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孙中山谋略大全 > 联合一切衩压迫民族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切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斗争，不管他们在主观上的认识怎么样，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佼佼者的孙中山，难能可贵地认识到了我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有时他称为“受屈民族”）的求解放斗争，是世界革命潮流这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无比伟大地倡导，一个个具体的国家所受的帝国主义之压迫，以及各个国家对这种压迫所做的反抗、斗争，都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各个被压迫民族应该联合起来。
孙中山发现欧洲文化虽然是科学的文化，但他重功利、重武力，是霸道之文化，必然压迫亚洲社会使之不能进步，也就是说使亚洲民族不能独立和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上耳其为先导，波斯、阿富汗、印度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相继起而抵抗欧洲强权，其中以四万万之中国为竞争最烈者。
但是亚洲“受屈部分之人类”的反抗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是帝国主义拥有发达的经济、先进科技和军事；受屈之民族政治、经济和科技均落后，甚至还有一个反动腐配的国内政权充当帝国主义列强的鹰犬。各民族的反抗和斗争都无法在短期内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各民族应如何来谋求革命的出路？
孙中山认识到世界范围“民族自由之大战”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只有被压迫之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奋头，才有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列强的希望。
孙中山认为特别是亚洲人民应团结起来，以便加强实力，共同抵抗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如他所说：“中国和安南、缅甸、印度、波斯、阿富汗都联合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向来都不是统一的。此刻要亚洲富强，可以抵制欧洲，要联成一个大邦，那才可以说得通。”
在“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策略中，孙中山着重强调了四万万之中华民族的地位和作用。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了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孙中山不只是把远东各国的问题放在一起来考虑，还身体力行地帮助亚洲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他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逻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他帮助过菲律宾反美战士购运军火器械，还准备带领中国革命志士前赴菲律宾协同作战；他还热心支援过越南的反帝爱国民族解放斗争。
孙中山认为被联合的对象并不只是限于恶劣周边国家，还包括非洲甚至欧洲一切被压迫民族。他认为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才应该团结起来，只有把所有被压迫民族全部团结，才能有充足的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
孙中山认为苏联在欧洲也是被压迫之民族，也应该团结起来。他的“联俄”政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致苏联遗书》中更为急切地体现了孙中山欲联俄以谋求中国民族革命胜利的心情。他在《遗书》中说：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俣作共力。”
孙中山这种联合和支援被压迫民族斗争的思想，在晚年发展得更为成熟了。他在最后的《遗嘱》中仍不忘这一策略，他说：“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他所说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指全世界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被压迫民族。
孙中山这一政治谋咯当时在国内外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对世界反帝求解放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卓越的贡献。
要王道，不要霸道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殖民侵略的触角伸向东亚地区，先后敲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所以，亚洲国家基于唇齿相依的道理，应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西方列强的各种侵略。在日本一些忧于时事国运的士大夫中间，产生了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称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或泛亚细亚主义。其内涵简而言之，就是亚洲国家（主要指东亚地区的几个国家），地理位置互相邻依，文化相通，历史上又有互相交往的悠久传统，一旦受到外敌侵犯，应该互相联合一致，共御外敌。
大亚洲主义刚产生时确定秉着善良的目标，日本资产阶级倡导由日本一国延及亚洲各国，提出了亚洲、非洲备被侵略国家联合组织一个“万国共议政府”，以确保各民族享有独立和平等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大亚洲主义”是具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的，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响应。
但是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情况开始变化。1889年2月，明治政府公布了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而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天皇集权制。1894年，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此后，日本由受欧美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国家转变为侵略、压迫别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成为了欧美列强的东亚地区进行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掠压的对手和伙伴。
政治形势和国际地位的改变促使了亚洲联合思想的分化。
左派亚洲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自由民权派的思想，主张亚洲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实行合作，驱逐欧美侵略势力，在亚洲普遍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右派亚洲主义者则主张以日本为盟主将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在东方建立一个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大殖民帝国。孙中山觉察这两派思想上的明显差别，特别是对在日本当道的右派亚洲主义者有了新的认识。
20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所干的一切勾心让孙中山触目惊心。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认为是“发展国运”的“大佑”良机，出兵强占山东胶州湾；接着又利用袁世凯签订了全面攫取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权益的“二十一条”。寺内正毅上台后，又通过西原龟三向段棋瑞政府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北洋军阀镇压中国革命。日本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孙中山对日本右派亚洲主义者的主张有了很大的差异，并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
1920年，美国部分州为排斥日本人，制定了《外国人土地法》，1924年，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了排日移民案，掀起了一场遍及全美的排日风潮。
日本政界及文化界一部分又乘机提起了大亚洲主义，欲唤起内外舆论，以进行黄白人种的战争。
恰恰此时，孙中山应冯玉祥等的要求，北上与冯玉祥、段棋瑞、张作霖等“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取道日本前往北京。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应神户高业会议所、《大贩每日闻》社等五团体的邀请在兵库县立女子高等学校礼堂发表演讲，题目也特指为极为敏感的《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面对着中日两国的听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大亚洲主义理论，并乘机提醒劝戒日益军国主义化和侵略化的日本要行王道，不要行霸道。
其演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亚洲是人类最古文明的发祥地，曾经繁盛一时，但近几个世纪来，各民族日渐衰弱和委靡，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日本最先举行变革，在30年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成亚洲最早独立的国家，这是亚洲复兴的起点。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是亚洲人对欧洲人的胜利，给了亚洲各国各民族信心和希望。此后，埃及、波斯、土耳其、阿富汗、阿拉伯、印度都兴起了独立运动，并呈“联络”之势。
其二，欧洲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着极大的区别。欧洲文化虽是科学的文化，但它重功利，重武力，是霸道的文化；东方文化以仁义道德为本，不压迫人，重感化人，是王道的文化。与霸道的文化相比，王道的文化更有益于正义和人道，更有益于民族和国家，是真正的文化所以，实现大亚洲主义必须以王道文化为基础，兼修欧洲的科学技术以自卫。苏维埃俄国就是这一模式的典型。
其三，必须明白大亚洲主义的目的，在于对抗欧美的强盛民族，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打不平。欧洲也有被压迫民族，亚洲也会出现行霸道的国家。
日本学欧洲武功文化最为全面，既得到了欧洲霸道文化，又有东方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作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诚，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这一演说深刻批判了日本各种大亚洲主义主张的狭隘民族性，科学地把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号召联合“外洲”、“外国”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强权”，伸张“公理”。并呼吁要警惕亚洲也可能出现行霸道的国家，劝戒日本人民慎重地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充分体现了他“要王道，不要霸道”的政治谋略。
孙中山这一谋略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既强调各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又指出了大亚洲主义的实质和可能被利用的实质，表现了他极高的政治素质和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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