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家世
研究历史思想家时，除对其著作反复熟读并分析其中的思想外，还要对其个人有尽可能多的熟悉与了解。对他了解得越多，则对其思想的研究也就越深。大体说来，每个历史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其所生活的环境造成的，环境造就人物，也就造就思想。除了需要了解思想家所处的整个社会大环境之外，还要了解其平日生活所在的小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因为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的社会细胞，家庭状况与社会状况相关。一个人从小在家庭环境中成长，其思想总要受到家庭状况，特别是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也还会受到父祖、兄弟及家族内其他成员的影响。当他思想比较成熟以后，家庭政治经济情况的变迁和个人经历，也会产生某种影响。本章的目的只在于揭示这种家庭影响。从以下所述内容中将会看到，宋应星家族的盛衰几乎与明末社会的盛衰同步进行，而从宋家盛衰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了宋应星思想中的变化。这就反映出了“个人一家庭一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宋应星家史的研究表明，宋家在明代中期是官僚地主家庭，其曾祖为进士出身、位列明廷九卿之一，对宋应星有思想影响，使他在早期一心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乡试的成功加强了他的信心。但明代晚期由于家境的衰落和多次会试的失败，使他由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由追求科举到与之决裂，最后成为对封建社会持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完成了其思想中的转折。从他在崇祯年间焚烧昔日诗集的行动中，看到其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决心与万历年间的旧我划清界限。而这又与宋家在晚明沦为日趋破落的地主家庭在政治经济状况中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下面我们将叙述从远祖直到宋应星这一辈宋家的家史。
宋应星字长庚，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奉新古称新吴，有古老的历史。西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59）平定海内，分徙江东大族置于他郡，于是迁涂山氏于此地，名曰新吴，以旧属楚、今新属吴也。后汉永元十六年（106）分海昏，置建昌县。中平二年（185）又分置新吴县，皆属豫章（南昌古名）郡。晋代因之。至唐代武德五年（622），又将新吴县属南昌州。
五代南唐统治者李昪（888—943）因避“杨”、“吴”之讳，遂将新吴更名为奉新，从此有了今名。宋代时奉新县属隆兴府，元代时属龙兴路，而在明代则属南昌府。①因此从西汉初开始，在今奉新境内便有县的建置，到明代已有一千八百余年。奉新在长江以南，该县南北西三面环山，中间有冯水流经县境（图8），冯水今名潦河，向东北流入鄱阳湖，而汇入长江。奉新县北与靖安、安义交界，南接高安、新昌，而东邻新建，从新建再向东便是省城南昌。因而奉新在江西省内算是赣北地区，在鄙阳湖的西南方，气候温暖多雨，农作物以稻米为主，并产油料、茶叶，境内有茂密的毛竹等林产资源。
奉新县城位置屡经迁移。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8）县治在新兴乡的盘山，唐代神龙二年（706）新吴县丞高良弼又将县城迁至冯川之北。旧时没有正式规则的县城，至长庆三年（823）县令刘正一始筑土城，周五里，建南北二门，但岁久已塌，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8）知县邓成设五门。隆庆五年（1571）
知县陈雋请动用公银重建新县城，至万历元年（1573）九月竣工，因而奉新县城自万历年后始具规模，此后又陆续修建。明代时奉新县东西长160 里，①许应■等编：同治《南昌府志》，卷7.第38 页（1873 年木刻本）
南北宽50 里，呈狭长地带。而宋应星的故里在县城的东南端，明代称为北乡，东与新建交界，位于冯水的南岸（图8）。冯水从西南向东流经二百里，至此称为潦水或曰雅溪。过去研究宋应星事迹的学者，没有人去他的故乡作实地调查采访，因而对其家世和早期活动缺乏了解。有鉴于此，1963 年春季我受当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派遣，从北京出发首次南下前往奉新宋应星故乡和他早年活动的一些地方作采访。途经南昌时遇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黄长椿先生，他也对此次奉新之行感兴趣，遂结伴同行。
这次调查使我们获得有关宋应星家世和生平事迹的许多新资料。离开奉新后，我又沿宋氏足迹单独去江西省分宜、上饶（明代称广信府）、铅山，再途经安徽至南京。接着在1964—1965 年又沿着宋应星北上会试的往返路线及《天工开物》所载有关地方再逐点作实地考察，了解现存于民间的工农业各部门的传统生产技术，并与《天工开物》所载内容作比较研究。这些南北各省长途调查须翻山涉水、走访城乡各地，受日晒雨淋，是相当辛劳的。由此更切身体验到三百多年前宋应星为写作《天工开物》而在南北各地收集资料过程中的艰苦劳动。比如，为了观察造竹纸过程，至少要在纸坊内停留二、三天才能看到整个操作程序。我们深深地为宋应星当年这种认真而刻苦的研究精神所感动。当研究这位明代学者时，首先就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并付诸实践。感到幸运的是，通过这些调查。对宋应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种了解比单纯从查阅文献所获得的更为丰富得多。有些实际资料更不见诸著录，唯有作实地调查才能获得。比如，要了解宋应星家世及其祖辈情况，只有前往他故乡中宋氏祖茔地一一查看现存的墓志铭，才能得到第一手资料。
宋应星故里在今奉新城东南的宋埠乡（明代称为北乡）的牌楼宋村。1963年访问时，全村一百多户500 多人中，宋姓居三分之二，就是在整个宋埠乡宋姓也占很大比例，因此乡、村的名字中都含有“宋”字。这种情况料想在明代时也会一样。宋应星故里之所以称牌楼宋村，是因为明代时在本村内建立了“三代尚书第”、“方伯第”、“世进士第”和“世科坊”等高大的石牌坊，为周围其他村所无有。1963 年时，这些石牌坊仍保存完好，村中的房屋及街巷仍有古老的建筑风格及布局。但十分可惜，在我们离开这里三、四年后，1966 年起一场无情的政治风暴使这些属于历史文物的石牌坊荡然无存，宋应星的先祖遗物也因而被列为“横扫”的范围之内。后来这个村子内街道变宽，又盖起一些新房，但构成本村特色之一的明代牌坊却再也看不到了。所幸的是，宋族祖茔地内仍有一些遗物得免于难，而终于保存下来。其中有些被收入于1987 年在奉新建立的宋应星纪念馆中，受到精心的保管。
“三代尚书第”牌坊位于牌楼宋村的上牌坊，建于明代嘉靖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547—1548）之间，相当高大宏伟。因为宋应星的曾祖宋景（1477—1547）于都察院左都御史任内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卒于北京，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诰封资政大夫（从一位），同时宋景父宋迪嘉、祖父宋宇昂也被荫封为同样的官阶，号称“三代尚书”，于是建立此“三代尚书第”牌坊。这是牌楼宋村中最早建立的牌坊。“方伯第”牌坊是为宋应星的族叔宋国华所建，宋国华字霁山、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累官至贵州左布政使，赠通奉大夫（从二品）。查布政使司是省一级最高民政机构，而以布政使为其主官，古时亦称方伯或藩伯，这就是“方伯第”一名的由来，此牌坊建于万历年间，位于牌楼宋村的下牌坊。“世进士第”也在下牌坊，是为宋国华、宋应和和宋一贞三人所建。宋国华之子应和（1586—？）字约斋，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累官至太仆寺少卿。宋应和之孙一贞字复元，号眉居，崇祯十五年（1642）进士。由于宋国华、宋应和和宋一贞均在明代及进士第，故崇祯年间为他们立“世进士第”牌坊。此外，县志还载有“世科坊”，为宋庆建，我们当时没有注意，现已毫无印象。这些牌坊都是明代遗物，是宋族作为当地“名门望族”的历史见证。在牌楼宋村民居中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干道，牌坊建于主干道两旁，因而有上（北）牌坊及下（南）
