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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前半生（1587—1631）
本书第二章论宋应星家世时，考证了他的远祖至他父亲这一代的世系及宋氏家族经济状况的历史演变，指出了他的家庭背景对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但研究历史人物也不能唯家庭成分论。除家庭环境外，整个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等也会对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及演变产生影响。从本章起至下一章，重点叙述宋应星一生各个阶段的经历和活动，以便从这样一个侧面揭示他思想的演变。我们把他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半生与后半生。
本章介绍他的前半生，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他诞生那年起至崇祯四年辛未（1631）最后一次参加会试为止，共45 年。在这个阶段中他的主要活动是在私塾和县学里读书，取得文化知识，然后参加乡试、会试的科举考试。
然而最重要的活动是他多次在南北各地作了广泛深入的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为此后写作《天工开物》及《野议）等优秀作品打下基础。本章除介绍宋应星本人外，还要谈到其胞兄应异及家内其他成员的情况，因为他在这45年间经常与应异在一起，有时几乎形影相随。除此，虽然本书将列出专章（第五章）系统考察他的社会关系，这里也还要事先提到他的一些师友，因为他们与他在这一阶段的活动有密切关系。有关宋应星早期活动的资料较少，我们不得不重作一系列考证，来填补这段空缺。这个阶段包括他童年、少年（1O—15 岁）、青年（15—30 岁）、壮年（30—40 岁）及中年（40—50 岁）五个时期，是一生中重要的阶段。而他的思想在这五个时期内也不断演变，最后成熟井定型。因此研究宋应星前半生的事迹，对于了解他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宋应星的生年，60 年代以前的早期传记作者多作“未详”或“万历年间”，间有认为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左右”，因为那时还未发现直接证据。后一种说法想来是从其中举那年（1617）而向上椎计的，估计二十岁左右中举。现在证明这种推计欠准，与实际生年相差10 年。甚至1934 年版的八修《宋氏宗谱》对应星亦称“生殁未详”，因为修谱人并非他的直系后代，没有掌握有关材料。但1935 年吉水的欧阳成在其《江西乡贤事略审核意见书》稿本中第一次指出“万历四十三年（1615）应星年二十九岁”。①这就等于告诉人们宋应星的准确生年。不过此处是按虚岁计算的，如果照现在通用的实岁，即诞生满一年才算一岁向上推，就会知道他中举那年实为二十八岁，而其生年是万历十五年（1587）。我们在本书中凡人物年岁也一律按虚岁计，而月日则用阴历，以便与引用的{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096_1.bmp}图15B 宋应昇《先母魏孺人行状》（1628）书影古代文献所述在字面上相符。将虚数与阴历换算成现在通用的实岁与公历，是再容易不过的了。正如第二章所述，欧阳先生第一个利用宋应昇《方玉堂全集》内《先母魏孺人行状》（图15）所述，指出了应星的准确生年，他是有功绩的。根据《行状》所述，宋应星生年为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他是在猪年诞生于奉新北乡（今宋埠乡）牌楼宋村的秀才宋国霖家中。当时父国霖四十二岁，母魏氏三十三岁，而长兄应昇十岁，次兄应鼎六岁。另还有一个姐姐十几岁。老祖母顾氏虽已晚年，仍得见这个孙子，但应星三岁会叫“奶奶”时，顾氏便于当年去世。应星五岁时，①欧阳成：《江西乡贤事略审核意见书》稿本，第二册，第82 页（南昌，1935）
又有了个弟弟应晶。其中应升、应星为同母魏氏所生，应鼎为嫡母甘氏生，而应晶为庶母王氏生。在应星同父异母四兄弟中他排行第三。
在叙述宋应星事迹前，请允许我们打断一下读者的思路，先集中介绍一下他的三个兄弟。其次兄应鼎（1582—1629）字次九，号铉玉，本县庠生，性至孝，曾割股救母（甘氏），人太学旌表孝行，18 岁（1599）丧母后，未曾科举人仕，卒于崇祯二年（1629），享年48 岁。卒后崇祀本县忠孝祠，后以子士吉贵，累赠奉议大夫，葬高塘山。娶王氏，诰封宜人，葬简家边，又爱齿葬高塘山公墓内（图9）。应鼎遗有三子，长子士吉（1609—1702）
字九常，号浣亭，贡生，初授本省广丰县教谕，升浙江余姚县令，迁北直隶保安州知州，浩封奉政大夫（正五品）①。次子士台字六符，号小塘，廪膳贡生，入太学，未出仕。三子士容。宋应星的四弟应晶（1590—？）字幼含，幼好奇书，弱冠（1610）补诸生，旋以本县生员中学行优者选人京师应试，“以字迹嫌疑，遂中副车”，成为副贡生。因此次应试卷中有犯讳字而未列正选，从此颇厌科举。三年后（1613），家人又促其应试，行至江边狂风怒作，白沙蔽天，舟行于洪涛之中。应晶望有懼色，叹曰：“人贵守此身耳，安能从狂风波骇浪中万死一生，以邀不可必得之名哉！”遂折回，从此绝意科举。娶陈氏，继娶中堂（阁臣）张洪飏女，再娶妾陈氏。后来应晶一家迁居奉新县城南园头，以诗酒自娱，以青衿卒，葬基坊山。有五子：士合、士炎、士孔、士徽（幼为僧），俱妾陈氏生。②应晶卒年不详。宋应星四兄弟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长兄应昇（1578—1646），其生平见于各有关江西方志，而以福建长汀人徐曰都写的《元孔公传》最为详细。收入族谱中，此传写于清代乾隆年间（1763）。在这以前，应星也曾写过简传，载人《南昌郡乘》（1662）。现将徐曰都写的传全文转载于下。
长汀徐曰都撰《元孔公传》（1763）
“公讳应异，字元孔，行趄四，明尚书庄靖公（景）曾孙，邑库〔生〕思南公（承庆）冢孙，邑廪生、乡饮大宾巨川公（国霖）之长子也。少负异材，与弟应星同中万历乙卯（1615）举人，并登魁选，时号‘二宋’。初（1631）
授浙江桐乡县令，补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旋升高凉郡丞（同知），再升广州知府。所至多惠政，有乃祖庄靖（宋景）风。旧志载，公于崇祯甲申（1644）闻〔国〕难，悲愤即病，眩三年（1646）因题二绝以见志，后卒以仰药，时年六十有九。其从容就义，盖出于天性使然。公生平学术以忠孝为本，其行事及发为文章，大率不外于此。在朝侃侃有大节，归休后竟临难勿苟，视死如归。非其忠孝鬱积于平昔，乌能自信不疑。如是居家油油，内外无间言。
先是，公祖母顾太孺人，食茶数十载，责志以殁，未蒙旌典。公心恻焉，甫乡荐（中举），即率弟应星等，哀请各宪，得旌于朝，亟立坊以慰幽灵。
官高凉时，政讼平，公取族谱捐资修刻。凡先贤名辈，嘉言鼓行，独力阐杨，传述无遗蕴，亦无溢词。后之留心家乘者，得有所据，以信今而传后者，皆公力也。其时宋族自元末〔以〕来经数百载，弘治间庄靖公通籍（中进士）
后，又经百载，中间如教谕雪坡公时、柳州〔府〕通判塘季公和庆，皆尝纂辑家乘，藏诸副墨（写本），而未付梓。宋氏之有刻谱，盖自公始。
①宋士吉行略，见《宋氏宗谱》，卷5，第180 页（敦睦堂本，1935）
②宋五芹：幼含公传，《宋氏宗谱》，卷22，第81 页，第71 页赠尚书琴乐公（迪嘉，景之父）葬盘山，公捐买青龙、白虎二山，以护其茔。庄靖公赐莹宝台庄墓田。
颇为附近居入侵占，墓门墙亦岁久剥落，公捐费尽新垣墉釐剔田地及山来龙刻画立石。当时豪猾敛迹，至今祖灵尚赖以安。呜呼，人本乎祖，公其重笃斯义者欤。公娶余妣、肖妣、鹿妣。丈夫子五：士颖与璜补邑凛，孙濂，邑库〔生〕。曾孙三俊、三依、瑾，俱由廪贡补教谕。世有哲嗣绵延，其非忠孝之遗德。由此卜之，当更有象贤克肖充大门闾，崛起以拔公者矣。公著有《方玉堂诗赋文集》行世，葬本邑法城乡曾家山，崇祀府、县乡贤祠。“①针对上述，我们想再作出一些补充和说明。宋应昇长应星九岁，为同母所生，兄弟二人形影不离，多年同窗。应异先在本村和庆家塾中受初级教育，旋人本县县学为库生，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偕弟应星赴南昌乡试，并登魁选，应昇为全省第六名举人。次年丙辰（1616）起，兄弟二人凡六次进京会试不第，最后一次在崇祯四年辛未（1631），从此绝意科举。当年（1931）
秋，应异选授浙江桐乡县令（正七品），但在途中染病，又惦念七十七岁的老母，怀着不安心情就任。本想将母奉迎浙江，但母年迈多病，未能前往。
次年（1632）母丧，应昇遂离任返乡守制，丧期满后再赴原任。崇祯八年（1635）转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所至有惠政，有乃祖庄靖风”。康熙《思平县志》（1688）对宋应昇有下列记载：“宋应昇，江西奉新人。崇祯八年（1635）
知县事，冠盗充斥，饥谨洊臻。应异经营捍御，不惜劳苦。念建邑百余年，志乘未备，手辑成书，于兵防、田赋尤三致意焉。其他缮城池、修学校、葺廨字，有废必兴，而不以工役扰民，民至今称之。“族谱更称，恩平地处贫困偏辟，应昇治县有功，崇祯十年（1637）朝廷诰封文林郎，锡之勅命，皇帝制曰：”效有成劳“。又赠其父国霖为文林郎，封母魏氏为孺人，妻余氏亦为孺人。
因应昇将恩平经治得井井有条，得有暇从事著述。崇祯九年（1636）他主修《恩平县志》十一卷，是建县百年来第一部县志的作者。次年（1637）
