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时机，在敌薄弱地带起事成大事，必不能少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必要的客观条件。孙中山先生以毕生精力致力于通过革命战争打出一个民主共和新国家的伟大事业，以致使他的大半生传记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武装后清的斗争。他前后亲自领导了10次反清起义，都符合着他利用有利时机，避实击虚，这样薄弱地带起事的策略方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象征着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王朝，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勾结帝国主义，以出卖国家和民族的权益为条件来维护其腐败、落后、专制、残暴的统治，中国的资产阶级经过一次次的失败，认识到了在清王朝统治下是丝毫看不到通过自行改革，重新振作而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了，不再为任何改革的迷雾所欺骗迷惑，只有坚持以暴力为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中国才有希望。但是，不管清王朝的没落和灭亡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可相对于力量薄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来说，仍然是如此地强大而无法在短期内战胜。
孙中山在摸索革命道路时，不是简单地模仿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在首都和重要城市发动起义的方式，而是选择敌对力量相对薄弱的边疆地区。从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到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11月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在孙中山的指示和领导下，其他各地区的起义也蜂起云涌。起义的高潮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尤以1907――1908年次数最多；起义发动的地点也要集中在四个区域：一是两广云南地区，主要由同盟会组织管理；一是江西湖南交界处，即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这是由当地矿工掀起的自发起义，同盟会总部派人参与领导；一是安徽安庆，是光复会系统所组织管理，其中1907年徐锡麟所领导的安庆起义是与绍兴的秋瑾起义相配合的；另一个就是四川了，这一区域的起义主要是四川的同盟会志士奉孙中山的指示发动的。这四个区域最主要又是在广东，达9次之多。
早在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就考虑到运用北部湾临海处接济外来军火的方便，和边境地区清政力量相对薄弱，起义容易成功的可能性酝酿出一个在丽广滇越边境发动起义的计划。孙中山计划在广东的东西两端地区即潮、惠、钦、廉同时起义，夺取全省，进入广西，以窥南宁，然后以粤、桂、滇为依托，北出长江以定中原。这个计划首要的一条是夺取两广，但从军火接济、进退有回旋之余地，易于聚集人员等各个方面来考虑的话，必须选择临近越南和北部湾的钦、廉两地。
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要在滇越边境举事，能寻求到法国政府的同情和援助是最好不过的了。早在1902年底，孙中山就与法国频频接触，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没能得到任何承诺。孙中山仍没放弃他的边境起义计划，而是进一步努力地在南洋一带包括印度支那半岛上开辟革命活动基地。为日后的起义创造条件。
1905年10月，同盟会刚刚成立不久，孙中山从横滨前往越南筹募革命经费。船至吴淞口时，法国情报军官布加卑自称奉本国陆军大臣三命前来求见。两人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密谈，布加卑表达了他个人对孙中山的钦佩，也暗示了法国政府有可能对此表示关切。孙中山也正寻求与法国有关方面的私下合作，以促成滇越边境起义的成功，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但由于有法国武官参加的在圣公会的日知会举行的会议上，有清方的人混入了会场而向湖广总督张之洞告密，引起了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的交涉，引来了麻烦和法国政府的封锁，使得与越南接壤的云南边疆发动起义的可能性受挫。
孙中山不得不把目光转移到广东的廉州和钦州以及广西的上思州。但1906年6月，在新加坡与三合会首领，潮州富商许雪秋的相识，使他的计划扩大到了接近福建的广东潮州府和接近江西的广东惠州府。各地会党紧急联络行动，筹划起义。
1907年初，许雪秋电告孙中山潮州已准备就绪，孙中山复电要求与惠、钦、廉同时行动。3日，孙中山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到达越南，在河内设立边疆起义指挥中心。孙中山亲自坐镇河内，命胡汉民前往香港，协助冯自由指挥潮惠起义；召黄兴离日来越，要黄兴亲自前往钦州廉州，策动清军郭人漳部，并任命王和顺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协助黄兴行动。4月，孙中山命令惠州地区会党道领邓子瑜在惠州归善、傅罗等地置军事。
