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孙中山谋略大全 > 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孙中山领导武装革命几经失败，自己被迫几次离开政府，他发现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北方政府而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叛乱，两广军阀在“护法”“护国”战争中的不齐心；在建设广东革命根据地期间，陆荣廷、陈炯明、沈鸿英、杨希闵、刘震衰等相继叛变革命，使革命功败垂成，甚至几遭覆顶之灾，失败擦亮了孙中山的眼睛，他逐步认识到了依靠一派军阀去打败另一派军阀是不可能使革命成功的，他不仅认识到要造就一支革命军，而且还认识到了单独依靠兵力奋斗是行不通的，必须领先民众。他说：“若单独依靠兵力，是不足靠的”“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之心力以奋斗。”孙中山这一认识的飞跃，表明他的基本的战略思想的根本转变，转变为依靠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
孙中山这个转变，是在召开国民党一大前后完成的，他这个转变有他本人在数次失败，逐步从内心加速这一认识的一方面原因；也有十月革命和中共的成立为确立新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契机，苏共和中共的帮助是他加速这一转变的另一方面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善意地批评他忽视了群众工作，并指出这是国民党自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奋斗却一无所成的主要原因。共产国际代表向孙中山建议“要推进革命，必先造成革命态势，对群众进行长期、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经常联系群众，带领群众。”苏共和中共的帮助使他开阔了视野，认识到“吾党之奋斗，多是倚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元成功之希望，吾党三民主义，终元成功之一日。”
1923年12月，孙中山作了三次演说：《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党员应协同军队来奋斗》，三次演说标志着他的转变。1924年1月23日发表的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新三民主义。宣言中他指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族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他甚至提出要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他还提出两个重要原则，即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提出给农以土地，要改良工人之生活，扶助他们为自身而奋斗。他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强调了武装改造民国必须依靠民众，为革命战争找到了基本力量。
孙中山其实早在1923年11月25日《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
中就仔细阐明了他这种新战略思想的基本点：
第一是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并行不悖。他认为革命既需要兵力，也需要人民的心力，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促使革命的真正成功。革命要反帝反封，必须以军队为手段，军队是以杀人暴力为革命破除障碍使敌人屈服的手段。但革命的成功，非能专靠杀人，尤须救人也。然欲救人必须全国人民能自救。他还从另一角度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建国有两种力量，一是军队之力量，二是主义之力量。军队的力量使敌屈服，而主义的力量就在于使人心服，自觉地为主义奋斗，两者相辅相成，各尽其效。即兵力与人民之心力的有机结合。孙中山这一主张指明了武装斗争与国民结合的方向。
第二是人民心力为兵力的基础。这是孙中山在总结以往茧命斗争的经验教育所得到的新体会。他在演说中说武昌起义，讨袁、护法三次都以武力胜了，但革命仍未成功，是“因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何种力量？就是人民的心力，……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元源之水，无本之木。”
他说：“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因为革命奋斗，必如此方可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他指出兵力与心力两者，当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实际上，他指出了武力与国民结合的前提是人民心力为兵力的基础，表明了他找了革命力量的源泉。
第三是宣传和组织群众，合群力奋斗。他人为中国革命事业太大，要造成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必须做到党员协同军队奋斗的同时，要先得民心，使革命党、革命军队与人民合作奋斗，即他所说的合群力奋斗。就如何合群力奋斗，他提出了两项措施：一是用主义宣传群众，一是用革命的方法组织群众。孙中山这一思想的提出，为武力和国民相结合指出了根本途径。
孙中山把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军事思想还在一步步地升华。1924年4月12日，在致电全国学农工商的通电中指出，“工人为本党之基础，本党之奋斗乃为发展实业而奋斗，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工人与本党共同奋斗。”1924年8月21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说：“农民是我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这表明孙中山已认识到了革命依靠国民力量，主要是要依靠在国民占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武力和国民相结合，主要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这种认识使得孙中山转向了依靠和武装工农。
