特别是韩国的强弓劲弩，其名称有"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此种强弩，能用脚踏的力量连续射击，"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战国策·韩一》）。其性能和威力如此。魏国在选取武卒时，要令其"操十二石之弩"（《荀子·议兵》），此弩的发射力一定是很大的。近年在长沙出土的战国中期的铜弩机；"在结构原理上、制作技巧上，都达到了很成熟的地步。"①孙膑也曾多次谈到弓弩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如他说："劲弩趋发者，所以甘战持久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又说"何以知弓弩之为势也？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势备》）当时还有一种"连弩之车"（《墨子·备高临》）.即安置在车上发箭的大弩，成为攻守作战威力极强的武器。《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在谈到作战布阵时说："弩次之者，所以当投（石）机也。"可知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投石机，在战争中使用亦己相当普遍。
攻城的云梯，战国时设计构造更加灵便。据说，公输般曾"为楚造云梯之械"，这种云梯能"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公输》）。攻城时筑"堙"挖"穴".从城外的土山上和从城下的地道内发起进攻，比春秋时更加猛烈。① 高至喜《记长沙、常德出土弩机的战国墓》，《文物》1964 年第6 期。在攻城的地道战中，辽使用鼓风的"橐"，把制造的烟压送到敌人的地道内，使敌人窒息。《墨子·备穴》在谈到这种战法时说；"灶用四橐。穴且遇，以颉皋冲之，疾鼓橐熏之"；"凿其窦，通其烟，烟通，疾鼓橐以熏之。"《韩非子·八说》论道："干城距（拒〕冲，不若堙穴伏橐。"可见"伏橐"鼓烟在攻城地道战中的作用。在江河湖海的水战中，当时还发明了一种"舟战之器".称为"钩拒"。它的作用能对"退者钩之，迸者拒之"（《墨子·鲁问》），使敌船迸退两难，在行动受困中陷于失败。
护身的甲胄，质地更加坚韧，并多用铁制。《荀子·议兵》篇云："楚人鲛革。犀以为甲，坚如金石。"《吕氏春秋·贵卒）篇谓：中山国的力士，在作战时"衣铁甲"。《战国策·韩一）述，韩国的防御用具有"甲、盾、、鍪、铁幕、革抉、芮，无不毕具"。《史记·苏秦列传·索隐》引刘氏释"铁幕"云："谓以铁为臂胫之衣。"在防御武器中，当时还出现了一种设置障碍的器材--蒺藜，一般都用铁制。这种蒺藜，有数个锐利的尖角，中央有孔.以便用绳芽起来，布设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困扰敌军的行动。孙膑在马陵之战时，就"以蒺藜当沟池"，又"以弩次蒺藜"（《孙膑兵法·陈忌问垒》），加强了防护设施。
（五） 兵种的增加和作战方式的多样
在使用兵种上，由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改为以步兵为主、车兵为辅，是春秋战国间在作战方式上的一个重大变化。战国时期步兵代替车兵而成为主要兵种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征兵范围的扩大，国野界限的消失。大批原来居住于鄙野的农民被征入伍，他们的身份较低，没有受过御车训练，编为步兵是比较适宜的。二是车兵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原来在春秋时期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车兵由于不能适应山林险阻的地形，就"毁车以为行"（《左传·昭公元年》）；至战国时期各中原国家交战更少用只能在平原坦途行进的车兵，而多用行动灵便的步兵。三是兵器发展的影响。战国时期坚韧锋利的铁兵器和远射有力的机弩的广泛使用，使密集的整齐排列的兵车在战争中往往会受到巨大损失。公元前405 年，齐用车兵攻廪丘，而赵使孔青将步兵救之，结果大败齐军，"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使齐人"车甲尽于战"（《吕氏春秋·不广》）。这次战争充分暴露了车战的弱点，以步代车成为历史趋势。
除了步兵、车兵而外，战国时又出现了骑兵和弩兵两个兵种。马在战争中的运用起初主要是驾车，个别的武装骑手虽说在殷墟发掘中已经发现，但直到春秋前期还没有骑兵集体作战的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不少学者认为这是"骑马"之风渐盛的开始。但也有学者主张此处"言以车一乘归鲁"（见宋翔凤《过庭录》卷九）。并非骑马。不过，从春秋未年开始，骑兵确实已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韩非子·十过》篇记，赵襄子知道知伯要攻赵。"乃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吕氏春秋·无义》篇说：商鞅用"伏卒与车骑"袭取公于印；《战国策·齐一》载孙膑谓田忌曰："使轻车锐骑冲雍门"；《通典》卷一四九还引孙瞑已"用骑有十利。"可见骑兵在战争中的普遍运用。许多用机弩的战士集合在一起组成弩兵，当时也大显威力。孙膑在布置马陵之战的阵势时说："长兵次之，??短兵次之，??弩次之"；"以弩次蒺藜"，"垒上弩、戟分。"（《孙膑兵法·陈忌问垒））这里的"弩"，都是指弩兵。在这次战争中。齐军因弩兵的"万弩俱发"而获大胜。
由于步兵、骑兵、弯兵的出现和步兵成为主力，战争的场所就从广阔的平原扩展到山林、沮泽、狭隘险要之地，战争的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变。《孙膑兵法》上说："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两边高峻的狭窄地带）则多其弩"（《八阵》）；"易则利车，险则利徒"（《十问》），就是讲述在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如何运用不同的兵种，以有利于作战的方法。
