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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碎“孔家店”

  孙中山一向关心重视教育事业,1890年,他首次上书其同乡大臣郑藻如,提出了他对教育的看法及构想。1894年,他再次上书李鸿章,提出了四项颇为重要的建议,而第一条就是关于教育的。

  作为一个接受过旧教育并亲自体会到封建教育的弊端的知识分子,孙中山对封建教育认识非常的深刻,他在不懈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也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首先,他批判了封建教育的不平等性。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教育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地主阶级的子女垄断了受教育权,而劳动人民及其子女则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虽然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教育的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但这种状况未改变。孙中山对此类情况耳闻目睹,并对这种不平等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其次,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扬弃,孙中山对封建的科举制度并不如当时其他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一样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一方面态度鲜明地反对封建科举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应完全废除考试制度,因为科学而废考试是“因噎废食。”

  再次,是对封建教学内容的批判。孙中山指出,封建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绝大多数是喜欢封建专制的合理性,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

  第四,斗争的柔头直指封建教育和文化专制,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了封建教育和文化专制主义恶劣的社会作用及其造成的危害。认为他阻碍了中国文化进步和企图消灭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思想,锢蔽人民之聪明。”

  第五,孙中山批判了封建教育的目的及其产生的恶劣后果。他指出,在封建专制时代,封建士子求取学问指以利权为目的,其后果是必然“纳贿当道”、“贪污之风盛行”,封建政治更加黑暗。

  基于对封建教育的深刻认识,孙中山主张对旧有的教育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以培养出于国于民真正有用的人才,去“改造旧中国”,“建设新的中华民国。”因此他提出了以下几点主张:第一,扩大受教育面。孙中山认为,人与人之间虽存在着知识程度、身体强弱等各方面差异,但那种由富贵和贫贱而形成的阶级的不平等却不是从来就有的。教育亦是如此,无论贫者还是富者都应平等的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不能让富贵者独享,贫者不应该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只有有了教育的平等,才谈得上教育的普及,而没有教育的普及,就谈不上什么教育的平等。

  因此,孙中山认为,只有全体国民都觉醒起来,支持革命,甚至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去,推翻封建的专制制度,建立人民自己的民主共和国,才能改变这种不平等,才能谈得上教育的普及,扩大受教育面,也只有这样,民族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富强。

  第二,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进步的封建士大夫就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其后,左宗棠、奕沂、张之洞也提出了比较积极的看法。在这点上,孙中山就吸取和继承了他们的思想。他透彻地看到了封建教育内容的空洞陈腐的不切实用,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他认为,西方物质文化的发达,国家的强盛,都是建立在科学昌明的基础上的。中国之所以挨打、受列强欺侮,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力衰微、科学落后。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只有使中国物质文明发达,科学技术进步,而这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因此他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向欧洲学习,学中国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不能继续埋头于那些故纸堆里面。

  第三,孙中山认为应改革教学和治学的方法,在各种封建教育机构中,私塾数量最多,分布也最广,由于它是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人受到基础教育的地方,因而它对教育影响也较大。孙中山对私塾的教育方法有着亲自经历,且从小就对这种教育方法有着强烈的反感。孙中山认为,那种“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硬背”而“不求其解”是不可能造就出真正的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人才的。同时,孙中山提倡要把学问运用到实践中去,如果求得学问之后却不敢去运用、去实践,学到的知识便毫无用处,毋宁不学,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整个民族的文化进步也会受到影响。最值得推崇的是,孙中山一反中国传统教学中的“师承不易”观点,认为它是非常荒谬的,他指出,如果认为“先贤之教”都是绝对正确合理的而不敢质疑和反对,学问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第四,树立正确的教育目的和方法。孙中山指出,以前的封建的、半殖民地的教育绝对培养不出有用的人才。新的教育制度应让受教育者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能是“中举、点翰林、做大官”,不是“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养无数的娇妻美妾”,而是要在学业成功之后,献身于国家,替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倡“牺牲、献身精神”,去建造新的中华民国。

  广设学校,培育人才孙中山把学校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他通过对欧美各国学校教育的考察,得出要培养众多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须得学校教育不可的结论。

  因此,要获得众多的人才,就必须广设学校,大办教育事业。这在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06年秋冬之间,在日本东京孙中山主持拟订的《军政府宣言》中,也特地规定了施教育的内容。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唯恐因社会骤变而影响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他以急迫的心情亲自下令教育部,令其通告学校“从速开学”,同年,作为初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他亲自提名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并指示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学校教育方面的法规和条例,在后来孙中山的言论中和行为中,亦不乏对学校教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那么,孙中山在学校教育这方面到底有哪些积极具体的观点举措呢?