牌坊两部分，宋族各支集中住在这两部分中，其实都在同一村内。
牌楼宋村地势较平坦，是典型的江南稻谷之乡，潦水流经附近，如前所述，这条河过去亦称雅溪，清彻透底的河水从这里向东北方向汇至鄱阳湖再人长江。村的周围是一片片整齐葱绿的水田和茂密的竹林。奉新因为产竹，当地农民就地取材造纸，因而宋应星故乡周围还有一些纸坊，这里还有酒坊和榨油厂，所有的南方榨油工具与《天工开物》所载几乎是一模一样。村内房屋集中于主干道两侧，再向周围延伸，多属砖木结构的瓦房。村头一座明代修建的德水桥以石料建成，仍屹立在潦水之上，至今受用。村内一些高大的石牌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宋应星的名字也为当地群众所熟悉，因此一进村便感到这里确有宋应星故乡的风味。经过热心村民指点，我们来到宋应昇、宋应星兄弟诞生和幼年居住过的故居所在地。据当地人介绍，这里过去因火灾而烧毁了原来故居，现在房屋是原来基址上重建起来的，但最后总算找到了基址所在，位于上牌坊，也就是在主干道的北侧。在当地群众祭奉的祖先牌上，仍写有宋应星、应昇及其祖父的名字。
为了了解宋应星的家世，1963 年4 月18 日至21 日我们在本村邀请了宋名焕（75 岁）、宋显扬（70 岁）、宋名金（65 岁）、宋功宝（75 岁）等奉新宋氏家族中的几位60 岁以上的老人座谈。从座谈中得知，宋应星先祖的一些墓仍集中分布在村西戴家山的祖茔地内，而且当时村民宋名扬住的房屋是在宋应星故居的基址上修建的。但我们所遇到的村民，多是宋应星之兄应昇和应鼎的后代，不见有应星后人。后来了解到，他这一支在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便已断后。研究宋应星家世的重要文字资料是奉新《宋氏宗谱》及宋应昇的《方玉堂全集》。本世纪二十年代丁文江（1885—1936）先生撰写宋应星传时，还不知有这些资料，因而对传主的了解不多，此处有对这两种资料加以介绍之必要。1963 年4 月，我在牌楼宋村得知，当地过去多次修过《宋氏宗谱》，其中载有关于宋应星家世的资料。经访求，4 月18 日从本村宋名昇先生处借看了他家保存的刊印本《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图9）。这是研究宋应星家世和事迹的前所未见的第一手新资料。从其中得知，《宋氏宗谱》早在明正德五年（1510）即已开始编修，后毁于火。于是宋景的长兄宋时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正式修谱，成为以后历次宋谱之祖本，是为一修本。至宋应星叔祖和庆（1524—1611），又于万历三十年（1602）
第二次续修。万历以前宋谱都是写本。迨宋应星胞兄应昇（1578—1646）第三次续修族谱，始于崇祯十三年（1640）刊刻。此后各次续修本都是刊刻本。
入清后，宋三礼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刊行第四次续修《宋氏宗谱》，而宋颖于嘉庆十八年（1813）刊出五次修订本。宋应鼎五世孙鸣琦（1762—1840）于道光十四年（1834）刊出六修本。清代最后一版族谱是宋延春（1802—？）于光绪四年（1878）刊行的第七次修订本。明、清刊行的《宋氏宗谱》现在都无法求得。我在这次看到的是民国年间刊行的唯一一版，即第八次修订本。由宋立权、宋育德主持，用铅字竖排刊于1934 年，共刊行48 套，每套24 册作线装，每册为一卷。书名为《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扉页上印“敦睦堂藏板”的字样，故称敦睦堂本。这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海内外孤本。
敦睦堂本是根据光绪本等清版续修的，编谱者未见明代各谱，但却包括清版所引的一些早期谱牒的内容。后来江西省博物馆从我这里得知此谱的存在，遂从宋名昇先生处转归该馆收藏。《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以下简称《宋氏宗谱》或宋谱）卷一{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56_1.bmp}（第一册）引前代诸谱序，谈到宋族的早期家史。这是在别的文献中无法看到的珍贵资料。
研究宋应星家世的另一资料是《方玉堂全集》。作者宋应昇虽以诗文见长，但特别注意宋族家史。丁文江先生二十年代时曾访求过此书，但终未得，这是因为清代乾隆年修《四库全书》时，要求各省进献图书，结果发现江西进献的明版《方玉堂全集》“语句违悖”，有反清思想，因之列入应予全毁之“**”，不许在社会上流传。此集在《清代禁毁书目。全毁书目》①中已经著录，学者多疑其久已散佚。出人意料的是，当我南下调查宋应星事迹时在赴南昌及奉新前，途经长沙停留访书，于1963 年3 月26 日（雨）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善本部中发现了一套明崇祯十一年（1638）原刻本《方玉堂全集》（图10），该书共四九卷，印以竹纸，板框高25.0、阔18.5 公分。书扉页有“宋元孔先生著《方玉堂全集》。奉新雅溪藏板”等字样。书首印有崇祯十一年（1638）香山伍瑞隆序、古虞赵士锦序、舒性序及作者手书体自序：“崇祯丁丑仲春月，宋应昇书于恩暑中”（图11）。也就是1637 年二月宋应昇写于广东恩平县衙中，当时他任恩平知县。宋应星参与了该书的校订，当时他在分宜任职，正在忙于刊行（天工开物》。《方玉堂全集》是宋应昇在1637 年写成，而刊行于1638 年。因为广东香山人伍瑞隆的序写于该年。此著为海内外孤本，十分珍贵，是研究宋应星的重要第一手资料，书首钤有“思十堂珍藏书画印”、“少甲蔡氏珍藏”等篆文印章，原归国立湖南大学图书馆收藏，后转湖南师院图书馆。此本过去{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58_1\.bmp}很少为人所知，因之长期置于书架上而未被利用。
书的第一册多为各书序及正文前二卷四六类（骈文），第二册为卷三四六类及卷四序类，第三册为卷五、六序类，第四册收卷七祭文类、卷八碑志类及卷九禅喜类、时务类。这部明版书幸免于乾隆年焚毁，而由藏书人秘密保存下来的。除明版外，江西省图书馆尚藏有一部清代增订的第二版，是宋应昇的曾①姚觐元编：《清代禁毁书目》，第216 页（商务印书馆，1957）；孙殿起：《清代**知见录》，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57）
孙宋瑾（字方翼，号菊台）
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行，也印以竹纸。计八册二十六卷，分为诗稿及续诗稿、文稿及续文稿、碑文、序、启等类，比明版增收二册诗稿，是据家藏稿而补充进去的。首有“拔氏”“伟菴”及“张劼之印”等章，张劼（1883—1948？）为新建人，藏书家。按清高宗弘历（1711—1799）下令焚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则此清版亦躲避了焚**之火。
清版《方玉堂全集》早在30 年代为江西学者注意。1935 年吉水学者欧阳成先生受省府秘书长吴骏之托，对省教育厅崔翼等所编《江西乡贤事略》初稿的1935 年铅印本提出意见，因而用毛笔手书《江西贤乡事略审核意见书》二册，现亦藏于省馆。其中第二册第82 页对《宋应星事略》初稿所述应星“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兄应昇同举于乡，有才名，远近称‘双宋’”
一段，欧阳成写了下列重要补充意见：“拟据丁文江所撰《宋长庚传》及宋应昇《先母魏氏行状》改为：曾祖景，字以贤，嘉靖丙午（1546）官左都御史，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祖承庆，字道微，庄靖第三子也，蚤世。父国霖，字巨川，廪生。万历四十三年应星年二十九岁，与其兄应昇同魁其经，应星名列第三，一时有‘两宋’之目，五上公车不第。”经过欧阳的这一补充，增添有关宋应星生年及其父祖的新资料，显然他是据清版《方玉堂全集》作出这些补充的。但欧阳成修订后的《江西乡贤事略》事后不曾出版。注意于此者亦鲜，直到1962 年南昌的黄长椿先生又结合《方玉堂全集》研究宋应星事迹，其成就又超出欧阳氏①。我很有幸，能于1963 年同时看到《方玉堂全集》的明、清两种版本，再结合《宋氏宗谱》等新资料研究宋应星及其家世，又开阔了视野。
