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时代背景
学文化史表明，每个卓越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有其时代的需要，并都是该时代的精神产物。因为每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就要造就出这样的人物来。正如同在16—17 世纪欧洲需要并且产生了伽里略（1564 —1642）、哈维（w. Harvey，1578—1657 ）和阿格里柯拉（GeorgAgricola，1494—1555）等人那样，在16—17 世纪的中国也需要并产生了李时珍（1518—1592）、徐光启（1562—1633）和宋应星（1587—1666？）这样的人物。按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博士的看法，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界的李时珍、宋应星等人虽然其活动不一定与当时西方科学家有联系，但其学术水平足可与其西方一流同行相匹敌①。科学与思想的复兴运动在当时是一种世界现象，就象一次巨大的地壳运动那样，在地球的东西两端同时涌现。虽然中国与西方情况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处于不同层次，但不能否定有某种类似之点。已故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教授借用明清之际思想家的话，把16—17 世纪的中国称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认为这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具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①。
这是个恰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但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时的西方，不但适用于思想界，也适用于科学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世界现象。
当历史已发展到某一成熟阶段之后，自然就会结出精神上的硕果，中外皆然。
在西方，16—17 世纪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兴起和启蒙思潮的涌现，是与封建制度的没落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伴随的。工商业资本主义为其自身发展，需要了解物体物理、化学属性、自然力的表现形式和物质物体运动变化的数量关系等等，这就要求助科学技术。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要求打破封建制桎梏，提高并解放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贸易，因之便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新社会生产关系的建立，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冲破中世纪神学统治和封建观念的思想束缚，因而就要求开展新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封建主义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及各种蒙昧主义表现展开了批判，宣扬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这就是与科学复兴同时而起的思想文化复兴。所有这一切对于社会历史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
在中国，16—17 世纪明代科学的高涨和启蒙思潮的涌现，也是与封建制的衰败、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相伴随的。封建制经两千多年统治后，至明代已进入衰败阶段。当其发展至后期各种矛盾加剧而弊端百出之时，就要求进步思想家予以揭露和批判。随着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历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传统科学技术至明代进入晚熟阶段，需要科学家加以总结。
这时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萌发，虽然不在社会中占压倒优势地位，却也同样刺激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工商业主与比他们先行一步的西方工商资产者并无二致，出于同样利益及目的也要求迅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商品贸易，因之也求助于科学技术。他们与社会市民阶层、①J.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I.P. 147 （Cambridge Universty Press，1954）；Vol.Ⅲ。P.154（Cambridge，①侯外庐：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91页（三联书店，1957）
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样，要求冲破封建制束缚。与上述要求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出现了新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封建主义及其精神支柱佛教与道教的神学、中世纪儒学和各种蒙昧主义也展开了批判，宣扬科学与理性、民主与法治。明末和明清之际科学界和思想界的启蒙运动有别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后期文艺复兴，但却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产物，社会效果亦同，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就本书传主宋应星而言，他正好生活在16—17 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明代后期的万历（1573—1619）、天启（1621—1627）及崇祯（1628—1644）三朝，晚年还赶上清初的顺治年间（1644—1661）。在这些年代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他是一位饱经沧桑的人物。他活动的鼎盛时期在17世纪30—40 年代，其主要作品《天工开物》（1637）、《野议》（1636）及《论气》（1636）等都发表在这一阶段。他作为明末及明清之际中国启蒙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是以科学家兼思想家的双重身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以往的史学作品总是把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3）和方以智（1611—1671）等人列为该时期启蒙思潮的著名代表，而没有提到他们的直接思想先驱并与他们同时在世达50 年以上的宋应星。这是个重大遗漏，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时间内对宋应星思想研究与认识不足，结果使他的思想光辉被其科学成就所掩盖。本书目的之一就在于以一系列证据表明，宋应星不愧为17 世纪中国启蒙思潮的早期杰出代表人物。要解释何以会出现象他这样一位人物，就要首先着重分析其所处时代的科学、社会和思想背景。说来也巧，宋应星著作和思想的酝酿，正好处在明末封建制急剧衰败和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发展的时期。他既目睹了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衰落，又目睹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萌发，他在东西南北各城乡间所从事的行程达几十万里的广泛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规模，恐非同时代其他学者所能比拟。所有这些丰富阅历使他在研究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时，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作为学者只读万卷朽还不够，必须要行万里路，这是古人早有论述的，而宋应星恰好做到了这一点。
让我们先分析宋应星在他那个时代里所面临的技术、经济现状。明代（1368—1644）以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各部门在宋代（960—1279）、元代（1280—1368）基础上都有新的发展①。农业中主要栽培稻、麦、黍、稷、粟（小米）、菽（豆类）、麻、棉、各种油料作物、经济作物（如染料、甘蔗）、果木、蔬菜，还有桑蚕等副业、畜牧业和渔业。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稻的重要产地在南方长江流域，早在南宋（1129—1279）时这一带水稻种植就发展很快，在粮食中产量居于首位。按照宋应星的统计，明代全国口粮中稻占十分之七，而麦黍粟共占十分之三（《天工开物乃粒））。这个统计或许略有出入，但可看出稻确为五谷之首。南方稻谷还通过大运河漕船运到北方。当时大抵是南人食米，而北人食麦（面）。宋应星生长于产稻区的江西农村，一出家门便是稻田，他从小就熟悉种稻技术。江南无霜期长，基本上推行双季稻耕作制，如他所见，“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六月刈初禾，耕治老稿田，插再生秧”。①实际上这是连作稻。岭南地区和福建气候温暖，没有霜①潘吉星：明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载刘重日主编：《中国史稿》第六册，第687—720 页（人民出版社，1987）。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上册，第2B 页（明崇祯十年原刊本影印本，中华书局，1959）。以下期，甚至推行一年三熟制，种两季稻，再种其他一种作物，充分利用天时和地力。明代种稻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从《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书叙述中就可看出。那时在颗粒选种、浸种、育秧、插秧、追肥、除草、收割以及防治病虫害方面都积累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先用浸种法对稻种作预处理，撒播田里秧生后三十日即拔起分栽，秧苗拌以肥料和农药（当时主要是砒霜，即氧化砷）。一亩秧苗可移栽25 亩。各稻产区还培育出不少优良品种，如就江西而言，便有救公饥、喉下急、吉安早、浏阳早等。而按明人黄省曾《稻品》所载，在嘉靖（1522—1566）年间苏州地区水稻品种达38种。由于稻作技术的提高，南直隶（今江苏）长江以南稻田亩产3 石，个别地方高达4—5 石。