  首先,孙中山把中小学校的兴办,尤其是小学的兴办,视为发展教育的根本,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在各地广设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蒙馆的主张。辛亥革命后,他的这一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12年5只,他在与香港记者的谈话中就指出“注重教育要从根本上人手,先使每乡皆有蒙学校,由蒙学校而高等,由高等而大学堂,”而这里所指的所谓“蒙学校”,已不是指以前的旧的蒙馆,而是指新式小学校,即就是说大力兴办小学校,普及小学教育,是振兴和发展教育的根本。在孙中山看来,只有从大办小学入手,才可能实现教育的普及,才能够完成培养人才的教育任务。

  其次,在强调注重中小学校教育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忽视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在孙中山看来,高等专门学校即大学是造就各种专门人才的地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要取得胜利和巩固,都需要这方面的大量人才,而这就得依靠有一定数量的好大学。1920年,孙中山组建军政府时就把“振兴高等教育”作为其内政方针之一,1923年12月他在广州岭南大学演说时就重点强调了必须多多地建立一系列的好大学。

  正因为大学是造就种种专门人才的地方,孙中山才对大学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他认为,办好大学的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好的老师和合格的学生。没有好的老师,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没有合格的学生,造就人才就更无从谈起。另外,孙中山还允许兴办各种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这在1924年8月他下令公布的《大学条例》中有着明文规定。

  关于大学的任务,《大学条例》作了三方面的规定。

  首先是向受教育者灌输世界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并要以此为主。

  其次是研究和发明世界的新知识和新学问,该条例规定:大学得设研究院,从这点可以看出,在大学中,科研是为教学服务的,且还应当为社会服务。

  最后是大学应根据国情的需要积极推广和应用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求知”是为了“实行”,即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因而在孙中山看来,大学里研究和灌输各种新知识和新技术,最终都是为了使其得以推广和应用,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第三,对于各种专门学校教育,孙中山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孙中山指出,没有大量的合格的中小学教员,中小学校的普遍兴办绝不可能,而中小学教员的产生则依赖于师范学校的培养。因此,兴办师范学校是大量兴办中小学校的前提,由于他对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联系有如此清醒深刻的认识,所以他非常注意各类师范学校的发展。同时,关于师范学校的设置,孙中山也有自己的见解,即分为两级,一是初级师范属中等教育,侧重培养小学教员;一是优级师范,属高等教育,侧重培养中学教员。

  对于女子学校教育,孙中山也很重视。他指出:占中国总人口一半的女子的教育一向就受到忽视,“直至清末,女子识字者百中无一”,所以,学校教育必须注重解决女子的教育问题,必须重视女子教育。与此同时,他极力赞成和支持兴办各级各类女子学校。民国成立不久,孙中山就复函女界共同协济会,对她们筹办女子法政学校的举措深表赞许,并拨款5000元予以支持。同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女子师范演说,亦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给予充分肯定。

  孙中山对职业教育的建立、完善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他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要取得继续巩固和进步变化,就必得兴办各级专门学校,培养出大量的专门的建设人才不可,早在1912年11月,他就提出了建立铁路专门学校的建议。另外,孙中山认为职业教育也应当分两级,即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这样,“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必将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进程中,孙中山认识到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西方列强不敢侵犯,就非得有一支精强的军队不可。因此,早在1912年,孙中山就赞成设置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初级军官,到了晚年,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培养一批优秀军官的重要性迫切性。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

  除了上述各种专门学校外,孙中山还根据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提出创办各类学校,如自治学校、宣传学校、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学校的学校等,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宣传学校。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多次挫折与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的胜利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即通过宣传来争取和动员群众支持和参加民主革命。因此,孙中山认为要在宣传上下功夫。为此,他主张办一个专门培养宣传人才的宣传学校。他这个愿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即得以实现,即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推动下成立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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