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力济法律之穷

　　袁世凯的谋士杨度在其《君宪救国论》、《君宪纪实》之中，有一段惊世之言：“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惟有兵权乃为资格。”这段话可以说是阐述尽了兵权对于政治之重要性。

　　武昌起义后，主持当时中国政治风云可以说是两个人：南孙中山和北袁世凯。他们俩人的斗智斗力，谁输谁赢，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袁世凯靠搞武装起家的，十分了解兵权的重要性。不管什么时候，总是想方设法地扩展自己的实力，而削弱敌对方面的力量。孙中山在这次较量中，破此先手，把自己手中40万军队和七、八个省的地位让得干干净净。

　　孙中山之所以会把拳头交给别人，主要是被自己的幻梦和袁世凯的手腕所迷惑。他十分天真地认为，南北统一之后，革命军队为民主革命开辟道路和防止封建复辟的职能已经消失，他说革命军队已完成了民族、民权主义的革命，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实行民生主义，兴办实业，不必要用武力，孙中山还被袁世凯所玩的手段所迷惑，使得他认为袁世凯已真心真意地参加革命，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就会像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统一样，受共和国家法律的约束，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孙中山有一整套“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却无法认识到袁世凯一但掌握政权、兵权之后，就会破坏共和、破坏民国，建议独裁专政的统治。这是当时整个革命党主要领导人软弱和幻想的共同点，

　　孙中山曾有过要保住陆军总长之职、建立南京留守府以保存革命军实力的想法，然而却由于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有名无权的原因，未能付诸实现。

　　黄兴、宋教仁等人均认为有了《临时约法》就能约束住袁世凯。

　　当袁世凯在裁减革命军和加强北洋军，改变了南北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后，于1918年3月20日，有恃无恐地暗杀了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宋教仁，举起屠杀革命的屠刀时，革命党方面举手无措，眼看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此时，还有极大一部分革命党人仍沉缅于资产阶级的法律光环之中，主张用法律解决问题，黄兴等就力主“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要求赵秉钧到案受审。

　　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仔细地分析了宋教仁遇刺的前因后果。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兴办铁路。主持国民党实际工作的宋教仁则领导国民党积极进行竟选活动，指望通过议会选举，进行组阁，然后把握全国政权。宋教仁被杀，是袁世凯“要拨专制之死灰，页负民国之付托”。不容置疑，袁世凯是要建立独裁专制统治。

　　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斗争呢？

　　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依靠议会的约法，是无法根本制止袁世凯破坏民主，建立专制的。必须以武力济法律之穷。他指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有决者，只有武力。”他说“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所袁氏鼻息，莫改坚持，均不足能予智之雄，拥兵自卫之坚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

　　因为认识到法律和国会的无能，孙中山号召：“事已至此，只有起兵”，“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以外实无其他办法。”他全面布置起兵讨袁的准备工作，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去与黄兴辩论，企图说服黄兴。

　　在积极发动武力的同时，孙中山也注意到了以法律为手段，揭露袁世凯，孤立袁世凯。他建立将4月12日的国会延期，以便弄清宋案结果，掌握充分材料，对袁进行诘责。还注意到阻止帝国主义向袁贷款，以使其财源枯绝。

　　在孙中山的领导号召下，谭人风、李烈钧等追随而至，主张“以至仁伐不仁”，黄兴也清醒，转而支持起兵讨袁。1913年7月13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起义，黄兴在南京起兵，陈其美宣告上海独立，柏文尉在安庆再举义旗，粤、闽、皖三省也燃起了烽火，8月4日，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就这样，在孙中山“以武力济法律之穷”的政治谋略领导下，革命党走上了武装保卫民国的道路，发动了二次革命。孙中山在艰苦的政治斗争中，逐步认识到有美丽光环的资产阶级法律不是斗争的根本，形成了以武力济法律之穷的谋略，是他政治生活日渐丰富积累的结果，在当时是极具开创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要摆脱两种“人为力”的束缚“要摆脱两种‘人为力’”，是孙中山在中华民族受着帝国主义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而面临着危亡局面的情况下，提出解放民族、推动民族发展的政治谋略。

　　孙中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在当时是具有崭新的内容形式和战斗意义的，明确地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口号。

　　孙中山认为民族是人类由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等5种天然力长期发展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并不同于同武力造成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发展，必须注意到两种力量：一是“天然力”，一是“人为力”。

　　“天然力”主要是指人口问题，他认为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淘汰。他认为外国的人口在急剧增加，对于中华民族有着极大的威胁。他说：“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10倍，英国增力03倍，日本也是3倍，俄国是4倍，德国是两情半，法国是四分之一。……用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的人口来比较，我觉得毛骨耸然，譬如美国人口百年前不过900万，现在便有1万万多，再过100年，仍然照旧增加，当有10万万多。”“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孙中山认识到人口与民族兴亡的关系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经济卫生条件下，当然无法预计到中国人口会有如此大的发展。

　　在民族发展动力的问题上，孙中山主要强调的是“人为力”。他说“人为力”中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这两种力都指的是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

　　政治力压迫指的是上百年来，帝国主义先后通过战争，强迫中国订条约，割领土，丧主权，使中国沦为殖民社会。如1840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通过这些战争，帝国主义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保护国，还割去了中国很大一部分领土；并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领事裁判权。

　　经济力压迫，是指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中国的交通事业，使中国成为他们倾销商品的市场；控制中国的税收；在中国设立外国银行，垄断储蓄，发行纸币，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经营轻重工业，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设立邮局控制汇总业务；索取巨额赔款等等，平均每年要从中国掠走财富12亿元。

　　孙中山认为，政治力和经济力这两种“人为力”的压迫和剥削，使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局面，民族要发展，必须摆脱这两种“人为力”的束缚。

　　孙中山这一谋略实际上反映了他打倒帝国主义来完成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的思想，在当是是极具实际意义的，是一面领导中国人民起来反抗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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