麦类虽也产于南方，但主要产地在北方（图1）。当时总结出的种麦经验是，土细、沟深、耙轻和撒匀，对选种、种子处理、播种、整地作垄畦、施肥、清理麦沟、培土壅根、运锄、收麦和防止虫灾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措施。其中一项重大成就是发展了小麦育苗移栽技术。由于这项技术在江南的运用，解决了稻、麦争时的矛盾①。崇祯末成书的《沈氏农书》云：“若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每颗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沟盖，则杆壮麦粗，倍获厚收”。虽然对小麦移栽技术的记载出现较晚，实际上这种方法至迟在明中期就已行之有效了。这对推广稻、麦两熟制具有很大意义。
除稻、麦外，对黍、稷、菽和棉、麻的选种、施肥、灌溉、田间管理及防止病虫害等，也都积累一些有效经验。为了提高复种指数，明代还广泛用间作和套种技术，如麦棉套种、粮桑间作、粮豆间作和粮菜间作等。①明代棉花种植比前代有进一步推广，遍及南北各地，有些气候、土壤和技术条件较好地区，如今江苏、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等省，都成为这时著名产棉区。浙江湖州、嘉兴、杭州和四川保宁等地，是桑蚕业发达的地区。
甘蔗种植也有发展。尤以福建、广东及四川为盛。他如各种油料作物和茶、漆、油桐、染料和各种果树栽培，都有进一步发展。由于这时中外交通大开，万历以后还从国外引进玉米、甘薯、落花生、西红柿和烟草等，也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向内地各省推广。尤其玉米和甘薯是高产作物，用途广，对土壤条件要求不高，便于种植，很受农民欢迎，至明末已遍及南北不少省分，成为后起的粮食作物，而且还从中国再传至朝鲜和日本。玉米原产中美洲，万历年引入中国，田艺蘅（16 世纪人）在《留青日札》称其为“御麦”：“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 称其为“玉蜀黍”：“玉蜀黍种出西土”。王世贞（1536—1583）
的《学圃杂疏》又叫“西番麦”。甘薯也原产美州，与玉米同为印第安人最初栽培。万历十八至二十一年（159O—1593）福建商人陈振龙将薯种从吕宋（今菲律宾）带回家乡，由福建巡抚金学曾提倡种植，遂逐步推广。徐光启在《农政全书》卷27 收入他写的《甘薯疏》，主张在各地试种，可作备荒食用。落花生原产南美洲巴西、秘鲁，16 世纪初从南洋群岛引入中国。弘治《常熟县志》（1503）称：“三月栽，引蔓不长，俗云花落地面，而生子土中，故名。”这些美洲作物的引进，丰富了中国作物品种，也给百姓带来好均引此书，不另说明。
①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史》。第133 页（农业出版①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简明图表》，第29 页（农业出版社，1978）
处。
为了改良土壤并提高肥力，明代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人畜及鸟粪便、厩肥、草木灰、骨灰、绿肥、饼肥等多种肥源或加工成复合肥料，还以石灰处理酸性土壤。同时较普遍使用各种简便而有效的农机具，如筒车、牛转筒车、踏车、拔车、辘轳等灌溉供水。遇有天旱，则用龙骨水车（图2）一人每天可灌田五亩，用牛则倍之（图3）。有的地方用风帆带动水车，工省而效高。这样遇有灾情，也可抗旱保收。农耕工具从垦土、播种、中耕除草到收获、加工谷物用的犁、耙、楼车、锄、铲、镰、石碾、踏碓、水碓、水磨、木砻、土砻和风扇车等，在明代都应有尽有。其中有多功能的农具，如《天工开物。粹精》所介绍：“江南信郡（广信府，今江西上饶地区）水碓之法巧绝。？？有一举而三用者，激水转轮头，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此心计无遗者之所为也。”①在加强施肥、追肥、灌溉和田间管理同时，也注意防治田间病虫鼠害。南北各地大量施用砒霜为农药，湖广衡阳（今湖南衡阳）一厂有造至万斤者，速售不滞。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44 还系统地论述了捕蝗、治蝗技术，摸清了蝗虫产卵和生长发育过程，提出消除其滋生地和诱捕方法。
嘉靖年间（1522—1566）马一龙的《农说》更从理论上概括了明代农业科技成就的秘诀：“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
又说：“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人］力足以胜天矣”。这种农学思想后来被宋应星所发挥。在全国可耕面积相对来说不多、但拥有大量人口的明代中国，使人民得以生聚，就是靠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广大农民故辛勤劳动成果。
商品经济在明代的发展，也对农业发生了影响。表现在作物栽培方面，就是经济作物栽培显著地增加，有些地区还出现了集中种植某种经济作物的专业化倾向，农村中的专业户越来越多。如《农政全书》卷35 木棉（棉花）
条所说，在今江苏松江一带，“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当不止百万亩”。屈大均（163O—1696）在《广东新语》卷25 称：“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每亩荔枝可二百余本，龙眼倍之。”
福建泉州也是种植甘蔗、荔枝和龙眼的集中地带。这种情况在明以前是少见的。种植这些果木或经济作物的，多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是促进农村经济繁荣的一支力量。如果在种植之后，还兼营产品加工，雇佣工人制成产品出售，便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在农村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湖州养蚕户多自栽桑，有的还织丝；广州种荔枝、龙眼者，收取加工并载以烤箱，打包后再由车船贩至各地。他们本身并不种田，而是吃商品粮。农村中出现的另一情况是租役货币化，以银两代替实物租役。当时有不少农民离开土地，进城经商。
他们“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不归”，成功者成为新的工商业主，一般则为小商小贩。另有些破产农民也涌人城里，成为手工业者、工匠、役人或游民。
明代中叶以后，尽管皇族、大官僚地主豪强实行土地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于少部分封建统治阶层，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化现象也有所增长。这就产生一批有经营自主权的大中小土地所有者，他们一般不是靠政治权势，而主要靠经济力量拥有田产的。在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地区和①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上册，第55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内地的江西、湖广等地，土地私有化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明末清初人叶梦珠在《阅世编》卷一谈到明代经营地主势力时指出：“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遂有一户而连数十万亩，次则三四五乃至一二万者，亦田产之一变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9 引天启诏曰：“各省开垦水田，往往既成熟，被势豪或经营地主混占告夺”。除谷田外，棉、麻田也向私有经营方向发展，如张履祥（1611—1674）《近古录》卷一谈到河南南阳人李义卿“家广地千亩，岁种棉花，收后载往湖广阎货之”。由于土地商业化、私有化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大地主和土地商业化的矛盾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冲开了封建制的坚硬地壳，而商品经济就象猛水那样无情地冲击着明代发展到后期的封建社会的各个角落，起着使其渐趋解体的催化作用。
明代农业发展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为手工业部门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和商品市场，有助于工业的发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工业部门，首先要数纺织业。当时官府在南北二京设染织局、机房，还在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南直隶（今皖南）等地分设织染局，生产各色绩罗绸缎，又于各地置淀所，种青蓝以供染事。除官营纺织作坊、机房外，各地还有更多的民营作坊。明人张翰（1511—1593）在其《松窗梦语》（1593）中称，“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绡绫，而三吴为最”。由于普遍种植棉花，棉织业也跟着兴盛起来。苏州府所属太仓、嘉定，户户以织为业，织机之声昼夜不停。松江是棉织中心，城乡皆事纺织，布被天下，每年产棉布上万匹。由于提花机、腰机和结花等技术的进步和织机的改进，所出产品花色、种类超过前代。《天工开物。乃服》介绍的苏州、杭州织造局所制龙袍，由大型提花机（图4）