潮惠钦廉约同一起举事，但由于潮州黄冈于1907年5月突然举事而被打破，使得1907年的起义变成了一连串孤立、分散的起义，不能相互呼应。1907年6月由邓子瑜、陈纯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由黄兴、王和顺组织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由黄明堂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包括黄冈起义在内，全都失败了。
1907年四次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本人也被法国印度支那当局驱逐出境。但他仍坚持着他的边境起义计划。1908年3月，孙中山离开河内前，再一次发动了钦廉地区和滇越边境起义。他命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以黄兴为战地总司令发动起义，并云南河口作为偏师，以资策应。
1908年3月，黄兴在越南边界宣布起义，率军进攻钦州。4月在粤桂边界的马笃山以少胜多，击败清军郭人漳部，起义军队伍倍增。4月30日，在黄明堂、关仁甫的领导下，发动了河口起义，以策应黄兴的起义。起义当天就占领了河口，宣布成立去贵都督府，不久又分兵攻占了新街、万河、南溪等地。5月6日，黄兴取道越南海防途径河内前往河口，指挥作战。但由于义军中的清军降卒及会党游勇不听号令，致使义军进军个旧和蒙包的计划失败。不但无法策应钦廉上思的起义，还使自己成了孤军，在清军的接连反扑下失败了。而钦廉上思的起义也由于弹尽粮绝，没有后援于5月下旬相继失败。
孙中山所领导的六次边境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却进一步地扩大了。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间，四川先后发动了沪州、成都、叙府三地的反清起义。
1907年7月，安庆和绍兴发动了由徐锡麟和秋瑾领导的起义；1908年11月，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发动了安庆新军起义等等。总之，从1906年12月至1908年12月两年之间，在中国中部的湘赣边界，在东南部的安徽省，在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和南部的两广云南省，一个月接一个月，一处接一处，起义的风潮此起彼伏，前仆后继，不仅严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对清末政情和政局的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孙中山所领导的边境起义，着重选择两广地带，当然一定着眼于边境地带敌对力量相对的薄弱，二就是由于起义力量主要来源于南洋一带，所以必须濒临海和陆上边界。他这种避实击虚，选择山高皇帝远的薄弱地带作为举事地点和策略对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战术有着深刻影响。
孙中山在发动起义时，不但对地点的选择有所考虑，还对起义的时间选择也很是斟酌。清王朝的残暴和腐败，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致使群众自发斗争日益高涨，客观上为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许多有利时机。孙中山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在不少文章和函电中都曾揭示了中国劳动群众因无法忍受清政府压迫而奋起反护的革命形势，并指出革命党应该利用这种有利时机来完成自己的大业。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就是典型一例。
江西的萍乡，湖南的浏阳、醴陵处于湘赣交界地区，历史是两省哥老会聚会谋事的地方。1905年，其首领马福益被清政府杀害后，会众一直在图谋着为他报仇，倾向于革命。而1906年，长江流域发生了严重水灾，不少地区陷于饥馑状态。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好时机，委派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回国作起义准备。很快就组织了以洪江会、洪福会和哥老会为基础的起义军，并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和安源煤矿工人的支持。12月4日起义爆发，不数日，迅速发展到三万人左右，一度控制四五个县，威震长江流域各省，给了清政府很大打击。
1910年10月，在南洋槟榔屿的孙中山得知广东连州抗钉门牌而聚众揭毁总捐、屠捐各公司，并焚毁了美国教堂和教会学校，很是高兴，认为又是革命有利时机来到了，他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近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梁税，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迸图大举。”
1910年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长沙抢米风潮以及波及全国的收回利权斗争，把革命情绪和革命声势推向了颠峰。