现据上述各种资料考察宋应星家世。据八修宋谱卷一《江西奉新世系考略》引宋时（约1472—1551）于1549 年写的一修宋谱序称，江西有宋姓始于汉代的宋均，均任九江太守，乃定居于江右。待宋均下传至十四世孙宋钊，已至隋（589—618）。宋钊因隋未社会动乱，遂于唐初贞观元年（627）迁至新吴，这是奉新有宋姓定居之始。宋钊带家人定居奉新之后，于唐初建义井（今宋埠乡境内）作为居址。至北宋庆历年（1041—1048）义井为洪水所淹，宋钊子孙遂散于四方。这是就整个奉新宋姓而言者，宋钊是否为宋应星直系远祖，因早期谱牒亡佚，在清代诸谱中已不可考。但据宋立权、宋育德引《厚冈支谱序》云，宋末时宋瓒（字廷用，号福五）入赘于奉新义井之熊姓，由宋改姓为熊。熊瓒后来有二子，长子定五、次子定六。但定六于明初洪武十一年（1378）迁往本省修水县的厚冈，另立门户，是为旁支，也许仍从未姓亦未可知。但定六这一支与宋应星没有关系，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与宋应星有直接关系的是定五这一支，定五生于元代。宋应星的五世堂孙宋鸣琦在1834 年刊行的《六修族谱序》中说：“吾族自元以前本熊姓，二世祖定五公为剑江驿宰，娶于丰城宋氏，解组归。值元明鼎革之际，初避兵乱，嗣畏国（明）威，遂承宋氏姓。元孔公旧谱著之甚详。”①这里所谓“自元以前本熊①黄长椿：关于宋应星的几个问题，《争鸣》，1962 年7 月，第12—15 页（南昌）
①宋立权、宋育德编：《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卷一，第15—16 页（敦睦堂藏板，1934）
姓“，指的是熊定五之父福五（名瓒），即熊瓒，此人生于宋，而这里所说的”元孔公旧谱“，指宋应昇（字元孔）于1640 年刊行的宋氏族谱第三版，宋应星自然也会帮助哥哥从事这一工作。
宋应昇对宋氏家族史颇有研究，他主持续修的族谱，是整个族谱体系中第一个刊刻本。他从小就学于叔祖和庆的学塾，而宋和庆也同样是族史专家，是二修族谱（1602）的作者。因为时值万历三十年他完成此谱，所以当能掌握更多的早期家史资料，而他又喜欢向宋应昇讲述这些故事，使应昇从小就听到不少族史掌故。应异自己也承认：“余不肖髫（童年）时，读书于塘季公家塾者八年，所闻先世之盛甚详。”②塘季为宋和庆的号，可见他对宋应昇修族谱是有影响的。我们在当地了解到，牌楼宋村除宋姓居多外，也确有熊姓，而且在宋族祖茔地古墓中也有熊姓。明中叶以后，宋族因宋景的崛起而成为望族，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与此同时，熊族却无法与之相比。然而对宋族历史素有研究的宋应昇，在其族谱中却肯于承认他们这支宋族的远祖一度姓熊，必有所据。否则为何会凭空杜撰出这个故事呢？根据宋应异、宋鸣琦这些明清族谱作者的考订，元末人熊定五因为在元代任过驿宰（邮政官员），娶江西丰城宋氏为妻，元明之际初避兵乱，又怕明王朝追究，遂从妻姓。
熊定五在明初洪武年间改姓宋，本是权宜之计。其实象他这样小官不会被新王朝追究，不改姓也完全可以。但说来也巧，定五的远祖也许正好也是宋姓，只不过是奉新的宋姓，而非丰城的宋姓，他一直在农村种田。定五有三子：长子德甫，娶徐氏为妻，次子德澄，幼子德清。从血统上看，德甫和徐氏是宋应星的直系远祖，也是奉新北乡宋族的远祖。因此宋鸣琦在1834年《六修族谱序》中又说道：“又考城头山德甫公妣徐氏墓碑，犹称熊母。
其所载诸子之名与谱互异，而媳氏又复相同，似系德甫公先尚姓熊，而后姓宋。是德甫公为吾族始祖无异。“①他指出旧谱之所以将德甫之父福五列为一世而将定五列为二世祖，不过是追源而已。宋鸣琦还认为，嘉庆十八年（1813）
五修族谱中将宋氏远祖一度姓熊的情节删去，是不必要的。德甫以前的史料不可详考，但从他以下直到宋应星以及其后人，世代谱系均斑斑可考。
为了验证宋应昇、宋鸣琦所提远祖一度熊姓之说是否有据，不必为谱牒记载所困扰，最好看看实物资料。1963 年4 月20 日，我曾冒着大雨来到宋埠乡城头山（今称大山，过去亦称戴家山、戴家园）。这是个土丘，上面长满灌木及野草，是宋族祖茔所在地。在那里看到德甫妻徐氏（1339—1402）
之墓，墓碑上刻有：“故熊孺人墓”、“生于前［代］已卯年（元至正五年，1339），殁于洪武三十五年（实为建文四年，1402）”、“孝媳妇詹氏、孝母熊十娘城头山作”等字样。这个墓碑告诉我们，德甫虽在明初一度从父定五姓宋，但熊家人仍然将其视为本家，甚至德甫的儿媳妇也持这种看法，所以称德甫妻徐氏为“熊孺人”。也就是说，至迟在1402年德甫仍被视为熊德甫，在当地并没有引起争议，后来长期内也是如此。因②宋应■：雪坡公传，载八修《宋氏宗谱》卷一，第28 页（敦睦堂，1934）
①宋鸣琦：《六修族谱序》（1834），载敦睦堂本《宋氏宗谱》卷一，第15—16 页（1934）
为这块墓碑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如有争议，凭宋家权势，这块墓碑应换上另外提法或拆除。德甫有四子：长子仲端（娶詹氏）；次子仲彰，三子仲刚，幼子仲礼。
我曾在城头山（即戴家山）祖茔地也找到仲瑞妻詹氏之墓，墓碑上刻的文字为：“故姚宋门詹氏孺人墓。男惟宁立。”此处所说的詹氏，正好是为德甫妻徐氏立墓碑的“孝媳妇詹氏”。值得注意的是，到德甫的儿子辈，即仲端四兄弟的“仲”字辈，已恢复宋姓，不再用熊姓。所以仲端的儿子（德甫之孙）惟宁便将母亲称为“故姚宋门詹氏孺人”了。熊族也不对此有异议。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仲”字辈起子孙繁多，家业日盛，仲端的幼弟仲礼“
未弱冠（未满二十岁）应选贡游太学，廷试第一“，有了功名，与原来熊姓本族人在家业、门第上已不相称。再加上仲端这一辈多”知书学礼“，追祖求源，及仲礼”葬京师，子孙呈请复姓“，遂得官府认可，正式恢复宋姓。
按宋仲礼生于洪武年而卒于永乐年，则正式复姓应是永乐年间的事。永乐元年为1403 年，考虑到1402 年去世的德甫妻徐氏仍被其子仲端妻（即儿媳）
称为“熊孺人”，则正式复宋姓不会发生于永乐初年，必是在此以后。由此可见，虽然宋仲端这一辈在永乐年起恢复宋姓，但事实证明仲端的父祖辈确是一度熊姓。墓碑上的文字和宋应昇的考订便是证明。
后世宋族人曾一度想否定其一世、二世祖熊姓的事实，乃篡改谱牒，造成宋鸣琦所说的矛盾现象，即墓碑与谱牒所载互有异同。鸣琦主张尊重历史，首先是尊重远祖墓碑上的明文记载。篡改谱牒可能始于宋颖编的五修族谱（1813）。在谈到熊定五时只写“娶×氏”，中间脱一“宋”字，想以此回避洪武年间从妻宋氏姓的事实。在宋颖看来，定五本来便姓宋。但过去规定宋姓人不得娶宋氏为妻，如果写“娶宋氏”。则违反“同姓不婚”的规定，于是才出现“娶×氏”这种作法。宋立权、宋育德在八修族谱中沿袭了这种作法。但细读其谱便会发现破绽，在该谱卷22《传赞类》中谈到二世祖定五时，说他不仕于元，娶丰城宋氏，为避元苛政，乃改立女户口姓为宋（第一页）。这就等于告诉我们，定五改姓前本是熊姓。在同书另一卷中“娶×氏”
中的“×”字，现在有了谜底，可谓欲盖弥彰。宋应昇崇侦年修谱时，根据以前嘉靖、万历时老谱承认熊姓的事实，这是做得正确的。他那时掌握的早期史料定会比清代晚辈们掌握的要多，而且可靠。因而我们看到，引起宋族早期族史混乱的不是宋应昇，而是嘉庆年的宋颖及光绪年的宋延春。是这些清代作者不顾事实否定远祖熊姓、篡改谱牒引起了混乱。或许有人会问，既然熊定五一度从妻宋氏姓，为何其子德甫妻仍被称为“熊母”呢？答案很简单，定五易姓初为权宜之计，没有得到明代官府认可和熊家的同意。故至其子德甫，仍被视为熊家人。及德甫子仲端辈，势力渐盛，复姓方得以实现。
元代末年因租税过重及许多地方连年战争，加以天灾不断，农民多逃亡，造成大片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的现象。农民战争终于推翻了蒙古贵族集团的统治。由农民出身并参与农民战争的朱元璋（1328—1398）于洪武元年（1368）
于南京即帝位，国号为明，是为明太祖。朱元璋在攻克元大都（北京）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元末遭受涂炭的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处境有了改善。洪武初年，明太祖下令流民复业，所垦荒地作为已业，免税三年。他还下令在各地兴修水利，以保证农业生产，责成地方官招徕流民垦荒，官给耕牛、种子，并以垦田多少作为官吏赏罚标准①。不多久，明政府的这些政策收到成效，社会生活比较安定，生产恢复很快，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人口也逐步增加，为后来的“永乐、宣德之治”打下了基础。明初政府采取的一些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在江西也得到落实。这从奉新北乡宋家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一个缩影。