织成，其花楼高一丈五尺，织工两人一上一下提织花样。弘治（1486—1505）年间，福建一种织机，把缎机由五层改为四层，称为改机。民间织机房内通常要雇佣很多工人。《神宗万历实录》卷361 谈到苏州于万历年（1573—1691）
纺织业时写道：“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可见16—17 世纪时只苏州一地就有一万多名出卖劳动力的织染工人。他们聚集在城市的劳动市场上等待雇佣。“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正说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业已形成。
明人冯梦龙（1574—1646）在其《醒世恒言》卷十八描述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上施复一家的发迹经过。施复在十年之内由一张织机扩大至三、四十张，资本增至数千金。类似情况并非个别现象。张翰《松窗梦语》（1593）
卷七更叙述他祖上在成化年末（1487）由资本银一锭、织机一张起家，两年后增机一张，后增至二十张，成为“家业大饶”的工场主。张翰祖父张毅庵四兄弟也以丝织为业，“各富至数万金”。①资本的这种迅速增殖和扩大再生产，刺激了纺织业中资本主义手工业作坊的发展。施复和张毅庵从小商品生产者变成资本家，是很典型的事例。丝织业如此，棉织业也应如此。明代棉织工具和技术革新也较显著。轧落棉子的木棉搅车，一人操作可抵四人手工作业，而水力驱动的大纺车工效更大。宋应星据实地见闻称，棉布寸土皆有，“
唯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此外，中原和四川的麻织业、西北的毛织业，也从明中叶以后用较新技术武装起来。用大纺车纺麻，昼夜可完成百斤。西①侯外庐：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载《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册，第91页（三联书店，1957）
①李光壁：《明朝史略》，第94—95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北毛织集中于兰州、西安，兰州的毛毯最为有名，行销各地。
瓷器生产是明代很大的工业部门，产瓷之地北有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南有泉州、德化、徽州、婺源、祁门、处州、龙泉等地。但宋应星认为“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景德镇所在的饶州府成了全国最大瓷器生产基地。但明初景德镇主要设官办御窑厂，烧造各种高级瓷器供统治者御用。后来民窑渐增，嘉靖（1522—1566）年间景德镇有官窑58 所、民窑20 所，但至明末民窑已增至二、三百所。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卷八引黄墨舫《杂志》称，当地“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民窑窑身比官窑大三四倍，每次可烧小器千余，多雇工数十人，具有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规模。四方远近之人以其技艺来此食力，万历间镇上雇工每日不下数万人。当地昼间白烟蔽空，夜里红焰熏天，岁造几十万件。“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①《天工开物。陶埏》称：“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可见生产过程已有详细的劳动分工。
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工业部门中。
明代著名瓷器有白瓷、青花瓷、弄红、窑变、斗彩和五彩釉瓷、碎瓷等。
在制胎、施釉、烧造技术和工艺美艺装饰方面都有提高。施釉分浇釉和吹釉，瓷釉均匀美观，制坯则以陶车旋转，用铁刀随转随削，器内外光滑、器型复杂。在艺术装饰方面，“斗彩”是很有特色的，先在釉下细描青花图样，烧成后再在釉上青料勾出的画样上填以彩色，使釉的上下色彩争妍斗艳，故称斗彩。御窑厂所用瓷器花样，常由内府画师作稿，艺术水平相当之高。明瓷中以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成化（1465—1487）、嘉靖（1522—1566）、万历（1573—1619）年间所造最为珍贵，行销国内外，成为大宗出口商品之一。除瓷器外，江苏宜兴用细沙土烧造艺术陶器，北京琉璃厂烧造的各色琉璃瓦，也名著一时。①17 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引起法、德等欧洲国家技术家的兴趣，以明瓷为样本纷纷起而仿制。其中以法国技术家帕利西（Bernard Palissy，1510—1589）仿制得最为成功。
明代采矿、冶金及金属加工工业也有很大发展。洪武（1368—1398）年间在各地设13 个冶铁所，官营冶铁岁课1800 万斤。永乐年在今河北遵化建立规模较大的官营冶铁厂，役夫2500 人。朱国桢（1558—1632）在《涌幢小品》卷四记载遵化大型铁炉身高一丈二尺，每炉熔矿砂2000 多斤，日出铁四次，以煤为燃料，鼓风风箱由四至六人带拽。生铁炼出后，再炼熟铁，最后再炒成钢。洪武未年允许民间采炼，民营冶铁业便迅速兴起。永乐元年（1403）
民矿课铁8 万斤，宣德九年（1434）便超过55 万斤。以政府规定课铁三十取二计，则民矿冶铁量在30 年内增加7 倍以上，为数达800 万斤。山西阳城民营铁矿厂在天顺（1457—1464）、成化（1465—1487）年间每年纳铁课五六十万斤，实际产量当为75O—900 万斤，超出永乐元年（1403）全国民营矿产量总数的6 倍，可见其发展速度之快。以上是北方冶铁情况。
屈大均（163O—1696）在《广东新语》卷15 谈到南方广东佛山镇民营冶铁业时指出，冶铁炉形如大瓶，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下铁矿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入炉。其焰烛天，黑浊之气数十里不散”。
一炉每天可得铁6000 斤。“凡一炉场环而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堀铁①李光壁：《明朝史略》，第97—9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①冯先铭等主编：《中国陶瓷史》，第357—414 页（文物出版社，1982）
矿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生铁烧成后，再炼制成熟铁，”计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十帖，一帖有十余人“。这种佣工数百人、资本在万金以上的民营冶铁场，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中规模较大者，其产品通过水陆运输远销于江楚之间。万历时人张萱（1557—？）在《西园见闻录》卷40《蠲赈》条称，福建尤溪铁矿炉主从四方招集工人来此冶铁，每炉多至五、七百人，其规模也与广东佛山民炉相当。据《天工开物。五金》所述，高炉炼出生铁后，趁热便直接以大柳棍搅拌炒成熟铁。由生铁制成团钢的技术比宋代灌钢方法有改进。明代铸造、锻造技术也很高超，既可造万斤巨钟（图40）、重锚（图41）和长丈余的大炮，也可造纤细灵巧的小铁针、犀利的刀剑和刨、凿、锯等小型工具。明代铸钱工艺也相当进步，用含铜量多的铜锌合金借锡模成批铸成。明初在江西铅山采铜矿炼铜，随后在四川、山西、云南等地也设官府矿厂，大半由民矿所出赤铜供应。产铜之地以湖广武昌、江西广信、四川、贵州、湖广衡州等地为主。明人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卷14《采铜》条介绍采铜、炼铜情况时指出，一人一日可得矿2O—25 斤。每30 斤为一箩，每箩可得铜一斤。雇工百余人，将铜矿石250 箩（7500 斤）堆积起来用柴炭烧之。将铜烧出矿面，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煎三日三夜，方见成铜“，①再锤碎反复烧炼得精铜。因炼铜比炼银费工，故坑户乐于采银。明中期以后，银的采炼发展很快。《明史》卷233《张贞观传》载民商张守清在山西五台山开银矿，雇工多至3000 人，可见其经营规模之大及资本之钜。其他如贵州、四川、福建、浙江等省也采银。但正如宋应星所云，川浙等八省产银，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永行也“
（图5）。明代还采炼金、锡、铅、锌等金属，并生产各种合金材料，炼银用反射炉，炼锌产品纯度达98％，是向欧洲出口的物资之一。对非金属矿石，如石灰、砒石、硫黄、丹砂（硫化汞）及各种矾石等也有大量开采，产品用于工农业各部门。{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17_1.bmp}这在《天工开物》中都有所反映。
采煤技术和煤炭产量在明代也有很大提高，煤的产地以北京门头沟、山西平定、河南丰城、江西萍乡、湖广荆州等地为主。煤炭除作民用外，还用以煎炼金属矿石，考虑到明代冶铁及其他金属产量很大，则用煤炭之量亦必十分可观。煤分为明煤、碎煤及末煤。孙廷栓（1616—1674）《颜山杂记》及宋应星《天工开物。燔石》对采煤技术邹有记录。明代竖井采煤在井下有支板撑护，又用巨竹筒将有毒瓦斯放出。此时另一成就是将煤烧成焦炭作高效冶炼燃料。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卷七记载说：“煤则各处有之，臭者烧熔而闭之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可五日不绝火，煎矿煮石殊为省力”。从嘉靖《徽州府志》（1566）卷七还可看到采矿程序及分工情况：“凡取矿先认地脉，租赁他人之山，穿山入穴。深数丈，远或至一里，矿尽又穿他穴？？既得矿，必先煎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砂者、炼生者，而各就其任。昼夜翻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故一炉之起，厥费亦重”。
造纸业及印刷业至明代已进入集大成阶段。造纸槽坊各地都有，但集中于今河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安徽、浙江、广东及四川等省。明初①陆容：《菽园杂记》，卷14，第177—178 页（中华书局，1985）