他集往日诗文成《方玉堂全集》，刊于崇祯十一年（1638），有他的不少朋友为之作序。他又考虑到奉新宋氏家乘年久失修，遂又重修，并刊于崇祯十三年（1640），他是第一个刊刻本宋氏宗谱的作者。可见应昇在1636—1640年间也握笔不停地从事紧张的文字活动。当然，他在准备郡乘、家谱的过程中得到应星的帮助。崇祯十二年（1639）应界于恩平任内考满优等，升为广东高凉府同知（从五品），是府一级行政机构的第二号长官，十六年（1643）
再升为广州知府（正四品）。应昇居官廉洁，“在朝侃侃有大节”，政绩显著，确有乃祖宋景之遗风。“生平学术以忠孝为本，其行事及发为文章，大率不外于此”。惜官居知府任内不及两载而遭明亡，甲申（1644）闻国难，应异悲愤成疾，卧病不起。次年（1645）辞官归里，与家人及弟应星相聚。
居家不进城，有欲约之出者，笑而不答。1646 年，及清兵南下，应昇约同志身披黑衣至城西之百丈山，欲自山崖下跳以身殉国，时值大雪封山而不能往。
时应昇手书两绝以见志：①徐曰都：元孔公传，《宋氏宗谱》，卷22，第69—70 页（敦睦堂本）
其 一、撒手悬崖谁未休，归山正欲唤同游。
如今开落知何似，一夜六花散九州。
其 二、千里江山带雪看，无君此时亦无官。
一生忠孝归何处，惟有冰块念岁寒。
上述两首七言诗是宋应异这位诗人一生中写下的最后作品，可视为他的绝笔诗。他这时死念早已拿定，待未能去成百丈山后，他便朝夕向祖宗牌前呢呢默诉，询之亦不作答。
一日忽泫然曰：“吾其死乎？”，家人惊遽。次日，应升无疾坐中堂而逝。左右人扶至床上，见其鼻口喷紫血数把，盖仰药而死①。时在丙戌（1646），享年六十有九，生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十四日。卒后葬于本县法城乡曾家山，后被崇祀于南昌府及奉新县乡贤祠。卒后遗五子：长子士颖、次子士璜、三子士頵、四子士琐，幼子士融。宋士颖（1623—1672）字茂挺，生于天启三年癸亥（1623），母南昌肖氏。士颖幼淹贯群籍，承家学之渊源，弱冠（1643）隶诸生，以优等食饩（廪生）。丙戌（1646）父报国之日，长子士颖亦欲以身殉之，家人防密而不克偕尽。自是于科举仕宦淡如，以文学居家自娱，性至孝，自父卒后，终生不服色衣。临终时语子曰：“读圣贤书，以明义理。孝佛为先，利录非所期也。”享年五十，著《芄园诗集》行世②。其弟宋士頵（1634—1707）字茂韫，号寓园，生于崇祯七年甲戌（1634），与士颖为同母肖氏所生，娶新建布政公涂绍煃女（1634—？），读书后与其余兄弟一样。均不于清代科举人仕③。
现在进而谈宋应星自身。关于他前半生活动，在其兄应昇的《方玉堂全集》及族侄士元（1649—1716）的《长庚公传》中都有记载，尤以后者为系统。宋士元字文伯，生于清初顺治六年（1649），卒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他是应星传的最早作者。顺治十五年（1658）士元十岁时，其族叔应星年七十二岁，正隐居于家。他们叔侄仍得过从，而士元幼时可能受教于应星，对之较为了解而过从较密，故族叔逝世后愿为之立传。如下所述，应星在顺治末年（十八年，1661）仍在世，而士元亦为13 岁的儒童，不可能为应星写传。清代最早的宋氏族谱修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此时士元早已逝世，故知他为应星写传不是应族谱之需，而是在应星去世时写的；换言之，此传成于康熙年间，而且只能在康熙初年。
又康熙《奉新县志》（1662）成于康熙元年，内有宋应昇传，则应星此时仍健在。如果我们假定应星享年八十，则士元写传的具体时间便应是康熙五年（1666），这时他年18 岁。这篇早期传记后由应星子孙世代保存，他的第五、六世孙多生活于乾隆、嘉庆年间，因而修谱时便将此传提供出来，载于清代诸谱，至民国年间（1934）八修族谱中亦收入卷22 中。此后宋颐麟（1881—？）在《宋应星谱牒及传赞、天工开物等卷》（写本）中也抄人《长庚公传》（图20）。颐麟字僖卿，生于光绪七年（1881）为鸣琦（1762—1840）
之孙、应鼎的八世孙，江西法政专门学校卒业，光绪时任广东、江西知县及安徽大通厘金局局长等职，民国后任江西财政厅制用科①宋应星：宋应升传，载黄虞再：康熙《奉新县志》（1662），人物志②涂锡谷：茂挺公传，《宋氏宗谱》，卷22.第96 页；卷5，第180 页③关于宋士颖等兄弟行略，详《宋氏宗谱》，卷5，第180 页长、两浙盐运使署督察长等①。1933 年母葬归奉新，次年得《宋氏宗谱》，遂将其中有关宋应星材料及丁文江写的传抄于一册，今存江西省图书馆。鉴于《长庚公传》成文较早，不易常见，为保存史料计，特将其全文抄载于下。
宋士元撰《长庚公传》（约1666）
“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幼与兄元孔公（应昇）同学，馆师限每晨读生文七篇，一日公起迟，而元孔公限文已熟背。馆师责公，公脱口成诵。馆师惊问，公跪告日：”兄背文时，星适梦觉耳，听一过便熟矣。‘师由此益奇公。夙慧梢长，即肄力十三经传，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络之所存，古文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传］》、《国［语］），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盖公村大而学博也。
万历乙卯（1615）与兄元孔公应昇同魁于乡，数上公车竟不第。比谒选乘锋（教谕）分宜，士风丕振（大振）。寻升汀州理刑厅（推官）。海贼为祸，公馘厥罪魁，余孽尽宥。旋复匿岛汊生事。事觉，督抚责公养奸。公愿只身往擒，督抚代为危，欲助以兵。公不从，竟单骑直抵贼穴，谕以大义，贼骇且愧，顶炉香以迎，群愿洗心输诚，公焚巢以散其党。督抚以事闻，迁毫州知州。崇祯壬午（1642）、癸末（1643）间，视下盗李肃十、肃七等等聚为红中，分寨乾州后城，奉新、靖安、安义三县茶毒尤甚。官兵屡捕未获。
时公方予告家居，破产募死士，与〔南瑞〕兵备道陈起龙、都司（都指挥使）
何其贤等，密令生员周时琪纵横各寨，阴行间牒。复谋举义侠帅益寰以贡金免焚为名，置酒计杀李肃十并辅将刘子雄等，肃七忧死，贼部众遂解。头目李东阳又招江阳诸盗，益为鬼术以惑众。公复与〔南昌府〕司李（推官）胡时亨同日进剿，贼大败。追入乾州寨，焚杀无算，贼皆奔逃。公与时亨剿抚并用，六月余收拾殆尽，使三县人民至今得安处故土者，公之功为多。后累官至巡道。公退居家食，抒生平学力，掞搞文藻。所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美利笺》等书，皆可传。公讳应星，字长庚，父巨川、祖思南，尚书庄靖公（景）之曾孙。“①《宋氏宗谱》卷五第113—114 页还载有《宋应星行略》（图9），内称：”祖承庆、父国霖。应星字长庚，行平二，邑庠生，明万历乙卯（1615）科第三名举人，任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江南毫州知州、滁和道、南瑞兵巡道。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美利笺》等书行世。生殁未详，葬戴家园祖墓侧。娶视溪余氏、本邑王氏、靖安舒氏，生殁未详。先妣俱葬店前真君殿左（东）侧。子二：士慧、士意。“①宋士元为宋应星这样一位学术家写传，似乎没有抓住要领，除有其他重要遗漏外，竟连传主的生卒年都没有交待出来，虽然按理说他应能知道这些。由于他的漏记，致使后来族谱及江西地方史料对应星均称”生殁未详“或不载生卒年。幸好生年可从《方玉堂全集》中查得，但卒年至今仍无可靠记载，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宋士元对应星活动有一段描述得生动逼真，为后来其余江西地方志所不载。应星的一些著作行世，也赖有此传而为后人所知。不管怎样，《长庚公传》毕竟是清代三百①八修《宋氏宗谱》，卷17《颐麟行略》，第227 页①宋应星行略，载八修《宋氏宗谱》，卷5，第113—114 页年间为宋应星写的唯一可称之为传记的作品。如果这个传记由宋应星知已好友新建学者陈弘绪（1597—1665）来执笔，情况就会大为改观，可是他们二人几乎在相近时间内去世，谁也不能为对方立传。
比起前辈来说，宋应星生不逢时。他正好是当明王朝在社会政治及经济上全面衰败的晚期出世，也适值宋家在政治及经济上急剧跌落之时。1577—1587 年这十年间，伴随着他家家业田产锐减的是家庭人口的猛增，由最初的四口成为八口之家，人数翻了一番。全家只有其父国霖是成年男子，其余都是妇女儿童。这就是说他家的开支比过去多了，而又缺少挣钱的强劳力。这使宋应星从童年时代起直到晚年，一生也没享过什么福。他象民家子弟那样，靠母亲的奶水渡过婴儿阶段而进入幼年。然而他也象农民出身的母亲那样，从小就有着健壮的体魄，又面貌英俊。宋士元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也就是说应星从小就聪明伶俐，眉清目秀，颇得家人邻里的喜欢。士元又说他“数年能韵语”，这种形容可理解为应星从几岁起听父亲及叔祖为他讲故事、诵古诗，而能再向别人转述发挥。他从幼年起便有惊人的记忆力，这一天赋对于未来成为学者是个特别有利的条件。由于他出生在读书人家，所以能较早地接触一些诗文，未上学时已在家中认识砂字。家庭环境又使他从小就有自持能力，不象阔家少爷那样娇生惯养，赖丫环扶持而行走坐卧，他周围的小伙伴也没有达官贵人子弟。一出家门便是农村稻田，这使他较早地接触农业劳动，从母亲那里得知粮食之可贵。他童年天真活泼，思想单纯。
