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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当小学生”

  在孙中山的外交史中,与苏联的关系尤为重要。在他与苏联的外交中,他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策略,这种策略使他在学习苏俄革命经验,寻求苏俄对革命的支持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革命后期所取得的进步和初步胜利打下了基础。

  孙中山与苏俄人的接触首先是在1897年,他在伦敦的一个图书馆时认识了俄国民粹派革命家伏尔霍夫斯基。后来,伏把孙中山的《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伦敦被难记》翻译并发表在《俄罗斯财富》上,使俄国革命者对孙中山有了初步了解。

  1905年春季,孙中山往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宣传革命、募捐经费时,又结识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齐契林,并与他就革命事业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

  1907年,孙中山在《平民新闻》中获悉俄国革命的消息,发现俄国人的革命目标与自己很是相同,便希望学习苏革命成功和建设事业的经验。此时,列宁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具有极为广泛的世界意义,并仔细分析辛亥革命的进程,详尽研究了孙中山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活动,指出了孙中山某此观点站不稳脚,并预言他将在与共产党的合作中得到克服。

  1917年11月10日,《民国日报》报道了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1918年夏,孙中山通过住在美国的中国人向列宁致电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年8月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刘契林给孙中山写了回信。孙中山虽未收到此信,但孙中山已清楚地看到建好与俄国的外交关系对革命的重要性。他打算派得力战友廖仲恺、朱执信和李章达等前往考察苏俄的革命经验,责成他们尽快学好俄语。

  1920年末,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苏共党员维金斯基。孙中山迫不及待地问着关于十月革命,关于苏维埃俄国生活,以及苏维埃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等等问题。还表示了想同苏维埃俄国保持经常接触的愿望。

  1920年10月31日,齐契林给孙中山写了另一封信,建议恢复苏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此信,8月28日写了复信。

  信中表达了他力求同苏维埃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信中还详尽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指出造成中国继续分裂的罪魁恶首是帝国主义。信的结尾表达了对列宁和苏联人民最良好的祝愿。列宁尽管遭枪伤而患重病,仍向齐契林索取了这封信。

  1922年4至6月,少共国际执委会工作人员达林在广州数次会见孙中山,孙中山就民主革命提出了许多问题,在1922年8月以后的一年里,孙中山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二个外交团团长阿?阿?越飞书信来往频繁。1923年1月,孙中山与越飞会晤,共商中俄合作大计,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孙中山确定了“联俄”的思想。他说:“我党以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1923年2月,孙中山回广州担任南方政府总统后,于本年夏季,向莫斯科派遣了一批国民党军事人员,去学习红军经验,年终,又在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参加下,改组了广州政府的军队,并建立了军校。

  1923年10月,鲍罗廷应邀来到广州。孙中山在鲍的帮助下,认识到只有纪律严明坚如磐石的党才能担负领导革命的使命,并开始改组国民党。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号召党员向苏俄学习,效法俄国革命经验。

  1924年8月29日,英国驻广州商团对孙中山进行最后通牒,要求孙中山政府停止反对商团。齐契林9月5日在《真理报》发表文间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商团发动暴乱前两天,苏联政府派遣的第一般“沃罗夫斯基”号军舰载着武器弹药及黄埔军校所需要的设备抵达广州,受到广州市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在广州各报发表了对舰长祝词,平乱后,孙中山慰问了军舰上的所有工作人员。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神户发表演说,赞扬苏联率先自动放弃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以英语口述了致苏联遗书。

  书中说:“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半殖民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预见我国之援助。……”

  孙中山在与苏联的外交中,秉着一种甘做小学生的态度,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军事经验、党建经验,并力求得到苏联的帮助。孙中山所采取的这一策略是定符合中苏革命目标相同这一具体情况的。孙中山这一策略的运用促使了中国革命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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