在江西设官局，后来大量民间槽户迅速增加。北方造桑皮纸、楮皮纸、麻纸，南方多造竹纸、皮纸及稻草纸。竹纸产量居首，如江西、福建的毛边、连史，多用于印书等。皮纸居其次，浙江及河北桑皮纸宋时已闻名。南直隶径县（今安徽境内）宣纸为一时之甲，以青檀皮为主料，纸质坚白受墨，用于书画。
稻麦杆纸用作包装纸、卫生纸及迷信纸（火纸）。雍正《江西通志。土产志》（1732）载明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在江西永丰、铅山及上饶兴起很多民营纸坊，皆雇佣工人造纸，纸坊内有扶头、善碓、拣料、焙乾等专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造纸业中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①。所产之纸除本色纸外，有各种加工纸，如五色笺、金花纸、粉蜡纸、洒金银粉蜡色纸、印花纸等。纸的用途很广，除书画、印书、包装及宗教活动用去大量外，还用以印纸币“大明宝钞”、制造壁纸及各种室内装饰品。王宗沐（1523—1591）
在《江西省大志。楮书》中列举28 种纸的名目。
造竹纸包括砍竹、沤竹、浆石灰、蒸煮、漂洗、浆灰水、再蒸煮、沃灰、舂捣、漂洗、打槽、加纸药、抄造、压榨、烘干等工序。蒸煮用大楻筒，筒围一丈五尺，筒下大铁锅受水十石余（图27）。造皮纸工序比竹纸还要复杂，抄大幅纸需七、八人同时荡帘。明代纸中以宣德年（1426—1435）所造贡笺最为名贵，新安仿宋藏经纸、成都薛涛笺、松江笺和径县宣纸也是上品。印刷业因纸的充足供应亦得到长足发展。刻书店铺多集中于南直隶徽州、福建建阳、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四川成都，还有南京、苏州等地，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印刷业中心。从明版书可见除用雕版印书外，还用木活字和各种金属活字。“邸报”可看成一种官办的报纸，崇祯年间（1628—1644）用活字印刷。套色雕版印刷术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崇帧时出版的《十竹斋画谱》是代表作，应用了新的短板套印法。金属活字有铜活字、锡活字和铅活字等。明代插图本书籍的大量涌现，标志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大型民营印刷厂常雇工几十人至几百人，其内部劳动分工也相当细。明代造纸及印刷无论在产量及产品质量上，都居于当时世界之首。
交通运输、造船、火药及火器、煮盐、制糖、油漆及建筑等工业部门，在明代也发生了与上述诸部门同样的进展。以车船为例，中国素有“南船北车”之语。宋应星说，北方四**马车可载重五十石，骡马多至10 或12 挂，少亦8 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陆上交通工具。南方江河湖泊较多，则靠舟济。永乐年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所乘远洋宝船，长44.4 丈（148 米）、宽18 丈（60 米），载重1000 吨，平均每船容四、五百人，没有高超技术难以造成此巨舰。此外，漕船（图44）、福船、广船等也相当大，福船高大如楼，分为四层，可容百人，广船有时比福船还大。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明代历朝统治者都重视火器，早在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一次就向朝鲜调拨硝石50 万斤、硫黄10 万斤及各种火器，可见其产量之大。
①火药、火器主要由兵仗局统一掌握，生产各种巨炮、三眼镜、鸟铣、水雷、地雷及各种火箭。地方由各官府掌握，禁止民间制造。茅元仪《武备志》（1621）火器部分对火药、火器性能、制造作了详尽的叙述。制盐在明代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岩盐等数种。两淮盐运司在嘉靖年改用几百斤重的大铁锅熬盐，年产7—8 亿斤。各地灶户也生产私盐。四川井盐用深井钻探法从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09—115 页（文物出版社，1979）
①潘吉星：《中国火箭技术史稿），第158 页（科学出版社，1987）
地下深处汲取卤水，再用天然气熬盐，集中于自贡一带，官私皆从事生产。井盐生产比海产盐难度大。
明代工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商品，因之商业和城市也随之呈现繁荣景象。“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激（岭南）宦商横游蓟北（河北）”，这是宋应星的亲自感受，他将此商品经济的繁荣称为“圣明极盛之世”①。南北两京是最大的城市，弘治年（1488—1502）全国人口有5382 万，而北京就有近67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4％。至万历年京师人口近百万，城内商业繁荣，店铺林立，百货齐集，还有各种专业集市，如米市、煤市、缸瓦市、猪马羊市、花市等，更有按时开市的灯市、夜市。琉璃厂、果园厂（漆器）、铸钟厂、盔甲厂及各种铜铁作坊、珠宝玉器厂一等亦分布于京内各处。南京为明初首都，是仅次于北京的政治中心及南北客商聚集的大城市。市内人口稠密，商业兴隆，有绫庄巷、珠宝廊、锦纺坊、木匠营和铜铁作坊等坊市，居民日用百货均由市场供给。各省省会不但是当地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工商业中心，如太原、开封、济南、西安、杭州、南昌、武昌、成都、福州、广州和桂林等。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沿河城市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淮安和扬州等地，也是著名商埠。还有些城市有专业化工业优势，成为某一生产部门的产销中心，如江西景德镇瓷业、苏杭湖松地区的纺织业、今河北遵化和广东佛山的冶铁业、江西铅山和今安徽泾县的造纸业、云南个旧的铜锡冶炼业、四川自贡的盐业、西北兰州的毛织业、徽州和福建建阳的印刷业等等，这些地方特产都经商业渠道运销国内外市场。
上述城市，尤其新兴专业城市的发展，也是商业发达的标志。因为大量产品无法在当地销售完，而所需原材料有时要外地供应，这就需靠商业媒介。
例如松江棉布所需棉花，靠江北产棉区供应，棉布再运销各地。嘉定产丝不产米，仰食四方。北方张家口将毛皮贩至湖广，其缎布取自江南。景德镇瓷釉由浙江提供，瓷器行销全国。湖广等地商人每年携银数十万两来广东采购铁器运往北方出售，而浙江、今江苏纺织用染料靛蓝又来自福建。北京刻书商所用竹纸取自江西、福建，墨来自徽州。商品流通渠道无孔不入，象人体血液那样流通不息。北方驿道上的大马车和南方水路上的巨舶终日在不停地运转。李东阳（1447—1516）《怀麓堂记。杂记》写道：“官家货少私货多，南来载谷北载雄（盐）。？？倏去忽来谁复知，乘时射利习成俗”。农业、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造成无数产品，加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农产品的商业化，大批农民离开乡村，又为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商品购买者。
在国内农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明代对外贸易也有所开拓。因永乐年郑和率二万人乘五六十艘巨船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打通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非洲各国的海上贸易通道，将货物运到南洋，再转口输入欧洲。自从绕道非洲南端好望角通向亚洲的新航路发现后，中国与欧洲又有了直接贸易往来。这是嘉靖、万历以后出现的新局面。政府在沿海的太仓州、广州、漳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地设对外贸易口岸，置市舶司以统之。虽然禁止民间对外贸易，但时紧时驰，仍无法阻止无孔不入的商人“下番致富”。他们前往日本、朝鲜、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印度等地从事海外贸易。
①宋应垦：《天工开物。序），上册，第18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原刻本，1959）
万历时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写道：“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往）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吕宋，今菲律宾），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迎（马六甲）、暹罗（今泰国）。
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不计其数），十九起家“。明人李绍文《云间杂识》卷中亦云：”近来中国人都从海外商贩，至吕宋地方获利不货，松人亦往往从之“。《海澄县志）卷一亦称：”饶心计者视波涛为吁陌，倚帆槁为耒耜，？？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当然明代对外贸易除私商外，更主要是官商，官商借其手中权势和便利条件，也在外贸中暴富。但他们有破坏性，其所得不用于扩大工商业，而专事挥霍，或置田成为官僚地主，具有封建性。
洪武初年，明政府发行纸币“大明宝钞”，禁民以金银交易。但因纸币投入量过大，造成贬值及通货膨胀，不取信于民，弘治时（1488—1506）废钞不行。明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白银作为价值尺度而成为社会主要流通与支付手段。