宋应星在七岁（1593）左右与兄应昇在本村内家塾中学习。《长庚公传》中所说的“馆师”，很可能就是族叔国祚。宋国祚宇蕴吾，为宋景长兄宋时之孙，“自幼博学，弱冠补弟子员（生员）。文艺之高、词赋之雅，一时莫与争长。性至孝，因先人晤川公多病，服事汤药者念余年如一日。厥后功名淡如，坚课（授课）子侄，故子孟登淹贯经史。而堂侄广州太守（知府）元孔公（应升）、汀州别驾（知州）长庚公（应星）兄弟同魁（一同中举），裔孙士逵、士达齐鸣庠序（一同考入县学），皆公课读之力也。”①可见应昇应星兄弟幼时向族叔国祚接受小学教育时，还与族侄士逵、士达等同学。应昇还说：“余不肖髫（年幼）时，读书于塘季公家塾者八年”，塘季是其叔祖和庆的号。宋和庆由进士出身，在外做官后不久归里，热衷于教育事业，在奉新北乡本村创办学馆。宋应昇既在和庆办的学塾中学习，又与应星同学，则他们的共同老师国祚很可能就在和庆创办的学馆中任教，是宋应星的启蒙老师。当时在学塾中学习通常需七八年，分两个阶段。首先是识字教育，训蒙课本有《千字文》、《百家姓0》和《龙文鞭影》等书，其次学习平仄、作文及经书。宋应星入学年龄肯定比其兄应昇早，这样他们才得以同学。按当时教学方法规定，学生从早到晚在学塾内读书、背书、写作文。宋国祚规定每个学生每日清晨读生文七篇，然后背诵。据宋士元记载，一日应星起迟，而其兄应昇已将限文背熟。老师责问应星，但他却能脱口成诵，问其故，则称他醒来时听兄长背文，“听一过便熟矣”，于是愈发使老师惊奇，而他作文之佳也使长辈①涂锡盛：蕴吾公传，载《宋氏宗谱》，卷22，第54 页赞赏。如以应星七岁入学，则四年后十一岁时（万历二十五年，1597）
他便完成小学第一阶段的学习，而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学习。这一阶段学习内容逐步加深，就象宋士元所说，“夙慧稍长，即肄力十三经传”。所谓“十三经传”，指《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家经典，也就是每个读书人必读的“四书”、“五经”之类。熟读这些经典，就为以后的科举考试打下基础，因为试题范围多在四书五经的章句之中。
宋应星在第二阶段的学习大约为四年，即十一岁至十五岁（1597—1601）之间，而他这时已经换了老师，同时又有了另一批新的同学。看来宋国祚负责学塾中初级班的教学，而高级班则由另外的馆师担任。这位馆师便是新建的学者邓良知（1558—1638）。邓良知字未孩，号玉笥，举人出身，在科第前曾从事教育。宋应昇在《大参玉翁邓老先生七十寿序》（1628）中谈到向良知列队祝寿的学生时指出：“其始进，则廖君邦英”，“其又进，则宋君国璋，君父（和庆）别笃（同知），而祖冢宰（吏部尚书宋景），少事先生于家塾？其又进，则宋君应昇、应星兄弟、君兄弟乙卯（1615）
并隽遇矣（中举），而主今尚在公车（会试），且嗣息尚存孱（孩子年幼）。？
其又进。则宋君士中，君名家子，蚤举孝廉（早已中举），人仕有声。“①由此则可知这时宋应星、应昇弟兄的同学还有本县的廖邦英及同族的宋国璋和宋士中等人。宋士中字青获，号然石，应和之子，中举后任工部郎中等官，是应星的族侄。廖邦英（1569—1642）字千谓，奉新诗人，应昇、应星的契友及亲家。而宋国璋字毁白，号玉津，和庆之子，应星的堂叔。他既”少事［邓]先生于家塾“，即自家的学塾，则邓良知授课应当在宋和庆办的学塾，负责高级班。邓良知一家与宋家有世交，两家子弟常通婚，关系密切。故和庆卒后，良知为其墓碑题额时自称”通家“，正反映这种亲戚关系。因而宋和庆将其延聘于自己的学塾，乃是顺理成章的事。关于邓良知的详细情况，将于第五章中介绍。
宋应星学习期间刻苦努力，成绩优异，不但使宋国祚惊奇，而且也赢得另一位老师邓良知的好感。邓、宋师生之间虽相差29 岁，但相处甚为融洽，后来竟成为儿女亲家。宋应星的少年时代主要是作为学生而在家塾中学习。
父亲让他学习，为的是希望他今后有所作为，成为象宋景那样得科联第而身居显宦的人物。他自己也在这时立下大志，通过科举人仕而为国家效力，争取作一番事业，亦使宋家重新崛起。他所受到的小学教育，肯定是封建正统教育，无非是“忠孝”之类的道德哲学。所谓“忠”，就是忠于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这是十三经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所谓“正统”，就是以每个王朝皇族内的世袭统治为合理合法。这种忠君和正统思想，对于当时还没有是非辨别力的少年学生宋应星，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影响，以致后来他成为进步思想家时，还摆脱不了这种影响。这种思想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也还有经济原因，宋家虽是日趋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也毕竟受惠于封建政权，政权一垮台他们便一无所有。这同敢于武装造反的身无分文的贫苦农民是不相同的。另一方面，他在这时也受到一些较为积极的思想教育，比如爱国思①宋应■：大参玉翁邓老先生七十寿序（1628），《方玉堂全集》卷五，第13—16 页（1638）
想、富国养民与重农的经济思想、选贤良除奸邪的吏治思想、民族正义思想、坚持真理的勇敢精神和做人的道理等等，也对少年宋应星产生思想影响，构成他后来思想中的出发点。总之，他把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都接受下来。由于他的老师都属于社会下层人物，学问和品行较为端正，使他接受的积极思想因素要多一些，因为老师是宋和庆严格挑选出来的，目的在使宋家子弟受到较好的教育。看来他的学塾办得很成功，以至吸引了本县其他较远地方的非宋姓子弟也前来就学，而在这里的确造就了一些优秀人材，宋应星弟兄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支配宋应星努力学习的思想动力仍然是科举人仕的念头，这种情况保持很长时间。
当然，对于少年时期的宋应星来说，学习之余或节假日还有不少别的事可作。他是个爱动的孩子，自幼喜欢游历，除与兄应异在县内外走亲访友外，还与伙伴们登山远足。北乡离县城30 里左右，城北的狮山是常去之地，登上此山可鸟瞰全城及远处高山。从县城再向西北走五十里，便到越王山，相传是春秋（前770—477）时越王勾践伐楚屯兵之地，建越王城于此。在县西120里处有全县最高的百丈山，周围四十里，冯水倒出飞下千尺，为风景一绝。
唐代大智禅师开山创寺（百丈寺）时，唐宣宗曾潜游于此，相与赋诗。在百丈寺等名胜古迹可见唐宋元以来历代文人学士诗文碑记，这里留有不少名人足迹。登山瞭望，四周景色尽收眼底，既可发思古之幽情，亦可叹沧桑之变迁。在此饮酒赋诗、畅谈，确是别有风味。尤其一年四季这里都有不同景色，吸引着宋应星多次前往。宋代文人黄庭坚（1045—1105）咏百丈诗云：“万丈雄峰插紫霄，路当穷处驾仙桥。上观碧落星辰近，下睹红尘世界遥。螺簇山高青压压，练迤水绕绿迢迢。当门老柱枝难长，绝顶孤松叶不凋。才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尽寒方消。朝阳老衲针把长，度夏禅僧扇不摇。龙向池中兴雨泽，鸟依窗外奏萧韶。游人未必常居此，暂惜禅房宿一霄。”宋应星想必也会在此写下诗篇。百丈山是如此让人留连忘返，以至明亡之后应星兄应升想以身殉国，也选中死于此处。奈大雪封山，才在家中仰药而卒，已如前述。北乡是四通八达的开阔地，从此处东行便很快到达新建，再东行八十里便至省城南昌。这两处是人文会萃之地，同样有名胜古迹可寻，而新建更有宋家亲友。宋应星在奉新周围游历中留下了美好的少年回忆和早期的诗篇。
然而他这时主要时间用于学习。在这期间万历二十七年（1599）嫡母甘氏逝世，遗留下次兄应鼎，但已十八岁了。他们四弟兄葬母于高塘山，服丧后继续学习。
大约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宋应星十五岁时，他以优异成绩卒业于北乡学塾，取得童生的资格。他下一步目标是进入县学。然而明初规定每个县学中生员只有20 人，而各乡童生则很多，竞相涌人县学。于是出现竞争，须经三道考试均及格，才能得准进入县学校来学习。首先经县试，由县官在每年二月份主持，应考童生须作八股、试贴诗、经论等，依名次录取。合格者再于四月去所在府接受第二道府试，及格者再经受由省学政主持的考试。每次都淘汰下不少童生，最后每县只剩下20 人有资格成为县学生员或廪生。宋应星、应异弟兄经过层层筛选，都得及格，成为奉新县学廪生。他们每月得给廪米六斗的生活补助，从教谕那里接受较高的正规教育。教谕一般多是举人出身。宋应星进入奉新县学（图17）时可能是十六岁（1602），即万历三十年左右。一般要人庠九年，到他25 岁（1611）时，才修完学业。也就是说，在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九年（1602—1611）间，他青年时代是作为廪生在县学进学。在这期间除进一步研习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以及诸子百家书。宋士元说，应星“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络之所存，古文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国，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所谓“关闽濂洛”中的“关”，指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1020—1077）及其陕西关中弟子建立的学派。闽学指在福建讲学的理学家朱嘉（113O—1200）学派，濂学则为濂溪的周敦颐（1017—1073）一派，而洛学是讲学于洛阳的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兄弟一派。由于宋应星淹贯宋人著作及诸子百家，使他对哲学产生很大兴趣，但“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就是说既能深入钻研，又能独立思考。可见他此时已有了思想判断力。从他后来思想的发展情况看，他此时受宋学中张载学派的影响较大，但能吸取濂闽的学术成果。他青年时代还学习了周秦、汉唐以来的古文及历史书，包括《史记》（龙门）、《春秋左传》及《国语》（左国）以及《汉书》、《后汉书》、《晋书）、《三国志》、《新唐书》、《旧唐书》、《宋史》等。他所涉猎的诸子百家包括各学派的著作及农医历算等科学技术著作，如《山海经》、《荀子》、《论衡》、《昌言》、《政论》、《韩非子》、《老子》、《庄子》、历代史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糖霜谱》、《墨谱》及《本草纲目》等，还有一些文学著作。①宋应星在青年求学期间广泛涉猎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打下广阔的知识基础，也培养他对哲学、科学技术、政治学、经济学和文艺方面的多方面的兴趣。这从他日后写出的著作中所引经史典故之熟练程度，便可得到证明。但他对诸子百家言与对宋四大家学说采取同样的态度，即“排宕渊邃以出之”，既能人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以吸取诸家思想精华为宗旨。
