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孙中山随母前往檀香山哥哥孙眉那儿去生活，做了一年的事之后，他在意奥兰尼学校和圣路易学校学习。此时，他不仅学到了欧美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也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又从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萌生了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思想。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孙中山产生了“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志向，希望能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1883年秋，年仅1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返回翠亭村。他一面帮助家里做些农活，自修中西学，一方面试图在村里进行政治改革宣传和一些改良乡政的尝试。但他发现乡里所受封建君权和神权的毒害太深了，一般的老百姓根本就听不进任何别的什么先进的宣传；他还发现老百姓对村庙北极殿的“北极帝君”极为崇拜，而村里的地主阶级正好利用这种盲目的崇拜，让老百姓捐粮捐款，乘机剥夺劳动人民。孙中山深知，要使村里的人民觉醒，必从他们盲目崇拜的这个木偶土埂开始，同时他也明白，打这些东西的主意，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弄不好就会引祸烧身。孙中山思来想去，要革命就得有献身精神，如果谁都不愿作出牺牲，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他就准备奋不顾身地毁坏这些偶像，以求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
一天，孙中山和陆皓东等到村庙里去玩，正好碰着几个老人在那儿跪拜神像，一副很为虔诚的样子。孙中山和陆皓东看到这种情况，好不心痛，马上冲到老人们前面，当场指出这些木偶土埂是无知的，是村里的地主豪绅欺骗和敲诈老百姓的手段，并劝告大家不要信迷信。孙中山为了证实他的见解，不顾一切地跳上正殿，折断了“北极帝君”的手，又刮破了左廊“金花夫人”的脸皮，毁掉了它的一只耳朵。当场的群众见了，不知所措，有的吓得慌忙逃开而去，有的老人还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口中不停地念着：“罪过！罪过！！”孙中山与陆皓东等几个勇敢的年轻人，乘机耐心地向他们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道理。
不容置疑，孙中山破坏神像的勇敢行为，遭到了本村豪绅地主的恶毒攻击，说他“亵渎神灵”、“有悖礼教”、“罪同大逆不道”。豪绅们一面责成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修复“北极帝君”和“金花夫人”的偶象，一面就把孙中山驱逐出村。
这一年秋天，孙中山被迫离开前往香港。但他认为他的斗争是有成效的，不但激起了许多勇敢的年轻人走向了反封建的革命之路，也给了村里封建势力重重一击，使许多人明白了神究竟是什么了，为他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在他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为了推翻封建满清王朝，他举起民权的旗帜，依靠自然科学，对准天命论和“君权神授”，奋不顾身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无情地揭露中国历代帝王把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说成是“天所授与”，只不过“假造天意”，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他说，什么“天意”、“天所授与”都是帝王假造的，其目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证明皇帝之至尊无上，二是要人民绝对地服从他们的统治，不要反抗。他还指出反对君权和神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了解民间疾苦，着手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并主动地劝说胞兄孙眉不要去任广东省省长之职，使人们为之耳目一新，体现了“平民大总统”的作风和气度。
他还从人民生计的角度出发，对浪费大量财物的“祭神飨鬼”的迷信活动，进行揭露和批判，认为这是国家的一大祸害，必须禁止。
在革命斗争中，孙中山对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演出的“祭天祀孔”的丑剧，予以了揭露。斥之为“事事要复古，还是想恢复专制，还是想做皇帝。”
总之，孙中山以为打破封建专制下的君权和神权，必以粉碎偶像出发，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由自己奋不顾身去完成。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中，有一个“知易行难”的概念，它的意思是说知道一件事情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是艰难的。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许多人面对着稍有困难的事情都望而却步。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思想往往成为封建统治者安于现状，反对任何社会变革的工具。
孙中山经过了一系列的失败，特别是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之后，他陷入了极度的苦闷彷徨，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发现自己“奔走于国事30多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好不容易，推翻了专制统治的创建了共和。如早交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完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建设宏模，却不料革命刚刚成功，革命党人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孙中山所主张的理想太高，不适合中国国情。
孙中山痛心疾首，百思不得其解。他午夜思维，好不容易才醒悟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错误思想而懈志。而其中以中国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为革命和建设的“最大敌”。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后，闭门为述，悉心研究“知易行难”迷说的是非。
发生“知易行难”这个命题，历来有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解，从积极方面看，尽管这个命题割裂了知行的辨证关系，但即揭示了知行之间的矛盾，即可能产生的知行脱节，提出了知行统一的要求，反对知而不行，只说不做，强调行的艰难和重要。从消极方面而言，反映了“礼崩乐坏”时代奴隶主对知行脱节行为的哀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奴隶主卑劣行径作辩护，正是这样，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这个命题又被一些卑怯的人们当作安于现状、反对革命以及既不肯下功夫求知，以畏难不敢行的人的一种借口。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遍举事例，控诉“知易行难”的罪行，并指出了它最大的祸害就是涣散人心、瓦解斗志、妨碍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多次失败，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受了“知易行难”学说的毒害。正如他所说的：“吾三十年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者此敌！可恨哉此敌！”他还把日本与中国作比较，认为日本之所以成为列强，就在于不怕一个“难”字，而中国之所以弱小，就是一个“难”字害的。
因而，孙中山认为革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破坏“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个心理大敌，他还从理论上论述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理论的正确性。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广东全省学界欢迎会的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这个思路。1918年冬，他撰写了一部专门讨论知行问题的哲学专著《心理建设》，又名《孙文学说》在他这本哲学专著中，孙中山认为人们在对任何客观事物和社会问题的认识过程中，“知”和“行”都有“难、易”的问题。但把“难”的“易”看成知和行的根本对立关系的两方面，是极端错误的。“知”和“行”的基本关系，只能是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问题。孙中山这仲命题正好与王夫之的“知难行易”相反，但他们都主张“行先知后”。孙中山认为“行先知后”是“知难行易”的基础。总之，他这一思想可概括为两句话，“行之非艰，知之为艰”。
孙中山这一学说，是在对当时社会状况作了具体分析之后提出来的。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各国由于忙于战争，除日本外，都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民族工业乘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渴望建立一个制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秩序。可辛亥革命之后，先后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段祺瑞实行反动军事专政等事件，各军阀之间混战不休，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又连遭失败。此时，一部分革命党人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有的甚至走到了革命的敌对阵营。在革命充满迷茫之时，孙中山从中国传统的知行学说中得到启发，提出了他的“知难行易”学说，回答了革命前途的问题，并认为只要革命党人接受他的思想，统一认识，协调斗争，就能打倒北方军阀，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这一人生谋略，在当时为振奋革命党人的士气，鼓舞他们的斗志，要求他们继续坚持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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