至万历九年（1581），朝廷颁布由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1525—1582）拟议的“一条鞭法”，规定将赋与役合而为一，统一用银两计算，把封建赋役改为金钱缴税。这意味着只要有银钱，可免除力役，百姓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和雇工的谋生活动。内外贸易也以银为货币，结果扩大了白银流通范围。社会上对银需求量相应增加，而国内银产量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于是对外贸易中补充银的来源。张燮（1574—1640）合《东西洋考》卷七写道：“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这种情况具有普遍意义，无论官商、民商，对外贸易多以中国货物易回白银。万历年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商船来华，运走中国瓷器、丝绸、茶叶、书画、漆器、金属锌和铜合金等，而将其得自美洲新大陆的白银和墨西哥银洋大量流入中国。从此墨洋和美洲白银也成为明代流通货币，中国因而卷入了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之中。纸钞、铜钱逐步为银取代，银成为主要货币。甚至官俸、高利贷和土地买卖均以银兑现。这就表现出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而白银就是促使此社会解体的腐蚀剂。
明代农工商业的发展还给科学技术以强有力的推动。比家庭手工业规模更大的、佣有数百人以至千人劳动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要求用较先进设备、较少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和更高劳动生产率来组织生产，才能使业主获更多利润。而要达到上述目的，便需逐项分析有关生产过程各个环节，制订最佳生产方案，这就要靠科学家的工作了。另一方面，工农业大量生产技术经验需要及时总结，以便推广。而在明代及明以前虽然已有了一些农书，但有关工业方面的著作却相当之少，既令有，也只涉及个别领域，没有综合性著作。不少领域如各种金属及合金冶炼铸造、锻造等重要工艺，长期间缺乏系统而详细的技术记载。工匠只能从口授而世代从事生产，工厂主也无技术书可资参考。其他如榨油、造竹纸、丝织、烧砖瓦及陶瓷等工艺，情况也与此类似，因此社会上迫切需要有综合研究这些工艺技术的著作问世，以便为人们提供“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之类知识。明人虽可见若干农书，但农业中新鲜经验如甘蔗移栽技术、家蚕杂交和农药运用等，则不见诸著录。这个时代为有关工农业综合科技著作的出现提出了社会需要，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前提。万事俱备，只欠有心人从事这类研究、写出这类作品。这类人物早该出现，却迟不见，时代便造就出宋应星这样一位人物，使他适应社会要求，以其《天工开物》一书满足实践需要。正好在他壮年及中年时代因对儒学科举产生绝望而转向实学并对科学技术发生了兴趣，在各地科学考察中掌握了足够资料，使他能胜任这项工作，于是历史重任便落到他的肩上。下面要谈到的明末社会及思想背景，又使他这部书具有时代精神，就是本章开头处所说的17 世纪启蒙思潮的精神。书中在讨论科技著作的同时，不忘批判封建主义及其精神支柱宗教神学、宋明儒学及各种蒙昧主义表现，而宣扬科学与理性。明代是中国科技史的总结性发展阶段，很多著作都带有集历代科技成果之大成的特点。宋应星的书也正好如此，所以我们说他是有充分时代感的学者。{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25_1.bmp}明代科技著作的另一典型代表是李时珍（图6）的《本草纲目》（1596）。
前代本草学亦不乏其书，但自宋人唐慎微（1056—1136）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082—1083）问世以来，出现不少新药与医方有待增补，而从前著作中多有一药数名而列不同部类，对药性误记亦待纠正，传统三品分类显得迂腐。时珍有鉴于此，发奋30 年参考800 余种书籍，结合个人调查撰成《本草纲目》52 卷。此书分16 部62 类，载药1892 种、附方11，096、插图1160幅，总结先前成果，又有新的发挥、增补及更正，集本草大成，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巨著。此书虽刊于进入17 世纪的前4 年，仍具有17 世纪启蒙思潮之风貌，是宋应星某些思想的直接先驱。万历年以后因中欧交通及文化交流开展，欧洲科学技术亦逐步传入中土。而徐光启作为有识之士较系统地与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22—1616）等西土译述《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书，又主持历局依西洋新法纂辑成《崇祯历书》。他成为介绍西洋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与水利学的科学家。但他还有项独到成就是著成《农政全书》60 卷12 篇。此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牧养、制造及荒政等篇，转载前人著述，更加个人心得，集古农学大成。明以前地理学著作很少据实地考察而写，而徐宏祖（1586—1641）的《徐霞客游记》则别开新例。他以30 年时间去16省区作广泛野外考察，写成自然地理学杰作。惜其著述失于途中，现存部分仅见对石灰岩地貌、火山现象系统考察的记录，具很高科学水平。
明代总结性科技著作更有茅元仪（？—1629）著《武备志》（1621）240卷，为宋代《武经总要》（1044）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科学巨著，广采历代兵书二千余种。此书分五部，有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
其中《军资乘》55 卷，与后勤供应有关，包括立营行军、军械、火药火器、屯田、水利、河漕、海运、医药、马匹等。占度载96 卷，其中包括海防、江防及航海等。《军资乘》中卷119—134 为火攻篇共六卷，名《火器图说》，用大量插图详述火药种类、制法、火药理论和各种铣炮、火枪、火箭、炸弹、地雷、水雷、喷火筒等，还介绍西洋火器如佛朗机，是中国火药火器技术集大成之作，18 世纪引起欧洲人注意。至于书中有关造船、航海、医药、气象学等丰富记载也有价值，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便首见于此书中。《武备志》的学术价值现下还仍认识不足，其实是怎样高估都不会过份。介于农学、医药与植物学之间的卓越著作，还有明初朱的《救荒本草》（1406）。这位王子热心慈善事业，鉴于灾年人饥而死，遂在王府园圃内栽培四百余种有食用价值的野生植物，亲自观察，在助手协助下作试验，令画师依实物绘图制版，详述四百余种植物名称、产地、形态、性味、食用部位等。此书共14卷，三分之二植物不见于以前本草书，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用植物学专著，受到国外高度评价。朱还主编《普济方》160 卷，收61，739 条医方，集历代医方大成。
明代数学也打上时代烙印，充满商业数学的色彩。吴敬《九章算法比类大全》（1450）10 卷列1329 项应用算题，有的引自古书，有的与明代商业有关，如利息计算、合伙经营、就物抽分（以货抵运费或加工费计算方法）
等。此书是历代应用数学问题解法汇编。商业数学还促进了珠算术的发展，珠算用算盘演算，比算筹简便迅速。珠算至迟出现于元代，但系统论述始于程大位（1533—？）《算法统宗》（1592）。此书共十七卷，近于吴敬的书，但有新内容，共595 项应用算题均用珠算求解，且最早创用珠算法开平方、立方，还载有新制“丈量步车”，即测量土地用卷尺①。珠算术后传至日本、朝鲜及欧洲，至今仍受用。在物理学，尤其声学领域，对传统理论系统研究后有新的建树。如朱载堉（1536—1616）《乐律全书》中《律学新说》（1584）提出十二平均律理论，解决历代用三分损益法定管弦长度与发声高低时遇到的实际问题，是对古乐律理论的一次科学总结。现代乐器制造即以十二平均律原理为基础②。王徵（1571—1644）与西士合译《远西奇器图说》（1626），又自著《新制诸器图说》，则属近代早期工程力学及机械学专著。从以上所述若干明代科技代表作来看，其另一特点是其实用性极强，且多由作者实际调查或实践后写成。《本草纲目》为药物学著作，作者为职业医生，此书由其结合临床实践及调查而写成。《农政全书》为农学作品，作者种过试验田，有亲身感受。《救荒本草》实用性更大，基于作者园圃观察、试验而后成书。
《算法统宗》属商业数学，作者本人即商人出身。《武备志》直接为军事服务，作者出身将门，身居副总兵官，有实战经验，决非纸上谈兵。《徐霞客游记》虽纯科学性较强，却是作者实地考察结果。《奇器图说》及《诸器图说》均且民生日用，作者曾自制各种奇妙机械。结合体验而著书。传统科科至崇祯末年不少领域已有总结性著作问世，所缺者是有关工业各部门的科技著作，正虚席以待。在这种情况下，《天工开物》应运而出，注定要填充这一空缺。但写作这类书比只从事某一专门领域的研究难度更大。因为工业涉及各种各样的技术部门，衣食住行、民生日用几乎无所不包，门类过于庞杂，且每一部门都自成一个体系。整个工业部门又非集中于某一局部地区，而是分散于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业中心，相距很大。与农学、本草学、历算、军事科学及地理学不同，在技术科学领域内前人遗留下来的系统著作很少，无从参考。所以不少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的读书人对此视为畏途。只有对工农业各领域具有广泛知识基础和实地见闻，而又富有开拓精神的人才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看来只有宋应星是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具备从事这项工作的个人条件。而事实上他至迟在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已悄悄地在作这方面的准备。
如以下几章将要谈到的，宋应星生于农工商业均称发展的江西，又适值①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第152 页（科学出版社，1984）
②戴念祖：《未载■，明代的科学和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1986）
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显著发展之时，得其天时、地利。江西水稻、景德镇的瓷器、广信府的铜、铅山的竹纸等都远近著名，不出本省便可看到。他前半生又到嘉兴、湖州及杭州、苏州调查过桑蚕及丝织技术，去广东、福建了解种蔗制糖及造纸技术，在山西调查池盐、炼锌技术，再至云南调查炼银技术等等。在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东、河南、湖北、江西、湖南、云南及安徽等省都有他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留心当地工农业技术，并记录下来。这是明代南北交通之便及技术发展为他提供的客观条件，他又因为有志于实学，能自觉运用客观条件。但他除注重工业技术外，对农业技术也特别注意，所以他的书实际上包括当时所有重要的工农业技术。徐光启研究农业技术比他早，也想写部农书，但生前没有完成，亦未出版。宋应星不约而同地与徐光启都对农学有兴趣，他虽起步较晚，但其《天工开物》却先于《农政全书》而授梓。这是因为宋应星对明末时局演变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趁明亡前赶紧把研究心得及早发表出去，所以竟后来居上。