按照明代教育制度，县学生员还要接受岁考，由省学政主持，三年考两次，以文字优劣分为六等，三等以上及格者允许参加乡试。宋应星至迟在二十四岁，即万历三十九年（1619）时已顺利通过岁考，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而他在县学人读时期，由于弟兄都已成人成眷。所以在他十八岁那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弟兄们开始分家。原来统一的大家庭现在分为几个小家庭，自然财产也经受一次再分配。在第二章中分析了宋家田产1576年时充其量在一、二百亩之间，但此后一场无情火灾使他家蒙受经济财产上的重大损失，田产自然会减少。加之宋家的婚丧嫁娶又耗去不少资财。从1576年起经过28 年到宋应星四兄弟分家时，田产充其量在百亩左右，再一分为四，则宋应星一股所得到的不过25 亩田，充其量为50 亩。这同时宋应星娶枧溪余氏为妻，但先后生有二女而无子，父母催促他在库生时期再继娶本县王氏，仍不得子。遂再娶靖安舒氏，舒氏生了应星的第一个儿子，乳名周天，就是后来的士慧。应星在学期间成为他这一家之长。他母亲魏氏原来为大家庭操理家务的重担，从此得以减轻。母亲在分家后与应昇一家在一起，帮助料理孙子，且应异至孝，又身为宋家长子，有侍奉父母之义务。虽然应星与①潘吉星：天工开物所引文献探源，《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199—203 页（巴蜀书社，1989）
胞兄应异分了家，但他们兄弟二人仍情同手足，不可一日相离者。应昇作为长兄，与其余两个同父异母弟弟也相处和睦，使他们这一大家四小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融洽。只有幼弟应晶个性奇特，分家后离开雅溪农村，而携妻迁居于奉新县城附近另起一户。此人有异才，本可大有作为，只是对科举没有兴趣，以布衣终其身。他是较早与科举决裂的宋国霖之子。他之所以迁往城区，料想是其第二房妻为张相国之女，富贵家庭出身，不愿住在农村。也许因眷恋此妻，使应晶不再进取。因此他与科举决裂而并非出于对这种制度弊病的认识。
当宋应星入庠时，江西巡抚夏良心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在南昌刊刻了一部重要的科学著作，即湖广靳州人李时珍（1518—1592）的《本草纲目》52 卷（图18）。在这以前，胡承龙已于南京刊刻了第一版（1596）。这部书总结了中国历代本草学的成果，具有丰富的科学资料和思想内容，是明代高科学水平的巨著。问世后不胫而走，成为“士大夫家有其书”的畅销书。夏良心为广其传，乃于江西再版。江西本是《本草纲目》的第二版。宋应星早就对科学技术有兴趣，他家人中也有对医药有研究者，因而当他来省城参加府试之际，自然会从南昌书肆中看到刚出版的这部书。他后来在《天工开物》中屡次引用《本草纲目》，说明他早已熟读了李时珍的著作，而他在自然哲学方面关于新五行说的思想也受到时珍的影响。他还在求学期间研究了天文学及历法、乐律、语言文字之学及诗学等方面的著作，并丰富了这些领域内的知识。他可能还习过绘画，否则《天工开物》中那些优美的插图就不会设计出来，而这类工程技术画是不懂科学技术的画家或画工画不出来的。自然宋应星这时也学会弹奏某些乐器并与同学们学余时奔棋。他写的诗也不会少，因为他说：“束发即事沈郎”（《思怜诗序》）。“沈郎”指南朝诗人沈约（441—513）。此处转意为写诗，可见他在庠生时期作了不少诗。因此族内人说他“才大而学博”，自非夸张之词。他在青年时期随着独立思想的形成和智力的增长，也将自己的身体锻炼得很强健，但不是靠山珍海味或补品，平日只进粗茶淡饭，靠运动来健身。他坚持每天步行，而从北乡到县城或县城到郊外，往返几十里便是很好的运动。他认为“山中樵客食无酶（不进酒肉），热芋寒（粗茶淡饭）八十来”（《怜愚诗》第二首）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他靠山中樵客这种办法，最后也果能享寿80 岁。
宋应星是个事事务实的人，讲求实际，尊重实践。他又有求知的渴望，想对天下各种事物都要“见见闻闻”。这是他在青年求学期就已形成的个性。
不懂的事物或事物之道理可从老师讲课和阅读百家书中求得，但宋应星有一个独立思{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116_1.bmp}考的头脑和对前贤诸说怀疑批判的精神，不肯盲从。当他学到某种学说，总想与实际作个对比。比如在哲学领域中为什么他能接受王充、张载的思想呢？因为他将诸家之说对比后，认为王、张之说较符实际。
按宋明理学，枣梨之花只有吾心认为存在才存在，离开心（思维）则不存在。宋应星显然看出，当这些思想家睡觉或死亡即心思不再活动时，山上的枣梨之花照样盛开。因此他既要见见闻闻，又对见闻之事加以实践的检验。这就使他在青年时期思想中萌发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然而正如以后我们所看到的，他在这一时期内没有受到专门哲学上的训练，后来在表述其哲学思想时，时而存不周密之处，而他也没有把对任何见闻都用实践和理智检验的精神彻底贯彻下去。在他后期优秀的科学技术著作中残有思想废渣也就并非偶然了。他在青年时代培养起来的怀疑批判精神固然可贵，可是后来他到处用这种眼光看待一切尤其李时珍的某些本草学说，则又走人另一极端。然而总的说，还得肯定他在青年时期形成的思想和个性的积极之处。
自从宋应星入痒后，他不再象往时那样作单纯的郊游，而是注意于在新建、南昌等地以文会友，结交志同道合的知己。除老的亲友、同学外，这期间他还结交了新建的陈弘绪（1597—1665）和吉水的刘同升（1587—1645）
等人。弘绪比应星小10 岁，而同升则与应星同岁。他们都是名宦之后，后来都成为江西的著名学者。他们之间或是自行相识，或由别人介绍，不管怎样，却是一见如故，遂成终身之交。据刘同升回忆，他与宋应星订交始于万历三十八年庚戍（1610），①地点应是在南昌。因同升家居赣南，不易经常会面，二人约30 年再会。而陈弘绪离奉新甚近，得以经常往来，陈家藏书万卷，是吸引宋应星的地方。通过邓良知的关系，宋应星还可能结识新建的其他年青朋友。他现在有了自己的社会活动圈子。有思想的年青士子相聚，总不免谈自己身世、抱负以及学术和国家大事，这种交往对宋应星来说是有益处的。
陈弘绪和刘同升的父亲都是清官，与贪官污吏作过斗争，了解当时官场中的**现象。万历二十五年（1597）刘同升父任京师国子监祭酒之时，因秉公执法而被人诬陷，引疾归，几年后含冤而死。同升早年又受著名东林党领袖邹元标的思想影响，对明末社会政治持批判态度。陈弘绪与刘同升都是思想激进的青年，他们都立志要用自己的行动在今后的社会活动中与腐朽现象作斗争。当宋应星得知，这两位朋友的思想和抱负后，与之同感，恨相见之晚，遂互相激励各自作出努力以施展共同抱负。他们认识到，要想济国济民并与社会腐朽现象斗争，只靠在野书生的地位是不行的，必须通过科举挤人官场内部才能有实现政治抱负的能力和机会。基于这一认识，宋应星与他的朋友商定，首先是搞好学业，再力争科举成功，待人仕后再施展抱负。
因而我们看到宋应星思想中的一个演变。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宋应星有科举人仕念头是为宋门增光、完成乃祖乃父未成之业的话，那么青年时代他有这一念头是出于更高一层的考虑，把科举人仕看作复兴社会、济国济民的手段和施展理想抱负的必由之路。他与兄应异交换意见后，也取得共同认识。
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兄弟二人在此后多年间不辞劳苦，甚至在北上会试途中甘冒丧失生命的风险而必求最高功名的原因。如果心中没有更高的理想激励，而单纯为个人、自家家庭目的的话，他们取得举人称号便应满足，倘仍不足，则会试三、四次失利之后也不会再作努力了。陈弘绪、刘同升、宋应星、宋应昇这些人此后的行动证明，他们参加科举决非单纯出于个人动机，而是受更高的理想抱负所驱使。判断一个人思想最好的尺度是他的行动；判①刘同升：宋长庚过访山中兼怀李匡山，载《锦麟诗集》卷八（南昌木刻本，1937）
