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学说和流派风行一对，许多人都以谈社会主义为时髦，聚讼纷纷，然而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人并不多。孙中山在这个时候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并一下把握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真髓所在，这种思想对他自己所倡导的民生主义所提出经济策略，有着深刻而广泛地影响。
第一，孙中山在民生主义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些特征，他说“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是“社会主义之真髓”。他说美国人卓尔基亨利在《进步与贫困》中所说的“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问又恶得而私之那？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采，然试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购乎？”深合社会主义的主张。他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发现资本也应该公有。对二人观点的综合接受，他得了结论。“有是享氏之土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
也正是这种认识，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强调一切生产资料公有。他于《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
第二，孙中山认为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贫富悬殊的根源，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真髓。他说分配应该以土地、人工、资本所生产的产物，按土地、人口、资本的分量配成定例。而资本主义社会里，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只享得三分之一，又得分与多数工人，每个工人所得数就很少了，所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他发现马克思的分配法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平均之法，在实行土地和资本公有制之后，按劳心劳力之多寡给予报酬，是分配最平允之方法。
第三，孙中山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傅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
孙中山发现不仅我国古代尧、舜、孔丘和墨翟所说的“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博爱”，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傅爱”，也同样不是真的。西方国家大资本家富可敌国，而穷人连面包都吃不上，大资本家以资本压制穷人，实行专政，哪里谈得上什么“自由、平等、博爱”。
而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
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既打破了政治之不平等，同时打破资产之不平等，使人人享受经济上平等之幸福。社会主义之主张是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吏与工人，不过以分业之关系，各执一业，井无尊卑贵贱之差也。总之，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人类谋求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
由此，特别是在经济上力求平等的愿望，使得他在三民主义的阐述中，带有浓郁的社会主义色彩。他说“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极白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民生主义，即扫除社会之不平”，革命要消灭贫富之阶级，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他的这种思想，在他把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又阐述为民有、民治、民享时得到了极致的表现。
第四，孙中山认为20世纪，民生主义已成为了世界潮流，而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即分为“集产社会主义”和“共产社会主义”两个阶段，而共产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髓。集产社会主义又可称为国家产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国家各种大事业由政府惜债经营，如农田、水利、铁道、电气及其他可专利的事业概收归国营。”与集产社会主义相比较。共产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上乘。由此可见，孙中山高瞻远瞩地把政治经济平等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分成了一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集产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第二阶段为共产主义。
孙中山又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认识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所以不能马上实行共产社会主义，而只能实行集产社会主义。他于《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说：“故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即应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以尽我人之本分。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
他还就国家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缺陷和怎要弥补回答了记者问。就国家获得和国民获得来看，国有企业胜过于私有制。
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真髓的阐述，说明了他的民生主义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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