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孙中山谋略大全 > 革命要把握步骤和重点
孙中山以带有几份宗教虔诚式的狂热和执着，坚信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天赋之权，中国只有在摧毁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赶走了帝国主义之后，才能够实现民主共和。但是，他也看到了中国各种社会阶级矛盾的复杂尖锐，革命力量和革命意识的薄弱，以及数千年封建专制的遗毒中国民之心极深等残酷的现实。中国革命如果不能正确地确定其发展过程的步骤，以及每一步骤的重点所在，本身力量就较薄弱的革命党人盲目行动或全面铺开行动，不能完成不同发展阶段的首要任务的话，革命的胜算就会少去很多。
正因为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从1905年到1924年间，孙中山一直在进行着革命程序的摸索和论述。早在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之中，孙中山就提出了革命“三序”论，别具匠心地把革命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3个阶段。
孙中山主要着眼于考虑中国有过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历史，反民主共和的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长期生活于封建专制压迫下的人们，民主政治是陌生的，甚至是畏惧的，要扫除反动势力和习惯势力，建立民主共和国，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把这过程作了一个设计：推翻清朝统治后，首先经过一个革命专政的时期，扫除一切反革命势力，并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和建设；然后经过一个过渡性阶段，提高国民的政治积极性，培养国民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建立地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最后建成资产阶级共和国。
这一设计具体表现为3个时期的方案：
第一时期为“军法之治”，即“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革命军起义后，军队和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由军政府总管地方行政，以次扫除积弊，如斩绝“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税捐之横暴”等“政治之害”和禁止畜养奴婢、缠足、吸食鸦片、讲风水等“风俗之害”，并办教育、修道路、设警察、讲卫生、兴土农工商实业的利源。
概括而言，一方面扫除“政治之害”和“满洲势力”；另一方面为民国奠定基础。孙中山认为完成这一目标需要3年的时间。
第二时期为“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每一县治有成效，解除“军法”，公布“约法”。地方议会议员和地方行政官员由当地人民选举产生，军政府、地方议会和人民，各循“约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行事。以天下平定后6年为限。
这一阶段为训政时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其主要标志为产生人民选举的“地方议会”和“地方行政官”。
第三时期为“宪法之治”，即“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军政府解除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国家政事完全依照宪法。
此时期被认为是宪政时期，只要地方自治完备之后，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宪法，国家政事完全依照宪法行事。孙中山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期。
孙中山对革命程序即革命步骤的探索一直坚持到1924年，其间，他1920年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将革命程序划为“军政”和“宪政”两时期；在《建国方略》和《中国革命史》等著述中，又把革命分为“破坏”、“过渡”和“建设完成”3个阶段；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最后论述革命程序的问题时，又依然把革命划为“军政”、“训政”和“宪政”3个时期。
他还试图从各省当时政治形势不平衡的情况出发，把各省作为“训政”和“宪政”时期的实施单位，从小到大，最后达到全国实现“宪政”的目标。
孙中山在试图划分革命程序的同时，非常强调革命程序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他认为不经过军政时期，无法扫荡反革命势力；不经过训政时期，无法使一般老百姓接受民主政治，很可能靠造成“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后果；至于宪政时期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就是革命的目标所在。
孙中山这一“要把握革命的步骤和重点”的策略，正确地反映了民主革命运动的一般过程规律，以及其对每一步骤重点的强调，指导了革命。
定都南京和南京就职
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革命方面就与袁世凯达成了协议，让袁世凯当临时总统以换取他承认共和。尽管孙中山回国后一再坚持，“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可革命派由于本身的弱点和财政、外交等方面的困难，怯于袁世凯所采取的武力与谈判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的进攻，不敢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宁愿通过和谈来取得“共和”制度。南京临时政府就是在这种可悲的议和谈判开始之后产生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过客”身份，他无法改变这种妥协的现状，只能沿着已经达成的协议一步步规矩地走。
谈判过程中，就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情况时，袁世凯露骨地表示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来另立一个新的统一政府。临时政府无法接受这一点，孙中山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意识到，“袁化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恢复独裁专制统治。
2月12日，清帝退位，第二天孙中山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了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诏中加入了“即由袁世凯认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一句。清帝退位的第二天，袁世凯就立即组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使中央政权的职能。
袁世凯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孙中山的高度敏感。他向袁世凯致电抗议，说“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并开始策划如何牵制和消弱袁世凯的势力，保卫真正的共和。
当时的中国，从2月13日孙中山辞职至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前，并存着南北两个临时政府和南北两个临时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是民国合法的政府，却无权管辖北方一带；北京临时政府对民国来说是不合法的，但作为一个政权存在又是事实，并有着取缔和统一南京临时政府的趋势。
尽管孙中山此时于南京临时政府之中已心不由已、力不从心，他还是想利用南京临时政府和南方革命力量暂时存在的现状，利用这一角还能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政治舞台，与袁世凯作临时政府时期的最后一战。