断一个人行动的动机如何，不是看他自称如何，而是看他作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从第五章中我们会看到宋应星的友人陈弘绪、刘同升、姜曰广、曹国祺和他自己的胞兄宋应昇等人，在明末及明清之际为坚持正义事业而甘愿丢官，甚且敢于舍弃生命的慷慨悲壮的行动。如果我们还认为他们科举人仕只是为了求得名禄，就未免冤枉了这些明代的义士。与上述人比，宋应星在批判明末社会政治、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及坚持抗清立场等方面，是同样坚定的，只因其个人经历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封建社会里科举人仕的人多得很，但动机和思想都不尽相同，既不能一律否定，也不能一律肯定，要根据每个人的行动作具体的分析，而行动又同社会效果相联系，看这种行动是否利于社会前进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关于宋应星少年、青年时代入学塾念小学拜师及人县学就读应试等事，文献资料中只略为提及，未指明具体年代。但今日为古人立传，便不能只以古代文献的片断记载为满足，要求把事件发生的经过及时间尽可能考证出来，又不能随意编造，因为历史与文艺创造毕竟是两回事。我们前述年代，是根据明代教育制度及士人一般成长过程，再结合宋应星具体情况推出的。
这样作，可使他前半生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有个时间顺序可寻。有的年代与实际情况可能间有出入，但准确年代我们又不得而知，盖文献不足微也。与其使事件杂乱无章、时间含混，不如理出个头绪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欣赏50 年代燕羽先生把宋应星生年推为1597 年左右的作法①，因为那时的确很少有人注意到长沙和南昌有关图书馆里收藏的《方玉堂全集》及欧阳成的手稿。
这总比说他大约生于万历年间较为具体一些，因为万历年（1573—1619）共47 年，人们不能由此得出有关宋应星生年的具体概念。更何况后来由于发现新资料，证明原来推断与实际只差十年，总比在47 之间游荡要好些。我们希望这次关于入学时间的推定基本符合应星的情况，但也许不会再有10 年的误差了。因为90 年代时对宋应星的了解要比30 年前多些。如果本书读者有证据提出更好的时间安排，或又有更新的资料发现，我们乐于接受，以便今后修改。
如前所述，宋应星至迟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二十五岁时已顺利通过省学政主持的岁考，而取得乡试考生的资格。而次年壬子（1612）正是乡试大比之年，宋应昇、应星有可能来南昌应试，但榜上无名。这是因为乡试竞争更为激烈，由全省各县历届的生员前来应考，一次不成再应试的情况是常有的事。他们兄弟在第一次乡试失利后虽感到有点沮丧，但并没有气馁，继续准备下次再试。而这就意味着要耐心再等待三年，才有再试机会。《明史。选举志》载，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朱元璋颁布《科举程式》法令。其中规定每隔三年逢子午卯西年八月在各省城举行一次乡试。转眼间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乡试之年又至，江西各路生员又齐集南昌。宋应异、应星作了精心准备后，1615 年秋八月从奉新赶到省城乡试考场。《科举程式》还规定，乡试分为三场。八月九日为第一场，考四书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三道题，另有五经义（《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及《春秋》）四道题。八月十二日为第二场，有论一道、①燕羽：宋应星《天工开物》（1956），载李光壁编：《明清史论丛》，第279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代古人立言。八月十五日为第三场，有经史时务第五道。第一场四书五经试中，考生可自选一门。《科举程式》又规定考题取四书五经中章句，答卷以排偶八股文体书写，每题写300 字以上，分为破题、承题、起讲、领讲、提比、中比、束比及大结等八股（八段）固定程式，紧扣命题书写答卷。考试由省最高行政机构布政使司主持，试卷由该司印成。卷首书考生本人及三代姓名、籍贯、年甲及所选本经。每场考试一大，黎明入场，傍晚未完卷者给烛三支，编号入室，官给笔札及饮食。乡试有主考官二人，多进土出身，有时亦由朝廷委派，同考官四人。考生用墨书卷，由謄录官抄以朱书并只写考生编号，交考官批阅。每卷经收卷、弥封、謄录、对读、受卷等程序处理，考场有专人监守。每卷由同考官先阅，写上评语，再交主考官批阅。因此一张卷便有6 名考官评语，然后定夺。只有三场考试及格者，方得中第。
称为举人，按名次发榜。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江西乡试考题内容，我们一时没找到，却找到天启七年（1627）江西乡试有关档案①，特介绍出来以见一端。因为每年乡试都是这个格局，只不过具体命题在各年有所不同，从天启乡试足可想见宋应星参加的这次乡试。天启七年江西主考官是朝廷委派的翰林院编修倪元璐（1593—1644），监临官是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提调官是江西左布政使和右参议，监考官为按察司副使，而同考官自由江西主要府的推官及县令组成，多为进士出身。此外有印卷官、收掌官、试卷官、弥封官、受卷官等，都具名。第一场四书义考题为：（1）“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从容中道圣人也”；（3）“皜皜乎不可尚已”。五经义考题为：《易》：（1）“在师中吉承天宠也”：（2）“益动而巽，日进无疆”；（3）“知以藏往”；（4）“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书》：（1）“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2）“监于先王成宪”；（3）
“用敷锡厥庶民”；（4）“率惟谋从容德”。《诗》：（1）“八月在宇”；（2）“君子攸跻”；（3）“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4）
“有虔秉钺”。《春秋》：（1）“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僖公二年）；（2）“秋齐侯使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僖公三年）；（3）“春王正月公会齐”（僖公四年）；（4）“冬楚子使椒来聘”（文公九年）。《礼记》：（1）“庶民安，故财用足”；（2）“动已，而天地应焉”；（3）“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4）“清明在躬”。在五经中选答一种，答毕每经中之四题。按每题题意写出300 字以上的八股文。第二场论，是作文：（1）“圣人博闻多见，蓄德以待物”；（2）诏诰表（内科一道）：“
拟汉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苦教化之要“（始元元年）；（3）
“拟唐以马周为监察御史诰”（贞观六年）；（3）“拟上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成，学士胡广等恭呈御览进表”（永乐十三年）。论①《明代登科录编》，第22 册，天启七年江西乡试，第1210—12123 页（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1977）
的内容主要让考生代古帝王虚拟诏诰，或代儒臣写表文。第三场经史时务策考题极其冗长，将在后面介绍。这是最后一道考试，一般从经史典籍中取出一事，然后发问，令考生作答。
现在转向万历四十三年秋八月宋应星、应昇参加的这次乙卯科江西乡试。查康熙《西江志。选举志》（1720），我们知道参加这年乡试的各地生员一万名，但经过三场考试均及格而中举人者只有114 人。其中有5 人在外省考中，本省考中者为109 人，均有姓籍可查，可谓百中取其一。乡试中第一名举人称为会元，这一年江西乡试的会元是安福人工绩灿，奉新人宋应星名列榜首居第三名，其兄应异第六名。奉新考生中只有宋家兄弟二人及第，且名列前茅，故时人称为“奉新二宋”。同榜中举的还有新建人涂绍煃（第四名），以及新建姜曰广、南昌万暇等人。涂绍煃及姜曰广既是应星弟兄的同年学友，后来还成为亲戚。“奉新二宋”在南昌与朋友话别后，凯旋而归，家人十分高兴。而正好这一兔年欣逢其生母魏氏的六十寿辰，这是应昇、应星两位孝子送给母亲的最好生日寿礼。家中双喜临门，操劳大半生的魏氏此时笑逐颜开。次年（1616）应星又喜得长子士慧，接着便是父亲的七十大寿，他们家的喜庆事接连不断。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现在宋应星以二十九岁之年而登乡试第，在科举之途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不管他自己怎么想，家人看来承庆、国霖这一支的后代终于有了科举功名，族人也当刮目相视。应昇、应星为实现其青年时代立下的壮志和理想，发誓继续进取，以求再拿下进士的功名。但他们这时想起了已故祖母大半生守寡、养育子孙的艰难困苦，遂趁中举的势头，恳请江西督学胡泰六为祖母授旌表彰，得允，遂为之建坊。国霖率全家老小告慰于承庆墓旁安息的顾氏灵前。顾氏有知，足可瞑目矣。