战国时期的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国策·赵三》载赵奢曰："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可见当时城市之大而且多。《盐铁论·通有》篇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荣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城市中人民的殷众、工商业的繁荣以及税收的大量增加，使城市成为诸侯国间兼井战争的重要对象。同时，步兵数量的增多，攻城武器的迸步和技术的提高，也为攻城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墨子·备城门》篇曾列举攻城有"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轩车"等十二种方法。春秋未年的孙武还认为"攻城则力屈"、"其下攻城"，到战国中期的孙瞑则从地形条件上把城分为难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极言牝城之"可击"。
与孙膑差不多同时的尉缭，更把攻城作为主要目标，主张用兵击敌要"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包围）其大城大邑"，全力进攻，使"敌救未至而一城己降"（《尉缭子·兵权》）。战国时攻城成功的例于很多，燕将乐毅伐齐。在数年中攻"下齐七十余城"（《史记·乐毅列传》）。各国为了加强守备，不惜耗费民力，增建和扩建城廓，还在边境修筑长城，使攻城和守城的战斗更加激烈。
在江河湖海上作战的舟师，战国时仍相当活跃。南方的楚。越两国经常"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见不利"其退难"；越人逆流而进，见不利"其退速"。因而楚不能胜越，而越"亟败楚人"。后公输般为楚造''舟战之器"，"退者钩之，进者拒之".于是楚又"亟败越人"（《墨子·鲁问》）。可见其时楚越之舟战打得火热。秦国因为要对楚及巴蜀作战，也建立了舟师。据说秦的舟师"方船积粟"."航船载卒，一肪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战国策·楚一》）。至司马错率巴蜀之众伐楚时，竟出动"大舶船万艘"《（华阳国志·蜀志》）。其舟师在此次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孙膑兵法》谈到"水战之法"云："令之为钩。楷、??皆具，进则必逐，退则不戚"："便舟以为旗，驰舟以为使，??阵而支之，规而高之"。（《十阵》）从孙膑对水战如此重视和熟悉来看，齐国当也有一定数量的舟师，井与邻国进行过水战。
（六） 战争规模的扩大
春秋时期一次战争动员的兵力不过几万人，到战国时期则动辄几十万。
如魏国在秦围大梁时，曾"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战国策·魏三》）。秦赵长平之战，赵国降秦而被"坑杀"之卒就有"四十万人"，合计秦"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史记·白起列传》），则赵国参战的人数当在50万 左右。春秋时两军作战，车兵对峙，战场往往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平原地带。到战国时、步、骑、车、弩四兵配合，行动灵便迅速，军队调遣频繁，战场范围大大扩展，战线拉得很长，方圆数十甚至几百里之内的山林沼泽，都可能成为战争之地。如秦赵阔与之战，赵将赵奢率兵，先是"去邯郸三十里"而坚壁，后又"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再"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最后赵卒疾趋"先据北山上"占领有利地形，终于"大破秦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孙膑所指挥的几次战争，也是长距离的调遣敌人，在广阔的战场上抓住有利时机和占据有利地形而获胜的。
各国的经济力量比春秋时更加雄厚，因而可以进行长期的战争。据称，韩之"宜阳，城方八里，村士十万，粟支数年"K 战国策·东周》）；"赵地方二千里，粟支十年"（《战国策·赵二》）；"齐地方二千里，粟如丘山"（《战国策·齐一》）；"楚地方五千里，粟支十年"（《战国策·楚一》）；"燕地方二千余里，粟支十年"（《战国策·燕一》）。其他如秦、魏两大国，当亦与此相类。齐国的田单曾向赵奢诉说："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今将军必负十万、二十万之众乃用之，此单之所不服也。"奢即答道：当今的战国七强，皆"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二十万之众攻荆。五年乃罢；赵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万之众，围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战不足用也。"（《战国策·赵三》）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战国时代战争的用兵之多。战场之大和时间之久。
（七） 军事人才辈出和地目的运用
在步、骑、车、弩各兵种的协同配合下，随着战场范围的扩大，迂回、伏击、包围、奇袭等成为战争中常用的方式。与西周春秋时期公卿文武不分、君王常常御驾亲征的情况不同，战国时期各国大都实行相将文武分职的制度，君王一般不再亲自督战，而是选派有军事才能的将帅指挥战争，于是，一大批善于用兵的将帅和军事家在战国时期涌现出来。如魏有吴起、乐羊、庞涓，赵有廉颇、赵奢、李牧、庞，齐有田忌、匡章、田单，秦有商鞅、白起、司马错、王翦，燕有乐毅，楚有庄，等等。《荀子·议兵》篇说"齐之田单、楚之庄、秦之卫鞅、燕之缪虮，是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孙膑就是在战国中期涌现的善于指挥作战、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杰出军事家之一。
地图的出现为时甚早。西周康王时铜器《宜侯矢簋》，记康王在分封宜侯时，"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可见在西周初年"武王、成王伐商"时，由于征伐的地域辽阔。已经运用地"图"来指挥作战了。战国时期的战争，军队调动愈益频繁灵活，战场范围往往绵延数十百里，地图在指挥战争中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管子·地图》篇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显然，地图对于战国时的战争指挥者，已成为必不可少之物。孙膑在指挥几次战争时，能长距高的调动敌人，巧妙地利用地形，给敌以致命的打击，想必他也是运用地图指挥作战，才能如此得心应手。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