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在中国古兵法中，伐交为上，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战略上总能孤立敌方，使自己获得最大量的支持者。军事上并不能泥拘于“道不同不相与谋”的道义框框，大敌当前，总是先给交与我方矛盾较小的力量，以达到最终战胜强敌的战略目标。

　　孙中山这种战略思想在二次革命前后就开始酝酿，在面对袁世凯和后来强大的直系军阀的强敌压境之时，总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联盟，来抗拒强敌。

　　这种谋略的第一次运用是在二次革命时期。早在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河南爆发了一支由白朗领导的贫苦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起义，他们起初是在河南宝丰、鲁山等地活动，12月打出了革命的旗号，并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鲁山战役。袁世凯窃取革命胜利果实之后，遭到了围剿，只有80人幸免于难。不久又迅速发展起来，并打着鲜明的反袁旗号。

　　袁世凯称帝之后，革命失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不得不举起了“二次革命”的旗号，组织武装力量，与有着巨大军事力量的袁世凯对垒。就当时的力量对比而言，革命党人处于极大的劣势，孤掌难鸣，只有联合其他力量一起奋斗才有希望。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转战于豫、鄂两省、牵制了北洋军阀部分兵力，威胁着京汉铁路运输的白朗起义军，孙中山派人与白朗联系，要求白朗军与抗袁军配合行动，使其担任扰乱敌人后方的任务。虽然孙中山派去联络的人因路上受阻，未能见到白朗，黄兴致白朗的亲笔信也因被截而没能让白朗见到，但他们联合作战的思想和为实现它所付出的努力，无疑是正确的。

　　讨袁时，孙中山不只是与白朗的武装力量尝试着联合行动，他甚至领导全国各派力量建立武装讨袁联合战线。当时可以联合的柄派主要力量是进步党和西南军阀。进步党本来是由维新派人士梁启超所领导的，是一个拥袁的政党，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是对立的。只是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受到了排挤，不为袁氏所容，又看到袁氏复辟帝制，引起全国人的反对，进步党为了自存而从拥袁走上了反袁的道路，是当时反袁最雄厚的力量。西南军阀与国民党本来也志不同道不合，只是担心袁氏在一个个消灭异己力量，不再反抗，万难瓦全，所以也举起了反袁的旗号。

　　孙中山清楚地看到了当时的形势和力量对比，意识到只有运用“联合战线”这策略武器，才能自存和反袁胜利，他摒弃了宗派主义的小圈子，力主在“共同计贼”这面大旗下，与进步党及西南军阀联合起来。

　　孙中山这一策略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怎样说服带有关主义色彩的中华革命党；一是怎样与其他两派力量联合。他在《讨袁宣言》中说与进步党的政争已成陈迹，今主义既合，目的不殊，可以本其爱国之精神，相提携于事实。他致电中华革命党各地领导人，要“体察此意，一切事宜务求与讨袁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孙中山为了促成护国联合阵线的建立，他主张在尊重约法的大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他联合军用什么旗号的问题产生了争执，但由于云、贵、桂、浙己采用了五色旗，为了不使讨贼军之间互有猜疑，孙中山下令中华革命党用的青天白日旗换成五色旗。孙中山这种努力，使得护国联合阵线付诸了实践。

　　孙中山还注意到如何来巩固和发展联合战线，他从实际出发提出四条原则，来约束联合战线内部的团结，力求把握联合战线的领导权。他认为第一，对于敌人要“以武力取彼凶残”，在联合战线内部“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第二，除恶条尽，一定要把讨袁战争进行到底；第三，必须反对妥协；第四，应由革命党领导。护国统一战线尽管由尽步党和西南军阀的妥协，而使护国战争未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孙中山这种“团结友军打击敌人”的策略的实践，说明了他的军事思想一步步走向了成熟，为后来成功地建立“反直军事联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早在他产生武装革命和武力改造民国的思想时就形成了，他认为北伐有关于革命是否成功，有关于中国的存亡。他在《对驻广州滇军的演说》中说“一定要北代，中国的存亡，就在我们此次能不能北伐。

　　如果能够北伐、革命便可以成功，中国便可以长存：如果不能北伐，革命便要失败，中国便要亡国。”但是北伐的主要目标――直系军阀的实力不可小觑。

　　直系军阀拥有重兵40万，有极大的军事优势，政治上控制了北京政权，有很强的影响，经济力量也很雄厚，况且还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各个主面的综合实力比国民政府要大得多。如果去鸡蛋碰石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孙中山仔细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发现直系的曹锟、吴佩孚企图以“武力统一”的政策来消灭各派军阀，一统天下，这不仅与南方革命力量势不两立，与直系外的各派军伐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各派军阀也想除掉直系而后快。孙中山决定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认为应该联合一切反直力量，建立全国武装反直联合战线，达到消灭直系，武力改造民国的目标。

　　孙中山的反直联合战线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联合西南和联络西北；一是分化直系军阀，与张作霖的奉系的段祺瑞的皖系结成军事联盟。

　　总之，联合一切反直的力量，全国共举，武装讨直。

　　建立反直联合的第一步是联络西南各省，他认为要北伐讨直，必须先巩固西南。如果“西南能够联成一气，共同出兵北伐，很快就可以得武汉，得了武汉以后，便可以恢复民主元年的力量。”

　　孙中山认为西南联盟的主要力量在四川，1923年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后，就派石青阳等回四川活动，争取四川各方面人士的合作。不久，任命四川的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命令熊督率各军，迅速扫荡，肃清川境，并力中原。孙中山秉着建立反直联合的精神，对很多军阀都摒弃前嫌，把众多的力量团结在自己的阵营之中。他大力争取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袁祖铭，命孔康为湖北讨贼军总司令，命孔“淬励部属，会合川军定川局，进军武汉。”

　　孙中山认为北伐同样需要西北各省的积极响应，如西北方向也出兵讨直，就置直系于前后受敌的境地了。他一方面派人去西北活动，一方面亲自写信给刘允臣等人，希望他们积极配合革命军北伐。

　　走出了第一步之后，孙中山开始了第二步――分化直系，联合奉皖。为了武装讨直，孙中山对直系的冯玉祥部展开了思想攻势，派孔祥熙送去孙中山亲笔的《建国大纲》，派与冯接触较多的徐谦、钮永健、王法勤等人，劝他联奉、皖，打倒最反动的直系军阀，致使冯玉祥加入了联盟并发动了北京政变。

　　出于经济和军事的原因，比如从奉、皖方面取得经济援助；比如阻止吴佩孚的势力向南发展和对直系实行南北夹击等等，孙中山决定与奉、皖结成军事联盟。

　　广东根据他当时的经济已是非常危机，无法巩固和发展，更何况孙中山方面北伐力量有限，不联合奉、皖，欲打垮直系是不可能的。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形势，也发现有直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利用。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北方局势为之紧张。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之后，就立即派汪精卫前往奉天，讨论联合讨直之事，建议军事上南方政府出兵北代，奉军出兵关内，攻占北京；政治上打倒曹、吴之后，召开国民会议，商讨国家统一和建设等事项。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之后，孙中山又联合了天津段祺瑞，奉天张作霖，浙江卢永样，相约四方共同举兵，讨伐曹吴。至此，反直军事联盟形成了。张作霖和卢永祥在经济和军火上给了广东政府很大的援助，使广东政府解决了一时的困难，发展了力量，江浙战争一爆发，张作霖通电响应，率师入关；孙中山发表宣言，移师北伐。

　　孙中山这种远交近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策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此是借人之力量，以于革命事业”。他这一策略的实践和胜利是他军事思想中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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