《天工开物》讨论范围之广度及深度，为明代所仅有。此书是反映当时工农业生产实态的一面镜子，也只有农工商业处于全面发展的明末，才能产生这样一部杰作。《救荒本草》、《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及《天工开物》各自放出异彩，代表明代科学的最高成就，除《救荒》成于永乐年外，余皆成于万历、崇祯年间，即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资本主义萌芽滋长时期。虽然此时资本主义尚未普遍发展，中国依然是老大的封建帝国，但资本主义萌芽作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毕竟还是结出科学硕果。如果没有内外因素扼杀，明末中国社会肯定会逐步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也会发生科学革命。但历史没有沿这个正常轨道前进。继明之后全国范围建立的政权是满族贵族集团统治的清王朝（1644—1911）。清初皇帝为巩固其统治，使一度衰败的封建制又得到强化，使一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遭到严重摧残，因而阻塞了历史按原定方向发展的道路。探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并兴起科学革命，是个复杂问题，非此处讨论范围。我们这里应继分析宋应星时代社会技术经济背景后，进而分析其政治及思想背景。
事物总是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万历至崇祯年间当明政权还维持对全国大片国土封建统治时，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潜伏着财政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导至政治危机。这是由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矛盾所造成，由于统治者昏暗和政权**又加剧了矛盾，以至靠政权内部力量难以调整，反而越演越烈。
宋应星所面临的正是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动荡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激化，政权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万历中叶以后明政权政治衰败表现在朝政、吏政、财政及学政各个方面。统治者昏庸，不理国事，任用阉官与奸臣，排斥忠良，必令朝政失纲。朝政失纲则吏政必不举，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卖官鬻爵，法度必乱。财政失策则经济萧条，民穷财尽，而苛捐酷税日增，导至民不聊生、国失其本。学政荒废，则不能用贤举才，不肖者反而噪进，国失栋梁。凡此种种政治弊端于明末均暴露无遗，且有加无已，最终导至明亡。神宗朱翊钧（1563—1617）在位长达47 年（1573—1619），从万历十七年（1589）免升授官谢恩之礼后，便不再临朝亲政，群臣疏谏不听，而在后宫吸食鸦片、纵情声色，不以国事为重，反以金玉为命脉。万历初年赖有首辅张居正（1525—1582）推行包括“一条鞭法”在内的政治改革，使形势略有好转，但万历中期便尽行放弃。统治机构有时处于瘫痪状态，六部堂官（尚书、侍郎）只有四、五人，都御史八年无人补，内阁只首辅方从哲一人办事。方从哲请求增加内阁阁员，昏庸的万历皇帝却以为“天下太平”，宰相一人已足够矣①。万历后期朝政大权便旁落于阉宦、权奸之手，他们结党营私，陷害忠良，祸国殃民。阉宦擅权是明末朝政**、人君昏庸的重要标志。及至熹宗朱由校即位，从不召见朝臣，将政务委之于宦官，演出天启年间（1621—1627）阉奸魏忠贤专政的黑暗局面。魏阉独揽朝政，握全**政财务大权，各地方官都得受制于他。又加上他握有专政机构权柄，大搞特务活动，排除异己，内阁已打上魏记标签，人称魏忠贤为“九千九百五十岁”，几乎与“万岁”皇帝一样。魏党专事擅权，搜刮财富，鱼肉人民，置吏治、边防于不顾，播下明亡的种子。思宗朱由捡上台后，虽较勤于朝政，且于崇祯初清除魏党，但为人性急躁多疑，自恃聪明，朝内大小事一人独断，不喜听逆耳之言，在位17 年（1628—1644），内阁竟更换50人，且忠奸难辨、偏听偏信，到头来仍逃不过周围另一批阉宦的包围。明末政治弊端至崇祯年积累如山，政权大势已去，无可挽救。
阉宦、权奸得势后，则闭塞言路，钳制舆论，恣所欲为。他们为得统治者欢心，与地方官勾结四处搜刮民财，向各地派矿监、税使，假天子淫威无端勒索，仅万历十四年（1596）便进缴朝廷矿银300 万两以邀功，同时亦肥其私囊。诸阉所到之处欺压平民，多次激起民变。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600—1602）两年内，景德镇、武昌、苏州便有陶工、织工聚众万人起事，捣毁官府、击杀墨吏、追击阉宦，与贫苦农民一道用武力反抗封建统治，这正是官逼民反（图7）。为敲诈工商界，明廷又于城镇关隘、交通要道加设关卡，沿长江日航三、四百里，税关竟有五、六处栏江把截。南直隶（今江苏）仪真、京口仅一江之隔，却置两道关卡。直至天启、崇祯年宋应星从这里路过时仍是如此。明初商税规定三十取一，万历时增至十取其一，且事无定章。
万历时京师崇文门、河西务等八个钞关，每年定关税银40.7 万两，崇祯初（1628）每两又增一钱，八关增银5 万两。三年（1603）每两又增税银二钱，十二年（1640）再增税20 万两，只增出之商税即为万历时总商税之一半。八关如此，其余各处可想而知。正如宋应星所看到的，昔日富商大户，如今半成负债之人。工商业主既无利可图，且负债累累，便出现工商凋敝之景象，在城市里为工商业主所雇用的工人、役员自然大半失业，而无路求生。后来他们参加农民起义队伍中去，用武力夺取生路。明代城市市民有工商业主、技师和工匠、商店店员及杂役、饮食服务行业成员、个体劳动者及小商小贩等不同阶层，尽管他们经济地位有别，但都受到封建政权的欺压及盘剥。他们是商品经济的主要支柱，但明末由于压榨工商业的结果，使封建政权在城市里失去群众基础。上至业主、下至工匠、店员以及大量城市居民，无不怨声载道，官军对历次城市工匠起事的残酷镇压，只能激起更加强烈的反抗。
明统治者又伙同外戚、诸王府及地方大官僚在农村里向广大农民进攻，实行疯狂的土地兼并，将大片官私良田占为己有。万历十七年（1589）潞简王在湖广占田4 万顷（每顷为百亩），万历末年福王去洛阳就藩邸，领庄田2 万顷。天启七年（1627）惠王、桂王被赐庄田3 万顷，搜刮不足，所欠2 万余顷由民输租以代，诸如此类。至于勋臣、外戚、阉宦、权官强占官私田地，或反诬民私占官田，勒令还官，实归己有的现象就更多。大封建主借收租放债剥削农①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第529 页（新中国书局，1949）
民，又豢养家奴无赖动辄千、万人四出勒索钱粮、殴杀佃户。失去土地的农民更进一步依附于封建主，受尽奴役与剥削。大封建主在土地兼并过程中也常侵犯中小地主的利益，造成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间的矛盾。农民除交纳地租外，每年还要向朝廷交赋税，按亩计银。明初及中期常年岁人银200 万两，七分为政府支出，三分存贮。万历四十六年（1618）辽东用兵，军饷增至300万两，不肯动用宫内库银，于是向全国加派，除原有赋税外，户部奏准每亩增“辽饷”三厘五毫，得银200 万两。次年（1619）再加三厘五毫，不到一年光景每亩增饷银至七厘。再过一年（1620）又加二厘，总共增九厘，从此作为定制，每年得银520 万两。天启二年（1622）又增田赋，及至崇祯三年（1630）每亩再增三厘，得银165 万两。十年（1637）又议加“剿饷”对付农民军。十二年（1639）清兵入关，廷议各镇练兵70 万，复加派“练饷”一分，得银730 万两。
由上可见，只1639 年一年征“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总增税银竟高达1，674 万两，追加税银超过旧赋三倍以上，为自古所罕见，官府“下乡追徵，豪强者则大斜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明史。食货志》）。如交不足数，则农户被捕打，株连亲属，死者无算，而拥有万顷最大量土地的皇室、皇亲贵戚及大宦官、大官僚有免税的政治特权，当道者亦可借权势逃避或转嫁赋税，结果这沉重的财政负担尽落在小户头上，不但中小地主无可忍，更使广大农民遭殃。地主无利可图，纷纷变卖田产，又使田价大跌。北方农业天启时已遭破坏，大片土地荒芜，无人经管。江南上等美田至崇祯时每亩只值一、二两银，稍次田地既令白送，也无人敢要。“地主政权失去地主的支持，崩溃成为不可免的命运了。”①农民无法生活，只好向富家借债，于是高利贷又成为系在他们身上的另一枷锁。到时无力还本息，必卖妻室儿女或外出逃亡，甚且参加农民军造反。这种情况宋应星在南北各地都有亲自见闻。他说：“蚩蚩之民（一般百姓），日见勤苦耕桑而饥寒不免，以此为无益之事也？？即令田亩有收、绩蚕有绪，既有称贷重息，转眄（眼）输入富家？？有不从乱如归也？”（《野议。民财议》）。他之所以特别反对农业税加重及高利贷剥削，是因他家也吃过此苦头。可以说宋应星揭露、批判明末政治、经济弊端的思考，也是这个社会逼出来的。
至于说到明末学政，同样**不堪。明初设科举制，以八股取士，通过考试竞争选出未来官吏。然此制度时久弊生，八股程式不能让考生自由思想，只以儒学经典是非为是非，不能考出士人真正水平。至明末科举已成权贵及富家子弟升官肥身之阶梯，只要通过门径贿赂便可买到功名，科场作弊成为一般现象。例如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9）科京师会试，主考官吴道南及刘楚先身为礼部尚书，却串通下属及考生舞弊，使不学无术的沈同和首选为会元。当其贿买编号、夹抄、请人代卷的丑行揭露后，京师哗然，不得不革名论罪，二主考被劾。正好宋应星初次会试，便亲见此场面，当然他无法及第。
天启初，魏党崔呈秀之子崔铎目不识丁，却登乡试榜首。五年乙丑（1625）
会试主考官为顾秉谦及魏广微，均为魏忠贤党羽，公然派家人四处大索受贿，几至告发，后被掩盖下去。科举考场成为魏党私家考场，宋应星也参加这次会试，因无门径，自被淘汰。科举取士等于靠作弊取士。1625 年还在京师举办顺天府乡试，主考官为宋应星友人翰林院官姜曰广，为人秉公执法。时魏①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第544 页（新中国书局，1949）
