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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我们的典范

  孙中山也清楚认识到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在镇压1990――1901年义和团,以及在1911年中国武昌起义的日子里表现得尤为富于侵略性和反动性。更毋庸讳言,德国占领青岛有损于中国的主权,但是德国同俄国、英国、法国或日本――它们部分地吞并了或“租借”了我国东三省、台湾、广州、香港、九龙、威海卫、缅甸、越南――相比,应该算是中国第二流的敌人。

  要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发展中国,孙中山认为学习或利用德国,也许是外交方面的上策。

  孙中山产生这一想法的原因应该说是他的德意志观决定的。因为他对德国两个方面的东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一,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斗争,对德国工人运动理论即卡尔?马克思的学说发生了浓厚兴趣;其二,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使德国在经济改革和军事上一跃而成为了强国感兴趣。

  孙中山这种德意志观使得孙中山对德国比对西方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更少的批判态度。他希望于德国于10年或20年之后,把胶州湾归还给中国,他甚至提出以现金或错款形式赔偿德国的一切支付,并保证德国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孙中山在提出这种说法的同时,考虑到面临着一战的德国在军事上的孤立,他希望德国会利用作战物资和教官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认为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可以减轻德国军队在东部边境的负担。

  很明显,孙中山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在辛亥革命之后争取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为中国经济发展谋求财政上的支持,孙中山想在尊重中国关税自主权和领土主权的平等基础上,为资本主义大国进行投资和获取经济利益提供巨大可能性。并希望以此为条件,来换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孙中山这一外交思路起初并没有得到德国人的响应,德国人认为议会制共和国并不适合中国。武昌起义时,德国人直接参加了清军方面的军事活动;后来又把赌注押在实权人物袁世凯身上,直到1913年才宣布承认共和国。

  但是,孙中山总是不懈地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为他的运动寻求物资资助,想谋求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强盛的中国的成立,并试图以日后振兴经济时的部分利益作为许诺。他寄以厚望的英国让他失望了,英国人不但卖力地支持袁世凯,还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对中国人采取暴行。

  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政治特殊形势下,由于孙中山对英国态度的改变,使得他希望同德国进行合作的想法得到了实现的机会,孙中山开始对德国政界开始了正面接触。

  可接下来的是英、日,然后是美国强迫中国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并对德宣战。这一形势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不同派别的辨论。孙中山明确地表示反对对德宣战,并委托朱执信起草了《中国存亡问题》这本小册子。书中不但批评英国的对华政策,说明了德国相对俄、英、日、法而言,是第二流的敌人,更从战争结果而言,说明了战争不管是协约国胜还是同盟国胜,中国总会是一个失利者,是列强战后进行肮脏交易的牺牲品。

  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希望战争在1917年初结束,并热切指望德能将胜利。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认为中国应在战争中谋求中立,既要与日本及美国结成友好同盟,又要尽可能地抵制俄国或德国在战后的优势,为维护世界和平尽自己的努力。

  德国的外交官注意到了孙中山这一态度,3月14日,中德断交,德国公使冯?兴策在回国之前指令上海总督卡尼平同孙中山保持直接联系,并打算资助孙中山200万美元,促使他推翻段祺瑞政府。但孙中山最终并没有得到这笔钱,总统黎元洪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推迟了宣战。

  1918年,德国与俄国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孙中山试图尽量实行同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合作。他派曹亚伯前往德国,试图进行下述建议的蹉商:德国应利用俄国的帮助,把1万名军人派往中国边境,装备那里的中国军队,而后用这些军队一起共同推翻段祺瑞军政府,作为酬报,德国可以从中国获得生活资料和原料,并优先参加经济技术发展、铁路建设和教育事业现代化等。可曹亚伯直到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到达被战败的德国。孙中山那一计划也就因此而搁空。战争结束后,孙中山谋求的与德国实行经济和政治合作走进了实际阶段。1921年5月20日,德国同北京政府缔结和约。9月,德国一位副领事与5月5日在广州登上总统之位的孙中山的秘使进行蹉商,德国与孙中山的合作才能弄虚作假正走上日程。

  孙中山谋求与第二流的敌人德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的合作,而反对英、日、美、俄那种第一流敌人,以及他们所支持的反民主反革命势力的策略,很符合中国古兵法中的“远交近攻”之计。孙中山这一策略的构想和实施足以见得他的政治远见和政治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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