明代科举分乡试、会试，而以会试最关紧要。会试亦每隔三年一次，逢乡试次年即辰戍丑未年二月在南北两京举行，而以北京会试为主。但有时遇到皇帝登极或寿日，临时加设“恩科”，不一定非逢辰戍丑未，这属例外情况。参加会试的一般均为举人，考试程序类似乡试，但由礼部主持。在当年二月九日、十二日及十五日也分三场考试。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举人参加南京会试，其余各省举人则集中于北京贡院，（今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旧址），因之参加北京会试的人数最多。会试有主考官二人，均由朝廷任命，另同考官八人。试卷由礼部加印盖章，三场考试内容均同乡试，命题及答卷格式也类似。会试二场及格者称贡士，然后再由皇帝向贡士亲发策问于内廷，称为殿试，以定甲第。一甲三名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二、三名称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名为赐同进士出身。殿试在三月举行。凡中举的人一般都要参加会试，以求最高的科举功名（进士）。这对宋应昇、应星而言自然也毫不例外。
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提到宋应星“数上公车竞不第”。按汉代时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之人，后世因称举人入京会试为“赴公车”。“数上公车竟不第”，指应星数次赴京会试而不中。但具体多少次他没有言明，不过宋应昇在《方玉堂全集》中有“六上公车未辞苦”之诗句，于是吉水欧阳成于1935 年写的《江西乡贤事略审核意见书》中称宋应星“五上公车不第”，具体解明了宋士元没有说清之处。我们先前曾一度从欧阳之说，但现在看来还是宋应昇说得可信，的确是六上公车。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首先要弄清他们兄弟二人最后一次会试在哪一年，再看看在这一年前至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之间到底有多少次会试。宋应异在《先母魏孺人行状》（1632）
中说：“况不孝昇自庚午（1630）秋别母北征，遂成永诀。比辛未（1631）
秋授选“。庚午是崇祯三年，从这年秋北上，当然是为应次年即崇祯四年辛未之会试，因应昇落第，而不拟再试，遂于是年秋授选为浙江桐乡知县。这就是说，最后一次会试是崇祯四年辛未（1631）。
查彭孙贻（1615—1673）《明史纪事本未补编》卷二《科举开设》，载万历四十四年至崇祯四年之间（1616—1631）15 年内确有6 次会试：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四十七年己未（1619）、天启二年壬戍（1622）、五年乙丑（1625）、崇祯元年戊辰（1628）及四年辛未（1631）。①因此宋应昇六上公车之具体时间已一清二楚。他自幼与弟应星形影相随，又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科举，则应异会试次数及参试年代与应星全同。值得注意的是，宋应昇本人也记载了他与弟北上会试的情况。他在《乙卯冬发舟北上。未至湖口十里作》（1615）诗中写道：“我年三十余，足不出州党。每每览舆图，时时寄梦想。吾弟亦复然，遐征从北舫。”宋应界还在《江行有怀》（1615）诗中写道：“朝发皖城暮池口，西风飒飒吹帆走。留连苍翠解娱人，展转幽怀心自绕。？人情翻复路难通，否泰年来道亦穷。幸好偕计复偕弟，那堪临水又临风。临风短鬓萧萧到，去绪来难自恝。子恒三十尚咨嗟，况我生年三十八。”①这里清楚说明，应昇、应星兄弟万历乙卯八月乡试中举后返里稍事休整，便于当年冬启程北上京师，以应次年丙辰（1616）
科二月的会试。他们的乡试同年朋友涂绍煃、姜曰广和李光倬等人亦当同时前往。
正如宋应昇所说，他乙卯年三十八岁，则弟应星为二十九岁，可想他们怀着希望第一次告别家人离开本省，踏上前往京师的万里征程。舟行至本省九江府湖口江面上，应异诗兴大发，故而欣然命笔。湖口在江西西北角，沿长江再往下行船便到南直隶（今安徽）境内，待至池口时应异再次赋诗。
他的这些诗句不但抒发了当时的思想感情，而且还告诉了我们关于他们兄弟二人首次参加北京会试的具体时间和北上路线。首先他们从奉新路径新建陆行到省城南昌，从南昌码头乘船经赣水至都阳湖，再北航至本省九江府的湖口。这一带水面起狂风，故应异有“那堪临水又临风”之诗句。到湖口小歇后，需转船沿长江顺流东行至南京。他们欣赏了这个六朝古都的风貌，结织了若干新友，离开南京至镇江，在镇江靠岸后还要再乘船横渡长江至江北。复于江北瓜州镇又一度转船沿京杭大运河的潜运航道北行，途径扬州、高邮、宝应、淮安、徐州而进入山东境内。由此继续乘船北行，先到济宁州，经东昌府、临清州及德州进入京师顺天府境内。他们兄弟继续沿运河北行，经沧州①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科举开设》，载《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第1557—1558 页（中华书局，1977）
①宋应■：《方玉堂全集》诗稿卷二，第16 页（宋瑾刊本、1759）
（长芦盐场所在地）、天津卫，过香河到达通州，最后由通州向西陆行至京师朝阳门，再穿过街道至考生报到处。因而可以看出，他们这次旅行路线基本上是水路，只是首尾两站有短途陆行。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详述这种旅行路线，是因为宋应星沿此路线会试途中作了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为他日后写作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及政论集《野议》等书收集了必要的资料和论点依据，对他思想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这些经历他便无法成就其大业。
但宋应异只提及他们旅途中从南昌至湖口的一小段路程，如何知道其沿上述路线逐段逐城的大段旅行路线呢？根据他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及江南一般举子北上应考所经交通路线，也只能如此。这是花费少、省时间的最佳路线。
但沿途行船较为劳累，尤其鄱阳湖及长江水面上的风浪反复无常，船行颠簸，最为危险。然从镇江到江北一到大运河阐口，此后向北行船便基本上一路顺利了。宋应星在历次乘船远行时，都密切注视着船上水手如何运用娴熟的技术而与风浪作斗争的场面，因而他后来在《天工开物。舟车》章中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及科学分析对航运技术作了生动而精彩的描述。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则对应异没有言及的湖口旅行路线亦会得知其详。这就是说，他们1615 年秋北上时行程九万里，途经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河北五省，路过南昌、湖口、安庆、南京、镇江、常州、扬州、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德州、沧州、天津卫及通州等15 个重镇。自幼爱好游历的宋应星，这次大开了眼界，过去从舆图中看到的地方，现在身临其境。他不顾旅途的劳累，与应异在一起从中尝到了乐趣。当哥哥诗兴大发时，他必会有诗相答，因为他们都是出口成诗。人在兴奋期间赋诗，总不免“志淫而露少年狂”（《思怜诗序》），就是说意志奔放而显露出青年人的锋芒。写这些诗时，宋应星已脱离青年时代而进入壮年时期。但他的雄心壮志未减当年。他青壮年时基本上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一幅修身、齐家和治国的蓝图，一心想通过科举而从政，以实现其抱负。而且他颇有信心地以为将来会成功地完成其大业，这样不但为国家作出贡献，并使宋家增光，而其自身亦随之富贵，就象曾祖宋景那样。他认为象他这类人会为政权机构所赏识并被选中。总之，他把一切都盘算得十分理想。因此他在壮年时代前期写的诗，就象他后来所回忆的，其特点是自由奔放、充满锐气和理想，有如晋人陶潜（365—472）的田园诗那样。但后期的诗作则表现为心情激愤、充满怒火和恕气，有如唐人王勃（649—679）的牢骚诗那样（见《思怜诗序》）。但总的说，他壮年时代仍对未来的追求寄予希望。尽管这些诗作后来被他付之一炬，仍可从总的情调中看出他此时的思想意境。
宋应星、应异弟兄从奉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至丙辰年（1616）春节时，他们是在旅次中度过的，虽未与家人团聚，但看到外省城内节日的盛况。此行用了总共五个多月，待他们到京师时已临近二月会试之期。丙辰年会试，朝廷命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吴道南及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事刘楚先二人为主考官。宋应星弟兄在二月九日、十二日及十五日三场考试中认真书写试卷，但榜发后贡士录取名单中却不载其名。与乡试结果适反。然而不学无术的顺天府考生沈同和却靠门径贿赂而成贡士之首，吴中士子“甚噪考官马首（看眼色行事）。同和首篇文全系坊刻，而贿买编号，与赵鸣阳连席，代为完卷者。二主考及房考韩光枯俱自劾检举，革去同和名，与赵鸣阳下法司，俱问遣。是科会试竟无第一名，从第二名起。时鸣阳亦中第六名，未廷试问革。