忠贤要使其亲属中第且名列前茅，今曰广执行其旨意，遭到拒绝。魏阉大怒，乃将主考官姜曰广削职为民，赶回江西老家。那时功名、官职常常靠金钱贿赂而获得。当上小官还想向上爬，再行贿赂，当取得较高官职后，便拼命贪污、受贿，以捞回原本，因而形成吏政、学政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既令士人学识再高、文章极其佳熟，没有门径贿赂，再三应考亦不得录取。又因富贵之家子弟有钱皆可买入学宫，教官不敢过问，故在学者质量越来越差。
贫士既无法求得功名，择业无望，势必流落他乡，计无复之，最后便参加农军造反了。由此，明廷将士农工商大多数百姓都驱赶到自己的对立面，这个政权不垮台才是怪事。
当社会各界群众受封建压榨与勒索而纷纷破产之际，上层统治者又将从民间搜刮来的钱财无端挥霍浪费。万历年间册立皇太子、行冠婚礼，共费银2000—3000 万两，而当时全国岁人只有400 万两。几天功夫便挥霍全国几年的财政总收入。崇祯时期朝廷挥霍之风并未稍减，只以宋应星所看到的局部情况言之，每年从江西、湖广及浙江等省上供内廷的瓷器、丝绢、纸张及麻布等项都在200 万两银以上，“解至京师，何尝切用？”全被任意挥霍掉。
宫内及诸王府、大宦官、文武大官僚则终日海错山珍、歌童舞女、身佩金玉，又不知耗费多少钱财。人民用辛勤血汗制成的上等麻布，内府却用以蘸油充火把。社会越是民穷财尽，上层统治者就越是挥霍无度，过着肉林酒池、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这种情况恐怕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之愤慨。当广大农民勤苦劳动而饥寒仍不可免时，他们便对生产失去兴趣，遇有灾年更难糊口，既有官府催征，又有债主逼门，造成他们倾家荡产，唯一出路是造反，用武力推翻这个腐朽的封建政权，让吸取他们血汗的上层统治者与政权同归于尽。
天启七年（1627）、崇祯元年（1628）间，最贫苦的西北陕西地区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农民忍无可忍，遂首先在澄城、府谷揭竿而起，掀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参加起事的还有边区饥饿的官军士兵，周围群起响应，队伍很快扩大，从此便如燎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至崇祯八年（1635）正月，各路农民军13 家72 营首领集会于河南荣阳，共商打破官军围剿的对策。会上高迎祥部将李自成（1606—1645）提出“分兵定向”的策略，被大家采纳，遂决定众军分东西南北四路进兵，扩大战区，以分散官军主力。当明政权苦于应付农民军时，来自东北后金的外患也日益告紧，形成腹背受敌之形势。
万历末年（1616）女真族的努尔哈赤（1559—1626）统一白山黑水各部落，即汗位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金），创八旗制度，建立后金。其后势力渐大，步步侵明辽东各镇，掠夺人口及财富。努尔哈赤死，子皇太极于1627 年嗣即汗位，十年后（1636）称帝，改国号为清，将女真族称为满族，并有入主中原的野心计划。明廷因阉党作祟，主战将领常遭陷害或牵制，使明军节节败北。满清统治集团利用明廷政治**，夺下辽锦重镇，进而挥兵入关，进逼北京。中原人民正面临满清贵族集团民族压迫的紧急关头。明廷围剿农军，也使满清有隙可乘。同时领重兵的明将孔有德等降清，亦壮大其声势，原来抵御清兵的大炮，反而调转炮口对准明军。当李自成后来成为农民军主要领袖后，曾向明廷提出共同抗清的建议，但遭到拒绝。
明廷在内外受到夹击时，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在不断地自我消耗与自我削弱。这表现为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持续的党争。万历时期党争体现在两大派官僚争夺内阁权位上。其中的一大派多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而且多有正义感，希望明廷革除弊政、实行改革，以挽救政治和经济困境，因称为稳健派。另一大派多属王公贵族、阉宦、奸臣，代表大地主集团利益，希望维持现状、保护其既得利益，在政治上贪赃枉法，可称为顽固派。在对待清兵侵袭方面，前一派主张积极抗战，而顽固派则力图避战，保存实力，甚且卖国通敌。这两大派在万历皇帝晚年围绕“争国本”即王位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议，最后稳健派官僚王家屏（1538—1603）、顾宪成（155O—1612）等相继被逐，而沈一贯等顽固派官僚得势。顾宪成罢官归里后，在无锡建东林书院，与同志高攀龙（1550—1612）等讲学其中，讥议朝政，与当路相抗，形成强大社会舆论，朝内士大夫多与遥相呼应。于是沈一贯等顽固派官僚便称顾、高等人为“东林党”，是为东林党议之始。天启时司礼秉笔太监魏忠贤擅权，将稳健派朝臣周嘉谟、刘一炜等排斥出阁，而引私党魏广微、顾秉谦等入阁，再将首辅叶向高等逐出，以顾秉谦为首辅，自是内阁多是阉党中人。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左都御史杨涟（1572—1625）等奏劾魏阉24 大罪，次年便遭杀害。六年（1626）
阉党又捕杀东林党领袖高攀龙（1562—1626）等人，更依其所编黑名单疯狂镇压东林党人，朝内正直官吏动辄以“东林”罪名悉遭杀逐。阉党趁机捣毁各地书院，摧残文化，迫害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
阉党与东林党争议时，双方都称己方为“正人”，称对方为“邪党”，并且围绕宫内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一些案件为导火线，显而易见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势的斗争。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双方都想控制内阁到地方的大权，但客观分析起来，双方在政治上的是非还是较明显的，其争议也涉及一些原则问题。在判断双方是非时，不能看其自称如何，而主要看其行动。大体说来，稳健派东林党反对阉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宦官与执政官僚勾结把持朝政，结党营私；（2）闭塞言路、颠倒是非；（3）科场作弊，垄断仕途；（4）贪污成风，不顾民生；（5）政治不公开，搞阴谋诡计；（6）
以国本为儿戏；（7）赋役商税太重。以上见东林党人钱一本、叶茂材等关于“建储”（建立王储）问题的疏文要旨①。除此，（7）东林党主张对清兵威胁采取积极抗战的方针，而阉党力图保存实力、避免抗清。（8）东林人物多直言激昂陈述己见，重名轻利，不恋官位；而阉党阴险狡诈，酷爱官位，宁死不退。①从这里可以看出，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代表中小地主和部分工商业主的利益，反对内阁阉宦擅权和贵族大地主专政，主张革新政治与经济，相应减轻人民的负担，积极抗清。东林党的活动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而阉党则纯属反动势力。斗争的结果是东林党被逐出政界或被血腥屠杀，而阉党继续得势。崇祯帝即位后，诛魏阉党羽，定其逆案，召用东林党人。不久阉党改头换面又取得皇帝信任，继续排逐东林。崇祯帝让周延儒及温体仁作为权臣在阁最久，以为他们是无党的“正人”，待发觉二人是阉党，国事败坏已不可收拾。东林党被镇压后，又有“复社”兴起，但遭到与东林党同样命运。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亡，甚至在南明也未停止，而政权便亡在阉党得势之时。
①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第580 页（人民出版社，1954）；李光壁：《明朝史略》，第144—14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592—593 页（新中国书局，1949）
当明政权内部斗争时，李自成统率的农民军有很大发展。
自成提出“均田免税”、“平买平卖”和“迎闯王不纳粮”等口号，得到群众拥护。经辗转苦战，他率大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
甲申春攻下北京，结束了明王朝三百年统治，建立大顺政权。大顺虽由农民军建立，当时条件下只能仍是封建政权，如能巩固，会推行促进社会在明末水平上进一步发展的政策。但大顺刚建立，满清贵族集团勾结汉奸势力派大军向新政权扑来。
甲申四月清兵围北京，五月城破，自成率军退西北，次年牺牲。
从此清王朝定都北京。清统治者来自刚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衬会生产力落后的北方少数民族，总共几十万人却要对一亿以上汉族人实行民族压迫，必然激起反抗。1645 年清廷下剃发令，强迫亿万汉族人民改变束发的固有民族习俗，扬言“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当汉族人民反抗这种反动政策时，清兵则以屠刀来镇压。清兵南下时，又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昔日江南繁华地区悉遭兵火焚毁，人民受杀害，社会一片凄凉。清王朝用武力在全国强化封建统治，使社会倒退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反抗满清贵族民族压迫的斗争便是正义举动。宋应星也自然而然地参加了这一斗争行列，他坚决抗清的思想至死未渝。
现在转而论述宋应星在世时社会上的思想背景。明初统治者规定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中的儒学思想作为全国的统治思想，而以宋代新儒家学派即理学大师朱熹（1130—l200）对经书的注释和解说为范本，成为官方哲学。四书五经不但是读书人必学的教材，而且还是科举考试的命题内容。所谓“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而“五经”为《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及《春秋》（包括左传、公羊传及谷梁传）。明代还规定科举试卷必须以“八股文”这种固定格式的文体来书写，形成死板考试形式。只有读四书五经、善于八股制艺才会有可能取得科举功名，以为进身入仕之阶。很多读书人穷经白首，埋头于故纸堆中死背经文经义，练就八股应试功夫，以图登第，再进而入仕。因而空谈性理、引经据典而脱离实践的学风对明代知识界造成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创造性思维都会受到很大扼制。而宋应星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他不甘忍受他的思想受到任何约束。只是抱定通过科举从政以实现济国济民的理想，他才参加了科举。但科场弊端丛生，象他这样博学多才、胸怀大志之士竟数次会试而不第，后来他只好与此途决裂。
