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因深深理解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业，所以总想并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要避免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专权的经济革命。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就能防止大资本家垄断土地和资本，就能避免社会革命带来的痛苦。他说：“就吾国现势而言，此民生主义为预防政策，……预防之法为何？依余所见，不外土地问题与资本问题。”究竟该怎样来解决中国的资本问题呢？孙中山仔细地分析了中国实际情况，认为在社会经济极端落后的中国，解决资本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实行“大资本尽归公有”。
孙中山的这一认识既包涵了从发展性角度来考虑的机械化和公有化的辨证统一，也包含了他从全面性角度来考虑的公有化的层次性。
孙中山说：“现在中国一困，只在一穷字”，“中国今日民穷财尽，所患在贫”，所以解决资本问题，必先振兴实业，振兴实业是日后中国存亡的关键。而发展实业，就必须公有化和械机化井行。孙中山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实行上业统一和国有化之后，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这一次关于工业的革命，比上次用械器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更为深远。
而中国尚处于手工工业阶段，连第一次工业的革命都未实行，与欧美国家实行二次工业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在中国，既要使生产力大增，达到发展实业的目的；又要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贫者日贫，富者日富，造成富者压迫剥削贫者”的问题，就必须达到“分配最平允”的目标。中国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两种革命并举，既要用机器化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又要实现产业公有化或国有化。
发展实业，实业产业机器化和公有化，就必须实现大资本公有制。“举凡一切天然物产皆归公有，各种新事业之利润悉归公家”：“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只有资本公有，才能分配平均合理，才能真正避免给民族和国民带来痛苦的社会革命。
对资本公有的具体构成，孙中山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他认为资本公有包括国家、省和县（地方自治“充分之区域”）三级所有。
国家所有包括大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大规模的实业。他说：“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国有。”
“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上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凡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在限定大实业国家所有上，孙中山提高到了用党纲来规定，于1923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就明确提出了，凡国中大规模之实业属于全民，由政府经营管理之。
省级所有，包括省级的地产，所借的外资，所办的实业所获的利益，均属于省级所有。孙中山在《复但想辛函》中曾说：“川省地大物博，甲于中国。”“借外资时，其合同大旨，须申明此种资本，为四川人民所借；所办实业，为四川人民所有；所获利益，为四川人民所享”。
县级所有即地方自治团体所有，地方自治机关应当设立粮食管理局，专卖粮食一类：其余衣、住、行三种需要之生产制造机关，悉当归地方支配，逐渐设局管理；至于自治区域内的山林、沼泽、水利、矿场，悉归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开发。”
孙中山这种实行“大资本公有”的经济谋略主要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之中，表明了他在处理一个三角关系（即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三条线索所构成的三角形，遵循着任何一边的长度少于其他两边之和的原理。直接实行大资本公有，使社会分配公允，而使国民避免一次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经济革命所带来的痛苦，这是他在经济谋略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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