停选庶吉士。“①可见宋应星第一次参加的这科会试，便碰上从主考官到考生之间存在着贿赂舞弊行为，结果使有才者落第，无术者首选。这场政治丑闻揭露后，考生大哗，二主考官丢人自劾，舞弊者革名下狱。沈同和靠买通考生编号、夹带小抄及旁人代写答卷的恶劣手段而骗取会元功名，终被揭穿。
这件事在京师曾一度哄动，宋应星亲身目睹了明末政治官场中的这种黑暗现象。与他们弟兄同时来京会试的江西举人姜曰广、涂绍煃等，也没有在此科及第。他们无意在京久留，遂迅速启程返赣。回程路线他们没有提到，但不外陆路与水路二途。陆路则乘北方大马车、双缱独辕车、牛车等，经今河北、河南至湖北，再从湖北乘一段船至江西，途经真定、开封、信阳、武昌等大城市，逢天黑要多次投宿旅店。水路则从通州仍乘船沿运河南下至杭州，再转乘浙江的西安船逆钱塘江向西南行至衢州府，转船沿锦江顺流至余干，就离南昌不远了。一般说顺水行船日进400 里，逆水则日行100 里。同样需要几个月才能由京师到奉新。看来所有这些路线在宋应星以后历次会试时都经历过，他对沿途各主要地点工农业生产技术及社会情况都较熟悉。首次会试失利，因考场舞弊，宋应星弟兄等准备下次再试。
从《方玉堂全集》中我们得知，应星弟兄曾拜师于南昌学者舒曰敬（字元直，号碣石，1558—1636）门下，而与涂绍煃等同学，但未提具体时间。
本书第五章已考得他们就师于舒氏，当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之后，即首次会试（1616）
失利之后。为提高下次会试的能力，有必要从名师习制艺。
舒曰敬是有30 年书院教学经验的教育家，早年中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任过知县及府儒学教谕，在南直隶徽州府（今安徽）所在的紫阳山书院讲学二十多年。其文辞甚优，尤长于制艺，一时名公钜卿皆出其门①。我们所以认为宋应星弟兄从师舒氏在1617 年后，是因他正是在这一年从徽州府（今安徽）来江西主持白鹿洞书院。而应异、应星是慕舒氏之名，而来庐山白鹿洞书院与涂绍废等同砚席的。1634 年宋应异在祭涂绍煃母文内称称其公子与“不佞兄弟乡籍并同，且相参乎研（砚）席，又肺腑之获通”②。这是说涂母之子绍煃与宋应昇、应星兄弟同年中举人，又是同学关系，而且有脏腑之交。绍煃母卒时，应星也赶往新建参与追悼。其次，1616 年应星弟兄与绍煃会试失利后，应星于当年秋便已返赣，而绍煃则在外地滞留一个时间，至1617 年才回到江西。
他们三人在1617—1618 年间重聚于庐山白鹿洞书院，因而应异有“不惜崎岖叩法钲，担囊喜向此中行”之诗句。③意思是说不怕山路崎岖也要向名师学习。该书院位于五道峰，山路崎岖，但宋应昇、应星兄弟自己担着行囊兴高彩烈地沿陡峭山路前往。
宋应星壮年时代在白鹿洞书院深造期间的同学有宋应昇、涂绍煃、廖邦英、①《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补编，卷二，科举开设，第1557 页（中华书局，1977）
①陈弘绪：康熙《南昌郡乘。人物志。舒曰敬传》，卷38，第7 页（康熙三年南昌原刻本，1664）
②宋应■：祭涂太■母夫人文，《方玉堂全集），第四册，卷七，第10—12 页（明奉新雅溪藏板，1638）
③宋应■：送涂伯聚归试时，同游舒碣石师门（1617），《方玉堂全集》，第二册，诗草，卷四，第8 页（乾隆二十四年本，1759）
帅众、万时华、陈弘绪、徐世溥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江西著名学者，也都是有才气和不甘与污浊之流为伍的有个性的人。宋应星弟兄在书院受到较好深造后，准备再次参加会试。
万历四十六年（1618）冬，宋应星弟兄踏上北征路程，路线与上次一样，以应次年已未（1619）二月京师举行的万历朝最后一次会试。这年应昇四十二岁，应星三十三岁。关于这次会试的材料较多，拟作详细介绍。会试主考官是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史继偕及礼部右待郎兼协理詹事府事韩，同考官有翰林院侍讲钱象坤、杨守勤以及其他翰林院内进士出身的编修、检讨和户、礼、兵部的给事中，礼、刑、兵部司的郎中，均进士出身。第一场考试于二月九日在贡院（图19）举行。四书义的试题为：（1）“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2）“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伊尹，圣之任者也”。五经义考题为：《易经》：（1）“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2）“通乎变，使民不倦；”（3）“翕受敷施九德咸事”；（4）“王省惟岁”。《诗经》：（1）“遹观厥成”；（2）“式固尔犹，淮夷卒获。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春秋》：（1）“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庄公二十六年）；（2）“齐人来归，郓溉龟阴田”（定公十年）；（3）“有父之亲，有君之尊”，（4）“官得其礼”《礼记》。
万历四十七年已未（1619）二月十二日京师贡院第二场会试论的试题为：“天生人才，供一代之用”，以此作文。十五日第三场经史时务策试题相当冗长，共发数问：（1）“问，人臣之爱其君者，未尝不以君身强固与君德清明同类并称，岂非保身保民在多历年所欤？仲尼（孔子）称舜必得其寿，而姬公叙殷宗首，及周文王得元以为帝王之最盛津津扬翊之也。
而二圣所以臻此者，遵德德欤？三代而下岂无享国长久之君，不知可望其后尘否欤？（2）“问，天心仁爱人君，轻则示灾，重则示异，所从来矣。
《书》曰：克谨天戒；《诗》曰：敬大恕谕。皆以承灵天心廑修省之灾也。
末世灾异频仍，察士尽臣争思补救有因，水旱上封市，请减大官织造费，助大司农流恩者。有因彗见，请慎终知始者。有论天灾，请修政择官、节用弛利者。有论水灾，请近臣更直、商略章奏者。其说可倣而存欤？（3）“问，天下国家事，非庸人所能辨，必有藉乎豪杰明矣？？。
彼忽然有事时，何以猝得其人欤？抑其人固自在耳，而平居建议发谋，听者不以为惊，必以为笑。何以克致诸用，则无乃识之难欤？“①在这道冗长的策试题接下又写道：”天识才而用之，乱可治也。又可先事而消天下之乱，不识才而用之，治可乱也。竟至后时而无救天下之乱，则先后蚤暮之间，所关不尤急欤？汉七国、唐渔阳、宋西北边忧伏祸，当①《明代登科录■编》，第22 册，第11991—12062 页（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1997）
时之臣有先事而陈之者。使用其言，何至无救于乱？！亦有可覆说者欤？或者又谓用豪杰之道，与庸人不同用，何以克尽，岂能识者即其所为用者欤？诸士上下千古目击时艰，计思一吐胸臆之奇久矣。其尽言之，以佐用才之略。“己末科会试第二、三两场考题均与用人之道有关。
宋应星在贡院内面对以上三场考题，先疾笔草成卷稿，经过思索，再修改润色抄成正卷，等待发榜。他们兄弟又与涂绍煃、姜曰广等好友在这里会面。榜发后，上面列举350 人姓名，福建永春举人庄际昌名列榜首成为会元（他殿试亦为状元），再往以下经过许多人后有二甲第56 名姜曰广（《五经义试题选《诗经》）及二甲第45 名涂绍煃（五经义试选《易经》）
等人，至今还可看到其答卷。但应昇应星却不见其名，故失第而归。以宋应星而论，他在第一场考试中会顺利通过，因为四书五经义多局限于经文本义，不会难倒他。问题可能发生在第二、三场论用人之道的考试中，这要求考生临场发挥，就时事政治发表己见。第三场策论的第二大题宣扬“天人感应”之谬说，与应星所见相左。此说正是他在《谈天》中批判对象，他认为自然灾异与人事现象本无任何关联。所以他就“天人感应”说不会违心地写出使考官满意的答卷。第三场最后一个大题及第二场论题，如按应星思路，便要揭露用人不当之弊，象《野议。进身议》中所述那样。因而他的答卷可能不乏精辟之论，仍不为考官看重，这使他失去第二次机会。有时既使不同考生答卷内容大致相同，亦有及第与不第者，要看运气如何及考官随机判断。与他们同时应试的新建朋友姜曰广、涂绍煃则此次中进士第，曰广授翰林院庶吉士，旋进编修，绍煃授都察院观政，均留京。应昇、应星与他们握别后，便沿陆路返回奉新。
宋应星参加完万历四十七年应试后，值神宗驾崩、太子朱常洛嗣位不及两个月被毒死，同年（1620）其子朱由校（1605—1627）即位，改明年为天启元年，是为嘉宗。此时是阉党巨奸魏忠贤专政的黑暗时期。天启年只有两次会试，第一次在天启二年壬戍（1622），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何宗彦及朱国祚等为考试官。取中刘必达等四百名为进士。另一次会试在天启五年乙丑（1625），由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为主考官。这伙政治败类都是魏忠贤死党，利用主持会试之机搞公开的营私舞弊，大行勒索。史载“顾秉谦家人大索与选者贿，有应有不应。魏广微几欲发其事，有调剂者乃止。”①宋应昇应星因而亦未能在天启时期会试时取得成功。应星在此时应试途中却看到社会上更多的**现象，前述他在壮年后期写的诗表现为心情激愤、充满怒火和怨气，就是在天启年间写的。此时他觉得青年时代的理想已逐步化为泡影，因为这个社会拒绝为他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
天启五年（1625）第四次会试时，他已三十五岁，行将进入中年，随着年龄及社会经历的增加，他思想逐渐变得成熟起来，思考问题时更为冷静而面向现实。他注意到随着年号的改变社会在急剧地衰落，连封建社会正常的法统都被破坏，阉官魏忠贤竟成了“九千岁”，派奴仆四处搜括、欺压百姓，借剿灭东林党为由迫害正直的知识分子，包括他的一些亲友。例如姜曰广就在①《明史纪事本末》，第四册，第1558 页（中华书局，1977）