元末奉新北乡附近还是比较贫瘠的地方，象早期宋谱中所说，“吾家居于硗瘠，无竹木纸之饶，有寖丘石田之陋。”②不但农业萧条，且自然条件也较差。宋族的一世祖熊瓒（号福五）
原住在张家边，但当地土质不好，及至其孙德甫这一辈便于明初由张家边迁往刘家山③，靠近雅溪（潦水）附近的地带。
这时附近荒地很多，人烟稀少，德甫便带领全家在这里乘明初奖励垦荒之际，开发了靠近河边的土地。在种稻谷之余，并育种桑、麻、竹属，兼以养蚕为副业，从此家业有了好转。德甫儿孙较多，靠着他的经营，周围的荒地逐渐都变成良田。德甫的四个儿子仲端、仲彰、仲刚及仲礼都长成于洪武至永乐年间，适逢明代的“盛世”。他们这一家的田产不断扩大，其中大部分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所收地租以千百石计，从此他们这一家便通过租田、雇工而成为经营地主。仲端兄弟成眷育子后，由于家人增多，兄弟分家后，仲端这一房便从刘家山再迁到城头山东侧，兴建房屋并经营附近的田产，这里便是后来的牌楼宋村。仲端是宋应星直系远祖中的第四世。仲端的其余三兄弟仍住在刘家山老宅。
熊德甫考虑到他自己及仲端等三子已足可料理家业，遂决定让最小的儿子仲礼脱产读书。仲礼以乡选贡生身份进入京师国子监，考列优等，从此家中产生了士人。永乐中，得官府认准，恢复宋姓。所以仲端这一辈，尤其他们的后代便易熊姓为宋姓了。宋仲端子弟中有的不再务农，而是读书习字，但还没有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宋仲端有三子：长子惟宁（詹氏生）；次子惟清，三子惟明。他们长大识字后，似未外出，而是协助父亲经营家产。如果从福五算起为一世的话，那么到惟宁这一代已是五世，惟宁是应星的六世远祖。宋惟宁也有三子：长子宇昂，鹿氏生；次子字皋、幼子字春。宋字昂因其孙宋景（宋应星曾祖）在朝廷任正二品高官左都御史，因而被封荫，初赠奉政大夫、左都御史衔，再赠资政大夫、吏部尚书衔。当然这都是在字昂卒后追赠的名誉称号。他生前曾亲眼看到他这一族的兴旺景况。宋字昂有四子：长子迪吉、次子迪嘉（字乐琴，由陈氏生）、三子迪荣、幼子迪华。其中以第二房，即迪嘉这一支最为显赫。宋迪嘉也有四个儿子：长子宋时、次子宋景、三子宋旦、幼子宋晖。宋迪嘉以子宋景贵，卒后也被封以与子同衔的官阶，初赠奉政大夫、左都御史，再赠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宋家于嘉靖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546—1547）间，连续两次接到朝廷的诰命册封，算是①刘重日等：《中国史稿》，第六册，第66—79 页（人民出版社，1987）
②三修族谱序，载敦睦堂本八修宋谱，卷一，第10 页③敦睦堂宋谱，卷24，第121 页其家史中最光荣的一页。修建于村内的“三代尚书第”巨大石碑坊，便是宋家兴盛时期的历史见证。
如果说二世祖德甫以下五辈都主要是靠经营土地、养蚕而发迹，那么到第八世宋时、宋景这一代，宋家人便开始由科第而进入仕途。宋迪嘉的长子宋时字以中，号雪坡，正德（1506—1521）年间以拔贡授南直隶（今安徽）
桐城教谕，但年余归里，与次弟宋景居家十四年，教课子弟，编纂族谱，以文学自娱，享寿八十有一。后来次弟宋景又复出，在科举上取得成功，成为宋族历史上最为声名显赫的人物，他就是宋应星的曾祖父。关于宋景的生平，《明史》卷202 有其传，更有与宋景同时的内阁大臣费寀（字子和，号钟石，正德进士，江西铅山人）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撰写的《明资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南塘宋公墓志铭》，收入八修《宋氏宗谱》卷24 第3—4 页，还见于江西有关方志中。这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综合以上史料拟对宋景生平事迹作下列介绍。
宋景（1476—1547）字以贤，号南塘，宋迪嘉之次子，母涂氏，成化十三年（1477）十月五日戌时生于本乡（图12）。景自幼聪颖好学，年二十（1496）
游邑庠，后与长兄时居家，弘治十七年（1504）赴南昌应甲于科乡试中举人，十八年（1505）成二甲第十五名进士。正德元年（1506）宋景被授河南归德府睢州知州，有政绩，十四年（1519）因件当道而罢官归里。性至孝，居家服侍老母，赋诗自娱。嘉靖三年（1524）巡抚盛应期荐宋景为浙江佥事，值母病即归里，逾年（1525）母丧，居家丁忧。服丧期满后，旋为山西道监察副使，嘉靖九年（1630）升山东参政，十年（1631）转福建，十一年（1532）
调四川，再迁左布政使。十二年（1533）任南京光录寺卿，未几转都察院，总督南京粮储，考满锡三名，朝廷诰命荫长子垂庆为京师国子监太学生。十八年（1539）任刑部侍郎，次年（1540）迁南工部尚书，有才望，素著用心供职。时造黄船，宋景减料才十之八，民咸德之。又奉旨督建南京奉先殿及旧邸世子府、元佑宫殿，给赐金带以奖之。明年（1541）改南吏部尚书，其恤贫拯难，虽录遗粟而无所顾惜，有古大臣风。寻转南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嘉靖二十五年（1546）七月，宋景调任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成为内阁七卿之一的重臣，握弹劾、建言之权柄。
宋景一生就宦邸在外四十二年，居官廉正。任山西左布政使时，推行“一条鞭法”，而宿弊尽除。任南工部尚书督造宫殿，尽力减少无端浪费，不以公事扰民。《明史》赞其“廉洁”。景任左都御史时，奏劾一些贪官污吏。
惜其就职不及一载，便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十一日卯时卒于京师任内，享年七十一岁。史载其卒之日，自士大夫至宗族邻里，无不流涕者。盖宋景卒后，奸臣严嵩（1480—1567）人阁用事，政纪不振，朝廷失去良才辅佐。宋景逝世上奏后，蒙朝廷赐葬，特遣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大学士费寀前往宣祭，赠宋景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从一品），谥庄靖，赠其父迪嘉及祖父宇昂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并由朝廷特遣官费寀亲自撰写墓志铭。宋景的灵柩由次子乡进士介庆（1521—1590）及京内外官员护送返里，安葬于新建县太平乡赐地。更由地方官在奉新县县城长街为宋景立大冢宰石坊，在北乡故里立“三代尚书第”牌坊，以资永久纪念。宋景生前身居朝廷显位，其长辈、晚辈也在当时被封荫，从此奉新北乡宋族这一支便成为官僚地主家庭。宋景又在家乡置买城头山老宅地，相连两大宅，兴建府第。而其父迪嘉则创基于松山尾。宋家遂成为当地仕家大族，府内仆从前呼后拥，宅前车水马龙，颇有一番气派。宋应星从小便从长辈那里得知曾祖宋景的生平事迹及为人，成为他崇拜的对象、他决心步曾祖后尘，作出声名显赫的事业，于是在万历年间与兄应昇多次参加科举活动，不能不说是受到宋景的很大思想影响。
宋景有五子三女。长子垂庆，次子介庆，三子承庆，四子和庆，幼子具庆殇，实际上是四个儿子。宋垂庆字梦征，号希塘，李夫人所生，幼随父就宦邪在外，为北京国子监大学生，但未曾出仕。宋介庆（1521—1590）字幼征，号少南，张夫人生，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江西乡试第二十五名举人，博极经史，与夫岐黄（医药）、星卜之术，莫不旁通。凡七上春官（会试），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中进士，四十四年（1565）就徽州府黔县令。弗投时好，为当事者中伤，改湖广崇阳县令，解组归，家居凡二十年①。宋承庆（1522—1547）字道征，号思南，韩夫人生，邑庠生，生于嘉靖元年壬午（1522）