孙中山这种进行激进的转变，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右派的反抗，但孙中山矢志不渝。他这种思想的正确性在紧接而来的平定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北代战争中得到了体现。
1924年10月14日的平定商团叛乱中，工团军和农民自卫军给予了黄傅学生军和滇、桂、湘、豫、粤各军以极大支持，为平定商团叛乱立下了大功，工农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所表现的革命热情和起的巨大作用更加妇孺皆知了。
孙中山就武力与国民结合的探索，在北上时又更进了一步。他在《北上宣言》中说：“第一步是使武力与国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并指出武力与国民结合的途径是使时局的发展适应国民之需要，是使国民自择其需要。这进一步指出了武力与国民结合的基本精神是使武力拥护国民利益，为国民利益服务。这不但指明了军队革命化的途径，也指明了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途径。
武器与精神相结合
与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坚持唯武器论不同，孙中山在考虑战略战术的诸因素时，特别重视人的因素，他认为任何战略战术，都是通过人与武器的结合体现出来的。他在《军人精神教育》中说：“若无精神，子弹虽多，适以资敌。一旦临战，委之弃之，非为敌人运输战利品乎？”他认为战争不能“专恃物质”，而应是“精神与物质相辅为用”，这就是武器必须与精神相结合的战略思想。
孙中山极早就注意到了建设军队必须在政治思想上下功夫。早在1903年，他在日本东京创办军事学校时，就把兴中会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该校的宗旨，可以看出，他在此就作了精神思想教育与军事知识教育并重的尝试。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指示陆军部颁布了《维持地方治安军律》12条，强调军队的组织纪律性，条文重申“擅封民屋财产者抢毙，”“硬搬良民箱笼及银钱者枪毙”。孙中山这些规定是从十多年来会党新军反清武装斗争中常出现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他欲重视军队的精神风貌建设，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第二次成立折广州政府的就职宣言中提出军政统一的任务时，提出了军队“由共同的目的，以为共同的行动。”他的意图就是要以“拥树民国”这一共同的目的来统一军队。并指出“拥树民国”
为民国军人的“天职”，并把“忠爱民国”作为军官的培养、考核和晋升的主要条件之一。在“拥树民国”的军事思想中，他还十分强调军队必须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明确了民国的军队是以消灭封建专制、拯救民众为己任的人民军队。这一方针的确立，使军队的精神思想得到了提高，使他们从只为吃军粮而战上升到为自己的利益而战的觉悟程度，战斗力更是增强了。
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进一步阐明了精神与武器相结合的军队建设谋略，他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其重要性。
一是必须对革命军人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孙中山认为革命军人必须受非常之军人教育，必须与“当兵吃粮”的旧军人有所区别，也就是说要“同负革命之责任”，“非有革命精神不为功”，即革命军人须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斗志。对军人实行精神教育是革命军人履行职志和实现其本质的要求。他认为反帝反军阀都必须有革命精神。而且革命精神是克敌制胜的保证。他以一童子与牛的力量对比来类比，他认为，牛力大但没精神，所以受制童子；童子力小但有精神，所以能够制服牛。
二是确定三民主义为军人革命精神的核心。孙中山要求革命军人为实行三民主义而奋斗，他说革命军人高尚思想的根本表现就在于为三民主义而英勇献身。而军人一旦具有了这种献身精神，就能吃苦耐劳，视死如归，表现出最大的勇敢，就能战无不胜。
第三是军人必须具备智、仁、勇的精神要素。他说：“所谓精神，非泛泛言之，智、仁、勇三者，即为军人精神之要素。”军人之智是指军人能“别是非，明利害，识时势，知彼己。”还强调“军人之智，须以合乎道义为准。”
而军人之仁与智不同，他说：“所贵乎智者，在能明利害，故明哲保身，谓之智。仁则不问利害如何，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求仁得仁，斯无怨矣。”革命军人之仁就在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不怕牺牲。军人之勇就在于不怕牺牲了。他常说：“为革命而死我，死得其所。”他鼓励军人说：“诸君既为军人，不宜畏死，畏死则勿为军人。”孙中山这种智、仁、勇的思想，三者之间并非独立的，而是把智慧和道德相融，把勇敢精神与革命理想联系起来，是极有份量的，为革命军队的建设铺置了一条新的路子。
孙中山在将武器与精神相统一的思想形成之后，就开始了初步的实践。
1924年创办黄博军校时，规定培养爱国精神为主要办学方针。《陆军军官学校暂行条件稿》规定，本校“授以初级军官应有之学术，养成爱国之精神，使具有初级军官之资格为宗旨”，在后来的《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印本》中指出：“凡军官之适否，不徒在其学识才能，尤其在其精神品性如何，故教授学术之时，须常涵养其德生，鼓舞其精气，以发挥其成为忠爱民国之良质，陶冶其成为坚定军人之志操，最为重要。”可见其对精神的重视。
孙中山将武器与精神相结合这一军事思想的探索和实践，是他建军思想上光辉的一页。孙中山这一思想既符合中国古兵法中“驭心为上”的原则，却又不象中国古代起义者那样运用宗教迷信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运用革命的实质阐述达到这一目的。孙中山在战略上这一开创，立即加强了革命军的力量，使他们在紧接而业的东征和北伐战争之中，做到了武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使得他们常常以少胜多，所向披靡，而这样的兵法是一个崭新的开创，是孙中山在革命时期所施行的战略谋略之一，既为当时的革命作了贡献，也为日后的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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