宋应星第四次应试那年任京师顺天府主考官，因拒绝为魏阉徇私考取，而被削职为民。李匡山天启四年（1624）任成都府推官，因上疏反对魏阉派人四出搜刮，而被降级调出。天启二年（1620）陈弘绪父亲道亨身居南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亦因奏劾魏奸，而被迫罢官归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宋应星熟悉的人中间。这使他在天启年间思想为之一变，由理想主义者变为现实主义者，后来又进而转变为批判的现实主义者。
天启七年（1627）昏庸的熹宗死去，弟朱由检嗣位，是为思宗，同年十一月宣布魏忠贤罪状，崇祯元年戊辰（1628）开始清魏党逆案，这件事使宋应星又抱有幻想，以为从此情况可能好转。正好这一年是应试之年，所以他与应昇又参加第五次应试，宋应昇于是年写的一篇文章①中谈到他们这次应试。主考官是吏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取中曹勳等人，仍无二宋。他们返乡后，年至八十三岁的老父正多病，次年（1629）逝世，他们葬父于戴家边祖茔。同年应鼎又死去，年方46 岁。这个龙年对宋家来说是不吉利的。他们兄弟服丧期满后，决计在下次再作最后一次尝试。崇祯四年辛未（1631）宋应星年45 岁，而其兄已是54 岁的人了。他们辞别了77 岁的老母及妻室子女，可能提前赶到京师，为的是在那里过春节。他们商定这将是最后一次。这一年由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周延儒、何如宠为主考官，取中吴伟业等为进士。仍无应昇、应星，他们最后一线希望落空。这期间家中经济状况也在恶化，随着子女的长大，读书、嫁娶都付出很大开支，原有几十亩的田产部分已易手。应昇这时已进入老年，眼看养不了全家，遂决定留京，候吏部选职。不久，他被选为浙江桐乡县令（正七品）从京师直接赴任，并计划将母亲也接到浙江，让老人家也享享福。应星则于当年内返回老家，次年（1632）母丧。于是应昇又从浙江赶回，他没想到“自庚午（1630）
秋别母北征，遂成永诀“。兄弟二人葬母后又居家守制27 个月。由于应星急于返家服侍老母，失去在京候选机会。直到崇祯七年（1634）他才能外出谋职，而这时由于政府财政危机，各地不断裁员，已无什么职务可得。而他自己这时也转眼进入老年了。
纵观宋应星前半生45 年间，少年时代里主要是在家塾里学习，成绩优秀，那时思想较单纯，没有太多的辨别力，支持他努力学习的动力可能是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的思想，这时他所受到的教育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较积极的一面，结果他都接受下来了。到青年时代起，他有了独立思考和自学的能力，从诸子百家书的学习中积累了各方面的知识，对哲学和诗兴趣尤大，并有了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时他虽仍有追求科举入仕的思想，但动机更为端正，他希望通过此途能实现其复兴社会、济国济民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他在与兄长及朋友的讨论中已绘制出一幅修身、齐家、治国的蓝图，作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奋斗目标。为此，他在壮年时期积极地参加科举活动，并取得江西乡试第三名举人的初步成功。趁此势头他又参加了万历末年的两次会试和天启年间的两次会试，但都没有中第。究其原因：一是考场舞弊现象严重，而他决定凭本事拿到进士；二是他在青年时代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与八股试题及主考官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而他又在每次应试时运气不佳。天启年间魏阉专政时期的各种黑暗现象，促使他思想更为激进与成熟，他认为这个社会已无希望，其理想也难以实现。他的诗作由昔日的抒①宋应升：大参玉翁邓老先生七十寿序（1628），《方玉堂全集》，卷五，第13—16 页（1638）
发理想，变为今日的发泄怨言。魏阉垮台、崇祯帝即位后，他以为情况可能好转，然社会已病入膏盲，这段时期的最后两次会试失败，熄灭了他青年时代以来全部幻想。他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毫无疑问，宋应星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是宋明理学教育，总的说是儒学体系。有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消极的一面。而他那时研读得更多的是人文科学方面的学问，他也在这方面见长。促使他思想发生变化的是1616—1631年在他前半生最后15 年间，多次万里征程中所作的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这些活动不应被他在此期间的科举活动所掩盖，实际上具存更深远的重要意义，是他前半生活动中最为精彩的事迹。当宋应星走出学塾、县学和书院的大门来到社会中间以后，他又受到社会这个大学的教育，不过他的老师不再是教他经书制艺的儒者，而是向他传授技术知识和提供社会真实情况的工农群众。在这过程中他发现有两方面的认识是无法在书本和课堂上学到手的。
一是广大农民和工匠在田间和作坊间里从事农工业生产的技术知识；二是明末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面危机景象，使他对社会现状有了清醒的认识。没有他前半生的这些调查研究活动和所获得的认识，也就没有他后半生所达到的学术业绩。在这15 年间他基本上在酝酿着他后来的两部代表作—《天工开物》和《野议》。就象家蚕一样，经过幼虫到成虫，必须事先吃足桑叶，到时候才能吐丝结茧。宋应星也是如此，没有在万历、天启和崇祯初期长时间学术资料的吸取和消化，他如何会在崇祯九至十年突然同时完成这两部书？同样，对各种政治、经济、哲学和科学问题如果不经长期间的钻研和思考，他如何会一下子就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因而可以说他前半生所从事的一切，都在后半生结出了硕果。
对宋应星而言，多次的万里长途旅行并非空举，正是实现他所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的大好时机。他游历大江南北，水陆兼程，祖国各地风光展现在他眼前，使其视野开扩。沿途在各地停留时，他有机会走访南北农田、作坊，考察各种农工业生产技术，激起了他对学习技术的兴趣和研究民生日用之实学的渴望。他认识到全部社会财富无一不是通过工农业生产创造出来的，因而技术实在是济国济民的头等重要的学问。他青年时的务实思想至此落到了实处。所以他经常对所见所闻记录并描绘下来。虽然每次会试落第而返，却又是满载而归，行囊里装有科学考察笔记，这些实用科学技术知识是四书五经中没有的，亦为古代圣贤所不知。他一次次失去取得进士功名的机会，却一次次增加工农生产技术知识，真所谓有所失亦有所得，而得大于失。他从早期笃志走曾祖宋景之路，转而选择步蕲州李时珍之后尘。由于他社会地位不高，得以深入下层作细微的社会调查，能掌握深居简出的统治者及握权高官所不知的社会政情弊端，并体察民间疾苦，了解群众要求。使他的激进思想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这期间他的科举活动与调研活动是同时并举的，但二者之间有一种辩证的转化，他在北京贡院考场中每一次失利，都意味着与儒业远离一步和在科学事业上前进一步。他想通过入仕实现其抱负的理想每破灭一次，都意味着他对明末社会腐朽现象的认识加深一次。
在宋应星前半生最后这15 个春秋里，他饱经风霜，历尽坎坷。他才大学博，又怀才不遇；他志竞进取，又屡试不第。他从一次次希望到一次次失望，最后由绝望而转化为觉醒，是付出代价的。多次会试的失败和理想的破灭，终于使他悟出一个道理：实现济国济民良好志向的阶梯不一定是科举功名，也不一定非当高官不可。当务之急是下决心与科举决裂，而转向“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实学，使自己成为名正言顺的科学家；并与儒术决裂，而转向对明末社会展开批判性解剖，使自己成为“背违儒说”的社会思想家。这就是他在最后会试失败后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答案，在他一生中是个重要的思想转折。从天启未年至崇祯初年他已完成这种转折，从这时起他与旧我告别，而变成了另一个人。此思想中的骤变是由十几年间之渐变而引起。丁文江先生论曰：“明政不纲，学风荒陋。贤士大夫在朝者以激烈迂远为忠鲠，在野者以性理道学为高尚。空疏顽固，君子病焉。迨乎晚季，物极必反，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①而风气为之一变。善哉斯论也，盖应星诚为此种先觉之士。他以其思想上的这种觉醒走完了其人生旅程之前半。
①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1927），初载陶湘刊本《天工开物》之尾，世界书局本《天工开物》之尾（上海，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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