六月二十一日午时，资禀秀异，博学能文，器度宏伟。生平奋欲自拔，内外对之寄予厚望，此即宋应星的祖父。宋景在世时，曾将宋家田产平均分配给其四子。故应星祖父承庆这一房亦领有相当多的田产，他因是朝廷阁老之后，他家在当地仍有政治影响，在经济上也颇富裕。此时宋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虽不及宋景在世时那样盛，但仍有昔日繁荣之遗风。宋承庆文学优长，且志竞进取，他的奋斗目标仍是继承父业，先取得科举功名，再在仕途中于出一番事业。然终为寿所限，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二十七日，仅以二十六岁冲龄而夭逝，惜志未酬而身先卒。承庆娶龙潭黄氏而无子，继娶泥湾处士顾杖之女，生子一，名国霖。及国霖刚生逾年，而父承庆瘁卒，母顾氏（？—1589）成为年青寡妇。她出于书香门第，丈夫死后称未亡人者垂四十年，这就是宋应星的祖母。关于应星祖父承庆的生平，有宋应异所撰《思南公传》，初载于三修族谱（1640），再载于清代各谱，又见八修宋谱卷22 第41 页。
在奉新宋埠乡戴家山宋族祖茔中，还可见其墓及墓志铭，墓铭由承庆之弟和庆撰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我曾在1963 年4 月22 日大雨天里访宋应星墓时意外见到，同时还见有宋和庆本人的墓及墓铭，承庆墓铭后于1986 年发表。①现分别将宋应昇写的《思南公传》及宋和庆写的宋承庆墓铭全文转载于下。
宋应昇撰《思南公传》（1640）“公讳承庆，字道征，号思南，行凤六，庄靖公（宋景）三子也。邑禀生，娶龙潭黄氏，继〔娶〕泥湾顾氏，生子一，讳国霖。〔公〕博学能文，不甘人下，志竞进取，而为寿所限，无如何也。继室顾孺人，乃建昌处士顾杖女。归公逾年（1546）而生子，又逾年（1547），公遂见背，称未亡人者四十年，百苦千辛，外御其侮，一心寸铁，克成其孤。邑令闽清陈公、慈溪冯公烶，皆先后致礼敬焉，节上之学使者。迨万历末年（1589），孺人去世久，遗孤国霖亦且老而传矣。乙卯（1615）之役，孙应昇、应星并得魁于乡〔试〕，乃以情恳于督学胡公泰六，直指①宋国维：少南公碑铭，载八修宋谱，卷①陆定荣：宋应星祖父墓志铭，《文物》，1986 年12 期，第84—86 页陈公中素，遂得题旌，给建坊银三十两以节。若彼乃蒙施若斯之艰也。茹茶啮孽之想，为子孙者其可须臾忘那！”
宋和庆撰《明故禀膳生员宋公道征行凤六墓铭》（1547）“宋君讳承庆，字道征，行凤六，为县学廪膳生。曾祖讳宇昂，祖讳迪嘉，继有厚德，乡人世颂，偕以庄靖府君（宋景）之贵，赠吏部尚书。父讳景，字以贤，号南塘，由弘治乙丑（1505）进士，历宫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清廉传著，盖凛然一代之硕存也。母张氏封淑人，没赠夫人。生母韩氏。昆弟四人：长兄太学生讳垂庆；次兄乡进士讳介庆；四即余，名和庆，为邑库生；第三则君也。〔君〕初娶河北黄氏，续娶泥湾顾氏，生男一，名国霖。君资禀秀异，文学优长，器度且宏伟，生平欲奋自拔，内外咸以远大望焉，讵意年二十六卒尔。一朝弃世，遗嫂与孤，孤甫岁余，凄凉之极，凡见闻者罔不忆惜。况吾兄弟血气相通，形影相随，不可以一日相离者。而一旦以死生别去，其将何以为情耶！又况吾母幼而鞠育，长而教训，及冠而望所成立，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反以暮年而见壮子之丧，又将何以为情耶！至于吾嫂茕茕抱孤子（国霖）而号位于朝夕，情状又何如其痛悼耶！悠悠苍天，何夺吾兄之太速哉！
尝闻有德者必有寿，而寿之欠者，德或不足以章之，兹固理数之常也。
乃若吾兄之丧，则值乎理数之变，在人者未尝不定、在天者有不可信，吾兄之命也。盖其立己也贞而固，其待人也宽而恕，其事亲也孝，其处昆弟也和，其交朋友也信。弗视弗顾。若秋毫之不足以介意者，其轻非义之利也。而贪而慕，惟恐己之不逮者，其所好以善也。如怨如仇，惟恐身之或陷者，其所以远恶也。强者不畏，弱者不欺，寒微者必赈，富贵者不趋，乃其卓然见定。
而不依随世之浮沉也。若夫沉潜于经史，通澈乎古今，而文章之所纵横，又其颖异本于天成，而绰然其有余才也。斯亦期颐锡之，亦其所宜者。胡为乎以二十六〔岁〕而告终耶？何兄之盛德而不少延于斯世，何天之神明而不少佑于兄哉！生顺死安，兄困与造化而俱忘，而古今亦诀，余实抱忧戚于无涯矣。今岁（1547）孟春遭先君（宋景）之薨，兄弟相向而哭，痛劬劳之莫报，而依情之无地也。孰知吾兄以康强之年又遭去吾而长逝平！呜呼，一周（一年）之内，以春月哭吾父，七月而哭吾兄，天之厄人也何甚，人之遭变也何惨哉！
人生百岁能有几何，所遭若此，困亦甚矣。然吾犹安然以生，而深若有心于人世者，何哉？盖上而吾母，非吾孰事？下而吾兄之遗孤，非吾孰抚？
丧兄之后，吾之所以且言、且行、且饮、且食，而不为哀痛所伤者，盖亦为此而已矣。设而有知，请瞑目少憾，以待后世之昌焉。君生于嘉靖元年壬午（1522）六月二十一日午时，没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七月甘七日辰时。随择于丁末年十月初二日卯时，葬君于戴家边乾山巽向，诚百世之藏也。余是以志君之墓，以寄骨肉之爱于百世云。
铭日：天地正气，杂然赋形。吾兄之生，更禀其精。何天不毂，文星陨促。渊年称短，兄歉其六。
自变而观，天地一瞬。人生朝露，孰无反本。聪明正直，没而无愧。夭寿在天，人实何计。兄有积余，吾与兄理。兄有书帙，吾教兄子。天岂梦梦，监之在空。兄生有德，兄后必隆。藏兄佳城，山明水清。
含笑斯土，何怨不平。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岁十月，弟和庆立。“
宋应异为祖父写的传，实际上是祖父母的合传，甚至对祖母顾氏谈得还多一些。而宋合庆为胞兄写的墓铭，还谈到其祖宋景的一些情况，但更多的是介绍胞兄承庆，是一篇情文兼备的悼文。将以上两个材料结合起来，可使我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先是宋景卒于北京，办完葬事之后，其三子承庆因悲痛过度，亦于同年七月随父同去黄泉，身后遗下襁褓中的孤子国霖（宋应星的父亲）。孤儿寡母，一片凄凉。幸而有和庆（时年二十四岁）帮助主持其兄的葬事，他发誓要将侄子国霖抚育教养成才。
承庆的妻顾氏是一位知书达礼的烈性女子，“百苦千辛，外御其侮，一心寸铁克成其孤”。因而奉新县令陈、冯烶“皆先后致礼敬焉”。万历未年（1589）
顾氏辞世，此时其子国霖己74 岁，孙子应异、应星均中前榜举人，她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以高寿之年与丈夫在九泉相会。先是，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宋应异、应星兄弟并魁于乡试，乃恳请江西督学胡泰六对其祖母节行给予表彰，得允，给官银三十两以建节立坊。1963 年4 月我们调查时，没有注意到此坊之所在。吁请当地关心此事者继续访求。
在宋景四子中，承庆与和庆为同母韩夫人所生，兄弟二人只差两岁，关系最为亲密。和庆为兄所写墓铭中作了如下表白：“况吾兄弟血气相通，形影相随，不可以一日相离者？？
然吾犹安然以生，而深若有心于世者，何哉？
盖上而吾母（韩夫人），非吾孰事？下而吾兄之遗孤（国霖），非吾孰抚？？？兄有积余，吾与兄理。兄有书帙，吾教兄子。“承庆卒时，其弟和庆方24 岁，为奉新县学庠生，能写出情文兼备的悼文，确有才学。
他在安葬胞兄后，便将孝敬年迈的老母和照料兄承庆一家的家产、教育亡兄孤子的任务担在肩上。不止如此，和庆还将教诲亡兄孙子应昇、应星的事也接了过去。他视亡兄之子孙为己之子孙，应异、应星虽未见过亲祖父，但对叔祖的感情亦如己之祖父。和庆得子较晚，且只有一子，名国璋，幼时又与应昇、应星同学，他们叔侄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应昇、应星长成后，一直对叔祖有报恩的思想，所以在他晚年也受到两个侄孙的孝敬，此乃人之常情。他们的老祖母顾氏在暮年也尽享人伦之乐，而成为寿星。
现在让我们介绍宋和庆（1524—1611）。宋和庆字瑞征，号塘季，为宋景季子（第四子），生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五月十四日亥时，韩夫人生，因而与承庆为同母弟兄。和庆出庠后，首中江西乡试举人，复于隆庆三年己已（1569）膺恩科会试首选，至殿试则冠天下第六人。明代科举制度规定每逢子午卯西年各省乡试，及第者称举人。次年即辰戍丑未年三月，举人在南北两京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中试者由皇帝亲策于廷，称殿试。再分一甲（只三人）、二甲、三甲若干人，授以进士。宋和庆获殿试二甲第三名，故称“冠天下第六”。有时皇帝决定在辰戍丑未年以外的年份临时增加会试，称恩科。和庆会试于隆庆己已，值该年设恩科。象他这样高名次赐进士出身的，应按惯例授翰林院庶吉士而留京任用，但却授浙江安吉州同知（从六品），后迁广西柳州府通判（正六品），旋解组归里，以诗酒自娱者二十九年，兼教课子弟。因此，宋景四子中次子介庆及幼子和庆均及进士第且出仕于外，但宦途不长，又纷纷返回故里。料想是那时奸臣严嵩父子专政，而宋景素日与严嵩有隙所致。
