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认为，道德对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政党能否得到发展取决于这个政党所属成员的道德和智能的高低，因此，孙中山指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则一定不能长久存在，革命政党只有具有高尚道德情操，才能够“坚持社会之信仰心”，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从而使革命事业获得成功。
其次，孙中山还指出，要创造一个好的国家，也必须要求国民具有高尚品德，为什么如此呢？第一，孙中山认为，国民个人道德的修养，是国家政治进步的条件。现在的国民要使国家不再受外国的压迫，就首先得加强个人修养，从而使整个国家民族的修养得以提高；第二，一个国家能否强盛和长治久安，与这个国家的民族道德是不是很好也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国要恢复独立自主的地位，就必须得先恢复固有的好道德；第三，孙中山还指出，中国在推翻帝制之后，能不能真正地实行共和制度，也决定于国民的道德水准和政治能力。
最后，孙中山还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同”世界的实现，也都需要高尚的道德。
可见，在孙中山看来，提高道德水准不仅是关系到革命政党能否得到发展，革命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大事，而且是关系到国家能不能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大事，甚至还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能否不断进步、能否实现大同世界的大事。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道德水平呢？
孙中山认为，首先要发展物质文明。在物质文明和心性文明的发展中，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基础。他指出，中国近代的物质文明不进步，导致了心性文明的发展也非常迟缓，甚至停滞，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吸取的教训。
孙中山又指出，国家政治的进步也能够促进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政治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也是提高水平的重要前提和途径。
另一个重要途径则是道德教育。孙中山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好国家，最首要的问题便是改良四万万国民的人格，而要改良人格，第一步便从教育开始，孙中山在许多场合中，都发自肺腑地教育社会各界，必须重视道德的教育，失去了道德的教育，其它各方面都无从谈起。
孙中山所提倡的提高道德情操水平，其具体内容又包括哪些方面呢？
1911年12月，孙中山在上海与《中法新汇报》总编谈话时曾指出“所有的个人利益都必须服从共同利益。”这里讲的“共同利益”，是指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非某个团体或党派的利益，可见，孙中山提倡人人都应以“大家之利益”为重，而不计较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是存在于大家的利益之中，求得了大家的利益，也就求得了个人的利益；大家都享有幸福，个人无疑也享有幸福，就是说个人利益与大家利益即共同利益是统一的。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教育广大群众铲除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树立“公共心”的新思想。
除了强调共同利益的重要性外，孙中山还大力提倡“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这与他要求人人“须求大家之利益”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举黄花岗72烈士的例子说，他们之所以舍身报国，视死如归是因为他们具有“替众人服务”的道德情操，他们的视死如归，是要唤醒中国全体国民起来斗争“为自己谋幸福。”孙中山教育大家，纪念72烈士，不应空空地来纪念，而是要学他们的志气，尤其要学他们的道德观念，他希望从此以后，人人都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树立“替众人来服务”的思想，这样，国家和民族才有光明的前途。
“恢复固有的道德”也是孙中山着力提倡培养新的道德情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这里的“固有道德”，并不是原封不动的中国旧道德，它的恢复是对旧道德的有选择、有改造的承袭和发展，他认为，只有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才能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民族地位。固有的道德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仁爱、忠孝、信义、和平，孙中山认为，对这些我们应当保存其好的部分，而对固有的“特别好的道德”不但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孙中山在“恢复固有道德”的口号下，赋予旧形式下新的道德内容，以此来教育和帮助人们树立崭新的道德观念，以适应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这种做法，在中国近现代伦理史上无疑是一种创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还非常重视坚持团结、勇于奋斗、坚韧不拔和敢于牺牲的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他认为，这些道德品质是革命事业走向成功、国家实现独立富强和人民能够幸福生活的前提和保证。
孙中山认为，“欲求成功，必须团结。”以前的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内部的不团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他指出要“坚持团结，只有人民能够互相团结，国家的根基才能够得到稳固，只有群策群力，才能求得中国的进步。”
孙中山还提倡勇于奋斗。他联系当时革命事业的需要，教育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要改造好国家，使人民能够幸福生活，首先得要勇于奋斗，他指出，人类奋斗的宗旨，就是不断克服困难，以求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革命要取得成功，先要有奋斗的精神，才能在战斗中以一当十，获得胜利。
坚韧不拔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也得到孙中山的充分重视。他指出，革命事业往往不是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的，要经过一个长期奋斗的过程，遭受无数的挫折和失败之后才能得以成功，这就要求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具有坚韧不拔的道德品质。要对革命的光明前途充满希望，不因暂时的失败而气馁，只有这样，革命的事业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怎样才能做到坚韧不拔呢，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一，得有乐观的精神，孙中山认为，中国国民性质的最大弊病就在于过于悲观，要有坚韧的毅力，首先就得批判悲观；其二，是要正面分清“义”与“利”的界限，“义”即革命大义，“利”即个人私利，只有明了革命的大义，认清“义”与“利”的关系，才可能具有坚忍的精神，从而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百折不挠。
要敢于牺牲。孙中山指出，要革命，就要奋斗，要奋斗，就要牺牲，因此，一个人只有具有了牺牲的精神，才能够去革命，去为天下人谋幸福，才能够谈得上革命的成功，他还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这样，建设亦是这样，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中，如果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建设也就谈不上什么成功和胜利，这样下去，连革命胜利的伟大成果也会丢掉。
三大板块，智育第一孙中山认为，要改良中国，必须有大量的具有体育、德育、智育的健全的人格不可，而智育，尤其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孙中山对智育如此重视呢？
首先，智育是造就一个好人格的必要条件，在孙中山看来，一个人要造就好的人格，德育体育固然不可缺少，智育却尤其重要。
其次，孙中山认为进行智育是提高人的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人类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反映着一定水平的人类总体“智慧”，个人实践能力的强弱，一般也反映着个人智慧程度的高低，因此，孙中山指出通过智育可以提高人的实践能力。