明初经“永乐、宣德之治”以后，到中叶政权统治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宋代理学思想体系已成僵化教条，贵族、大地主想寻找另外精神寄托，于是王守仁（1472—1527）起而建立一套“心学”体系，以进一步加强封建思想统治。王学实际是玄学体系，它是人们逃避现实，专作内心修养以“致良知”，不过是新的理学变种。科举制艺和宋明理学的共同点是理论脱离实践、束缚思想，回避现实而追求空洞的自省修养，丝毫无助于解决明中叶以来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而要真正解决实际问题，靠理学和心学是无济于事的。
因而明中叶以后有识之士起而批判这套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崇尚实学为本，而读经书为末，主张人们面向现实。以王艮（1483—1540）、李贽（1527—1602）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开始向尊为权威的孔孟儒学挑战，对于争取摆脱思想束缚具有重大意义。王艮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百姓有田耕、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就是真理。凡不能解决人民生产、生活问题的，就不是学问、不是真理①。李贽则提出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亦无定论，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些具有战斗精神的“异端”之论，都对人们有思想解放作用。
如果人们不再闭门修养“性理”，而是冷静地观察社会现象，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如王廷相（1474—1544）所说：“今之时，政弊矣，风侈矣，民劳矣，财困矣，天下之大灾也。”（《慎言》）。实际上明初至明中叶，社会已由治而变乱。王廷相要求“因势以求治”，为此他主张要变法，因为“法久必弊，弊必变，变所以救弊也”（同上）。稍后，地主阶级政治改革家张居正（1528—1582）在万历时期柄政时，将变法思想付诸行动，收到一定效果。张居正还是力主提倡实学的人物。他主张“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陈六事疏》），“惟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他指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他还提出“务农讲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余皆迂谈也。”他还指责“后世学术不明，高谈无实，剽窃仁义谓之王道，才涉富强便云霸道”。这是批判“尊王贱霸”的迂腐思想①张居正进而指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杂著》）
“天地之事，极则必变。”他积极主张变革，而他所推行的“一条鞭法”正是针对明末经济发展现状的。这位政治家还有关于“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思想：“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稿以资商；则商病。故农商之势，常若权衡。”因而我们看到，明中叶以来批判儒学的思潮，常代表城市市民阶级利益而发出呼声。他们都是讲求“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者，是宋应星的思想先驱。
当人们不再冥思苦想，靠“理”、“心”等唯心概念去“致良知”或求理，而是走出房门面向农工业生产实践，面向大自然并观察各种自然现象时，就会领悟到所谓“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或“理为万物之本”的理学说教，纯属无稽之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及有形万物和百货用品。它们并非心和理的产物，而是工农生产劳动的技术产物。因而在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中，自明中叶以来，唯物主义哲学也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唯物主义者从北宋张载（1020—l077）的学说中看到了同时代理学唯心主义的对立面，于是便用来对付明代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唯心主义的武器。罗钦顺（1465—1547）提出了“盈天地之间惟万物”
的哲学命题。而王廷相也主张“天地之间无非气之所成”的元气一元论物质观。他还进而指出：“气虽有散，仍在两间（天地之间），不能灭也”（《横渠理气辩》）。他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前179 一前104）的“天人感应”说，认为是“诬天人甚矣”。所有这一切，都对宋应星发展其自己的哲学观点提供了思想养料。而那些冲破理学思想牢宠、与科举最终决裂，而转向实学研究的科学家如李时珍等人在学术上的成绩，也事先为宋应星作出了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明末社会阶级斗争趋于激烈、民族矛盾趋于尖锐的时期，地主阶级内①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第333—343 页（人民出版社，1975）
①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第325—327 页（人民出版社，1975）
部、整个封建社会内部的分化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的程度，甚至使地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转化成为社会进步力量。所谓进步力量指的是在历史上能适应时代要求、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力量，不管来自哪个阶级。宋应星出身于明末日趋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个阶层与大封建主、大官僚和地方豪强存在矛盾，也为他实现向进步方向转化提供了基础。明末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转化为社会进步力量，可以通过不同途径和表现形式来实现。一种是以河南杞县举人李岩为代表的一批人，脱离地主阶级而依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李自成农民军。李岩劝自成“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人心”，自成从其言，而使军纪大肃。农民军所提“均田”、“免粮”、“迎闯王不纳粮”等口号，亦为李岩的建议。他对农民起义取胜作过很大贡献。入京后他也提出有远见的建议，可惜后来未被采纳，反遭杀害，是李自成所犯大错之一。①李岩是明末从地主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杰出革命家，我们对他至今仍尊崇不已。当然，象他这样至死保持革命家气节的，当时并不多见。另一种是象东林党人那样，作为地主阶级的反对派，抨击朝政弊端及阉奸擅权，提出革新政治的主张，要求减免赋税、揭露科场丑闻、振兴农工商业和积极抗清等等。他们忠言直硬、慷慨陈词，以社稷为重，意在挽救社会危机，甚至甘冒丢官、杀头风险，演出一幕幕舍己捐躯的悲壮场面，赢得广大人民的同情。
这一大批地主阶级中优秀分子，以其悲剧般的死在唤醒民众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今天应当把这些牺牲在封建顽固派屠刀下的死者，作为明末社会一股进步力量来看待，而鞭挞那些企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势力。宋应星虽非东林、复社成员，但其不少亲友却是，他们的思想不能不对他有所影响，而他在观点上也近于这些人。但他在批判理学方面比他们走得更远。
面对明末社会危机，不少头脑清醒的人都肯正视现实，对现状不满，提出医治社会的良策。针对封建政权衰败的局面，不少有理智的人部在思考其原因，找出经验教训。越是乱世，有时反而出现希图拨乱反正、乱而思治的英杰，即所谓“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这就促使了前述17 世纪中国启蒙社会思潮的形成，而宋应星的思想正好与这种思想潮流会合在一起。当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天崩地解”时期，各阶级代表人物政治面貌比平时都表现得更为清晰，人们情绪和思想也比平时更加激动，这种局面使不同类型人的精神面貌更易于显露出来。总之，明末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发展现实，把宋应星这样一个人物呼唤到历史舞台上来，使他能顺应时代要求，用《天工开物》、《野议》等优秀作品来满足社会实践需要，并较全面地反映这些社会现实，成为现实的忠实写照。
恰巧是他和他的作品出现，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社会已孕育了使这类人物和这些作品得以出现的成熟条件。晚明封建上层统治者随着政权垮台而身亡，尊位与权势顿时化为乌有，在历史中早已灰飞烟火。而同时代既无尊位又无权势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宋应星等人却百世流芳。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示英雄本色，时代变迁才识出谁为豪杰。
①李光壁：《明朝史略》，第174—175.183—184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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