宋景四子中只有承庆与和庆这两房男丁不旺，和庆也只有一子，但有七女，长大后都出嫁在外。他除照料自己一家及老母外，还照料承庆一家，著有《畅灵集》行于世，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于故里，享年八十八。关于他的生平最详细的资料，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二月由贵州巡抚、左副都御史郭子章（1542—1618）写的《宋塘季先生神道碑记》。郭子章字相奎，南直泰和人，是宋和庆的好友，二人为同榜进士。此墓铭由新建学者邓良知题额。我曾于1963 年4 月22 日在宋族祖茔处找到此墓碑，但已裂断，左上角及右下角字迹脱落。幸有宋谱收人①，可补缺文。惟碑谱互异，当以碑文为准。从碑文中得知，和庆卒后先葬于别处，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二月十二日辰时，又迁葬于戴家山祖茔内生母韩夫人墓西的“乾山粪向”。由侄国缙（介庆子）及侄孙举人应异、应星勒石立碑，由男国璋及孙应桂、应梗监碑。将此墓碑与谱牒所载对比，最大差异是生卒年。谱载和庆生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碑文则作甲申（1524），相差20 年，当以墓前碑铭为是。如果和庆生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怎么有可能在二十六年（四岁）时为其兄承庆写墓铭？则谱牒将“甲申”误印为“甲辰”
矣。其次，谱载其卒于万历辛亥（1611）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时，但碑文作十二月十日辰时，又相差14 天，我们还是相信碑文正确，因立碑时有和庆子国璋监碑，不会记错。又碑文中有应昇、应星等立碑人姓名，为谱牒所删。幸好有此三百年前墓碑存在，才得以校正谱牒记载之失实。这就看出实物资料的价值所在。鉴于此墓碑不为一般读者所见，我们将其中脱字补齐，全文转录于下。
郭子章撰《宋塘季先生神道碑记》（1617）
“公之硕德懿行，不佞（郭子章）已别为传志，行于世矣。即欲尽举而纪之石，然贞珉有不能馨者。
谨按公世系年谱大略，用诏以垂不朽。公曾祖宇昂公，赠资政大夫、吏部尚书，曾祖母陈氏封夫人。
〔公〕祖琴乐公（迪嘉），赠如曾祖官，祖母涂氏受封如曾〔祖］母。父南塘公讳景，历南工、吏、兵三部尚书、北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
谥庄靖。母张氏封夫人，生母韩夫人。长兄垂庆公，①郭子章：宋塘季先生神道碑记，载敦睦堂本八修宋谱，卷24.第11 页宫生（大学生）。次介庆公，乡进士，任黔县尹。次承庆公，廪生。公以蜚声膺隆庆己已（1569）特恩首选，及比对大廷（殿试），冠天下第六人（二甲第三名进士）。由安吉〔州同知〕二升广西柳州〔府〕通判。致政（辞官）。乐林泉（在野）侍酒娱者二十九年，所著有《畅灵集》，家宰（吏部尚书）蔡见翁赓歌（以诗唱和）
于洛社而授剞劂（刊刻）氏者①。公初娶笃阳都御史陈公讳祥次女，继娶靖邑（靖安）郎中涂公讳文祥孙，继戈阳王府国宾杨公讳复亨长女，副室黄氏、熊氏。
女七：长适安义杨二尹男生员汝桂，次聘同邑陈州二徐公讳宗鲁男生员春长，次适同邑次都簿余公讳文华男生员口（此字漫漶不清），次适南邑广西右布政刘公讳经纬男生员应棋，次聘同邑宁德尹涂公讳文翰男应兆，次寿英殇，末英夭。
男一，名国璋，邑库生。媳谢氏，新建县南京提学御史谢公讳廷杰次女。继朱氏，石城王府镇国中尉讳谋圩长女。孙男三：长应梅，后公三月殇。
次壁孙夭。次应桂，娶靖安黄氏。次茂孙夭。次应昇，聘靖邑涂氏。孙女四：长桃珍殒。次顺珍，受靖邑钱氏聘。次女素珍、静珍。公生于嘉靖甲申（1524）五月十四日亥时，卒于万历辛亥（1611）十二月初十日辰时。公男（国璋）于今丁已岁（1617）二月十二日辰时，奉公葬于公田韩夫人墓右乾山巽向。
公讳和庆，字瑞征，别号塘季，以南塘公之季子而永孝思也。
巡抚贵州等处兼理提督军务、左副〔都〕御史太和年弟郭子章记。
身文林郎、知宣城县事、新建通家后学邓良知题额。
郎判应天府事旧治生郎文焕书丹。
前府经历侄国缙、侄孙举人应昇应星同顿首勒石。
万历丁己（1617）岁二月吉〔日〕男国璋、孙应桂、应昇位血稽额监碑。“
宋和庆于隆庆三年中二甲进士后，仕运不佳。如前所述，依其名次本应授以翰林院官，但却任浙江安吉州同知，考满后于隆庆六年（1572）再迁至边远的广西柳州府任通判。时值当地动乱，有壮族起兵与官军抗争多年，府库空虚，又适逢酷吏贪官殷正茂任广西巡抚，握军政大权。和庆与之不睦，无意恋官，遂挂冠归里，竟不复出。在家时赋诗饮酒并兴办教育，以此自娱。
他的妻室较多，原因是其母盼望多孙，他们四兄弟中只有他和承庆这两支男①《畅灵集》是宋和庆的诗集，他与同邑友人蔡国珍相唱和。蔡于万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1597—1598）
任吏部尚书，因病辞官回奉新，此诗集由蔡氏刊刻，文内“冢宰”指吏部尚书，“赓歌”是以诗唱和，“欹劂”指刊刻。
丁不旺，但他却连得七女，而只有一男，和庆是一位诗人和教育家，应昇、应星都在他办的学塾中学习，自然也受到影响，这使应星“数岁能韵语”。
和庆又对家史有兴趣，是二修族谱（1602）的作者，这也影响到应昇后来三修族谱（1640）。因而我们看到，在宋氏家族中，对应昇应星影响最深的除宋景外，就要算宋和庆了，而他们得知宋景事迹、言行和为人，也多半来自和庆。
宋应昇、应星的父亲宋国霖（1546 一1629）字汝润，号巨川，是承庆和独生子。
嘉靖二十五年（1546）生，母顾氏（？一1589）。宋国霖幼年不幸，生不满二岁（1547）便在一年内失去祖父及父亲，成为孤儿。他是在母亲泪水的怀抱里度过童年的。赖有母亲操劳抚育和叔父和庆的教养，始长大成人。二十岁（1565）人县学为库生。但他在后来科举活动中失利，未取得功名，当然亦未出仕，在本县当了四十年的生员，晚年在乡里举为大宾。崇祯二年（1629）卒，年八十四，卒后随子应异而授阶文林郎。因他这一辈没有功名，才促使其子发奋，后来他的儿子终于成为大科学家兼思想家，这就是本书的传主。八修《宋氏宗谱》卷五第72 页有《国霖行略》（图14），内称：“父承庆，祖景，第三房。字汝润，号巨川，行俊一，邑庠生，举大宾、赠文林郎。生殁未详，葬戴家边。娶甘氏、王氏、魏氏，俱赠孺人，生殁未详。甘妣葬高塘山，王姚葬基坊，魏姚葬城头山。
子四：应异，魏出；应鼎，甘出；应星；魏出；应晶，王出。“此谱乃旁支远房所修，故载国霖”生殁未详“，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考证出的。关于国霖生平，有其子应昇所写《巨川公传》，抄载于下。
宋应昇撰《巨川公传）（1640）“公讳国霖，字汝润，行俊一，巨川其号也。甫生而庄靖公（宋景）没，次年（1547）父道征公（承庆）亦没。是时吾家之不绝者如线耳。以内则恃有茹茶啮拍顾氏之母，以外则恃有慷慨笃厚叔父（和庆）之亲抚之成立。弱冠（1565）补诸生，在库垂四十年，毫无机心机事。来人之指摘者称独行君子，无愧也。
公既少孤，且独子无兄弟，壮尚未嗣。母顾氏甚惶惶，而元配甘氏亦能容子副室，王氏、魏氏，各生子。
公晚举大宾者，再享年八十有四，临终不乱。子四人：长即应昇，魏批出，子五；次应鼎，嫡妣甘出，邑庠生，能克家，曾割股救母，年未五十卒，生子三；三应星，亦魏妣出，子二；四应晶，王妣出，副贡，生子五。此庄靖公第三子承庆公支派也。族内之衣冠文物，惟公子姓尤盛云。“①宋国霖年青时也常与堂弟国璋在一起，国璋是和庆的独生子。其《行略》（图14）载于宋谱卷五第72 页：”国璋字毁白。号玉津，行特四，库生，由国学任福建邵武府建宁卫经历，生殁均未详，葬观坊坪。娶新建谢虬峰次女，继石城镇国中尉朱谋圩长女，俱赠孺人。二妣生殁未详，俱葬南塘万家山。子五：应梅殇，应柏殇，应桂，应梧殇，应昇.女四：长三四殇，朱出；次适靖安钱？？".宋国璋虽有五子，其中三人夭折，只剩下应桂和应昇.国璋与国霖都是独生几，均壮年无子，但国璋更年幼，亦无科举功名，在福建担任一段经历（官职名）后便于崇祯五年（1632）返乡。说来也巧，在宋景的所有孙辈即“国”字辈中，没有再出现什么著名人物。由宋景所开始的宋族人科举人仕的势头至此出现了一个低潮，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官僚地主家庭的衰落。宋家的兴衰好象是整个明代封建统治兴衰的晴雨表。这个家族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而在奉新北乡发迹，万历年以后它又随着明政权的衰败而亦步亦趋地跌落。
如前所述，宋应星家族中从其曾祖宋景起，从原来基本以经营土地及农副业为主，转而通过科举而进入仕途，家庭成分为之一变。就象宋国璋在《三修族谱序》（1632）中所说，“昔则安农桑为职业者，今则比屋而攻诵读”
（宋谱卷一第八页）。由农桑而习儒业，由农而士，由经营地主家庭而成为官僚地主家庭。宋景是明代嘉靖年间朝廷内的重要阁臣，从他开始构成了宋家家庭成分转变的分界线。至宋应星祖父承庆这一辈时，宋家仍算是繁华府第。
