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孙中山对教师的素养和作用在教学中的地位的论述有许多精辟、深刻之处。

　　对于教师的素养，孙中山认为，拥有深厚的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教师必须具有的素养之一。他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学生在校学习，能否获得知识以及能获得多少知识，很大程序上取决于教师。因此，孙中山对担任教师的人员资格非常重视，他十分强调地指出：惟必有学识，方能提任教师。1924年8月孙中山签发公布《考试条例》及《考试条例暂行细则》对加考中等学校教员和小学教员资格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应考资格，以及考试方法和应考内容，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从这些规定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是如此重视中小学教师的文化知识素养的。

　　注重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和思想品德是孙中山关于教师素养的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孙中山指出，教师要指导人民去谈政治，首先得自己谈政治，要教学生怎样爱国、报国，首先就要自己爱国、报国，要自己有改造旧中国建设强大新中国的远大志向。他甚至提出，教师如果没有这种志向，那就勿宁去干其他事，切不可当教师。他还提出，教师要教学生明白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和民主革命的道理，第一要做的就是使自己懂得三民主义的政治理论。先明白民主革命的道理，总而言之，孙中山认为所有先知先觉，必自觉才能觉人；未有自己未觉而能觉人者，强调教师应是处事先知先党的地位的人。

　　对于教师作用，孙中山认为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其一，是教授各方面的知识，使人学而后知。早在1891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在此之后，孙中山又多次提到教师的这个作用。1919年8月，他在北京学界演说中就大声疾呼“学界为国民造成知识发达之源”；1920年，又在《地方自治法》中间接地强调了教师的这一作用；1921年他在广东第五次教育大会闭幕式上，更是明确地指出教育界者人知者也教育家乃引为人群理公者也，这于我们今天认为教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者的观点相差无几，表明了孙中山对于教师这个作用的关注和重视。

　　其二，是教育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孙中山认为，实现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步，既需要直接进行物质财富创造和各种专门人才，也需要大批能够直接从事文化、思想建设、能够从事精神财富生产的专门人才。职记者、理论家、艺术家以及教育工作者等等，尤其是教育工作者，他们是具有较高文化和思想素质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多重的教育与专门训练培养出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成功都有赖于他们的辛勤培育。1921年，他在广东省第五次

　　教育大会上就提出牢固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在于培养各方面的大量的专门人才。1924年他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演说时则更加明确提出了同一观点。

　　诸君毕业之后，是去教人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培养人才则学师范者的任务。由此可见，孙中山把培养专门人才作为中国教育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强调乃教师者在教育活动中的这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三，是对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孙中山看来，教师不仅对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负有重要责任，而且对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也负有责任。辛亥革命十年后，孙中山曾在说过的一段话中又认为教育工作者对提高国民的政治思想觉悟负有责任，这无疑是正确的。孙中山还认为，教育工作者对于中国建设事业也具有重大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孙中山的有关论述，他指的这个重大作用就是指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活动过程中，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教育家当为政治的教育家也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教师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教育呢？孙中山认为应从三方面去实施。首先，要提倡建设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民志，即教师要向学生和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强精神的教育；第二，教师要教育学生“爱国”和“管国事”。要让学生对家庭和学校的责任比较起来更加重大。

　　这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第三，都是教师要使受教育看明白三民主义，便学生明了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理论，树立为国家奋斗不止的雄心壮志。显而易见，孙中山以上论述中涉及到的这三个方面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都正是教师对受教育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

　　其四，是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培养新道德。孙中山认为，教师首先应该做的是花苦功去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并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强调教师对改变受教育者的人生观的教育不仅应该全力以赴，而且应该用力最多，要不辞劳苦，持之以恒。这反映出孙中山不仅认识到教师帮助受教育者确立或改变人生观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此还非常重视。其次，孙中山还认为教师应培养受教育者的道德品质。他说，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当然不排除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教师却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在教育活动过程中身体力行的同时，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去爱国、爱人民、培养学生崇高的思想品德。

　　与中国以往的教育家和与孙中山同时代的教育家相比，孙中山关于教师的作用和素养的思想有其不可磨灭的光辉之处。毫无疑问，他的思想中有不少是对以往的教育家的有关思想的继承。然而，他于1921年6月提出的教育工作者应对“国民程度不足”负责的观点，关于“教育家应为政治的教育家”，“指导人民谈政治”和“引导人民理政治”的观点，都是对现代中国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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