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出政权，孙中山对这一点的认识显然是很不成熟的，但相对于当时的革命党人而言，他要超出很远。
由于革命军本身力量的虚弱，列强的干涉和革命党人内部的妥协，孙中山力图以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思想无法得以实现，南北议和，以求实现民国统一，孙中山让总统之位给袁世凯。
孙中山迫于各种原因，放弃了总统之职，但他对袁世凯素来有戒备之心。
深深明白袁世凯玩弄和谈的最终目的，他很大程度上预测袁世凯一旦把握政权之后，一定会背叛革命。为此，他主张南北议和，统一民国，以避免列强瓜分中国的同时，要力保革命的实力，以防备袁世凯的变卦。南北和议如果只是一出骗剧的话，真相大白时，掌握了实力就掌握了发言权。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前，接受了唐绍仪的建议。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凯，试图努力争取在南北统一后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如果北方袁世凯方面不接受的话，就退一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南方的武装力量，以防万一情况有变时，革命党方面仍拥有实力；调新成立之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掌握部分军事实力，直接威慑袁世凯之老巢――北京；任命柏大蔚为山东都督，掌握部分军事实力，以期不测之时，能与北京、南京的革命武装力量相呼应。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孙中山一再劝说黄兴继续担任陆军总长，黄兴拒绝了。清帝未宣布退位之前，汪精卫等也多次私下约定由黄兴掌握陆军，黄兴拒之甚坚，说：“奈何仍以是污我。”
黄兴这一立场恰恰给予了袁世凯可乘之机，袁不原意军队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力主让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对此，南方将领深为不满，集会于南京，宣称：如果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的话，大家都不予承认。但由于黄兴等消极态度，使得革命党人最终把全国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孙中山只好退一步考虑，促使南京留守府的成立，希望以南京为大本营，保存革命实力。但黄兴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思想消沉，在应该任留守府留守时宣称：“因南方军队尚待整理，故暂任此职。”他这一态度和立场使他无法完成以南京瞩守府来保存革命实力这一计划，他消极就职，宣称“俟办理就绪，即当归田”。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最高代表，但他被革命党人普遍认为“倾于理想”，而受到了孤立，他的战略战术都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正如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所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之主张，……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
正因为如此，革命党人在兵权上一步步地退让了：陆军总长让给了段祺瑞；直隶都督被袁世凯借口北方军人反对，改为袁的心腹，王芝祥却被任命为南方军宣慰使，协助黄兴解散南京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队；南京留守府仅存两个月，黄兴就主动要求裁减号称30万的赣军、浙军和粤军；武昌起义后组建的八师二旅，也只剩下一师一旅，四川、湖南、广东、安徽、江西等省的军队也大批裁减了。
在南方大肆裁军的同时，袁世凯大力加强北洋军的建设，使其实力迅速发展。军事实力对比悬殊之后，袁世凯举起了屠杀革命的屠刀，1918年3月20日，国民党重要领袖人物宋教仁遭到暗杀。
宋案发生后，国内革命党人电促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回国商议对策。
孙中山仍然坚持“要握紧拳头来说话”的谋略，他明确指出，事已到此，只有起兵，而且应把握时机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由此举起了“二次革命”的大旗，继续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这一要掌握军事实力的谋略，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身不可避免的局限，而未能得以实现，血的教训证明了他这一谋略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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