他在辞职时，提出了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3项条件。力图使袁世凯远离中外反革命统治中国的巢穴――北京，来到革命力量相对雄厚得多的南京。他试图以这“调虎离山”的政治谋略来牵制和消弱袁世凯的反动势力，在革命势力的影响和制约下，维护共和。孙中山坚持这一点是对袁世凯是否真的拥护共和的考验，并宣称袁不南下，他就不解职。
孙中山这一“调虎离山”的政治谋略，最终由于革命派的妥协和不团结，以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没有成功，没能达到钳制袁世凯的目的。
当南京临时政府派遣迎袁走使北上时，袁世凯一手制造了北京兵变，准备以武力的方式来证明袁世凯不能南下。南京临时政府的首脑们得到兵变的消息后，召开了一昼夜的紧急会议。孙中山试图挽救民国危急，说服革命党人出兵平叛，并由黄兴等将领发表率兵北上的通电。就在这一关键而紧张的时刻，帝国主义又一次支持了袁世凯，外交团派军队在北京示威，日英俄德美等国分别从各地向北京增调军队，制造紧张局势。帝国主义一出兵，软弱的革命派就面临着分裂的危险了。立宪派、旧官僚、民社、章炳麟等人都竭力反对定都南京；革命方面的都督朱瑞、孙毓筠、李烈钧、蒋尊簋、蔡锷等以及同盟会的喉舌《民立报》都主张迁都北京；只有粤闽少数都督、部分民党报纸和海外华侨微弱地坚持奠都南京。孙中山回天无力，只得迁就。3月6日，参议院通过了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议案；4月2日，又议决了临时政府迁都北京的议案。
“必须遵守《临时约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另外一个条件，却首先在南方引起了场反对的风波，湖北临时议会在民社的策动下，说各省都督的“差官”（指临时议员）无权制定根本法，不予承认。湖北反约法通电，很快得到了多数省份议会的响应。立宪派和章炳鳞叫嚣得更是凶狂了。见缝插针的袁世凯马上就利用了这一风波，他一面宣称办事必须以约法为根据，一面又说法制本可随时改良，到时提议修改。就这样，《临时约法》沦为了一纸空文。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南京临时政府夭折说明辛亥革命的失败。
“调虎离山”政治谋略的正确性，是孙中山政治斗争的战术中闪光的一点，其失败是历史的趋势。
北伐配合议和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为筹措起义经费而奔走。
他从报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如当时往太平洋回国，20多天就可以到上海。但他认为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效，英国政府答应不再借款给清政府以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
1911年12月25日，当孙中山取道法国来到上海时，已是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了。尽管他发表宣言说：“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他一下船就反对和议，表明自己一定要为推翻清王朝和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目标而奋斗。可由于袁世凯仗着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对革命采取了武力与和谈的反革命两手策略，革命党怯于自己本身的弱小和财政、外交等方面的困难，对革命毫无信心，无法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幻想通过和谈取得“共和”。
早在孙中山回国之前，由唐绍仪和伍廷芳为南北全权代表的和议已在上海开始时，革命方面已与袁世凯达成了改临时总统之职换取袁世凯承认共和的初步协议。
孙中山回国之时，等待他的是一副无法改变的现状，一副连黄兴都日渐右倾，幻想愿以拥袁为总统，换成他赞成共和的妥协现状。这一现状迫使孙中山不得不声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迫使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只能按照已经达成的和平协议去走，说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催促袁世凯“早定大计。”
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本质有所认识。早在武昌起义之后，正在欧洲的孙中山就在一次演说中说过“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
回国后，对袁世凯养兵自重，玩弄和谈，认遂已欲的行径也有所觉察。他在《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电》中指出：“袁意不独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
仰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
基于和谈之势不可逆转，而袁世凯又不可信任，孙中山认为必须把握和谈的主动权，要把握主动权就必须“笑脸”与“拳头”相结合。他提出了“以北伐配合议和”的策略，以北伐为议和的后盾，以革命的两手对付袁世凯反革命的两手。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强调：“临时政府之职务，首在军事上之进行。”“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在主张议和的同时，积极整兵北伐。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怀疑南方会让出政权的诚意，便玩开了手段。他立即撤销议和代表，并指使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以宣言要誓死抵抗，以武力相威胁，企图迫使革命方面彻底妥协。
孙中山针锋相对，主张“宁可开战，不可让步”，致电广东等省迅速组织力量出兵北伐，并拨出二十万元巨款，交予北方党人代表胡鄂公等，让他们立即发动北方的革命，以背后打击敌人。
北洋军阀的咄咄逼人，使前线趋于紧张，而一时高涨的备战与北伐的声势，鼓励了革命党人，临时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1月11日，孙中山宣布自己指挥三军，任黄兴为北伐陆军总参谋长，在总统府内设立总兵站，并具体拟定了一个六路北伐的作战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自京汉铁道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之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之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
1月13日，民军在津浦路北伐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固镇、宿州等地，战略重镇徐州不战而胜，皖军、豫军、奋勇军亦分别在安徽、河南和湖北战场上取得了胜利。
北伐的枪声，使得和谈陷入了僵局。孙中山并不畏惧，作了和议不成就用武力北伐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准备。1月下旬，孙中山电令黎远洪说：“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容忽。”同时致电陈炯明并广东省会及铁路公司，提出借广东铁路“以为抵挡”，筹款北伐，并指法广西部督陆荣廷：“北伐之军，要选精锐”。还表示：“和议一破，本总统当亲督江皖之师，共破虏巢”。
北伐战争的初期胜利驳倒了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却招来对袁世凯表示欣慰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英、日、美、德等国军舰在长江上游戈示威，阻挡民军在秦皇岛登陆，驱逐占领山东即墨的民军，公使团宣布不准在京奉路洞线两侧十里内战斗，日俄军队增兵东北、内蒙，外国报纸极力宣传列强要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而立宪派乘机从革命内部动摇北伐，说帝国主义干涉，将使中国瓜分亡国。这样，大多数革命党人低头了；再加上革命军本身缺乏饷械，缺乏训练和统一的指挥，北伐战争中途而止了。
尽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孙中山“以北伐配合议和，以保存革命成果”
的谋略未能最后胜利，但其前期的胜利已足够说明他这谋略的正确性。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