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那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抓住了有利时机，于1912年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君主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暗杀，攻敌之心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时期，有另一项与反清武装起义相辅而行的暴力行动――暗杀。暗杀在辛亥革命时期曾风行一时，不少革命党人如黄兴、章太炎都认为暗杀满清权要是配合起义的一种辅助手段。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曾对暗杀的可行性有过评议。孙中山说：“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它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也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动摇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
孙中山这番话说明了他看待暗杀的态度，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一是衡量革命与反革命双方损害之程度，以利于革命，不妨害它种运动为前提；其二是考虑所支出的代价值不值得，其三是必须以不损害和动摇根本计划为原则。孙中山对暗杀的态度可以说进一步促进暗杀行动的增加，特别是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黄兴也决意行暗杀主义时，胡汉民也认为“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以寒敌之胆，而张吾军。”
辛亥革命领导人所持的态度使得党人的暗杀行动屡见不鲜，从1904年到武昌起义，到黄花岗起义后不久，共有8次著名的暗杀行动。1904年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未遂，万被捕入狱；1905年王汉枪击铁良于河南彰德，未遂，王役井而死；1905年吴木樾炸出洋五大臣于北京前门车部，未遂，吴当场殉难；1907年刘思复炸水师提督李准，未遂，刘自伤；1910年汪精卫、黄复生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于北京，未遂，汪被捕入狱；1911年温生才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于广州，事成，温遭捕杀；1911年8月13日，陈敬岳、林冠慈以炸弹击李准于广州双门底，未遂；1911年10月25日，李沛基炸毙广州将军凤山。
万福华在戊戌政变后开始倾向革命，1904年拟谋刺杀户部侍郎铁良未果，不久与刘光汉谋刺企图出卖广西权益的前巡抚王之春。他邀王于英租界金谷香西菜馆共进晚餐，王一出现，万举枪射击，但因不会射击手枪，事不成反被逮捕。
王汉曾与刘静庵策划长沙起义，事泄不成。便谋刺反对革命的满族大员铁良，王白清任务，先计划在汉口大智门车站行动，而铁良的火车开往了河南彰德，王尾随而去，在彰德行刺，不中，担心被识破，于所住客店投井而死。年仅22岁，结婚才过一个月，客店老板义葬之。
吴樾目标起初是铁良，欲竟王汉未成之志，后听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吴买了一套官差衣锦，乔装跟随，但因口音不似北语，而被阻上车。他混上车后，炸弹暗藏于袍内，因机头和车身碰合致使他的撞针式炸弹自行爆炸，吴当即被炸死，对方有一亲属被炸死，五大臣中，载泽和绍英被炸伤，徐世昌衣袍被炸破。送行大臣中，伍廷芳两耳震伤。事变后，清廷大震，徐世昌、绍英因此不再出洋，由尚其享和李盛铎代行。
刘思复1907年参加潮惠起义和策划，当时革命党人都认为粤督岑春煊和水师提督不准为革命公敌，非去一不可。刘约人在水师行台处谋刺李准，而那早上李早已路过，而刘思复炸伤了自己，被捕判刑二年。
汪精卫与黄复生决定炸摄政王载冲，择定会刹海旁之甘冰桥为爆炸地点，行动时被一个导措找几次不归的老婆的人撞着，报答而未成。
温生才在1911年4月，预伏在广州将军孚琦前往燕塘观看冯如试飞机的要路上，孚琦回来时，温抢眇到轿前，迎面放枪，击死了孚琦，，温被捕就义。
陈敬岳、林冠慈在广州双门底炸李准和李沛基炸毙广州将军凤山的事件，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革命者产生了严重的急躁冒险情绪所引起的。
当然这些暗杀行动并非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打击反动统治者的嚣张气焰而作的一种努力，加王汉枪击铁良，是在亡国之痛的刺激下产生的，万福华枪击王之春，是为了抗议清吏出卖国家主权，引狼入室等等，这些暗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陈敬岳和李沛基的事件之后，“清大臣与各省疆吏，人人自危，不止张鸣岐、李准胆落而已。”
但是辛亥革命的暗杀活动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历史观和阶级局限有关，他既是暗杀者崇高的牺牲精神的表现，也是一些人在特定条件下产生了急躁悲观情绪的反应。暗杀活动本质上是个人恐怖活动，虽无法实现目标，可造成一定的影响。虽不能推倒清政府，但在一定程度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在特定的时代和特定条件的制约下，孙中山把暗杀当作革命的辅助手段，因时、因事、因人而言，是应该肯定那一部分应该肯定的东西。孙中山这一策略也确实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促进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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