然而至宋应星父亲国霖这一代时，已开始家道中落，尽管还拥有一定数量的田产和浮财，但声名权势已今非昔比。宋家家庭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衰落，还伴随着人丁不旺。在宋景四房中，偏偏在承庆这第三房“吾家之不绝者如线耳”。承庆26 岁早亡，只有孤子国霖，国霖30 岁时尚无子，母顾氏惶惶不安，只求国霖能延续后代，为他继娶副室，而他又没有取得科举功名，这时宋家在家业和事业上都无进展，国霖这辈是明显的分界线。他家虽仍是地主家庭，但已日趋破落，家庭成分为之一变，成为中等庶民地主家庭。这时宋家失去了权势，必定成为万历年以后由贵族、大官僚地主推行的疯狂的土地兼并的牺牲者。加上朝廷横征暴敛，农民流离失所，宋家田产的收入只能是有减无增。{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83_1.bmp}关于宋国霖这一代宋家的情况，其子应异在《方玉堂全集》内《先母魏孺人行状》（图15）中作了生动的描述。这是他偕弟应星在崇祯五年王申（1632）安葬生母魏氏（1555—1632）时写的祭文。鉴于此文甚为重要，特全文转载于下。
宋应昇撰《先母魏孺人行状》（1632）
“岁在〔崇祯〕壬申（1632）秋九月，不孝男（应昇）初任桐乡令，宋应异偕其弟孝廉（举人）应星，奉母魏氏葬于塘尾山庄砻石墓门。为不朽计，例当具状以请。呜呼，吾忍状吾母氏哉！母氏生我够劳之恩，念之心恻。母氏一生慈忍之操，述之心酸。况不孝昇自庚午（1630）秋别母北征（北上会①宋应■：巨川公传，八修《宋氏宗谱》，卷22，第56 页试），遂成永诀。比辛未（1931）秋授迭，途遭恶疾，忧我慈母。任后迎养，母不果来。越岁（1632）仲夏（五月），遂闻哀讣。呜呼，吾忍状吾母氏哉！
惟是吾母，初年事育艰辛，见者闻者无不悯恤。中年家棅匍匐，见者闻者无不感叹。晚岁稍见子立，见者闻无不以为宜然。及葬，而四远来会，见者闻者无不若有所省。由兹约略，拟诸形容，想亦仁人君子所不得辞之者也。
母生本县（奉新）新兴乡小港，父〔魏〕鸿兴，号某某，农家子，母〔魏〕阴氏。万历丙子（1576）母来归先君（国霖），先君早孤，先王父（祖父）
讳承庆。字道征，乃先大王父（曾祖父）庄靖公（宋景）第三子。先王母（祖母）节妇顾氏，抚教先君入泮（考中秀才），已为娶先嫡母甘，生一女矣。
王母以先君孤弱，望其嗣育甚，为娶先母。时又娶先庶母王氏。先母处之俱无间言。当先母来嫁时，家犹鼎盛。不二岁回录（火灾）为虐，渐以萧条。
至戊寅（1578）生不孝昇，尔时藏获尚二百余指（雇二十名长工），然随身小丫环竟未有也。犹记不孝孩提时，先君夜渴，无灯烛。先母左抱儿，右探突（炉灶），得婴持以进。月色微茫，挂窗牖间。至王午（1582）先嫡母（甘）
举次弟（应鼎），嗣后遂付家秉于先母。母服劳茹淡，殆三十年。中间亲操水浆，饭大众竟（等大家吃完），先母乃饭。即饭尽，辄暂忍饥；蔬尽，不更治蔬。往著（筷子）濡之蘸盐少许下咽耳。
至丁亥（1587）〔先母〕生第三弟（应星）。己丑（1589）丧我王母，至庚寅（1590）先庶母王生第四弟（应晶）。凡不孝各长，有宾客束修馈饮，悉母尸之（主持），真有莝荐截髢之风。己亥（1599）有先嫡母之丧。甲辰（1604）。而不孝兄弟始异爨（分家），先母稍得息肩。然服侍先君，劬勚如故。比乙卯（1615）先母周甲之辰（60 岁），则先君及毫（70 岁）之年也。
不孝兄弟并得隽（中举），稍一解颜，又久之录养弗就。己已（1629）之岁。
殒我仲弟，遂及先君。是后先母乃一意静修，惟观世音大士是念。计二就宦邸，粗了俗事。然后回向真际而遽已矣。呜呼，吾何以状吾母哉！盖母生平内言不出，间言不生，大都慈和以待物，而止足以居身，在不孝二孤承之。
慈和者或流于濡弱，止足者或任其欠亏。然气类所孕，性习所成，不忍背亦不能强也。
母生嘉靖乙卯（1555）三月。没崇祯壬申（1632）四月，得年七十有八。
于是年九月二十四日卯时葬古濑山，俗名塘尾，以其在丁塘之尾。塘溉田颇多，故名阡辛山，乙向兼西卯三分。先君讳国霖，号巨川，附葬戴家山道征公（承庆）墓左，相去母墓才二里。母生二子：长即不孝应异，次同榜经魁应星。其庠生应鼎，嫡母甘所生；庠生应晶，庶母王所生。
昇娶余氏，生女一人，适廖生脔文；妾肖氏，生男士颖，聘靖安舒文学女，佛弟聘同邑廖孝廉女。鼎娶王氏，生子三人。长士吉，娶徐氏，生子〔名〕一先；女习姊；次士台，聘甘文学女；次士容，女三人：一适安义刘生皋，一适本邑罗生XX，一许适本邑廖文学子。星娶余氏，妾舒氏，生子周天（士慧），聘新建大参邓公（邓良知参政）女；王氏、俞氏生女二姊、三姊。晶娶陈氏，生子合弟，未聘；女三人：一适蔡生廷材，一适罗生菘岳，一许聘严文学子。皆据葬时肿而列之，以待椽笔或有采云。“①（图15）
从以上所述，可得知有关宋应星家庭的更多情况。他父亲国霖在县学求学期间，先娶甘氏（？—1599）为妻，甘氏为本县诸生甘吉阳之女。但甘氏婚后只生一女，国霖年近三十尚一直无子。其母顾氏（？一1589）以国霖少孤，望其嗣育，以便使宋景第三房承庆这一支能传宗接代，否则要断后。这样，于万历四年丙子（1576）顾氏又为其子国霖操办一件婚事，将本县新兴乡农民魏鸿兴（宋应星外祖父）之女娶到宋家。魏氏（1555—1632）比国霖小九岁，本农家女，体魄健美，但容貌秀丽、性情温柔，她就是宋应星的生母。往后我们会注意到，宋应星一生始终尊重农民的劳动、同情农民的疾苦，也还因为他母亲出身农家，在他身上流有农民的血液。他的经济思想中“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占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魏氏嫁到宋家后一年内仍未生下男孩，她的婆婆顾氏焦急，接着又为国霖娶了第三房妾王氏。在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一般都希望多子多孙，表示家庭兴旺，加之宋家是地主家庭，有能力抚养。当时社会上法律允许一夫一妻多妾。妻妾有嫡庶之分，先人者为嫡，后人者为妾，她们在家庭中地位不同。魏氏二十二岁时嫁给国霖，虽为第二房妾，却首先得子。万历六年戊寅（1578）虎年，魏氏先生了宋家第一个儿子，取名应异，此即应星之胞兄。这年国霖三十三岁，魏氏二十四岁。
继魏氏之后，万历十年（1582）甘氏生国霖次子应鼎，而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魏氏再添宋家第三个男孩，此即应星。再过三年至万历十八年（1590）
王氏又生了国霖的第四子，也是最后一子，即应晶。因而当国霖四十五岁时，已是四子之父。而顾氏这时有了四个孙子，她在丈夫承庆逝世后守寡达43年，亲眼看到宋家后继有人，也笑逐颜开。
然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当宋家沉浸于连得四子的欢乐时期前后，灾祸也从天而降。当1576 年魏氏来嫁时，宋家家境还过得去，“藏获尚二百余指”，也就是说家中尚雇有20 名长工种田。如以每名长工耕种五亩计，则有田100 亩；如果再考虑农忙季节雇些短工，同时再将多余土地租给农户，则田产总数当在一二百亩。同时还应拥有水中等大牲畜及各种农具。这种家庭在经济上属于中等地主家庭，比富农、中农及贫苦农民要富裕，然比起明末江南拥有良田千、万亩甚至百万田的大地主，又是小巫见大巫了。不幸的是，在宋应昇出生前后，“回录为虐”，就是说宋家遭到了一场大火。这场火灾使承庆遗留下的较豪华的大院房屋、家中浮财及万卷图书顿时化为灰烬，幸而家人能及时脱离火灾现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财产经济上蒙受的损失是巨大的。他们一家不得不暂时寄居在和庆的宅内，再破资在废址上重新营造新宅，添置家俱、购置生产工具等等。这样便把平日积蓄的银两耗尽，甚且还要举债或变卖田产。尽管如此，他们还要按时向官府交纳越来越多的税银和各种“饷银”，因为他家现在是平民地主阶层，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可免除此举。因此从这以后，宋家的家境便象应昇所说的，“渐以萧条”。
这表现为昔日的家内佣人“竟无有也”，家务劳动现在要由自家人承当。当甘氏1582 年生应鼎时，应昇母魏氏不得不亲操家务，为全家作饭烧菜，有时自己要忍饥挨饿。这是家庭经济情况恶化的表现。这使得宋应昇回忆母亲往事时“述之心酸”。他家自从得子后，经济状况与时间成反比，越往后则经济状况越恶化。
①宋应■：先母魏孺人行状（1632），载《方玉堂全集）第四册，卷八。第12—15 页（奉新雅溪藏板，1638）