再次，智育是人们求知识，进而求得世界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
孙中山除了在理论上论述了智育的意义和必要性外，他还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的振兴、建设和繁荣富强，都需要学问，因此，学问是立国的根本。
孙中山认为，振兴中国的基础，全在于提高中国全体人民的知识文化水平。自人类诞生以来，各种政治、实业的进化，都以各科专门学说的发明和创造为前提，象西方欧美各国，都是如此，因此，欲求得中国自身文明的进步，非提高全体国民的知识水平、重视智育的发展不可。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却使人感到忧虑。孙中山在1916年8月指出，由于人民的知识程度不足，加上当时国内外一些复杂的情况，结果导致国家不但不能很好地进行建设甚至连立国的基础都遭到动摇。因此，孙中山提出首先要提高整个民族的学问，巩固立国的基础，然后再去谈建设和发展，他说，要使中国成为最富之国、最强之国，能够与世界各国竞争，就必须搞好建设；而搞好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要有建设的学问。总而言之，要使国家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广大国民都有学问，就必须对广大国民和学生施以智育。
孙中山对中国封建社会以《四书》、《五经》等为教育内容非常痛恨并坚持反对，早在1894年他就提出，学问的内容应包罗万象，教育应传授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才谈得上用所学的知识为革命和今后的建设服务。
孙中山认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发达，依靠于文字的运用。没有文字的中介作用，人类的思想就无法传授和继承，人类的精神文明也就元从得以发展，因此，孙中山把“读书、识字”作为学校智育任务的一个内容提出来，并把它们放在智育任务的最前面。
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使受教育者获得“学问”是更加重要的，他曾经指出，受教育者之所以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获得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
然而，孙中山对“各种知识”，即数千年来人类产生和积累下来的思想见识，却并不是完全的赞扬和肯定。他认为，它们并不是都具有科学性，其中固然有不少是具有科学性和真知识，而有些却非真知识。他举例说，中国过去有科学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是动的、地是静的，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这种思想见识被人们“习为自然”，而直到数千年之后才被人认为是错的。他说，象这样的知识，就不是真知识，缺乏科学性，同时，孙中山又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夫科学者，系统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卓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知识必须具有系统性和条理性，必须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即“真知卓识”。这一观点始终贯穿于孙中山关于智育的思想之中。
孙中山对“真知卓识”在智育中的地位非常的重视，这是毋庸费言的，因而，当他提出“要注重科学”的观点，便属理所当然了。
孙中山教育广大群众，要使中国进入世界一流强国的行列，就一定要重视科学、学习科学。他举欧洲和日本的例子说明科学能够推进工商进步、学术发达和社会文明。现在中国的落后，就在于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的缺乏，因此，我们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首要的问题便是像他们一样掌握科学。只有掌握了科学，然后才可以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
在各种科学知识中，孙中山特别注重与工农业发展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
首先他指出要重视“机器科学”和研究“机器科学”。他认为西方物质文明极其发达进步的原因就在于机器的发明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中国要进步，要发达，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则依赖于“机器科学”的发展和运用，只有用机器代替人力，用机器操作代替手工操作，中国的前途才有真正的希望，因此，要学习“机器科学”，研究“机器科学”，运用“机器科学”。
其次他认为，学习与运用与工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可以大大地提高工农业产品的质量，他举蚕丝的例子说，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养蚕并利用蚕丝的国家，以前的丝织业非常发达，为其他各国所不及，但随着科学的发展，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所养的蚕的成活率和蚕丝的质量却反而比中国的要高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他们善于运用科学，他又举化肥的例子来说明科学的运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产量的提高。总而言之，孙中山以中国和西方各国工农业的比较中找出了差距，并发现了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
因此他极力提倡在工农业生产中也要学习和运用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工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此外，孙中山还指出，注意研究和发展自然科学，也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他说，以前的石油和矿石等等不为人民所利用，往往被当作废料，直到近代才因科学的昌明而得以发现它们的重要价值。他又举电的例子说，以前谁知道水居然能够发电呢？谁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电这种物质呢？
直到新的科学产生了并被加以利用之后，人们才发现了它在生产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所有这些都说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依赖于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了与工业、农业紧密联系的科学知识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因而也非常重视这些科学知识的教育。他认为关于工业和农业的科学知识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他号召所有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掌握西方的科学知识，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在科学上迎头赶上欧美各国。
注重培养智力与技能是孙中山关于智育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孙中山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固然有其先天的因素，但后天的弥补和发展也不可忽视，一个人通过后天的教育和自己致力于教育而获得的学问，也是其智力的构成因素，而且，人可以通过学习将多数人的聪明才智转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即发展自己的智力，因此，他在论述学校的教育目的时明确地指出，学校教育的任务之一，准确他讲是智育的任务之一，在于培养人的智力。另外，孙中山还强调，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受教育者的智力，而且还要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培养和训练教育者掌握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使学生能在“学成之后”自食其力。只有这样既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又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学生，才能够真正“独立为一国民。”孙中山又认为，国家的经济越发展，就越需要自己的国民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他不仅要求学校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各项技能，而且还要求采用多种教育手段，通过各种教育机构，来培养、训练和提高其他各类社会成员的智力技能，这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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