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政治业绩并不一定与其伦理人格成正比，然而真正伟大并为人民长久崇敬的杰出历史人物，都具有伟大的人格。孙中山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不但自修出伟大的人格，还采取了“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依靠其伟大的人格，感召了无数的信徒和追随者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人格这一观念，是孙中山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的养料，在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就说过：“中国有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么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的这段话，高度赞美了《大学》中所规定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或者可以说是人格。
由此，孙中山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从“修身”出发，以锻炼革命意志，以至达到治国平天下即振兴中华的目的。如何才能“修身”呢？孙中山对这点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修身”必先“正心”，若不“正心”，革命党员“存心做官发财”，那“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就会丧失人心。正如他在《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做官发财》中所说，“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要本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在这里，孙中山把“人格”的观念升华到人的价值观念。并深刻地认识到人格对于人类或国家的改造进步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他认为如果能够把人类的人格改造好，社会当然就会向前推进许多；这一点具体到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就可以说，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就必须先要人人都有好的人格，如果我们四万万人都变成了好人格，我们的国家就有救了。这就是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
他这一“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主要体现在他希望人格所显示出的价值，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熔铸成为一种“为众人服务”的高尚精神。
体现成为谋求天下人解放和幸福，而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新意识。
正如他所说：“从事革命事业，非成功，即成仁，二者而已。成功则造出庄严华丽之国家，共享幸福，不成功，则同拼一死，以殉吾党之光辉主义，亦不失为杀身成仁之志士。……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的‘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
孙中山人格精神的核心是“天下为公”，他力图在传统的“人格”的心理积淀的基础上，铸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民族之魂，并以这种崇高的“民族之魂”作为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
孙中山把从政与理想人格培养高度统一起来，“天下为公”，为政清廉，绝不以权谋私。为了实现“求吾民真正之幸福”，孙中山不惜失“谋生之地址”，去“固有之资财”，弄得倾家荡产，长期亡命异国他乡。在个人生活上，孙中山也一贯以淡泊自持，简单朴素。他在他的《家事遗嘱》中所说“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八个字，既是对他自己政治人格的公正评价也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最珍贵、丰厚的遗产。
孙中山内在人格追求向外延伸为“君子政治”的理想作风，即在政治斗争中讲求“君子风度”，遵守信义，不滥杀无辜。
孙中山这种“人格救国”的人生谋略，促使他伟大政治形象的形成。正因为他政治眼界、理论素养和人生修养，使他也只有他才能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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