待宋应星未出生前，其兄应异在襁褓中时，家中情况比以前更糟。以致象应异所描述的，当国霖夜间口渴想喝水时，魏氏不得不左手抱着年幼的应异，右手摸黑探到炉灶前取水以进。他们夜里要靠着窗前月光，因为舍不得点蜡烛。这说明在短短十年之间他家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日产在迅速缩小，过去雇的长工多已离去，而家内人口却在逐步增加，此外又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宋国霖虽因有子而高兴，也因养家育子而发愁，大概因为家庭的牵累，国霖在县学卒业后未能及时参与科举活动，以完成乃父未竟之志，最后只是一名秀才而已。分析起来，这勿宁说是经济原因所造成。人们或许会问，既然经济状况如此不佳，国霖怎么还能养得起三个妻？要知道，在过去农村里，妻到夫家实际上是劳动力，一方面从事家务劳动，另方面还要参加适当的农务劳动，她们基本上可自食其力。宋应星母亲就是这样，她在宋家“服劳茹淡，殆三十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与富贵人家的妻妾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与贫苦农民的妻子也有别。她们嫁到夫家后的处境还取决于夫家的经济状况。由于宋国霖没有热衷于经营土地与副业，他们的田产不会再有增加。
按族谱世系算，国霖属于元末一世祖福五以下北乡雅溪宋族的第十世，至应星这一代则为第十一世。宋家昔日繁华至此已成历史往事，他们只依靠现有田产坐吃山空。
宋应星就出生并成长于这样一个“渐以萧条”或日趋破落的中等地主家庭。家庭的经济地位和成分对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与生长于深宅高墙内的富贵子弟不同，有更多机会与平民百姓在一起并接触农田、作坊，了解粟帛之来历。他还能体验到官府及大官僚地主对他们这一阶层和广大劳动者的欺压和盘剥，了解社会下层的疾苦和要求。宋家及其所属的阶层与大官僚地主集团在政治与经济上是有矛盾的，另一方面又是剥削农民的并与农民也有阶级矛盾。从宋应星后来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反映中小地主阶层利益和始终不渝的政治立场，深深地打上了家庭成分的烙印。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大官僚地主集团及官府当权派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并同情广大群众的苦难遭遇；另方面又维护这个封建所有制，反对农民用暴力推翻封建政权。归根到底都是出于其家庭所属阶层利益上的考虑。中小地主阶层通过政治与经济途径在社会里可上可下，一般心理都是极力避免走下坡路，而力争向上。前已指出，宋应星一家人与其创业祖先不同，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在经济上向上。
唯一出路是在政治上进取，而这就意味着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用事业上的优势抵消经济上的劣势，达到某种心理上的平衡。国霖一生已错过了取得这种成功的机会，他寄希望于他的儿子。在这方面，曾祖宋景的成功范例，一直是对宋应星的鞭策与鼓舞。走宋景的路，就是他这一代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和追求目标。而这也是万历年间整个宋族大家庭内的一种共同倾向。宋景长兄宋时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还说：“吾家世种桑麻，利用厚生”，反映第八世以前历代宋族人的普遍信念。待第十、十一世“国”、“应”字辈即国霖、应星这两代时，已放弃专门务农的族内传统，而是“比屋攻读”了。这就反映出价值观上的变迁。对宋应星弟兄而言，想在科举人仕方面使门第再兴，一不能靠权，二不能靠钱，因为他们没有这些东西，只能靠努力攻读。
这使他从小就热爱学习，在这方面他得到父母及叔祖和庆等家中长辈的全力支持。他有个有利于学习的家庭环境，这对他未来在学术上的成功是个很好的保证。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对宋家从元明之际的一世起至明末第十一世宋应星出世时为止的家史，有了比过去较为详细的了解。他这一支系的宋氏家族从明初洪武年至明末崇祯年的二百多年间经历了几度变迁。大体说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元明之际至明初洪武年间，宋家一世至二世都是耕田的农民，生活并不富裕，有赖洪武年间在奉新北乡垦荒务农为生。第二阶段发生于明初永乐至景泰年间，从第三至四世起宋族家境有了好转，在种田之余，兼营桑麻等副业，由一般农民家庭变成为经营地主家庭。从四世起宋家有了脱离农业的读书人。随着明王朝“永乐一宣德之治”，宋家也走向兴盛之期，所收田租以千百石计，成为较大的地主家庭。在七世以前，基本上保持这个势头，然总的说宋家在这一阶段仍“安农桑以为职业”，少有科举人仕者。第三阶段发生于明中叶天顺至嘉靖前期，从八世起宋家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不但取得进士功名，且在外地担任高官，以此宋家由地主家庭一变为官僚地主家庭，是宋家家史中的最盛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由农桑转向儒业，不再专于经营田产，而是转向科举人仕。第四阶段发生于晚明，即嘉靖后期至万历年间，这一阶段仍保持前一阶段弃农就儒的特点。但从九至十世起宋家在政治及经济上全面跌落，而且人丁不旺，由官僚地主家庭变成平民中等地主家庭，且有继续下落之势。宋应星就是在这一阶段诞生并成长的。
前面主要介绍至这一阶段为止。如果再往下谈，便是第五阶段，相当万历、大启及崇祯年间，从第十一世宋应星这一代算起，这时宋家已成为小地主家庭，且频近破产阶段。在宋应星这一代已面临其伤心的贫困处境。而正是在这时他的思想也最为成熟与激进。大部分优秀作品都是在与贫困斗争中写的。这时他好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与前一阶段的旧我划清了界限，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与思想家。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在以下各章叙述。
在上述五阶段宋族家史中，宋应星只赶上最后两个阶段。在这以前，宋家随着明王朝的兴起而发迹，王朝“盛世”也是宋家的盛期。宋应星赶上的这两个阶段，宋家又随着王朝的衰落而逐步衰败。我们前面说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因而整个宋家家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部明代史的缩影。宋氏家庭是很典型的，其家史值得深入研究下去。宋应星虽然生活在明末社会和他的家庭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全面衰落时期，然而他的思想演变却正好与此相反。社会越是动乱、家境越是贫困，他的思想就越是进步。在这方面他似乎有意无意地求得了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他虽然在科举上没有完全成功，但却在实学上获得成就。他曾一度感叹“曾孙不第苦伤怀”（《怜愚诗》第三首），因自己未能成为曾祖父宋景式的著名人物。说来也巧，他多年间想走宋景的路，而到头来他踏过的却正好是与宋景相反的路。宋景在宋族家史中开创的是由农而士、由士而仕的路线，结果以阁臣高位而名垂族史。宋应星所开创的是由农而士、由士而农，而由农而工，就是说他一直尊重农业劳动，最终与科举决裂，转而研究农业技术，再研究工业技术，最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不但如此，他还研究经济学及哲学，并又与科学结合，成为一名思想家。
这是宋氏家史中谁也没有作过的。他的事业绝非宋景可比。他不但是整个奉新宋氏家族中最杰出的人物，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位出类拔荤的人物。为宋景所立的“三代尚书第”石牌坊虽然在1966 年被毁掉，但为宋应星建立的纪念馆却于1987 年落成于奉新，其意义又非“三代尚书第”所可比。应星有知，不必伤怀，而应含笑于九泉。宋景已被中国广大人士所忘记，而宋应星的大名早就流传于中外。倒是因为研究井介绍宋应星，人们才知道有宋景其人。
宋景有知，不必尴尬，而当以曾孙为骄傲。经综合考证后，现将宋应星家族世系列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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